信赖与信赖利益考
马新彦吉林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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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赖/信赖利益/期待利益/损害赔偿 Trust/Trust benefit/Expected benefit/Compensation 内容提要: 信赖是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为签订合同所导致的财产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信赖利益是对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信赖一方当事人所故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对信赖利益的救济包括期待利益损害赔偿和信赖损害赔偿两种手段，且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不应以期待利益为限。 Trust refers to the relevant party believes the property,sreduce and the lost chance of signing a contract caused bythe contract because of trusting the offer or contract. Thetrust benefit here refers to the benefit that the contract oroffer has entitled to one party and may or has caused the loss. The remedy to the trust benefit includes two ways:compensations for the expected benefit and the trust benefit. The compensation to trust benefit should not only berestricted into the expected benefit.
一、信赖与信赖利益之界定
“可以断定，当今没有几篇专题论文称得上其作者彻头彻尾地清楚界定了他的定义，区分了所服务的目的。”〔1 〕由富勒教授的一篇具有最高轰动效应的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所引发的“信赖利益”的全球范围的讨论，虽历经六十载，但对“信赖利益”却如同富勒教授所言迄今难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关于“信赖利益”的定义，中外有如下诸种学说：
该说认为：“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之损害。”〔2〕(P212 )以缔约过失责任为背景探讨“信赖利益”的大陆法系多持此说。“在大陆法系中，信赖利益又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指信赖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有效的相对人，因表意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撤销意思表示所受的损害。”〔3 〕(P601)笔者认为，将这种因信赖而遭受的损失称之为信赖利益，难以自圆其说。理由如下：
1.以损失界定信赖利益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依逻辑学上的定义规则，要给概念下定义首先要确定被定义概念从属于哪一个邻近的属概念，然后找出被定义概念与共同的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在反映对象上的差别，即种差，将种差加上属概念就构成定义概念。被定义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必须是从属关系。然而，利益与损失完全是两个意思相悖的不同概念，利益具有好处、益处之意，而损失具有失去、丧失之内涵。损失说以损失作为属概念界定具有完全不同内涵的被定义概念——信赖利益，完全违反了逻辑学上的定义规则。
2.以损失界定信赖利益导致了理论上的冲突。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是在契约法上并列的、具有同等地位的两种利益。关于“期待利益”几乎学者无异议地认为是基于合同的履行创造出来的、当事人于订立合同时即预期、希望得到的利益。如果信赖利益是一种损失，何以与以利益界定的期待利益并列成为契约法保护的对象?另外，法律保护利益是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利益不被侵犯，维护利益应有的归属及圆满状态。以损失界定信赖利益，将得出保护信赖利益即维持损失的归属及圆满状态的违背常理的结论。
3.以损失界定信赖利益引发了语词上的矛盾。信赖利益通常是赔偿法域下的语言，无论是美国法，还是德国法，无论是富勒，还是耶林均在探讨损害赔偿理论中使用信赖利益一词。损失说主张者为满足语法及语意的要求，将赔偿的宾语解释为信赖利益损失，即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从文法上看无疵可求，但难经推敲。信赖利益本身即为一种损失，那么，信赖利益的损失则应为损失的损失即损失的失去、丧失，等于无损失。无损失何以令当事人赔偿?
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4 〕(P295)该说以利益而非损失界定信赖利益，虽可避免逻辑上、理论上、词语上的混乱与矛盾，但仍难清楚地揭示信赖利益的内涵。
1.该说混淆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期待利益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希望的、通过履行合同所带来的利益，是与既存利益方向相反的将来利益，合同的圆满履行是其实现的条件。依利益说，信赖利益是合同有效或成立的结果，是因合同成立而带来的利益。由此而来，信赖利益亦属将来利益。唯一的区别表现在“信赖”和“希望”的字眼上。在将两种利益均解释为将来利益的前提下，“信赖”与“希望”则无本质的不同，均表示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一是当事人相信将来的利益，一是当事人希望、等待将来的利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无本质区别，则无在理论上区分信赖利益的必要。
另有主张利益说的学者认为，“受到法律所保护的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信赖产生的利益，”〔5〕(P151 )此种学说虽在表述上与上述观点略有不同，但仍将利益作为信赖产生的结果，有未来利益之嫌。
2.该说模糊了信赖利益与信赖利益损失。依利益说，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或成立所带来的利益。由此推理，信赖利益损失即信赖合同有效或成立所带来的利益，但因合同无效或未成立而丧失。然而，利益说主张者所列举的诸项信赖利益损失中无一项可称谓信赖合同有效或成立所带来因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而丧失的利益。缔约费用是利益说首先列举的信赖利益损失，“包括邮电费用、赴订约地或察看标的物所支出的合理费用。”〔4〕(P111)此项费用，不论合同有效无效，合同是否如约履行均已实际支出。只是一方当事人按合同履行了义务，对方当事人获得了期待利益，缔约损失可能被获得的巨大利益所遮掩、所吞并;而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当事人无法获得期待利益的满足，缔约损失方突出地呈现出来。缔约损失绝非因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而发生的，因缔约支付的金钱亦绝非是信赖合同成立或有效所带来的利益。
(三)处境变更说
该说认为，“信赖利益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许诺)，使自己产生自我状态的变更，”〔6 〕“自我状态的变更”抑或“自我处境的变更”实际上是损失说的变相表述，意指因信赖许诺而致自己财产的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故此说仍缺乏论理性，并难以与“信赖”一语相区别。
富勒在解释信赖利益时说：“基于对被告之许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依据土地买卖合同，买方在调查卖方的所有权上支付了费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我们可以判给原告损害赔偿以消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害。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到保护的利益可叫作信赖利益。”〔1〕富勒先生的论述较好地把握住了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关系，以及与返还利益、期待利益的区别。但在之后的论述中他似乎又将信赖与信赖利益混为一谈。他说：“信赖通常造成具有肯定性质的损失(劳动和金钱的支出)，收益之机会可能因为信赖某允诺而错过也是无疑的。信赖利益应解释为至少主要包括妨碍的收益以及造成的损失。”〔1〕将信赖与信赖利益混为一谈的结果是重蹈损失说的覆辙。
笔者认为，信赖(reliance on promise )和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同为美国法所创建，但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和语言环境。对允诺的信赖是合同效力的重要问题，而信赖利益却是合同救济中的问题，是损害赔偿法域的概念。
信赖，是指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为准备签定合同、签定合同、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所导致的财产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可见，信赖首先是一种善良的心理状态，其次是受该善良的心理状态趋使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致造成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机会损失。财产损失包括：(1 )为准备签约或为签约而支出的费用。(2)因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3)上述支出费用造成的利益损失。机会损失是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不作为所导致的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信赖是要约或合同具有法律强制力的重要根据，“契约法奠定于具有被信赖的约定才赋予拘束力的这一根本原则之上。”〔6〕
信赖利益，是指对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所故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是内容截然不同的两种利益，但均为赔偿法所保护的重要内容。
1.信赖利益通常是既存利益
信赖利益作为一种利益是对许诺赋予了信赖的当事人在许诺前即已经拥有的利益。它表现为订约、履行的成本及订约机会。例如，甲拥有一所价值为5万元的房子和10万元的存款。乙向甲发出要约，将车以13万元的价钱卖给甲，甲为买到车匆忙将房子以3 万元的价钱(低于市场价格2万)出卖。甲因信赖要约，使其原已拥有的利益遭受损失; 在乙向甲发出要约之后，丙向甲提出欲将其车以11万元价钱卖出，甲为遵守诚信义务，拒绝与丙签约。11万元的车对甲而言虽非既存的财产利益，但甲、丙之间以11万元的价钱买卖车的机会对甲而言是一种既存利益。总之，无论是财产利益，还是机会利益，都是信赖当事人原本既已拥有但因信赖而丧失的利益。而期待利益则与此相反，它是将来利益，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或合同的履行条件成就之前，期待利益的实现仅是一种可能，只有在当事人履行了合同，这种可能得到的利益才转变为既存利益。
但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当事人因信赖而失去的是其订立合同时预期得到的期待利益时，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发生重合，信赖利益不再是既存利益，而是一种未来利益。例如，A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约定，A须于事故发生后的5日内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查清事实后方支付赔偿。但事后保险公司又作出A无须于事故发生之日起5日内告知保险公司的许诺，A 信赖该许诺，未于事故发生之日起5日内告知之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公司撤销其许诺，A 基于信赖而失去的是基于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同时失去订立合同时希望于事故发生时能够获得的索赔款——期待利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重合，使信赖利益沾染期待利益的色彩，变为一种未来利益。
2.信赖利益是因信赖而易被损失或丧失的利益
信赖利益作为财产利益或机会利益，非基于信赖而产生，更非基于合同的成立而存在，恰恰相反，作为订约或履行的成本往往因一方的信赖而受损失。当事人之所以自愿地实施作为或不作为，损失掉本属自己拥有的利益，
目的在于以牺牲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所需利益——期待利益。与信赖利益不同，期待利益是合同的有效成立和合同的圆满履行所带来的利益。合同未被履行，期待利益方遭到损失。期待利益获得圆满的唯一途径是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
3.信赖利益保护的结果是将原告置于订约前的状态
信赖利益损失因信赖所致，包括财产损失和机会利益损失。在无法通过期待利益予以补救时，信赖利益的损失实际上是当事人订约、履行成本的无意义的消耗。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将原告已经消耗掉的订约、履行成本重新返还给他，使他因信赖而改变了的处境再重新改变过来。“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1 〕使其重新拥有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而期待利益的保护结果是“使原告处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诺他所应处的处境。”〔1 〕即使合同当事人处于合同履行完毕的状态，使其拥有订约时所预期得到的利益。
4.信赖利益的保护手段具有补偿性和预防性特征
信赖利益通常是既存利益，但不乏在个案中有未来利益的属性。信赖利益属既存利益的，在当事人实际信赖行为时，损失即已发生，对该利益的损失，无论课以期待利益损害赔偿，抑或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旨在补偿当事人业已发生的损失。信赖利益属未来利益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因当事人信赖而赋予本无拘束力的许诺以法律上的强制力，旨在通过给予当事人获得期待利益的机会，预防信赖利益损失。在前列A 与保险公司的案件中法律会禁止保险公司撤销其许诺，从而保证A 能如期获得索赔。
二、信赖的法理价值
信赖是美国合同法上的产物，自产生之日起便一改美国传统契约理论中对价中心的局面，而成为整个合同制度运转的轴心。
(一)信赖是合同具有执行力的根据
在古典契约理论之下，法官对合同施以强制力的根据有二——格式和对价。“只要当事人遵循一定的合同的格式，一项允诺就可以被履行。”〔7〕“所有严肃作出的允诺都应当具有法律拘束力。”〔8〕蜡封的书面合同被视为最庄重、最严肃的合同格式，只要当事人采用这种方式，即使欠缺对价的赠与合同亦受法律强制力的保护。但这一传统规则在契约法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被洪水般涌入的对价中心理论所吞并(注：〔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但在少数州，如今仍坚持这一传统规则。如在马萨诸塞州仍然认为在合同效力中蜡封是对价的代名词。)。对价成为一切要约或允诺具有法律拘束力或强制力的主要根据。美国的契约理论因此而被称为对价中心理论。
信赖规则的产生是当代契约理论的新发展，“它将契约理论从对价原理中解放出来。”〔6〕大有替代对价理论之势，成为要约或允诺具有拘束力的原则性根据。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以允诺禁反言规则首次将信赖作为执行力的根据规定在法典之中，“但此信赖不过是对价的代替物，尚联系不到堪称‘信赖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信赖以新理论的装束登场，必需等到富勒的一篇论文的发表。”〔6 〕信赖作为执行力的根据对要约及许诺在更广泛的领域具有拘束力，并成为法官以司法干预的强大动力，还要依赖于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日后判例的发展。
信赖作为执行力的根据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
1.要约场合
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允许受要约人在一定时间内予以承诺的要约(firm offer)，受要约人虽有权在一定的时间内为承诺，但该确定的要约与一般要约一样，在承诺的期限届满前的任何时间要约人均可以撤销，除非受要约人就该时间上的利益赋予了对价。但要约人合理地预见到了要约会导致受要约人的信赖，而且该信赖确实发生，确定的要约对要约人具有拘束力，不得任意撤消，受约人一经承诺，合同即产生。
单方合同要约以受要约人的行为而非意思表示为承诺，受要约人一经完成该要约中指定的行为，合同即成立。传统规则认为，在受要约人完成指定行为之前的任何时间，要约人可随时撤消要约，而不论受要约人是否基于信
赖开始实施该要约中指定的行为。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该传统规则作了修正。“在要约人向要受约人发出以完成要约指定行为为承诺，而非以许诺为承诺的单方合同要约时，受要约人一经开始要约中指定的行为，一个准合同(option cantract )(注：美国《法学大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Sixth Edtion 1094 )将opition contract解释为具备合同成立的条件，并限制许诺任意撤销的一种许诺。在此，笔者将其解释为准合同。)即产生，”〔9〕尽管该行为尚未完成。在此，一个尚未完成的合同具有与有效成立合同一样的拘束力，原因在于信赖。
2.不动产交易场合
按照欺诈法(Statute of.fraud)，至少有五种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五种合同中不动产交易契约居首。当事人仅以口头方式作出，合同不成立。但是，在买方履行了合同时，为表现法律的公平救济，传统的规则认为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买方可以请求救济：(1 )买方支付价款后取得占有;(2)买方在土地上实施了一定价值的改良。但作为信赖原则在欺诈法领域的发展，部分履行无须具备传统的规则下几个严格条件，只要买方赋予了信赖，就足以阻碍卖方以欺诈法为由的抗辩。
地役权作为土地上存在的一种权益，亦应属欺诈法规范之列。依当事人意志而产生或解除地役权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否则，地役权不产生或不消灭。但当事人赋予了信赖，结果会完全不同。以地役权解除为例，地役权人口头向供役地所有人表示放弃或解除地役权，供役地所有人基于对地役权人的信赖，以违背地役权存在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土地。例如，在地役权人通行的土地上建了一座房子。如果允许地役权人继续行使地役权，意味着供役地所有人得于地役权人主张权利时拆毁房屋，供役地所有人将遭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由此，为保护供役地所有人的信赖利益，地役权人丧失主张地役权的利益，其地役权消灭。
3.合同条款不明确场合
合同条款明确、确定是要约有效及合同成立的首要前提，因为明确的合同条款对确定当事人如何履行合同义务、是否违约及违约的救济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合同条款不明确，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分歧时，应根据一个普
通的正常人站在受表述人的位置上对合同的合理理解去解释合同。如果站在双方各自的立场上客观地分析他们的理解都很合理，没有办法判断出哪一个更合理，则应认定合同不成立。这一规则称为不可比规则(The Peerless Rule)。但是，当事人基于对合同的信赖而履行了合同，则合同成立，依据履行的内容认定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虽尚未履行合同，但基于对合同的信赖实施了其他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当事人可基于信赖主张合同上的救济，尽管不确定的状态并未被排除。〔9〕
4.赠与合同场合
赠与合同是最典型的欠缺对价的合同，受赠人(受诺人)接受利益无任何不利益，而赠与人(许诺人)只有给付而没有任何获益，因欠缺对价不具有拘束力，许诺人违背诺言，受诺人不得请求其履行诺言，亦不得向法院提出司法干预的请求。但是，信赖可以使欠缺对价的赠与合同变为具有执行力的合同，受到法院强制力的保护。Seavey 诉Drake 一案是一个典型的法院依据信赖执行合同的例证。父亲于1860年口头许诺给儿子(原告)一块土地，儿子基于对父亲许诺的信赖在取得了土地的占有之后，支付了土地上的各种税，并以3000美元的价钱对土地实施了改良。但日后被告以许诺是口头的，且无对价为由拒绝办理土地的转让登记。原告起诉至衡平法院要求实际履行合同。法院认为，该案当事人虽违反欺诈法关于土地交易契约采书面形式之规定，并欠缺对价——不具有执行力。但是，受诺人对赠与的许诺赋予了信赖，并实施了信赖行为。法律对该信赖应通过迫使被告实际履行合同的方式予以保护。
5.许诺放弃条件场合
合同约定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应以一定的条件成就为前提，条件未成就，该当事人有权拒绝履行义务。当事人自愿放弃该条件，作出虽条件未成就亦履行义务的许诺(Waiver)，依对价中心理论，当事人赋予了相应对价的，该许诺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许诺人作出许诺后不可随时撤消许诺。依信赖规则，当事人赋予了信赖，尽管无对价仍发生与有对价同样的结果——许诺人不得任意撤消许诺。例如，A 与保险公司签定旅游人身保险，合同规定，A在旅游中因交通事故致残、致死，A或A 的受益人应在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通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公
司可不支付赔偿金。合同签定后，保险公司作出许诺放弃30日内通知的条件。A基于对许诺的信赖，未于事故发生之日30日内向保险公司通知。此案中，A 的信赖使一个因欠缺对价可被任意撤消的许诺变成不可撤销的许诺。
(二)信赖是契约责任扩张的源泉
传统契约理论认为，合同是当事人意志的结果，是当事人自己制定的调整其相互关系的“法律”，违背此“法律”，产生合同法上的责任;合同不成立，“法律”不存在，则无因违“法”而生之契约责任。但契约责任扩展至“法律”之外已成为当代契约法的发展趋势，信赖则是该趋势形成的价值源泉。
1.信赖将契约责任扩张至侵权责任
“英美契约法的这一领域曾经是以故有的原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有一个从一般侵权行为法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过程。”〔6 〕自合同法独立于侵权法时起即呈现出二者的巨大差异。合同法以期待利益——将来利益的保护为宗旨，而侵权法则以现存利益的保护为原则;合同法上的责任具有任意性，依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确定，合同欠缺明确约定，以隐藏在合同明示条款中的当事人的意图加以判断。而侵权行为法上的责任具有法定性，完全依据法律的规定。信赖规则在合同法上的介入，使合同责任发生了巨大变化。合同责任所保护的不再仅仅是期待利益——未来利益，还有信赖利益——造成损失的既存利益;合同责任不再仅依据当事人的约定，还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如果说期待利益的保护使合同法与侵权法分离，那么，信赖利益的保护又使合同法与侵权法融合。信赖规则下的合同责任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合同责任，带有相当浓重的侵权责任色彩。
2.信赖将合同内责任扩展至合同外责任
合同外责任包括先合同责任和后合同责任，是违反先合同义务或后合同义务导致的结果。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负有向对方告知标的物真实情况、不提供虚假情况的义务，对所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负保密义务等。合同因履行而终止后，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交易习惯，当事人负有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违反此义务所造成的
损失多为信赖利益损失，合同法之所以将合同外的义务强加于合同尚未成立或合同已经终止的当事人，其宗旨在于保护信赖，责任范围限于信赖利益损失赔偿的范围。
3.信赖将非合同责任扩充为合同责任
信赖规则介入合同领域之后，对价已非合同具有执行力的唯一根据。依据对价中心理论，欠缺对价，当事人无须履行合同义务，亦当然不存在合同责任，依据信赖规则合同具有拘束力，违反诺言的一方当事人须承担合同责任。可见，信赖原理将传统的对价中心理论下的非合同责任扩充为合同责任。
三、信赖利益损失的救济
(一)关于救济手段
合同法对信赖的救济包括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两种手段。
1.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
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合同法上的主要救济手段，除具有保障当事人订约目的实现之功能外，还是补偿或预防信赖利益损失的最好方法。在此意义上，“期待利益的保护原则实际上以信赖利益的保护为目的。”〔6〕第一，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使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满足。期待利益的价值通常高于信赖利益，因为人们绝不会从事以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换取较少期待价值的赔本的交易。信赖利益损失以期待利益赔偿予以补救，不仅可以完全补偿信赖利益损失，还可以满足当事人付诸信赖的行动所渴望得到的利益。
第二，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使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摆脱举证责任。机会利益损失是因信赖而造成的一种可得利益损失，在缔结大多数合同时都会遇到，要赋予信赖的一方当事人计算并证明机会利益损失的准确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鼓励信赖、促进信赖，必须免除信赖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期待利益较之信赖利益提
供了一种更易于人为操作的赔偿方法。”〔1 〕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代之以机会利益的损失赔偿，是一种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最佳途径。
第三，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对致害方是一种有效的惩罚。一方当事人违背诚信义务的非善意交易，不仅致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遭到损失，对商业道德、交易安全，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极大的伤害和摧残，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犯罪。但碍于法律的局限性，无法对该当事人课以刑罚一样的惩罚。借助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对致害方课以严格的财产责任，令其赔偿期待利益损失则为一种明智选择。
第四，期待利益损害赔偿于特定场合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集为一体。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虽为两种不同的利益，但时呈交融状态，难以截然划分。当事人基于信赖而失去之机会利益本身孕含着期待利益，机会利益存在，当事人虽不可于此交易中获得其预期得到的利益，仍可借助彼交易实现其期待利益;机会利益丧失，意味着他无法借助彼交易获得其渴望的利益，即意味着期待利益的丧失。于此意义，保护期待利益与保护机会利益无质的差异。“在这类案件中，期待利益与信赖利益相互重合的倾向使得同一损害赔偿项目常常可以规入两者中任何一个的名目之下。”〔1〕以期待利益赔偿代之以信赖利益赔偿完全合乎法理。
基于信赖赋予一个即便是无对价或尚未成立的合同以法律上的拘束力是信赖利益损失以期待利益补偿的法律根据。美国合同法上的允诺禁反言规则及我国《合同法》第36条当事人的信赖使欠缺成立要件的合同有效成立的规定等均属以期待利益赔偿补偿信赖利益损失的典范。
2.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虽是对信赖利益损失的最好的救济手段，但“实际上更多的场合以信赖利益的赔偿这一中间的救济。”〔6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349 条及其评述对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范围作了概括性总结。“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于难以证明期待利益损失的确定数额，或者丧失合同场合(in the case of losing contract)有权选择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由此分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适用于如下两种场合：
第一，期待利益损害赔偿不能。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将原告置于合同义务如约履行的圆满状态。为此，该责任的效力，首先是责令责任人以利益的原貌向原告履行交付义务。此义务因标的物不在而不能时，再责令责任人赔偿标的物的价值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而标的物价格及可得利益损失不确定的，则不能采期待利益损害赔偿的救济手段，须以信赖利益赔偿予以救济。例如Flureau v.Thornhill，Fuller &. Perdue的不动产买卖合同不能转移权原的损害赔偿案件，因为：(1)土地的权原是不确定的，课以通常的规则对卖主有失苛刻，(2 )土地市场价格不确定，计算所失之价格乃至可得利益损失困难。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为不能，原告只能请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6〕
第二，期待利益损害赔偿无合法根据。合同因欺诈、无行为能力、内容违法等原因而无效或被撤销，课以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欠缺合法的根据，保护信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唯以信赖利益赔偿为之。
(二)关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应否以期待利益为限
当事人因依赖合同而失去利益之价值以低于期待之价值为惯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课以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无须考虑应否以期待利益为限的问题。“然而，也有可能信赖利益对原告而成为一个比期待利益更高的赔偿标准。”〔1〕在这类案件中，应否将期待利益作为赔偿的最高限额是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原则性问题。“德国民法第122条第1项规定，赔偿数额以不超过意思表示有效时相对人或第三人所可取得之利益为限。”〔2 〕富勒先生在他的论文中主张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应以期待利益加以限制，目的在于限制原告将其从事的亏本交易所遭到的损失转嫁给被告，并避免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了完全的履行他所会处的状况更好的状况。笔者认为，信赖是诚信原则的要求，是交易安全及经济秩序稳定的需要，保护信赖是合同法的重要使命，附以任何额度的限制都是不明智之举。
1.补救与预防信赖利益损失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期待利益赔偿，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是在期待利益损害赔偿难以计算时不得已而为之方法。如果要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限额，将人为地造成无法走出的迷宫——
究竟期待之价值是多少?信赖利益赔偿应以怎样的期待之价值额为限?以一种未知的价值额确定、限制一种已知的价值额是不符合逻辑的。
2.富勒先生在以避免原告自己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为由而主张将信赖利益赔偿限制在期待利益的额度内时以一例证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承担了价值1000美元的机器制造任务，然而，却没有预见到机器完成后将要花费1500美元拆毁工厂的围墙以运出机器。被告违背诺言，如果允许原告请求全额信赖利益损失，则意味着原告将因自己的浅见造成的损失完全转嫁给被告。为公平起见，原告只得于期待价值1000美元限额内请求信赖利益赔偿。笔者认为，以此实例为背景证明信赖利益赔偿应以期待之价值为限不妥当。赔偿信赖利益损失应是合理的信赖发生的损失，并非所有的因订立合同或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都应列在信赖利益损失的名下。本案中为履行合同要支付的拆墙费用1500美元绝非信赖利益损失，是原告因自己的预见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欠缺而应自己承担的风险，与被告是否违背诺言无关。因此，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稍作思考即可避免的损失作为信赖利益损失主张对其赔偿限制在期待价值范围内并无道理。
3.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是施以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另一重要场合。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行为对商业道德、交易安全，乃至经济秩序的破坏程度不亚于侵权行为，其主观过错程度及对对方当事人的伤害又是违约行为所不及的，因此，因合理信赖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期待之价值的，令行为人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非施以期待价值之限制是保护对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商业道德所必需的，对过错行为亦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惩罚。“基于此认识，德国判例对于因订约上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所生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明白表示不以履行利益限制之。”〔2〕尽管德国民法第122条第1 项有截然相反的规定。
四、结语
美国法理学教授博登海默曾指出，“整个法理学正体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必然深入到各国的法制当中发生作用，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差异在历史上也许很显然，但在今天此种差异已渐渐地蜕化成表面现象。”由美国合同法创建的信赖原则与其它法理学理论一样已经呈出现统一的趋势。英国于美国合同法之后将信赖规则
作为一种新鲜血液注入契约法的躯体之中。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无论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还是该责任发挥功能的领域——契约与侵权的中间领域都已表现出与英美法信赖规则的共性。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既吸收、采纳了大陆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又借鉴了英美法的信赖规则。依《合同法》第19条第2项规定，受约人的信赖使未具有拘束力的要约对要约人发生拘束力，不得任意被撤销;依《合同法》第16条规定，信赖使未成立的合同有效成立，当事人可基于合同获得期待利益; 依《合同法》第189条规定，信赖使可撤销的赠与具有拘束力，赠与人对受赠人的信赖利益损失须负赔偿责任。因此，对信赖及信赖利益的研究绝非美国法意义上的研究，具有更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美〕L.L.富勒.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10—461.
〔2〕王泽鉴.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A〕.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12—237.
〔3〕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4〕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王利明.缔约上的过失责任〔A〕.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A〕.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4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75—243.
〔7〕〔美〕罗纳德.波斯顿.美国合同法的当前发展趋势〔J〕. 外国法评译.1995，(1).
〔8〕〔美〕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A〕.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98—293.
〔9〕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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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论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 诚信原则的人性检讨 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展望 论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 林赐文 在民事活动，由于自身的故意或过失导致他人权益受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恢复填补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包括履行利益的损害也包括信赖利益的损害。所谓履行利益的损害是指法律行为有效成立，但由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遭受的损害，又称积极利益的损害。所谓信赖利益的损害是指“法律行为外形上虽成立，但实际上无效，当事人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致受之损害”。(1)例如，甲有一幢房子，2000年12月20日甲与乙签订一份合同，约定甲将该房子卖给乙，价金5万元，12月25日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支付费用。12月23日，乙就与丙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将该房子租给丙，双方约定2001年1月1日交付使用。2000年12月22日由于甲的过失引起火灾导致该房子被烧毁，在这种情况下，甲、乙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由于甲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乙可根据合同约定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乙因不能履行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即履行利益的损失。而乙、丙间的租赁合同由于租赁物自始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丙可请求因信赖租赁合同有效而实际上无效而遭受的损失，即信赖利益的损失。 一、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的依据 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性质如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有主张缔约过失说，有主张善意说，有主张原因说。 1、缔约过失说系德国法学权威耶林所倡，他认为契约订立之际，当事人间即成立与契约类似之信任关系，当事人即负有交易上注意之义务，诸如通知、保护、说明等义务，此等义务，不但于契约成立或契约履行时有之，即于契约之缔结时应有之，“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是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
[论文关键词]民法合理信赖[论文摘要]合理信赖原则，是指当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使另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所谓的“合理”是要通过民法界定，并加以保护的。对合理信赖的救济可以通过当事人抗辩权、对期待利益的赔偿、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另外，保护合理信赖还需要对民法相关制度进行完善。我们的社会需要“信赖”。当一些合理的信任产生时，就需要在法律上对这种合理信赖予以保护。一、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和界定 1.合理信赖的界定何谓“合理”？我们认为应当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1）“合理信赖”的产生必须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行为或承诺，或某人的某种状态、地位的存在，或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引起的。因为法律不能在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同时，过度剥夺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其承担“祸从天降”的后果。如缔约过失责任通常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行为或承诺引起的，表见代表通常是由代表人的职位所引起的，表见代理与善意取得制度也是由与当事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所引起的。此外，该当事人还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主张受合理信赖原则保护的当事人，应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善意并无过失”是指主张人对于对方当事人的真实权利状况、真实意图是不知道的，并且主张人也不应知道。为此，主张人必须证明他采取了应有的谨慎去获知真实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发现或者他根本没有方便的、可利用的途径来获取该信息。如果主张人忽视明显的事实，或者因为粗心没有去获取其轻易可以获取的信息，或者双方当事人对于信息的获取具有平等的机会，则不能构成“合理”信赖。如果主张人因为不懂法律，对对方行为的法律意义产生了错误的信赖，也不构成“合理信赖”。（3）合理信赖必须是真实的、确定的信赖，并且该信赖产生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之后。 2.保护合理信赖的原则合理信赖原则，是指当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使另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般来说，若对合理信赖不予保护，可能会对已形成合理信赖的人造成巨大损害。因为当事人可能以该合理信赖为出发点而从事一定的行为，改变了自己的处境，若不予保护可能对其造成巨大损害。若本人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代理权于甲，但实际上并没有授予，第三人基于此与甲签订合同，此时本人即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否则将对第三人造成很大的损害与不公。 二、对合理信赖的救济对于合理信赖的救济，首要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所合理信赖的内容来赋予法律的强制，从而使其信赖得以实现。具体来讲，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1.当事人抗辩权例如，根据英美合同法中的允诺禁反言规则，一方当事人的允诺使另一方当事人对其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则不允许其反悔。但允诺禁反言规则只是赋予当事人以抗辩权，而没有提供一个诉因。因此，当事人不得基于自己的信赖去起诉对方，要求强制执行合同，即所谓禁反言规则只能作为防御之盾，而不能作为进攻之矛。当然，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允诺禁反言规则也允许当事人请求强制执行其合同。再如，根据大陆法系中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权利失效制度，即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依特别情事足以使义务人合理信赖权利人不欲使其履行义务时，其权利失效，此时义务人即可以对其行使抗辩权。[!--empirenews.page--] 2.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合同法上对合理信赖的主要救济手段，除具有保障当事人交易目的实现、促进交易的功能之外，还是补偿或预防信赖损失的最好方法。因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使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满足。期待利益的价值通常高于信赖利益，因为人们绝不会从事以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换取较少期待价值的赔本交易。信赖利益损失以期待利益予以补救，不仅可以全部补救信赖利益的损失，还可以满足当事人付诸信赖所渴望得到的利益。通过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通常适用于依正统法本应不成立或无效的法律行为，由于法律的强制使其发生效力行为的情况，如善意取得、表见代理、表见代表责任等。基于信赖赋予依正统法本应不成立或无效的合同以法律上的拘束力是信赖损失得以以期待利益补偿的法律根据。例如，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所为之法律行为，因欠缺代理权本应对本人无效，
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论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及成的要件。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它的意义所在。 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一直是我国自古以来最为重视的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最起码的准则。时代发展到今天，诚信这个词语被赋予了多种含义，但是最初的释义却是人们一直追寻的所要达到的那种境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如此地需要诚信，现在人与行政机关打交道更是如此。行政机关相对于他人来说，在行政法领域具有地位上的优势及强势，因此，行政机关的一言一行，及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都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行政机关是一种服务性质的机关，若想做好人民的“服务员”，就必须具有诚信这种品质。相对于此，行政相对人便由此产生一种信赖。行政法学有多种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的原则，到底是如何产生及规定的，它的意义所在，便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具有相同的效力等级，具有直接的适用性，全面约束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 一般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行政法院在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则。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受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依据该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保障人权、维护法的安定性、实现实质的法治行政方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该原则，经合法性和安定性、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如果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只能在给予合里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建立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因此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是相对的，依法行政原则要求保持合法的状态，撤销一切违法的行政行为，对此应当一如既往的遵守。而信赖保护原则则要求保护受益人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状态的信任，维持违法的行政行为。 构成信赖保护原则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信赖保护存在的基础。此为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前提，无此前提信赖保护原则无从适用。通说认为构成信赖保护原则之基础是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1此在理论上不是没有争议，如有学者认
信赖保护原则最先由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者提出，后为立法所接受，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上一项重要原则，对完善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律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至今没有在立法上确立该原则，造成与此相关的制度极不完善。本文探讨了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及国外的制度，对在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提出了构想。 「关键词」行政法信赖保护制度建设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 受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依据该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保障人权、维护法的安定性、实现实质的法治行政方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主要仿照大陆法系建立起行政法制度的我国，理论上对这一原则却鲜有研究，涉及该原则的制度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持而难以完善。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该原则进一步阐释并构想我国相关制度设计，乃本文旨趣所在。 一、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理论 关于信赖保护原则是宪法原则还是仅为行政法之一般原则，在德国公法学界早有争议。 从该原则演变的历史来看，可以看出信赖保护原则一开始只是作为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各邦行政法院的判例中被引用，后来被明文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成文法上。此后该原则不仅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原则得以确立，其重要性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首肯，现今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赖保护原则不仅是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而且已成为一项宪法原则。探讨作为宪法原则的信赖保护已超出了本文的议题，以下只探讨行政法上之信赖保护原则。 现代福利国家中，国家和人民之间应该存在信赖关系，公民必须信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 决定，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则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可预测性便会遭到破坏。当公民信赖行政行为，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①该行政
合同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我国《合同法》中并未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而是通过具体规则予以体现。信赖保护，“是指在交易中，一方当事人对于由另一方当事人作出的严肃、肯定的允诺、表示或行为所产生的确信、依赖应得到保护（朱广新著：《合同法总则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8页）”。在合同关系中，保护的信赖对象主要是意思表示的“表见”。表意人向受领人作出意思表示，受领人如何领会理解表意人所发出的意思表示至关重要。基于意思受领人的立场，对于表意人之意思能够根据事实情况所理解或者依据理性人的标准能够得出合理理解，则受领人之理解应该得到保护，此为对表意人意思表示之“表见”之合理信任。易言之，受领人所信赖者在表意人意思表示之外在表象（表见），基于该表见生信赖，基于信赖得保护。 卡尔·拉伦茨教授认为，人类社会需要一种和平的状态。若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则社会处在潜在的战争状态中。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能够得到普遍的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关系宽松的共同体中。信赖丧失殆尽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受到了至深的干扰。因此，信赖原则是一项在实定法中的正当法原则（参见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无信赖则无合作，无合作则个体的人格无从发展，人格尊严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因此，信赖关系不但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且对个人的尊严及价值实现也不可或缺。我国《合同法》中如下条款中体现出信赖保护原则：
第一，《合同法》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信赖保护原则产生对要约撤销规则的限制。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的“理由”应该是对要约人意思表示之“表见”产生合理信赖，基于该“表见”认为要约人不会撤销要约。因此，要约人应该对自己的“表见”负责，不得撤回要约。 第二，《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该行为表明该方当事人自愿接受合同效力的约束，有产生合意的明确意愿，另一方基于对其信赖也已自愿接受，合同形式虽有瑕疵，但应该支持其成立。 第三，缔约过失责任最能体现信赖保护原则。《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都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当事人信赖另一方当事人的善意且为交易支出了必要的费用，而事实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恶意，导致一方当事人支出的浪费，则违背诚信方应对其行为负责，应赔偿善意方的支出损失。第四，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是基于身份而让相对人产生信赖，虽然身份并非真实，但法律基于对信赖的保护，依然支持相对人所诉求的效
浅析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最先由德国行政法学者提出，后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接受。随着内容、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行政信赖保护原则逐渐完善国家行政法律制度，彰显公平正义、人权等现代法治精神。该原则的合理运用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制约行政公权力，规制行政行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 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必须而迫切的，它在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约束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肆意变动；塑造诚信政府形象；重视行政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最终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等等。《行政许可法》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精神的体现和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航标式的非凡意义，不仅为行政许可给予了正确的指引，更是为今后整个行政法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解读 （一）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 学术界对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向来各持己见，观点不一，近年来兴起了对这一原则的不断讨论。姜明安教授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政府对自己做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1]应松年教授觉得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 基于以上的介绍，笔者分析概括如下：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在某一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产生合理充分的信赖，且此信赖利益是被法律所认同、值得被法律保护的，则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变更或废止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若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得不变动既存法律状态，须对因此变动而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进行赔偿或补偿。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特性 信赖保护原则，充分突显了人民正当权益的保护性、法律系统的有序性以及诚信道德的高尚性，其特征如下： 第一，普适性。即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各种行政程序，不区分行为类型、体系，亦无论具体抽象，均可适用。 第二，制衡性。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终极目标旨在寻求两种利益间的制衡点。在行政法领域，双方地位悬殊，显著不平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得以使行政相对人的私人利益有机会与一向追寻的公共利益站在同一层面上，公平地进行利益较量，以最大的利益保护程度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取舍、去留。打破了传统的唯公共利益无限是从的格局，更利于实现价值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的和谐。 第三，救济性。即补偿信赖利益人因信赖而为处分，却因变动而致可能利益的实际损失，它并不具备惩罚性。在行为关系中，此类救济性措施对于相关行政部门并不是处罚性手段，而只是出于对其公权力的制约而必须采用的一种补偿手段。 该原则具有双向保护功能，是传统行政法理论的一种背向发展新思路，属于例外于一般规定的特殊情形，作为原则，它的适用不像某一规则的适用那样有规
作者简介:孙永灏(1985-),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法专业200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调控。 我国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运用建议分析 孙永灏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通过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分析,提出随着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应当作为我国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予以确立,并尝试分析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如何排除这种障碍,以确立我国的信赖保护原则。最后,通过分析思考,以及对多方学者的意见的参考,对我国建立和完善信赖保护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信赖利益;信赖保护;行政补偿;行政赔偿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198(2010)08202362021 信赖保护原则的渊源及确立意义 1.1 概念及渊源 信赖保护原则源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最初是指合同 双方主体都应当讲究诚实守信,不得任意改变或撤销自己 一方的行为,以免对另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基于公法、 私法所共同的法之理想所形成的一般法律原理,人们发现 在公法领域也存在主体双方应当信守承诺的必要性,于是 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内涵从私法领域被引入公法领域。其 在行政法领域的外在表现就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正 当合理信赖应给予保护,由此形成了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 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义,可以表述为:行政主体应保护行 政相对人基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存续性而产生的正当合理之信赖利益,或在行政相对人因信赖其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给予利益之补偿。简单的说:“是保护可信赖的期望利益”。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联邦行政法院于1957年10月就信赖保护作出了第一个日后遵从的判决,1976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标志着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的确认。日本20世纪60年代引入信赖保护原则,20世纪70年代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将其与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一起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案例和判决中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一项立法目的,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1.2 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意义 按照现代公共服务的观念,现代行政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管理行政而应当是一种服务行政,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而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只有政府信任公众,才能发展民主,为公众提供优良的服务;也只有政府取得公众信任,才能获得公众的长久支持和积极合作。而政府要取信于公众,就必须要对公众讲诚信,尤其是当公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时,政府不能任意改变其行为或承诺从而损害公众的信赖利益,如果公众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害,政府应当对公众进行合理补偿。可见,信赖保护 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也是建立在现代公共服务的观念基 础上的。从现实情况上看,在我国目前某些法律权威不足、人们对某些法律和政府部门缺乏足够的信心和信赖的情况下,在行政法中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信赖保护原则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在注重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强调公正,强调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的合理利益的保护,它体现了现代法治公正、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立法中的确立无疑将对我国的政府建设、法治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 我国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现状 2.1 相关立法及其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法注重的是对行政主体行为的规范,相对忽视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信赖保护原则也开始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学者的长期研究和呼吁,我国行政法实务界也开始关注信赖保护原则。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了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该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另外该解释第58条法关于确认判决的适用方面也规定了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内容。这表明我国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已开始萌芽与发展了。 最有标志性意义的当属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的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信赖保护的条文,这是我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得到确定。《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销己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另外,该法第69条中也有关于信赖保护原则 — 632—
信赖保护原则 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越权无效原则。民法学家认为,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在行政法领域,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似乎也越来越有成为本领域“帝王条款”的趋势。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德国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部分源自在法治国家原则中得到确认的法律安定性,部分源自诚实信用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存在信赖基础。即行政行为生效且此生效事实被相对人获知,相对人如不知有该行政行为的存在,即无信赖可言。其次,具备信赖行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是相对人已采取了信赖行为,且信赖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其主要表现为: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物质利益,而行政相对人已对该物质利益进行了处分,如对作为物质利益载体的特定物、不可分物等进行了处分;或授益性行政行为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是某种资格,而行政相对人依此资格从事了某种行为。再次,信赖值得保护。即值得保护的信赖须是“正当的信赖”,且信赖利益须显然大于撤销或废止原行政行为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否则,该信赖也不值得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主要有四: 其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即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其二,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授益行政行为后,事后即使发现有违法情形,只要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等)造成的,行政机关亦不得撤销或改变,除非不撤销或改变此种违法行政行为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其三,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决定前,应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认定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确实大于行政相对人将因此损失的利益时,才能撤销、废止或改变相应行政行为。其四,行政机关撤销或改变其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相对人过错造成的,要对相对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废止或改变其合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这种撤销、废止或改变导致相对人损失,要对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有些国家将此基本原则以法律明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第三章第四条规定:“某个(行政)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比例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比例原则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项:其一,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不利的行政行为,只有认定该行为对于达到相应行政目的或目标是必要的,必需的,才能实施。其二,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确认实施该行为可能取得的公益大于可能损害的私益,才能实施。其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在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择其成本最小的,收益最大的,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案实施。狭义的比例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手段必须对称和相适应。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超过目的需要的过度的措施,应尽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程序正当原则 在西方国家,对行政行为特别要求程序公正,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它们行政法的重要基
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陈刚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31日人民法院报法官说法） 【案情】 唐某欲与人合伙在县城境内某河段修建水电站。为此，唐某向该县水利局进行咨询和请示。县水利局口头答复唐某予以支持，并告知唐某修建水电站应当具备的条件及审批程序。嗣后，唐某即着手水电站的修建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与相关单位的协调，与该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签订了勘察合同，交纳了部分费用，且在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了拟设立的企业名称。对唐某的上述行为，县水利局未表示异议。唐某前后共投入10余万元。正当唐某拟开工时，因高速公路建设，该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该河段用于县水文站的建设。县水利局将该情况告知唐某，并要求其停止在该河段的一切活动。唐某认为权利被侵害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分歧】 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应由被告赔偿，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损失不应由被告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行为违法。本案中，被告针对原告的咨询进行答复是其职责所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原告在没有取得
有关批文的情况下就草率行事，主要过错在原告，其损失应当自负。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被告给予适当补偿。原告的损失是基于对被告的信赖造成的，即使原告存在一定过错，也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第一，本案具有信赖基础。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因信赖原有行政行为将继续存在，而于该行政行为在符合法定变更条件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变更时所蒙受的损失。所谓信赖基础就是指引起公民产生信赖的公权力行为，包括信赖对象和信赖内容。原告因欲修建水电站向被告咨询，被告即给出有理有据的具体答复，实际上就是水利部门给出的行政许可的口头答复，对公民来说当然具有信赖基础。 第二，本案具有信赖表现。所谓信赖表现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主体公权力行为的信赖，而对自身权益进行的处分。原告的信赖表现为：为着手修建水电站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与相关单位的协调；与某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签订了勘察合同，交纳了部分费用；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预留了企业名称等。 总之，相对人的信赖来之不易，只要它正当合理，就应加以保护，体现诚信政府，以维护和加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合作关
信赖利益保护 我们在学习信赖利益保护的时候，从字面上看这是一种救济制度，就是当一方违反了双关的规定后应遵从一种原则而付出责任。我们在看到信赖利益保护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弄明白什么是信赖利益，从辞海中可以得知，信赖利益就是是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救济制度也是一种违约方对被违约方的赔偿制度。在百科辞典中，信赖利益是这样定义的：信赖利益一词源于大陆法的损害赔偿制度和英美法上的违约救济制度。如果是买卖合同，被欺诈方的信赖利益是基于对对方合理的信赖而对履行合同做的必要准备而支持的费用，信赖利益的赔偿原则就是使善意的被欺诈方的地位恢复到订约之前。履行利益则是在合同如期履行后当事人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国外的立法一般是信赖利益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履行利益，如果信赖利益超出履行利益，实际上就超出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预期，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不管信赖利益是属于大陆法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还是英美法系中的违约救济制度，信赖利益保护就是保护合同双方基于对对方的信赖而获得的一种法律上的保护，以此保护双方遵守和履行合同的要约，这就是信赖利益的保护。 信赖利益保护肯定是保护善意的取得的，而在法律百科中提到过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都是信赖利益保护的产物。我们知道信赖利益是不可能超过履行合同利益的，因为要不就造成了对违约行为的一种鼓励和促进，但是，百科中提到的信赖利益保护产物有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这三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我国《合同法》第42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该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可见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体现。 而先合同义务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合同成立之前所发生的，应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的法律义务。它是建立在民法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基础上的一项法律义务，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的具体化。它主要包括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互相保护、通知、保密、协作及诈欺禁止等义务。 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先合同义务中可以认识到后合同义务就是，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的，由双方为履行合同而应遵守的义务，它也是建立在民法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基础上的一项法律义务，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的具体化。 所以我们知道，信赖利益就是基于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而保护履行合同方利益的救济制度和赔偿制度，它调整的就是双方之间的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关系。 那么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是什么呢？从辞海中解释，是指当个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已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这种信赖利益，而如果撤销就必须补偿其信赖利益损失。在这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高于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受到一定程度弱化。所以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基本的基本含义就是政府实施行政行为也必须诚实信用。 那么什么是信赖利益保护的构成要件呢？ （1）有符合条件的信赖利益。即要求该利益具有上述信赖利益之特征，且必须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合法性及必要性。要强调的是，该种利益是立约或要约行为将产生的明显的、可以一般合理遇见的利益。如果是许诺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的，则法律无理由过于苛求许诺
诚信政府与信赖保护原则 有着“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中国,今天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信任危机。今年北京、武汉等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在地方“两会”期间提出议案,呼吁加强立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明确表示要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就此问题提出议案。在民间,有人倡议将每年的9月19日作为“诚信日”,借用“久又久”的谐音,将中国“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继续发扬光大,又有人提议成立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这种种倡议表明了人们对诚信重归社会的期盼。然而,在各种呼声中,最应受诚信原则约束的领域──政府行为,被人们忽视了,政府似乎超然于诚信社会之外。而事实上,实践中政府不守诚信的事件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如某市政府发布文件规定能引来外资多少者,按比例给予奖励;某市民在引来外资若干后却拿不到奖励,一气之下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某农民企业家在市政府苦口婆心游说之下,放弃正在经营的业务投资若干开办花卉市场,后因市政府拟将土地作它用被指令停工,前期投资全部化为乌有,未获分文赔偿,等等。 诚信在中国自古即为修身立国之根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不讲诚信,那么就不能立身处世。而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则源于罗马法,由主观的善意与客观的衡平所构成,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诚实、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
遍地规定和接受了此项原则,诚信原则也因而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成为规范私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作为私法原则的诚信原则能否超越私法领域而适用于政府的公权力行为呢?从国外的作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在联邦德国,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被适用于公法领域,并结合法的稳定性原则逐渐演化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所谓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个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已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这种信赖利益,或者如果撤销必须补偿其信赖损失。根据联邦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撤销违法的授益性行政处分时,如果受益人并无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已对该授益行政处分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该违法的行政处分。在此种情形下,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优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在美国,行政机关在改变长期适用的政策时,如果这种改变对于真诚信赖政策的人发生影响时,必须制定法规,不能采用裁决的形式。行政机关通过裁决建立规则时,不能违反原先得到行政机关同意而广为流行的习惯。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次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出尔反尔”或“强人所难”。 诚信原则在联邦德国等国家作为一项私法原则,扩张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背景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改变。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代替阶级统治职能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特别是社会服务职能处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 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 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 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释义】本条是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是推行这一原则的代表。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决定一旦作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法律要求相对人对此予以信任和依赖。相对人基于对行政决定的信任和依 赖而产生的利益，也要受到保护。禁止行政机关以任何借口任意改变既有 的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即便是自我纠正错误，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有错必纠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但在撤销行政行为这一点上，主要限于 对相对人课以义务为内容的违法行政行为方面，在此领域，即使相对人已 超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限，行政机关仍可随时撤销这类违法行政行为；但在授益性行政行为方面，信赖保护取代法律优先原则而居于主导地位，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尤其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 况下，应当首先着眼于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行政机关原则上 不得擅自撤销。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 利益，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以免让相对人承担政府自身违法的责任。信赖保护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行为一经作出， 未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2）对行政相对 人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后即使发现违法或者对政府不利，只要行 为不是因为相对人的过错所造成的，亦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3）行政 行为作出后，如事后发现有较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时，行政机关对撤销或改变此 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体现了这一 原则精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 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决定。 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第一，无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都要以诚信为基础。诚实守信既是一项道德原则，也是一项法律原则。
论行政法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源自于德国的行政法院的判例，是德国行政法院基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确立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关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我国学术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至今也尚未能对该原则的界定形成统一的阐述。我国学者大都从其中一个侧重点出发，比如从行政机关的职能要求、信赖利益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目的性等为切入点予以界定其内涵。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行政相对方因合理信赖行政主体所作出的生效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且这种信赖利益具备正当性且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撤销该生效行政行为，即使行政机关符合法定条件需要改变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也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狭小 行政活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到行政法的调整。但是我国目前只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并未在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即是说，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仅局限于行政许可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并未对其他行政行为纳入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之中，而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非行政许可行政行为损害公民信赖利益的案件发生，尽管法院在司法
实践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而在非行政许可案件中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但由于无法可依，法院也只能是作为阐释理由，并不能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例如，2011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安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安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确认案”。在本案中，尽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并未出现“信赖利益”的字眼，但实际上体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形成了“企业因信赖利益取得国有土地竞买人资格够国土部门物权取消”的审判规则，这同时也说明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在行政确认、行政登记中也存在对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基准不明确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生效的行政许可。此处使用的“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概念往往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求行政主体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价值判断以便决定是否将该概念适用于个案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法官面对“公共利益”这个价值性描述的概念，只能依据法官的良知、自我良知来判断个案中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并判断是否适用了于个案。但一方面，
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例 2004年3月的一天，为了改善整治乱设的广告牌，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执法局双流县综管办的执法人员来到了成都机场高速路两侧，对路边所有的广告牌进行强制拆除。机场路十几家广告公司觉得很冤，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40多座广告牌当时都是经各部门层层审批，办理合法手续的，怎么突然变成违法广告了呢？就在强拆现场，广告尚们联合进行抵抗，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当时，在机场路竖广告牌是非常不容易的，广告商们天天顶着炎炎烈日到工商、土地、交通等部门交费，跑断了腿费尽口舌办完各种手续后，还要再花20万元的建设成本才能在指定的地方竖立广告牌。广告牌竖起以后，工商部门每年还要到现场对广告牌竖立的位置和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查，只有两项内容都通过了才准许发布广告。对广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广告商表示理解，但是对广告牌的位置也要一年一审，十几家广告公司就觉得有些不合情理。一座广告牌造价几十万，商家3年才能收回成本，如果有关部门第一年批准但是第二年不批准了，那几十万元钱不就泡汤了吗？广告公司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到2001年年审的时候，广告公司突然被告知由于政府职能发生转换，工商局不再对广告牌竖立的位置这一项进行审批，而是转到了市容环境管理局。但是，当他们跑到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打听情况时，却得知现在局里要搞清理，目前只能暂停审批，等待规划。几个月过去了，市容环境管理局的态度仍不明朗，既没说批准也没说不批准，这种摸棱两可的做法急坏了机场路的十几家广告公司。毕竟，有的广告牌立起来不到一年，成本远远还没收回，况且很多广告公司和客户都签了几年的合同，一旦停止发布广告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这其中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呢？ 然而，6个月过去了，十几家广告公司盼来的却是一纸强拆令。2004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划局、工商局、交通局5部门突然发出通告，机场路现有广告牌必须全部拆除，一个不留，而原因就是这2年广告牌没有通过市容环境管理局的审批。这个理由让十几家广告公司非常气愤，于是，他们决定向成都市市容环境管理局讨个明白。在市容环境管理局，广告商们情绪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广告并不是没有手续，而是手续到期了，但是转到市容环境管理局后，你们一直不给批，白白空置了两年。现在突然要拆除广告牌，我们岂不是太冤枉了？可是，市容环境管理局一直解释，由于市里的规划一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审批，所以才耽搁了这么长时间。而十几家广告公司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两年没有审批导致现在的混乱局面，责任在于市容环境管理局行政不作为，并不在于广告公司，而后果更不该由广告公司来承担。 广告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政府同意他们在这里设置广告牌，而且他们也按照要求交纳了费用，这就意味着政府默许和认可了广告设立的合法性十几家广告公司认为，5大局这样做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血本无归，濒临破产，而且如果他们发布的广告被强行中止，他们还要按合同进行赔偿，这对广告商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他们天天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什么比生存没有保障更可怕的事呢？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亦称保护相信原则,也有学者将其冠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始于一战后的德国,特别是1973年召开的德国法学者大会将行政法上之“信赖保护”作为其主题之一,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对该原则加以明确规定。与以往的立法相比,我国《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就是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首次引入了西方国家盛行已久的信赖保护原则。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创举和进步,必将对促进我国政府及政府公职人员转变执政观念,树立诚信意识,建设诚信政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行政许可法》的这一立法贡献必将载入史册,在未来的实施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具体适用这一原则,使之在执法实践中得以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 一、适用范围与方式 信赖保护原则主要发生在行政立法和行政行为领域。 1.立法中的适用。行政许可在立法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溯及既往问题,而是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问题。对与前者,我国《立法法》第54条作了统一的原则性规定,即法律不溯及既往,有特别规定除外。对于后者,传
统的行政法并不主张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随着公共负担平等观念的传播,人们开始认为:如果法律确使特定人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以制约法律过于频繁变动,保护民众对法的信赖和基于此种信赖实际和期待产生的利益。如德国、法国等都规定国家要对立法行为负赔偿责任。我国《行政复议法》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范围,其可诉性呼声亦愈来愈高涨。《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明确提出: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而导致许可的变更或撤回,行政机关应当对因此遭受损害的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可以说间接实现了法律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2.许可行为中的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重点发生并体现于行政许可行为中,集中表现为对行政许可的撤销、变更与废止的限制。对此,《行政许可法》在第8条2款和69条做了具体规定。 按照现代法制原则,行政行为一旦成立,即具有确定力和存续力,任何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这与传统的“依法行政”、“有错必纠”原则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各国立法均试图在权利稳定性和行政行为合法性之间寻找妥善的解决途径。如德国率先区分了合法与违法两种不同情形,同时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性(有利)行政行为、负担性(不利)行政行为和混合性行政行为。按照通常理: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