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32期
本期目录
[瞭望论坛]
·五大机制维护群众权益
[热点观察]
·重建“诚信中国”
·中小企业的“高成本时代”
·中小企业浙闽粤“众生相”
·康美药业“囤炒”三七之辨
·比打击游资“囤炒”更重要的
·“工资翻番”的现实挑战
[时评]
·炒家“唱空”中国故伎
·高招录取乱象的根源
·读者笔锋
·漫画杂感
[专题报道]
·注目保障房
·住房市场“大转折”
·等待《住房保障法》
·央地高层共商保障房
·四问保障房
·保障房规划“三思”而行
·时事聚焦
·瞭望前瞻
[高层决策背景]
·大型运动会的反腐设防
[特稿]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
·双向追求：长沙式发展的辩证法
·深圳，从大运会出发
·事故赔偿的法律步调
[时评]
·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
·日本又渲染“中国威胁”
[视野]
·“失败学”与文化尊严
[国情国策]
·“两高一低”阻宏调
[人物]
·郭明义：道德楷模成名后
·焦点人物
[政治]
·“十二五”行政体制改革重心
[社会]
·动车追尾事故救援之后
[财经]
·“水权交易”宁夏样本
[社会]
·一周网谈：中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引网民围观质疑(三则)
[国际评论]
·斋月中动荡的中东
[国际]
·美债“闲剧”远未闹够
·菅直人能否“熬”过八月
·信任缺失：半岛安全局势症结
[文化]
·纸书的未来
[专家视点]
·高尔夫球场滥建噩梦不能再延续
五大机制维护群众权益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30字
文／龚维斌
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期，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十分重要而紧迫。
近年来，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不少地方结合实际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维护群众权益的好做法、好经验，探索构筑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五大机制，包括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达到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这五大机制正是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其本质是做好群众工作。
群众的权益，包括现实的物质方面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利益，简而言之，包括利益和权益两个方面。现实的物质利益，主要涉及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环境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能够得到尊重和实现。维护群众权益就是要维护和促进人们业有所就、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困有所助、老有所养的目标实现，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环境友好、饮食安全的目标实现，提升生活质量。
建立维护群众的权益机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机制。信息公开是听取群众意见，实现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党政机构的信息特别是公共决策方面的信息应该公开，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诉求表达是协调利益关系、调处社会矛盾的前提。没有诉求表达就难以实现准确有效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只有群众有地方说话，他们的要求和意见能够得到畅通地反映，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和重视，才有解决问题的开
始。否则，利益协调、矛盾调处就有可能成为无的之矢，成为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良好愿望和一厢情愿的空洞口号。诉求表达要畅通和拓宽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既要建立定期自上而下察看民表、听取民意的机制，也要建立自下而上反映民声、民心的机制，依法按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当前，特别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完善信访工作制度，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回访、联系群众制度，深入开展联合接访，及时化解信访积案。
同时，要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和侵害群众权益的纠错机制。当前，要着力解决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征收拆迁、企业改制、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涉法涉诉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要依法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完善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
维护群众权益五大机制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需要坚持党和政府主导的原则，要体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思想。
一方面，党和政府要正确履行自己的社会管理职能，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兼顾各方面群众关切。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群众的承受程度之间的平衡点，实现“三度统一”。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对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引发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依法严肃追究主管部门、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能力建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到劳资两利，建设劳动关系和谐。
另一方面，要充分动员和利用各种力量维护群众权益。党政主导并不意味着党政可以包揽一切，还需要为其他方面的力量维护群众权益创造条件和环境。在公共决策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在群众诉求方面，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在劳动关系协调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组织共同参与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在社会矛盾调处方面，要依靠基层党政组织、群众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共同化解社会矛盾。要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作用。要健全人民调解网络，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066字
“当瘦肉精之类的事件发生后，有政府官员出来指责当事者道德沦丧，却很少从政府诚信、公共政策方面去寻求原因”
文／《瞭望》新司周刊记者
叶锋熊湘怡张涛
“失信是失信者的通行证，诚信是诚信者的墓志铭！”谈及当下国内诚信缺失现象，浙江一些企业家对《嘹望》新闻周刊记者如是激言。
国产家具冒充“洋货”招摇过市，瘦肉精饱受指责却屡禁不绝，大桥在“保质期”内屡屡垮塌……诚信缺乏的阴霾，已蔓延至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
由于失信者难受惩，守信者难受益，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渴望诚信又不敢践行诚信”的怪圈，“诚信淡漠”愈演愈烈。
近期，有关主管部门部署开展“诚信兴商”、建“诚信档案”等活动。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是要构建“失信受惩，守信得益”的机制。其中，提升政府公信力是风向标，推进诚信立法为当务之急，同时要加强诚信教育，培育“信用产品”市场。
“诚信淡漠”消解道德之基
售价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号称“意大利原产、实木制作”的“进口”家具，事实上是在东莞生产，使用的是密度板等普通材料。不久前曝光的“达芬奇家具”事件，再次刺痛公众关于诚信的敏感神经。
“诚信是企业最核心的基石，但如今部分企业一味追逐经济利益，不择手段走捷径。”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学者唐跃军说。
日前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的4000多人中，有高达94%经历过不诚信行为。近年来，企业、个人乃至政府等主体的诚信缺失，不断敲响道德滑坡的警钟，表现如下：部分企业金钱至上、不择手段。比如，中国概念股不久前在美国集体遭遇困境，接连被停牌甚至退市，主要原因就是其财务造假行径。近年来，食品药品、工程建设、日常消费、电子科技等各个领域产品的造假，不断冲击着社会的诚信底线。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各种损失达到2000亿元。
不少个人弄虚作假、图谋不轨。以学术界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9年开展的一项包括3万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包括科研机构、高校、医学研究机构等工作人员在内的近半数科研工作者认为，国内学术造假“非常普遍”。
近年来国内大量知名高校都曾曝出学术造假丑闻，造假者上至院士、“长江学者”，下至普通教师和学生。
一些政府及部门失信于民、公信流失。工作中的敷衍塞责，政策上的朝令夕改，决策中的暗箱操作等，往往招致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今年5月底，东莞市物价局为水价听证会征集公众代表，然而半个月内都没有市民报名参加。多次参加过听证会的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定安认为，听证会制度对公众失去吸引力，背后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诚信建设缘何收效不彰
大量不诚信事件，已深刻改变了许多民众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预期，使越来越多人陷入“渴望诚信又不敢践行诚信”的怪圈。
上海市政协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
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说，在一个信用制度约束不足的社会里，企业和个人往往会采用一种不守信的方式来竞争，因为，在零和博弈的条件下，违约成本最低，获益却最高。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信用制度约束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失信者难受惩”。比如，一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获得地方政府扶持资金后，便注销登记、在异地“另起炉灶”，并再度申报当地的政策性资金，欺骗痕迹十分明显，但往往能安然无恙。
在瘦肉精事件中，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瘦肉精十年难禁绝，原因就在于其收益远远高于风险。
另一方面，则是“守信者难受益”。“谁诚信谁就是傻子！”浙江金华一位做饰品生意的企业家对本刊记者说。
他表示，他们公司设计生产的饰品，通常在一周之内就会被大量仿冒，甚至推出新品的
第三天，市场上就冒出“山寨品”。“别人没有设计费，也不需要搞研发，成本自然比你低很多。我还申请外观专利？还搞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人家早赚大钱了！”
近年来，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等对诚信建设不可谓不重视。一些省市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企业信用联合征信”工作已有多年，不少部门、行业协会等建立了“信用档案”、“黑名单”等。但时至今日，诚信现状依然严峻。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前述诚信建设收效不彰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信用信息共享、公开的壁垒重重，失信惩戒未能形成“组合拳”。在内部共享方面，还存在很多信息“孤岛”。
由于许多部门、地方间信用信息并未共享，前述所谓高科技企业在多地骗取扶持资金的行为便屡试不爽。
诸多信用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准确，或者虽然公开但由于信息不完整导致奖惩效果不明显。比如，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公布“2010年工商机关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十大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都没有出现违法企业、商家、经营者的全称，而代之以“某某公司”等。对失信企业“不点名批评”的情况，引发公众质疑。
其二，诚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诚信“刚性约束”不足。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各地诚信建设的牵头部门多有不同，有工商、发改、经信等。各地出台的个人、企业征信，政府信息公开等地方规定也缺乏上位法支撑。
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信用管理处处长胡爱军说，如何把握信用信息的公开与保护，历来是世界各国信用立法关注的核心。当前中国存在一个矛盾现象，应该公开的信用信息尚未充分公开，违法违规泄露、使用信用信息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胡爱军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加大信用立法力度，增强立法的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二是要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主体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对“征信机构市场准入”、“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等关键性的法律概念，以及信用信息的记录、采集和披露等各项征信活动，需要更高层次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约束。
其三，政府公信力“流失”明显，社会诚信根基动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孙晓春认为，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价值取向、政务公开程度等是社会诚信的风向标。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等，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员“掮客”，政府的“天价采购”，被问责干部的“曲线复出”，机关事业单位的“萝卜招聘”等热点事件，一次次挫伤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加剧了各界对政府诚信滑坡的担忧。
“当瘦肉精之类的事件发生后，有政府官员出来指责当事者道德沦丧，却很少从政府诚信、公共政策方面去寻求原因。”孙晓春说。
“软硬兼施”遏制诚信流失
商务部、中宣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等，16家单位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决定今年9月开展2011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自2005年以来，有关部门每年都举办这一活动。另据报道，中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质量信用档案建设。
在技术层面，一些地方近年来的探索之举也值得一提。比如，“联合征信体系”在一些较发达地区已陆续展开。上海早在2000年便建成开通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后来个人征信从“信贷征信”向“社会联合征信”延伸，“个人联合征信”向“企业联合征信”拓展。
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一五”末，上海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已有74家信息源单位，入库人数1138万人；企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入库单位、社会组织达147万家，已实现15大类企业信用数据的自动采集。
业内人士建议，应将诚信宣传教育普及至每一个主体。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谢
志强表示，公权力机关和政府官员要作出诚信表率，明星等社会精英公众人物更要以身作则，同时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媒体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净化环境。
一些受访专家还建议，设立“全民诚信日”，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对政府公信力流失，应采取制度性措施坚决遏制。孙晓春说，要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尽快推动行政问责立法，使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要改进和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官场造假现象。
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在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大治理领导干部失信行为的力度，把政府信用状况和社会评价的优劣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围，建立公务员信用档案，提拔重用诚实可信的干部，惩治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的官员，形成重视诚信的社会价值导向。
受访人士认为，政府还应带头示范使用“信用产品”，培育“信用生产力”。上海市政协社法委的调研显示，目前上海金融领域已有明确使用信用报告的制度安排，其服务需求占上海整个信用服务市场的45%，但在政府采购、产权交易、重大工程项目招投标、金融机构高管任职等非金融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领域中，信用制度尚处于局部试运行阶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等业内人士建议，推进信用立法，支撑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消除诚信工作的“灰色地带”。部分地区可率先出台地方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将信用信息的管理上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明确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信用主体在信用活动和信用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立法推动和扩大信用产品的使用范围，推动各类信用市场的形成。
胡爱军说，要通过刚性手段，使伪诈者付出应有的成本，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对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保护，尽快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对公开的程序、范围、内容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要作出明确法律规定，消除诚信工作的“灰色地带”。
“要让守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浙江省工商局信用办副主任林敏说。
中小企业的“高成本时代”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828字
加强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在下决心顺势淘汰一批落后产能的同时，有区别地加大力度扶持一批优质企业，避免大批民营中小企业主干实业的信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遥黄深钢王攀张和平项开来
“对于一些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不必对其困境过于担忧，经济要转型就要允许有一定的淘汰率。”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的这番话，不被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会长郑元豹认同，他坦言，“目前，中小企业连生存都存在困难，实现转型升级还需依靠相关政策支持。否则，经济发展恐怕会失去活力。”
近期，《嘹望》新闻周刊深入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调研时发现，在“三荒”（钱荒、电荒、用工荒）、“三高（高物价、高税负、高成本）”影响下，沿海中小企业不少陷入生存困境。作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市场经济体，中小企业普遍遭遇生存考验应引起足够重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福建泉州石狮市商业局副局长林金场说，良性的经济环境不应当让专心实业的中小企业越来越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融资难等因素导致的生存困境，政府部门可以出台针对性措施帮企业渡过难关，并借此适当调整产业规划布局，引导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取得长远发展。”
“假倒闭、真停摆”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尽管断言沿海中小企业“倒闭潮”为时过早，但受多重因素困扰，部分企业事实上已经处于“假倒闭、真停摆”状态。
在珠三角地区，不少企业由于“接单无利润”基本处于“简单在生产”状态。在深圳市布吉区，一家专做外贸贴牌的企业负责人说，以往一年最多能加工几一卜万件服装，今年上半年的产量还不到5000件，“现在是订单接多了不行，完全不接也不行。设备一旦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可能就不能用了。”
地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也仍在蔓延。温州目前有大约36万家中小企业，其中20%处于半停工或停工状态。本刊记者在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看到，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仅开启六成负荷运转。温州市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按现在的趋势发展，明年春节过后可能会有40%的沿海中小企业停工或半停工。”
一些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转离主业。浙江省商务厅综合处对1700多家外贸企业的最新追访显示，约两成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占比不到20%，呈现“企业主营业务边缘化”现象。多位经济界人士认为，需警惕中小企业在实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转向投资领域，导致国民经济根基受损。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从企业规模来看，目前企业“生存危机”最为突出是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员工200人以下的规模以下中小企业，而多数融资和创新能力强的大中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人分析说，今年1～5月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7%，但利润主要集中在大企业大集团。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张文献说，广东省中小企业1～5月完成的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而且增加值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超出11%，“这说明关停的大多是小企业、微小企业，它们对总体产值影响并不大。”
四类中小企业陷“沼泽”
据本刊记者在沿海三省走访了解的情况，不少企业主认为当前正面临“史上最困难生存期”。按企业类型划分，四类企业在当前生存压力最大：
其一，“原材料依赖型企业”。浙江乐清柳市天银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立文告诉本刊记者，今年以来推掉了30%的订单，这在开厂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4月份，银价暴涨到—万多元一公斤，厂子差点倒掉，现在利润也只剩5%。”由于资金紧张，天银合金库存的原材料纯银从2吨降至200公斤，常常是今天用完明天再买。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五金、棉纺、家具等行业的受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其二，“传统低利润制造企业”。企业普遍反映生存之难，在于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纷纷涨价，使原本就微薄的利润趋零。作为浙江省第一大传统产业的纺织企业正普遍面临这个问题。目前浙江纺织行业普遍利润仍在5%左右，加上贷款难，迫使部分企业从民间融资，以温州当前最低的月息三分计算，一年的利率仍达到36%，是纺织业生产利润的7倍以上。在制造业上获取的利润填不满高利贷的“坑”，最终将逼迫企业走上绝路。
其三，“需求萎缩、产能过剩企业”。本刊记者在温州了解到，当地打火机企业最高峰时有4000多家，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也有超过500家，而如今只剩约110家，仍安于打火机生产的企业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更多的老板只是把企业作为一个融资平台，才让它活着。”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一些传统行业盲目转投的新兴行业也面临产能过剩危机。据统计，杭卅市从事LED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数从2000年的16家快速增长到2010年9月的179家，多了十余倍，但需求并未同步高速增长，产业过剩苗头开始显现。
其四，“环保不合格企业”和“产能落后企业”。今年5月份浙江德清市发生血铅事件后，
浙江省环保厅派出10个检查组对全省登记在册的所有273家蓄电池企业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其中213家企业被勒令停产整治。一些蓄电池企业受此影响，完不成产品订单，遭遇违约赔偿后面临经营困境。工信部7月公布的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包含2200多家企业，其中涉及水泥、造纸行业面临被淘汰的企业超过一千家，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不稳定“苗头”初显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持续的生存压力已经导致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加上沿海中小企业盛行互保等贷款融资方式，上下游生产企业之间“三角债”日趋增多，大批企业因催债引发的砸、抢等不稳定因素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拿不到薪金的工人也在闹事。有企业主反映，需警惕债务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扩散蔓延，危及社会稳定。
在温州，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最近成为继江南皮革、波特曼等之后，又一个宣告倒闭的当地知名企业。在现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道修理工告诉本刊记者，“老板还欠我一万多块工钱呢。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又白打了半年工，让老百姓怎么活啊？”
对于尚未倒闭的企业而言，浙闽一带盛行的企业“互保”融资方式让企业主人心惶惶，“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让企业主在高风险和融资难之间陷入两难。浙江捷仕泰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锡旭在国内多个省份开办了工厂，今年以来只与一家亲戚开办的公司开展了“互保”，“谁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风险太大了。”浙江电器精益集团董事长陈冬青说，目前大量互保企业尚处于平衡状态，但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影响的肯定是一连串企业。
在珠三角地区，上下游厂商层层压账期导致“三角债”情况增多，成为潜在金融风险。顺德佳臣橡胶模具厂模具车间的张姓主管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现在大的电器厂商都拿承兑汇票来压账期，时间长达6～8个月，“下游压我们，我们就拿承兑汇票压上游供应商，由此演变成了…三角债?。未来如果我们倒下去，将会直接带倒一批上游企业。”一些企业主坦言，一旦破产，老板早就已经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卷走了，最后遭殃的都是工人。
淘汰转型也要“有保有压”
多位受访的经济界人士认为，此次危机是中小企业长期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融资难、用工荒、资源紧缺、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迟迟难以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在高成本时代集中暴露出软肋。他们普遍认为，当前趋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长远发展有利，但需更注意宏观调控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目前的有些宏观调控政策呈现“一刀切”趋势，往往伤及了脆弱的中小企业。顺势淘汰落后产能、扶持优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需要有保有压，相关人士提出，淘汰哪些企业、如何转型升级，希望政府部门明确态度并进行扶持指导。在拥有30多年制鞋史的浙江康奈集团，常务副总裁周津淼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号召“退二进三”，但是例如是否支持发展皮革业，温州具有代表性的打火机行业是否要淘汰，企业感到迷茫，“如果像个别省市明确表示不支持制鞋业发展，我们就早点转型干别的，希望政府有个明确规划和表态。”
一些企业主还提出，在限电等措施上也应区别对待，“给瘦子和胖子一样的减肥标准，这是在打击先进。”浙江南艺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阿宽通过本刊记者建议，政府不妨通过税收、产值等数值分析出企业的质量，对优质中小企业给予支持。
受访企业主还表示，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大程度属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企业要经得起风浪就得摸爬滚打，但希望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的扶持政策能进一步细化、落实。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反映，政府的扶持措施让它们感觉“雷声大、雨点小”。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谢驰说，审查门槛高、审批环节多、办理时间长是扶持政策共有的“痼疾”。
“以顺德为例，去年6月就已经启动的…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融资?项目，由于要求单家企业净资产不低于6000万元，一年过去只有两家企业成功参与，其他的还在等待审批。”浙江远创圣诞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爱玲说，与民企“三十六条”如出一辙，不久前颁布的缓解小企业
融资难的“银十条”至今未有细则出台，“就像给中小企业画了个饼，看得见、吃不着。”
中小企业浙闽粤“众生相”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710字
一边是中小企业打着“用工荒”旗号拼命喊渴，另一边是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并存，是《嘹望》新闻周刊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一隆相”。深入走访发现，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劳资双方工价预期错位，而局部地区用工冗余带来的社会治安隐患已经开始显现。受访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主管部门应加强就业引导，并针对企业适当展开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加剧社会治安隐患。
“车间空，闲汉多，招工难”
在生产小型开关的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座位松散的工人们正在排列松散的-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一直维持半负荷运转，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了最大的困难。”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仍有不少闲置劳动力。本刊记者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房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当时下着很大的雨，但他们都不愿意呆在家中，而是出来等活干。整个市场大约有400人在等待。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但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过后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四百人左右，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六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工好找、钱难赚”
“不是缺工作，关键是工资都太低。”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本刊记者碰到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自己目前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方厚亮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本刊记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2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工人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用工冗余潜藏治安隐患
“我们一屋子正当壮年的男人，却找不到工作，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二是为什么现在工作时间那么长，都要9～12个小时？三是为什么辛苦工作却剩不下什么钱，除了自己花的，老家的老小根本寄不回钱去？”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来自江西土饶的朱仕屿问本刊记者，“我们希望老板们每个月能按时按量发放工资，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一番话引来屋里众多农民工响应。
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梦琴认为，贫富差距、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引发了外来人员的焦虑，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诱发他们不满情绪的释放。近期广东新塘、潮州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
采访中，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选等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可从两方面入手降低治安隐惠：其一，加强就业引导。即便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工价一时被抬高，一旦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其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其二，员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客观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困境，政府部门不妨对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让企业有余力提高工价稳定员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遥黄深钢王攀）
康美药业“囤炒”三七之辨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231字
在发改委整顿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大棒下，康美药业会不会成为那只用来“儆猴”的“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梁钢华江国成
1997年成立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美药业），正俨然成为中药材行业的“反面教材”。
7月中旬，因囤积三七获利1.2亿元人民币，康美药业遭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的“提醒告诫”。此后，康美药业不仅股价大跌，且遭遇社会的谴责质疑。
整个中药行业亦为之震动。特别是7月18日，发改委对中药材行业首次开出调控处方——责令54家囤积党参的商户限期限价限对象销售所囤积的100多万公斤党参。
发改委做出此种反应的背景是，中药材行业继1988年、1992年和2003年的三轮涨价后，其起自2009年的第四轮涨价风潮波动至今。
据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天气、游资炒作、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原因，中药材进入价格上涨通道。到2010年，全国537种中药材共有84%涨价，涨幅从10%到400%不等。
有业内人士称，此次中药材涨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近十年之最。
这个“涨”字，令中药材的相关产业链叫苦不迭，制药企业更随即将成本压力传导给下游的患者。一时之间，昔日以“廉”著称的中药变身“贵族药”，遭到公众“药你命”的诟病。
此种氛围下，康美药业对三七的低价购入、高位抛售、获取暴利，格外触动各方神经。
有人认为，康美药业此举无异于发“国难财”，是恶意囤积的典型；亦有观点认为，康美药业的获利，系其管理层专业判断、资金实力等的合理回报。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经典的商业获利案例，还是恶劣的扰乱市场行为？
高额获利
两年来，三七的价格攀升轨迹十分清晰：2009年，其价格大致是每公斤七八十元，2010年3月中旬，涨至每公斤300多元；今年3月底，则为每公斤近600元。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向媒体表示，中药材价格出现的非正常暴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蓄意囤积使然。
据发改委公布的数据，康美药业2009年购入三七660.7吨，库存58.04吨，全年累计囤积达到718.74吨。当年，公司对外销售三七仅88.1吨，生产自用65.6吨，截至2009年12月31日，还有库存565.04吨。尤其是当年1～9月份，仅对外销售2吨。
而由于2009年三七主产地云南省文山州大旱，导致当年全国三七的产量仅为3000吨左右。这意味着，康美药业购入的三七占到市场总额20%以上。
2010年，国内三七价格一路上涨，康美药业将购入的三七全部抛售，从中获利1.2亿元。
资料显示，中药饮片分装原是康美药业的主业，但目前已将重心转战贸易，并将其拓展为第一收入来源。
2010年该公司年报显示，来自中药材贸易的营业利润达5.86亿元，占公司去年全年净利润的82%。查阅该公司近年来的存货可以发现，存货分为原材料、库存商品、自制半成品、在产品、周转材料等，其中2009年底原材料账面价值为9116万元，到2010年6月底为11982万元，2010年底更是达到16790万元。
许昆林透露，发改委已重点对康美药业2009年涉嫌恶意囤积三七药材的情况进行专项调查，“情况据查属实”，至于下一步的处罚，正在研究之中，“我们先是依法予以提醒告诫，处理也将依法进行”。
连日来，本刊记者多次联系采访康美药业总经理马兴田等负责人，均被婉拒。对于公司是否因囤积暴炒而受到政府处罚时，公司一员工反问：“你看我们公司的股价有受到影响的迹象吗？目前经营一切都很正常。”
在康美药业的总部所在地——广东省普宁市，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评论道，作为一家提供治病救人物资的上市公司，康美药业理应在履行社会责任上作出表率，但其蓄意囤积暴炒事关百姓民生的药材，其逐利的本性显然大大掩盖了本应担负的企业良知。
也有人对康美药业抱屈：康美药业的管理层不过是有一定远见，看准了一轮上涨的趋势，并很好利用了价格波动，为公司股东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游资囤炒？
“作为国内大型的中药饮片企业，康美药业每年利用三七数量仅为100吨左右，而2009年囤积量却是这一数字的7倍多，存在明显的囤炒行为。”中国银行广东揭阳分行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那么，三七等中药材为何会成为游资追逐的目标？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孙雄对《嘹望》新闻周刊说，中药材不像一般生鲜农产品，其在适当温度下能够存放较长时间，故具有极大的囤积空间。“一些贵重药材，如西洋参、太子参，可在仓库，特别在冷库里存放几年时间而不变质。期间，库存中药材可以囤积居奇，也可以不停易主升值。还能发展深加工，投资者能从容根据市场行情灵活经营，或囤货或抛售。”
孙雄说，比如三七等被暴炒的商品，其往往总产量不大，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极易出现供不应求，于是，少数有经济实力的公司或个人就可以轻易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普宁市药监局原副局长陈德丰告诉本刊记者，当前，从中药材种植、加工到流通等各环节，都存在炒作的迹象。“有些企业甚至早早挤人种植环节，提前控制药源。有的甚至把中药材种植的种苗收购起来烧掉，制造市场短缺局面，从而抬高价格。”
陈德丰说，中药材原本纳入国家计划监管，后按市场经济模式管理。“由于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已介入到整个产业链条的炒作，国家有关价格监管部门也力不从心。”
本刊记者获悉，当下，部分药企为扩大仓储能力，正以各种名义加快在全国各地扩建仓库、园区。
以康美药业为例，其目前已在普宁市建成占地数百亩的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并拟规划发展占地逾1000亩的康美国际中药港。另据康美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营运副总监周俊丰介绍，康美药业公司还在安徽发展一个占地1500亩的专业市场，届时将成为全国最大。“当前全国有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现在很多已纳入康美的收购计划。”
“天价罚单”
广东省物价部门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在当前价格形势下，有必要依法运用天价罚单震慑不法分子。
根据现有《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如果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可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本刊记者在康美药业总部所在地——广东普宁市采访发现，对查处惩罚康美药业的囤积炒作行为，当地政府部门显得较为消极。
有监管部门人士透露，前述规定看似严格，但由于法规对具体行为定义较为模糊，实施时往往很难下“重手”。而像康美药业等龙头企业，更常常因牵扯所在地方等的各种利益，令监管部门投鼠忌器。
广东省揭阳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建议，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时，物价部门应设定囤积的高位，如不应超过自用量的3倍；针对人手有限的情况，应设立高额奖励举报制度，鼓励各界人士举报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物价部门根据提供的线索，一经查实，可从没收和罚款中拿出一定比例重奖举报人。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应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的约束监督作用，鼓励会员遵守价格法规，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联手投机或合谋涨价。这次发改委公开曝光康美药业的炒作行为，让其暴露在阳光下，起到了很好的震摄作用。
议论纷纭中，中药圈人士大多在猜测：在整顿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大棒下，康美药业会不会成为用来“儆猴”的“鸡”？
比打击游资“囤炒”更重要的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038字
“廉价”中药变身“贵族药”的新闻占据媒体版面已有时日。
联系“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民生之痛，此次的“药你命”似乎更令公众无奈——绿豆、大蒜、生姜或可暂时不买，生了病，对症的药总不能不吃。
于是，有关部门顺应民意，以责令销售、点名批评等方式，流露出对这一轮始自2009年的中药材涨价风潮的干预之意。
相信此举能收获公众的掌声。毕竟，一旦出现价格的暴涨，总会有人呼吁“行政”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发挥作用。
同样相信在强势的行政力量下，有关部门的意图一定会被大多数企业知趣地收入眼底，中药材虚高的价格势必应声回落。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调控价格只能收短期之效，要想让中药材价格长期稳定，最终还是要从供求关系这一根本命题上做文章。
近几年来，由于种植中药缺乏足够的政策扶持，在一个长达数年的中药材收购价格低谷下，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一再降低。有调查称，以三年生的党参为例，从种到收，一亩党参需要60个工，假设一亩党参收入1000元钱，那么同样是收入1000元钱，种马铃著只需要15个工，种玉米花费的时间则更少。显然，在没有适当补贴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不愿费时费力去种中药材。
而伴随公众对中医药的认可，保健品、饮料，美容等行业纷纷扩大对中药材的使用，中
药材市场需求近年来一路走高。
在这一减一增的作用下，中药材的涨价似乎合情合理——毕竟，涨价的真正原因只能是需求太旺，试想，倘若没有真实需求的支撑，商家怎敢擅自提价、囤货？
当然，笔者不是否认游资在中药材市场里的兴风作浪，只是认为，中药材的生产并不具备太高的门槛，只要中药材市场的供给恢复充足，那么，游资就很难通过囤积炒作，长期左右中药材价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需求旺盛是现实的存在，那么，唯有从恢复供求关系平衡着眼才能真正破解价格高悬的命题，而单纯地对部分中药材实行价格管制，很可能是史不绝书的饮鸩止渴——挫伤农民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进而恶化供求关系平衡的恢复。
“米贱伤农”、“米贵伤民”的矛盾，已经困扰中国2000多年。此次中药材的涨价，不过是这对矛盾的变种，内在逻辑实无二致。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多数、小农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有关部门如何通过政策安排，降低药农的经营风险，进而满足中药材市场供应的“本”，显然比打击游资炒作更为重要、更见功力。
（文／张冉燃）
“工资翻番”的现实挑战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829字
“职工增收”应与“企业减负”结合，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切实的“增长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叶锋黄安琪周蕊
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一系列关于“钱袋子”的增长目标，引发社会关注。
《嘹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采访发现，这些目标顺应了民众的“增收”期盼，具有积极意义。但业内人士提出，“职工增收”应与“企业减负”结合，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此外，要加快完善落实相关工资制度，并与一系列民生改善机制形成“合力”，提升人民群众切实的“增长感”。
“增长感”能否实打实？
多位受访职工认为，有关部门提出五年“工资翻番”目标，说明政府在快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成果的共享和普惠，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值得赞赏。上海某外资咨询公司白领邹煜说，这几年工资每年都有5%～10%的增长，但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年均15%、五年翻番”的收入目标，提高了大家的“期望值”。
不过，“工资增加”能否带来“增长感”，是一个问题。近年来，各地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一些民众反映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收入增长。究其原因，不是工资增长得不够快，而是物价比工资跑得还要快。
自甘肃平凉来东部地区打工的季宝良说，去年底薪是每月1200元，今年涨了80元，变成1280元，但工资涨不过物价，“比如兰州拉面以前5元一碗，现在涨到6元了”。季宝良算过账：2010年上半年，每月到手工资在2300元左右，能够剩下1500～1600元。现在每月到手的工资在2700元左右，但东西没多买，每个月反而只剩下1300多元了。“涨不涨工资是一方面，关键是购买力是不是增强了。”他说。
在江苏扬州市担任业务员的张如说，现在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且年年都有增长，但她“以前还经常去商店逛逛，现在一件衣服动不动就要三四百元，所以逛得也少了”，她说有
些同事买了房子，随着一次次提高利息，“涨的工资差不多都送给银行了”。
一些业内人士还指出，工资的“提低”要与“控高”相结合，防止“倍增长”成为“被增长”。相关专家指出，“提低”就是按照规划要求，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到“十二五”末达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收入的40%～60%；“控高”就是调控部分国企高管过高薪酬和某些收入过高行业的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努力缩小收入差距。防止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在统计上“被增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说，职工收入提升是整个收入结构调整的一部分，政府能掌控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人员收入，对私营部门则是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没有强制性；因而，要防止“政府能掌握的部分涨，而私营企业不涨”的现象，以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职工增收”与“企业减负”结合
本刊记者在东部地区采访发现，一些企业对“职工工资增长”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物价水平的走高和部分行业“用工荒…的连年出现，企业用加薪手段吸引员工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汇率变动、税负偏高等因素，企业又在员工增收方面“力不从心”。
浙江绍兴家尔雅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泉介绍，每年春节前他都会告诉员工下一年工资涨幅，给他们吃上“定心丸”，节后他们回来继续工作的意愿会比较强烈。今年年初，家尔雅丽员工工资上调15%N20%，目前月工资都在2000多元的水平。但是，企业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对企业来讲压力还是很大”。据了解，“329”标准棉每吨单价去年年初还只有1.3万元，到今年春节后就涨至3万元的高位水平，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还是维持在高位水平，更有不少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在棉价的高位入货，成本压力颇大。此外，到港区的高速公路费、港区通关费用等“硬费用”长期居高不T。
上海绿捷快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公椿说，最近原材料成本上升很快，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20%；公司还要给员工提供住宿，费用同比上涨30%左右。公司盈利空间越来越小。
上海亿俊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毛莉莉给记者算账：去年企业的原材料费用涨9%，人力成本涨15%；去年营业额为6500万元，但利润几乎被各种成本的上涨消耗殆尽，净利润率只有0.5%左右。企业的税负成本依然很高，去年企业缴纳增值税、所得税、流转税等各类税费在百万元左右，“只有给企业减负，才能确保职工加薪的可持续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工资翻番”关键在于提升“体制外”人员的收入水平，可以有三种路径：一是政府给低收入者发补贴或者退税；二是为中小企业减税；三是加强工会力量，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让企业主与员工谈判达成双方认可的涨薪幅度。
使“涨工资”成为“增所得”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增强职工的“增长感”，就是要把“涨工资”变成“增所得”；提出目标以后，需要一系列更务实、更完备的执行措施和制度设计。
首先，强化工资制度自身的健全和落实。比如，要推行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收入过高行业收入调控制度，以及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人工成本薪酬、企业薪酬信息调查发布等一整套制度体系。对这些制度的建立、落实情况，应定期进行督察并予以公布，让职工看到一个“完善机制、提高收入”的“进行时”。
其次，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为例，政府部门一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在操作中，不少企业做低“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比例，从而降低以基本工资为基数计算的带薪休假、加班费的数额等，最终把“最低工资”变成了“标准工资”，职工收入并没有随政策的实施而真正提高。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说，一般来说，工资组成部分中，固定部分应占
60%～70%，浮动为30%～40%；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的目标，是否会遭遇这样的尴尬，殊难预料。”专家建议，必须从实际出发完善政策，防止其在执行中被“架空”。
再有，“涨工资”制度应与更多民生改善机制形成合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值得借鉴。
中国社科院劳动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等专家认为，日本的计划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涨了工资，还有相配套的就业体制、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体制等相关民生制度的跟进。毕竟工资增长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仅为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则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以及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局限于工资增长，必须有其他的机制来保障。
炒家“唱空”中国故伎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64字
文／左小蕾
今年年初以来，一些机构不断发布关于“中国经济降大幅下滑，下半年进一步下滑”的报告。甚至根据汇丰中小企业PMI指数下降的数据，释放因为货币紧缩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形势比2008年上半年形势还要严重”的信息。不排除部分机构有推动中国政府放松银根改变稳健货币政策取向的动机。
因为，只有央行宽松的货币发行，调动银行资金进入资产市场，资产价格才会大幅上涨，投资才会获取资金杠杆后的放大收益。一些熟悉中国市场对GDP增速下滑“恐惧”的机构，投其所惧“唱空”中国经济，推动货币政策改变的利益驱动非常明显。事实上，这些机构无视9.5%～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单边放大上半年9.6%经济增长率相对前十年有所放缓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期望达到推动政策改变的目的。如果被这些单边放大的政策误导，“一刀切”地放松货币政策，对当前控制通胀，防范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实现平稳增长非常不利。决策层一定要对称信息，正确判断形势，不为单边信息干扰，才能把握政策和中国经济的方向。
而且，前期中国概念股暴跌不见得是坏事。毕竟部分企业财务造假是事实。实际上，财务造假是快速增长带来的急功近利在企业身上的体现。这类股票遭遇投资者的抛售，对于中国企业诚信文化建设，乃至更规范地发展，应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使中国企业更清楚地认识国际市场“买空卖空”的交易制度，理解和认识利益驱动的中介机构，既可能成为国际化发展路途上的帮手，也可能是让企业上市短命的“刽子手”。相信不会因为几个概念股不诚信行为遭遇暴跌，国际市场就会动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至于近期人民币币升值预期下降，则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汇率机制的改革。自宣布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单边升值的态势，使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等同于人民币升值。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之际，如果能引导汇率出现双向波动，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另外，近期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也警示决策层，如果轻易让人民币变成脱离贸易的交易外汇，巨大流动性在不择手段套利的国际炒家鼓噪下，可能会使人民币汇率出现脱离基本面而大起大落。应该看到，当前“唱空”中国经济是制造人民币投机套利机会的一个招数，而不是真正在意中国经济是否放缓。
高招录取乱象的根源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012字
文／周大平
一个月前，复旦大学招办网站发布声明，指责有人冒充复旦老师通知考生，谎称复旦取消了曾与考生签订的预录取协议。由此引来对新一轮高招录取得失的热议。
作为近年少数名校间为争抢高分考生报考的一种手段，“预录取”引发的公众质疑接二连三。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派人到广东顺德一中承诺，达到一定分数线且第一志愿报考本校的考生必录。不少学子信以为真，临时更改志愿，结果预录取的16名高分考生没有得到华中科大的兑现。今年，又有安徽无为中学的7名高分考生，拿到了南京大学的预录取通知书，最终仍被放了“鸽子”。
说来，这是计划录取体制下“抢生源”的一个变异文本。“预录取”的真相在于：无论承诺、违约还是“搅黄”，都上不得台面。它或许在道义上有失厚道，但在法律上又无涉诈骗，因此当事双方一旦出现纠纷也就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今年高考成绩放榜后，明星考生周冬雨的高考分数在网上出现了一个154分的版本，而阻碍公众辨其真伪的则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对高考成绩排名”的高招政策。既然高考成绩是各校录取依据，那么这就是关系到考试公平、考生的升学命运以及公众实施监督权的公共信息了。如果一名考生的信息不被其他考生知晓，其他考生怎样监督他被某校录取是否公平？
广东博罗县冯先生的女儿今年报考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分数上线未被录取，而女儿同班一同学外语没有上线反被录取。针对冯先生的质疑，清华大学在7月27日的正式回复中称，该生属于破格录取，而破格录取不占正常招生名额。
当初，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中并无破格录取一说，而今仅以破格录取来回应质疑显失妥当。其一，对于破格录取的考生，校方必须公开说明破格理由。其二，对于未录取考生，必须告之具体的录取情况，使之心服口服。遗憾的是，这样的信息校方并没有提供。
名校的自主招生，只有过程公开、理由充分，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推敲，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否则，公众自然会质疑所谓“破格录取”不过是权势交易的遮羞布。这也是去年有不少舆论曾力挺陕西省招办拒绝复旦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名“国学小天才”的主因。
从“预录取”，到“不公布高考成绩”，再到“破格录取”，名校在使用自主招生这个自主权时谜团不断。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管理的行政主导模式，办学只对上级负责，并不在意受教育者的权益和社会的评价，而这正是《教育规划纲要>所要摒除的弊端。
读者笔锋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322字
基层群众工作“无忌”
黄团元／湖北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还强调“把群众当亲人”。当前如何在基层做好群众工作，我们有必要将过去的不足予以小结，或在今后工作中改正，或防患于未然。一忌霸道冷漠像“公公”。所谓“公公”，群众指作宦官、和珅似的干部。这种人见了能够管他的领导，犹如和珅见了乾隆，打拱作揖口称“喳”；但在普通百姓面前，他就飞扬跋扈。不说要他“把群众当亲人”，他根本就不拿群众当“人”！
二忌空洞口号轰隆隆。有的干部说的比做的多，功夫不是下在实干中，而是用在嘴巴上。只说不干，说的且都是大话空话废话，就是干也达不到目的。这些干部不切实际，既劳民伤财，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忌花拳绣腿不中用。有人下去，只是在听汇报，问数字，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有的拉去几车人，奔驰几十里，到村组种植入平不到一棵树，便“谈笑凯歌还”；有的下车伊始空议论，不着边际瞎指挥。
四忌装模作样图赞颂。有的干部下基层，小车一溜，记者一群。更多时候是把群众当“道具”，要“道具”感谢他们。
五忌住在农家忙迎送。现在一些资金雄厚的单位，一些掌有实权的人驻村后，前去拜望者车水马龙。虽然他们严格遵守“驻村规章”，吃的用的是自带，但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贫苦百姓见到干部吃的喝的比他们“过年”还好，哪能相信这些干部看得起“泥腿子”呢？哪敢向这些海吃海喝的人说掏心窝子的话呢？
党员干部唯有下到基层一线把群众当父母，用真诚真情对待“亲人”，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经受“四个考验”，祛除“四种危险”！
“上坟路”再次印证权力之威
刘鹏／新疆
近日，有网友在江苏南通多个论坛发帖称，如东县河口镇唐港桥中天村修建的一条断头水泥路，是镇政府为了讨好某位县领导回家上祖坟时，不至于一脚泥，特地在其回乡祭祖的路线上修筑的。
“不在中心路，不在住宅线上，莫名其妙地拐弯抹角，最后就在我们某县老爷家祖坟地附近断头了。”网友如此形容这条路。并称，在路修好后，那位“县老爷”也落马了。
这似乎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事情，修了一条“断头路”，这位领导差不多同时也走上了仕途的“路尽头”。
根据权力潜规则的一般规律，镇上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去专门为县领导修一条“上坟路”。之所以镇上“莫名其妙”地修了这条“断头”路，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这位县领导授意；二是镇上有相关领导有求于人，主动巴结献媚。
很显然，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都存在着权力被滥用、人民利益为官员私利让路的事实。
如东县的“断头路”是不是“上坟路”，其答案是模棱两可的。恐怕就是派出史上最强劲的调查组去调查，也不会有什么直接证据。因为当地镇政府，不可能把为领导修“上坟路”的决策和相关信息放在纸面上。说是为人民修的就是为人民修的，不是也是的。如此强势的回应面前，连媒体都小心翼翼地用了《传江苏一镇政府为方便县领导上坟专修一水泥路》这样的新闻标题，用了“据网友发帖．……”之类的表述。既然如此，我们还能指望得到更加具体的真相吗？
漫画杂感
文／桃源画／于多
近日媒体报道，安徽黄山市某旅游项目，游客扮成侵华日军攻打村庄还抢“花姑娘”。前几日，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70万为日本开拓团逝者立碑引起网络热议。随后，方正县又被曝出“打造旅日侨乡、规定商业牌照须标日文”。相关新闻引起网上关注和热议，网民对种种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不捧手段的做法表示极大反感并予以抨击，认为放弃尊严的发展是“带耻发展”。
有论者称，作为中国人，总应知道礼义廉耻，是非曲直；亦应知道国家大义，民族气节。只认钱财而不要脸的民族胸怀，邪只是妓女的哲学：把强奸当爱情了。
方家直斥，历史不应该为财神服务，变成“秽史”。
注目保障房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44字
作为“十二五”最重要的约束性指标之一，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正在大剂量注入到市场与保障严重失衡的中国住房市场，期冀释解深陷房地产倚重症的中国经济。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住房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政府主导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甚至通过短期内使保障性住房供应量超过商品住房供应量，是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现实要求，也是履行各级政府基本职责的必要举措。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为缓解住房结构性短缺，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的阶段。相比较，只是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要完成的任务量史无前例。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特别是，连续多年的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通过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托底”，实现从目前保障性住房占城镇住房不及7%，到“十二五”末提高到20%的目标，我国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
不过，也要清醒看到，要把这样一件艰巨而复杂、事关国计民生的的大事办好，除了政
策勇气和战略信心外，还要有具体而微的“突破”手段和策略。
首先，从制度层面，虽然中央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从资金、土地到分配作出了顶层规划，但在执行层面还需要地方切实地端正态度。一些地方有钱修高速公路，说到保障房，资金就百般困难；有地建高尔夫球场，轮到保障房，土地就万分紧张。
其次，保障性住房是国民收入向民生倾斜的一次再分配。但从现实来看，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单位集资建房“借尸还魂”现象，打着“保障房”之名，行福利化分房之实。如果不能有效割断旧有的利益分配链条，如此数量的保障性住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
其三，保障性住房建成之后，还面临管理、维护等长期任务。这部分职能以及资金的运转采取何种方式，应提前规划，避免保障房陷入公房沉疴。
良好的住房保障，不但可以熨平现实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还可以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的和谐。不少发达国家在保障住房方面的实践表明，基于良善的制度设计，住房保障不但不会成为政府的财政包袱，相反还可能创造经济增长的大机遇。
（文／唐敏）
住房市场“大转折”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943字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一路上扬的态势，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有望在2011年发生转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实习生李霞汪利
研究生毕业3年的小陈在京城的工作刚有着落，住的地方一直在“迁徙”，目前租住在离八达岭高速路不远的史各庄村，在此之前住在“著名”的唐家岭村。
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超过5万，因为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火灾隐患突出而被北京市列为整治督办重点村。
随着唐家岭实施旧村腾退，小陈到了现在的村子，这里很快成为“新唐家岭”，甚至比唐家岭规模更“壮观”。因为收入低、房价高、租金贵，只能暂居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陈，只是过去十年北京净增的600万常住人口中的一个，而“唐家岭”也只是北京乃至全国住房发展大背景下的小故事。
但在2011年，小陈和唐家岭的故事有望被改写。北京市将改造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列入了规划中，计划通过建设公租房来解决“小陈们”的租房需求。这一年，北京市将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6万套，这只是北京市20万套保障性住房筹集总量中的一部分。
保障房“大补课”
从全国来看，今年的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的开工建设量，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历年之最，在此之前的最大开工建设量是2010年，为580万套。2011年超过70%的增幅，源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欠账较多，城镇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时，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6.7平方米，比解放前的人均住宅面积还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建设的规模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2010年时我国城镇新建住房面积达到了8亿多平方米，是1978年的20倍。而从1978年到2010年的30年时间里，城镇新建住宅面积累计达到了125亿平方米。其中，82亿平
方米，也就是几乎三分之二，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10年这十余年贡献的。
另一方面，从1998年到2007年，这十年中积累了相当多的下岗职工、破产了的企业、像小陈这样的城市新增人口以及每年大概1500万的进城务工人员，但住房制度设计上对这些群体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积累了相当多的住房矛盾。
直至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24号文件，提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第一次提到政府的工作议程中，确立了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此后，逐步提出了“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加快一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改造”，“逐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但是，直到2008年，保障性住房建设才得以提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年末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一共开工建设了1300万套。到2010年年末，全国以实物保障性住房方式解决的家庭达到2200万户。
如今，2011年1000万套的新开工目标，以及“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将新增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目标将大大提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
总体来看，3600万套加上“十一五”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多年积累的20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到“十二五”末，全国就有5000多万套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按照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十二五”末期，估计城镇居民在2亿5千万户左右，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可以达到城镇居民户数的20%，小陈也有望成为20%中的一个。
扭转商品房独大局面
除了解决小陈等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难，2011年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还另有“任务”，作为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另一只轮子，和市场供应相互呼应，实现对住宅市场乃至房地产市场的双轮驱动。
一直以来，我国住房市场商品房一轮独大的局面，不但不能满足小陈这样的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而且，因为供求关系紧张，投资投机助长价格畸高。
首先，政府主导的这一轮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可以满足供应量的短缺。目前，我国的住房市场供求关系，仍然处于住房数量少于城镇居民户数的状态，实际上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房价、租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每年大概有15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房住。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对一些大城市来说，住房矛盾更突出。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例，这三个省市的人口绝对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均呈现上升状态。也就是说，随着城镇化，一方面是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小城镇、中等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迁移，加剧着大城市的住房短缺矛盾。
为了确保供应量，“双轮驱动”政策已经“发酵”。以土地供应为例，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的文件明确提出对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做到应保尽保。特别要求，对保障性住房和中小户型商品房的供地不能低于整个住房供地总量的70%，并且作为刚性指标。
同时提出，一手抓保障性住房供地，另一手也不放松对普通商品房用地的供应。也就是说，住宅用地的供应总量是逐步增加的，并不是说在住宅供地里面划出一块变成保障房，商品房就减少了供地量。
其次，可以平衡预期而稳定房价。以2010年为例，全国的商品住房的供应量为840万套。而在2011年，仅保障性住房新开工就达到1000万套。即使以竣工量计，按照主管部门要求的至少400万套来看，可以很大程度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从而减少商品住房的供应压力，避免因为供应紧张而造成房价上涨。
双轮驱动无疑将成为今后房地产调控的重要基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时期，在全面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再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通过双轮驱动，使住房的保有量和居住人口的数量实现一个基本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