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清帝国意识形态与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兴起
赵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摘要】这篇文章同时运用了满文和汉文史料来探讨清帝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清朝统治者认为他们所创建的国家即是中国，就像他们通过18世纪在亚洲内陆的一系列战争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中国”。及至20世纪初，教育体制（科举制度？）已帮助满洲人争取到那些拥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汉族文化精英阶层的支持。尽管满人的统治在1911年就以告终结，但中国人已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只属于汉民族的国家：中国的现代身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换言之，对现代中国而言，清王朝所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广袤的疆域，还包括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这为其民族认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认同；中国的概念；中国；多民族国家
几乎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清王朝遗留的领土为作为一个地理和民族概念上的实体的现代中国提供了基础（何柄棣）。然而直到最近，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是，清廷创造性地把中国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一个由其他民族和汉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这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提供了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国家。一个很好地表现清廷统治者在对汉民族概念上的中国创造性地灵活利用的例子是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所颁布的上谕（御制碑文），碑文宣称：“於是有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四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兴矣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清代统治者采用了这一观点，他们将之作为表现清帝国多民族本质的一种新的观念。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清廷是如何将中国的概念发展成多民族的清帝国的概念？以及这个观念在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构建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清史学界的学者都只不过把清帝国即是中国（the identification of Qing with China）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而没有注意到清帝国对中国的理解的复杂性。从那以后，由于中国化模式受到质疑，许多
历史学家都认为长时间以来将中国和清帝国视为一体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并指出清帝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帝国，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这个名字并不指涉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中国本土。（米尔沃德；克罗斯利）新近，学者们赋予了清帝国的中国概念更为复杂的解释（内涵）。马克·艾略特（欧立得）指出，由于中国本土和清帝国治下的亚洲内陆地区的长期统一，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这一名称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了（艾略特）。而在皮特·普度看来，中国国家主义（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后期，当时在清帝国的北向扩张过程中，清军曾与俄罗斯人发生过冲突（普度）。这些观点都在提醒我们清帝国的历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认同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其权威性著作《满洲之道》的末页，艾略特（欧立得）同样强调，分析“大清”和中国的概念“将会为未来讨论满洲人和他们所建立的帝国对于中国和亚洲内陆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提供素材”。然而满洲统治者是否以及如何将中国的概念融入到清帝国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中仍然没有定论，更不同说清朝官方思想是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的了。
借助中文和满文原始材料，本文将讲述一个不同的关于清帝国和中国之间关联的故事。在笔者看来，自取明而代之之后，清廷统治者就将他们与中国融而为一，并将其疆域扩大为包括亚洲内陆许多地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实体。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的喉舌已经为汉族读书人所接受，并以官方形式（正式地？officially）散布于整个教育体系（文化体系），这使得其拥有了广泛的受众，并对国内的汉人的认知具有影响甚深。更为重要的是，这最终构成了为新的共和政府所接受的、作为其民族认同的“大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泉。
清非中国：早期满人国家的观点
现存最到的关于清廷统治者对于中国的态度还要追溯到满洲国家的形成期。建州部，这个清代诸帝的始祖部落，在当时还只是明王朝的一个小型服附庸部落，而满洲人也认同明朝官方对于中国就是中国本土以及汉族人的观点。明王朝的统治范围远小于现今中国的领土范围。那些在十八世纪末期前纳入中国领土的亚洲内陆区域——满洲里，蒙古，新疆，西藏和其周边区域——在当时还没有被当做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倒是像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向中国入贡的国
家被视作是属于中国（明会典和钱穆，芬谢等人的著作中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在明代，中国这个概念所指的是两京一十三省以及居住在这面土地之上的汉族人（胡阿祥）。这一说法对十五世纪前期的汉族精英而言是习以为常，不言而喻的；这一观点经由普及的、官方的地图和地理著作的传播而深入人心（为许多人所接受）。
在满文材料记载中，最早提到汉族人用的是“尼堪”（满语汉人）一词，而明帝国则被称为“尼堪国”（即汉人国），或者是“尼堪大明国”（即汉人大明国）（这一材料来源于旧满洲档案）。早期满洲统治者直接接受了明朝的观点，将中国等同于明帝国以及汉族人。满文中关于“中国”这个词的许多汉语词汇的翻译都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比方说，在皇太极时期，在一个当时就职于明朝的汉人官员的中文回忆录中，在提到明帝国时即使用了“中国”一词，而在满文中则称之为“尼堪国”。（以上林伟）
随着满洲国家的崛起，满人统治者在他们自己与“中国”之间划下了一道日益深刻的分界线。在1627年，第二任后金大汗（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太极尝试与大明朝廷商讨边界问题。在一封官方信函中，皇太极（向明朝皇帝）提议将山海关作为满洲国家与明朝之间的正式（法定？）边界。很明显，这位女真人1的大汗认为自己的国家独立于“尼堪国”之外，与之平起平坐。然而，一旦清朝取代了明朝，这一态度就难以避免地（微妙地？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大清即“中国”
占领北京之后，清朝统治者们立刻开始视他们的帝国为中国（的继承者）。“中国”（zhongguo）这个词大约于公元前十世纪时首次出现，它的字面意思是指“中央之国”，但它实质上并无特定的族群和地理意义（余绳武，1981:1-11；王尔敏，1977：441-46；罗志田，1998:1-91；胡阿祥，2000:243-91）。这一词义的模糊为周代众多诸侯国通过占用“中国”这一身份标签来维护自身政治优势而大开方便之门。当时，我们今天所知的周、燕、鲁和卫等国家常常在非正式场合与文献中（contexts）称呼自己为“中国”，特别是在为了与那些拒绝接受周朝礼乐制度的蛮夷部族（tribes）划清界限的时候（罗志田，1998:35-53；王尔敏，1977：441-45；胡阿祥，2000:25-62）。
1此时，皇太极还未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译注
多亏了这一传统，在今天被称之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各个曾经厮杀竞逐的国家被一一征服，各国的疆土最终为一个唯我独尊的统治者（皇帝）所统一，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绝大多数的中原统一王朝骄傲（自豪？）地以“中国”自居，它们同时也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特的王朝名号——“汉”、“唐”、“宋”、“明”。很显然，这些王朝把这些国号与“中国”视为可以交替使用的名号，二者指向同一个政治实体（王尔敏，1977：441-80；胡阿祥，2000:258-64）。在清代以前，（中原王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会频频使用“中国”一词；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王朝名号及其变体，例如“大魏”、“大金”、“大元”，“国朝”和“本朝”等均适用于国内的情境（胡阿祥，2000：273-75）。到了明代，“中国”一语则被普遍视为国家正式名号而广泛出现在法令之中或其他官方文献之间。
但是，
随着满族政权的日益强大，满族统治者在他们自己与中国之间划定了一条日益鲜明的界限。在1627年，满族的第二代统治者皇太极一直同明朝廷争论疆界问题。他曾在一件官方文书中指出山海关应该被作为满人政权（大金）与中国的法定分界线。很明显，他把他的政权看做有别与中国的独立政权，然而，一旦清进犯大明，这种想法必然发生改变。
将大清等同于中国
占领北京之后不久，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将他们建立的帝国视同于中国。中国这个词汇在十世纪前后首次使用，意思是“中央的地方”，但并非指向具体的民族或者地方。这种含糊的表达默许了周时期众多政权的存在，他们都通过合理的标签来表明自己的政权优先性。像我们所知道的诸侯国如周、燕、鲁、卫，他们大都在不正式的语境下把自己当作“中国”，尤其是在他们区别自己同不接受周朝规章、制度的那些部落的时候。
由于存在这样的先例，周代以后的两千年间许多相互争斗且位于今天中国的许多政权一旦被征服并且国土被吞并，随后建立的王朝都会自许自己是“中国”。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政权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像汉、唐、宋、明。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个名词是可以同政权名称互相替代的并且指向相同的政治体制。先秦时期，“中国”一词被用作处理对他国的“国际”关系之中，相反，他们独一无二的政权名称和中国一词的变体如大魏、大金、大元、国朝、本朝却用
于国内的语境之下。到明代，中国被普遍用于国家官方的法令标题与其他文书之中。
但是因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与前朝统治者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理解的中国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当非汉民族成为中原的统治者，中国便成了包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混合体。然而由汉人建立王朝之时，如明朝，这个词汇仅仅指汉人的居住地。有证据显示，尽管中国一词源自汉人，然而这一词一直被各民族长期共享，而且被非汉民族重新定义。尤其是对于接受中国概念的非汉民族而言，他们却没有汲取本民族自身认同的观念。例如，尽管金元统治者都采取了区分汉与非汉的政策，但是很显然他们将自己的政权看作中国。
少量留存的证据恰恰表明清廷决定信奉自己的文化传统，然而不久之后清与明朝的争斗使得这一可能性永久消失了。在清帝国的法令文书中，中国便等同于大清。正如更早时期被提到的那样，在明代时，清统治者是将自己有别于中国的，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清廷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清和中国变成了可替换的官方用语，并且在官方文件中后者经常代替前者。
对于清廷的这种转变有几点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无论是本土还是外来的中国统治者都会为了适应自己需求而将中国的范围重新定义。第二，如果他们公开信奉中国这个概念（自己就是中国），比如接受汉文化，他们会赢得汉人的支持。为了得到得到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好处)，清廷在对外事务中采用中国作为清的代名词是很自然的。清廷在条约、对外通信等等中经常使用中国一词代表他的地位与政权。这种使用更为明确的表明清朝的中国认同。尽管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但是从顺治到乾隆一直将清等同于中国，而且时刻调整中国的范围来适应领土的扩大。
将清等同于中国这种身份认同最早在1656年清廷颁布的法令中出现。这是一份清廷同蒙古关于领土纠纷的文件“在明朝时期向蒙古进贡的藩属由蒙古管辖，而那些臣服于前明的藩属则属于中国”。
从那以后，无论不是汉语的或是蒙语的官方文书还是私人文集，无论法令、条约、皇帝的私人作品还是满族官员的游记都在频繁使用中国一词。1710年在关于中朝界线的法令中康熙帝指出之前是满族的土地也属于中国，发源于长白山的红洞河（今天位于满洲北部松花江）完全属于中国，鸭绿江的西北部属中国，
图们江东南方的土地属中国。
在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同外国所签订条约的满文与中文译文中大很清明确地被等同于中国。比如，像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个条约解决了清帝国与俄国之间存在已久的领土纠纷问题。外兴安岭南部地区属于中国。为了与中国和好，俄国不再有任何异议。
从这个条约的满文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俄国在处理疆界纠纷时索额图被封为中国皇帝的使者在尼布楚同俄国大使会谈（谈判）。满文中Dulimbai gurun 一词的标准汉文翻译是中国、中原、华，并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词在1689年清廷颁发的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这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另一个满语词汇dulin，意思是“中的”“中心的”。上面一段话中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huwangdi翻译成中文是睿智的中国皇帝。许多官方满文档案，比如文章后面要引用到的档案，对于大清皇帝的称谓使用了不同上面的词汇DulimbaigurunI enduringge han（睿智的中国可汗）。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三年，即1686年，清廷的一封信函被送到了俄国“西方国家都遵守天朝（中国）所制定各项制度”。在1693年，送到俄国的文件里说到“待我们将此事汇报天朝（中国）皇帝，便返回”。在译为满文的俄国信函中，清廷和皇帝被译为Dulimbai gurun和DulimbaigurunI enduringge han。从其他呈给康熙帝的俄国文件的满语译文中也会看到相似的翻译。
从康熙到雍正时期的其他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更多奖清等同于中国的证据。从1661年到1734年，现存的中俄外交档案中，有超过160处使用Dulimbai gurun 作为官方的清廷头衔。
乾隆时代，清朝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满语与汉文中——“中国”这个词——在清帝国的政府公文，甚至皇帝的御制诗歌中，被司空见惯地使用。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公众开放了乾隆朝涉及中俄关系的物质生产档案，据整理这些档案的专家屈六生介绍，“中国”这一概念在这批档案中使用的频率，远高于康雍时代的同类档案。1735年，乾隆皇帝在他继位之后不久，就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外国人欣赏的只是武力，……”（此处请
童子代查《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在1754年的另一首诗中，乾隆写到“中国怀柔宁从厚”；1780年则下诏“中国在对待外国人……”（请童子代查《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清朝诸帝有时为了刻意强调其身份认同而使用“我中国”这样的短语。1712年，康熙通过赴俄使团致书俄国说：“我中国并无此地方”，又“我中国或有”云云。1729年，一份送往俄国的政府公文更是以“据我天朝惯例”开头。1750年，乾隆皇帝给准格尔汗的诏书中则有“今多人自我中国逃至你处”的字样。
清廷官方文件通常都有满汉语异文两个版本。1720年代，满族官员图里琛担任了与俄交涉使节，他将他的见闻写成了著名的游记《异域录》，这本书就是以满汉两种文字印行的。这本书的满汉异文本，分别称呼“中国”为——“XXX”和“中国”——更多时候则径直称“大清”，满语的“大清国”仅仅出现了一次。图里琛经常使用满语“我们中国”，以表明其效忠对象：“在我中国，无人胆敢……”（写尼玛《异域录》啊，中文有你还去引满文档，秀满文好了不起啊。老子不翻译这句了）
不仅是在作为帝国首都的京师满人对于中国具有显著的认同感，在满洲关外亦是如此。早在1660年代，被流放到宁古塔诗人方拱乾（一译方拱干）就在其《宁古塔杂诗》中写到：“逐客已悲身万里，来人犹说是中华”，19世纪早期，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曾到达黑龙江河口地区，并与当地官员进行了接触。他的书中记载，虽然官员们向他展示了“大清国”的官方印绶，但他们都称“大清”为中国。
清廷亦习惯于使用诸如“国朝”、“我界”、“本朝”等词语来称呼其国家。但清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词语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例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中文文本中，“中国”一词被作为国家的证实称呼，但在另外一个文本中，该词则被“我界”取代：“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我界，岭北属于俄罗斯”。
同样，乾隆朝处理中朝边境军事界限的诏书中，也将上述几个词语看作同义词。第一份诏书强调，该边界标识位于“中国界内”，第二份诏书则声明其在“我朝界内”。知道19世纪晚期，上书者向清帝请愿也并未区分中国与清朝。例如，据1883年的记载“越南已告知中国，希望我朝能够在她与法国之间进行斡旋”
云云（《清季外交史料》）。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大清”就是“中国”。
重新审视作为多民族实体的中国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清代，定义中国具有两种方式，通过构建“汉族中国”的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路径，以及依靠制造儒家与非儒家的社群分裂的文化路径。无论二者之间哪种定义，作为非汉族的满族只有通过完全接受儒家知识体系，才能获得中国的身份认同。同样的，这两种定义拒绝其他非汉族——即那些来自内亚的种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非儒家文化信仰的群体。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清朝试图通过边疆这一新界定来超越种族隔阂。
满洲对中国种族主义观点的否定，首选是从词典编纂学意义层面上开始的。1644以前，清廷将“中国”译为“XXX”，这一译法基本是与明朝作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相适应的。但明亡以后，清廷就采用“XXX”这一完全不同的称呼来指称中国了，这一变化，将清廷从概念上消解汉族中心的成效展露无遗。（这句话翻译不来啊，快来看啊）
同样，中国作为一个儒家共同体的概念，被另外一种强调政治疆域的观念所取代。因此，内亚——新的且完全非儒家的地区被纳入清帝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雍正皇帝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大义觉迷录》里写到：“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相同的观点还可见于1750年代由官方编纂的《皇朝文献通考·禹地考》。中国的范围被定义为了清朝的疆域，而疆域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因此书中强调，那些在前朝被视为“羁縻”的地区，全部已被纳入了清朝的版图。这使得清朝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皇朝文献通考》的地理学部分，中国不仅包含其原有地区，更包括清朝统治下的内亚地区。这些原始资料都表明，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内亚及其地区内所居住的非汉族，都已经被纳入了清朝统治之内。（用个鸡巴的不拉不拉不拉~翻译不来啊）1750年代，许多汉族官僚都反对清廷在西北地区拓土开疆，理由是这些地区从来就未曾真正属于中国。为了反驳他们，乾隆皇帝在庆祝对准格尔的胜利时，亲自撰文，说明清朝和前朝在“中国”这一概念上的区别。为了维护他在“中国”这一概念上的权威，同时也拒绝将非汉族族群排除在“中国”之外，他否定了特别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有宣扬关于“中国”概念的政治言论。通过重新定义中国，这位中国皇帝不仅制定了自己的标准，还通过八旗制度将不同族群纳入到帝国中
来。（以上阙海）
尽管源远流长（its roots lay further back），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诏令使得“中国”的新定义更清晰而成系统。在《大义觉迷录》出版之前的半个世纪，《尼布楚条约》（以及一些相关文件）中已经有类似的说辞来定义北满洲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满文的条约中宣称：“凡流入萨哈林江（黑龙江），自大兴安岭阳面以至于海，为中国的领土”（SDRK，8）。
不仅如此，该条约还涉及了清廷的一个允诺“竖一块刻着拉丁文、俄文和中文（条约）的界碑在两国谈判处”（SDRK，10。1690年，条约签订一年后，这块界碑得以竖立，在俄罗斯的一边刻着拉丁文和俄文，另一边刻着中文，满文和蒙古文。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隐喻——在17世纪80年代，中国不仅仅再指向“汉”，表现为并不只是使用了单一的中文而是用了三种语言。
17世纪末18世纪初，蒙古（准葛尔部2）的首领——好战的噶尔丹使得康熙帝发动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战争。战后外蒙古成了清版图的一部分。在18世纪20年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新条约声明边界，把外蒙古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有的土地）沙毕纳依岭以南至额尔古纳河属于中国”。（《恰克图条约》）18世纪50年代，清廷击败了准葛尔又吞并了新疆。因此清版图有了扩张：“蒙古准葛尔部的山和水使中国的版图完整。”（Elliott，2001）
其他类型的一些文献也阐明清廷18世纪中期包括内亚的拓张中国之意图。18世纪50年代，供职于清廷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意欲作了一幅世界地图上呈给喜爱西方奇物的乾隆皇帝。因为这时蒋氏的地图是基于征战准葛尔之前的地理信息，所以中国的版图还没有包括后来被称之为新疆的地区。但是，在征服之后，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的影响了一些制图师。蒋氏耳闻了这个消息后，他加紧了重制，使地图里面中国包括了新疆。1756年，乾隆高度赞扬了这幅呈递给他的重制后的地图，此图中中国的边界之内有满洲，蒙古，青海和西藏。（Qin Guojing，1997）
18世纪末满族官员椿园编纂的《西域总志》是尤其重要的地方志，这同时也展现“中国”如何被重新思考的。椿园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南即中国地界”（Chunyuan，1966：2.22b-23a）。在另一处他指出：“雪山之在中国者，
2译注，原文为蒙古首领
嘉峪关外东西绵亘九千里”（Chunyuan，1966：3.1b）。蒋友仁和椿园的书写展示了清朝官方在18世纪中期曾经清晰的视中国为一个多民族实体，而这开始影响了地理学和制图学。
在内亚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后，这些地区不再被划进朝贡国的范围（HC，7263-412），这里的居民不再被视为化外之民——一个适用于朝贡国的居民的形容，而若是在这点犯错可能是危险的。比如，1787年，陕西总督巴延三在呈乾隆皇帝的备忘录提及藏族仪式为一种“夷俗”，皇帝对此的回复有些尖刻：“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縻，尤以外夷目之者可”（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1964：19019）。
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内亚并入中国的版图重新定义了中国人——一个多族裔的集合。清廷把蒙古人看作中国人和满文公文佐证了这点。早至17世纪50年代，清廷在统治了蒙古之后，视蒙古人为“中国之民”（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1964：103.10b-11a）。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北满洲的非汉人被这个词所指称。
一个首要的例子是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康熙签署这个条约的原因是他希望避免他的蒙古臣民逃到俄罗斯（Perdue，1998）。在条约中，那些住在中俄边界的蒙古人被称之为“中国之人”。这在满文文本中是”Dulimbai gurun I niyalma”,可以翻译为“中国之民”，蒙文版本中为“（两国均同意停战）搜寻遣返那些跨越边界的子民，包括中国之民现居俄罗斯或俄人现滞留中国（SDRK，9）。在中文版本中为：“从前……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返”（大清圣祖仁皇帝，1964：1936）。在康熙统治后期，皇帝在面对西方威胁时认为汉人的立场没有蒙古人和满人坚定3（3598），他认为“中国之民”不应当被视为单一的汉族而是应该是多族裔的。
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重申蒙古人的身份认同应为中国人，满文版本中清楚的体现了这点：“（如有罪）这些中国人应该被处决”（SDRK，71-72）。因为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的蒙古人居住在外蒙古，而满文中的”Dulimbai gurun i niyalma”所指的就是他们。
17世纪20年代左右的《理藩院则例》中出现了相似的关于新中国人的陈述。在其中的一则中记载到：“……鄂罗斯尼布楚城送回逃人两名，著理藩院行文嘉
3“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汉人难为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
奖……嗣后有伊处逃入潜往索伦等处者，察出，奏闻潜回……如从久居地方逃亡别处者，追回，照逃人例治罪……调来兵丁逃回者鞭一百，给旗内为奴。如系家奴，鞭一百，交还其主”（转引自，Nomiyama，1977：63-65）4。
最早出现于17世纪晚期，清廷已经抛弃了中国人唯独是汉人的观点而创造了一个包括内亚的非汉人的群体的多族裔的中国人的概念。两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已经很接近于今日人们所认识的20世纪的国族概念，即中国和它的国民。（以上廖斯）
4译注：该引文原文为日文，野田山温的《露清の关系》即《中俄关系史》，1977年东京出版。野田君由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摘录此事，今特查出原文，参见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由《白银帝国》看中国家族企业管理 近20年，家族企业在我国大批兴起和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家族企业生生不息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国内知名的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太太药业（朱保国家族）用友软件（王文京家族）均成为企业界及经济界的关注焦点。在国有企业总体低效运行的对照之下，民营的家族企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而备受瞩目。 然而我国目前大部分家族企业在发展历程中都会遇到瓶颈，在经历快速成长的初期过后都会滞留在某一阶段，甚至跨越不过瓶颈而惨遭淘汰。归根结蒂是由于家族式管理而来的结构形态和模式带来的弊端。家族式管理模式早在我国清朝时期就曾出现，其典型代表就是由山西商人组成的晋商。从晋商的经营模式和企业管理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迪和借鉴。 一部耗资破亿，历时五年的电影《白银帝国》就描写了一个家族企业的成长历程。山西票号“天成元”，堪称清代的全国“金融大鳄”，它掌控了全国金融兼营存放款，生意鼎盛时拥有中国各地以及俄国、蒙古、日本及南洋的二十三个分号，富可敌国。作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代表康家，不仅仅创造了清代的家族创富奇迹，更为日后的中国式商业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1、以“天成元”为代表的晋商，创新了经营体制，设立了两权分立，掌柜负责制，设立人身股等，并传承了晋商文化。康老太爷在刘掌柜畏责自杀后埋怨总号孙掌柜没管好用好人,并导致他只得坏了祖上留下的“财东不管事”的规矩。“天成元”的所有掌柜为终身责任制，除了能力需要获得东家的肯定，还必须是山西人，一定要有钱的、与自己有生意关联的商家来做推荐担保人，一旦掌柜（经理人）做出有害于东家（股东）利益的事情，东家可追究其担保人责任。在缺乏信誉记录的旧社会，这种担保制有效地激励了职业经理人工作的长期性，杜绝由于两权分立造成的管理短视。即使在信息畅通的今天，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信任问题同样制约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公司在对决策层的选拔中，往往需要聘请外部背景调查公司，不但要对候选者以往工作绩效进行第三方认证，还将对其在以往的工作中的“犯罪记录”进行调查，确保聘请方对候选高层管理人员建立足够的信任。另外，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行为具有长期性，现代企业亦可借鉴晋商的经理人“担保”制，并结合长期激励、绩效回报等多种中长期激励举措，对代理人进行综合的约束与激励。 2、当康老爷有意收戴掌柜为义子时，戴掌柜叩头婉拒康老爷。这其实是晋商“管理”票号的第一要则，财东和管理者要截然分开，沾亲带故的，做股东可以，管理票号却是绝对不行。裙带关系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具有使成员之间较高的认同感，减少公司管理过程中的内耗，降低控制难度和管理成本等，但公司进入发展阶段，逐步走上正规，裙带关系对管理者的负面作用就显露出来，具体表现为： （1）难以得到最优秀的人才。公司要做大，要发展，仅靠在亲朋密友中选择关键人才是不行的，近亲繁殖，排斥外部的新鲜血液，使管理者对人才的选择面越来越窄，有能力的人会越来越少。 （2）专制的管理风格。管理者选择亲朋密友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下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愿意顺从自己的意愿，不轻易与自己唱反调，这有利于形成快速、有效的决策反应体系。然而没有了反面意见的制约，长此以往，会助长专制的管理作风，管理者会变得封闭、自负，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自负的心态又反过来使管理者更加喜欢那些听自己话的人，排斥异己。 （3）重人治，轻法治，忽视公司制度建设。重用亲朋好友的另一个后果是：往往以亲情替代公司规章，私交了先于原则。无法用公司的制度来约束那些与管理者关系亲密的人，公司的制度失去了效力。当公司规模发展壮大，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无暇顾全局的时候，公司的管
强化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就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我国有５６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族名，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总称，那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起源于多元，经过长期的交往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我国各个民族尽管在地域分布、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尽相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异，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是实现民族大团结、祖国大统一、中华民族大振兴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自强、自主的精神支柱，是团结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当代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说，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人民。强化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就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要自觉维护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与各个民族特殊利益的关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化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就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实践中，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要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自觉维护祖国统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当前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是要认真研究如何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各族兄弟姐妹共同建设和谐社会。我们认为，维护和发展“四个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该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首先，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注重国家认同、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并在各项工作实践中努力贯彻公民权利义务平等，以此树立和巩固公民意识、构建现代法制观念下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推动单一民族认同向国家公民认同发展。其次，要积极促进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使各族人民通过文化认知、文化认可的过程，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文化认同，培育共同文化。第三，要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有益价值，促进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感情，团结凝聚各族人民，塑造起各族人民从心理上、文化上认同的国民精神，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第四，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渗透、反分裂斗争。长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分裂、颠覆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其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会因人们的意志而转移。在坚持正面宣传引导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批驳“三股势力”散布的种种歪曲和杜撰新疆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历史的谬论。同时，加强对思想文化、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和管理，切实维护民族地区文化安全。们坚信，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有了高度的认同感，就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焕发勃勃生机，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会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后的民族团结工作要注意把握几点：一是要坚持“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树立和强化公民意识，克服狭隘民族情绪，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来处理”，不能把与民族关系无关的问题随意上纲上线，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把民族问题无原则地“泛化”“强化”和“高度政治化”；二是民族团结教育要强调各民族的“合”而不是“分”，多讲共同性，强调56个民族是一家，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三是明确当今中国是现代公民国
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hughekn 摘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随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清末明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过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这就使得民族主义思想空前高涨。而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导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征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英国的洋枪洋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还打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清末明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清末明初。实际上它是当时两种民族矛盾的存在并日益激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一个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中国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具体分析起来，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向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的产生伴随着剥削和侵略，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或产生的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国内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都激发了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第二，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刺激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并且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同时传入中国并被人们接受。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形成。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但是一般来说，梁启超是最早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思想家。他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使用了“东方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毫无疑问，这是民
电影《白银帝国》观后感作文5篇 #电影《白银帝国》观后感作文# 第一次听到《白银帝国》是因为朋友告诉我我的偶像演了新片。第二次听到的时候是中央六台在放《白银帝国》的首映典礼。我只记得上头说了，《白银帝国》的导演是个女的，那个女的说，资方是郭台铭。由于之前的工作和富士康打交道比较多，对于郭台铭其人有些听闻，故觉得这个电影应当有得一看。 午时和女友去了中心城的金逸电影院，电影在十几分钟的广告中开始了，没有征兆，可是开场就让人觉得制作很精良。上次看国产片时这样的感觉是在《非诚勿扰》的开场。从制作的工艺上看，这确实是巧工慢火煨出来的一道菜，如果再配上壶“悠悠岁月酒”，回味则更显绵长，毕竟从影片幕后制作阵容来看，的确是很豪华，苏聪、奚仲文、张叔平、陶经…… 故事讲的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晋商的故事，充满了沧桑，甚至显得有点落寞，好像在满桌子的汉堡和烤串中间，突然上了一道凤尾鱼翅，觥筹交错间食客们难免有点踌躇。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原著《白银谷》，可是故事的重心好像有点点乱，故事从康家老四去天津，媳妇被绑架开始，康家家难不断，先是康老二要去天津救人，骑马摔
成残废，天津掌柜因为此事上吊自杀而银号遭到挤兑，老四获知媳妇被杀而疯癫……这些都只是一个激发老三也就是郭富城饰演的康三承担大业。 故事还有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郝蕾和郭富城是母子关系，可是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郝蕾性格刚烈，康父在家难连连的情景下必须要郝蕾为康家留后，郝蕾节育，康父和郝蕾导演了一场溺水死亡的闹剧，八国联军来了，康父委托大业，死去的郝蕾出来与郭见面，……导演费尽心机，就是为了塑造郭临危受命，解除心结，一心商道的过程，但总觉得郭与郝蕾的故事过于长了。而到最终故事结束总有种故事未尽的感觉。 而贯穿故事的商道和道理仁义是故事的点睛之笔，也不愧是郭台铭作为资方的这样一部片子。总有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味。可是也深深感激郭总，心系天下啊。 虽然因篇幅有限而浅尝辄止，《白银帝国》还是相对完整地再现了晋商渐渐式微到最终没落的过程，所以《白银帝国》还是具备了必须的恢弘的史诗气质的。康老爷关于驭人之术的阐述不能说不厚黑，但最终还是让自以为被自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邱掌柜摆了一道，尽管窖藏了天文数字的白银，但到头来还是千金散尽。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固步自封的小农意识、官办银行的冲击，这些导致晋商退出历
白银帝国观后感 从片头三爷（郭富城）对着天底下空旷的戈壁自问“天地这么大，人这么小，该如何安身”到电影结束时天成元打开地底下的银窖救济灾民挖出书写着“仁义”的卷轴，“仁义”作为一条主题暗线一直埋藏在电影中，却一直被主体的电影叙事排除在外。像《白银帝国》这样一部“史诗”电影，“仁义”这样用道德挂帅的主题不要行不行？当然可以，只要电影真正倾向于“白银”和“帝国”即可。而“仁义”最终还是被从地底下生拉硬拽出来了。除了像有人分析的那样像郭台铭这样的新富阶层为了中和人们的仇富心理这种潜在的文化逻辑之外，电影主创们的心理逻辑是：越是仁义这样崇高的道德字眼越能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人们进入影院就是为了体验生活中无法体验的东西，更何况，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伦理有多少了解呢？除了在某本介绍中国文化的概要上隐约读 到的“仁义”二字。于是究竟在观众心中激起的情感是粗浅还是深刻，儒家的仁爱伦理与斤斤计较的商业理性之间到底能不能调和这些问题全部弃置不顾了，就像有些商业电影无论有没有艺术性一定要冠之以“商业艺术片”一样。 导演选择以年度总结帐开始，把所有掌柜聚在一起，这方法有点借鉴教父开塲，但运用得很成功，自邱掌柜被罚开始一步步呈现出一个大商业机构的管理及运作模式。如股份制，掌柜制等。尤其是大算盘那一段，使人觉得新奇趣味十足。虽然我不清楚当时记帐时否眞需要使如此大算盘，但如此安排颇具戏味。同时逐步显出各人性格，如邱掌柜贪利，一爷仁慈，二爷鲁莽，三爷消怠，四爷懦弱，张铁林善用权术，戴掌柜精练能干。开篇的一连串事件，把天成元那种落后不近人情的规章显露无遗，使人感到衰败的裂缝隐隐若现。营造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精彩开局近年国产片中难得一见。 《白银帝国》宣称为“中国华尔街，再现晋商五百年传奇”但纵观全剧，除了感情戏著墨较重外，我认为还有一致命弱点使这套戏成不了眞正的传奇片。这是对晋商经营技巧的描写过于片面。全片大多是对天成元管理的纵向描写，即张铁林片中数次提及的驽人之术，但横向关系却鲜有著墨。只在救四媳妇时吩咐买个人情及运银时与山贼互通声气这两处略为提及。生意的成功内部管理固为重要，但若无稳妥人脉关系将会寸步行。或者是触犯国内政治禁忌，但纵观中外佳片，如《教父》中米高与议员在房内针锋相对的密谈，房外太太们谈笑风生一段，又如《跛豪》中秋节拿著装满现金的月饼盒去送礼一段。至今令人回味。 尽管偶有亮点，但并不能掩盖后半段剧情苍白的硬伤，荒漠夜战羣狼一段，特技精彩称得上国内一级水准。就剧情而言只是加强邱掌柜叛变的反差。八国联军侵华，使票号生意大受损失，郭富城锐意求变，但亦不过是一大票号死前的回光返照罢了。一元开户，看上去让人不知所谓。后半段郭富城高举仁义大旗，并想借此营造出一商业人才形像，却不料后半段之所以剧情单薄正因如此，仁义先行，剧情为辅，显得处处束手束脚，张力不足。本来当时社会，革命党起义不断，政局动荡。正是出英雄的好时机。这样的背景剧情方面可雕琢之处甚多，偏偏编剧置之不顾，让主角自说自话，显示不出一种商界人才所有的大局观。或者导演应该改下宣传“中国仁爱街，山西商界孔子育成传”。 影片开场不凡，茫茫戈壁，碧空黄沙。郭富城饰演的康三爷独立于天地之间。他那句“天地如此之大，人何以自处？”颇有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气度，也为电影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和思想主线，康三爷的一生其实都是在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姚大力 2002年第4期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
浅析近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摘要：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有多种选择。中国民族主义同时担任着政治救亡和文化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各种民族主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经过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 关键词：民族主义、“天下”文化观念、历史选择、政治民族主义 正文：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在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它可以是一种情绪，是关于国家的政治原则，可以是建立民族政权的指导思想，关于民族的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历史运动，也可以是个体归属感的需要，等等。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每一种定义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种重要特征，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所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隐含着特定的目的，甚至有非常强烈的价值立场。但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共同未来的一致向往，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众对民族前景的明确期待。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目标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政治属性，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即是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其结果，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一体化，造就了现代民族国家，即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利益首先是从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崇高的，必须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因为国家必须强大，必须富足，必须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才能有效的维护民众自身的利益。此外，民族解放被公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主题。 民族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社会动员能力。它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政治力量具有文化的合法性，究其原因，在于它对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都要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它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因而主要是非理性的，在民众心中是一种激情支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激发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的信念，以实际和想象中的民族区分为界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而最终目的是要民族大众尽可能大的物质、精神以至生命的奉献。只要民族主义思想一经转移到大众，便大致成了最简单的信条形态。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组织，乌合之众就会变成冲锋陷阵的洪水猛兽。民族主义的历史创造者是由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发动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操纵者，他们表现的民族主义狂热，要比其他的社会集团更为强烈。通过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意识形态操作，民族主义以群体的自我寻求和情绪为开端，以价值取向表达历史意向，这就是作为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创造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样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和操纵者也是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和反传统的激进思想。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晚清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直接和完全的移植，而是“应激型”民族主义。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
传统鬼怪文化与东亚电影的身份认同——以中国、日本、韩 国鬼怪类型片为核心 从现代的人性观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一方面上有着显著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化因素也就缺少更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多地获得解放。”②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备较为完整的文化识体系，到了今天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当程度上致使鬼神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受情境中，唯物论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处告白的尴尬；国鬼怪片摇摆于诸多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了精神崇拜
的意义。从五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统文化，尤其是被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驱除了作为文化存的鬼神阴影，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们每每赞美高扬西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民间角落的事实。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传统鬼怪本已日渐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症候是复杂的。国内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审查的体制问题。年出现的如《闪灵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并不逊色于亚洲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对标准化的观众群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民间俗众已较大的区别。与热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
观看白银帝国观后感范文600字五篇 郭台铭首次投资电影，取材清末晋地金融界，取名《白银帝国》，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观看白银帝国观后感600字，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观看白银帝国观后感600字 第一次听到《白银帝国》是因为女友告诉我我的偶像演了新片。第二次听到的时候是中央六台在放《白银帝国》的首映典礼。我只记得上头说了，《白银帝国》的导演是个女的，那个女的说，资方是郭台铭。由于之前的工作和富士康打交道比较多，对于郭台铭其人有些听闻，故觉得这个电影应当有得一看。 午时和女友去了中心城的金逸电影院，电影在十几分钟的广告中开始了，没有征兆，可是开场就让人觉得制作很精良。上次看国产片时这样的感觉是在《非诚勿扰》的开场。从制作的工艺上看，这确实是巧工慢火煨出来的一道菜，如果再配上壶“悠悠岁月酒”，回味则更显绵长，毕竟从影片幕后制作阵容来看，的确是很豪华，苏聪、奚仲文、张叔平、陶经…… 故事讲的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晋商的故事，充满了沧桑，甚至显得有点落寞，好像在满桌子的汉堡和烤串中间，突然上了一道凤尾鱼翅，觥筹交错间食客们难免有点踌躇。[由https://www.doczj.com/doc/9f16358988.html,整理] 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原著《白银谷》，可是故事的重心好像有点点乱，故事从康家老四去天津，媳妇被绑架开始，康家家难不断，先是康老二要去天津救人，骑马摔成残废，天津掌柜因为此事上吊自杀而银号遭到挤兑，老四获知媳妇被杀而疯癫……这些都只是一个激发老三也就是郭富城饰演的康三承担大业。故事还有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郝蕾和郭富城是母子关系，可是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郝蕾性格刚烈，康父在家难连连的情景下必须要郝蕾为康家留后，郝蕾节育，康父和郝蕾导演了一场溺水死亡的闹剧，八国联军来了，康父委托大业，死去的郝蕾出来与郭见面，……导演费尽心机，就是为了塑造郭临危受命，解除心结，一心商道的过程，但总觉得郭与郝蕾的故事过于长了。而到最终故事结束总有种故事未尽的感觉。 而贯穿故事的商道和道理仁义是故事的点睛之笔，也不愧是郭台铭作为资方的这样一部片子。总有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味。可是也深深感激
近代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指的是为维护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中国民族以及其所包含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和语言的总和。它要保护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是我们领土上几十个民族的总和，中华民族所衍生繁育的人都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指的是中国人民、文化、领土、国家荣誉、语言的综合，并不是单纯指的是人民群体的本身。如何确定自身存在民族荣誉感，仅仅人本身外貌是不够，更重要的是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语言、领土、国家。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三：一为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第二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 其特征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 第三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 特征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成为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作者：贾虹生 国家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应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实体组成的，现实中没有人生活在国家之外，不管你是身在祖国，还是侨居他乡。我们13亿之众的中国人，99%以上就只能生活在祖先留下的这片国土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既是社会统治的机器，也是世界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载体和基本形态。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古代先贤两千多年前概括的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各国人民的福祉必然和他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利益至上仍是现今世界必然的行事逻辑，爱国主义也就成为各国人民的行为准则，家国情怀自然就被纳入到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根本利益范围。这一串的关系绝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影响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课题。 笔者曾经两次去过美国，令我颇感震撼的不是那里的先进发达，而是两件小事。一次是代表团参加一个大型活动，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广场，生性自由活泼的美国人，看似无拘无束地嬉笑打闹。但当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护卫着星条旗正步走入广场时，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右手按在左胸前，表情庄严地注目他们的国旗，偌大广场只听见三名战士的脚步声。可畏的是并没有人提醒，大家都是自觉的。另一次是在饭馆吃饭，当电视里响起“星条旗高高飘扬”的国歌声时，所有正在用餐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情严肃地按住心口，直到国歌声结束。我当时就想，美国人的爱国情怀，绝不输于任何国家，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美国的强大有着必然关系。 国家认同，离不开对国家基本状况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我们的国家，是从一盘散沙、外强瓜分、军阀割据、战火频仍的状况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无论说它是“睡着的狮子”，还是说它“东亚的病夫”，都是任人宰割、欺辱的对象。除了掠夺你的资源财富，没人关心你的人民疾苦，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就像鲁迅先生无情鞭挞的那
文化身份认同指的是从精神方面来讲,一个种群对自身文化的回归或在不同的环境中对该环境文化的一种心理确认。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主调,有色人种的文化处于附属的地位,两种文化在相互排斥和不平等中相互融合,黑人文化在寻找自身定位时茫然困惑,同时随着黑人的地位的提高及奥巴马的当选,寻根追源已成为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黑人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一、困惑与困境 美国黑人文化的根源来自于非洲,非洲文化因素在美国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非洲文化,它借助美国黑人的创造精神和适应能力,在新的环境下经过种种变化,成为美国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社会的主要旋律的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人类天生的统治者。《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主张废奴的杰斐逊也是个种族主义者,他主张解放后,将其迁移到不致造成血统混杂的地方去,希望在非洲建立一个国家,将美国国内所在的黑人全部转移到该地。这种主见完全把黑人塑造成不开化和愚昧的状态。在黑人民权运动胜利后,黑人对自身的文化完全处于一种丢失与困惑的状态,他们的文化定位是什么——那被时间和空间已经疏远的非洲文化对他们还有无意义,在探寻自己文化根源的时候,出现彷徨与困惑,他们认为:只有接受了白人的文化,他们才能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才能改善自己的不平等待遇,也才能改变‘他们与生俱有的黑人性。’ 由于历史一代一代为种族主义所渲染,黑人文化的弱势地位加强,黑人在不知不觉中将白人的审美标准内化。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便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造成的自我身份迷失和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求。
整个19世纪黑人对非洲文化是感到困惑的,一方面,有部分黑人希望靠重建非洲故土来建设民族性,另一方面,有少部分黑人希望摒弃非洲传统文化,将黑人文化看成是低劣的,认为应该向白人学习。黑人权利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盲从,他们摒弃了黑人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盲目的追求自己的文化优秀的一面,对于那种被殖民的文化给予拒绝,黑人在彷徨中寻找自己的文化领地,也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二、复归与融合 随着黑人政治力量的觉醒,文化相对主义的深入,许多黑人开始正视自己的文化,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包容文化因素有所扩大,这有利于黑人文化身份的认同。20世纪初,许多黑人团体明确了自己的非洲文化。 马库斯加维是一位具有牙买加黑人血统的美国人,他提倡黑人的民族主义,哪里有黑人自己的政府?哪里有黑人自己的国王?哪里有黑人的总统、国家、大使、陆军及其重要人物?我找不到他们,我宣布‘我将帮你们建造这一切。’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其机关报《黑人世界》周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黑人报纸。领导人加维宣传黑人祖先的光荣历史,提出“回到非洲去”的纲领。他认识到在西半球文明化的过程中,黑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通过使美国黑人加入协会来激发黑人的自豪感,但是纲领缺少可以行动的可能,在经济危机后,黑人没有基本的生存保证,何来精神追求。黑人普遍赞成杜波依斯的观点,他是一位出身于黑人家庭的学者,著有《黑人的重建》、《世界与非洲》等书,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他以精辟的言论说明了黑人和非洲文化对美国和世界的贡献,认为有色人种应和白人共同承担义务,同那些为民主而战的白人同胞和盟国肩并肩得紧紧团结起来。
《白银帝国》观后感 《白银帝国》描写的山西票号“天成元”堪称清代的全国“金融大鳄”，它掌控全国金融，兼营存放款，生意鼎盛时拥有中国各地以及俄国、蒙古、日本及南洋的二十三个分号，富可敌国。本片的主轴正是“天成元”这一商业帝国两代之间的传承故事。除了纠缠父子二人与一奇女子的三角恋情之外，更是借此传承过程表现中国两大思想体系－－法家与儒家的义理之争。在影片中，又通过对绑匪横行、八国联军、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背景展示，凸显出“商人重义”这一晋商不同于其它的仁义精神。--------------------------------------------以上内容摘自百度百科观看这部影片，可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关于金融学的知识。天成元作为晋商四十六家票号商会之一，在清末就发行了期票，并且存款人可以在日本国取钱，从中可以看出在清末的时候早期的异国存取业务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电影中关于清政府发行的纸钞，在清政府垮台之后它就变成了废纸，这也间接的揭露了纸币的一个弊端，在纸钞变成废纸的同时，白银最为一种有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它的价值仍然存在，而且还出现了抢兑银子的情况。说明了一国政府发行的纸币是具有局限性的，但面临政府垮台或者政局不稳的时候，该国的纸币会面临贬值或者一文不值。对于银子等本身就具有一定价值的一般是等价物，在货币的历史舞台上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投资金银等一般等价物。 在电影中天成元的前总掌柜因为借高利贷而被康老爷辞退，作为票号商会中重要的一员，天成元对于自己的名号相当的在意，在那个时代，高利贷被认为是害人害己的，并且会被同行业的人所耻笑，所以康老爷严惩前掌柜。这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高利贷的危害。但是在康老爷惩治了前掌柜的同时，康老爷自己也囤积食盐，打算在在适当的机会出售以牟取利润，食盐作为人类所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在现代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康老爷的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贴现了商人的本性，尽可能的牟取利润，并且不顾道德。 天成元票号是一个家族制的企业，在影片的开始，康老爷由于有四个孩子，虽然大儿子有一些残疾，但是还有两个儿子可以继承家族事业，所以康老爷并不是很在乎三儿子，但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之后，只剩下康三爷可以继承家族事业时，康老爷就只剩下大力培养三儿子这一条路可以选着，并且在三儿子不愿意生育继承人时，把自己的小儿子教给三儿子抚养，这也体现了大家族制企业的一些特点，并且延传到现在。 天成元是一家票号，对于自身的信誉是非常看重的，在影片中康老爷的四媳妇被绑架羞辱之后自尽，四儿子疯癫，对于票号的名声有所损害，所以在天津出现抢兑风波，这说明信誉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一家金融机构的信誉受到损害时，它所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之大的。这也间接的告诉我们，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要重视对企业的形象以及信誉的培养，它是一种无形资产。 影片的背景发现在社会动乱，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一个家族要维持发展，所需要经受的不仅仅来自于政府的压力（影片中清政府欠天成元银子不还），还要面临其他许多不确定因素（邱掌柜联合抢匪盗取银子、英法联军的侵略等），天成元坚持自己的口号“至诚至信，大义参天”，在战乱之时动用最后的资本去完成对顾客的承诺，体现晋商的一种仁义精神，作为商人，应该在不损害广大人
论中国民族与民族关系 内容提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是56个民族共同参与的。只有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关键字：分布特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平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 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２５个民族。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一.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4%以上，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总面积为160多万平方公里，西藏自治区120多万平方公里，内蒙古自治区118万平方公里，仅这三个总面积加起来占了全国总面边境积的40%以上。二。物产丰富，资源众多。内蒙古大兴安岭盛产的落叶松闻名全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被成为“热带植物之宫”。更是内蒙古草原闻名世界，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内蒙古的和太平原素有“塞上谷仓”之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更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三。多诶与边疆和国防战略要地。我国幅员辽阔，路上边境线长达2.2万多公里。在漫长的路地边防线上，几乎都住着少数民族，十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开展贸易合作加强和邻国友好往来的前沿阵地。 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开端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王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使华夏民族在地域基础、语言文化、经济生活和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隋唐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汉代以后，中国虽然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分裂时期，但这期间。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在历史上曾经强盛兴旺的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等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以后接受了汉文化，其中一部分人融入到汉族中。到了隋唐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与吐蕃、突厥等民族的交往更加密切，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意识形态。 元明清三代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直接派官的管辖之下，形成了在中央直接管辖下的形省与特别政区并存的行政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此时，中国不仅有明确的疆域和稳定的边界，而且形成了稳定而明确的在统一中国范围内，根据不同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特点，以不同政策、法令行使管辖的行政制度。各民族对统一的中国的认同观念进一步增强，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格局。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体现在一下几点： 一祖国统一大业是各族人民共同完成的。 二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多种经济是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 三祖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四各族人民奋勇抵御殖民主义侵略，共同保卫了祖国的边疆。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创立的。 在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有民族斗争的一面;也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面。民族斗争毕竟不是经常发生，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却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