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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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在即，新一轮的修订应当如何进行?这的确是一个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拟从宏观角度谈谈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尊重宪法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事诉讼法的母法;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适用法，二者之间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是建立在现行宪法体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尊重宪法体制无疑是刑事诉讼法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大前提。但目前在学术界似乎流行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存在着制度上的重大缺陷，如果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就会阻碍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要推动司法改革，就要打破宪法体制的束缚。因此，如何处理尊重宪法体制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修订刑事诉讼法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的过程中，尊重宪法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原则，不能因为现行宪法体制的不完善就否定其根本法的权威。如果为了修订刑事诉讼法而公然违背现行的宪法体制，则无疑是本末倒置。但是对宪法的尊重也应当本着灵活的原则，不能将尊重宪法体制机械化地理解为对宪法条文的遵守，完全拘泥于宪法的文字表述而置宪法精神于不顾。因此笔者主张，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行宪法中所做出的明确规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严格地拘束力。这是尊重宪法体制的基本表现。例如：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的审判独立方式
是法院的整体独立，而不是法官的个人独立，人民法院也并不独立于立法机关，这些规定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之下的司法独立有本质上的差别。对于这样的差别，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就要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宪法所确立的我国特有的审判独立方式。再如，宪法第129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学术界争论颇多，但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却是不可逾越的原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恪守宪法，刑事司法改革就无所作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改革的宪法空间：首先，保障人权的条款已经入宪，这就为在刑诉法中增加人权保障的内容提供的充分的宪政基础。其次，现行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完全可以大胆改革。例如，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也没有提及到“有罪推定”的内容，那么，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不会同宪法直接冲突。相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了宪法。最后，即使是现行宪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也并不是说就毫无改革的余地。以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为例，在有关审判独立的方式问题上，虽然不能主张法官个人独立，但是适当扩大合议庭独立办案的范围，将审判委员会的议案的范围控制在最小的真正属于重大、疑难的案件范围内并不违背宪法的精神。再如，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检察机关如何行使这个监督权，则是完全可以进行研究的，检察院是监督机关并不一定必然要让公诉人同时承担监督职责，如果让检察院起诉部分专司起诉职能，监督职能交给检察机关内部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去做，这也是不违背宪法规定的精神的。
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之间的关系
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两种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当事人诉讼程序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司法竞技来加
强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由裁判者行使职权来掌握和推动诉讼程序。从诉讼效率、程序的正当性等多方面考量，二者可谓各存利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诉讼模式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化的过程，经由不同的法律文化培育至今，因此二者的背后都形成了相对特定的诉讼文化和相配套的一系列诉讼制度。如果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诉讼环境，仅仅对两种模式进行学理的比较和技术上的评价则无疑是没有实践意义的。
随着比较法学的迅速发展，最近十几年来，两大法系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步伐不断加快，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纵观各国的司法体制，纯粹意义上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模式不同程度的混合体。我国也是一样。由于受到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学的深远影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中大量存在着职权主义，甚至是超职权主义的因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尝试引入了英美法系对抗制的部分因素，在法庭审理中开始通过控辩双方的当庭对抗推进诉讼程序。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对抗制的引入虽然解决了部分难题，但并没有达到法律修订之初所期望的效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立法者始料未及的问题。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的过程中，是应当延续96年改革以来的基本思路，继续引入英美法的对抗制因素还是应当秉承大陆法系的历史传统，坚持以职权主义为基本的诉讼模式，以及两种模式在我国诉讼体制中相融合的方式和比例就成为本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所面对的一个前提性的选择。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就首先要对我国的现行诉讼体制和法律传统做出清晰的判断。我国在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时，主要是翻译和借鉴了当时日本的法律制度，而二战前的日本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大陆法国家。因此，在我国是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为渊源的。在沈家本之后虽然历经了不同时代法律的修订工作，但大陆法系的基本模式却无疑保留下来，成为中国近现代法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认真审视英美法系的基本制度模式，与对抗制相伴而生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制度在我国却没有存在的制度基础和文化传
统。因此，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历史传统、现有制度构架和司法资源配置等一系列因素，刑事诉讼法在再修订时，在结构层面应当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主。但是，以职权主义为主，并不是意味着当事人主义的相关制度不能为我所用。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大力借鉴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加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突出裁判者的中立地位;在立法的技术规范上更是要认真学习和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精髓所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结合起来，是修订刑事诉讼法不二的选择。本着这样的原则，在鉴定体制、检警关系、证据开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会获得突破性认识。
三、尊重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与立足本国国情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国家之间，不同法系之间，都在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世界法律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法律交流日益频繁，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条约相继制定生效。如果一味地固守本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无视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则无异于清代的“闭关锁国”，对国家法律的发展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但是，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往往要受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传统等多元因素的制约。抛弃对本国国情的分析，机械地照搬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难免会产生“橘生淮北为枳”的反面效果，使得“形徒相似”而结果却决然不同。我国有着悠久的法律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古代，对法律的理想表述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法律裁判者则往往赋之以“大义灭亲、铁面无私”的神话形象。民众期待的更是“秦镜高悬赤子苍生咸感戴，董狐再世贪官污吏尽魂飞”的清平世界。 [1]民众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将自己的切身利益寄托于法官个人的清正廉明，寄托于报应观念，认为犯罪终将逃脱不出“天网”，这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推崇的“个性解放”和“人性回归”思想相去甚远。时至今日，“某优秀法官不顾自己亲属的哭求，毅然判处某被告人死刑”的报道仍然时常
见诸报端，把裁判者神化依然是民众的一种普遍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之中，民众认为法律要作的是创造出一批在亲情、利益面前大义凌然的法官，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显然不是一朝一夕，通过某一个或某几个法律制度就可以彻底改变的。而在我国现有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贸然地引进一些不适宜于我国国情的诉讼制度并非明智之举。
那么，刑事诉讼法在法律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面前应当何去何从?对待这一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既不能为了固守我国现有的国情而对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成果完全视而不见，又不能置我国现实国情于不顾，全盘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而要力求在尊重国际刑事诉讼法律发展与立足我国国情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具体说来有三点：
第一，对于那些已经形成了国际公约的内容必须要严格地遵守。如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公民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权利。对于这样的已经为我国政府所签署承认的条约规定，其基本精神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过程中就应当有所体现。
第二，对于那些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文化精髓要善于吸收。东西方的法律文化虽迥然不同，但二者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中，确实为人类文明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文化遗产。例如证人特权制度，这一在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法律制度，在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中以及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经典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对于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不遗余力地引入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中，而不应拘泥于它的历史渊源。
第三，对于那些与我国现有国情相悖的法律制度在引进的时候要谨慎，不能迷信于西方经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制度。例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虽然在美国发挥了分担法官风险，促进程序公正，
尊重被告人个人选择的作用，但这一制度与我国现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格格不入，如果强行引入，则陪审团制度最终将成为国家司法体制中昂贵的装饰品。
四、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个基本目标之间的关系
犯罪控制理论与正当程序理论自1964年美国刑法学家帕卡首次提出后，至今已经为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学者所认可。犯罪控制是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正当程序是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待刑事诉讼的目的。两者都是刑事诉讼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在诉讼体制中可谓缺一不可。这是因为，纯粹地追求犯罪控制的目标，会把国家法制变成任意践踏人
权的遮羞布，而过分地强调人权保障无疑又会削弱国家刑罚权的威慑力，最终将导致更多潜在的受害者沦为人权保障的牺牲品。
由于深受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的影响，多年来，我国一直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刑事诉讼法被定位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一个典型的例证即我国的严打斗争。而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众的人权保护意识逐步提高，特别是接连出现的冤假错案在无形中推动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基本目标地位的强化。
然而，认真审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后不难发现，在我国目前，无论是犯罪控制还是人权保障，两者都严重缺失。一些可能侵犯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宪法权利的司法行为在实施之前不需要任何的审批程序，在实施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在实施之后更是没有司法审查的及时介入。被侵犯了诉讼权利的诉讼当事人往往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人权保障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制度机制。而由于一些制度规定上的不合理和侦查人员自身能力及资源的制约，使得犯罪控制的实现也并不尽如人意。
要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标，并不是说在任何具体制度上都一定要兼顾这两个基本目标，相反，笔者反对在任何一个具体制度中都平均用力，既要控制犯罪又要兼顾到人权保障。这样的做法并不符合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对待两者的关系时，在总体目标上要力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则应立足于该制度自身的特点和性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例如，在要否引进诱惑性侦查、监听、采样等特种侦查手段上，就应当侧重考虑犯罪控制的因素;而在要否引进沉默权、扩大辩护律师的活动范围和权利、程序性裁判机制等制度上则应当侧重考虑人权保障的因素。如果总是一味的强调二者兼顾就可能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两个目标完全不可能在某些制度中都能实现。在有些制度中，完全可以采取规则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证人出庭的问题上，一方面以出庭作证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一些可以不出庭的例外。笔者，只是想说，这样一种思维不宜作为普遍性的定势。
五、正当程序与司法资源之间的关系
正当程序是历次修订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当代刑事诉讼法的灵魂所在。但越是正当的程序，越是意味着高昂的诉讼成本，二者之间成正比例的关系。换句话说，要在刑事诉讼体制中确立正当程序，就必然要付出高成本的代价。这是因为，司法要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就必然要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攻防机会的平等，保障控辩双方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诉讼程序日益严密化的基础之上。而越是严密的诉讼程序，其程序的实施步骤和要求就越是繁琐，也就意味着要耗费更多诉讼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成本。例如，在美国，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诉讼程序，对死刑案件的起诉要经过联邦司法部的批准，要经由大陪审团来决定是否同意起诉，在同意起诉后，被告人有权利选择由陪审团来审理自己的案件，即使案件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仍可以通过四级上诉、人身保护令程序等来推翻案件的死刑判决。
据估计，在美国，每执行一次死刑所支付的总成本高达320万美元。 [2]由此可见，司法资源是正当程序顺利运行不可或缺的能源。
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是修订法律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一个国家刑事诉讼体制的运行状况与该国司法资源的配置有直接的关系。超出了本国司法资源承受能力的诉讼制度无疑会沦为一纸空文，纵使再高明的立法者也无法做出“无米之炊”。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订的过程中，要始终考虑到诉讼成本的高低，在诉讼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而要达到上述目标，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强调程序的分流机制。我国目前存在着普通程序不正规、简易程序不简易的缺陷。由于简易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大部分的案件涌入普通程序，诉讼成本无形中提高了许多。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其无法承受过多数量的案件通过复杂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这就会产生两种后果，或者是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或者是简化普通程序，降低正当程序的标准。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目前许多通过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实际审理时程序上已经大大简化，远远达不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通过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往往是由案件的承办人独立负责，许多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名存实亡。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正式确立案件
分流的相关机制，加大案件繁简分流的力度，促使正规程序更加正规，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具体的做法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将现行的简易程序改革为多层次的简易程序体系，精简简易程序的相关步骤，确保符合简易审理条件的案件能够迅速及时的完结，更加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把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投入到运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之中，确保这一部分的案件真正地通过正当程序来审理。
六、刑事诉讼法适用的统一性与各部门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并非采审判中心主义，而是在实施过程中遵循流水式的诉讼结构，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呈现接力式的办案模式，每个机关各负责一个阶段，并且在自己负责的阶段里享有很大的权利。这种流水式的诉讼结构导致了三机关之间各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后，各部门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争相颁布了有利于自身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通过颁布各部门自己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为自己授权，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各部门在具体案件操作时也多是以自己的部门解释为准，致使许多司法人员只知道自己的部门规定而不知刑事诉讼法为何物。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已经处于被架空的地位，许多法律规定仅仅在理论上存在而无法在实践中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部门利益之争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法的统一性，这一问题正是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要解决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釜底抽薪之举无疑为彻底改变我国现行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采用审判中心主义。但就我国目前的组织机构特点和司法资源配置情况来看，实施此举尚不成熟。因此，修订刑事诉讼法可以考虑通过下述举措最大限度地维护刑事诉讼法的统一适用。第一，在本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要充分考虑到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强与三机关之间的事前沟通，统一各机关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意见，在修订之时即最大限度的为刑事诉讼法的统一适用奠定基础。
第二，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各部门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再单独颁布司法解释。对于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需要做出统一解释的问题，则只能通过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做出相应的立法解释。第三，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终究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在立法之时是很难准确预见的。因此寄希望于一劳永逸的立法设想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所遇到的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笔者认为最高
归后的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澳门的法律制度基本得以延续，形成“一国两制 三法系四法域”的特殊格局。 香港于 1993 年 4 月通过立法废除了死刑;澳门原来所一直沿用的 1886 年《葡萄牙刑法典》即不设死刑，1995 年 11 月 14 日颁布、1996 年 1 月 1 日生效施行的《澳门刑 法典》明令废除死刑;中国大陆虽然坚持“少杀慎杀”的政策，但其新旧刑法中均设置了死刑罪名 且在实践中一直适用死刑， 由此形成了大陆与港澳地区在死刑政策上的严重冲突。 这种冲突由于香 港澳门的相继回归、 “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 大陆与港澳地区的法律交往日趋频繁而变得更加明 显。文章认为，这种冲突既表现于法律层面，如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标准是采属地主义(行为地主义 或属地管辖原则)、 属人主义(或属人管辖原则)还是采用保护管辖原则;同时也表现于政治和文化层 面，如人权保护、对被告人的人道主义待遇等问题。其核心问题为“死刑不引渡(或不移交)、不协 助原则”是否应该或可以在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加以明确规定。 从尽可 能限制死刑适用的立场出发， 文章提出各方应该在中国的宪法与有关法律和港澳基本法、 港澳现行 法律的框架下就死刑案件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作出专门的安排，在涉及死刑案件时以属地主义为 主、属人主义为辅并兼采保护主义(必要时考虑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港澳地区的还是内地的，以此 进行区分，并对港澳地区居民予以特殊保护)，尽量避免或减少死刑的适用。
对于笔者这种过于天真的理想主义，当时就有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如果内地管辖的刑 事案件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时，香港、澳门的司法机关是否应当提供司法协助，应当分别不同情 况处理： 第一， 内地司法机关对于内地居民在内地实施的犯罪进行管辖， 即使可能判处死刑， 香港、 澳门的司法机关都应当根据请求提供协助。 第二， 内地司法机关对内地居民在香港或澳门实施的犯 罪进行管辖时，如果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香港、澳门的司法机关是否提供司法协助，应当由香 港、澳门司法机关自行决定。第三，内地司法机关对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实施的犯罪进行管辖， 即使其犯罪可能被判处死刑，香港、澳门的司法机关也应当提供协助。第四，对于内地、香港或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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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都有管辖权的跨境犯罪或者多地犯罪， 应当根据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在哪个法域实施的来 决定是否提供协助。总之主张，死刑不应成为不同法域之间进行刑事司法协助(如侦查协助、审判 协助和执行协助)的障碍。
二、目前形势
距离上次的会议和文章，七年多时间过去了，废除死刑的香港、澳门地区犯罪率尤其是恶性犯 罪率并没有明显上升，社会治安稳定，由此可以推论，死刑的威慑效应再一次没有得到证明，香港 澳门也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成为内地犯罪分子的天堂。 原先预言的大陆与港澳地区在死刑政策上 的冲突， 似乎也没有因为“一国两制”的深入贯彻实施、 大陆与港澳地区的法律交往日趋频繁而变 得更加明显。对此，我们的分析是，关键在于大陆的死刑政策和司法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杀人要少，但决不废除死刑”、“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的死刑思想 [1]，大陆奉行保有死刑但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1979 年颁行的《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对死刑进行了限制。但是在随后的犯罪上升势态的压力下，大陆《刑 法》逐渐增加了一系列的死罪，死刑适用的程序也有所放宽，一度使人们对大陆限制死刑的政策产 生怀疑。1997 年《刑法》修订时坚持了限制死刑的政策，取消了对某些财产性犯罪的死刑，但总 体而言，就目前和一个较远的未来看，大陆保有死刑的政策基本不变。 [2]然而事物总是发展变化 的。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陆的死刑制度 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自 2004 年底以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使得保留死 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得以进一步明确;2007 年 1 月 1 日死刑核准权回归最高人民法院不 仅统一了死刑适用的标准， 而且使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量大为下降;而 2004 年 3 月宪法修正案所增 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2006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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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则为死刑政策和死刑 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治基础。 限制死刑、 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在当前司法体制与 工作机制改革中始终被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但是，大陆和港澳地区死刑政策、立法和司法的实际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按照大陆《刑法》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和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大陆《刑法》不适用于香港 澳门 [3]。由此形成刑法管辖中的三个不同的“法域”(即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由于其死刑有无之差，导致三法域之间跨区域刑事案件(特别是依照大陆《刑法》可能判处死 刑的案件)的管辖冲突，其核心问题可以简化为“死刑不引渡(或不移交、不协助)原则是否应该或 可以在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安排中加以明确。
而随着台海两岸形势的好转，祖国统一的前景似乎明朗了许多。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一国两制 的政治模式也将扩展到台湾，“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说法也一下子变得热门。我们认为，其 中的“一国两制”已无争议，但“三法系四法域”的说法仍然是需要斟酌推敲的。 [4]话虽如此，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随着台湾的可能回归，在死刑的问题上，中国的情形无疑是更加复杂了。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 台湾地区法律(包括刑事法律) 也是中国法律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台湾地区的现行 《刑法典》 系南京民国政府于 1935 年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1949 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后，台湾当局一直沿袭适 用该《刑法典》。50 多年来，该《刑法典》虽经 10 余次修订，但死刑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主刑 之一种(“中华民国刑法”第 33 条主刑之种类)，仍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性的死刑 存废声中，台湾地区也深受影响而无法置身其外。在有关死刑的问题上，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同样 都浸淫在“治乱世，用重典”的传统观念中。因此，虽然早期曾有废除死刑的主张，但倡导者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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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批判。 台湾在早些年判处死刑的人数也相当的多， 曾经有过一年执行死刑的人 数高达一百多人的记录。后来司法单位修正了崇尚死刑的观念，采用了“慎杀”的态度，并由于修 改刑法大量减少唯一死刑， 近几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已明显下降。 依照台湾地区司法行政机关的统计： 1999 年全台湾执行死刑 24 人， 2000 年减为 17 人， 2001 年又减为 10 人， 2002 年再减为 9 人， 2003 年更减为 7 人，到 2004 年只有 3 人。台湾地区执行死刑的人数逐年下降，可明显看出台湾司法界 开始非常慎重地对待死刑。即使这样，台湾距离“废除死刑”还有很大的距离。 [5]
由此可见，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构想中，香港澳门已经成为“死刑天堂”，而海峡 两岸的大陆与台湾仍然保留并适用着死刑。当然，比较以后也会发现，海峡两岸的死刑制度也有较 多的区别：
台湾地区的现行《刑法》及单行《刑法》中共有死刑罪名 160 个，其中绝对死刑 65 种，相对 死刑 95 种。海峡两岸方面的死刑规定的罪名共同点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侵害国民的宪法及法 律之权利犯罪、经济犯罪。其不同点在于：
1.大陆刑法基本上没有普通刑法典和特别刑法同时对某一犯罪规定死刑。 但是台湾地区 《刑法》 不同，如第 347 条第 1 项之意图勒赎而掳人者，则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第 2 项因而致人于死或重伤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 348 条(掳人勒赎罪之结合犯)规定：犯前条第 1 项之罪而故意杀被害人者， 处死刑。 犯前条第 1 项之罪而对被害人强制性交者，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可是在《惩治盗匪条例》中又规定第 2 条又有死刑。因此，台湾地区目前有一位法官认为台湾现行 的《惩治盗匪条例》已于大陆时期废除了，为何还可以使用该条例，明显违法，遂申请“大法官会 议解释”而暂时停止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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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陆刑法对经济犯罪和侵害他人的财产犯罪规定的死刑较多，例如：大陆现行《刑法》第三 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有 11 条罪名;第四章之“侵害财产罪”共有 14 条罪名;第八 章“贪污贿赂罪”，共有 15 条，均规定有死刑。而在台湾地区的刑法里并没有规定，但是依“贪 污治罚条例”第 4 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1.盗卖、侵占或窃取公用器材、财物者。2.盗卖、 侵占或窃取公粮者。3.藉势或藉端勒索、勒征、强占或强募财物者。4.建筑或经办公用工程、或购 办公用品、物品，浮报价额数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5.以公用马匹、驮兽、船艇、舟 车或航空器装运违禁物品或漏税物品者。6.对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除死刑外，得并科十万元以下罚金。由上述 可见，海峡两岸对于死刑的执行在经济及财产方面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也有死刑存废之争， 惟大部分学者赞成废除， 但是大部分民众基于治安日 益败坏，不赞成废除死刑，因此，台湾当局在众怒难犯之下，不敢贸然废除死刑。 [6]
虽然两岸都有死刑，而且存在死刑合作的事实 [7]，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死刑 立法和司法改革已经明显走在了大陆的前面。
三、未来展望
1.如何看待港澳的死刑天堂
在海峡两岸的立法大量存置死刑的情形下，香港澳门废止死刑已逾十年，无疑成为“死刑天 堂”。死刑天堂意味着，死刑(对于一切犯罪，在任何时期)已经被立法彻底废止，而且也无可能被 恢复;不仅香港澳门的居民免受死刑的恐怖，而且在港澳生活的其他中国公民、外国人也可能因为 死刑犯不引渡(不移交、不协助)原则而免于一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成为“无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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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意义是多重的：对于本地居民的意义自不待言;而对于全中国而言，这标志着中国的死刑 废止事业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 香港澳门的实践也再一次证明了死刑的无益， 证明了中华文化背景 下废除死刑的可行。
大陆与香港澳门在死刑政策与制度上的冲突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法律冲突， 尤其表现为跨区域 的死刑案件管辖的冲突，例如多年前的张子强案件、李育辉案件等的管辖问题。它不同于国与国之 间的法律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具有“内国性”，但同时又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涉外性” [8]，因为 港澳分别与某些国家签署有“引渡协议”，内中已经明确了“死刑不引渡原则” [9]。如果香港澳 门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上的态度因为大陆或其他国家而有区别对待，也可能遭到外部社会的批评。
这种冲突既表现在法律层面， 如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标准是采属地主义、 属人主义还是采用保护 主义，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如人权保护、对被告人的人道主义待遇等问题。以往对港澳 与大陆刑事法律冲突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刑事管辖权等技术问题， 而对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如被告人的 权利保护、对被告人是否判处并执行死刑所关涉的人权问题、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等考虑不够，因 此对此问题的讨论较为简单。
这种冲突由于其性质的特殊，不仅对中国大陆而且对香港澳门的刑事司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甚至还影响“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也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外，这种冲突还具有国际影响。
仅就刑事司法而言，冲突对中国大陆、港澳具有互动性影响。对中国大陆来说，香港澳门的死 刑废除已成既定事实， 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香港澳门在这方面的实践将为主张在中国大陆废除 死刑的论者提供实证的材料和依据，有可能影响大陆的死刑政策和死刑制度改革;如果大陆在跨区 域的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管辖上坚持主权原则而排除“死刑不引渡(或不移交、 不协助)”原则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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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会影响到香港澳门的司法独立，影响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同理，若香港澳门过于强调自己 的自治和司法独立，又会殃及“一国两制”中的“一国”这一大前提;若香港澳门一味顺从“一 国”而忽视“两制”，变相地或“曲线救国”式地假手大陆司法机关对某些案犯判处或执行死刑， 则有违其法治原则和废止死刑的政策，也有违“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 [10]。
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在死刑政策上的冲突，对于国际范围的废除死刑运动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 其废除死刑的实践也会对国际范围的死刑存废之争提 供有说眼力的依据。这种冲突的妥善解决对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国际声誉也有很大影响。
如前所述， 由于大陆和港澳在死刑政策上的区别， 死刑案件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较之一般刑事 案件更为复杂和困难，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就尤其重要。我们认为，“一国两制”始终是处理大陆与 港澳之间法律冲突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又要切实贯彻港人 治港与澳人治澳的方针，充分尊重香港澳门人民就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所作的选择; 同时要体现保护人权的思想。 双方应该在中国的宪法与有关法律和香港澳门基本法、 香港澳门现行 法律的框架下就死刑案件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作出专门的安排， 如在刑事管辖分工上以属地主义管 辖为主，属人主义管辖为辅(即对大陆和港澳的相互派驻人员的职务犯罪确定由派驻方管辖)。
在涉及大陆与港澳之间移交嫌犯尤其是依照大陆刑法可能判处死刑的嫌犯的情况时， 是否要在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中明确“死刑不引渡(或不移交)、 不协助”原则， 现在大陆与港澳法学界 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不能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中明确该原则。 理由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国家之 间的引渡，而是一国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案犯移交;其也不符合相互尊重原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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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见是，在涉及死刑案件时以属地主义为主、属人主义为辅兼采保护主义(必要时考虑 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港澳的还是大陆的，以此进行区分，并对港澳居民以特殊保护)，尽量避免或 减少死刑的适用。就大陆而言，如果要移交的是在港澳犯罪的港澳居民，遵从属地主义;如果要移 交的是在港澳犯罪的大陆公民，仍从属地主义。这就意味着排除大陆对其判处或执行死刑的可能。 如果要移交的是在大陆犯罪的港澳居民，若其侵犯的是港澳法益，应该移交;如果要移交的是在大 陆犯罪的大陆公民，则予以拒绝。就港澳而言，如果要移交的是在港澳犯罪的大陆公民，若其侵犯 的是港澳法益， 不予移交;如果要移交的是在港澳犯罪的港澳居民， 不予移交;如果要移交的是在大 陆犯罪的港澳居民，不予移交;如果要移交的是在大陆犯罪的大陆公民，由港澳司法机关自主决定 移交与否。 比较麻烦的是外国嫌犯的问题。 如某外国公民在中国大陆实施了依照大陆刑法可能被判 处死刑的犯罪后又逃匿到香港或澳门， 而该外国恰与香港或澳门签订有引渡协议， 在中国主张管辖 权的时候， 香港澳门应该如何应对?若同意向大陆移交， 则有违港澳已经与外国达成的协议;若加以 拒绝，则有冒犯中国主权或管辖权之嫌。我们的意见是，既然香港澳门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 等已经得到了基本法的确认和中央政府的认可， 可以视作中央政府认同香港澳门与外国所签协议中 的“死刑不引渡”原则， 因此在大陆没有作出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的保证的情况下， 香港澳门可以 拒绝向大陆移交。因此，这里所谓的保护主义，既是强调法益保护，更主要是为了强调对于生命权 的保护。
2.如何看待台湾的死刑改革
大陆与台湾都在立法上保留了死刑，表面看似乎比较一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的死刑政 策、死刑立法动向和司法实践已经明显领先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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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05 年大幅度修正《刑法》并提出“渐进式废除死刑的目标”后，台湾的死刑立法与司法 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新任台当局法务部门负责人上任后，首要面对 的死刑存废问题目前仍待共识形成。台法务部门去年曾委托“中研院”研究废除死刑及替代方案， 研究结论建议可采死缓制度、终身监禁等替代方案。研究也建议制定“特殊无期徒刑”，将现行无 期徒刑的假释门槛，从现行的 20 年提高到 30 年，同时将特殊无期徒刑分成甲、乙两类，甲种不受 减刑、“大赦”影响，至于乙种则可获假释。据台“中研院”研究报告指出，最近 10 年有关废除 死刑的民调，不赞成的百分比高达 7 成，最高为 79%，最低也有 63%;至于赞成废除死刑的比率，最 高出现于 2006 年的 21%，2000 年时赞成比率一度低到 9%。 [12]在立法进展迟缓的同时，台湾的 死刑司法进展明显。从 2005 年至今，台湾已有四年没有执行死刑，台湾“法务部”长期以来坚持 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 已经采取很多阶段性的积极措施， 包括将法定唯一死刑之罪修改为相对死刑、 提高无期徒刑假释门槛、并且修正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让声请再审、非常上诉或者释宪的 死刑定谳个案暂缓执行，以求真正的严谨。
至于海峡两岸的死刑合作，因为大陆与台湾地区各自在立法上保有死刑而具有了一定的便利。 从目前的情形看， 台湾方面对于大陆就台湾居民因为侵害生命权、 贩卖毒品等极其严重犯罪而判处 并执行死刑是基本认可的。
而因为两岸长期分离、台独分裂主义活动加剧而导致的相当数量的“内乱”(“台湾地区《刑 法》”)、“间谍罪”被判处、执行死刑无疑是一种“死刑对抗”，即两岸以死刑作为表征敌对关 系的工具。这固然是犯罪人个人的不幸，难道就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么?因此，两岸统一不仅 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也是减少死罪、削减死刑的有效途径。
3.“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死刑废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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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大一统的愿景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中， 我们法律人还希望加上中华法系的复 兴梦——当然不是那个“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严刑峻罚”的旧中华法系，而是一个先进、文明、 发达、完备的新中华法系!
与此对应的是，在大中华政治共同体中，我们希望废止死刑。现在不行，就力争将来;速成不 行，就力推渐进;全盘不行，就力取局部;全部犯罪不行，就先废部分犯罪的死刑。无论从什么意义 上讲，废止或者减少死刑都是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由此，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中 讨论死刑政策立法的协调、 探讨死刑的废止或限制就不只具有中国意义， 而且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 意义。
我们认为，死刑问题既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同时也是事关国家形象的国际问题，因为人权的理 念使得死刑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和西班牙、 法国等已经全面废止死刑的欧盟 国家签订“引渡条约”时均明确规定了“死刑不引渡”原则，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死刑政策的渐变， 也折射出中国对待国际社会潮流趋势的态度。
死刑的废止与社会制度无关。从目前的情形看，两岸四地的死刑状况与社会制度有一定关联， 因为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中，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已经废止 了死刑， 而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台湾目前暂停了死刑。 但事实上， 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可以废除死刑， 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废除死刑，认为废除死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3]
从共产党人废除死刑的理想回到少杀慎杀、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的现实立场，我们认为，香港 澳门废除死刑以后的犯罪治理实践不仅能为主张在中国大陆废除死刑的论者提供实证的材料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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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而且能够给大陆的犯罪治理以更多的借鉴和启发， 而台湾地区渐进式废除死刑的目标的提出和 近年的努力无疑也将是大陆死刑制度改革的最好参照。
考虑中国死刑制度的变革，不能仅着眼于中国大陆。如果从大中国的视域来看，并非每个区域 都笼罩在死刑阴影之下：香港没有了死刑;澳门不仅废除了死刑，而且废除了无期徒刑，台湾也在 努力修改死刑立法并在司法上暂停适用死刑。 如果从这些地区废除或者暂停死刑后的实际社会状况 来看， 曾经认为如果废除死刑会使社会变得一团糟的观念已被否定， 认为死刑在中华文化根深蒂固 因而难以废除的观点也要大打折扣。
而谈论中国传统的死刑文化， 也不要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即只看到以大汉族为代表的法律传统， 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广泛性。就汉人“杀人偿命”的传统而言，西南西北的很多 少数民族如藏族就不认可，他们认可赔命价。为此，我国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5 条以及《刑法》第 90 条均允许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基于民族习惯而进行必要的法律变通，前提是要 受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并符合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脱离国家整个法制的轨道。
总而言之， 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语境下， 中国已经是一个部分废止了死刑并正在努 力全面限制死刑的国家。从两岸四地互动影响、多民族文化交融、国际国内交流促进的趋势看，尽 管中国的死刑改革之路会困难重重，但我们坚信，中国废止死刑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注释:
[1]参见赵秉志：《毛泽东死刑思想研究》，载《法学家》2001 年第 4 期，第 15—21 页。
[2]2005 年 3 月 14 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德国 记者关于死刑问题时表示： 中国正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 包括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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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一）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 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 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 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 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法释〔201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2年1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12月20日 法释〔201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管辖 第二章回避 第三章辩护与代理 第四章证据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物证、书证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第六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节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强制措施 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七章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审判组织 第九章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三节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四节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五节法庭纪律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第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五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六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八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司法协助
第十九章执行程序 第一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 第三节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 第六节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开庭准备 第三节审判 第四节执行 第二十一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三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十四章附则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章管辖 第一条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⒈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⒋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⒋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⒌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⒎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⒏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
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七十五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 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一百零八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第一百零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
《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作业答案 你的得分：75.0 说明：每道小题括号里的答案是您最高分那次所选的答案，标准答案将在本次作业结束(即2014年03月13日)后显示在题目旁边。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5个小题，每小题2.0 分，共50.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 ( D ) A.自行侦查 B.提起公诉 C.不起诉 D.法律监督 2.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共有三类，其中一类即为被害人有证据 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下列案件中，不属于这类刑事自诉案件的是（）。 ( C ) A.故意伤害案(轻伤) B.妨害通信自由案 C.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D.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3.以下选项中，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是（）。 ( C ) A.秘密侦查破获的贩毒案件 B.秘密实施投毒杀人案件 C.公然劫取国家核心机密案件 D.秘密挖洞入室盗窃案件 4.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 候可以移送（）。
( C ) A.犯罪地人民法院审判 B.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审判 C.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审判 D.被告人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审判 5.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的条件是（）。 ( D ) A.有犯罪人自首 B.有被害人报案或控告 C.有群众报案或举报 D.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6.某市政府机关科员张某，因涉嫌犯间谍罪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后被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C ) A.本案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B.本案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C.对王某的取保候审应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D.对王某的取保候审应由公安机关执行 7.在一起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中，被告人是一名法国人，下列关于此案管辖法院的 说法，正确的是（）。 ( B ) A.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B.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C.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D.此案被害人任意选择一个管辖法院
卞建林解读新刑诉法 2012.3.17 编者按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便于广大群众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决定》精神，本报开设“…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专家解读”专栏，约请参与刑诉法修改起草论证工作的诉讼法学专家对《决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敬请关注。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1、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①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②非法实物证据相对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③非法手段需要举证证明：举证主体：检察院；发现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院，法院。 2、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是刑诉的基本目的必须保持两者的平衡统一，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的。 保障人权的内涵：（最广义）社会大众的人权；（最核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其他诉讼参与人（证人，律师，被害人）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3、我国与西方审判独立的区别？
4、不公开审理的类型？ ①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 ②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 ③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 ④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可以决定不公开审理。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包括与审理该案无关的法院工作人员和被告人的近亲属都不得旁听，但是，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除外。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xxxx年10月至11月，xxxx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视察组，对全州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开展了专题视察调研。通过视察调研发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全州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和xxxx监狱（以下简称各单位）高度重视修改后刑诉法的贯彻执行工作，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各单位特别注重修改后刑诉法的学习培训工作，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注重转变观念，不断提升执法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各项配套机制建设和人财物等保障工作，使修改后刑诉法在全州得以顺利贯彻实施。但同时，全州在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各单位之间在实施刑诉法过程中的协调还不够主动、配合还不够顺畅。视察组发现，各单位在贯彻执行刑诉法过程中，在运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上，存在不足之处。在四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非监禁刑、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判与执行方面相关单位思路不一致；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判处非监禁刑方面存在分歧
意见，个别案件存在超审限现象；三是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评估、被矫正对象交接工作衔接不顺畅；四是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以及阅卷、会见的工作条件尚未全面改善。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两法衔接”上，落实法律和政策规定工作不主动、配合不给力的问题。 （二）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急待加强。修改后刑诉法对公安机关开展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确立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律师在侦查期间便可介入等等，加大了刑侦工作难度。另外，近年来州内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侦办难度较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除承担命案、涉黑恶案件等重大复杂案件的侦办任务外，还担负着维稳处突等工作，任务异常繁重。而全州现有刑警数量200人，仅占总警力数的7.8%，离公安部规定刑警占总警力数20%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刑事技术侦查队伍职级待遇低，人才流失多，力量严重不足，刑侦信息化水平落后，刑侦技术专业门类建制不齐，制约了刑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社区矫正工作急待强化。社区矫正工作以前由公安机关负责，刑诉法修改后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该项工作职责，但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我州目前在册社区矫正罪犯2941人，但全州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62人，还有32个一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因一人调查取证有悖法律规定，一人所根本无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州社区矫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
新《刑事诉讼法》知识竞赛试题 一．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正误，在题后的括号里正确的打“√”，错误的打“×”。共20题，每题0.5分，总分10分） 1、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 2、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3、刘某到某公司办公室行窃，紧张之余将一本写有其名字的小说书遗留在办公室内。公安机关在勘验现场时提取了小说书，该小说书在刑事诉讼的证据中应作为物证使用。（） 4、刑事诉讼活动中，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的人，不能作证人。（） 5、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与公安司法人员一样适用回避制度。（） 6、逮捕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7、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同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案件移送情况。（） 8、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能被监听。（） 9、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排除以及是否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10、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调取。（）
谈谈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新修订。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体检察干警要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察工作水平。笔者作为基层检察干警，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几个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概念（或表述），并谈了笔者的几点想法，希望能与各位司法同仁切磋，以期更好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关键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挑战；人权保障 1948年12月10日，世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号决议 （a/res/217）是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旨在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 遵行。此后，人权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社会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和政治道德观念，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或华而不实的标题，而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标杆。我国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人权公约，比较重要的有：《儿童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示公约》、《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尤其是我国宪法2004年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尊重和保障便成为我国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2012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继宪法中载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后，第一部部门法以刑事诉讼法重要任务的形式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将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具体程序起着标杆作用。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和探讨广度越来越宽、深度越来越深，各种观点和学说百家齐鸣，这对于繁荣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通过学习专家学者、检察同仁的调研文章、相关报道，对几个基本概念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周之处，请斧正： 一、（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新刑事诉讼法。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 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程序正义重在有法必依 记者杨维汉、陈菲 ? 2012-12-31 05:40:52 来源：《人民日报》（ 2012年12月31日 11 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两大程序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公正是任何诉讼程序的首要价值。公正的诉讼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律条文要因时而变，而法的精神和法要维护的公平正义不变。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的新考验，也将随着新法的实施而开始。 此次刑诉法修改覆盖了所有诉讼流程：从立案到侦查，再到起诉、辩护、审判、执行，外加证据制度。民诉法修改也涵盖了七大领域，公益诉讼首次入法，小额诉讼制度得以确立，以及审判管辖的细化、财产保全的法定化、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优化等等，无一不是重大的进步。 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虽在具体内容上根据各自特点而不同，但在对人权保障的追求上却是共通的。新刑诉法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民诉法也将人权思想贯彻于法条中。 司法机关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让诉讼法展现强大生命力，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大期许。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法院审理案件要充分认识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不仅要保护好“强者”、有理者的程序权利，也要保护好“弱者”“无理者”的程序权利。即使被告人有违法犯罪，如果能公平地对待他们，充分保障其
程序权利，也能唤起他们的良知。 修法也促使执法机关的理念发生显著变化。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说，全面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诉法，将使公安机关坚持以收集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中心，实现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修改后的两大程序法即将实施，其彰显的程序正义价值获得广泛认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践中，个别领导对案件出于各种目的发话、打招呼，瞬间冲毁程序法设置的“堤坝”，破坏司法公正的实现。“个别领导一句话”值得警惕。如何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是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新刑事诉讼法看点 死刑复核更慎重 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为落实“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得死刑复核更加慎重。 新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刑事诉讼法考试要点期末总结 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即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刑诉主体：控诉——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诉人，辩护——被告人审判——法院 中国刑诉坚持—原则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2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3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时性法律监督 公：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检：检察批准逮捕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提审法：审判 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1刑事程序法定原则2司法独立原则3无罪推定原则4辩护原则5法的平等保护原则6诉讼经济原则7 诉讼及时原则8禁止重复追究原则 证据：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分类：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 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
学理分类:1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2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3控诉证据也辩护证据4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证明对象范围：1实体法事实2程序法事实 证明责任： 一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承担二自诉案件：自诉人应对自己指控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三有关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公安检察法院对有关程序法事实负有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疑案处理：“疑罪从无”即“就低不就高” 管辖：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在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管辖分类一立案管辖 1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均由公安机关直接受理，进行侦查，除法律另有规定 2检察院：（1）贪污贿赂犯罪（2）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罪（3）公家机关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的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
新刑事诉讼法自测题 一、判断题 1、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正确处理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重要原则。（） 2、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批准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3、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4、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发现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行为发现地公安机关管辖。（） 5、公安机关对管辖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6、侦查人员的回避，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7、在作出回避决定前，侦查人员应当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8、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 9、犯罪嫌疑人有权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的内容，但不能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10、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取保候审。（） 1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次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12、犯罪嫌疑人有权自行书写供述。（） 13、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 14、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15、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必须书面提出。（） 16、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17、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安排会见。（） 1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聘请翻译人员的，应当经公安机关准许。
（） 19、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必须派员在场。（） 20、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21、证据应当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和客观性三个特征。（） 22、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实物证据，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 23、刑事传唤属于刑事强制措施。（） 24、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25、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26、公安机关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公安机关进行讯问。（） 27、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28、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29、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 30、公安机关对决定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31、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较高数额保证金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32、没收保证金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在7日内向犯罪嫌疑人宣读，并责令其在《没收保证金决定书》上签名（盖章）、捺指印。（） 33、取保候审保证金只能以人民币交纳，外币一律不能作为保证金交纳。（） 34、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决定不服，可以在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35、对于被刑事拘留的人，公安机关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内进行讯问。（） 36、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5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37、对正在预备犯罪的人，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 38、逮捕是一种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39、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
2018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权威”与“人情味”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为了保障与2018年3月制定的《监察法》两部法律的连续性。由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我们需要对检察院和监察委的职能进行重新划分，所以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看点就是职权划分，其次，随着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增加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最后，新增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其中既体现了诉讼法来保障实体法的严格权威，又体现了保障诉讼主体权利的“人情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三个亮点内容： 一、检察院立案管辖权新变化 2018年版《刑事诉讼法》的十九条，与2012年版《刑事诉讼法》十八条对比，我们可以知道，《监察法》的立法中确立，贪污贿赂类犯罪已经由监察委员会立案侦查，为了适应《监察法》，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进一步完善修改。第一，检察院的立案权删除了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这保障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立案的分工，不会出现推诿，衔接不明确的情况。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其中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改为“司法工作人员”，新的立案权体现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保障了检察院对法律的监督。监督更为精确性。第三，保留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虽然是公安机关管辖，但是经由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依然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一个章节作为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这个制度丰富了我国诉讼的程序，以往，贪污贿赂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规避法律，逃往境外，按照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只有在对被告人缉拿回国才能进行审判。此次增加缺席审判制度，大大提升了我国司法的威慑力。 在增加缺席审判制度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还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比如，第一，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第二，如果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缺席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三，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针对此部分的修改，在备考中应该注意的是细节考查，比如这样一道例题： 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缺席判决制度，对于缺席判决制度表述错误的是： A. 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B. 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第一编 第一章 一、刑事诉讼的特征: 1.刑事诉讼是一种国家活动,是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2.刑事诉讼具有特定的任务,即通过刑事诉讼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惩罚犯罪人,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利的动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3.刑事诉讼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的,尤其是当事人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诉讼主体. 4.刑事诉讼是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进行的. 二、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p8~9) 三、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原则【简答题】法条(3)+主要内容 第4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290条: 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四、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原则 第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贯彻实行本原则的意义: 1.坚持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等于抓住了刑事诉讼的关键问题,为 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2.坚持这个原则,就可以杜绝”枉”、”纵”现象的发生,提高司法机关办理形 式案件的质量. 五、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是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原则 六、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的主要内容: (一)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实行监督. (二)对法院的审判实行监督. (三)对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1、称谓: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谈，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贯彻其理念。无罪推定是现代各国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维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标准之一。虽然人们认为，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如在基本原则部分增加第十二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首次从立法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区分，取消免于起诉，规定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应当宣告无罪等。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加之立法没有明确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疑罪从无的规定贯彻也很不到位。为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首先要贯彻《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予以相关配套措施。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指导下，着力解决犯罪数量增长、案件堆积如山与诉讼资源有限、司法效率低下的矛盾。应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赋予并扩大司法人员裁量权，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的程序分流设计。例如扩大相对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探索建立诉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制度、当事人和解制度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下大的气力解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问题。刑讯逼供好非法取证，即严重侵犯相关人的基本人权，又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解决此问题，应当着力改造侦查程序特别是讯问程序，构建能够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外部监督机制，而不能过分依赖侦查人员的主观自觉。为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或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自愿供述的义务；二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上明确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他使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合法利益，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建立和推行讯问时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四是建立和推行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五是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作用。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