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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中社会资本的承继与重构(陆冰然)

制度变迁中社会资本的承继与重构(陆冰然)
制度变迁中社会资本的承继与重构(陆冰然)

制度变迁中社会资本的承继与重构

——以天津自行车产业和行业协会为例

陆冰然1

摘要:由于体制转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式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短期空白容易导致市场治理的缺失。由此产生为保障交易实施的制度需求。私人秩序在转型过程中的演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需求,同时也体现着社会资本在保护交易过程中的自我积淀和重构。本文以转型期中,治理缺失这一普遍现象为背景,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为例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以保障交易实施为目的导向,自我演进的内在机制。并指出: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可能成为新生社会资本中的一部分,甚至发挥基础性作用,决定着非正式制度演化的路径;由于正式制度的改变,原有社会资本成分会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而社会资本的积淀和发展需要它能持续给与个体福利提升的预期。

关键词: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制度变迁行业协会

一、引言

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存在大量的不可预知性,正式制度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通常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由此产生的治理缺失会导致失信行为的泛滥和市场的无序竞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初期就曾出现这一情况(Murrell, 1992; Blanchard and Kremer, 1997; Recanatini and Ryterman, 2001)。中国实行的渐进式转型虽然没有出现向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剧烈的社会震动,但由于渐进式转型是逐步地在整个经济领域的局部范围实行体制改革,所以许多配套制度改革出现相对滞后是难以避免的。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法律空白和治理缺失也曾出现,从而导致许多行业秩序的混乱。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浙江,温州皮鞋产业就曾出现“一日鞋”、“晨昏鞋”等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现象(叶建亮 2005)。服装和锁具行业也曾出现企业之间相互仿冒,竞相压价的混乱局面(陈剩勇,马斌 2004)。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美誉的天津自行车行业也未能幸免,许多企业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不惜通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空间。为此,天津一度因为“低质低价”的自行车大量充斥市场,而被业界称为“天津现象”,甚至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1陆冰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专业: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市场组织与市场治理。

(谢思全,王玉珍2003 ;刘刚,2003,玉珍,任一,2006)。

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市场化转轨刺激了交易需求的上升;另一方面则说明保障交易实施的制度环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在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中,非正式规范进行着自我演化,同时也体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淀和重构。制度变迁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完成的,过去承继下来的规范、信念和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度演化的路径(North 1990,Greif 1989,2008)。而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关系结构不但没有被新生的市场化机制所迅速取代,还反嵌于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永钦 2006)。但正式制度改革毕竟改变了经济结构和个体交互的方式,所以原有的规范、信念和社会网络等这些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又经历着一个重构的过程。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基于传统社会治理机制的公共信任先减弱后增强,以及一些网络关系作用的减弱和另一些关系作用的增强(张爽、陆铭、章元,2007)也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信任方式也在经历着重构性的变化。

本文分析了从治理缺失到私人秩序的渐进稳定,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的自我构建机制。试图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资本形成的内在机制。文章第二部分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必要的回顾分析;第三部分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扩展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框架;第四部分回顾天津自行车行业,从市场混乱,信誉缺失,到协会成立之后的蓬勃发展的制度演化历程;第四部分分析天津自行车产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中对于社会资本的承继和重构。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社会资本的界定和分类

自社会资本的概念正式提出以来(Jacbos,1961),有关它的研究逐渐受到各国学术界、政府及国际型组织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学者从其学科范畴对这一概念做了不同的界定。一部分学者从社会资本的结构形态出发将其界定为社会网络或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个体利用这种形式与其他个体建立的社会关系来获取资源(Granovetter, Mark.1985;Burt, Ronald.,1992; Fafchamps, M., Minten, B.1998)。这一观点体现了社会资本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单一的价格机制和泛市场化的观点。它将个体之间非市场化互动纳入其研究范式,强调了社会结构在个体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在社会结构一方面决定了他获取资源的来源范围;另一方面决定他与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进行非市场互动的方式和准则,个体在经济生活中需要遵循这些准则。所以个体这种获取资源的方式表现为对“一种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布尔迪厄 1997)和对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的利用(Nan,Lin 2003)。另外一部分学者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将其界定为信任关系和带有文化、意识形态色彩的非正式规范,它们能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有利于合作的达成(Francis

Fukuyama 2000;Ostrom, E 2000)。如科尔曼(Coleman, J.1988,1990)就把信任,社会网络,文化形式和非正式规范等能够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经济运行的效率的“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归纳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普特曼(Putnam R.1993)则指出“社会生活的一些特征,诸如网络,规则和信任,这些推动了参与者的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资本,简言之,即社会联系和服务于它的规则和信任”。基于功能的考虑,两人共同认为许多促进合作的平行化组织,如公益社团,协会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存在状态。

综合上述两方面观点,可以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信任,非正式规范和一些特定文化等有助于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意识形式,而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结构则是这些意识形式的载体。这些意识形式通过影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流动,来实现特定的合作目标。

厄普诺夫(Norman Uphoff,2000)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进行了拓展。前者主要对应于具体角色(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明确的和默识的)、程序、先例和以网络为主的社会关系。后者主要对应于:规范、价值、态度和信仰以及基于这些意识形态对具体个体、行为的定位。对个体的定位表现为考虑如何对待他人(信任、报答和团结);对行动的定位表现为合作标准、态度和结果的预期。

厄普诺夫认为社会资本的这两个领域是被内在地连接起来的,两类社会资本依靠一种期望机制互相促进对方的形成:认知型社会资本,如共同的标准、价值、态度和信仰可以激发人们合作行为的倾向,同时也建立对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即“通过建立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去行动的期望,可以含蓄地建立人们将来怎样去行动的期望”(Norman Uphoff,2000)。这一倾向和对他人的预期可以促进个体建立和维护利于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规则、程序和对应的社会关系等结构型的社会资本。规则、程序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会赋予相关个体特定的角色和义务,靠制裁和激励来引导角色的行为已实现自身的义务。当角色承担者的实际行为与角色的应有行为一致时,人们会增强对角色承担者符合共同价值、信仰的行为的预期,同时增强对共同价值、态度和信仰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从而促进认识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机制表示为图1:

图1:期望机制下两类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

社会资本能促进个体间的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形成,因此具有生产性的功能,这一点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但关于社会资本如何建立的问题并没有很充分的解释。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在个体长期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它的积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Ostrom, E 2000;Putnam R.1995),而且主要是一个演化的发展过程,有意识和目的的主观构建的成分并不明显(Coleman, J.1988)。如普特南(1995)就认为社会资本作为根植于社会历史传统中的文化因素,它的形成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厄普诺夫(Norman Uphoff,2000)提出规则、程序这些带有设计性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建立起来还相对容易;而共同价值、信仰这类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立则需要很长时间。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扩展:制度变迁中的分析

对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定义和解析应当归源于个体的认知结构。行为经济学和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这一概念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二者对传统经济理性的改造体现在个体理性能力和行为动机两个方面上。首先,个体的理性选择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的基础之上,需要正确的认知模式和充足的信息(Hayek, 1937; Savage, 1954; North 2005)。而面对复杂的环境和信息的不完全,决策者无论是知识还是计算能力都十分有限,个体判断带有主观性,行为往往会遵循社会中既有的合理化程序(Simon,1986,pp210-211)。社会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消除决策环境中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North 1990),通过建立共识来形成在特定环境下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合理化预期(Grief 2008,p95),而不必重新计算互动个体的目标、效用以及带来的结果,从而使决策简化。其次,社会规则在减少个体计算成本时,也在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社会规则界定了不同环境下个体行为的应有性,起到一种外生约束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规则在一定群体中的持续作用会将个体的预期内化为一种共有信

念,体现一种行为的规范性,个体倾向于使自身的行为与这一规范性保持一致( Kelman 1961 ;阿伦森 2001)。这说明规则一方面超越我们自身,另一方面有内在于我们之中(Durkheim 1953,p129)。这种规范性影响了个体的内在效用,形成特定的社会偏好,偏离这一规范会带来效用的损失2。个体认知结构中的这种共有信念和与之对应的社会偏好如果有助于特定群体合作的达成,那么这一共有信念形成群体价值和规范就是一种认知型社会资本。它主要反映个体对不同环境下对他人应有的行为预期和自身行为规范性的理解。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会影响个体的收益结构,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North 1990)。个体认知结构中对他人行为预期和对规范性的理解的变化程度和方式决定了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路径。首先,个体认知结构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承继性。在原有社会规则下形成的认知结构塑造了个体认识变化的方式;社会偏好影响着个体应对变化的行为调整,个体行为的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也是内化的共有信念对个体效用影响的一种表现。在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把个体的这些心理特征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并认为正是这种作用使制度,特别是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相对于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North 1998)。其次,要打破原有制度的稳定性,则需要改变个体的意识形态,即认知结构和社会偏好的共同调整。这一调整一般在这一情况下发生,即个体的经验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持续累积,主观预期的收益结构与客观背离对其福利产生重大影响(North 1998,1994)。Grief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制度的自我削弱,经验结果持续背离预期使得个体调整指导其相关行为的认知结构和信念,当个体不再按照再生原有信念的行为方式采取行动时,表明原有社会规则对个体的约束和个体对它的认同已经丧失。这一社会规则和与之对应的共同信念在持续的经济互动中不可能自我维系。与之相反的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当规则对应的共有信念引导的行为持续获得来自结果的正反馈时,规则对个体动机的内化效应会随之加深,共有信念体系的自我维系能力就会增强。然而这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经验结果和信念预期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致性(Grief,2008,pp.121-130)。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有关的意识形态分析,印证了社会资本,至少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论断,而它的形成与制度自我强化过程中的共有信念建立则十分趋同。因为认知型社会资本描述的正是个体基于信仰、价值等意识形式形成的对他人的预期和定位等种种信念。

制度变迁中存在共同信念和社会规则的转变;同样也伴随社会结构、组织形态的历史承

2个体的社会偏好的心理特征已被实验经济学所广泛证实(Gary Charness & Matthew Rabin, 2002; Ernst Fehr & Klaus M. Schmidt , 1999; James Andreoni & John Miller, 2002.)。

继与更新。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形态的变化程度和方式决定了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积累路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发展虽带有偶然性,但新生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如能稳定发展,通常需要与转变后的共同信念和规范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它主要实现两个功能:第一,将规范和共同信念具体化,提供有效的激励,进一步消除个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如对个体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的评价,监督的方式和以及执行人员等各种细节做出规定;第二,为个体提供稳定的协调互动方式,提高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效率。集体行动不可避免的面对“搭便车”问题;这会影响到长期投资,特别是专用性资产的投资;稳定的互动方式可以降低个体表达规范和信念的价格(North 1990),有效地应对环境变化,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并在协调中维护规范的运行,监督个体行为。此外,这类组织形态在最初形成时往往借助于原有的社会结构,以降低协调成本,原有的社会结构甚至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以自发组织和长期网络关系为基本形态的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维系成本。二者的生成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承继性,同时又有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但最终达到稳定均衡和实现长期效率(不一定是效率最优),则需要实现对交易和长期投资的保护,以提高个体层面的收益预期。即达到一个制度自我强化的状态。两类社会资本也正是在期望机制的相互作用和制度的自我强化的条件下,实现着存量的上升。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两类社会资本形成和作用的理论框架可以扩展表示为图2:

图2:社会资本的理论扩展框架

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1: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新的共有信念和规范、价值的形成可以看成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立过程,当在共有信念和规范、价值引导下的行为在经验结果中持续得到正反馈时,这类社会资本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命题2: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更新可以看成是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通常会成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组成部分,甚至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命题3:结构型社会资本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有效的发展,需要与新的共有信念和规范、价值等认知型社会资本形成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实现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监督,降低共同信念的维护成本,进而保护交易和长期投资。

根据命题2,3可以得出命题4:

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型社会资本所承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一定有助于维护新的共有信念和规范;并在其重构过程中,不断促进个体对这一共有信念和规范的认同。

四、经验例证:天津自行车产业治理结构的演进

随着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天津自行车产业也在市场化的转轨中不断演进,但改革伊始,自行车产业并没有向民间资本完全开放,行业准入还受到种种体制上的限制,直到80年代末,这一情况才完全改观。在此之前,国有企业一直占据行业的主体地位;这些企业都带有国家行政监管的成分,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监管、治理结构并没有显著差异。所以对天津自行车产业治理结构的演进的考察应从行业准入完全放开开始。这一结构的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行业准入的放开加速了国退民进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监管制度建设的滞后,导致市场治理的缺失和行业秩序的混乱,使得行业声誉下降,利于技术升级和市场开发的长期投资无法实现,行业进入低效率的均衡路径;第二阶段,作为市场治理结构组成部分,行业协会的筹划和初步建立;第三阶段,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业整顿和、规范行业秩序的基础上,协会积极促进企业间合作,建立良好互信的企业关系;为企业搭建营销平台和技术交流平台,使产业治理结构不断得到完善。

(一)体制改革中天津自行车行业的国退民进和治理缺失

从计划经济到1990年,自行车被政府列为天津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1980到1990年,为扶持以“飞鸽”和“红旗”两大品牌为主体的国有自行车企业的发展,市政府先后投入技术改造基础建设基金2.22亿元,新建和改建厂房7万多平米,更新和改造设备3737

台(条),引进设备220余台3。但是巨额的投资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收益,90年代初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的产量和效益连年下滑。飞鸽集团在92年首次出现亏损,截止2001年底,已累计亏损3亿元。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天津自行车的年产量从1990年的536.69万辆持续下降为1999年的244.3万辆4。产品出口由1980年的19万辆下降到1990年的不足5万辆5。然而,和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不同的是,天津自行车产业并没有因国有企业的不景气而消亡。在2000年举行的上海“第十届自行车展览会”上,天津展团有39家厂商参展,成交自行车120.94万辆,零配件32.895万套,意向订单1241个,成交金额高达4169.8万元。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自行车出口也出现快速增长,1998年出口仅6.1万辆,到2001年增值111.8万辆,已成为国内重要的自行车出口基地。在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民营经济成为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01年底,天津市共有自行车生产厂家655个,其中,整车厂379家。在整车厂中,国有企业8家,仅占总数的2.11%,集体企业57家,占15.3%,私营企业283家占74.67%,还有一些独资、合资和股份制企业。在1300万辆的自行车产量中,国有企业为80万辆,仅占总产量的6%6。此外,从1990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占有国有由企业产能大部分的飞鸽集团,产量也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从1988年历史最高峰的661.25万辆下降到2001年的80万辆。而民营企业的产量则从1988年的0猛增到2001年的1220万辆。产业内部,国退民进的趋势体现得十分明显。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1990-2002》,《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资料》,《飞鸽集团内部资料》

天津民营自行车企业迅速成长有赖于制度改革对行业准入权的放开。2002年6月之前,3《天津自行车工业发展简介》(飞鸽集团内部稿件,1985年)。

4《天津统计年鉴1990-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5《关于我市自行车出口增长情况的调研报告》(天津外经贸委内部稿件,2002年6月)。

6《天津统计年鉴1990-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生产许可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轻工业总局核发的正式生产许可证;另一类是由地方轻工业局或之后的地方质量检验检疫局核发的临时生产许可证。临时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六个月,到期的临时生产许可证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继续申请。由于刚刚起步的民营自行车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获得国家正式生产许可证。国有临时许可证的规定为地方政府退出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和启动民间投资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但是,在飞鸽集团成立并划归市经委直接管辖之前,作为自行车临时许可证的核发单位天津市轻工业局仍然在限制性地发放这一许可证,因为当时他们作为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担心民营企业大量涌入该行业,会对国有企业产生竞争性的威胁,从而影响到自身的利益。1988年飞鸽集团成立并划归市经贸委直接管辖,这一利益结构的调整为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临时许可证提供了可能。临时许可证管制的放松使大量民营企业进入自行车行业。

行业准入制度的宽松刺激了民营经济的活力,但由于监管机制的建设相对滞后,市场也一度出现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根据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1995年初,全市有20余家自行车小组装厂,所有制形式各异;大约20%属于无证经营企业。存在一个许可证多家企业使用,和出租生产许可证的现象。有个别企业还是无生产许可证、无营业执照和无商标的“三无企业”。他们普遍没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对采购来的零部件缺乏控制手段,出厂整车也没有严格的检查程序。此外,私人自行车企业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竞相压价,来获取市场份额,使行业的利润不断下降。为了扩大利润空间,企业不惜通过购买和使用远低于国家质量标准的劣质零部件来压低生产成本。在当时天津曾有一个天宝路自行车零件市场,一些零件甚至是以公斤计价的7。为此天津一度因为“低质低价”自行车大量充斥市场,而被业内称为“天津现象”。由于行业声誉不佳,天津自行车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市场,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难以提升。行业内小企业的过于分散,使原有的政府监管系统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天津自行车行业一直处于“治理缺失”状态,达几年之久。

(二)行业协会的筹划与成立

出于对天津自行车产业的感情和责任,飞鸽集团原集团董事长邢起富、党委副书记芮清泉等几位退休的领导向全市自行车企业发出倡议成立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协会筹备之初,几位发起人就意识到要想使天津自行车产业得到真正的发展,必须让企业摆脱压价策略,不断通过技术升级和品牌战略来开拓市场,从而提升天津自行车业的整体形象。因此,在联系企业参与共建协会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宣传这一理念,旨在使其成为业内企业的共识,在自律和业内监督的基础上通过行业协会组织这一社会结构来促进合作和发展。然而开张伊始,7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内部文存,2005年。

大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不了解协会的作用而心存疑虑:首先,虽然他们饱受“低质低价”发展怪圈反复循环的痛苦,但仍然担心参与协会的其他企业是否能放弃以压价为手段的恶性竞争,代之以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为手段打造推动行业整体前进;其次,协会工作人员是否能为企业做好服务,而不是凭借“行政权力”收取会费,增加企业负担。正因为此,协会最初的工作并不顺利。经过协会发起人员的多方奔走,得到了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1995年2月15日,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全市自行车企业超过几百家,第一批入会的企业共62家,自行车质检中心作为事业单位加入协会。根据协会提供的资料来看,国有,集体和联营企业共39家,占63%;合资企业13家,占21%,其余为独资和私营企业,占14%。合资企业中有9家为飞鸽集团改制时,与外资联合创建的。从企业之间社会关系来看,62家企业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飞鸽集团和天津自行车厂改制而来的企业共26家,占42%;第二类是隶属于各级政府单位的企业共20家,占32%;此外,还一些原飞鸽集团和天津自行车厂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改制后退出集团,又在私营、合资等类型的企业中担任重要管理职务,这类企业共9家,占总数的14.5%。可归为第三类。而其余7家企业许多也与原飞鸽集团和自行车厂的管理人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如在第一批加入协会的企业中,最大的私营企业——天津富士达集团公司的一个主要管理人员曾在第三类企业中任职过一段时间,而其董事长也与协会的主要发起人邢起富先生有着私人的社会关系8。

(三)市场治理结构的完善与行业协会的发展

协会建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类企业合作与行业发展。首先,协会将行业调查和整顿行业秩序作为工作的重点。1995年11月协会配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自行车业的“天津现象”进行调研采访,对一些盗用和伪造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行了曝光;同时对一些快速成长起来的民营优秀品牌,如富士达、科林、吉港进行了正面报道,客观地反映了天津自行车行业的现状,树立一批技术优良、质量过硬的品牌形象。11月23日,协会对天津万宝路自行车公司伪造生产许可证向全行业发出通报。1996年7月,在协会提议下,20家自行车会员企业通过在《天津日报》刊登公告向社会公布质量信誉八项承诺。同年9月,为进一步强化和规范自行车质量管理,协会会同市技术监督局,对自行车16种主要零部件实施封样和质量检测。1997年7月,在协会一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协会决定组织专家组,配合技术监督部门积极引导零部件生产企业学习掌握国家技术标准,做好生产和技术管理考核审验的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经过一段时期的市场整顿,8以上数据来自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内部资料,事例来自笔者对协会员秘书长的访谈记录。

天津自行车市场的假冒伪劣现象大幅下降,并逐渐走出低档低价的发展路径,向着高品质的方向提升。天津自行车企业也在第九、十两届上海举办的自行车展会上取得巨大成功,为此,《中国自行车》杂志还以“天津自行车行业呈现第二个春天”为题进行了专刊报道。

天津自行车在质量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销售不足的问题却长期制约着行业的整体发展。为此,协会开始筹划在天津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自行车展会,为天津自行车企业的销售开拓市场。2001年4月,首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会”在天津最大的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参展企业共205家,设立380个展位,9家新闻媒体到会进行了现场采访。展会的效果超出很多企业的预期,许多优质的产品使国内外客户称赞不已。展会之后,天津自行车销售量从上年的800万辆一跃上升到1300万辆。使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收益,同时也使协会在企业心目中的地位大幅提升,对协会的工作态度和能力表示肯定。很多以前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开始踊跃的加入协会。下图分别是1996年至2007年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每年新增会员的数量和每年新增会员中非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9。可以看出协会成立以来会员逐年上升,2001年展会之后,新增会员数量有大幅提升的现象。而且新增会员企业的非国有比例在协会成立的头几年也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到1999年后,新增会员企业的非国有比例已普遍在9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天津自行车行业国退民进的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说明民营企业对协会的参与热情也在逐渐提升。

资料来源:《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资料》

行业协会在整顿市场秩序和开拓市场渠道上为企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同时在应对突发的外部冲击,和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上也逐渐增强。电动自行车作为传统自行车的一种升级产品,90年代后期大量进入市场。2003年8月,北京某交管局突然公布了一项限制电动车在该市通行的决定。协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一项决定可能会对全国的电动车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便及时通报了全国各地的自行车行业协会,并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游说,并组织专家讨论电动车的安全问题,进行严格的技术论证,旨在争取电动自行车合法的交通使用权9这里的非国有指的是除去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合资企业中国有控股的企业。

益。这些措施成功地树立了电动自行车的正面形象,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为避免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的现象在电动车市场上出现,协会通过成立电动车技术委员会,制定出整车和零部件的各种技术和质量标准,并会同市交管局制定了电动之行车上目录制度,即只有通过技术监督局、行业协会审查合格并向交管局报批过的产品品牌和型号才有上路行驶的资格。这一制度的设立,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达不到生产标准的企业进入该产业,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

此外,协会在在成立之后一直以各种方式,来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创新。2000年10月,电动自行车专业委员会成立,着重推广有关电动车生产的有关技术;2001年12月在协会的协调下,红旗、新宝等六家电动自行车企业成立技术联合开发体,实现资源共享和更高层次上的合作。2004年协会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它是一个全面、专业化的自行车技术交流平台,他建立了一个拥有38个长期进行自行车技术工作的专家的信息库,主要应对最新的自行车发展中的技术问题,如新材料的应用、电池的研发等,供企业进行技术咨询与交流。

五、案例分析:制度演化中社会资本的形成

行业准入的完全开放导致的一定时期的市场秩序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正式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所带来的制度缺失。原来对国有经济的监管体系俨然不能适应新的交易环境。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多是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进入该行业,以追求自身的收益以最大化为目标,缺乏共有的规范和价值判断来约束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市场无序提出了对保障交易和长期投资的制度需求,但要填补这一需求,则是一个缓慢的制度建设与演化的过程。需要旧有策略均衡的打破,和新的心理预期的建立。

从案例中看,长期的恶性竞争使行业整体声誉急速下降,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这一低效均衡严重影响到企业的收益水平,经验结果中的负反馈成分越来越重,这一策略组合的重复本质上是一个制度自我削弱的过程。协会发起人倡导的摆脱“低质低价”策略,不断通过技术升级和品牌战略来开拓市场实现行业共赢的思路,作为新的共同信念而被提出。协会成立后,通过与质监部门和媒体的合作,提供有效激励,使遵循这一信念的企业不断得到公共信息传播途径的大力宣传,树立了自身的品牌形象,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随后大量的企业选择技术升级、提升产品质量的发展路径,脱离以往的低效的发展路径。本质上,这是以共同价值和态度为表现形式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强化的过程。经验案例也印证了命题1,即由于新的共有信念引导下的行为得到的是持续的正反馈,所以这一信念才被广大企业所认同并遵守。

从协会第一批会员的组成来看,大多国有、集体性质的企业,和原国有天津市自行车行

业的成立得益于两种社会网络关系:一种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自行车厂工作人员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另一种是管理改制后自行车企业的政府机关人员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将企业变成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各企业之间都是独立的法人关系。但体制改革和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不可能抹去历史发展中存在的连续性,这些企业管理人员在计划经济时期,有的是上下级关系,有的是同事关系,在一起曾共事多年,积累了较强的信任关系;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转变,但社会层面上的人际关系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日后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基础。政府机关人员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具有这一特点。第一批加入协会的企业主管机关之间并不是行政的上下级关系,而且都有自身的利益,所以不存在通过行政指令来使企业强制入会的可能。但这些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以及他们和原国有企业领导之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而这些关系也都是在原有经济体制下积淀而成的,所以当国有企业的老领导劝说这些企业时,基于个人的信任,这类企业的部分个体会率先表态参与协会,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企业加入。这一过程体现了命题2中的论述,自行车行业协会,在制度变迁中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它的形成也会带有原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体现一种历史的承继性,而他的建立也恰恰利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网络。而民营企业在协会成立之初的冷淡态度也说明了共有信念的建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经历了从建立之初的冷清和尴尬,到现在的蓬勃发展,依靠的是合理的机制激励来维护行业秩序。协会一方面制裁违法违规,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升级;从而使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的心理预期,促进合作规范、共有价值的形成。此外,协会的发展还依靠促进企业交流和信息、技术的传播来为企业交易和长期投资建立良好的环境。协会通过办会展为企业开拓市场,通过设置不同的专业委员会,联系多种技术资源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从而贯彻“走技术升级和品牌创建的行业发展之路”的价值理念。这一点符合命题3中的论述,协会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恰好维护了新的共有信念,并产生良性互动,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会说明企业对协会的认可、和他所引导的规范的维护。也正是这一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企业集体行动的效率不断提高,协同行业内突发事件(如“北京交管部门对电动车限行”)的能力也随之加强;同时使得企业间的合作研发和资源共享成为可能,适用于技术升级的长期投资得以实现。

协会建立所依托的社会网络虽然是原有体制环境下的产物,但这些社会关系同样有助于新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形成,比如旧有的同事间的信任关系,就有助于共有信念的维系。不过这些网络关系要想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下维系并发挥作用,还需要有一个重构的过程。一

方面是网络主体的重构,由于行业内经济主体已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国有企业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重构的社会网络必须涵盖这些经济主体才能实现为整个行业利益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是网络关系的重构,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不可能以原有的国有企业的同事或行政关系为基础,而应该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网络和俱乐部会员关系为依托,即网络关系的性质要发生改变。此外,以企业网络、协会等社会结构为载体的标准、共有价值以及协调企业关系的非正式规则、程序必须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合作剩余,才能被企业主动维护,有效实行。即网络关系的功能也要发生转变。

六、结论

由于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正式制度的建设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会导致国家实施对契约保护能力的不足;以共同价值、信仰以及非正式规则、程序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可能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所以自我实施和私人秩序的保护不可能马上弥补正式制度的空缺,从而导致治理缺失的现象发生。天津自行车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企业间合作和集体行动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承继已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网络关系为基础,并对其实行重构发展而来的。协会通过沟通和积极宣传“提升技术水平、创建品牌声誉,维护行业整体利益”的共有价值观念来建立认知型的社会资本,并通过一系列制裁和激励举措来引导企业走向良性循环的合作发展之路,加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并使其规则化、程序化来建立结构型的社会资本,配合正式制度的监管,使天津的自行车产业不断升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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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调研报告

关于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调研报告 为大力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规范实施、加快落地,确保PPP改革取得更大成效,2016年底我们对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湖南、贵州、云南、内蒙古、甘肃10个省(区)PPP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相关省(区)推进PPP工作的主要做法 从调研情况看,各地区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多措并举,形成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一)注重观念转变。很多地区高度重视PPP工作,不再将PPP模式作为单一的融资工具,而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充分认识PPP模式对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作为本地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许多地区都是一把手亲自抓、亲自管,自上而下、高位推动PPP工作。比如,河南开封市表示,做好PPP 工作要分“想明白、弄明白、干明白”三步走,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提前谋划、统筹推进;云南大理州将推广PPP模式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围绕洱海环境治理,打造PPP示范项目群,发挥区域整合和规模效应,仅2016年完成的投资就与整个“十二五”时期持平,把过去“有想法、没办法”的事变成了现实。 (二)注重组织保障。针对PPP项目覆盖领域广、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的客观情况,很多地区都建立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保障体系。一是建立专门机构。河北、河南、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建立PPP中心或PPP 办公室等专门管理机构,明确主体责任,加强上下联动,促进工作落实。二是建立协调机制。江苏、河南、湖南、贵州、云南、内蒙古等地,在省、市、县三级政府成立PPP工作领导小组,或者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领导挂帅,明确牵头部门和部门分工,确保形成合力。三是建立督查机制。河北、江苏、安徽等地,将推广PPP模式列为深化改革重点工作,并定期督查任务进展情况。 (三)注重建章立制。各地区在及时转发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本地区的实施意见和具体措施,为PPP项目规范实施提供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同自然界的运动发展一样,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也有其自身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等一系列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是这一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观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存关系,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条件,而且它作为劳动对象也不断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领域。同时,人口因素也是重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的作用。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等状况对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口因素,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而发挥作用,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形态的更替。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将其划分为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和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称为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法杖的基本规律。深刻的理解和掌握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深入理解生产力范畴,需要把握生产力的水平、状况、和发展要求等重要方面。生产力的水平是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表现为生产发展的现实程度;生产力的性质是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它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性质;生产力状况是这两者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力的运行状态或发展态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上述三方面的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指现实的生产力不断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都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有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就内容看,概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将起着阻碍作用。从过程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

马克思: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第四章思考题7】 收集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说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一、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美国1901年的5月,发生了交易所危机,到了1903年,美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铁矿石开采量下降了22.5%,生铁产量下降了8.4%,钢产量下降了7.3%,失业率高达10.1%。二,一次大战前的经济危机:1907年3月,美国爆发了交易所危机;1907至1908年,美国破产的信贷机构超过了300个,共负债3.56亿美元,还有2.74万家工商企业登记破产,共负债4.2亿美元。此危机波及世界许多国家,德、英、法竭力向自己的殖民地倾销商品。这样一系列危机加剧了英德、法德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危机中孕育.三,一九二九年黑色星期四: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突然从高峰暴跌,正式拉开了大危机的序幕。这次大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带来了极惨重的政治后果---法西斯主义在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还有战后第一次危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八十年代债务危机,一九八七年金融地震,1929年10月29日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等等一直到现在的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在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社会化的生产力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变成资本高效能地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这样已经社会化的……(课本P169页)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工,许多金融机构倒闭,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但是这种过剩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们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绝对过剩。 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 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合作协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协议

目录 第一章总则.................................................................................................. - 4 -第二章协议主体........................................................................................... - 8 -第三章合作关系......................................................................................... - 11 -第四章投资计划及融资方案................................................................... - 14 -第五章项目前期工作................................................................................ - 15 -第六章项目建设......................................................................................... - 16 -第七章项目运营和服务............................................................................ - 23 -第八章项目移交......................................................................................... - 26 -第九章收入和回报..................................................................................... - 29 -第十章不可抗力和法律变更................................................................... - 34 -第十一章协议解除..................................................................................... - 36 -第十二章违约处理..................................................................................... - 37 -第十三章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 40 -第十四章其他约定..................................................................................... - 41 -附件一:省财政厅(或省发改委)出具的证明本项目已经被列入省PPP项目库的文件 ................................................................................. - 46 -附件二:政府授权甲方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并代表政府与乙方签署本协议的文件 .................................................................................. - 47 -附件三:证明(政府专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的人大决议或其他合法有效的审批文件 ..................................... - 48 -附件四:专营期内政府方在各年应支付的财政补贴金额测算表.. - 49 -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表现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表现形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观告诉我们历史上依次更替的社会制度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社会,同历史有过的其他的一切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一样,其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为另一种更高级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都是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长期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波澜起伏、不断变化的社会运动史,资本主义自诞生起,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四个发展阶段。所谓当代资本主义,就是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时下,当代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无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出现新的变化。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也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当代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1、“全球化”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一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统一但不公正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发达国家凭借对资本、技术、金融、市场的垄断,通过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掠夺。这使资本剥削的范围由一国扩展到世界,使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过去主要是一国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发展为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和斗争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渗透,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形成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局面,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2.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深化为维护人类生存条件的斗争。国际垄断资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在依靠科技革命,推进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际犯罪、核武器扩散等等。特别是资产阶级追求资本无限增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生态掠夺,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其“生态”城市是建立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被污染的基础之上的。 3.社会的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已经在把个人的注意力导向物质需要,并通过对个人利益追求而形成的竞争促进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庭伦理问题

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的特质分析

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的特质分析 * 王 卿 葛玉辉 [摘要]针对高层管理团队及成员自身的特殊性,采用系统要素分类方法,将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的隐性特质从以往概念认识的误区中剖析出来,基于人力资本核心内涵,将人力资本提炼为由德、智、体三个要素集合构成的完整系统。结合二维的价值量域扩展方法,达到对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功能的全面认知与评价。 [关键词]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系统;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2X(2010)040070(04) [作者]王 卿,博士研究生,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葛玉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一、研究评述与概念界定 一般认为,1960年西奥多!舒尔兹(T heodore Schu ltz)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论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由于概念理解上的模糊,导致研究者在许多应用研究中经常产生诸多误区。特别是在人力资本价值衡量和评价方面,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 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从人的能力具有资本的特性出发,直接将其同生产能力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并将投资看作唯一途径来对人力资本进行辨析和界定。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西方传统的物质资本观,其根源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工具理性。的确,人力资本包含许多例如专业技能一类的人的能力集合,这些部分可以显性地对生产力乃至价值的创造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其他能力特质,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某些特质,就和生产力与价值的创造毫无关系。 事实上,即使将人力资本局限在生产技能上,实证研究中也往往出现悖论。研究者发现,在许多拥有高度生产能力的调研样本上,特别在诸如企业或者团体的领导成员中,其与投资之间并不普遍出现紧密的正相关拟合关系,而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的经营者中更为突出。特别是在提升自身管理能力与生产技能的过程中,领导者或创业者所付出的代价和决定性的内因动力都无法用诸如?机会成本#之类的简单经济概念和算式来计算与涵盖。 大量实证结果表明,人的价值观、道德感和责任心对于其在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作用具有无可辩驳的决定性影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起着根本决定作用的能力特质被将视为?机器#的西方学者摒弃和排斥在人力资本的研究范围之外。因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定义的人力资本概念从根本上来说具有?以偏概全#和?自相矛盾#的先天性缺陷。 虽然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只关心那些生产性的人力资本,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6JA630042);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资助项目(编号:S30504);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编号:10ZS96)阶段性成果。

中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和解决方法

班级:11生物一班 姓名:陈国维 学号: 28111101002 题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思考和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 答: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首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再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显然,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二、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的悬殊 经济不平等既是阶层分化的物质基础,又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在我国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 一、定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 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意义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内实践,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国家确定的重大经济改革任务,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PPP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向社会资本开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可以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盘活社会存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二)PPP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能够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过度参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求平等参与、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资本按照合同办事,有利于简政放权,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弘扬契约文化,体现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三)PPP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编制完整体现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的综合财务报告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要求从以往单一年度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向强化中长期财政规划,这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高度一致。 三、项目范围 PPP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燃气、供电、供水、供热、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以及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均可推行PPP模式。各地的新建市政工程以及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应优先考虑采用PPP模式建设。 四、模式选择 (1)经营性项目。对于具有明确的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完全覆盖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模式推进。要依法放开相关项目的建设、运营市场,积极推动自然垄断行业逐步实行特许经营。 (2)准经营性项目。对于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 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模式推进。要建立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为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积极创造条件。 (3)非经营性项目。对于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建设—拥有—运营(BOO)、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模式推进。要合理确定购买内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总经理更换与高管团队的稳定性研究_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_张必武

第32卷第1期财经研究V o l132N o11 2006年1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 no mics Jan12006总经理更换与高管团队的稳定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必武,石金涛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30) 摘要:文章从业绩相关理论、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对总经理更换后的高管团队稳定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总经理更换提高了高管离职的概率,但降低了企业绩效对高管离职的影响;总经理被迫离职后的年轻高管有较高的离职概率;高管与离任总经理的专用化人力资本越高,总经理更换后高管离职概率越高,而与继任总经理的专用化人力资本则可使高管离职概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实证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但业绩相关理论没有得到支持。 关键词:总经理更换;高管离职;企业绩效;晋升锦标赛;专用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7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6)01O0121O12 西方学者对总经理更换后企业绩效是否改进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总经理更换后高管团队稳定性的研究则鲜有涉及(Fee和H adlo ck,2004)。事实上,由于日益多元化趋势的组织业务以及密切协作的部门工作都对企业的高层领导提出了新的挑战,企业的战略决策已不仅仅是总经理一人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高管团队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总经理更换后高管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的正常运作非常重要,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绩效。 本文在深入分析业绩相关理论、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总经理更换对高管团队稳定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和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但业绩相关理论没有得到支持。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点或贡献表现在:(1)首次系统研究了总经理更换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影响,并从总经理离职与继任两个角度研究总经理更换后高管离职的原因;(2)传统的团队专用化人力资本理论没有区分高管与高管、高管与总经理之间存在的专用化人力资本的差别,本文则认为高管团队 收稿日期:2005-10-21 作者简介:张必武(1973-),男,湖南常德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石金涛(1945-),男,浙江宁波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 121

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关系

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关系 内容摘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限制性,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所以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重获得生命力,得到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美国的次贷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定义与常用名词解释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PPP) 定义与常用名词解释 PPP模式定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 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定义来源财政部财金[2014]76号) 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 关系。(定义来源发改委发改投资[2014]2724号文件) 名词解释(来源于财金[2014]113号) 1.全生命周期(Whole Life Cycle),是指项目从设计、融资、建造、运营、维护至终止移交的完整周期。 2.产出说明(Output Specification),是指项目建成后项目资产所应达到的经济、技术标准,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交付范围、标准和绩效水平等。 3.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是指一个组织运用其可利用资源所能获得的长期最大利益。VFM评价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价传统上由政 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否可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评估体系,旨在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最优化。 4.公共部门比较值(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PSC),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政府采用传统采购模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的现值,主要包括建设运营净成本、可转移风险承担成本、自留风险承担成本和竞争性中立调整成本等。 5.使用者付费(User Charge),是指由最终消费用户直接付费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市场营销152 8号刘运良1620153968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在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社会化的生产力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变成资本高效能地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能力。这样,已经社会化的、由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本应该由劳动者公共所有,却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已经在社会范围内实行严密分工、协作而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由社会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却分别由少数资本家按照各自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私人利益进行管理;共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却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私人支配,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工,许多金融机构倒闭,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但是这种过剩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绝对过剩。 经济危机的抽象的一般的可能性,首先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引起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在时间上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如果有一些商品生产者在出卖了自己的商品后不接着购买,就会有另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同时,在商品买卖有更多的部分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的情况下,如果有某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时不能支付,就会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但是,这仅仅是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的。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时,社会生产结构严重失调,引发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的特点,使社会资本再生产也呈现了周期性的特点,从一次危机开始到另一次危机的爆发,就是再生产的一个周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四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危机阶段是周期的基本阶段或决定阶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一定都经过四个阶段,但是危机阶段则是必经阶段,没有危机阶段,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案例及分析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案例:英国宪章运动 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发生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工人运动。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见英国议会君主制)为工业资产阶级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在这一改革斗争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人 宪章运动的群众集会 民群众仍处于无权地位。他们决心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争取新的选举改革。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次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设立平等的选区和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等6条要求,并于1838年5月8日以《人民宪章》名称发表,宪章运动由此得名。宪章拥护者在全国各地集会、游行,要求实现宪章。1839年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2月4日,全国的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并通过致议会请愿书。到1839年5月,在请愿书上签字的达125万人以上。1840年7月,全国宪章协会成立,F.恩格斯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工人政党”。1842年的经济危机促使第二次宪章运动高潮的到来。2月宪章派向议会递交了新请愿书,签名人数达300多万。除要求普选权外,还提出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时和实行政教分离等要求。1848年在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出现第三次高潮,约197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三次运动都被政府镇压。1848年后,运动逐渐衰落。 案例分析解说: 恩格斯说:“这三大阶级(包括英国宪章运动)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化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在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根本的体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英国的宪章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阶级运动之一,也是当时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动之一。当时应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1.?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社会资本是指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但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 A、对 B、错 题号:Qhx013278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2.?当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项目公司成本回收和合理回报时,可以由政府给予项目公司一定的经济补贴,以弥补使用者付费之外的缺口部分。 A、对 B、错 题号:Qhx013280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3.?一般来说,根据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结果即可确定能否实施PPP。

A、对 B、错 题号:Qhx013277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4.?BOO(建设-经营-持有)模式不属于PPP模式。 A、对 B、错 题号:Qhx013283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5.?2014年我国首批试点PPP项目以新建项目为主。 A、对 B、错

题号:Qhx013281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6.?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引入PPP,最初以项目融资(BOT等)方式应用。 A、对 B、错 题号:Qhx013279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7.?PPP模式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参与,缓解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后面的资金不足问题。 A、对 B、错

题号:Qhx013285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8.?PPP项目的各类履约合同,是指由政府部门与相关方(工程承包商、运营服务商、原材料供应商、产品或服务购买方等)签订的合同。 A、对 B、错 题号:Qhx013284 所属课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9.?PPP监管结构中,最终用户监管是指用户对项目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并根据服务满意度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或提出建议。 A、对 B、错

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关系中,社会的生产力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变成资本高效能的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能力。这样,已经社会化的,由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本应该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却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已经在社会范围内实行严密分工、协作而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由社会按照社会需求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却分别由各自追求最大限度地利润和私人利益的少数资本家进行管理;共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用于满足社会的需求,却被少数资本家占有,私人支配,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越发展,科学技术以至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社会化越高,不断发展的社

会生产力就越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资本家的手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一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工,许多金融机构倒闭,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过剩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者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物质基础政治领域思想领域 ︳\/ /生产力\/ 生产方式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形态 (二)社会基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表现在: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最后,这会基本矛盾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1、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2、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生产和发展。 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的矛盾的解决。 3.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式:①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②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1、为什么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答: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生产力始终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早已昭示的真理。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

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每一新的社会形态由初步形成到进一步 完善和发展,以至最后走向灭亡或消亡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 所决定的。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那就必然会引发调整和变革。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 的变化方向和发展趋势,从而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 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作为科学物化的先进的生产工具,既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分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态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如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以及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纳米 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生产力,它们的发展演进和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及相应社会形态由低向高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人们在利 用属于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 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从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使人们理论思维和科学素 质不断提高,使人们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使人们改造客观 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先进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性作用。放眼世界和 未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纳米技 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为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 的广阔前景,也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深刻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所谓先进生产力,应该是指那些现代科技和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的生 产力。谁能掌握先进生产力,谁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谁就能在国际 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谁就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航船胜利 地驶向光辉的彼岸。 2、社会革命与改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相同点:都是来源于社会矛盾,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 不同点:革命比较尖锐化,改革并不尖锐。改革由统治者发动,革命由被 统治者发动;改革自上而下,革命自下而上;改革目的是维护统治,革命目的 是推翻统治;改革是非暴力的,革命是暴力的;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多是 局部调整,革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多是全面改变;改革的困难在于统治阶层 内部矛盾,革命的困难在于统治阶层外部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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