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变——社会道德的变迁
社会道德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进程，在微观的层面，它强有力地制约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重新排列组合，它还强有力地作用于亿万国人的精神生活，使道德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在道德领域发生的变化有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道德未来的发展走向，寻找新道德赖以生长的基础，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摸清当今社会道德中存在的种种病症，并找到疗救的措施，建构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型道德伦理文化。本文是主要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道德变化的表现作阐释，即新旧道德观念的碰撞、传统的道德调控的失灵以及旧的道德系统秩序的紊乱。
2008年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我国实行三十周年的纪念年，三十年来，无论是怀着凤凰涅槃般的欢喜，还是带着挥之不去的困惑与隐忧，我们都不能否认改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震荡与变迁。改革开放浪潮的席卷过后，千百年来一直为国人所信守的道德训条已不再像昔日那样灵验，长期以来享有无上权威的伦理法则受到怀疑和挑战，善与恶之间的“临界点”不停地发生变换，到处都是观念与观念的冲突；规范与规范的碰撞，在诺大的道德世界里很难找到一块风平浪静的港湾……道德伦理本身在任何社会中都有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那么发生在道德领域的变革自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人说这是比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更加意味深长的变革；也有人说，它动摇了中华民族赖以维系赖以存在的根基等等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道德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用心分析和思考的。
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在伦理道德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为底色，以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道德观念为基础，并受苏式共产主义道德影响的，这一期间形成了与公有制经济与集权式政治相适应的道德伦理文化。六、七十年代那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社会风气就是这种道德伦理留下的辉煌的记录。改革开放前，以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为主线的崇高信仰可以说解决了当时道德的终极问题，统一的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善恶评价的标准和思想行为的指南，井然的道德秩序构成了人们的生存文化环境，道德调控系统卓有成效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和调控……但
是，当着中国社会刚刚踏进80 年代的门槛，改革开放的洪流刚刚在神州大地涌起，素来稳定的伦理文化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新旧道德观念形成了剧烈碰撞。一统天下的道德观念被打破了，种种与正统观念相悖的“异端邪说”纷纷涌现，新旧观念的冲突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三十年来的道德变迁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景观呢？一下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对道德伦理变迁表现的罗列：
一、公私关系的争论与僵持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信奉“家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本位的道德伦理。建国以来，重整体、轻个人的道德也同样赢得了勿庸置疑的权威性。文革中，极左路线更是把这一观念推向极端，从中衍生出“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公式。这种社会本位主义的公私观在1980年首先受到挑战，一个叫潘晓的人以一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人生观大讨论。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公私、人己之间的关系问题。潘提出一个在当时很是惊世骇俗的命题：“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是这样一个颇带个人主义意味的观点在当时全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并激发起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尖锐批判。大多数人开始转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之一，应该肯定“合理为己”的道德观，由此拉开了公私关系上不同观念对立与冲突的序幕。在不同观念的碰撞当中，道德的天平逐步向个人倾斜。哪怕是正统的伦理学教科书也不再认为个人无足轻重，“公私兼顾”也成为道德的一个层次，个人有权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进入了合理化的台面。
二、义利观念的权重变迁
传统上，重义轻利的观念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绵延一千多年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中，儒家学说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存天理、去人欲”。佛家与道家虽然同儒家有异，但前者主张“四大皆空”，后者主张“返朴归真”，在对世俗利益的蔑视上，在把人的欲求视为邪恶主张禁欲主义这一点上则是相互呼应的。然而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终于渐渐丧失了钳制力，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之下，在谋求经济繁荣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中，对重义轻利的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这种反拨首先在理论的层面上展开。与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相呼应，理论界对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恢复了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继而，理论界又从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出发确立了一个朴素而又伟大的原则——物质利益原则；阐发了一个无比简单的道理；人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谋求物质利益既是必然的，又是合理的，没有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既没有个人的幸福，也没有社会的繁荣与发展。随后，在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禁欲主义被宣布为违背人性，人谋求感性生活的满足在道义上得到肯定。随后，在世俗社会层面上的反拨就走得更远了，“向钱看”的口号在世俗社会应运而生并成为大多民众实际的价值导向，没有哪个企业需要为谋利而在道德上进行辩护，“恭喜发财”成了最美好的祝福，谁发家谁光荣成了时代的风尚，能挣会花成了时髦的口号……对重义轻利观念的反拨无疑是国人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变迁，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可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它对世道人心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公平观念上的认识冲突
公平是在谋求社会分配合理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然而在何为公平的问题上
人类却从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
的是等级主义公平观，而与等级主义公平观对峙的则是表达农民社会理想的平均主义公
平观。“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农民阶级用来批判等级制度的道义武器。建国以后，左的一套也承接了这一公平观念，用它来排斥了按劳分配的社会分配原则，在全社会实施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使世代农民追求的理想在空前的规模上变成富有讽刺意味的现实。但1978后，这一点也随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变，党和国家郑重提出按劳分配原则，指出改革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搬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改革中受到尖锐批判乃是理所当然的。批判自然也是以按劳分配为武器，指出平均主义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与按劳分配原则不相容，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后，人们则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及运用了偏“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与平均主义相抗衡，即认为谁有功于国家，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谁就理应在社会分配中领取大的份额，认为理智公平的社会应该对具有特殊才能的成员给予更多的照顾。不难看出，这种公平观从开放之初到现在都获得了社会成员广泛的心理和实际支持，以致人们各种所谓的分配不公面前，经常是以“功利主义”为评判的坐标。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与该体制相适应的“功利主义”公平观迅速获得人们
的青睐。
四、生活工作中道德观念的撞击
在传统的观念中，知足常乐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它对国人生活工作起着几近支配作但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十年后，这几乎成了长期批判的靶子，受到人们普遍的冷遇乃至攻击。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人生路上的积极进取以及向外间世界大力扩张等现代生活观
念一时间征服了无数颗社会人的心灵，国人再也不像祖先那样安守本份了。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生活中，大家普遍认为最缺少的就是自由自在、自我安排，种种外在的力量钳制人们的生活。改革以来人们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驯服了，儿子在父亲面前不再像昔日那样老实听话了，学生也不再只是听命于老师的指挥棒……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生活由自己安排，自由在人们心中的价值空前增长。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个人情感意志的位置是很低的，古代圣贤谆谆教诲的是“以理节情”、“义务至上”。三十年中，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也发生了巨变，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在生活中的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张扬，被禁锢的感情世界获得空前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爱情具有高于婚姻、高于道德伦理，甚至高于生命，不重视爱情的观念必须予以摒弃。在传统的生活观念中，崇尚一致性也是一大特征，生活方式往往无个性、内容贫乏、单调等等，改革以来，这一观念也理所当然地受到挑战。人们不断的求新求变，追求富有个性的生活，从衣着打扮到择偶求职都努力体现个人的兴趣爱好，标新立异在生活领域已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对与己殊异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对生活中的新奇事物越来越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示理解和宽容，多样性多元化已是国人生活难以逆转的走向。这种变化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集中表现。众所周知，传统上，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的根基。家庭组织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国家也不过是“家族结构式的国家”。中国历来重视在家庭道德的基础上形成井然有序的家庭秩序，强调家庭成员对家庭责任的履行，并把这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三十年间，传统的家庭道德受到强劲的冲击。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传统道德强调责任而比较忽视个人情感，强调栓紧彼此的义务纽带而不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今，这种道德已被许多人颠倒过来：个人情感被赋予高于责任的价值；宁肯让义务的纽带松弛断裂，也要拓展个人的自由空间。由于这种新的观念的注入，旧式家庭已基本被打破了，离婚、婚外恋等情形屡见不鲜。婚姻的约束力和凝合力遭到严重削弱。
改革使社会的物
质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巨变，随之而来的传统道德调控系统的失灵，甚至是局部的社会秩序的紊乱。改革开放在道德伦理方面最严重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由于社会评价与监督制裁力根本上取决于评价标准的统一、社会舆论的一致。只有“众口皆碑”，才能具有强大的威慑和控制力。但是，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使得社会道德评价经常面临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同时并存的局面，往往任何一种标准都难以达到整合效力，使之能够到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程度，这就必然使社会评价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窘境，导致对同一思想和行为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结果，社会评价的制裁与威慑作用基本无从谈起。如果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只是道德结构的表层震荡，那么道德秩序的紊乱则是道德结构的深层震荡了。所谓道德秩序我认为应该是一定道德观念标准的稳定存在，它是按照一定道德价值规范形成的有序化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在这种关系结构里面，每个人都安于道德规范所确定的位置，享有一定的道德权利，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并按照道德规范铺设的渠道传递相互需要的信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与社会交往。一定的道德规范能否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信守，是整个社会道德秩序赖以维系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物质飞速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丧失了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信守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导致了旧的社会道德长期陷入紊乱，社会道德体系随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