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平衡论
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行政理论上越来越强调老百姓的选择，因此，现代行的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那么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公平分配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更是职权与职责配置的平衡。
平衡论是通过对行政权的授予、运作与监督，从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依法运作、实施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要实现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就要保护公民权利。建立健全有效的保护公民尤其是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是传统红灯理论太过放任，认为司法控制可以很好的实现行政法的目的，将个人自由看在公共行政之上，突显个人意志，自由放任，是经典的人权理论，体现有限定政府理念，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是对政府权力的深度怀疑和把国家介入公民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降到最低的欲求，这种理论认为通过独立公正的法院可以完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而忽略现在社会发展需要。而绿灯理论是行政扩张，行政国家的出现需要支撑其存在的理论。绿灯理论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行政法应该以行政权为中心。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规则，是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其基本内容是鼓励发挥国家作用；民主的和政治性控制；议会对行政的问题能更好的适用；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建立在政府不规模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果，注重政府权利的扩张和对社会的干预。行政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赋予行政机关合法权限并监督其行使，来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二是通过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为的监督权，如如检举权、控告权等，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参与权，如知情权、要求听证权等，特别是对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提起复议权、诉讼权和要求赔偿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推行的黄灯理论则是综合以上的平衡，即公共行政模式下需要政府积极作为以促进公益，又需要公民有序参与来改善单方面行政弊端，这也是于当前公共治理理念想吻合的。黄灯理论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化利益，立法上权利义务公平配置和以权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使用过程。其基本内容是扩大私人参与途径和政府管理灵活性。在建立健全有效的保护公民尤其是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律制度上，首先，积极创设对公民的财产权起到促进作用的赋权性行政法律制度。平等与效率的理念要求现代行政法必须保质保量地设置各种赋权性行政法律制度。这些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外乎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其次，尽量抑制或严格限制对公民财产权产生负面影响的义务性行政法律制度。在对公民的财产权课征义务时,行政权及其行为必须张弛有度。面对极度自由的公民财产权, 法律制度的时代性。加强行政救济法律制度的时代性, 就是要正确处理行政救济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市民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确认行政救济制度的服务地位,端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取向,丰富制度内容。是严格损益性行政行为的程序控制,以免行政权借公益之名对公民财产进行赤裸裸的剥夺。最后要加紧完善针对公民财
产权的行政救济法律制度。而这个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确保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违宪的行政法律法规能够及时得到追究。第二,要扩大针对涉及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把司法审查范围的列举式改为概括式。第三,加紧制定出行政补偿法,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行政补偿的性质、方式、数额、时限等,改变该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第四,不断强化行政救济。行政权介入必须建立在公益必需的原则之上。行政权的逾越性使其极容易无视任何个人的动机或利害关系,所以,行政介入权应始终控制在最小限度。只有当行政权的目的是促进公民财产权实现时,即当行政权处于积极行政态势时,其与公民财产权有关的各项功能才是值得拓展的。
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过程模式应该是新型的沟通，是合作的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行“阳光政府”。在这个社会生活深刻变革、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时代，只有政务公开透明才能进一步实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平等，保障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现代公共管理，政府有必要激发公民的参与意愿，与此相适应，公民参与必须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保障。政务公开了，人民才能知道哪些是政府该干的，哪些是不该干的；才能知道政府的权力如何行使。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通过公开的方式，行驶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可以预见，与不断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相适应，各级政府将掌控更多的公共资源和财力，各种项目的转移支付也将增多，如果各个环节上不能公开透明的监督，违法乱纪和以权谋私就可能增长。
在现代行政法的平衡论中，政府与公民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国家立法时应当公平的配置权力和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二条的核心内容“……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中的“明示、暗示”在修正案草案中使用的是“建议”，“建议”包括不包括“暗示”呢。《现代汉语词典》把“建议”解释为“向集体、领导等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这个词语在生活中的用法似乎不包括采用“暗示”的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我们承认“明示、暗示”的表述更符合立法者的初衷的话，“建议”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不能准确界定法律概念的外延的例子。然而，以上两种常见的不符合法律语言准确性要求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法律语言也应当尽可能让普通百姓看得懂，或者“望文生义”能懂个大概。甚至有时候法律条文或法律概念的外延模糊有可能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因此，公共财政的透明、公开，便于监督，显得尤为重要。提高公开透明度，努力建设“阳光政府”，服务型政府必须具备公开性，公开、透明是服务型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也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管理透明、执法公正。《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中的“关系密切的人”外延范围似乎过大。《两高受贿意见》第十一条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如果不是立法者有意扩大原解释的主体范围而只是用“关系密切的人”取代“情妇（夫）”的话，很明显这种取代是极不准确的。“关系密切的人”与“情妇（夫）”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前者很大程度的包含了后者，即“关系密切的人”除了“情妇（夫）”之外还包括哪些人，只能有待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出台加以说明。现在法律条文总有以“某某应当如何如何”为条文的结构但是没有规定不履行义务，不采取措施实施法律所要求的行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这样使法律的约束力大大降低，很难达到立法的预期目标。宣示性、鼓励性的条文多。设置了一般宣示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文的特点乃是采用正面肯定的行文方式。虽然这样的条文把责任主体明显指向了“各级人民政府”，但一般宣示性的法律条文却也存在降低法律实践性的可能，责任的不明确直接影响的是公民权利。
我国刑法修改后中，食品安全降低认罪条件加重刑罚。从几年前的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到最近发生的皮革奶事件、面条掺胶事件，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始终不断刺激着老百姓的敏感神经，“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成为普遍呼声。刑法修改，在食品安
全犯罪规定中增加了一个适用条件，即除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外，“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将处以相关刑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这样规定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调查举证的难度，即使犯罪行为对人体没有造成严重危害，但从非法获利的金额、销售数量等角度能够证明其严重危害的，仍然可依法给予刑罚。现行刑法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正后的刑法，删除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犯罪最低刑罚将变为有期徒刑；对于罚金，只提出“并处罚金”，没有规定具体数额，这也为从经济上加大处罚力度提供了操作空间。此外，修正后的刑法，单独列明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渎职的刑事责任，进一步强化了对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的保护，体现了刑法修改的主线和意图。
以有效率的行政权为基点，构建现代行政法三大基本原则。一是行政效力推定原则。行政效力推定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即使存在瑕疵也应当推定行政行为合法有效，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必须给予尊重，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履行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确立这一基本原则的法理基础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常秩序。一是行政实体法是法律授予行政机关有什么权力，其根本目的是要求行政机关通过这些权力--表现为行政行为--为社会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为此，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作为对现有紊乱秩序的矫正力量--所有人都有服从的义务，从而确保行政权在整合社会秩序过程中的高效性。行政效力推定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上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中"公定力"的法理基础。二是行政自由裁量原则。行政自由裁量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将一般性原则或者条款适用于个案的一种最适当的选择。确立这一基本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在传统行政法中，行政自由裁量情形也是存在的，但当"积极行政"的理念导入现代行政法之后，"羁束行政"越来越不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而立法机关面对复杂多变的行政事务，只能通过大量"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向行政机关授权。于是行政自由裁量构成了现代行政权的核心。三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在监督行政权时，其介入行政权领域在深度和广度上必须保持一个限度，旨在行政权的行使有一个足以控制社会秩序的基本效率。确立这一基本原则的法理基础是，任何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前提是行政权有足够的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允许个人和组织通过合法程序挑战行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司法权覆盖了行政权的范围，那么行政权的这种控制社会秩序的能力可能被不慌不忙的行政诉讼程序彻底耗尽。这一基本原则划定了司法权介入行政权领域的"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旨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确保行政权有一个不受司法权牵制的"自由空间"，以满足控制社会秩序所需。以有限制的行政权为基点，构建现代行政法三大基本原则。一是行政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职权法定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必须通过法律授予，任何法外的行政权都不具有合法性。宪政理念支配下的作为可以支配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行政权，必须源于人民通过代议制机关以法律的形式授予。虽然现代政府也具有了为其行政权订立依据的权力（行政立法权），但这种"立法权"仍是由代议制机关授予的。因此，在以宪政理念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上，不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最能达成的一个共识应当是不存在不受限制的行政权。二是行政程序正当原则。行政程序正当原则是指通过设置正当行政程序规范行政权，驱使行政机关在实现目的时采取更善的手段，从而提高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可接受性程度。必须警惕的是，法定行政程序如果失去了正当性理念支持，便是行政机关作"恶"的合法性的保障和便利性的籍口。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对行政机关委任立法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程序的正当性理念有时无法得到张扬，由行政机关自己通过行政立法权设计的"行政程序"经常是以维护行政权的为己任，为行政相对人设置各种较为困难的行政程序，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难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法治下的行政程序应当以正当性为价
值取向。三是多元控权必要原则。多元控权必要原则是指应当设置多个控制行政权的法律机制对行政权进行全方位的控权，以确保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多元控权的法理基础是现代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与过程的多变性，传统行政法上单一的、事后的控权已经不适应现代法治行政的需要，于是从行政权行使之初和过程中寻找法律控制基点，发展出了现代行政法上的多元控权的机制，成为现代行政法创设多元控权机制的逻辑起点。多元控权必要原则的法理意义在于，它充分意识到了传统行政法上的控权机制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在行政权行使的全过程中设置多元的控权机制，可以抵消"巨无霸"式现代行政权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回应现代行政法保护基本这一终极目标的需求。
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主要重视管理和控权，根本不重视行政行为过程的理论，有的甚至不考虑行政行为的过程，而现代行政法学理论则开始重视行政行为过程性，行政过程模式应该是新型的沟通，是合作的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实际上要明确行政过程中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具体说，就是现代行政法中作为核心主体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作为监督主体的国家权利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化利益，立法上权利义务公平配置和以权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使用过程。其基本内容是扩大私人参与途径和政府管理灵活性。重视行政行为程序，实现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
学号：pb102035
姓名：曲珈谊
摘要：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最为直接，又是独立的部门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国家意义重大。关键词：行政法地位作用依法行政国家行政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有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行就慢慢有了相关的行政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4)．），在现代国家中，行政法的作用和地位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一、行政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探讨宪法是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大法，它调整着根本的社会关系，确定国家基本制度和原则，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效力、权威最高的法律。相对于刑法和民法等部分法，行政法、宪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首先，行政法主要是调整行政法关系、保障、规范和监督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它直接涉及国家权力的确定和行使，有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国家机构与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的宪法规范，主要通过行政法律具体实施。其次，由于国家行政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行政关系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作为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作为调整高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国家和社会生活，为各个方面实施着宪法规范这行宪法规范推行宪法确定的各项基本国寂，而民法、刑法是一般只是宪法确定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国家政策。事实上，宪法典中就包含着许多行政法规范，而属于行政法范畴的许多规范同时又是宪法规范。时至今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被称为统一的学科、很多学者均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研究，而且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和宪法学体系含混不清的问题。概括地讲：行政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只是得到了形式上的承认，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在很多问题上没有理清，行政法相对于宪法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很少有人会否认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重要意义，行政法是位于宪法之下、一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由于其紧紧的围绕着行政权力展开，也就意味着行政法有着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完全不同的视野和内涵，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复杂性、易变性更是其它部门法所难以比拟的。“在每一种行政法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国家的理论”（Carol Harlow and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George Weidenfed and Nicolson ltd.,1988),p.1.，）行政法所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决定了其与宪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的程度上，行政法被认为是具体化的宪法、是宪法的动态部分，宪法则被认为是行政法的来源和基础。日本学者室井力也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基本法，是政治价值的体系法；而行政法随以宪法为前提，但却是行政技术的体系法。”（《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⑸）但另一方面，确认行政法独立的法学价值却有着重要意义。行政法是一个独立部门法，它不依附于其他部门法，同时一般不包含其他部门法。辩证来看来，宪法与行政法虽然渊源相连，但彼此并不存在什么“隶属”关系，根本大法只是从宏观上给行政法以指导。“宪法调整的对象是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包括平等的及不平等的两个方面，而行政法却调整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公认的观点是，宪法是行政法的母法、行政法是作为宪法的具体法来运用的、是宪法的实施法。[!--empirenews.page--]实际上，任何部门法都可以称为宪法的实施法，只不过行政法在政治性和价值取向上同宪法精神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罢了。我们可以认为，宪法与行政法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和价值体系、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源于宪法的实体价值、完善的宪政精神将充分的指导行政法的发展。但如果宪政传统的缺乏、宪法价值的式微，决定了现有的宪法发展程度根本不足以为行政法提供理论依据，那么再称行政法为“动态的宪法”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而行政法抛开宪法的微弱束缚以获得独立的发展，并非不合逻辑、不合情理，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对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行政法并无如此深厚的宪法渊源，行政法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不是宪法的附属品，相反行政法却在广泛的实践领域为宪法提供了素材和实证基础、充实了宪政的精神、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因此，过于强调行政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试论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分析了比例原则的概念、起源，通过论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弊端，凸显引入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并且简要介绍了我国行政法有关立法现状以及比例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比例原则之概念界定 (一)比例原则的含义以及适用领域 比例原则是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先考虑手段的有效性，再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适用的手段对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① 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是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中广为适用，有的学者称之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如刑法中的罪行相适应原则，诉讼法中程序的启动以及证据的采用等也体现了比例原则。另外，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中也有所体现，如民法上对物权的限制。同时，法理学中也蕴含着比例原则，如在法律原则的适用上，必须采取比例原则，方能排斥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 (二)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起源与含义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德国的首创，这源于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学,由德国行政法学者托迈尔首先提出，他主张警察权力不可违反比例原则。德国另外一位行政法学家弗莱那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中曾指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的名言来比喻警察行使权力的限度。后来，德国借由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并且从行政法位阶跃至宪法位阶。现在，比例原则已成为德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德国学者毛雷尔指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长久以来得到了承认，并以习惯法的方式被肯定下来，且该原则在具体法律部门中也具有普遍适用性。毛雷尔同时认为，比例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国家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在实现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国家活动对公民的侵害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② 有关比例原则的释义学结构，学界主要又两种观点，一是三阶理论，即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二是二阶理论，即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两个子原则。但是三阶理论为
研究生课程考核试卷 （适用于课程论文、提交报告） 科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高崇慧 姓名：孙迅学号： 201602210264 专业：法律硕士类别：专业硕士 上课时间：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 考生成绩： 阅卷评语： 阅卷教师（签名） 研究生部制
简析行政法自由裁量权的运行 摘要：行政法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法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在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本文从当下社会的发展趋势处罚，通过对于破坏小黄车的不合理处罚为例，来体现出处罚当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阐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通过相应的解决措施来推动政府部门在执法中的公正合理。 关键字：行政自由裁量公共利益权利限制解决措施 一、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问题 自由裁量权是现实中一种人们广泛运用的权利，在行政法上也是如此，通常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行使权利。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中客观存在的，有法律和法规的授权。作为社会的监督管理部门，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无可厚非的。 在目前的行政处罚中，相关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越来越严重。就拿现当下大家经常的用的“出门神器”小黄车来说，不得不说小黄车的出现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但是碍于某些国民素质，小黄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促使了行政机关采取了相关措施。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值得称赞的，毕竟从整个社会的效应来看，极大的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在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处罚手段的限度让人不解。 在对破坏小黄车中的人的处罚中，出现了拘留较长时间的处罚，
这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我对此是反对的。从小黄车的出现的目的来看，它是为了使得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能够更好的服务社会。当然，对于那些破坏小黄车的，适当的罚款以及相应的思想教育是可以的，这样既起到了惩罚的目的，同时也通过教育来加强其言行道德，从而不会再作出这样的事情。反过来，如果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政处罚过重的话，不仅起不到惩罚的目的，反而会加深本人对此的不满，作出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当的运用行政裁量权，有利于促使执法人员依法执法，以此来进一步缩小其自由操作空间，强化行政法的法律规制，从而减少人的意志要素，让执法人员更好的依法来行使此权利，而不是成为法律的裁量者。 二、行政法自由裁量中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决定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法的标准。但实践中存在着行政主体肆意扩充对公共利益的解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财产权。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为公民财产权免受非法行政侵害筑成一道屏障。鉴于现实中公共利益的复杂性，本人认为可以以以下几个标准加以确定： 1.以受益对象的数量为标准。公共利益，即具有公共性的利益。“公共性”或可定义为“具有广泛社会一般利害之性质”，一般所谓之“公益”多意味着其超越个人范围，共通于社会全体之利益，因此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根据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将多数人的利益视为公共利益，而少数人的利益视为个
行政法三大理论比较
行政法概念三大学说 【导言】行政法的定义问题，围绕的核心是问题关于政府和公民之间权利义务的设计及与此相关的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如何解决一对一的力量比较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其中，为人所知的三大学说由此产生。 一、管理论 1、定义 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行政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强调通过维护行政特权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 2、理论出处 这种理论在早期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前苏联较为流行，理论产生原因有一下几层。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 1977 年宪法, 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 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 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主权性、效率性, 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 保证国家管理的实现。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 对于计划政策来说, 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 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 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 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 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 3、价值意义 对于战后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提高了整个国家效率。但是另外一面管理论过分强调行政权力，缺乏对其相应的监督，导致行政体系臃肿，指挥能力僵化，束缚了社会更大空间的发展，对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从远期来看是弊大于利。 二、控权论 1、定义 行政权和公民权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权利至上，行政权是必要的“恶”，行政法就是控制行政权的法，要通过立法、司法、程序等手段严格控制行政权，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2、理论出处 控权论总体上是遵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念，主要流行于英美国家。
平衡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如果思维尚迷离于对事物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有限的认识而不求突破，不求对事物本质把握的诚挚努力，事物本身就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向我们展开。因此，当我们利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以图寻求对行政法现象基本的真理性认识时，就必须首先建立思维的起点，即承认以下这个命题：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永恒关怀的主题。我们的思维一旦肇始于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解剖、分析，纵然我们因为局限于时代、客观环境以及自身思维能力所设置的林总障碍而无法达致真理性认识，我们亦可以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在接近真理，而不是盲然地离它或近或远。三年前，罗豪才先生等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抓住了行政法理论的根本症结。笔者有幸得罗先生细心指导，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主题作了一些初浅的研究，希以本文将部分心得呈世，求教于同仁。 一、“管理”与“控权”：历史的回声 回溯历史，行政法是在人类社会首次倡行普遍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思想、高扬人性和人格尊严的时期孕育而出的，是在国有权力结构形态上发生分离和制约以后的产物。然而，行政法主题是在历史存在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及人类对此关系的思考的深层次背景下
演绎发展的，若人为地忽略前行政法的历史，对行政法主题历时性的要义变迁就难以准确把握。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分权、法律分类和学科专业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更多地由国家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予以关注，而行政法研究的焦点则集中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关系上。因此，我们在探索历史脉络时虽然不可避免地行文涉及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讨论，但仍将坚持本文选题的主导性。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以中国为典例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关系问题上经历了迥然殊异的过程。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及其庞大、发达的官僚行政机构，并在历史延续中日益成就和巩固。在“家国一体”的传统理念统治下，任何个人与国家最高主人－－帝王的关系都是臣子和君父的关系，因而，作为帝王治理国家的手臂延伸，行政机构与其相对一方在权利义务方面倾向于“命令－－服从”的关系模式。法律传统承认前者更多的权力，给予后者更多的义务性限制。虽然简单的、严格的理论规则难以概括复杂而又活生生的现实，但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称这种法律传统为“管理法”类型。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服从权力为基本格调的“管理论”。与我国不同，西方社会在同一主题上的法律传统表现出无法简略尽述的复杂性。古代希腊城邦政制从王政、贵族政治、僭主政体到平民政体的递嬗史，古罗马由王政向共和制、君主制的演变和盛衰史，欧洲多元分治的封建社会推演至中央集权的发展史，都是我们需要详加考察的对象，在此不能一一道来。我们只抽出几个历史片断进行分析和说明。（１）在古希腊人眼里，公民是除奴隶、农奴、边
一、财政法的地位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财政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夜警国家”所要求的狭小区域，财政对行政的附属作用难以突破，所以，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从部门法的定位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法主要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财政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景气调整方面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财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财政逐渐摆脱对行政的依附，开始具备自己独立的品格，财政的权力性由此凸现。[1]调整财政关系的财政法的性质和职能上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财政法的行政法色彩逐渐淡化，而经济法的色彩逐渐增强。关于财政法地位的理解，前苏联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当时的经济集中程度非常之高，所有的货币资金往来关系基本上都被纳入财政管辖的范围。除了财政部本身的活动外，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具有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关系与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质的飞跃，财政法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统一的资金货币往来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2] 中国建国之后，财政法学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有关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3] 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专门的财税法教材也主动将自己归入经济法体系之下；[4]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 [!--empirenews.page--] 其实，不论是将财政法视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前苏联时期，还是将财政法视为经济法体系构成的现代中国，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财政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学者认为，“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5] 这说明，行政法在调整财政关系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无独有偶，我国学者在论述财政法的属性时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行政法的联系。如，有学者认为，国家的财政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行政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国家机关活动经费的需要；第二层次是作为经济范畴的财政活动，其目的在于调节社会经济。两者虽然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后者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更深层次。
比例原则论文行政自由裁量权论文：试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 则 摘要：比例原则被称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在许多国家都得以确立为行政法位阶甚至宪法位阶，在现代行政法中，其重要地位也得以彰显。但是在我国，并没有在行政立法中明确这一原则。本文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为视角，分析了比例原则的概念、起源，通过论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弊端，凸显引入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并且简要介绍了我国行政法有关立法现状以及比例原则的适用问题。 关键词：比例原则行政自由裁量权控权 一、比例原则之概念界定 （一）比例原则的含义以及适用领域 比例原则是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先考虑手段的有效性，再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适用的手段对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① 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是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中广为适用，有的学者称之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如刑法中的"罪行相适应"原则，诉讼法中程序的启动以及证据的采用等也体现了比例原则。另外，比例原则
在私法领域中也有所体现，如民法上对物权的限制。同时，法理学中也蕴含着比例原则，如在法律原则的适用上，必须采取比例原则，方能排斥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 （二）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起源与含义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德国的首创，这源于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学,由德国行政法学者托·迈尔首先提出，他主张"警察权力不可违反比例原则"。德国另外一位行政法学家弗莱那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中曾指出"不可用大炮打小鸟"的名言来比喻警察行使权力的限度。后来，德国借由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并且从行政法位阶跃至宪法位阶。现在，比例原则已成为德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德国学者毛雷尔指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长久以来得到了承认，并以习惯法的方式被肯定下来，且该原则在具体法律部门中也具有普遍适用性。毛雷尔同时认为，比例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国家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在实现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国家活动对公民的侵害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② 有关比例原则的释义学结构，学界主要又两种观点，一是"三阶理论" ，即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
食品工程学院孟双双学号：20102926677 行政法案例分析论文 某村农民多年以种植粮棉为主，但收益不大。该乡人民政府为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解放思想，动脑筋。经多次到外地考察，乡政府认为种植花木比种植粮棉赚钱，便向全乡农民发出《倡议书》，号召农民改种花木；还在某村作试点，某村66户农民强制性推广种花木。可经营一年后，他们不仅没有赢利，反尔亏损。于是，该村66户农民不断上访，要求乡政府赔偿损失。上访无果后，最后66户农民便以乡政府为被告，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人民法院以被告的行为属于行政指导，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 本案66户农民是否有权对乡政府弃粮种花的“倡议’’行为提起诉讼，首要的关键是政府的“倡议”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还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8号)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所谓行政指导，系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的最大特征是：它是一种规劝性、引导性行为，不具
有强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它表述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不意味着：行政指导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强制力的，另一类是具有强制力的。如果某种“行政指导”具有“强制力”，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一般通过“建议”、“倡议”、“指导”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如果实质内容上该行为具有强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么名称，都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指导认定。在本案中，乡政府的《倡议书》，从形式上看，不具有强制力，显然属于“行政指导”的范畴。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乡政府强制在一个村试点，显然不具有“指导性”，而具有“强制性”，所以，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66户农民的起诉理应受理。 离石县人民法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原告任建国，男，29岁，山西省孝义市高阳煤矿司机。 被告山西省吕梁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花德荣，主任。 原告任建国不服山西省吕梁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 对其维持劳动教养一年的复查决定，向山西省离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论物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一、物的概述 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开始存在于民法之中。民法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实际控制或者支配的物质客体。凡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实际控制或者支配的自然物及人类创造物，都能成为民法上的物。 民法上的物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物存在于人身之外； 2．物能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 3．物能为人所实际控制或者支配； 4．物以有体物为限。 物在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绝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例如，有的法律关系直接以物为客体，如所有权关系；有的物虽以行为为客体，但仍然与物紧密相关，如交付物的债权关系。其次，物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效与否。例如，在我国土地不能成为个人所有权的客体，禁止流通物不能成为交易的客体，消耗物不能成为租赁、借用关系的标的物等等。另外，《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物是私法关系范畴里的概念，由私法进行调整。那么由此，就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作为民法上的物，是否仅仅存在私法之中，只受私法调整，还是也存在于公法之中，受公法调整？假如上述假设成立，那么物在公法上的地位如何？又有着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呢？接下来，以行政法为例进行分析。 二、行政法上的物 所谓行政法，是指调整行政关系的、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系统。从这一定义看出，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行政法作为公法，在理论上是否存在着物这一概念呢？ 在罗马法中，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类是公有物，公共所有或使用之物，如水流、道路等。这类财产由罗马帝国享有所有权，罗马帝国公民享有使用权，法律
行政法中的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1)论文 ? 论文摘要：行政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和对行政裁量权控制的不断加强，构成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就是两大法系各自发展起来的、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的基本原则，它们使行政法从形式法治走向了实质法治。论文关键词：行政裁量权；合理原则；比例原则 在早期的法治国中，行政权处于立法权的有效控制之下，“无法律则无行政”。这种严格法治主义使传统的行政法把行政裁量视为暴政的同义词，“法律终结的地方，便是暴政开始的地方”（348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管理事务也日益繁杂，并越来越专门化、技术化。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已无法及时、全面、科学地对社会现实加以规范，行政裁量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被作为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个案公正的有效措施积极地发展起来了。但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使传统的公法控制手段无法有效地制约行政权力，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何控制行政裁量权，便成为现代行政法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可以说，行政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和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不断加强，构成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在谋求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的探索中，英美国家和大陆国家通过判例发展起了各具特色的审查原则，这就是英美法系的合理原则和大陆法系的比例原则。这两大原则有着相似的目的和发展过程，却又带有各自的鲜明特点，共同为现代行政法理论的飞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合理原则（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 合理原则存在的一个基本认识前提是：所有的权力均应受法律限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制度中，无约束的政府裁量权是自相矛盾的命题”（68页）。在英国，
平衡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平衡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旨在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平衡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是我与袁曙宏、李文栋合作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上，题目叫做“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平衡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包含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到现在为止，平衡论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发表了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当然，平衡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目前还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仍然处于讨论和发展当中。 平衡论提出的背景 社会背景：平衡论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的兴起。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 在“文革”之后，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法学开始复兴。由于建国之初30年的经验与教训，这次转型为中国行政法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的经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形成了高度垄断的管理模式。这一时期的行政法理论主要援引苏联的学说，将行政法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相提并论。至今我们有些学者还坚持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控制和支配，应该说与这一传统不无关系。 □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家长式的管理者，是惟一合法的管理主体，以秩序为导向，采取封闭式、单向度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正当性也存在疑问。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的任务还包括诸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职能，国家的角色既有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服务者、监督者、辅助者。与政府角色变迁相关的是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共治理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式治理，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多元的，治理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特点。 □《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争议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正式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不过，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学界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即行政法是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当时，我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副组长，亲历了起草过程和其中的争论。最终，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可以说是吸收了“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兼顾论。 学术背景：平衡论另一重要背景是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存在重大缺陷。 80年代中后期，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开始就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等观点。这些理论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只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法学界法律的阶级性和其他政治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理想类型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了管理论和控权论两种传统的行政法模式。 在管理论的模式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通过维护行政特权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而在控权论的模式下，行政权和公民权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权利至上，行政权是必要的“恶”，行政法就是控制行政权的法，要通过立法、司法、程序等手段严格控制行政权，旨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我们认为这两种传统行政法的理论模式都存在重大缺陷，都是以“权力”为视角，即以行政权为核心，或者强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或者强调对行政权的维护和保障；二者都不重视相对方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思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吸收了
论行政法比例原则 一、比例原则的概述 比例原则在法治实践上起源于德国的警察法制，之后才被广泛的推广到其他的行政法领域。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在《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警察权不可违反比例原则，确立了该理论在行政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传统的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包括以下内容：适当性、必要性、狭义比例原则。其中狭义比例原则是比例原则的精髓，强调行政机关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干预不得超越实现行政目的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原则。①适当性要求行政手段或方法要有利于目的的达成，必要性则是对手段或方法的选择上要选择损害最小的。 比例原则这种传统三分法有其自身结构的弱点。存在着三阶论与两阶论之争，主要分歧在于适当性有无独立存在的必要。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在行政权需依法行使的大前提下，任何行政行为必须达成法定行政任务，方获得合法性。如果一个行政行为不能达成法定目的，则此行政行为即丧失行为之合法性，应毋庸置疑。所以，妥当性（适当性）乃依法行政的当然之理，同时也可以蕴涵在必要性原则及均衡原则之中②我认为，比例原则的重点仍在于狭义比例原则，把握好比例原则中的价值取向才是关键。 二、比例原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与比例原则 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对行权力进行事前的依法行政和严格的行政程序控制和事后相关的司法审查控制。而比例原则发挥其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的作用，为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提供合理的界限。比例原则和行政控权论二者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二）行政平衡论与比例原则 平衡论是罗豪才教授提出的，主要是寻求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二者关系的平衡。平衡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对立统一规律。平衡论采取了辩证思维，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视作对峙互动的矛盾双方，既正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又顾及矛盾双方的合作性。④比例原则也强调公权力行使的规制以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损害，努力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相应性、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政府法治论与比例原则 政府法治论是有杨海坤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来的，政府法治论认为权力要以权利为基础，权力的存在理由是能维护好权利的实现，同时权力的行使也必须要以保障权利为界限。虽然政府法治论是以法治为出发点，而比例原则是以利益为衡量角度，但政府法治论以尊重保障权利来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和比例原则的核心调整内容是一致的。⑤ 三、对比例原则的新思考 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更多是从干涉行政方面来阐述行政法问题，进而揭示出比例原则。⑥这中观点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当今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已经不再完全局限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更强调行政权力要为民所用。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要求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利乃权力存在的根基。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行为将更多的包含授益性行政行为。笔者认为，比例原则并非都应在非此即彼的激烈对立出现。所以，讨论该原则的时候也应该突破原有的界定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没有将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引入比例原则。面对这个问题，学者通常会探讨比例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限制行政裁量权方面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都有类似的功能。但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的实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合理原则所重视的现行行政法学研究中比例原则是否要引入我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降低。我们更应该关注，比例原则中的相关亮点以完善合理性原则，而非纠缠于两者的异同。
行政法研究中的十个热点问题 时间:2009-10-28 11:47来源: 作者: 点击:412次行政法研究中的十个热点问题【内容提要】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十个热点问题是平衡论、行政法基本原则、公法问题、软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公众参与机制、行政性ADR 、行政执法研究和案例行政法的发展。总结分析这十个问题希望对行政法学研究有所帮助。【关键词】行政行政法行政权力公民权利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en ho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se are the balance theor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public law soft law the enac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amendment mechanis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dministrative ADR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case administrative law development. Through summarizes these ten questions people can grasp the dire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research. Which can guide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research to the depth development. Key words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Civil Rights 一、行政法基本理论之平衡论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行政法的整个理论体系建构传统的行政法都以行政权为核心来建构理论体系。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将行政法理论基础划分为三个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首先，行政管理的依据是法律。宪法、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都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活动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管理行为是不合法的。其次，法律是社会的规范，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相对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要按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法律不是管理者管别人的工具，所有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依法行政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它不是依法治国的全部内容。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是全社会的事情，要求所有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要严格遵守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但是，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要求建立法治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首当其冲。国家的法律除一部分由法院、检察院实施外，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国家就无法治可言。 三）依法行政的作用与意义 依法行政作为一种宪政原则与行政管理模式，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模式的建立与完善，对于现代国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行政管理改革的巩固与完善，都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1. 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民主，尤其是行政管理民主发展的前提与保证 国家民主或是行政管理民主，其实质都在于要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能真正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意志。在现代国家，人民利益与意志的直接与集中体现形式就是各种法律规范。而依法行政的核心就是要保持行政法律规范的规范性与约束力，确保行政管理活动在法律规范限定的范围内合法合理地进行。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行政管理活动民主化的实现。与此同时，现代行政法律规范还规定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直接参与行政管理过程的途径、方式与权利保障手段，这也构成行政管理民主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推动力量。 2. 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保证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经济形态。它要求政府作为公正的裁判，制定与维护社会普遍遵从的、以法律规范形式体现出来的各种“游戏规则”，如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第三者权威仲裁等。同时，它也要求在所有游戏规则的运行过程中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更为基本的法制规则。①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就离不开“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国家政府，要求政府作为市场法律秩序的建立者与维护者，确保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但是，为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原则能得以实现，又要求政府行为具有公正性。对于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地位日渐突出的行政系统而言，实现依法行政、公平行政，也就成为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保障。 3. 依法行政是控制行政权力膨胀趋势的必然选择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侵犯性、排他性、诱惑性、腐朽性、渗透性等不良特性，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的限制，就很有可能出现滥用权力、腐败，乃至于独裁的现象。而且，公共行政系统与社会、与公民发生着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最具体的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公民从生到死的全部生活都与公共行政系统履行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与公民受到行政系统侵权的可能性也就最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规范的规定总是相对抽象的、原则性的，法律的适用也经常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事实上，作为执法机关的行政系统因而也就拥有了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间，也就拥有了权力不断扩充的极大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何控制迅速扩张的公共行政权力，就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宪政问题。迄今为止，实行行政权力法制化，促成依法行政，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至少是必不可少的途径选择。 4. 依法行政是推进与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有效途径
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之案例小析 案件实况 据亚心网报道，2010年7月25日，备受关注的新疆巴楚“天价行政处罚案”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撤销自治区林业厅对果农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25日，当得知自己的巨额罚单被撤销后，在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打工的果农席永海长长地舒了口气。和他一样感到“喘了口气”的还有果农王舰国和陈奎。两年前，因涉嫌非法开采林地，他们分别被处以1300多万元和900多万元的行政处罚。 包林地换巨额罚单席永海、王舰国、陈奎是巴楚县夏玛勒胡杨林场林地的果农。 2006年3月，席永海等人同林场签订了《林场土地承包合同》。按约定，林场将土地承包给他们发展林果业。席永海开垦林地2589.45812亩、王、陈二人合伙开垦林地1518.97亩。 2008年5月中旬，席永海等人分别被自治区林业公安局传唤刑拘，理由是他们涉嫌毁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其间，当初发包林地的该林场场长李修伟因涉嫌滥用职权被逮捕。同年11月17日至20日，包括席、王、陈在内的22名承包户收到自治区林业厅签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43条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 根据这个规定，自治区林业厅认定席永海非法占用、改变重点公益林地用途2049.31亩，王、陈二人改变重点公益林地用途1518.97亩，以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额度计算，席永海被罚13662134.98元，王和陈被罚款9925716.3元。 牵出渎职系列案与席永海等3人一样，当地还有20余户林地承包户陆续收到自治区林业厅开出的累计超过1.2亿元的罚单，这些承包户少则罚款200多万元，多则高达1700多万元。 对于自治区林业厅开出的巨额罚单，2009年3月30日，席、王、陈三人把自治区林业厅告上乌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该案被称为“全国金额最大的行政处罚案”、“天价行政处罚案”。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果农的诉讼请求，果农不服又上诉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今年3月25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这起案件亦被称为“巴楚县特大毁林渎职系列案”，检察机关查办了巴楚县原副县长等5人在内的渎职系列案件。据报道，此案共损毁国家重点公益林2.4万余亩，造成经济损失2.2亿元人民币。 改判果农胜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自治区林业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没有遵循《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特别是有些必经程序被逾越，其行政程序不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