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月刊)
2012年第7期
摘要：本文尝试从政府职能在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激励与约束视角入手，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回答政府与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国内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全部剥离不良资产数据为初始样本发现，政府干预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制的改革构成了政府干预的动机和能力，这种干预由于企业产权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在不良贷款形成中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不良贷款、贷款期限更长和更低的担保系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良贷款更少、贷款期限更短和担保系数更高，而地区法制环境好坏在其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国有企业性质的存在会削弱地区法制管制对不良贷款产生的抑制效果。
关键词：政府干预
不良贷款
产权制度
市场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一系列经济转轨改革中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体制分权化改革所形成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分权化改革带来了地方政府保护当地私有产权、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激励。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发展中带来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分权化下政府行为一方面导致了地区间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使地区间差距扩大；另一方面，使地方官员在晋升竞争的压力下，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其中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更是资源配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在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问题的互相推动，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政府通过干预国有银行贷款政策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扶持，从而最终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极大耗费了金融资源，同时压抑了确有发展需要但没有获得贷款支持的非国有企业，造成地区产权经济主体发展不平衡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尽管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及严重程度，各方说法不一①，但是在广泛的认识中，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高额的不良贷款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李国良、陈立文，2008）。虽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水平已明显下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了信贷资产质量，但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政策性剥离，而非自我消化、自我改善的结果，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仍然未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
中国转型经济的独特制度背景之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所谓的社团主义和纵向庇护主义，政府通过控制审批、许可、资金、获得技术和其他稀缺资源的权力以及制定产业政策方式对经济施行调控（裴文睿，2004）。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的行为动机是理解和考察中国不良贷款形成原因的关键因素。金融资源配置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而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政府面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很可能在不良贷款形成中施加影响，并基于自身的目标函数，选择性地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行为主要受制于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干预的意愿和
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
——以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数据为例□谭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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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共同构成了政府干预的行为。从政府干预意愿的角度，在政治晋升竞赛的激励下，政府官员将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目标作为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目标，调动当地资源满足其发展需要；从政府干预能力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基本掌握了地方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在干预意愿和能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政府的干预行为，而正是这种干预行为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债务契约执行的无效，再加上市场化发展进程的影响，最终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和市场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尤甚②。
本文以某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1988~2005年的不良贷款为研究样本，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的不良贷款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干预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制的改革构成了政府干预的动机和能力，这种干预由于企业产权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在不良贷款形成中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不良贷款、债务期限更长和更低的担保系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良贷款更少、不良贷款期限更短和担保系数更高，而地区法制环境好坏在其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国有企业性质的存在会削弱地区法制管制对不良贷款产生的抑制效果。
本文以后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理论推导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对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在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做补充检验，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不同所有制下的企业不良贷款差异主要来自于对它们信贷政策的差异，这种差异总体来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首先，银行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借款人有着更清楚的认识，当借款人的信誉信息获取是高成本的时候，银行就会根据某些特定的公司特征来选择客户（Schwab，1986；Arrow，1998；Fafchamps，
2000），在中国，由于银行机构的国有性质，它们对国有企业信贷情况的认识更为清楚。其次，其他市场上的参与者行为会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比如说产品生产或者销售市场上，民营企业在其中处于竞争劣势或者遭受歧视，那么这种效应就会顺延到信贷市场上，再加上国有企业垄断、财政支持等行为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往往被银行认为其经营风险更高，因此综合来说银行更倾向于给国有企业发放贷款（Ladd，1998；Loury，1998）。
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用理性的经济利润目标来解释，但是从现实中观察到更多绩效低下的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不良贷款的积累显示出银行信贷决策并非都根据贷款获利水平衡量。当政府对银行有着直接控制或者有效讨价还价能力的时候，银行在一般放贷时所考虑的公司特征就会被淡化变得不再重要，银行会因为文化或者历史原因放弃利润而去迎合某种特定目的（Li et al.，1998；Charumil?
ind et al.，2006）。银行的国有属性使政府会使其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偏好而产生信贷行为偏差，如因为对竞选、税收等政治目的，就业等社会目的或个人晋升等非企业利润目的而满足贷款的要求，学者将这种现象界定为政治贷款（policy lending）。银行体系的非充分竞争环境、政府强影响力和政党在位执政更是加剧了此类行为，因此阻碍金融发展和扰乱经济资源配置，造成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绩效低下、信贷拥挤和不良贷款的累积等高额国民经济成本，最后降低社会生产力和增长力（Sapienza，2004；Dinc，2005；Marcio et al.，2005；Khwaja et al.，2005；Micco et al.，2007；Suzuki et al.，2008；Claessens et al.，2008；Firth et al.，2009；宋文昌等，2009）。
另一方面，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愿意为特殊群体的企业提供贷款，除了国有银行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以外，政府财政扶持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实际上对于借款人和贷款人来说都不是预料之外的——大部分贷款人在借出之初就认为是不可回收，而借款人也往往知道它们将无力偿还，因为这些贷款实际上是以银行债务的形式对经营损失的公司所支付的政府补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性担保（Lau，1999；陈信元等，2010；王鲁平等，2011），这种担保会极大地削弱银行对贷款人资格的甄选动机（Cull et al.，2000）。Stiglitz等（1981）就通过构建信贷配额模型解释什么原因导致财务状况类似的企业一部分得到贷款而其他没有——即使是它们愿意提供更高的利率或者更多的抵押物也无法取得银行贷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银行被强制向有着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贷款，而银行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银行预期借款人遇到经济压力时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救济（Faccio et al.，2006）。俞乔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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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指出政府对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财政补贴最后将通过增加税收或通货膨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承担，形成下一轮的经济损耗。
把上述分析置于中国现实环境中，由于银行的国有垄断性质和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使得这种政策性贷款呈现一种所有权性质歧视的状态——通常认为国有银行会因为前面所说的政治、社会或政府官员个人目的对同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发放政策性贷款，所以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量、贷款的债务期限和贷款利率等方面相比起民营企业都更优越。Brandt 等（2003）通过观察私营企业和城镇企业债务状态，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可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更低、获取贷款的金额更低并且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债务条款约束；方军雄（2007）通过观察国有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之间贷款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差异发现国有企业的信息成本优势和违约风险优势使得它们更能获得贷款，孙铮等（2005）、余明桂等（2008a ）在债务期限特征上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总体来说在排除基本财务状况特征差异的影响后国有企业在贷款数量和贷款债务条款上都处于更优越的位置。也有学者指出是否存在着跟研究数据观察到的结果一致的“信贷歧视”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如方军雄（2010）就使用上市前后的数据进行纵、横向交叉分析发现上市前后不同所有制之间信贷状况差异变化甚大，因此观察到的信贷额度的所有权差异可能是民营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是这未能排除上市前后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风险、地区影响力等多方面状态变化差异的评价，因此仍未能完全解决选择性偏差这内生性问题。当然，由于观察到信贷歧视现象的存在，民营企业也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以弥补资金渠道缺陷，缓解贷款难问题（Li et al.，2008；余明桂等，2008；张敏等，2010；刘星等，2011），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在这里不作赘述。上述的大量文献已经较充分地论证了信贷歧视的成因问题，但
是未有对其经济后果进行阐述。
陆正飞等（2009）和刘力等（2009）在信贷歧视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从信贷歧视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着手观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所带来的市场成本。他们分别从银行贷款比例的变化和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分析，指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银行借款增长率放缓和承担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认为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制定相关契约时遭到信贷歧视并因此降低其股票回报、损害投资者利益。然而，除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外，信贷政策
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经济后果——不良贷款仍未被深入研究，而此内容关系到金融环境的健康和稳定。虽然高雷等（2010）通过上市银行的数据探讨了产权性质与以银行为观察对象的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上市银行披露、研究对象局限和样本量太低等限制而无法站在借款企业角度直接地观察企业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纵观过去的文献，由于公开数据获得的限制，研究领域主要限于企业融资和贷款，探讨企业如何获得融资和贷款、影响获得贷款的容易程度的因素以及银行贷款的绩效，使用的指标大部分皆为借款比例以及长期借款比例，基本上不涉及不良贷款指标。借款比例以及长期借款比例同时用作信贷歧视理论和资源配置及利用低效理论的量化指标的做法值得商榷，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分辨出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有着更低的贷款比例和更低的长期贷款比例到底所反映的是对发展较落后地区扶持的贷款政策还是金融市场对抑制金融坏账的治理作用。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行为、市场化进程等地域性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利用大区域范围指标无法准确地捕捉它们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行为的观察上也没能做到十分细致。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利用G 省某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对省内各市的地方企业不良贷款这一独特数据可以丰富上述理论推断和对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行为的研究。本文一个最有趣的特点就是采用一次性剥离的银行不良贷款数据，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角度，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原因，丰富了企业融资和贷款的研究内容。同时，本文从借款企业的角度出发，围绕政府职能以及行政干预的制度背景，将不良贷款的形成置于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独特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分析，将企业性质、地区市场化与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相联系，并结合贷款合同的具体条款（包括债务的具体期限和对贷款的企业担保）深入分析不良贷款形成的深层原因，为揭开真实不良贷款的历史研究结论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经验数据验证。
三、理论推导与研究假设
传统上不良贷款的产生是信贷契约自我执行失灵的结果，而信息不对称（贷款行为发生前）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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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代理问题（贷款行为发生后）是信贷契约执行失灵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容易带来信贷配额的产生（Stiglitz and Weiss，1981，1983），因为在资金成本，也就是利率固定时，那些违约可能性更大的企业将更有动机进行融资，而那些优质企业反而难以获得资金，这也增加了获得贷款企业事后违约的风险，当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违约风险巨大时，企业无法筹集长期债务资金，这意味着，逆向选择的程度愈高，银行债务的成本逾高、期限愈短（Stiglitz and
Weiss，1981；钟田丽等，2003；冯俊、袁志刚，2005）。另一方面，从委托—代理问题来看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是代理监督制度安排的失败，一是因为提供信息成本高昂使得由代理人提供的信息可能是不可信的，另一个原因是存在一种使企业代理人提供信息产品的额外支付的激励，使代理人披露了虚假信息（韦坎德等，2003）。
虽然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理论在解释信贷契约的执行、不良贷款的形成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是却无法解释不良贷款产生的其他情况：比如银行在第一笔贷款形成不良贷款后，却仍然对贷款企业发放了后续贷款，或者是一些经营状况正常的“好企业”赖账，“有钱也不还”。在前一种不良贷款中，银行已明知贷款企业是“差企业”，缺乏偿还能力，在这里，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需要考虑政府干预理论在不良贷款形成原因上的重要影响。
政府职能的基本问题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边界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种职能上的差异，直接影响政府干预的能力。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国有银行的信贷决策，为辖区内的国有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地方政府的介入破坏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基于各自经济效率最大化基础上的自由信贷契约，并进一步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银行坏账的产生（巴曙松等，2005），这种政府干预下的信贷行为可以理解为“关系型融资”。
（一）政府干预的体现——关系型融资
在中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具特殊性：一是行政权力巨大，二是所受约束有限。经济转型并未彻底改变政府支配经济资源的方式和手段，虽然计划手段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对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资金、土地和产业政策）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仍然巨大，其中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 financing）可以看成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一种体现。它可以是一种市场行为，它使银行跟企业形成长期的稳定的良性信贷关系，但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非市场行为，银行迫于无奈接受贷款请求。存在着非市场性的关系融资主要起因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由政府组织和建立的，国家是唯一的产权主体，因此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中，突出地表现为地方政府在自身改革的不同阶段，不断改变对银行金融资源的争夺方式，由初始的直接行政干预到对银行信贷决策施加影响，再过渡到目前的通过逃废银行债务间接争夺银行资源。在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国家信用为地方政府辖下国有企业提供了隐性的担保，这种做法成就了地方国有商业银行与地方国有企业间的关系型融资，地方国有银行承担了由地方国有企业转嫁的大量社会成本，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为不良贷款形成埋下萌发的种子。在行政放权后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银行干预加强，同时银行体系进行垂直化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力度加大，地方政府逐步放弃直接从地方国有银行体系夺取资源，而转为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企业的“逃、废债”行为等来间接争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至此不良贷款最终形成。
（二）政府干预的动机与能力
政府干预的行为主要受制于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共同构成了政府干预的行为。在政治晋升竞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将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目标作为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目标，调动当地资源满足其发展需要；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基本掌握了地方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同时财政分成使得地区政府财政压力陡增，为了维持辖区内稳定，不得不对企业进行干预。在干预意愿和能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政府的干预行为。由于产
图1地方政府对企业不良贷款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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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政府干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种选择仍然基于干预利益的最大化和干预能力的差异。
政府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共同构成了政府干预的行为，同时此二者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和不同的市场化发展程度环境中会有着不同的状态，因此政府干预会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和不同的市场化地区中表现出不同行为方式，本文所获取的数据正能从企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上研究政府干预行为对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影响因素。
1.我国政绩目标导向的锦标赛制
政府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安排，尤其是将政治集权与强激励结合的政治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干预意愿产生的重要线索。关于政府组织中的激励问题，周黎安（2008）提出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的行为动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激励问题的产生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如中央政府可能关心控制投资规模以维持物价稳定，而地方政府可能更关心加大投资，刺激地方经济增长；二是委托人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说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代理人知道自己是否努力，而委托人则不知情。
政府官员决定政府的行为，政府决策过程是通过政府官员来完成（谭劲松、郑国坚，2002），作为典型意义的地方政府官员，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是积累政绩，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确保其地位的稳固或可能的升迁。本文所指的政治锦标赛是指在政府组织体系内，以锦标赛模式对政府官员行为进行激励的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通常是GDP 增长率或其他可度量的指标。政治锦标赛是一种强激励的模式，它给地方官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形成一种非常激烈的晋升竞争，也为地方官员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同时，在现实中代理人需要完成的任务可能是多方面的且各个任务业绩的可考核程度存在差异时，代理人可能将所有努力都放在业绩容易被观察的任务上而减少或放弃在其他任务上的努力。因此，为了提高在晋升竞争上的优势，地方官员有意愿干预辖区内的金融资源的配置，使金融资源服务于其晋升目标，在某些时候，甚至优先于经济目标。Shleifer 和Vishny
（1994）就指出，政治家为了追求政治选票会鼓励和
迫使国有企业雇用更多工人和支付更高的工资，最终使得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白重恩等（2004）的研究也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对高税收以及国有持股更高的企业提供经济保护从而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以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调动地方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审批、工商、银行等，为企业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是政府干预导致金融不良贷款产生的制度背景。
2.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权化改革显著改变了
经济层面的产权安排，突出了地方政府作为公有制基层单位和地方经济计划者的身份和职能，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行动自由和选择空间，从原本作为协助中央政府管理地区经济的从属地位变成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成为“多元主权机制”中的一元，能够自行决定和影响地区经济的运行。地方政府双重身份向经济利益主体身份倾斜是形成政府对地区经济过度干预的深层原因。上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既向地方放权也向企业放权，然而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职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没有转换到位，企业也还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从而使地方分权并未摆脱政企不分的旧格局③。
上述政府职能的特征源于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政府职能的特殊性质。当政府权力不受或较少受到约束时，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随意处置权，而这些权力因为其垄断的性质而容易变成“合法伤害权”（周黎安，2008）。在中国，由于行政权力巨大而对其约束十分有限，政府官员手中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转型并未彻底改变政府支配经济资源的的方式，虽然计划经济基本被取消，但政府对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资金、土地和法规政策）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仍然巨大。中国长期以来的属地化分级管理模式也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的行政行为权力，地方政府主要靠上级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上级政府所拥有的信息非常有限，使得垂直监督困难重重。因此，在权力集中和约束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具有充分的干预市场能力。
（三）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因素1.政府干预的企业产权化差异
产权会影响激励与行为，不同市场主体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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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特征，以及其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因产权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政府干预在产权方面的体现主要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扶持，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银行的决策常常受到政府干预，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指导和干预国有企业，为了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自然也得到了额外的政策扶持，给予国有企业更便利、成本更低廉的资金就是其中之一（方军雄，2007）。
首先在借款企业角度上来说，企业产权的不同会影响到政府干预的意愿，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干预动机。根据Djankov等（2003）的观点，国家所有制是一种政府干预程度最严重的经济制度。由于权利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代理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它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利，使它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形成国有产权的行为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我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国有企业是主要纳税人，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对所辖企业实际上拥有某种产权（财政部综合司，1982），这种产权使地方政府与所辖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涉及地方财政状况、社会就业及地区间竞争等问题，加上由于国有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济分量远比非国有企业更大，因此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标的来说更为重要，地方政府更有意愿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使银行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资本扶持以助发展。地方政府就在以攫取或扶持等手段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前提下、在地方国有企业配合地方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以换取其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过程中实现了关系融资。一旦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严重亏损时，政府官员出于政治晋升竞赛激励的动机，必定会出面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行为（Kornai，1986）。如果事前预期到企业亏损后，政府会出面救助，那么企业经理就没有激励去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这就陷入了一个国有企业亏损——救助——再亏损的恶性循环。
而从地方国有银行角度上来看，居主导地位的
国有银行在信贷资金分配中受到许多非商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首先满足国有企业资金需求的模式，还有一部分政策性贷款更是直接服从政府的政策目标（王小鲁、樊纲，2004）。国有企业一般与银行保持了较长的交易关系，相反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历史较短，与银行缺乏持续的交易关系，同时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市场中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待”使得其经营风险相对较低（Loury，1998），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拥有更多正式的政治关系（Tsang，1998），在其陷入财务困境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救济（孙铮等，2005），政府的干预大大降低了债务契约的履约成本（方军雄，
2007）。因此，在同等的贷款客户资质和违约风险的前提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贷款。
在更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和对晋升要求的贡献度更高的国有企业会得到更多的银行信贷支持，因此从获得贷款和贷款后行为可以推断，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更加宽松，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更大，不良贷款的严重程度将更高。由此，得出假设：假设1-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更高，相对应地债务期限更长、担保方式等级更低。
另一方面，产权对政府干预的能力产生重大的制约。在中国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也逐渐加大，政府只能有选择性地介入一些企业，以满足政府职能目标，而企业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目标函数中的重要性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企业承担着不同的公共治理责任，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融资支持，其中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结构的原因，成为政府效用函数中最重要的部分。Sap?pington和Stiglitz（1987）认为，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政府干预成本不同。就国有产权而言，权利由国家拥有，并由国家的代理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利，就使得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进行监督的激励动力降低，而国家对代理人进行监督的费用较高，再加上国家权力实体往往为了追求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由此可见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要低于政府干预私有企业的成本；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扶持力度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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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地方政府在选择干预对象时，也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就地方非国有经济而言，由于其产权权能最为完整，经营目标相对单一，地方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地方政府干预相对较弱，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在约束非国有企业的行为上可能更为有效，因此通常来说地方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干预的主要对象。一方面，由于地方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比如保障就业等，当其遇到资金困难时，地方政府有义务进行支持，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考核的压力，也有动机保住地方国有企业“正常经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银行也乐于配合，即使出现不良贷款，还是在国有体制内循环，银行方面的责任压力较轻。
相对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们的经济效率均优于国有企业，这种效率的优势源于经济自由选择权，辛清泉（2007）曾指出了从经营目标、政府干预程度、法律和外部监管的约束程度等角度来看四类企业有着一定次序性分布，因此从企业绩效的角度来说，上述企业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都比国有企业要小，债务契约条款的履行也更良好，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2：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最高，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与外资企业最低，相对应地债务期限和担保方式等级也具有相似顺序特征。
2.政府干预的市场化程度差异
而对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自由化程度，并不是容易界定的概念，定量化的测定更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具体到中国，“市场化”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过程，它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等的变革（樊纲、王小鲁，2001）。魏明海等（2006）、李增泉（2005）等曾研究指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Demir?guc-Kunt 和Maksimovic （1998）、Giannetti （2003）、
Fan 等（2003）和孙铮、刘凤委和李增泉（2005）通过研究市场环境差异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此可见，市场环境对融资政策、债务获得以及债务期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不良贷款必将也因市场化程度进程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对企业来说，不同的地区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要素获取代价、不同的违约成本。在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行为大致依据市场的要求进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决定了企业必须提高经营能
力，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不仅在产品销售领域，也在资金筹措等融资方面，同时市场环境较好决定了企业的债务成本较高，从而影响整体信贷资源的配置。以上分析表明，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可以更充分地通过债务成本等市场因素进行自动调节，地方政府越能够放松其对企业的控制，即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动机可能较弱，根据孙铮等（2005）和余明桂等（2008）的观点，市场化的发展使得政企分开政策的施行更加充分，地方政府参与地方企业经营与银行借贷的程度更低，地方政府干预对破坏银行与企业之间自由信贷契约的程度更低，这种状态下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地方银行对地方国有企业的信贷额度会降低，从一个侧面，导致不良银行贷款减少、贷款期限缩短。
除了地方政府可以有效放松对地方企业的控制因素外，随着地区市场环境的成熟，地方政府干预企业及银行的途径与效率受到影响，干预能力受到阻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率先实行了政企分开等市场化政策，政府参与企业经营和银行信贷的程度要低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履约成本的影响也会较低（孙铮等，2005）。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司法环节的干预程度相对更高。出现企业未能正常履行贷款合同时，银行作为债权人，可能无法得到公正的判决，诉讼可能产生一审、二审等冗长的时间成本，即使判决对债权人有利，法院执行的时间及效果也存在不确定性，上述现象的存在降低了贷款企业的违约成本，激励了不良贷款的产生。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假设：
假设2-1：在不良贷款中，市场化较好的地区不良贷款相对较低，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差的企业不良贷款数量相对较高，相对应的债务期限和担保方式等级也具有相似顺序特征。
进一步地，樊纲和王小鲁（2001，2003，2004）研究报告中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地区市场化程度5个方面对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某些省份，特别是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中非市场因素还占有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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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位。总体上，逐渐形成了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不平衡格局，同时，在某些省份，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在政府干预市场越少的地区，政府由“干预型”向“服务型”的功能转型可能越快，因而越倾向于和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政府官员从企业中获得私利的机会可能也越少；其次，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越多，从而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国有企
业实现就业目标的动机可能也越弱；第三，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产品和要素市场越发达的地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越强，因而经营和维持国有企业所需的专业技能要求也越高，成本也越大，这将减轻地方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动机（Jen?
sen and Meckling，1992；张维迎、栗树和，1998）。同时，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越强，可以用来监督国有企业经理的市场信息也越充分，这使得政府对企业减少干预后的监督变得更容易（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最后，地区法制环境发展程度无论在事前的威慑还是事后制裁上都对银行贷款决策、贷款治理、企业资金使用等多方面有着良好的治理作用。因此，本文结合樊纲研究报告对市场化指数指标的构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2：在不良贷款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区法治程度越好，不良贷款越低，反之则相对越高。
四、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实证分析
（一）研究数据描述
关于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以国内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全部剥离不良资产为初始样本，剔除了抵债类资产、杂项类资产及信用卡类资产数据④和贷款发放行为省外分行及总行营业部的对公类贷款数据⑤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数据具体的形成过程可以简单地总结为：该银行对企业进行贷款发放→该银行一直累积未清偿贷款→以该银行未清偿债务（核定部分）为服务对象成立专门资产管理公司→该银行未清偿贷款（核定部分）一次性全部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最终研究样本为8007笔、5139户不良贷款。
结果显示，研究样本中的不良贷款合同金额均值为563万元，但中位数只有100万元，同时75分位数与99分位数的差距较大，说明在不良贷款样本总体中存在相当一部分金额较大的单笔不良贷款。而从担保方式分类来看，由于信用担保的安全性低，而综合担保要求相对较高，所以此二类担保贷款的不良贷款金额都相对更低，而安全性和要求都较适中的抵押贷款和当时最为偏好的保证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最高，尤其从中位数和75分位数都较其余类别的贷款（担保贷款最高，虽然单笔金额不大，但累总数目却最高）占有更高的比例。至于对企业性质分类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贷款笔数都较为接近，但不良贷款金额上就存在较大差距，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为其余两类的1.5倍之多，而外资企业由于大部分贷款都是大额贷款，所以所产生的不良贷款均值金额最高。最后，地区分类中珠三角不良贷款比非珠三角的要高，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发达地区更有能力负担更多的银行贷款，而地区贷款存量也更高，原因分析将在实证回归中加以详述。
在表3中对于债务期限，样本总数中短期不良贷款虽然占了80%，但是贷款期限天数均值达到195天，可见样本分布更倾向于较为长期期限的水平，这也是造成不良贷款大量积存的原因之一。而且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相对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其债务期限均值都更长——观察最大值和99分位数更发现尤其是存在期限相当长的不良贷款。由于长期债务存在的不确定风险使得国有企业内存在的不良贷款大量积存，信贷资源被大量消耗。表4中抵押方式的特征显示国有企业抵押级别均值是最高的，这与一般预期不甚一致，但是再观察民营企业中位数可以看到其担保
NPL TERM MODE
变量定义
不良贷款特征变量之一，不良贷款合同金额，即商业银行与
某贷款企业签订贷款合同时的约定贷款金额的自然对数
不良贷款特征变量之二，不良贷款债务期限，即贷款条约中
规定的还款期限长度（以天为单位）
不良贷款特征变量之三，不良贷款担保方式级别（1~4），分
别为信用、保证、抵（质）押和多种担保
表1不良贷款特征变量的定义
金额
债务
期限
担保
方式
企业
性质
地区
分类
NPL
SHORT
LONG
TRUST
GURT
MORT
MULT
SOE&I
PUB
PRV
FOR
PEARL
OTHERS
样本
5093
4074
1019
360
2325
356
2052
1507
1823
1523
240
2876
2217
均值
563
398
1220
557
715
1007
314
678
469
431
1380
701
383
最小值
1
2
1
2
1
5
2
2
2
1
12
1
2
最大值
57380
31900
57380
13940
57380
34725
46000
33560
21500
46000
57380
57380
46000
中位数
100
90
290
70
150
332
61
150
100
68
290
180
50
1分位
5
5
6
3
5
14
5
5
5
4
15
5
4
25分位
35
30
68
26
50
98
25
50
31
25
134
50
25
75分位
370
296
897
400
490
744
200
500
330
250
928
500
200
99分位
7661
5175
13863
7595
8980
12896
3949
9844
5703
6265
13506
8224
5912
表2不良贷款金额的整体描述(万元)
注：按照公司户数为统计单位的担保方式为加权平均数，1~1.49归类为1，1.5~
2.49归类为2，2.5~
3.49归类为3，3.5~4归类为4。
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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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12年第7期
级别中位数更高，意味着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一部分相对高位担保级别的不良贷款；再考虑到国有企业有着更多超大额的、长期的不良贷款，这类贷款要求的担保会更严格，所以会出现此情况，而且企业经营状况、规模等因素也会影响贷款所需要的担保级别，下文多元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其他此类因素以后可以进一步观察企业性质与贷款担保之间的深层关系。
（二）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OLS 回归方法并对使用稳健的标准误差进行各统计量的计算。依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本文构造了如下主要回归模型：
NPL=β0+β1KIND +β2DIS +β3GUTR +β4IND +β5SIZE +β6LEV +β7ROA+ε
因为需要观察不良贷款与企业特征的联系，因此以年度为基准对每家企业该年度每笔不良贷款进行累总，以此作为因变量。而对于债务期限和担保方式，由于此二指标是针对每一笔单独贷款的特征，为了适合在模型中分析，对其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即用每项贷款的合同金额除以该公司年度总贷款金额来计算每笔贷款在该公司全部贷款中相应的权重，然后利用该权重与每笔贷款的合同期限和贷款担保方式级数分别相乘，并按同一公司进行年度累计汇总，最终得到最
后两个变量。
1.所有权性质与不良贷款的形成表6为主要回归变量对不良贷款金额所做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主要结果中发现，本文两个主要考察变量：是否国有企业KIND 、是否珠三角地区企业DIS 都与因变量不良贷款金额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政府预算软约束市场下的银行贷款行为，即外部因素，因此为控制由于企业层面因素（即内部因素），而非外部环境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反映公司清算比例、行业水平、企业规模、风险水平和盈利能力的变量。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财务因素后，国有企业形成的不良贷款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而且此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设1，即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等因素，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力度较大，国有企业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金额更高。而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清算比例GURT 、是否处于垄断行业IND 、企业规模SIZE 、负债比率LEV 和资产报酬率ROA ，在不同模型中各自有着部分的相关关系，而且都呈现了符合一般认知的符号方向，即企业中可用于清算的可执行资产比例越高，则银行可以通过申请诉讼对欠款企业进行清算处理以保证自身最低限
债务期限期限
类别
担保方式
企业性质
地区
分类TERM SHORT LONG TRUST GURT MORT MULT SOE&I PUB PRV FOR PEARL OTHERS 样本
5093
40741019360
2325
35620521507
1823
152********
2217均值276195528263268312277288269270290295252最小值113651*********最大值365136436513084182612073651365130842992145436512992中位数2151843671852153202152302151993062641851分位2216365221713116272232232225分位1541153661221541821541691601211831839375分位36427466633736336636436535736236536535799分位
10953641657168410928411094109610601050121810951091
抵押期限类别
企业性质
地区
分类GURT SHORT LONG SOE&I
PUB
PRV FOR PEARL
OTHERS 样本50934074101915071823152324028762217
均值2.812.802.842.912.762.832.592.732.92最小值111111111最大值444444444中位数222.402232231分位11111111125分位22222222275分位44444444499分位444444444
表3不良贷款债务期限的整体描述
表4不良贷款抵押方式的整体描述
变量符号NPL KIND DIS GURT IND SIZE LEV ROA 变量类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变量定义
不良贷款特征，包括金额的自然对数、债务期限以及担保方式级别贷款企业所有制哑变量，国有企业及机构为1，其他企业为0贷款企业所在地哑变量，位于珠三角地区为1，其他为0贷款企业清算价值比率，固定资产总和/资产总和贷款企业所在行业哑变量，垄断性行业为0，其他为1贷款企业资产总和的自然对数贷款企业资产负债率，负债总和/资产总和贷款企业资产收益率，利润总和/资产总和注：其中在细化分析中将对二元变量Kind 细化成所有权标识序数；DIS 地区变量将分别用地区市场化指数排名和市场化指数分项指标替代。
表5主要变量的定义
表6所有权性质与不良贷款
注：样本量跟描述统计部分的差异来自部分企业只有是否国有企业资料而没有具体所有权类别和个别控制变量的数据缺失。
Constant
KIND
DIS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NPL=Amount 2.669***(19.23)0.389***(12.71)0.308***(10.74)-1.181***(-11.19)0.149**(2.03)0.653***(92.21)-0.380***(-3.36)0.463**(2.23)51391740.520.6549NPL=Term -168.956***(-4.74)16.997**(2.35)22.015***(3.39)-19.433(-0.94)48.986**(2.10)24.352***(24.35)-20.851(-0.95)78.049(1.52)513937.460.0591NPL=Mode
3.637***
(22.58)-0.128***
(-3.76)-0.133***
(-4.30)0.460***
(4.22)-0.110
(-1.11)-0.053***
(-6.69)0.071
(0.60)0.291
(1.30)
513920.840.0271-
-37
度的贷款损失，贷款企业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企业若处于垄断行业，则由于在谈判能力和政府关系上存在明显优势，政府对垄断行业企业的扶持力度较高，同时也基于假设1的解释，也表明了更可能在垄断行业中形成不良贷款；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该企业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越大，由于存在政府业绩标准（包括税收、就业保证等）原因，这些企业受地区政府优先待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在遭遇财务困境时，政府更有可能施以援手，干预银行进行金融支持，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更多的不良贷款；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前的资产负债比率越高，财务风险越大，所以接受再贷款的能力也就越低，所以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自然也就越低；代表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ROA是唯一与预期不符合的指标，其显示企业经营越好，盈利能力越高，但不良贷款的形成也越高，其原因可能由于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对财务数据进行了盈余管理，以便于顺利通过银行内部的授信审核程序。除此以外，关于反映地区发展状况的DIS指标与假设观点不一致，结果显示，不良贷款中，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数量较高，其中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可能为地区贷款存量的差异所导致，即珠三角地区的贷款存量总额较高，从而不良贷款数额也相应会较高。对这一问题，本文第五部分将做补充检验。
再观察对债务期限和担保方式模型可以发现，就企业所有制而言，不良贷款中，除了在贷款金额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外，国有企业贷款合同条款差异
也是导致不良贷款产生
的一个重要原因。贷款
期限越长，银行面对企业
经营状况的变化越多，回
收贷款的不确定性也越
多；同时，提供后备还款
来源的贷款担保方式往
往是回收资金的最后一
道保障，银行却因为企业
所有制差异而未能在贷
款担保方式上给予平等
对待，银行对非国有企业
要求具有更严格的担保
方式而对国有企业则放
松条款限制。上述3个
回归结果，均符合假设提出的，在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国有银行在从发放贷款、合同条款制定甚至回收力度上都给予国有企业以偏袒性的优惠待遇，从而导致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数量和程度都较高。
2.所有权性质对不良贷款形成的阶梯式影响
为了更细化地观察不同所有制性质之间存在的阶梯式差异，将上述国有和非国有的标识变量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所有权性质量度标准，细分后再执行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由于企业所有制性质为一系列非负序数（1为国有企业，2为集体企业，3为民营企业，4为外资企业），所以需对其进行正态转换（用原始序数减去其均值再与标准差相除）。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性质序数越高（即从国有到外资），其所形成的不良贷款越低、可获得的债务期限越短和担保方式级别越高，虽然对于模型二和模型三来说统计显著性结果不是十分理想，但是其影响方向符合预期，跟基本回归假设结论一致。
3.市场化水平与不良贷款
为衡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本文参照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2006）构建了广东省以地市级为单位的市场化指数。由于各地区统计数据发布的局限，本文指标
MART共分为三大类，分别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Political）、非国有经济的发展（NonSOE）和市场法
Constant KIND DIS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NPL=Amount
2.704***
(20.00)
-0.106***
(-7.29)
0.290***
(9.91)
-1.253***
(-11.72)
0.223***
(2.70)
0.654***
(90.44)
-0.185*
(-1.65)
0.589***
(2.80)
5012
1582.61
0.6480
NPL=Term
-167.534***
(-4.43)
-2.366
(-0.74)
21.261***
(3.24)
-23.239
(-1.14)
41.717
(1.53)
24.259***
(12.10)
-9.357
(-0.43)
93.711*
(1.82)
5012
35.71
0.0572
NPL=Mode
3.617***
(21.62)
0.023
(1.54)
-0.132***
(-4.24)
0.504***
(4.63)
-0.282***
(-2.65)
-0.052***
(-6.65)
-0.010
(-0.09)
0.283
(1.26)
5012
20.04
0.0263
表7所有权性质对不良贷款
形成的阶梯式影响
注：样本量跟描述统计部分的差异来自部分企业只有是否国有企业资料而没有具体所有权类别和个别控制变量的数据缺失。
表8市场化水平与不良贷款Constant
KIND
RANK
Political
NonSOE
Institution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NPL=Amount
2.654***
(15.85)
0.368***
(10.22)
0.026***
(3.02)
-
-
-
-1.230***
(-9.87)
0.297**
(3.11)
0.658***
(78.47)
-0.476***
(-3.62)
0.688***
(2.83)
3686
1165.63
0.6346
NPL=Amount
2.978***
(17.82)
0.385***
(10.70)
-
0.230
(0.37)
0.029***
(3.34)
-1.072***
(-8.69)
-1.176***
(-9.58)
0.253**
(2.64)
0.643***
(75.78)
-0.267**
(-2.02)
0.489**
(2.04)
3686
920.21
0.6426
NPL=Term
-117.950***
(-2.94)
16.304**
(2.07)
-
-448.287***
(-2.59)
13.253***
(7.52)
-77.012***
(-3.04)
-23.113
(-0.97)
81.129**
(2.30)
21.827***
(10.48)
4.807
(0.20)
85.128*
(1.35)
369831.65
0.0808
NPL=Mode
3.368***
(19.01)
-0.231***
(-6.27)
-
1.371**
(2.29)
0.019**
(2.27)
1.833***
(14.91)
0.334***
(2.89)
-0.105
(-0.98)
-0.041***
(-4.66)
0.169
(1.40)
0.408*
(1.69)
369849.89
0.0940
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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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12年第7期
律地区市场化程度（Institution ）构成，以三者综合得分高低得到综合的指数排名⑥。在构建市场化指数的过程中，由于市级地区数据的可获得性角度限制，存在市场统计数据披露的缺陷，部分地区未对地区经济数据进行公开披露或者披露不足，因此样本量稍有降低。
其中以综合排名为研究对象的模型一结果显示出市场化指数排名越靠后，不良贷款越高；而在模型二（以三项分指标为对象）中，对不良贷款产生最大影响的法制性因素（Institution ）显著为负，且回归系数为-1.072，远大于其他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但非国有企业发展指标则呈现与假设相悖的情况，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企业产生不良贷款的数量反而较多，而且在控制了企业其他特征后，此结果仍然显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发展的指标构建中采用了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这一指标得分越高，表示非国有企业产值越高。由于模型控制了不良贷款的其他影响因素，企业产值越高意味着需要得到资金进行生产的规模越大，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金额也越大，因此更多的不良贷款可能出现于更高的银行贷款之中。另一方面，法治水平指标对模型的边际贡献率远大于非国有经济指标，意味着非国有企业发展的相悖结果对模型的整体不良影响并不严重。进一步，法治环境是直接制约信贷契约违约行为的规则，法律法规能否公正执行决定了对违约者制裁的可能与程度，良好的法治环境不仅能在贷款企业发生违约行为时，予以公正的裁决，发挥事后纠错作用，使债权人得到稳定的后备偿债来源，更重要的是其事前的威慑力，让债务人的违约成本可预期，以达到防止违约行为的目的，从而控制因企业主观因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产生。本回归结果显示，不良贷款中，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不良贷款金额越低，而且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都非常强，意味着法治环境在减少不良贷款形成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模型三和模型四为以不良贷款债务期限与担保方式级别为研究对象的回归方程，3个分指标因素对于不良贷款合同期限和担保方式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当地政府对市场干预越低，贷款合同期限越短；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情况越好，不良贷款合同期限越长；地区法治建设环境越好，不良贷款合同期限越短。与前文相似，除了非国有企业发展情况
外，其余两个指标反映的结果与假设预期一致，意味着地区政府对企业债务软约束干预程度越低，长期不良贷款的形成可能性越低，金融机构对企业借款的动机和条款约束越市场化；地区法律制度越好、法律的威慑力越高，贷款合同期限就更倾向于确定性更高的、对企业制约更严格的短期借款。虽然非国有企业发展指标存在与假设相反的实证结果，但是在经济的显著性上远不及其余两个指标，即此项指标对不良贷款合同期限影响力远不如其他两个指标。最后，对于担保方式，3个指标均显示与假设一致的结果，即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好、法律地区市场化程度越完善，贷款的担保方式级别越高。此结果可以从银行和政府两个层面来解释，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行为的可能性较低，加上法律规定严格，政府可操纵的空间越小，政府干预程度较轻，因此在授信时，银行拥有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的自由裁量权，从贷款安全的角度考虑，银行自然要求企业提供相对足额的后备还款来源；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政府，在关心下辖企业的个体发展外，更关注整体市场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健康程度，因此也有动力要求企业为自身借款提供足够的担保资产，这一方面使企业本身更关注持续发展，以保证不需通过变卖资产偿还债务，另一方面为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提供资金回收保障。
此实证结果中作为事前威慑和事后制裁机制的法制环境在市场化进程中发挥显著的重要作用其实也源于其制度性的特征，其他因素的作用发挥是以制度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好，对投资者保护越有力，其公司治理质量越高，越有助于增加公司价值（夏立军等，2005；Li et al.，2008），同时金融生态环境会影响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水平，这不仅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行为偏好，在市场约束和对银行管理者过失的有力惩罚下使之有较强的内在动力去改善银行效率而充分考虑信贷业务预期违约风险，同时会在借款企业方的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差异（罗党论等，2008；谢德仁等，2009；邓建平等，2011；孙亮等，2011；冯根福等，2011），因此法制环境的治理效率有着较充足的理论支持。
4.所有权性质对市场化治理的制约作用最后，为了进一步观察所有权性质差异对同一市场化水平下的地区企业不良贷款是否存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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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将是否是国有变量作为交乘项进入回归模型以分析组间差异，结果见表9。
从结果可以看到，对于非交乘项的市场化指数指标Politi?
cal 、NonSoe 和Institution 来说主要结果仍然跟前文一致，即市场化指数越高，不良贷款越低、债务期限越短、担保方式级别越高，其中仍然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地区法治水平对模型的贡献最为显著。而对于交乘项，产权性质为国有的情况下每个分项指标的边际贡献率都呈现相反的状况，其中包括当企业性质为国有的时候：地区政府与市场良好关系对不良贷款的减少程度更低（不良贷款金额模型中的系数5.883）、对减少不良贷款债务期限的程度更低（债务期限模型中的233.126）以及对贷款的担保级别要求更为宽松（担保级别模型中的-2.35）；地区法制水平威慑力对降低不良贷款金额程度更低（不良贷款金额模型中的系数1.04）和对提高贷款担保级别的能力更低（担保级别模型中的-1.304）。虽然存在个别市场化指标的交乘项系数与非交乘项系数符号同向的情况，但该交乘项系数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综合而言可以认为虽然市场化程度越高，对控制不良贷款的产生有着正面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贷款企业为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对控制不良贷款的边际贡献则会有所降低，在促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限制政府的非市场化干预才能有效地规范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
五、补充检验
由于样本数据只提供各企业和各地区不良贷款数量，但并
没有提供各自的贷款总数量，可能发生虽然不良贷款数较大但占贷款总数量比例却不高的情形。在第四部分的实证检验中，珠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比其他地区更高，与我们的假设不符，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比其他企业远高，也许是由于其本身的贷款总数较多所引起。本部分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补充检验。
（一）不良贷款比例调整
在变量设计上，限于本文的数据，只能考虑不良贷款的多少而无法考虑是否有不良贷款，由于考虑到不良贷款作为一个直接衡量地区整体金融健康程度（包括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指标，前文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Khwaja 等（2005）和方军雄（2010）的做法使用了不良贷款金额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研究。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研究规范，为了更好地控制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在不良贷款特征的衡量上使用不良贷款占企业总资产作为替代变量重新进行不良贷款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中的主要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
仅在个别指标的显著性和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度上稍有降低。
（二）地区均值调整检验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无法在控制了地区贷款存量的前提下观察不良贷款形成的影响因素，导致珠三角发达地区所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非珠三角地区更高的回归结果，为了尽量减轻此局限所带来的影响，将原数据减去地区均值作标准化后重新进行回归（由于标准化后负数数值的原因，使用不良贷款金额而非不良贷款金额对数），回归结果见表11。
回归结果中除了变量DIS 发生回归符号反转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前文一致。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因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可获得贷款存量更多的因素
Constant Political Political*KIND
NonSoe NonSoe*KIND Institution Institution*KIND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NPL=Amount 3.084***(17.69)-3.821***(-3.44)5.883***(4.56)0.006(0.67)0.017(0.85)
-1.552***(-10.05)1.040***(4.37)
-1.273***(-10.19)0.328***(3.54)0.640***(73.41)0.034(0.27)0.692***(2.86)3686683.230.6371NPL=Term -108.841***(-2.74)-661.343***(-3.45)233.126(0.83)
9.699***(5.15)12.475***(2.58)
-65.496**(-2.18)-44.585(-0.86)-35.306(-1.55)
87.231**(2.51)
21.678***(10.43)17.644(0.73)
95.403*(1.50)369827.060.0825NPL=Mode
3.323***(18.46)3.368***(3.15)-2.350*(-1.91)
0.032***(3.25)0.018(-0.89)2.328***(16.31)-1.304***(-4.99)
0.365***(3.16)-0.146(-1.34)-0.039***(-4.46)-0.027(-0.23)0.304**(1.26)369838.880.0925
表9所有权性质对市场化治理的制约作用
表10不良贷款比例
Constant KIND DIS RANK Political NonSOE Institution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NPL=Rate
0.2189***(46.99)0.0087***(6.52)0.0084***(6.83)
-----0.0287***(-5.76)-0.0015**(-0.45)
-0.0070***(-31.01)-0.0075*(-1.81)0.0109(1.19)513923.540.1052
0.1525***(21.73)0.0081***(5.27)-0.0002(0.21)----0.034***(-7.39)0.0055(1.03)
-0.0064***(-25.05)-0.0089*(-1.89)0.0087(1.01)368637.720.0999
0.1624***(22.30)0.0077***(5.05)--
0.0407(1.33)
-0.0002(-0.61)
-0.0432***(-9.14)
-0.0327***(-7.14)0.0037(0.71)
-0.0071***(-26.72)-0.0023(-0.51)0.0029(0.33)368639.140.1178
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中国金融?财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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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12年第7期
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形成不良贷款的金额相对越少，符合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政府行为在信贷中的干预程度较低，形成不良贷款的数量、比例与程度较低的假设。实际上，在对不良贷款计提比例的分析中⑦也可发现，虽然珠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金额相对较多，但是审计机构对珠三角企业贷款的计提比例却相对较低，说明市场上独
立的专业机构也持有类似观点，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信贷环境相对较好，不良贷款形成的可能性较低。
（三）企业贷款存量对比检验
如上文所述，不良贷款中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金额和比例高于非国有企业，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国有企业正常贷款存量较大，因此自然在存量中形成了更多的不良贷款；二是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正常贷款存量基本一致，或差异较小，但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制特点，在授信及获得贷款后，获得地方政府显性或隐性的支持，其债务约束软化，使得国有企业贷款形成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为尽量弥补存量数据不可获得所带来的研究缺陷，下文拟使用同时期上市公司的借款比例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对比分析。本补充分析的主要逻辑为，分别观察上市公司中的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借款比例差异和样本公司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不良贷款比例差异，以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差异作为样本公司中此差异的替代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是何者使国有企业形成更多不良贷款的原因。
下表为各年度上司公司和样本企业数量和借款比例均值统计表。由于1998年以前，上市公司所有权数
据不完整，因此选取对比区间限定在1998~2005年。
根据本文数据指标的定义，从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取企业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两项科目进行合计，作为企业借款的总额，并对其进行企业总资产为标识的标准化后，得出上市公司参照借款比例。根据上表，对于参照组（上市公司），考察区间内各年和总体平均借款比例都呈现非国有组企业比国有组企业更高的借款比例，且此差异大部分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非国有企业有着比国有企业（相对资产规模）更高的借款比例；而本文数据中样本企业在未对其他企业因素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国企不良贷款比例与非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之间并未观察到显著的差异。如果笔者选取的上市公司为参照作为替代指标是恰当的话，前一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即使考虑到两类所有制性质企业的贷款存量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本文实证结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以借款企业为研究主体，以单独每个企业形成的不良贷款金额、债务期限和担保类型级别为研究对象，针对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为切入点，重点观察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贷款行为特征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的确在不良贷款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种干预痕迹在公有产权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也存在一定差异：（1）在不良贷款中，政府干预的力度依据产权结构的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着更多的不良贷款、更多长期的不良贷款和更低的担保系数，其中干预力度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干预程度最小。（2）不良贷款中，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不良贷款企业存在影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程度较低，因此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不良贷款较低，银行不良贷款的期限更短，同时担保方式级别要求也更高。（3）国有产权的存在会削弱市场化对不良贷款产生的抑制作用。
通过上文的分析，要减少银行不良贷款除了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外，更根本的是必须着力通过改变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经济纽带关系，清楚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划分，对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中
表11地区均值调整
Constant KIND DIS GURT IND SIZE LEV ROA
Observations F-Value R-Sqr
1898240**(2.48)
1228876***(3.01)-679707.4**(-1.88)
-9996011***
(-8.66)2245529**(1.97)
0.0012201***
(5.67)-569845.3(-0.64)2240221(0.67)513926.560.57011998
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总体
上市公司
非国有控股均值0.2310.2190.2420.2890.2780.2840.2920.3340.281数量1031822502772573464313532199国有控股均值0.2140.2220.2210.2240.2390.2520.2580.2750.242数量2443435576988167988096734938
P 值
0.1440.6070.0580.0000.0030.0020.0120.0320.000样本公司
非国有均值0.0540.0530.0580.0600.0520.0730.0590.0810.059数量17196168140721096810834国有均值0.0510.0550.0560.0640.0620.0810.0720.0510.058数量34222829929193432241322
P 值
0.2170.6670.2570.7930.9400.8230.8470.2110.322
表12上市公司与样本企业的贷款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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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贴行为加以管制，转换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落实政企分开，使地方政府的职责从对企业的直接控制转换为通过市场的间接控制，由经营型变为宏观调控型，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制定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规则等；企业要吸引境内外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制衡，并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制衡，进而形成企业内部制衡，把企业的产权转移到真正具有经营意愿和经营才能的企业家手中；最后政府要帮助创造具备竞争条件的宏观环境，依靠市场对经营者和企业进行良性淘汰和竞争改进。
但同时由于数据样本获得的限制，本文仅以不良贷款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未能将同期正常贷款数据进行对比，在对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度上有所欠缺，另外本文仅对产权、地区市场化程度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影响契约执行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行业背景、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等，这些还需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注释
①官方正式公布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只包括逾期贷款中的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1998年末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合计为7.9%（戴相龙，1999），而银行研究机构非正式估计当年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0%~ 29%（谢平，1999；刘海虹，1999）。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估算更为悲观，比如标准普尔估算2003年中国内地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40%，而同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披露的不良贷款率数据仅为24%。
②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在2001~2002年间对不良贷款形成原因进行了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不良贷款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20%（周小川，2005）。
③当然，除了上述政绩目标导向的晋升锦标赛制外财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干预的意愿。
④由于在商业银行进行授信审查及贷款企业面临的审核程序方面，与普通对公贷款相比，抵债类资产等的审核程序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抵债类资产为债权类不良贷款协议抵债或法院裁定抵债得来，在资产特征要素上与债权类不良资产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剔除上述数据以减少研究过程中的干扰。
⑤由于省外分行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和政府干预程度，与省内分行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剔除上述数据，以减少其他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⑥地区排名先后如下：广州、东莞、汕头、江门、惠州、佛
山、中山、珠海、韶关。
⑦由于回归模型解释力度非常低（1%），因此未在本文中列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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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谢德仁、陈运森：《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54）辛清泉：《政府控制、资本投资与治理》，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5）姚树洁、姜春霞、冯根福：《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效率：1999~2008》，《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56）俞乔、赵昌文：《政治控制、财政补贴与道德风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理论模型》，《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57）张敏、张胜、申慧慧、王成方：《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
（58）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59）钟田丽、弥跃旭、王丽春：《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失灵》，《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
（60）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6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经济学50人论坛》，2005年。
（62）朱凯、万华林、陈信元：《控股权性质、IPO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基于金融发展环境的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BRIFE COMMENTARIES
Who have Obtained the Long-term Loan?……………………………………………………………Jiang Dongsheng On the Risks and Guarding against them in the Circulating of the Capitalization of Farmland …………………………………………………………………………………………………Zhu Qiang and Li M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Trust Mechanism of the Members of the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ames………………………………………………………………Lu Shan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Credit Files of Food Safety………………………Wen Xiaowei and Wen Simei Basic 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in China ……………………………………………………………………………………………She Lian and Cao Xingxin The Public Nature and Its Realization of the Revenue from Land Sales………Tan Shukui，Chen Yu and Zhang Ziyi A Study on the Selection of Time in the Plan of the Inspiration by the Stock Ownership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Zhang Zhili and Xiao Xing China’s Traditional“Harmonious Culture”,and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Clannish Firms ………………………………………………………………………………………Wang Chunhe and Guo Xiaoxin A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Monetary Policy ………………………………………………………………………………Chen Jingquan,Chen Bohao and Mi Jun ABSTRACTS OF SELECTED ARTICLES
The Moderate Subsidy,the Arrangement of the Suboptim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Li Yong,Wang Mancang and Gao Yu
This paper make an extension of Yang and Ng(1995)from“Production Risk”(PR)and“Tranction Risk”(TR) under the premis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and then prove critical value of the SOE’s low efficiency:As the trad?ing efficiency isn’t high which indicates the cost of PR is the main efficiency loss,so the efficiency of SOE is better and then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By contrast,the TR occupies the main efficiency loss,and then the private enterprise is better and finally gives high imputes on the economy.Furthermore,we test above proposition with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ied,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reating SOE’s Dual Efficiency Loss pru?dentially,that is to say,when the Market Failure and Market Missing exists,the SOE might be an suboptimal choice and the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Non-performing Loan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During1988~2005from a State-owned Bank
Tan Jinsong,Jian Yuyin and Chen Ying
In this paper,we have attempted to start from the aspect of the stimulation and constraint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i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from the angle of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GI)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on-performing loans given by the bank(NPLGBTB).By the re?search on the initial sample－the data of defective assets given up totally by a certain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from1988to2005,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GI i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NPLGBTB.The stim?ul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contest,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sharing system are the mo?tive and ability of the GI,and this intervention has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ce of firm’s property right and with the degree of the regional commercialization,concretely,the state-owned firms have still more non-performing loans than non-state-owned firms,have still longer terms of loan and still low level of assurance.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district where the enterprise is located,the less the NPLGBTB,the still shorter the time limit of the loan and the still higher level of assurance.However,the quality of the regional legal environment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therein,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weaken 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the regional legal control on happening of non-performing loans.
The Risk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ed Employe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M&A and the Cause for these Risks:a Multi-case Study Based on the ASA Model
Yan Shimei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SA model,we have,in this article,considere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the 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