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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北京林业大学青年科技启动基金项目“Grice 合作思想深层次挖掘”（项目编号：2010BLX2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二语句法形态发展研究”（项目编号：RW2011－25）资助。论文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姜望琪教授指导及秦亚勋博士的帮助，谨表谢忱，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作者简介：姚晓东，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语言哲学
摘要：Grice 的意义分析模式被认为过于强调说话人意向的主导地位，而无视语言规约。本文旨在揭示这一论断的片面
和不实之处。研究发现，Grice 对意向概念有严格的界定，而非一个随意的常识性概念；他的意义理论并未抛弃规约，并且他对其中的说话人意向与语言规约之间比配关系的看法，也并非一成不变。
关键词：说话人意向；语言规约；意向意义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2）03－0033－04
1．引言
Grice 的意向意义分析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也和用法论有区别①。他把说话人的意向提升到意义分析的核心位置，
这与真值论坚持语言与世界的对应观大异其趣。同时，
尽管Grice 的意义分析涉及语言使用，但他（1989：4）主张把意义与使用分开，而不是混为一谈。
这种分析模式提出后引起了诸多非议，学界对其持悲观态度，认为它没有希望，不可救药（Schiffer ，1987），到头来或许还是一种错误的观念（Fogelin ，
1991：219）。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它对说话人意向过分强调。一些学者怀疑意向和意义间的关联，
以及用意向解释意义的逻辑必要性（Ziff ，1967：2－3；Schiffer ，1986：204－205；Horn ，2009：25）。另外意向和意义的逻辑顺序也遭到质疑：用意向和信念来界定说话人意义是循环论证（White ，1990：111－112），用它界定语言意义的策略是错误的，
经不起考验（Davidson ，1980：143－144）。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意向与规约的关系问题。Ziff （1967）、
Searle （1969）对二者的地位提出质疑。Searle （2007）依然认为Grice 无视规约；Chapman （2007）、Thompson （2007）也认为意向论以意向为主导，牺牲规约，最终使Grice 的整个规划站不住脚，意向论基本上处于消亡状态。
面对这些评议我们不禁要问，Grice 的“意向”概念包含什么，学者对其解读是否有偏差？在他的意义分析中意向与规约的地位有何不同，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制衡关系？本文希望梳理这些问题，澄清认识，以期对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Grice 思想有所启示。
2．意向意义理论的特征与面临的挑战
Grice 的意义分析模式被称为“意向意义”，它对传统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2．1意向意义理论的特征
Grice 分析模式的思路是通过说话人意向，结合明说、语
境以及会话原则推导出说话人意义，并通过说话人意义界定句子意义和词汇意义。第一步是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说话人意向的介入。在非自然意义的理解中，
意义的获得依赖于说话人企图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反应（信念与行动的意愿），
对说话人意图的识别成了理解说话人意义的关键因素。意义的获得似乎不依赖句子、词汇的规约或编码意义，词句意义最终诉诸于说话人的意向和心理状态。这几乎成了Grice 意义分析的常言与共识。它与真值条件语义学不同，也和日常语言学派坚持的“意义就是使用”的观点存在差异。那时在日常语言哲学内部，用法是意义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停泊地。Grice 的模式一经问世就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说话人意向的强势介入是对上述两种主流意义观的大胆挑战与反动。
Grice 对说话人意义的解释颇具新意。它依赖于对意图的识别，
意图识别本身还是听者如此解读的理由。此外，还需一定的假设来消解对双方意图识别的无限回溯。Grice 的策略之一是：当我们说在某一具体场合下说话人通过说话意谓了P ，
我们是说他处于传达P 的最佳状态，即他拥有一系列无限的目的集合，原则上不能实现（所以并非在严格意义上意谓了P ），不过我们可以认定他满足这个不可实现的条件，且这种假设是合法的，甚至可能是必须的。在这种假设下说话人利用语境表达意向，听话人据此解读话语。也即，要想成功推进交际，谈话双方可以或必须把不完善的实际心理状态看作生成意义的最佳状态（Grice ，
1989：301－302）。尽管Grice 对此持谨慎态度，但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做法在抑制对意向双向互知无限回溯的同时，又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反例。另一种方法是在非自然意义中排除隐秘意向，即缺乏公开意向的欺骗性话语（Grice ，
1989：302－303）。这种方法能最佳地传递说话人意向，还至少可以缓解逻辑上不可能但值得期待的最佳状态的任意性。其背后的依据或合理性在于价值和理性间的关联。
另一特色在于Grice 对句子意义的解读：他认为句子的
DOI:10.13458/https://www.doczj.com/doc/9810016668.html,ki.flatt.000495
Grice 意义理论中的意向与规约
34
意义可以理解为使用者在特定场合用它所要表达的意思。他（1989：298－299）排除了经验的方法和对意义的规约解释，认为本质上意义并非与规约必然相连。对于词汇意义，他指出
，“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给出一般情况下操该语言的人用这个词所能做的最佳的事，
或能用它做什么；他们在特定场合下所能拥有的正当或最佳的具体意向。当然这并不是说非得有这些意向，而是说同等条件下拥有它是最佳选择。至于在某特定情况下何为最佳，
就必须有一个当前的估量来解释”。为什么此时最佳，可能有很多解释，包括规约解释等，但无论在哪种思路中，我们都能实现行为的最优化或适切性（Grice ，
1989：299）。这表明虽然Grice 强调意向，但并非无视规约，说话人能否实现某一场合下要达到的意思、实现最佳，不可能不顾惯常的手段和用法。
Grice 不把规约看作初始概念，怀疑规约概念与意义分析和其他语义概念之间的关联。在他眼里规约远不能解释如何获得意义，
规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现象，它充其量能对明说和规约含义的解释起作用。他认为意义本质上与确定句子意思的某些方法相关：规约是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1972：13；1989：298）。这也是学者批判他无视规约的缘由。
Grice 的意义分析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他的意义观中，意向占据主导，规约的限制作用无从体现，甚至被忽视或无视；用说话人意义解释词句意义，颠倒了意义理解的先后顺序；说话人可以随心所欲，听话人也似乎无所不能，可以轻易识别出说话人的意图。这都是意向意义理论要回应的问题，批评与挑战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2．2对规约与意向的挑战与回应
学界对Grice 意义论的批评矛头直指意向意义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关注意义解释中意向与规约之间的关系，尝试提出我们的看法。
Searle （1969：45）认为“意义不仅仅是意向问题，也与规约相关”
，只有结合二者才能对言语行为意欲传递的意义做出说明。被俘士兵的例子是对Grice 意义观最强有力的挑战之一。士兵用歌德的诗句来传达自己是德国兵的意愿。Searle 想利用这个例子说明，歌德诗句的本意与“我是德国兵”这一说话人意义无关，因而推翻用说话人意义来界定词句意义的合理性，证明Grice 无视规约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Searle （2007：12）依然批判Grice 无视规约，其反复修订本想自圆其说，却丧失了原有立论的简约性⑤。Chapman （2007）认为用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或态度解释语言意义，使之成了一种心理特性，牺牲规约推崇意向是意向意义论最终难以立足的原因。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Grice 并不像批评者说的那么草率。仔细分析，
Searle 的例子根本构不成对Grice 理论的完全颠覆。首先，
Grice 明确排除了隐秘意向和欺骗性信息。而美国兵是在（欺骗性地）提供独立于意向的证据来表明自己是德国人。他想让对方通过识别诗词把他当作德国兵，又不希望真实意图被识破，也不能作为听者反应的理由。他的做法不符合Grice 意向意义论的要求。Grice （1989：217）明确指出如
果仅留下线索，而未把这个交际意图传递给对方，则不能算作非自然意谓。这一点上Searle 的例子不能作为反驳Grice 立场的有力证据。
其次，Grice 传达意图的“话语”是一个宽泛概念，除了言说，
还包括其他手段，如手势、动作等。句子和某具体反应之间的对应仅提供了其中的一个手段。这就部分地消解了Searle 对Grice 的批评，二者话语概念的外延不同，后者范围更广。有些手段一开始并不是规约的，
用得多了才慢慢固化。在这种意义上Searle 的驳论也构不成真正的反例。
再者，二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Searle 所谓的规约用法主要是对具体言语行为的概括，
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意义的本质，却把Grice 的意义理论套用在言语行为理论上，而不是去完善它。Grice 并不否认一般情况下对说话人意图的识别离不开句子规约用法的知识，他对非规约含义的解释就凭借这种思路（Grice ，
1989：101）。在他看来规约很大一部分对明说负责，也涉及一些规约含义，但不足以解释日常交际中意义的实现。
另外，以Searle 为代表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以下几点。其一，他们在强调规约时，没有涉及规约从何而来，即最初的规约是不是来自说话人在某一场合下的意向。其二，Searle 在强调词句规约时，似乎忽视了Grice 对说话人意向的限制，忽视了用法规约这一事实，把说话人的意向当成了随心所欲的表达，没有考虑到它实现的可能性。Grice 明确表示，说出一个句子时，这个句子是说话人能用来表达自己意向的最佳途径，句子的意思就是他用这个句子所能做的最佳的事。美国士兵对实现自己意向的可能性没有把握，背诗词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批评Grice 推崇意向无视规约的同时，应该了解Grice 对于意向的界定；他对意向的推崇并非毫无章法。其三，
Grice 对意向与规约之间关系的论述并非一成不变，他并没否定规约的存在，所以给他贴上无视规约的标签不公允。鉴于后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把它们列出来单独讨论，
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景，以期回答在引言中提出的问题，说明一些批评有失公允和客观。
3．Grice 意向概念的真意
包括Searle 在内的学者在批评Grice 的意向意义理论时，把说话人的意向理解为随心所欲的愿望表达。其实Grice 对意向有严格的界定，说话人不能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也不是表达了就能实现。他列举“X 意欲采取行动A ”成立的三个条件：（1）X 会采取行动A 所需的步骤⑦；（2）X 确定他会实施该行动；（3）X 对此确定无需证据，
即向别人提供证据没用，要说服自己（Grice ，1971：266）。这些要求对意向有条件限制，还包含说话人对意向实现的可能性的衡量。Grice （1971）批评Davidson 过度强调对意向的迎合，认为意向的定义要严格得多，没那么松散。他列出区分愿望和意向的几个必要条件或本质特征：前者只是一种欲求，一种想望，但不一定愿意、决心去实施，不一定为之做出准备和付出努力。意向不是具体的信念，是说话人愿意做并为之努力的一种心理状态，不仅仅是向往，还有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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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与一系列的制约因素相关：语境、话题和背景信息；以及对听者推断能力的评估；使话语在假定双方都遵守合作原则情况下，达到想要的效果。这些限制因素都在说话人的意向形成当中发挥作用。
这时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Searle 的批评没有切中要害。在Grice 的论述中，言者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意向被严格限定，会话主体必须相信自己的尝试有可能实现。意向比目标更强，不仅蕴含对应的目的，也蕴含说话人相信该目标可及。
另外Grice 对意向的正当性也有要求。他（1972：4－6）提到《意向与不确定性》初稿中没有发表的内容：行为主体在具体情况下会求助于一个确信条件。如果一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会使相关的计划丧失意义。如果有更好的术语，Grice 同意不用“意向”这个词。他（1986：34）怀疑Davidson （1980）从愿望/信念角度出发对行动进行概括的充分性，而是把行动看作某种强式评估的产物，其中包括对最终目标的理性选
择，这超越了对行动的愿望/信念分析：在目的上不局限于参
照外部目标的评价，这是从愿望/信念视角界定行动的做法所无法企及的。Grice （1986：35）还要求目标和意向的正当与适宜，要让人期待。他（2001：48）重申Davidson 误解了他的意向概念，把他所谓的意欲做某事理解为无条件的价值判断，
等同于支持赞同做某事。这都说明意向和目的是有根据的，跟说话人对情状的评估和价值判断有关，远比通常的个人意愿严格。
Grice 的意向思想并非无源之水。Chapman （2005，2007）提到，
Grice 受Stout 的影响。Stout （1896：356－357）在批判Shand （1895）时区分了愿望（desire ）和意愿（volition ）。在Shand 看来二者无法最终区分，也很难说清楚。Stout 则认为前者是一种希冀（wish ），缺少“意愿”中的一个因素，而后者是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做出判断，并尽量让向往的目标实现，如果可能，我们一定会去实现它。比较而言，渴望（long-ing ）只是一种飘忽的目标；愿望只是渴望再加上一个未知的、有疑问的判断：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尝试去实现它。有时这种可能性仅是一种假设，
有时则是一种明确的条件。而对于意愿来说，如果判断认为结果不可能实现，它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意愿，就不存在。意愿并不只是判断，它是我们的本质的认知方面，这种本性能给意愿确定性的特征。作为判断的理由，意愿倾向就是动机。Stout 指出，我们不愿去做我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情。这些论述都对Grice 对意向性限制的讨论有启发。Grice （1989：101）要求不能提出明显不能实现的意向。Schiffer （1972：13）谈到意向意义时指出
，“不能让Grice 承认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怎么高兴就怎么表达自
4．意向与规约之间的张力
不能忽视的是，
Grice 关于意向及其重要性的论述是有变化的。许多学者没注意到这一点。Grice （1957）批评Steven-son 的行为主义意义观，坚持还原性分析，说话人持两种态度（判断和意欲），也期待两种反应：听话人产生某种信念，相信某些东西；听话人产生做某事的意愿，进而采取行动。他（1989：105）区分了四个层次的意义：脱时意义、应用性脱时意义、话语类型场合意义和说话人场合意义。虽然他对意义的定义有改动，
把上述意向效果修正为“听话人认为说话人本人相信P ；听话人有想做某事的意向”，但他依然认为某一具体场合下的意向是决定意义的首要标准，意向依然是意义的核心概念。在这里具有自反性的意向性意谓概念（M-in-tention ）出现了，即对说话人意向的识别以及对说话人意义解释的理由是识别出了说话人的这个意向。在这里Grice 开始从个体意向转向群体意向和社区惯例，规约进入他的视野。虽然他（1989：139）依然宣称脱时意义最终依赖于说话人的意向（不是自反性的意向性意谓），但已不再坚持所有的脱时意义都由说话人意义推出，由自反性意向意义得来，因为这个概念中的具体限制似乎是多余的，识解脱时意义并不需要它。这时规约的地位已逐渐得到彰显，说话人的主导地位有所松动。Grice 把规约意义重新引入说话人意义中。整个过程中二者之间体现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
Grice 的意义分析并未抛弃规约。规约与意向之间的张力是他意义分析关注的重点。Chapman （2005：82，101，112）认为规约意义的本质及其与说话人意义之间的关系可能是Grice 在William James 讲座中最没处理好的一个方面，规约意义必要但不充分，
Grice 坚持的“规约能完全被统括到一个意向解释之中”的看法更像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信念。她（2007）认为Grice 把规约意义纳入说话人意义，进而归于说话人意向，只是一种希望或理想，而不是一个终结了的过程。Grice 不是要否认规约意义的存在，而是暗示它可能最终会预设说话人意向，而不是相反。这与我们上文所说的规约有可能来自个人意向异曲同工。她（2007：16）宣称“意义”一文值得再次讨论，
因为它是记录Grice 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开始的地方，包含了Grice 从未完全放弃的希望：句子意义最终可能要靠说话人的意向来说明。Avramides （1989：39）也认为可以在意义的心理学解释与规约解释之间达成妥协
，“Grice 对意义的论述充满了生命力，不会过时，能够历经变更、修正而日久弥坚”
。我们看来，Grice 极力推崇意向，是为了与传统的两种意义观有所区别，凸显人的意识和推理的参与因素。其实从一开始Grice 就没有否定规约的作用。在界定说话人意义时他
Grice 意义理论中的意向与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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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使用某种具体语言，提出把话语的词汇意义纳入理解明说、推导会话含义的过程中，话语要遵守这个语言系统的句法规则等，要求话语符合说话人所在语言社区的一般惯例和集体意向性，使说话人的意图能被识别和认可（Avramides ，1989：31，126－127，169）。另外合作原则，尤其是方式次则，都可以作为Grice 对语言规约和用法规约念念不忘的证据。
5．结论
综观Grice 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Grice 对意向概念的界定具有严格限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愿。意向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涉及集体意向性，还包含着说话人对意向实现可能性的考量，有理由认为能够实现它，这都表明意向与规约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他在意义分析中突显意向的作用，赋予其中心地位，规约是附属的，但并没否定规约的存在，只是不主张过分强调规约而已。在随后的论述中他逐步凸现规约，意向与规约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规约逐渐发力，由边缘向中心渗透。其实对意向概念的限制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规约的重视。学者在批评Grice 推崇意向无视规约时，对上述限制和二者关系的动态变化缺乏深入认识，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造成误解。所以，这种批评既不客观，也不公允。不可否认，Grice 的理论体系有修正的余地，但应在全面理解Grice 思想的前提下进行。仓促下结论，急于推翻和贬抑他的思想，就容易看不到其中的积极因素，不利于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注释：
①Avramides （1997）把Grice 与后期Wittgenstein 、Austin 并称为用法论者。
②Saul （2001：633）则认为，对Grice 来说这种层层修订并非真正的实际操作，
而是当理想状态不适用时的一种补救方向，是论证的需要，而非真实状态。
③Grice （1950）就提出说话人必须诚实并乐意为实现意欲的行为采取一切明显的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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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held that Grice's meaning analysis ，by placing un-due stress on the dominating role of the speaker's intention ，has ignored the linguistic convention．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cepts underlying Grice's meaning theor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riticism above is too sweeping and even groundless in a sense．The Gricean concept of ‘intention ’is strictly defined ，and it is not a loose or common sense notion．Grice himself ，in his meaning theory ，does not shake off the convention ，and his view of the ratio between the speaker's intention and linguistic convention is not static．
Key Words ：speaker's intention ；linguistic convention ；intention-based seman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