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
一、引言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进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就全球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人权这一崇高的目标。我国虽然在人权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我国囚犯人权保障事业。我国监狱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虽然五十多年来总体上较好地回应了各个时期国家与社会对其提出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但是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民众人权意识的提高，我国监狱制度的缺陷和囚犯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与国内舆论的关注，并被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关注和研究我国囚犯人权保障问题，对于提高囚犯人权保障水平，进而促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就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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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人权理论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的囚犯人权（一）囚犯享有人权是囚犯主体资格理论的内在特征
从权利本源分析，人权首先是具有主体资格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人们拥有权利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人；人们之所以拥有人权，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人权往往被定义为人之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1] 。既然一切人都享有人权，那么，囚犯作为人类的成员，尽管是因犯罪而被监禁的成员，同样拥有作为人的主体资格，当然享有人权。
从囚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角度看，同样应当享有人权①。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犯罪成为一名囚犯，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意志的选择，同时也是社会中恶性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将犯罪视为社会中诸多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承认一定量的犯罪存在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已成为刑法理论界的共识。犯罪现象根植于社会本身，属于社会日常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犯罪属于社会中的犯罪，犯罪人属于社会中的犯罪人，依然享有基于社会共同体成员身份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要看到，既然社会对犯罪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犯罪人对其危害社会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当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一词作为法律概念，是中性的，不论守法者，还是违法者甚至是犯罪人，有无国籍是衡量其是否为一国公民的唯一标准。只要一个人具有一国国籍，就是该国的公民，在该国中就具有公民资格，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囚犯虽然受到刑事惩罚，但其公民资格并没有被剥夺，依然享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作为公民仍然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由此，囚犯在法律上的公民地位，就成为囚犯人权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囚犯具有公民资格表明，刑罚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只是改变了作为公民的囚犯的权利形态，而非剥夺囚犯的公民资格。因此，国家在有权惩罚囚犯的同时，也负有保障囚犯权利的义务。由法治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与受刑者传统的单向关系变成了在一定情况下的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国家有对囚犯执行刑罚的权力，也有对他们给予扶助和救助的义务；囚犯有依法接受刑事惩罚的义务，也有请求扶助、挽救的权利” [2]。退一步讲，在最低限度上，国家既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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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囚犯的生命，也就意味着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囚犯生命权的存在，并且必须给予囚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其他权利。
（二）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的囚犯人权
囚犯人权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增进囚犯的权利，促进对囚犯的人道待遇，保障囚犯的基本权利。在囚犯待遇标准确立阶段，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了一系列涉及囚犯人道待遇的人权标准，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囚犯人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则》、《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全面规定了各会员国在执行监禁刑时应当遵守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强调对于囚犯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和其他主张、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加以歧视，对于囚犯入监登记、分类关押和管理、惩戒和申诉机制、监狱工作人员等在执行监禁刑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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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囚犯人权保障现状
（一）中国囚犯免受酷刑权保障现状
所谓酷刑，指的是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员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对于禁止酷刑，中国政府一贯态度鲜明，坚决支持。早在1986年便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成为其缔约国，并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其加以吸收，先后制定或修改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对公民免受酷刑权予以保护。但是，在肯定我国反酷刑工作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反酷刑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囚犯免受酷刑权保障现状堪忧。
在实践中，有的监管人员明知其他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却不予制止甚至故意离开现场，假装不知情，有的甚至鼓励他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使牢头狱霸在某些监管人员的纵容包庇之下，为非作歹，严重侵犯其他囚犯的人身权利。对于此类行为，现行刑法却无法追究有关监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虽然监狱当局基于维持监狱纪律和秩序的需要，有权对囚犯施加处罚，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监狱对囚犯的惩戒必须限定在必要限度之内。然而，过度惩戒囚犯现象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监狱日常管理活动中。我国《监狱法》第58条第1款规定，对囚犯聚众哄闹监狱、辱骂或者殴打人民警察等八类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等处罚，但对处罚囚犯的具体方式和期限却无明文规定，致使在适用程序上无法律依据，处罚随意性比较大，囚犯遭受处罚时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缺乏正当程序的保障。在监狱行刑实践中，少数狱警随意剥夺囚犯权利的行为经常发生，滥用罚款、禁闭以及其他行政处罚，打骂囚犯，甚至致其伤残、死亡。我国《监狱法》第58条规定了对囚犯实行期限为七天至十五天的禁闭，属于监狱处罚囚犯破坏监管秩序行为的方式之一。这种关禁闭常态化的做法显然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相距甚远，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监狱行刑实践中，关禁闭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随意性强，进一步加剧了其非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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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严是20世纪以来各国普遍重视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采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表明，公民的人格权是不可剥夺的。对于囚犯，《监狱法》第7条同样明文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很显然，囚犯作为犯了罪的公民，仍然享有完整的人格权。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陈规陋习的制约，我国监狱行刑实践对囚犯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 一是强制囚犯剃光头行为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囚犯被强制剃光头是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持续五十多年的不成文规矩，以至于剃光头成为人们观念中囚犯的标准形象。显然，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精神。二是囚犯姓名权得不到保障。姓名权作为人格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囚犯作为人，同样享有要求他人称呼其姓名而不是使用代号的权利。不过，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囚犯姓名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监狱警察习惯以编码、代号称呼囚犯，同样伤害了囚犯的人格尊严。另外，监狱工作人员随意辱骂囚犯现象也相当普遍，同样侵犯了囚犯的人格尊严。
（二）中国囚犯劳动权保障现状
我国囚犯的劳动义务特征突出，囚犯劳动强制的过度化、惩罚全面化倾向明显。《监狱法》第70条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法精神，过于强调囚犯劳动的强制性、惩罚性明显不当。首先，与联合国囚犯人道待遇标准背道而驰。我国囚犯劳动强制属于过度强制，与联合国囚犯劳动的有限强制背道而驰。在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尽管有囚犯必须参加劳动的规定，却有必要的限制性。《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1条第2款和《关于监狱劳动的总原则》第1条均明确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但要以医生开具的体质和神经状况证明为度。劳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而且主要是一种权利。事实上，在联合国囚犯劳动制度中，劳动主要是囚犯的基本权利，包括囚犯有参加以提高回归社会能力为价值取向的劳动权利，有选择劳动种类的权利、有劳动休息的权利、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有受劳动安全保障的权利，等等。同时，这种有限强制性集中体现在囚犯劳动不得具有惩罚性这一点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第71条第1款特别强调：“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因此，从联合国囚犯劳动制度看，将囚犯参加劳动理解为纯粹义务性规定并不妥当，与其说是一项强制性规定，还不如说是对囚犯在充分享有劳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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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对该项权利的一项限制②。其次，与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不符。在西方国家监狱行刑实践中，同样贯彻有限强制这一原则，“尽管囚犯通常必须安排劳动，但是劳动决不能具有危害生命和健康的性质，也不得具有侮辱性质” [3]。在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实行了自愿基础上的囚犯劳动制度。
我国《监狱法》在强调囚犯劳动惩罚性、强制性的同时，也对囚犯劳动规定了诸如劳动休息权、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保障权等内容，无论是与1954年颁布的《劳动改造条例》还是与1982年实行的《劳动改造条例细则》相比，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应当讲，这些权利的规定在一定程度凸显了囚犯劳动制度的权利特点，使其不仅仅是一项强制性义务。不过，这些权利性规定一方面由于立法薄弱，在占据主导的义务性规定面前往往显得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在囚犯劳动实践中也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是囚犯的劳动休息权保障严重不足。立法与相关政策规定的劳动时间过长，司法部规定“罪犯每周劳动（包括集中学习时间）六天，每天劳动八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即实行每周6天工作制。这相对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5天工作制而言，明显偏长，属于政策滞后。
囚犯劳动报酬权有待贯彻落实。“获得劳动报酬是囚犯参加劳动的一项核心权利”
[4]。目前，囚犯有偿劳动已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纳。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对囚犯给付劳动报酬是恢复其人格尊严的有效方法。在我国监狱劳动实践中，囚犯没有工资报酬。在《监狱法》颁布之前，由于立法没有规定，自然谈不上劳动报酬的问题。不过，即使是《监狱法》实施10年来，“绝大多数监狱也没有落实囚犯的劳动报酬” [5]。尽管监狱以实物或者奖金等形式发给囚犯一定数量的物质奖励，但显然不是作为一种基本权利来看待的工资报酬。相反，带有恩赐性，给与不给，给多给少都是监狱说了算。这种做法并不合适。囚犯无偿劳动背离了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有关监狱的立法和实践中都主张对参加劳动的囚犯支付劳动报酬” [6]。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我国立法滞后及受各种现实因素制约，囚犯劳动缺乏有效保障。一方面，囚犯劳动条件缺乏有效保障。在相当部分监狱的行刑实践中，囚犯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条件达不到国家标准，安全生产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有些监狱组织囚犯从事外役劳动，加大了监管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三）中国囚犯遭受侵害获得救济权保障现状
大部分囚犯的缺乏法律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以为自己犯了罪，别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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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对待自己都是应该的，因此往往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不知道保护自己。为此，法律赋予囚犯获取律师帮助权，提升其自救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在我国，囚犯获取律师帮助权的制度保障十分滞后。相关立法长期以来从未明确地肯定过这一权利，相反有关政策却明确予以否定。事实上，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对于囚犯获取律师帮助权，“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实践中监狱机关一直不予支持” [7]。因此，囚犯获取律师帮助权长期被排斥，甚至根本就没有被当作一项权利来对待。
为保证囚犯对所受不法侵害能够得到救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了囚犯控告检举权。不过，由于控告检举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而相关制度设置并不合理，缺乏有效程序保障，导致在实践中被严重虚化，从而很难有效救济囚犯的权利。就权利本身的内容看，囚犯控告检举权更多的是被看成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属于一项政治性权利，缺乏公民对于自身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功能。《监狱法》第22条规定：“对囚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按照这一规定，监狱有权力对控告检举监狱自身及其监管人员的材料自行处理，在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的，只要囚犯控告检举的情况属于一般性违法而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监狱就有权自行处理。这严重违背了程序中立原则，对涉及监狱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告检举由于缺乏第三方中立裁决的制约，相关控告材料很容易被监狱工作人员扣押。甚至更为严重的是，监狱及其工作人员面对控告检举自身的相关材料时，除了扣押外，很有可能对控告检举者进行打击报复，致使囚犯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久而久之，很少有囚犯敢行使这一权利。
保障控告检举权实现的外部监督程序设置严重不当，权利实现程度偏低。尽管《监狱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公检法等多家主体处理囚犯的控告检举，但这种多头负责的规定很容易导致责任虚化：谁都管往往意味着谁都不管，谁都有责任往往意味着谁都无责任。在实践中，真正起点作用的也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在监狱派驻监察部门对监狱行为行使监督权，对刑罚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通知其纠正。但由于其权力范围仅限于建议权，法律对监狱及其工作人员不接受监督意见、不纠正违法行为是否应承担法律后果、承担何种后果，并未作规定，导致对监狱活动的监督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实践中经常出现由于缺乏法律责任的追究，监狱对检察机关的纠正建议不理睬，囚犯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
在我国，由于对监狱刑罚执行制度定位的中国特色导致囚犯诉权缺失。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监狱对囚犯执行刑罚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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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监狱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监狱人民警察已经被列为公务员序列，但作为管理者的监狱与被管理者的囚犯，并非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刑事司法法律关系。《刑事诉讼法》将监外执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刑罚执行行为与诸如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缉、搜查、收押等刑事侦查行为一起作为刑事司法行为加以规定。而根据《行政诉讼法》，刑事司法行为不同于行政行为，属于不可诉行为；《国家赔偿法》将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承担的赔偿责任列入刑事赔偿范围，和行政赔偿明确区分开来，进一步强化了监狱行刑行为作为刑事司法行为的不可诉性。
对于囚犯的国家赔偿取得权，《国家赔偿法》规定，囚犯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监狱及其工作人员非法侵害时，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并规定了取得国家赔偿的程序和方式。l995年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第4章第7条则进一步规定了赔偿请求人的申请复议权。这些规定有助于监狱及其工作人员防止和减少对囚犯职务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保障囚犯权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权利保障效果差、实现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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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中国囚犯人权保障体系
（一）提升全社会的囚犯人权观念认同
为实现提高囚犯人权保障水平的目标，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在整个社会加强人权观念教育，转变民众、官员的思想观念，促使包括囚犯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树立起正确的人权观念，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现实的人的人权信念与人权信仰的培育，乃是我们的人权努力的一个重要而急迫的现实任务” [8]。毕竟，法律可以修改，制度可以健全，“但长期形成的漠视囚犯人权的思维惯性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要真正做到尊重和保障囚犯人权，任重道远” [9]。
让每个公民都懂得自己有哪些基本人权，如何去维护这些基本人权，是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全体成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对人权实现有重要影响：社会民众必须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权力主体必须具有正确的权利观念才能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有效的权力保障。由此可见，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是确保人权实现的观念保证。
促进全社会人权观念现代化。社会的变革需要理念的创新，理念的创新需要思想的启蒙，思想的启蒙需要仰仗长期的教育，人权思想的启蒙同样需要仰仗有效的人权教育。其中，尤其是法律教育，向人们传播法律知识，端正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树立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治的追求。让民众知道自己和他人有什么权利和如何维护权利，也知道自己和他人有什么义务和如何履行义务，成为理性公民。为此，必须认真对待人权教育。
1、建立国家人权教育机构，建立健全人权教育制度体系
当前，这一人权教育机构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能力，尽量接近国际主流人权教育机构设定的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推动人权教育事业发展。其中，重点是推动以下四方面工作：
（1）加强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常规信息协调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组建起完备的人权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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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强化人权教育队伍培养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教育合作，培养一支具备与国际人权教育界对话能力的人才教育队伍。
（3）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
充分发挥专门研究机构的“智囊团”作用，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包括我国囚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等各类人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提出相应对策与措施。
（4）积极推动《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2.加强人权通识教育，努力提升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
需要从加强人权通识教育、促进人权职业教育上下功夫。就人权通识教育目标而言，应当努力提升社会一般民众的四大权利意识与人权观念：
（1）主体意识
能够认识到权利体现着社会化了的人的主体地位，知道自己依法享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及其他基本权利。
（2）维权意识
能够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
（3）尊重意识
通过教育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宽容精神、平等意识，能够认识到所有的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并对他人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
（4）对抗意识
通过教育能够使得社会民众认识到人权是公民手中所掌握的对抗国家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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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人权通识教育的受教对象看，包括社会人权普及教育、学校人权专业教育和囚犯人权专项教育三类
（1）推广社会人权普及教育
由国家人权教育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包括人权知识在内的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
（2）努力推进学校人权专业教育
应当在大中小学生中开展人权教育，开设人权理论与实践课程；组织编写人权教育普及读物，作为大中小学的正式教材。“在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国际关系、行政管理、法学等专业中尽快设置专门的人权教育课程” [10]。
（3）加强囚犯人权专项教育
对囚犯进行权利意识教育，让他们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并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从而使其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可以通过编发人权小册子的形式向囚犯进行人权教育，增强自我维权意识与能力。
促进人权职业教育，切实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囚犯人权保障意识。对于囚犯人权保障与实现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刑罚执行大权的监狱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和人权意识。当前，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是对监狱工作人员进行人权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加强对监狱干警人权观教育，加强干警尊重囚犯人权方面的教育，加强人权知识的培训，努力提高干警的人权意识和执法水平” [11]。为此，针对监狱工作人员的人权培训，除通识教育包含的基本内容外，还包括特定内容的职业培训，编印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有关监狱规则的小册子。
（二）完善囚犯人权保障的制度安排
人权保障最为切实可行的途径是通过正式法律将人权这样一种权利法律化和制度化，使人权转变成为法律性的权利和法律性的义务。完整的人权保障体系包括人权体系宣告制度、人权受侵预防制度和人权受侵救济制度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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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囚犯人权体系宣告制度
对于囚犯人权的制度性宣告，应当采取与国际接轨的立场，在参照并采纳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与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兼顾我国监狱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可以设想分为两部分，即在《监狱法》总则部分作宏观层面的囚犯人权精神宣告，而分则部分作微观层面的囚犯人权具体内容宣告。在总则部分，确定囚犯人权保障基本宗旨，即在《监狱法》中明确监狱行刑定位中的人权保障内容。如前文所述，我国《监狱法》社会秩序保护优先于囚犯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人权保障优于社会秩序保护背道而驰。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相关标准，现代国家设置监狱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囚犯接受监禁惩罚，帮助囚犯顺利重返社会。同时，考虑到全国人大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人权条款正式写入宪法的时代背景，结合监狱行刑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的功利目的，需要对监狱行刑基本价值取向重新定位，可将《监狱法》第1条“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修改为“为了正确执行刑罚，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囚犯人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将现行《监狱法》第7条这一囚犯权利条款，前移为第2条，改变关于监狱、检察机关等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地位的规定先于囚犯法律地位的规定的立法格局，从而与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规定的立宪顺序保持一致。同时在这一条中确立囚犯的公民资格，明确规定囚犯作为犯罪的公民，享有基于人之为人、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人格权，并将免受酷刑权、劳动权、救济权等囚犯权利内容明确规定为囚犯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应当将现行《监狱法》第7条“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修改为“囚犯作为犯罪的公民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法律人格权，其免受酷刑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接触外界权、受减刑假释权、救济权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2.健全囚犯人权受侵预防制度
我国应在现有监狱权力制约机制基础上，重点加强以下两方面建设：一是权利对权力的对抗机制；二是权力对权力的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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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惩戒制度，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对抗机制
应当参照联合国囚犯待遇有关标准，从三方面努力：
1）明确惩戒限度
监狱惩戒囚犯的根本目的固然是维持监狱纪律和秩序，但是这种纪律和秩序必须是监狱内必要的纪律和秩序。《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7条规定：“纪律和秩序应当坚持维持，但是不应实施超过安全看守和有秩序的集体生活所需的限制”。这一规则将囚犯可能受到惩戒的纪律和秩序概括为安全看守和有秩序的集体生活所需的纪律和秩序。
2）确定惩戒法定原则
在监狱内和在外界社会一样，对任何行为的惩戒都必须依法进行，在这一点上并不因为囚犯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有任何区别。相反，正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又处在一个相对不为外界了解的封闭环境中，他们的各项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所以对其违纪行为的惩戒更应当依法进行。
3）建立并完善惩戒程序
建立听证制度，对囚犯实施的惩戒必须是公正的，而必要的听证制度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保证。在听证过程中，由控辩双方进行质证和辩论，主管机关在彻底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依法决定对囚犯是否予以处罚或给予何种处罚。同时，囚犯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适当的法律帮助。
（2）完善监督制度，强化权力对权力的制衡机制
对监狱权力运行监督而言，权力对权力的制衡机制的内容主要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权机构的独立调查、检察监督等方式。在这一系列权力制衡机制中，当前最能迅速见效的措施无疑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就完善检察监督而言，需要从以下四方面来强化检察权力对监狱权力运行的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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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的职能作用
一要在立法中明确检察机关随时介入制度；二要建立检察人员与囚犯随时约谈制度；三要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强化全程动态监督制度。
2）强化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职能作用
检察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对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后，被监督者必须作出法律规定的反应，且这种反应应当是对违法行为的制止或对违法者追究相应的责任。只有权责明确了，检察机关才能规范各项刑罚执行监督机制，保障囚犯合法权益。
3）强化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
检察机关在发现违法、纠正违法的过程中，对于发现刑罚执行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应当及时提出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从而保证刑罚的正确执行，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建立刑罚执行监督责任制，检察人员承担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和工作程序、为履行职责而享有的权利、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形式、责任追究的主体和程序。
3.构建囚犯人权受侵救济制度
（1）建立囚犯申诉机制
必须为囚犯对自认为在监狱服刑期间所受的不法侵害和不公正待遇提出的控诉而设计一套完整的申诉机制。这一机制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明确规定囚犯享有知情权
凡是与囚犯相关的监狱信息，其均有权利了解。只有了解了这些信息，他才明白自己在监狱里的时间应当如何度过；他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监狱机关鼓励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监狱机关禁止并且要加以惩戒的；他才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权利而又负有哪些义务；他才清楚如果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如何寻求法律保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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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囚犯申诉渠道畅通
我国当前的监狱行刑制度，由于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囚犯对监狱行刑过程中的申诉机制，把申诉权仅限于法院刑事裁定，使得监狱管理行为缺乏囚犯的自我救济途径。对此，囚犯了解与其有关的监狱信息之后，如果在服刑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有权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申诉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确立秘密申诉原则
有一些囚犯因为害怕监狱管理人员的报复不敢对监狱管理人员和监狱机构提出申诉。为此，有必要建立一种程序，使囚犯能够向监狱检察官或地方行政官员等独立于监狱机构的人员或机构进行书面的秘密申诉。
4）囚犯有权获得对其申诉的答复
有关人员和机构对于囚犯的投诉，应当予以答复。
（2）完善囚犯人权司法救济机制
司法救济是各种法律救济中最基本的救济。就我国囚犯司法救济而言，要建立健全囚犯与普通公民同等的诉权。一方面要构建监狱司法审查制度。如果囚犯的申诉在行政部门得不到解决，或者囚犯不愿意通过申诉解决问题，那么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当前，我国监狱制度排斥囚犯对监狱的行政诉讼机制，使监狱管理行为缺乏司法审查，处于监督无力的状态，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不相适应。为此，“应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监狱制度，完善并扩大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将囚犯改造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利用司法判决的终局性，纠正监狱权力的违规运作” [12]。另一方面，还要确保这一权利实现方式的有效性，要进一步完善囚犯与法院通信制度，明确囚犯有权直接与法院通信，提出控告或者申诉，至于控告或者申诉的内容是否有理、合法，由法院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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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当今世界，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全国人大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对人权作出庄重承诺的宏观大背景下，在中国正面临着经由全国人大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与日俱增的现实压力下，以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为主要参照系，对中国囚犯人权保障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试图为中国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人权入宪的宪政精神并早日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供一些可能的合理的理论支持。
注释：①.如果说囚犯是人类成员还只是从抽象人性角度探讨囚犯人权问题的话，那么，从社会共同体成员角度分析囚犯人权就已进入到问题的具体层面了。
②.当然，不可否认，基于帮助囚犯矫正恶习、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对囚犯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法律家长主义，强制有劳动能力而有不愿劳动的囚犯劳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那些有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习惯的囚犯，如果不做强制性要求，可能不愿参加劳动。囚犯不参加劳动，便无法学习或增强释放后谋生的技能，通过监禁使其能够过一种自食其力的诚实合法生活的目的便无法实现。但除此之外，囚犯便基于行刑常态原则而享有比较充分的劳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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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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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恒勤.论新时期囚犯监管改造制度的发展与创新［J］.中国监狱学刊，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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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致谢
本毕业论文是在我的指导教师胡信华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题目的正确选择，到最终定稿完成，胡老师都始终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坚定的支持。毕业论文暂告收尾，这也意味着我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活既将结束。回首既往，自己一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能在这样的校园之中，能在众多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老师们的熏陶下度过，实是荣幸之极。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学习上和思想上都受益非浅。这除了自身努力外，与各位老师、同学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毕业论文的设计是对大学学习生活的一次全面总结，通过选题、查找文献、确定文献、初稿、修改、再修改、定稿、装订这一系列学术训练，对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视野是一次大的升华提高，也为本科学习生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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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释人员的人权保障 一、人权的发展及含义 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天赋人权”思想。斯滨诺莎在其著作《神学政Z论》中明确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权利。霍布斯、洛克等其它一些启蒙思想家在受到“天赋人权”思想影响后，分别提出了对“人权”的理解和看法，也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人权的重视。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平等地享有自然权利，生存的权利，绝对的自由和自卫自救的权利。洛克认为在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平等的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其它的权利。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都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而这些自然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1776年美国首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中写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会议上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就写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人权观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古代儒家学说非常重视“仁”的思想，孔子“民贵而君轻”的思想更加体现了儒家对于人权的重视;孟子的“人性本善论”更是体现了人权的思想。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入侵，也使得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
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其中就包括了人权思想。马克思人权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促进了我国对人权的重视和发展。19XX 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新中国政F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②此后，人权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同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地大物博，且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人权的保障必须借鉴我国的国情。我国宪法和其它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人权”的具体概念，但“人权”思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Z、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被丰富和发展。我认为，“人权”就是人在社会生存中所享有的平等权，自由权，生存权及其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不能被剥夺，不因人们的身份、地位、财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张文显先生在《权利与人权》一书中指出“人权的实体内容大致包括了生存权利，政Z权利和自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三类权利的关系是:生存权利和人身权利是最低限度的权利或首要权利，是人权的起点……”③。 二、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生存权得不到更好的保障 我国每年都有70万左右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而且这一数字每年都在增加。刑满释放人员因在监狱中所处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在他们回归社会之后往往首先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大多数的刑释人员文化素质偏低，有调查数据显示，刑释人员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
人权的国际保护 一、人权的概念 邵津：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作为人而享有或应该享有得基本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平等、自由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饶戈平：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人权的国际保护 邵津：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指国家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饶戈平：人权的国际保护即国际人权法，是指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而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也涉及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非PPT:人权的国际保护历程：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人权的保护起初只有国内法保护，但历史上也在特定领域中存在着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包括：保护宗教上的少数者、人种少数者、语言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和奴役制度；国际劳工保护；保护战争受难者。 人权国际保护受到正式和普遍重视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独裁和野蛮侵略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国际保护机制以保证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着《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承认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宣言、条约相继通过，人权的国际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独立分支也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方式 （一）国家通过参加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保障人权和改进国内的人权状况，这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国家未参加有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但根据该国所确认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活动保护人权。 四、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可以限制或改变国内管辖权或不干涉内政原则。假设人权与主权对立，也不能以取消联合国与其宗旨为核心部分相关的职能为代价。 部分国际法学家的观点：人权具有特殊性和相对性，个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不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制约，也受国内道德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人权保护目前主要是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国内法来调整。
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的思考 摘要：在整个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体系中，人身权利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其范围广泛、内容复杂，主要与服刑人员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但由于其身份特殊，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明显窄于一般公民，本文主要从服刑人员享有的人身权利的特点、范围、缺损和救济等相关方面来分析，力求从务实的角度，展现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 自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雪梨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1 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妓女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
论述罪犯的权利保障 监狱学1021 张纹超10号 摘要：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有的权利不仅要由法律确认设定，而且要由法律进行保障。离 开法律保障，权利同样不能实现。实质上，依法保障人们的合法权利，既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我国在国家对罪犯执行刑罚过程中，监狱作为国家的代表，与罪犯构成了以一定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从罪犯方面讲，其作为这种法律关系的主题，自然享有法定权利，也必须履行法定义务；从国家和监狱方面来讲，只有切实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才能维护国家和监狱法制，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监。 关键词：权利保障罪犯 一、立法保障 首先为了确保罪犯享有的各项权利得以实现，我国《监狱法》总则第8条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监狱的财政保障体制和投资保障体制，为罪犯人权保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 其次，将罪犯的权利在法律中明文加以规定，这已在《监狱法》中作了广泛而具体的规定，使罪犯的权利成为成为法定的权利而不是任意的权利，从国家立法上保障罪犯的权利。 第三，为了保证罪犯权利的实施，《监狱法》和《刑法》《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滥用司法、执法或者其他行政权力非法侵犯罪犯正当权利的行为予以处罚。对侵犯罪犯权利者构成犯罪的要予以法律追究，并以法律形式昭告于天下，不仅世人知道，而且罪犯本人也清楚。这都为罪犯实现其应有的法定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司法保障 在监狱行刑实践中，通过具体的执法监督工作和措施保障罪犯的权利。如为保证罪犯的合法权利以及人格最严不受侵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他们听取被监督人员的意见，受理他们的控告，发现问题及时作出处理。为了便于罪犯反映情况，人民检察院在直接设立检举控告箱，定期开箱，收取检举控告材料，并将查证情况，明确答复检举控告人。凡罪犯写给各级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及其负责人的检举控告信件，监狱机关不得扣压，对提出检举控告的罪犯施以打击报复的，要受到追究和查处。此外，政府官员、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经常视察监狱，了解情况，对《监狱法》有关规定的落实情况以及监狱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检查监督，以保障罪犯权利的正常行使。 三、社会保障 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除了附加有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应当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之外，其他释放人员应当享受作为一个公民的一切权利。但由于刑罚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心理的惯性作用，罪犯在刑满释放后，即使不再重新犯罪，也不一定能获得社会上某些人的承认和接纳。因此，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保障，其中包括合法权利的保护、物质帮助与救济、就业与安置、生活指导与帮教等方面，使刑满释放人员应享有的权利成为完全真
人文学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法律全球化下的人权国际保护 学生姓名：杜碧月学号：090904113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郑淑霞 2012年月12月 25日
3. 毕业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的方法 为了从总体上能够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作出全面的评价，首先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追溯到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发展的历程。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获得对国际人权保护全面了解，认识国际人权保护的实质，得出对其正确的评价。 （2）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人权国际保护研究的比较，分析了法律全球化下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背景、现状、趋势，在不同层面的人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寻求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一步结合我国的保护现状研究我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该做出何种建议和完善。 （3）实证分析的方法 本文试就法律全球化与人权国际保护的概念、内容和特性作一定的分析,从其发展历史、发展背景、原因等各个方面研究，阐述了当下世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主要参考文献简述 [1] 贺鉴《霸权、人权与主权：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有机结合，重视个案分析。本书通过考察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的历史演变以及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系统研究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剖析后冷战时代国际人权保护与国际干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规范国际人权保护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的对策。 [2] 黄文艺《全球化的法律分析》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书汇集了国内众多法理学、国际法学知名学者关于法律全球化方面的论述，意在向读者展示中国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的解读。本书包括17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制、法律场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与法律区域化等涉及全球化方面的法律问题。全球化问题引入法学场域，不仅意味着法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知识总量的增长，更带来的法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展示了法学界在全球化研究上的学术进步和进展。
对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的思考 摘要：在整个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体系中，人身权利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其范围广泛、内容复杂，主要与服刑人员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但由于其身份特殊，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明显窄于一般公民，本文主要从服刑人员享有的人身权利的特点、范围、缺损和救济等相关方面来分析，力求从务实的角度，展现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 自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雪梨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1 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妓女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澳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在日益繁华的当今社会，经济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刑事诉讼文明、刑事诉讼民主更是不可或缺的话题，社会对人权利益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实现诉讼民主文明的基点,也是刑事诉讼本应具有的品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对人权保障缺少必要的注重,这种忽视必将带来缺乏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我们要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培育现代权利文化,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本文将简单的讨论中国内陆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和刑法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以及不足点，以供相互弥补与促进。 【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一、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和追溯 人权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及其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充分享受及保障自己权益的权利。实质上即是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法律、道德等正确的形式满足其所应有和实有的社会地位、需要和利益。人权保障经历了如下三大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人权”一词，其在《论世界帝国》中指出：“帝国的基石是人权。”经过几代人的
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以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为核心的人权理论1。18世纪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权理论也进一步发育成熟和系统化，并被提升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2。它前后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史，核心内容是强调“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实质是废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一项伟大进步3。 第二时期，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延续，形成了以消灭剥削，实现新的社会自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人权观，即社会主义人权观。1917年十月革命，其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人权观，目标是推翻沙皇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其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积极成果，而且超越并向前发展了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是先进的人权类型4。 第三个时期,20世纪,人权运动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各国，逐步国际化与多元化，人权观念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人权的法治化进程。大多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关于人权的条款。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形成了宪章人权保护体系。许多地区性的人权保护法律规范产生。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诉中的发展 （一）关于自认制度 自认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于对其质证的罪责予以承认的事实。在这1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6. 2王家福.中国人权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赵世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1991.(5).
试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班级：姓名：学号： 摘要：在现今社会人权问题越来越上升为热门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关注人权保护问题，中国列入世界轨道，在这一方面也有所行动，归根结底，人权问题是国家问题，人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只有人权得到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本文将从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和国家人权保护机构的设置两方面讨论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立法人权机构 一、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义务 人权从自由权中心主义逐步转化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重的价值体系后，国家保护人权义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保护的范围，而且保护形式与程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国家保护人权义务是人权观念与人权分类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传统的人权分类理论下，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是比较单一的，片面地追求“作为人权保障堡垒的司法部门的应有规范性命题，没有充分关注经验性的价值”。随着宪政文化的多样化，人权保障理念开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仅仅“通过司法权来实现人权保障”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新的人权内容与分类。 首先，人权的实践性得到了强化。在传统理论体系下，人权虽表现为高度价值化的体系与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实践功能。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实践中的人权”、“规范的人权”、“运动中的人权”理念逐步变为社会的人权价值，人权的实践性表现为程序化、国际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价值互动过程中，人权的价值日益走近实际生活，这对国家人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作为人权保护义务主体的“国家”概念发生了变化，即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到实体生活中的国家的转变.国家实际上是指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的活动，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与公权力活动有关或实际上行使公权力的机关活动。国家机关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主体，首先要保护一切基本权法益，并以此作为进行活动的道德和法律基础。人权保护义务首先指国家机关对基本权法益的“国家保护义务”，其义务包括：作为人权而得到的保护利益；第三者的利益；紧急状态中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采取预防手段减少人权主体利益受到不当的危害。国家必须保护人权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个人是国家的基石，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实现就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 再次，国家保护人权义务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保护的内涵从消极性的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护，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道德与法律要求。爱德和凡一胡佛等人认为，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尊重的义务；第二，保护的义务；第三，满足或确保的义务；第四，促进的义务。对这种分类日本学者大沼教授做了如下解释。他认为，人权尊重的义务是指国家避免和自我控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保护的义务是指国家防止和阻止他人对个人权利侵害的义务；满足的义务是指国家满足个人通过努力也不能实现的个人所需、希求和愿望的义务；促进的义务是指国家为在整体上促进上述人权而应采取一定措施的义务。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义务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的整体性义务，尊重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应该履行的保护、满足与促进的义务，尊重只是国家义务的前提与基本的道德基础而已。在宪法
试论人权的性质(一)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一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二《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
监狱服刑人员申诉权利维护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的时代背景下，避免和纠正冤假错案确实维护和保障罪犯申诉权利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罪犯由于被羁押使他们的申诉权利更不容易得到实现和实际保障。如何让罪犯同样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实现正当的申诉权利，是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面对的重大课题。 “申诉”是指“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公民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依法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罪犯申诉，是指罪犯认为自己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错误，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刑罚的请求。申诉是罪犯的一项法定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监狱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的应当转请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进行处理的内容。《监狱法》同样规定对于罪犯因对生效的判决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并且对于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执行机关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的内容。可见在我国罪犯的申诉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罪犯申诉是司法机关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来源。 一、我国罪犯申诉权利保障的现状 近年来，经媒体广泛宣传的司法机关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还有“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
意杀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案”等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把检察机关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冤假错案，没有一起是在监狱服刑期间通过监狱和驻监检察机关申诉成功的。虽然这些冤假错案的当事人都在监狱服刑改造期间坚持申诉，但最后都是在监狱服刑完毕释放后再申诉维权成功被法院改判无罪的。我们驻监检察机关和监狱在维护和保障罪犯申诉控告权利方面的工作还存在明显不足之处。正在监狱服刑罪犯的申诉维权之路是如此艰难，驻监检察机关和监狱机关应深思在对罪犯进行服刑改造执行刑罚过程中，如何切实维护罪犯合理申诉权利，畅通申诉渠道，正确对待申诉罪犯特别是多次申诉未果持续申诉维权的罪犯，提高服刑罪犯申诉维权的效果。 二、我国罪犯申诉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法律未赋予监狱对生效判决的实质审查权 从罪犯被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执行开始，监狱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只是审核收监的“三书一表”（即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法院的判决书、结案登记表和刑事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形式要件，但无权对送交的法律文书进行实质审查。只要送交的法律文书形式要件满足规定监狱就必须收监执行。《监狱法》第16条规定当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时，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必须要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同时移送给监狱。对于上述文件不全的，不得收监;如果是内容记载有误的，由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作出更正。法律并未授权监狱可以对判决的内容正确与否进行实质审
目录 内容提要 (2) 浅议对人权的法律保护 (3) 1.人权保障的概念和特点 (3) 2.对人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原因 (3) 3对人权进行法律保护的方式 (4) 3.1宪法 (4) 3.2法律 (4) 3.3行政法规 (5) 3.4地方性法规 (5) 3.5中国政府加入和签署的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5) 4目前我国对人权进行法律保护的不足 (5) 4.1、人权保障立法不完善 (5) 4.2、行政执法侵权比较严重 (6) 4.3、司法机关侵犯人权屡有发生 (6) 参考文献 (8)
内容提要 在当前，“人权”一词，无论是对于政治家、理论家抑或是普通的公民，都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藻。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我国，自一先从理论上打破人权研究的禁区后，对人权从法律上加以保障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国际人权运动的推进以及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生效，都促使我国对人权的保障在立法和司法上履待完善。为了尽快使我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使人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也为了改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人权的保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实体法和程序法构成的基本法律为支柱，以单行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为辅助，共同构成了我国对人权进行保障的有机体。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人权观。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享有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等。享有人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单个的人，也包括人的结合，即群体、民族和国家等。人权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是对人的行为自由和价值的确认，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也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等权利。 人权不是天赋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权不是抽象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和平等，其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字：人权；保障；法律体系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典。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把人权保障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按照刑诉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规范的考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刑诉法典。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刑诉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刑诉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诉法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第二,调整诉讼结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落实到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47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保障权。“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在侦查一章的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
什么是内政？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说这个问题应当从主权说起。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博丹首先提出，他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统一持久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继博丹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国家主权观念延展至国际社会，着重从国际法学角度突出了主权的对外性质。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点是国家主权的根本属性。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所谓对内的最高权，即内政的权力，凡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家，均有权自行决定。 什什么又是人权？人权又属不属于内政？所谓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包括生命权和生存权、政治权和公民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民族权与和平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思想。 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一次提出人权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人权都具有国内性，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鉴于几千万人死于战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被法西斯残酷践踏，各国对人权问题开始予以深刻地关注，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世界和平、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法问题，至此人权问题开始真正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第一次被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文件《联合国宪章》中，宪章明确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拘束”，并在第一条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对人权保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至于被认为“除了追求和平联合国再也没有比实现人权更重大的目标了。”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昔日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性。随着整个世界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强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连结日益紧密化，人权问题已越出国家界限成为全球问题。人权保护没有国界，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然而，我国领导人1992年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发言却指出：“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因此，观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的国情。要求世界各国照搬一国或少数几国的人权标准和模式，既不适当，也行不通。中国重视人权，并主张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和合作，而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国际人权保护的四项措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人权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法律价值，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更重要的是，人权实现需要一个切实可靠的制度内和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在国际上，人权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制度和机制加以保障： 一是通过立法来建立各项人权保障制度是各国实现人权的最重要的国内法措施。人权实现首先是依靠各国立法手段实现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是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手段，把需要加以保障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的人权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将人权要求上升到人权规范，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权的实现。 通过宪法和法律等国内法措施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也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要求缔约国履行的公约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尽最大能力承担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是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也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因此，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人权的实现是人权保障机制中最重要的步骤。
二是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实现人权的有效法律救济是大多数国家在人权保障中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在人权实现的保障机制中，基于诉权产生的司法审判程序是保障人权实现的最有效的机制。许多国家都将司法审判程序作为本国国内法上保障人权的最终和最有效的环节，特别是一些国家还建立了专门以审判人权案件为任务的宪法法院和宪法审判程序。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3号一般性意见第5项具体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除了立法之外，可被认为是适当的措施还包括，为根据国家法律制度属于司法范围的权利提供司法补救办法。例如，委员会注意到，不受歧视地享有公认的人权往往可以通过司法或其他有效补救办法得到适当的促进。 三是依靠各种从事人权保障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来提高政府在实现人权保障中的能力。早在美国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就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作为对非政府组织在保障和促进人权中的作用的肯定，《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确保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68年5月23日以1296号决议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非政府组织具有三种咨询地位的决议。目前，非政府组织广泛地活跃在区域性和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中，帮助有关的国际人权机构来审查缔约国提交的履行公约的报告。有些非政府组织还代表受害人向国际人权机构提交人权受到侵犯的指控。如美洲人
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狱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十分必要且势在必行。文章对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构成、保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保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引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将人权保障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定的主体,一方面,它拥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以及法律专门赋予服刑人员的特殊权利,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服刑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丧失了一些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或者某些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其人权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此就如何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服刑人员概念与范围界定 服刑人员是指依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或者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依法被关押于看守所，监狱或者在社区服刑的人员。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可见，“在监狱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范围是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余刑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① 二、监狱服刑人员权利的内容 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这一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刑法学者屈学武教授的观点,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平等权。监狱服刑人员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这是由我国法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指导原则所决定的。既包括了作为 ①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83页。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权，重视人权的国际立法。随着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国际人权的保护问题不仅成为国际立法的热点问题，也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国际人权的保护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发展。在这里我从以下几点来分析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 一、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历史发展及背景 联合国成立的这一年可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权保护的起点。在这以前没有系统的国际法律规则旨在使国家负有义务尊重一系列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世界性的系统阐明人权的国际文件。尽管宣言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本身不具有条约那样的法律拘束力，但是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因而构成了后来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人权国际文书的重要基础。经过了国家实践的过程，宣言亦成为了习惯国际法。1966年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各国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表明了国际人权法的初步形成，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三个法律文件连同《世界人权宣言》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是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文件。到目前为止，仅联合国系统内通过的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宣言、建议、公约及决议等国际文件就有70多件，其中条约20多件。这些条约涉及到国际人权的各个方面，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有关人权保护的条约体系。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广泛和多层次的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二、国际人权保护的进步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人是社会的主人，但长久以来人的基本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尊重和保护。直到近代，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压迫首次提出人权问题并高举人权保护大旗，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成功后，又相继将人权的保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资产阶级并不是普遍人权的保护神，而且在特定时期还严重践踏了人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使得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二战的暴行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高潮，促成了国际关系的“人权觉醒”。因此，二战之后人权的保护被正式提到国际层面，并陆续以国际法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国际人权保护得到了很大发展。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人权保护的有关公约、条约，并通过国内立法等措施以履行其承诺的国际义务。时至今日，人权保护已被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执行。 三、我国关于人权的国际保护的相关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上影响力及国际作用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态度及做法影响到世界人权以及国际间的人权保护，所以对于我国对人权的保护的态度相当重要。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国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向来尊重和支持联合国对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中国的人权已经制度化、法律化。中国的人权立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将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的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