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撑是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凭据，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时摄于美国芝加哥市的照片。（南方周末资料图）
“衣带诏”确实存在
一百年来，康有为等人因“六君子”的牺牲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成为革命党、维新派的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人们往往不太相信光绪帝斥责康有为的那些谕旨。
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的“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这是百余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宫冲突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他将这份密诏交家人保存，等条件成熟时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许多人不清楚。
如果从头说起，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荡，但大体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的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以负专责。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与慈禧皇太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前途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未必不包含有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之庞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之束缚，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成为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过去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大权可能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之事。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向皇太后提出，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地找到王照与徐致靖，信誓旦旦地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
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拟折。
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头事情，参照康有为的名单，分别缮写了两份推荐折。王照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徐致靖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分别呈递清廷。
王照、徐致靖的两份奏折虽然递上去了，但由此却也暴露了康有为的私心。这样明目张胆地要求别人保荐自己，传出去不免引起各方猜疑。军机章京杨锐对康有为的做法不以为然，预感康有为此举势必引起激烈反弹，于大局极不利。
康有为欲于既有体制外另行成立议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光绪帝第二天前往颐和园时，只是将王照、徐致靖两份保荐奏折交军机处“记名”，作了一个简单登记。
从皇帝方面说，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按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对皇太后来说却不同寻常，因为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皇太后哭诉。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也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新政改革。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老资格满洲政治家，当新政开始时，怀塔布几次故意刁难，出面反对。1898年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管无故扣压王照上书为由，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被革职后，怀塔布第二天就赶赴天津，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的满洲贵族掌门人荣禄哭诉。怀塔布等人的哭诉，引起了皇太后的不安。当她见到皇儿，稍事寒暄后，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皇太后承认，怀塔布之类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考量，她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汉臣提拔到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皇太后担心，如果一味在人事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失去满洲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继续支持现有的皇权中心。对于皇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帝有些能接受，有些不免有解释与辩白。但他的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皇太后，反而激起皇太后的愤怒。这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
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之辞。于是皇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皇太后的愤怒，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密诏诞生记
9月14日两宫的言语冲突，仅在政策层面，并未影响母子感情。光绪帝虽然当面辩解、顶撞，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他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有人能从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他设想请满洲贵族最有权势的重臣出面协调，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
可惜的是，这时恭亲王奕已去世，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进行解释，只会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
光绪帝之所以看重杨锐，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赖、倚重的汉臣。
杨锐与皇帝见面的细节，已不可能复原了，时间应在两宫言语冲突后第二天。当皇帝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后，却遭到杨锐的断然拒绝。杨锐告诉皇帝：“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杨锐的拒绝，主要是基于对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纠纷，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
或许是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这应该是光绪帝9月15日密诏的背景与原因，否则他们既然当面谈过，何须密诏？
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转述这份密诏时文字之所以有出入，并非有意窜改，而是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杨锐转述使然。原文如次：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明发谕旨
杨锐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到这份密诏会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帝当面检讨新政得失时，他似乎也觉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的过激主意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承受极限。针对皇上的问题，杨锐作了三点建议：
一、重建皇权中心权威，由皇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皇上应确认皇太后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二、对所有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获得一些舆论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极差。
三、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杨锐相信，光绪帝如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两宫关系不难协调，新政困难不难化解。
鉴于光绪帝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偏听偏信了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一人而贻误王朝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的一系列决策，他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相信这些议论也会传到皇太后耳朵里，皇太后当面劝诫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实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许多传闻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帝的思想，挑拨两宫，紊乱朝政，非君谤上，建议皇帝对康有为采取决断措施。
这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光绪帝在与杨锐谈话第二天，即9月16日，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在与皇太后相处中，肯定会谈到这些问题。
康有为推动新政有功，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反感，也引起光绪帝疑虑，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为了平息高层的不安，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明降谕旨”：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诏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却引起不同的解读。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晓然。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决策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对他的反感以及光绪帝对他的爱护，他的偏见也促使他不能正视这一反常的“明降谕旨”，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林旭口传谕旨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提出的建议。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接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的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引起林旭的重视，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9月15日），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上当天明发御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此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的角度，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
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御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御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自己，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常识。
康有为“恭录”
林旭毕竟是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
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一面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发誓不惜代价救皇上。康有为谢恩折由林旭持还复命，康有为也明白表示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
然而，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却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其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新政已在守旧势力反扑下彻底失败，光绪帝可能已被干掉。
在康有为煽惑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皇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时，康有为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行装，一旦有不好的消息，即离京出走。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因为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高官，他不愿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的恐慌，笼罩在康有为心头。19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这份“衣带诏”。
按康有为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这在别人或许以为康有为是在捏造在臆想，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上的手谕原件。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实事求是地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遇到清廷的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过录时，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对者以为是康有为作假的证据。其实仔细想想，这正说明康有为诚实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会将各个版本统一起来。
不过，百余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密诏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这份密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也就是杨锐儿子杨庆昶1908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这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头。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的“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见，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他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实现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计划，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的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
摘要: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其警政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警政思想受日、英等国警察制度影响较大。康有为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了新军御外敌、巡捕靖内乱,军入警时巡警、警官的任用需有较高综合素质等主张,推动了警政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以后的建警方略有借鉴意义,但因受到时代的局限,其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关键词:康有为;警政思想;制度层面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人物。甲午战后面对外敌入侵,政局不稳的局面,康有为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警政思想。学界在梳理近代警政思想的演进过程时,认为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不具有创新性。这一认识以韩延龙、苏亦工的《中国近代警察史》中的观点为代表。两位学者在书中指出:“康有为的警政主张,大体沿袭何启、胡礼垣和郑观应等人的观点,没有更大的突破。”笔者认为作为维新派代表的康有为是从宏观制度层面来考量警政思想,这本身就高于改良派的认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另外,康有为确实也提出了新的警政思想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都在后来的警政建设中得到了体现。本文拟对康有为警政思想的来源、内容和评价进行简要的探析。 一、康有为警政思想的来源 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三道奏折中:光绪二十三年( 1897)十二月的《上皇帝第五书》、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正月的《上皇帝第六书》、同年五月上书的万言书。纵观这三道奏折,康有为的警政思想在“设巡捕、整市场”这一基本主张的基础上步步深入,最后在万言书中得到了系统化的阐释。康有为的警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对国外警察制度的考察、学习和借鉴康有为对国外警察状况的初次考察始于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从社会制度角度向发达国家学习,警察制度 “早在1879年康有为读到就是这其中学习的重要内容,康有为是这一学习潮流中的代表人物。 《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地球新录》时就注意到西方警察制度的先进之处。随后,他又到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考察,发现‘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而在我国上海等地的租界中,工部局所设立巡捕房工作模式更加深了康有为对警察的认识。这些阅读和游历为康有为日后警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感性基础。 康有为正是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并大量借鉴日本警察制度来完成其警政思想质变的,这是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康有为的警政思想是他向日本所学国家制度中的子内容。“日本维新以行政兼司法,隶内务省而别立总监之厅。政府、县有警部,凡十等。其职保护人民,其事四:曰去害、曰卫生、曰检非违、曰索罪犯。故警察者,上通政府而下达穷壤。弥教案、诘戎莽、稽印税、缉私铸、佐学校、清田赋,莫不赖之。”显然这些论述表明,日本的警察一方面成为独立的行政建制,另一方面承担具体的职责任务,这就为康有为在中国创立警察提供了制度上的范式。因此,康有为在奏折中提出“设巡捕、整市场”、“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政俗之政,皆督焉”,诸如此类的建警主张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二)对国内早期改良派警政思想的吸收 1895年,改良主义者何启、胡礼恒合作写出了《中国宜改良新政论议》,提出设巡捕的设想。而在同一年,郑观应在重印《盛世危言》时增入了《巡捕》一章,这也是中国最早单独
第 1 页 共 1 页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材料一 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就当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风习各方面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建议、措施和方法,其中要点是要求开放政权,用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通过和缓的改良方法,从上面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②这些要求和建议是直接承继、综合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整个改良主义变法思潮而来的,是它的最后的政纲政策式的提出和概括。③作为行为纲领,这一方面的思想直接服务于当时的变法运动,对康有为本人和改良派具有最直接的实践意义。康有为在其他方面的思想理论活动和宣传组织活动,大都是服务于这一实践目的和现实政纲的。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④康有为努力改革的中心目标是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他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是⑤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西方的样板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⑥中国的专制必须结束;但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它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的中间阶段,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它的落后农业经济必须改为工业经济;私有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化,才是其原动力。⑦在近代生活方式到来之前,必须先有社会与思想上的准备;但本土文化中的有效因子不能一概扫除。 ——摘编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 ①阐述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②指出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思想来源;③点明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实践意义;④指出了康有为变法改革的中心目标;⑤点明了康有为为达成变法改革目标而采取的方法;⑥反映出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变革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⑦说明康有为维新思想中继承传统与革新面貌并存。两则材料论述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凸显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等学科核心素养。 【问题设置】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目标。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摘要】《大同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作，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异彩和奋进。求索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以《大同书》为代表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建构出一种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寻求现代转型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家园，并尝试着将中国文化价值世界化。而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谐思想、素质教育、价值观的选择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同思想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教育思想价值观 一、历史背景 （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同时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逐渐接受了近代的政治价值观念。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 （三）中国人自立自强 近代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在抗争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企图采取不留些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通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四）个人经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走出国门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日本、印度、美国、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等一些国家，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他也曾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渴望自由、平等、博爱，但不久，他在考察西方各国情况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千孔百疮，弊病很多。既然，封建社会已腐败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理想，这就促使他去寻求另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社会，进而诞生了中国人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二、大同思想 （一）平等观 平等观是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点之一。康有为认为“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且女子最有功于人类，男女应该平等。然而，我国的传统却是“重男轻女”。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 评 一、导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
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 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 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 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康有为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宪政思想对此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自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宪政运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宪政思想则是一个舶来品。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75年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其介绍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精义在于“分权制衡”，并第一次把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 1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正中书局印行，1978年1月。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 《长 [1]。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同告子的思想，他说：“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2]生之谓性，即主张在本体论上对性存而不论；在表征上，认为世间万物
就不存在本质差别：“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3] 康有为对孟子和荀子分别关于人性的阐述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比较研究，康有 “天 造化施为。受天之所命不是简单的受造于造物主，更直接意味着人生在世具有的使命感和庄严的存在意义。因此人生来就背负了责任，生存总是伴随着将天之所命在世内展开和现实化的迫切要求。通过这一阐述，论证了人与禽兽的区别，人与人的区别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因而学与不学意义重大，正是居于此，康有为才不遗余力大力开展为学、讲学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求完善自己，更求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教和学的思想 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对“教”与“学”的发生追本溯源，通过这种几乎是社会进化论的还原，对教与学的传统想象作了修改。他说：“教学不知所自始也？人类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兽颛颛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斯。民生颛颛顽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在斯。惟其善于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别矣。 待的：“夫学患不深详，教患不明浅；学患选之不精，教患推之不广，义皆相反。以学为教，安能行哉？”[6]“周官尚有岁月读法，谏救劝德犹是敷教之余法，不与学校相杂”[7]“选举止于士，敷教下逮于民”[8]。康有为所说的教不再是以孔子所说的“成人”（像藏武仲一样博学多识，像公绰一样清心无欲，像卞庄子一样孔武有力，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为目标，而是指一般的社会成员应该能够接受到的最基本素质教育，前者对于新时代来说，过于想
论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 工商管理4班张雪莱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一．背景 1、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已经开始走向两半社会，民族矛盾越来越深； 2、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缓慢发展，要求走上政治舞台； 3、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资产阶级的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国，其政治观念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要求政治改革； 4、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借鉴。 二．维新思想对近代中国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民族
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利益，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为思想武器，与当权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宣传维新变法、图存求强的主张，推动了变法维新政治运动高潮的到来。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自己的抉择，投入改造中国的运动。 三．维新思想的意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志士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严峻关头，挺身而出，为变法图强大声疾呼，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它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维新派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进步意义。
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关系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却直接涉关到对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总体把握和他一生政治行为的评价。无论是维新思想的研究还是大同思想的研究，学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充分肯定了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进步性，高度评价了大同思想的价值，同时也批判了康有为在变法后保皇保教反对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并由此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渐趋复古与保守。显然，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上存在着隔裂其思想发展的一贯性、理论基础一致性的倾向。正确理解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逻辑关系，把其现实政治主张和未来理想看作是他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正确评价康有为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一、价值心态与学术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早期的经历表明，从启蒙到思想的形成，康有为都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积累知识、寻求救国之道的。“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是康有为儒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严格的说在这一传统思想中所经的“世”、所营的“天下”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和世界。在表达对现世积极投入的背后隐含着康有为个人价值心态的形成及其变化，这又促使康有为把探求解脱之路的眼光从现世延伸到了未来。应当说，康有为“经营天下”的大志，在他的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也有着充分的表达。然而，这一“大志”在价值心态的引导下继续发展，以至变成了“经营全球”的境界。因此，康有为的未来理想与现实中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互为一体的，反映了他思考人生和社会由浅及深的思维轨迹。 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①意即他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精英集团——士人的一分子。“士”在古人心目中是以知识和才智著称的知识阶层，孔子使用士、君子和圣人不仅表示地位、等级、出身、智慧，而且还赋予了他们以道德精神典范的内容，他描述的“士”都是肩负重任，不以物质享受为意而以经营天下、显现大道、追求高尚情怀为目的的人物。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因此，孔子把士的社会责任看得沉重而艰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对社会知识阶层的规定和描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怀，渴望和积极参预治理天下的活动，自觉地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完善其外在形象。而所谓士大夫主要是指由儒士而官员的社会精英集团，他们通过从政的实践把儒家的思想贯彻于社会。由士到士大夫，由研读思考到决策治国，士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君子”。事实上先秦诸子无不崇尚圣贤，诸子心目中的圣贤是人中之杰，大致指两类人，一是具体的圣人，即历史上存在过的圣人或虚拟的圣人；二是指理论化的圣人，即原则的人格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在宋明理学中，圣人渐渐失去了其现实和历史品格，积淀为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在理学家的笔下，“圣人”成了“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象”的天道的显现者和实践者。①显然，圣人是超然于世的人，体现天道的人，忧苦难而解民倒悬的人。总之，文化传统中崇尚圣贤的传统，由士人向士大夫、君子、圣人转移、升华、抽象的实践轨迹，无不对以研究经典、专好宋明理学的康有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说，士大夫情调乃是康氏学术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从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到，四十年间，他所读、所注、所著之书以儒家经典、正史、历代会典、圣训及儒学各代名家之书为大宗。特别是从朱次琦习儒后，进一步促进了他自视“圣贤”心态的形成。他自称：“于时捧手授教，……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于是倜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②早年的读书生活使天资聪慧的康有为学贯古今，超然于众人之上，确立了经营天下的大志。可以说从九江先生游，使他明确了自己的价值目标，并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背景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说。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新思想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同”社会构想 ----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细读分析 一、康有为与《大同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作为康有为代表作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学人，首次尝试设计理想中世界的状态。在这个世界性的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家庭、私有制消失、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类过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这就是康有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 太平世大同之道也。”“公者, 人人如一之谓, 无贵贱之分, 无贫富之等, 无人种之殊, 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 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 此广大之道也。无所谓君, 无所谓国, 人人皆教养于公产, 而不恃私产, 一内外为一, 无所防虞, 故外户不闭, 不知兵革,此太平之道、大同之世”，康有为在1884年撰写的《礼运注》中, 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基书轮廓。 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中的人而言，大同社会表征着希望和美好。虽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社会的路”，但其大同设想是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其中的很多设想都很先进也很具体，不仅在当代具有进步意义，对现代执政者设计未来发展道路也仍旧有很大的启发性，集中表达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平等民主的要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时也代表着以康有为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智慧和胸怀，就像康有为本人所说的“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因而这本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思想价值上都有被仔细研究的必要，篇幅关系，本文着重选择个人觉得重要且有兴趣的几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二、重点问题研读 1、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关系是什么？ 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大同书》“混合公羊家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骚天赋人权说、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食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 从他的描述可以看出《大同书》的思想来源多而庞杂，其中，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整本书的思想架构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正赴京会试的康有为联络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爱国士子《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迁都、拒和、变法”。这次运动使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地位也从此确立。 康有为与其他维新人士救亡图存的维新活动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变法，实施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在国外，康有为思想渐趋反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成为保皇派。1913年回国，在辛亥革命后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1927年康有为病逝于青岛。 康有为著述颇丰，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主要教育著作有:《长兴学记》、《公车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试论折》、《请开学校折》等。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重视教育的作用。 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他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为此，康有为把教育当作振兴中国和政治改良的手段。在康有为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弱，关键在于国民智慧的高低，而智慧又依赖教育的发展。中国之弱，即弱于教育之不发达，民智之不开，因此，发展教育、开办新学是当务之急。 (2)变科举，废八股。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使人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形，从而使官吏不能应变，不能为实事，以致于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地赔款。为此，他认为改革科举考试，废除禁锢人才的八股取士，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是当务之急。就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康有为提出：文试要“立废八股”，“罢试帖”，以中国文学、策论、外国科学代之；武试要停止弓刀步石及旗病弓石，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康有为把变科举比喻为“以吐下而去其宿蚵疴”，是必治之痼疾。 (3)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关于学校体系的构想，在乡设立小学，在县设立中学，在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校。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康有为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力图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学制。他把办学校比喻为“宜急补养以培养其中气”的治病良方。 (4)《大同书》中的教育思想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等级制，“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是有一个前后相衔接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在这个学制体系中人人必须学习到20岁。它包括人本院(已怀孕的妇女进入本院，接受胎教)、育婴院(婴儿在人本院到6个月，断乳后，进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小学院(儿童在此接受初等教育，至10岁)、中学院(从10岁-15岁，接受中等教育)、大学院(从16岁- 20岁，接受高等教育)。 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里“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在公费的条件下接受教育。特别是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享受各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康有为重视学龄前教育，强调胎教的意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摘 要]“大同”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理想,大同世界更是为万千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其大同思想虽是“乌 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 [1] ,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图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进行研究，发掘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和谐社会；时代价值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莫过于建立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中国近代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同世界,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他无法找到实现人类大同的现实通途。研究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思想, 分析其中的积极意义和缺陷, 对构建和谐世界和实现全人类幸福,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大同思想的积极意义 康有为大同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康有为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传入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作用。 第一,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它对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能够起到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大同思想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高度物质文明、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人人劳动和财产共有的“大同”世界。它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文明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人权的要求,具有极大的民主主义启蒙意义。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实际上正是对当前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强烈抗议。大同空想是反封建的呼声。 第二,康有为大同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起到社会主义的启蒙作用。有些主张不仅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致,甚至有所发展。比如康有为提出“去 [1]董重转，王秀云《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九界”,达到大同极乐世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没有提出过;康有为提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UUT-WUUY-WBBGB-BWYTT-1982GT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特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现代化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康有为摒弃传统的身心体认的学问方式，而提倡经验知识的掌握；强调逆乎常纬以突破传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提倡开拓心胸以包容他者。“勉强为学，逆乎常为”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康有为儒学现代化为学 康有为关于为学的思想主要反映在《长兴学记》、《教学通义》、《大同书》等书中。《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时候的学规。康有为通过对为学的观念的重塑，试图将学者的旨趣从身心修养和实证考据转移到对对象世界的经验认识之中。《长兴学记》的主要思想包括：以生之谓性的自然主义态度解释作为学习的主观条件的人性；强调“勉强为学”，将“逆乎常纬以为学”作为学习的基本态度；将学问的归宿放置在抽象的仁善之上，而不是儒家语境的成圣；强调通天人之故以开拓学者的格局。如果说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对静止的世界观的修正，孔子改制思想是对传统的历史观的修正，那么康有为的这些教育思想则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修改。其弟子梁启超称康有为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1]。 为学必要性的阐释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
近代思想第四讲戊戌维新思潮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生平与思想 摘自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康有为1876年与张妙华结婚，当时他19岁，女22岁。但他们订婚时，康仅8岁。由于康大都不在家，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1898年至1909年的十余年间，二人没在一起。1915年，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资助康梁的反袁运动。1922年去世。康“执佛送丧，悉如古礼”，并铭其墓。康1879年生有一女，1887年又生一女，50岁时他们生有一子。与其妻妾共生9个子女，其中三个夭折。有为1897年纳妾，因他已40岁尚无子嗣。1907年在美国时又纳一妾，名为何旃(zhān)理，系粤藉留美女生，因见到他的像片而仰慕他，自愿为妾，陪他旅行，作他的翻译和秘书。七年后即1914年24岁时死去，有为写了“金光梦”以资悼念。他纳妾显未符合他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不过，他也并未违反当时被接受的传统。身处理想国未来之时，他觉得不妨从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俗。康有为遵从古礼，按儒家的传统祭典其父母。曾说“事父孝，故事天明”。三纲实是天所制定。有为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教育无疑决定了他的纯粹旧伦理观。有为甚至用旧道德来攻击慈僖太后，戊戌政变后不久，他致友人一函中辩称皇上无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没有对慈僖尽孝道的义务，因她实非他的生母。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为后来抛弃了此一保守立场，而以家庭为人类痛苦之渊，且预测家庭终将消失于乌托邦呢? 有几样东西影响了他。佛教的出家思想。有为自光绪五年(1879)研究佛理时，即已熟悉，从中他可能得到家庭阻碍快乐的启示。一些亲戚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更加强了这一想法。例如，他甚以两位姊妹——逸红和琼瑶——的苦命而难过。逸红与一不健康的年轻人订婚，然后于同治十年(1871)嫁给病危的未婚夫，新郎于婚后l 9天即病逝。逸红守寡43年，眼见其故夫兄弟的挥霍，亲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后，于民国三年(1914)死亡。琼瑶亦于婚后不久而守寡，并于光绪十四年穷困而死。有为甚以她们的不幸而痛苦，自惭未能对她们有所帮助。有为的一个学生孔昭焱在一封信里也诉说所遭遇的家庭问题，他希望作一个学者，但他的父母强迫他放弃学业以谋生计。谭嗣同从小丧母，而被他父亲的妾虐待。光绪皇帝也遭他“母亲”慈僖的虐待，当时许多写文章的人常提到。这些都使有为感到：虽然他自己的经验并非如此．虽然他信奉儒家伦理，但家庭毕竟不是纯粹幸福的。 康有为的性格是其成为独特思想家与改革家的原因之一。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特征，一些当时人以及后来的作者们都留注意到。他很早就自以为有才。l 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40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
康有为的思想主张 寄语：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分三个层面去观察，通过事实去辨别他的好坏、忠奸、能庸、功过等等诸多方面：一个层面是他的事业是否对时代进步有利；二是他的学说是否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仍然是不易之论；三是个人的品行是否是人中君子、道德楷模。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且提出了具体六个方面的变法措施。不断提出改革思路，得到光绪的高度重视，组织推动了戊戌变法。从这一点上来看，康有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今天分享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主张，读史使人明智，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经济思想 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政思想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
康有为 康有为上万言书 1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提到的三点举措不包括（）。 A、变成法 B、通下情 C、练强兵 D、慎左右 正确答案：C 2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出自（）。 A、《万言书》 B、《自编年谱》 C、《哀旅顺》 D、《日记》 正确答案：C 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是在（）年。 A、1888 B、1890 C、1892 D、1895 正确答案：D 4 “有情必通，有才必用”是康有为的主张。（） 正确答案：√ 5 康有为引进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企图用议会制限制君主的权力。（）正确答案：× 慈禧与光绪斗法 1 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是在（）年。 A、1887 B、1895 C、1897 D、1899 正确答案：C 2 1896年寇连才关于改革提了一些建议，其中不包括（）。 A、把政权归政于光绪 B、发行纸币
C、奖励官员 D、修建铁路 正确答案：D 3 《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引发了列强的瓜分狂潮。（） 正确答案：√ 西花厅谈话始末 1 “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端。狂甚。”是（）对康有为的评价。 A、严复 B、荣禄 C、李鸿章 D、翁同龢 正确答案：D 2 读物——《日本辩证考》的作者是（）。 A、严复 B、翁同龢 C、梁启超 D、康有为 正确答案：D 3 参与西花厅谈话的大臣中，没有（）。 A、荣禄 B、李鸿章 C、张寿荫 D、翁同龢 正确答案：C 4 《戊戌政变记》是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正确答案：√ 5 在今人看来，康有为对西方政法是非常熟悉的。（） 正确答案：× 光绪皇帝与变法 1 下列作品属于黄遵宪的是（）。
摘要：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遗产，也是康有为戊戌维新运动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超时代的空想性。康有为以敏锐的感觉、深沉的思辨、为的中国芸芸众生悬起了一盏彼岸的标灯，这便是其《大同书》。然而社会上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提出了质疑。 一 有人说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对于这一看法我们有待与商榷。大同思想是康有为社会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境界，是康有为长期苦苦追寻救国救民之策的结果。《大同书》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集中体现。大同思想是在吸收了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思想来源甚广，正如康有为自己所说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之新理，穷天人之积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而成。[1] 大同思想来源虽十分广泛，但其根基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康有为最初正是受了《礼运》启发而萌生了大同思想。康有为“三世说”理论中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以来的集大成者，他将今文经学的“三世”理论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合，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三世说”理论。除受今文经学影响，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还明显地吸收了陆王心学、佛学、经世学派的某些思想因素。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之所以远远地超过他所处的时代，西学对他的影响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出游香港、上海，开始接触西学，“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4]广泛的涉猎西书，使他大开眼界，同时环游世界的漫长苦旅使他亲身接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新的见闻、新的思考给他的思想大厦不断添砖加瓦，大同思想最终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并最终写成《大同书》。康有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是资本家赖以剥削工人的根据。在康有为看来，不改变私有制度，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机器如何精巧，社会保障措施如何完善，想要实现大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资本家具有剥削性。康有为认为，私有制不仅会带来贫富不均，而且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而康有为提出了大同社会，并且康有为所说的大同社会，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社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都依据计划进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成为一种快乐康有为虽然没有提出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康有为认为的大同社会，机器日益精巧，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但他至少把大同社会的劳动看成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被迫的，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事情。因而说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是片面的。是没有深刻理解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如果一定要把《大同书》的意义限制在康有为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中，强调它的局限性，似乎有失公平。 二 在世界上，由许许多多被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从托马斯·莫尔到康帕 内拉，从摩莱里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的理论、学说，大多是粗糙的，特别是对未来社会的探讨，很少系统性、完整性，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但康有为则不然。他的《大同书》其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都远远超出了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没有任何假托，，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严肃态度，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预见到了实现大同社会的必然性、长期性、曲折性.系统构想了大同社会的存在方式、社会结构、生产与交换原则、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婚姻及人类自我延续的形式、文化形态、道德标准以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 与戊戌变法 姓名：郭晓哲 学号：15366017 学院：资讯管理学院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改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虽然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变革的力度和深度可谓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之最，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既是高举帝国主义构造改革大旗，积极主张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又和当时清王朝的其他君臣一样，对西洋思想制度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所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思想可一定程度上反应戊戌变法前后时期文人志士的思想、社会风貌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的形成、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写道：“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自编年谱》，神州国光社，1955年，108页）。从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乡试的落榜让康有为痛感科举应试的局限性，投身于主张“济人经世”的公羊学者朱次琦的门下。小野川秀美指出：“跨越汉宋儒学而宣扬孔学，康有为后来这种主张，其思想渊源来自于朱九江，这点恐怕无法否定。”（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90页）之后康有为游历香港，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思想，通过与西方文学许多文化的接触，开始超越之前的封闭的儒学世界，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在那个中体西用论占主流的时代，康有为坦率地承认并称赞西洋文化的优越之处，这种思想具有极大的革新性。1888年，中法战争战败，中国面临极其紧迫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已处于危亡的边缘，批判朝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