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辩护人伪证罪
存废之争
李庄案之前，多数人并不知道306条款为何物，但在刑事司法界，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处陷阱。被306条款“收拾”的李庄，实际与十几年前发生的多宗案件多有类似。
1998年6月，黑龙江律师许玉峰领刑八个月。他为一宗盗窃案当事人辩护，结果被告的口供前后不一，多次反复，当事人在再三追问下供说是律师教的，于是许玉峰被刚出炉的306条款究责，证据只有一项——犯罪嫌疑人的证言。经两审程序，许玉峰律师仍然没有脱出法网。
许玉峰案只是一斑。《财经》记者从全国律师协会得到一份并不完整的统计，其中收录了自306条实施以来的107个律师案例。“李庄应该是第108个。”全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里红说。
这份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共有32名律师最终被判有罪，超过60%的案件在审判前获得“解决”。几起不了了之的案件中，有的理由是“公安找不到人”。
“306条款已经成为了办案机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斗不过你，就赶走你!赶不走你，就收拾你!”北京一位律师如此评价306条款被滥用的状况。
第306条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10月实施的《刑法》中，并沿用至今。该版草案研讨期间，曾专门征集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意见。当时的焦点在于该条涉嫌“歧视”——每个人都有“资格”触犯伪证罪，为什么偏偏要给律师单独来一条呢?“这是职业的歧视，甚至是成为了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报复。”一名与会者说。
第306条之后的第307条，规定的就是一般主体的伪证罪，当时有人质疑，“为何不能把两条合并，把律师看成是公民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一次司-法-部领导参与的研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称这个条文不容讨论，争议之声被叫停，关于这一条款的反对意见最终没有得到采纳。
此后13年间，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递交提案，要求修改或者废除第306条，理由也很多，如涉嫌行业歧视;“引诱”一词太模糊，导致随意适用;与国际通行的律师司法豁免精神不符等，甚至有不少人直接使用“恶法”一词对其定性。
历年来的提案只有一次得到回复，且无实质性结果，只是将提案内容纳入到了相关的法律修正研究工作之中。
律师触线第306条的事件每年都有，由此发生的争议总是借势而起。但因附带了群体之争、行业之争的灰暗色彩，争议的核心价值反被淹没。
而实际上，随着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律师发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不解决，刑事辩护律师的生存空间就仍然比较狭窄。两法之间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三大冲突”，再次导致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逐年下降。
首先，《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但《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其结果就是，公安机关派不派警-察在场都不违法，也可以说都违法。
其次，《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除了有上述权利，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比如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调查取证。而《律师法》则规定，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自行调查，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司法实践中，律师何时可以取证完全受制于侦查机关。
原以为《律师法》可以保障自己的相关权益，降低代理风险，结果并不如人愿。律师们很快就发现，如果把这些立法冲突和刑法第306条结合起来看，问题就远远比“难于工作”严重得多。
事实上，从提出立法建议直到新的《律师法》通过，司-法-部门以及律师界也一直寄希望于通过《律师法》来淡化《刑法》第306条的影响力。很多人认为，“律师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就是冲着第306条去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并不待见《律师法》。有些人认为那是部门法，与己无关，有些人认为它是《刑事诉讼法》的下位法，不构成对抗。他们更愿意依据《刑事诉讼法》来对待刑事案件。
2008年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指出：“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这份回复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后发生的律师触犯第306
条的案件中，已经很少有办案机关敢拿出监听录音和笔录作为证据。
但第306条的威力依然不减当年。不用监听作为证据，但办案人员依然在监听，当事人翻供仍然被经常性地看成是律师唆使和引诱的结果，依照第306条抓律师并判刑，依然可以只凭当事人口供，无需借助其他证据进行。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之痛
广西北海4律师伪证案最新进展，杨在新律师已被北海市警方逮捕，其他3名律师取保候审。
7月4日，援助律师团成员张凯在微博上发出真诚邀请，呼吁取保出来的3名律师能够站出来讲话。
3名证人、4名律师，因同一起“伪证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抓的抓，关的关，广西这起空前的4律师伪证案让刑法第306条这把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全国律协的有关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已经掌握的因刑法第306条被追诉的律师多达140多人，但该调查尚有很多遗漏，实际数字更高，而最终被判定有罪的只有32起(其中大部分仍在申诉中)。
这些律师被抓的时间节点，既有在开庭前、也有庭审过程中，包括庭审时当庭被抓和休庭之后被抓。究竟是什么伪证罪让律师如此防不胜防?
《法治周末》为此邀请著名学者、律师，针对刑法第306条本身和之外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试图寻找到开启未来的那把钥匙。
第306条第1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的立法，在执法层面上引起了一些混乱。刑法第306条和第307条规定了同样的罪名，但后者的主体是不特定的，而前者把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来规定。要不要把律师作为特殊的主体单独拿出来入罪?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对于现行刑法典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在现行刑法典颁布后，乃至在当前立法中都有很大争议。
现行刑法典中可能还没有一条像这一款这样，会遭到一个行业如此集中、一致性地反对，而且也被提到是否有悖于适用刑法平等原则这样的高度，立法者恐怕对此也是始料不及的。
这一现象值得从刑法立法和刑事政策两个维度进行反思。
从该款的设置，可以推想，立法者会有两个动因：一是对律师行为的特别规制。二是现行刑法在立法中就被定位在统一刑法典这一规模上，那么就要求将所有的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规范纳入到其中。
但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可能的立法动因也都是值得推敲的。
就第一个动因分析，正如有些论者所述，律师实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行为，其行为性质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没有质的不同，而就社会危害性来看也没有量的不同。这一点立法者也是予以肯定的，因为第305条、第307条第1款与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模式和轻重都是一致的。
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规定一个独立的犯罪，实际上就是针对律师而设，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律师。即便立法者在修订刑法典时没有歧视律师的意思，但客观上法条表述所传递的信息却是不利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的，就是说似乎会令人感到律师更容易毁灭、伪造证据，更容易妨害作证。那么，对于律师就应当予以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评价与制裁。
可以想见立法者不可能有意传递这种信息，但这种误读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误读不仅给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执业活动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开展正常的辩护工作，而且在公众心目中，尤其在执法、司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的职业信誉、社会形象会产生怀疑。
刑法第306条第1款不仅在立法技术上有缺陷，在立法价值上也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具体而言，在立法时所预见到的负面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据全国律协的统计，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不止140多名律师被依第306条追诉，但仅有32起被判定有罪，其中还有很多在申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国各地刑事辩护数量锐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律师拒绝参与刑事辩护的不良局面。
可以说，该条造成的客观效果不仅体现对律师执业活动本身的不利局面，而且对整个民-主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加剧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失衡;助长了有关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性报复，恶化了控辩双方的正常关系;对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而言，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立法价值是负面的，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家立法机关予以修改或者删除。
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田文昌(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如果了解了刑法第306条的来龙去脉，问题就清楚了。
刑法第306条来源于刑诉法第38条，后者是在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增加的。其入法的背景，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时提前介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使公安、检-察-院两家对此如临大敌。
博弈的结果，刑诉法中增加了第38条。1997年刑法修改时，相应增加了刑法第306条。增加这两条的目的是为了对律师加以制约和限制。
所以，刑法第306条首先是歧视性条款。
实践当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一旦律师调查证人证言发生变化以后，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立即回过头来找证人去核实。
那么，这对证人产生的直接威胁就是两次证词肯定有一次是伪证，那你就必然承担伪证罪的责任。而你为什么说假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你自己说的，要么是律师唆使的。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证人包括被告人，为了保护自己，就会说是律师唆使的。
实践中，真正引诱、威胁证人作伪证、当事人作虚假供述的绝大多数未必是律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单把律师列出来?因为在有的人眼里，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的，跟当事人是一伙的。
其次，刑法第306条还有明显的引导性作用。
它的实际后果更严重在哪里?不仅是引导抓律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抓律师，实际上是破坏了整个辩护环境，既中断了被抓律师的辩护活动，也让别的律师不敢充分辩护，致使所有的辩护作用都被削弱和抵消。
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辩护律师不敢去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么多年来，全国的辩护律师一提调查取证都是恐慌至极，敢于调查取证的律师微乎其微。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律师不能调查取证。这种现象极其严重地妨碍辩护职能的发挥，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是非常可怕的。
刑法第306条表面上限制和侵犯了律师的权益，严重挫伤了律师的积极性，但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破坏的是整个刑事辩护制度，最终毁坏的是司法公正。
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
《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第306条所引发的执法混乱，乃至常常被利用来打压律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韩嘉毅(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在刑法第306条的威胁下，使得刑辩律师被-迫放弃取证，保护自己;也使得刑事诉讼这种控辩平衡的格局被彻底破坏。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侦查机关所有取得的证言都是真实可信的，就不用开庭审理，直接依照侦查机关的证言来定性、判案就得了。
从这个角度看，既然要开庭、并且还要质证，那就应该让律师从不同的角度质疑侦查机关取得的证言才对，包括提出相反的证据。
律师找证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律师认为证人的陈述有问题、需要他如实作证，要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要讲清理由。
那么，如果证人原来的证言确有问题，就必然改变说法。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质证、真正的辩护、才有助于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
田文昌：如果证言一律不能改变，律师的辩护也就没有意义;而证言一旦改变，律师就会陷入危险。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的悖论。
韩嘉毅：再从律师的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利用刑法第306条抓律师的情况在不断的扩大化。抓律师的时间上有开庭前的、有开庭过程中的、也有开庭后的;从是否做调查的情况来看，调查证人的律师被抓、没有调查证人仅因为被告人改变供述，律师也被抓。总之，只要言词证据上有问题，律师就有危险。
可以肯定地讲，每一个刑辩律师对于庭外接触证人都怀着万分的恐惧和小心。如果法庭对于律师申请证人出庭能够予以理睬，确保证人出庭、并且以当庭陈述为准，谁还会冒险取证?
每一次律师被抓都不是只有单一的责任方，这使得被抓的律师感到格外恐惧，而这种恐惧也深深地影响着更多正在从事刑事辩护和将要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
北京在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的极端案例，由于被告人当庭翻供，律师当庭拒绝辩护。
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不断出现的辩护律师被抓的个案引发的恶果。发展下去还有可能出现更极端的案例，律师在看守所一听当事人要改变之前的供述，他就说“我不干了，我要退出”。
传统理念不能容忍律师合法对抗
《法治周末》：刑法第306条之外的刑事诉讼理念问题比它本身的问题更大。这是相关联的，有了刑法第306条，再加上我们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以控方为中心或者说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在这种传统理念下，是容不得律师去做实质性的辩护、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对抗的。如果律师连这样的权利都无法正常行使，那么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又如何保障?
田文昌：这可以说是从根本理念上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轻视或者否定，整个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
在西方，古罗马时期就有辩护的雏形，中世纪就有刑辩律师，而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只有30年。
由于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历史太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律师的概念是非常淡漠的，甚至是非常排斥的。
应从制度设计上避免法律被恶意执行
《法治周末》：顺着这个问题，我们去做进一步思考。如果下一次刑法修改，把这刑法第306条给他去掉又怎么样?难道说刑辩律师的职业环境立即就轻松了吗?
田文昌：如果从根本上改变刑辩律师的处境、提升刑辩律师的地位、转变对刑辩律师的理念，这的确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
但刑法第306条是一条标志性的立法，由于它的引导性作用导致这么多律师身陷囹圄，只有取消，才能消除这一负面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废除。
废除就意味着告诉人们，律师的地位应该受到尊重，律师作用应正确对待，不应该这么乱搞了。这种提示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不仅是刑法第306条的问题，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但刑法第306条首先应当取消。
刑法第306条的基础是源自刑诉法第38条，这一次刑诉法修改，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都提出明确具体的书面意见，强烈呼吁取消刑诉法第38条。取消了刑诉法第38条，刑法第306条才能相应取消。
刑法第306条究竟说了些什么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代理人的伪证罪。据《全国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统计：1999年至2002年律师因执行职务而被指控犯罪的案件：辩护人妨害证据罪(包括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347起;贪污罪21起;诈骗罪112起;职务侵占罪1起;诬告陷害罪10起;偷税罪11起;泄露国家秘密罪两起;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罪两起。
与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6年以来，陕西省律师的刑辩出庭率一直在急剧下降。据统计，2006年，陕西省律师平均每年受委托进行刑事辩护的，已经从2003年的1.56件下降到1.16件。也就是说，平均一位律师一年接手的刑事案件，只有1件左右。在北京，这也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数字，据统计，北京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有律师5495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占年度业务的10.2%。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这一统计数字现在还要大打折扣——现在北京的律师已经有8000多人，规模已较4年前增加近六成。越来越多的律师不想做刑事案件。刑事辩护律师动辄出“事”，法律界诸多人士以为《刑法》306条难辞其咎。刑法第306条的弊端，在法学界、律师界已是共识。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就曾在“两会”中提出“废除刑法306条”的议案。当年，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律师执法检查，结果，检查组发现，来自律师界最强烈的呼声便是取消律师伪证罪。她在议案中提出，这一条客观上已造成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控辩双方失衡加剧、职业报复迭出、律师声望受损等弊端，应当予以尽早修改。
刑法第306条原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什么叫毁灭、伪造证据呢?这里对“证据”没有明确界定。从法理上讲，有罪的行为应该是指对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的伪造或毁灭。而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界定的七种形式却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此一来，荒唐的应用后果出来了：被告推翻了原来的口供这种非常合理的行为，居然可以成为“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的律师犯罪行为。
什么叫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呢?这里对“引诱”没有阐明、作出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会被曲解和恶意利用。律师采用一些询问技巧来询问证人时，也被认定为“引诱”。另外，假设证人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作出虚假陈述，在律师的说服下，证人改变了证词，虽然这显然不属于律师伪证罪，但是公、检机关却可能以此为由报复律师，先抓起来再说。不怕你最后无罪释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时间班房吃一段时间苦头。在这种可能的风险威胁下(在实践中已经多次发生)，律师往往不愿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辩律师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师不能比)，即使参加了刑辩，也往往不愿意向证人调查取证(今后还要加上不愿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教训)。在这样一种控辩力量明显不对等的情况，怎么能保证刑辩的质量?怎么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不受侵犯?
由以上分析可见，刑法第306条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恶法条例，必须取缔或作重大修改，否则中国法制形势会严重恶化下去。我做为一个守法公民，出于保护我自己安全的理由，做出强烈的呼吁。虽然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律师制度的存在，是与文-革时期相比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不能容忍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倒退。我们的社会需要律师，尤其是需要刑辩律师!
刑法306条：辩护律师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多年前初读刑法时就意识到306条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可能会对辩方造成不公，但没想到作为执法司法者的公检法，还真会如此乐此不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应用这条恶法，在刑事运作中这恐怕是他们最乐意援引的“程序正义”规范了。本文摘自李建强(网名刘路)的《无为在歧路——我的律师经历》之三律师伪证案，系这位曾经的大陆维权律师在流落美帝国主义那里后，对自己的律师生涯的真实载录。】
在北京受训
1996年冬天，我获得一个机会到北京接受刑事律师培训，其时，中国正在出台两部重要的刑事法律，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司-法-部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能够跟新的法律规范接轨的辩护人才，以适用形势的需要。司-法-部聘请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各大政法院校的学者来授课，这些人大都参加了上述两部法律的制定。
说起来刑法和刑诉法都是1979年颁布的，1980年开始实施，到1997年都已经试行了17年。这两部法律适用当年法制初创的时代要求，条文简单，粗糙，某些罪名规定甚不合理，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巨变，这些法律已经完全不适用时代的要求，重新制定刑事法律的呼声异常高涨。到了1996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组合了两套班子，聘请了一些在刑事法律界卓有建树的教授学者加盟，有声有色搞起了修正案。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总理周恩来曾强调，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司法界有一种形象的说法解释公检法的作用，公安是做菜的，检-察-院是送菜的，法院是吃菜的，律师则是一个旁观的穷小子，评头论足可也，对这餐饭是否吃，怎么吃，作用微乎其微。决定这餐饭的命运的，主要在公安。
给我们授课的大都是司法界的精英，比如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庭长张军，现在已经是最高法院的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了。张军毕业于文-革后的吉林大学法学院(这是中国北方最好的法学院)，是法院中的少壮派，当时说话还比较随意。他对公安势力膨胀压抑法院权威的现状甚为不满，也对新法律对律师的职业歧视颇有微词。他针对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代理人伪证罪以及刑诉法中的配套规定限制律师辩护权，洋洋洒洒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张军记忆力非凡，口才绝佳，新旧法的法条，古今中外的法谚，著名法学家的著述观点，西方经典判例等等，他都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依据。张军认为，306条的制定对律师辩护权的限制，其一是反映了公检两家在新制度创立阶段对法治进程的犹豫、畏惧和观望态度，对自己队伍业务素质的不自信，其二是部门立法反映了部门利益，孙中山说天下为公，我们却在搞立法为私，这个私，就是部门利益。
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也应邀来给我们演讲。他语重心长地说，新法的颁布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可能将有很多的优秀律师为法治的进步付出代价。因为新法律实际上赋予了控方证据的不可挑战性。从理论上说，控方从指控的角度取证，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绝对做到客观公正是违背逻辑的，实际上司法审判也不承认控方证据的这一属性，否则就不应拿到法庭上经过交叉质证再予以认定其效力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控方的证据一旦固定，辩方发现问题，却不能纠正，如果辩方找到证人作了一个与控方证据不一致的证言，理论上等于证人作了伪证，或者对辩方或者对控方，反正互相矛盾的证词不可能都是真的，必有一假，或者都假，这样一来握有检察、侦查权的控方就可以抓人，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讲证人不可能说给控方的证词是假的，必然称给律师的证词是假的，这个“假”的证词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自然是律师诱导的。这样一来，律师取证如果跟控方一致，等于帮控方落实罪证，这样对辩护毫无意义，如果跟控方不一致，律师必然构成“伪证罪”，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控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一个不对称的较量，律师哪有全身而退的可能?
真如陈教授所言，新法律颁布不到2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统计的数字是，因为这条罪名被逮捕的律师全国已经超过了500名。最著名的是河南的中原第一大律师李奎声，因为一名贪官辩护，被控涉嫌律师伪证罪、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
关文件罪等好几个罪名，锻炼成狱，判了15年。最新的案例是北京律师李庄介入重庆打黑案，被指控涉嫌诱导当事人改变口供，收买证人作伪证，判刑2年半。
律师应如何避免触犯刑法第306条之规定
——由李庄案说起
李庄案于今年二月尘埃落定，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尽管对李庄案不甚全面了解，但从相关报导及警示教育中提供的信息等，作为律师我深有感触，对《刑法》306条应该重新认识，而不是简单的呼吁撤销。
据《南风窗》2010年7月8日报道：全国律协“306条统计数据”显示，从1997年306条出台至2007年10年间，全国有108名律师被起诉，而最终认定有罪的为32起，李庄案宣判后，全国政协委员、律协会长于宁称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向最高院提交建议案，要求对《刑法》306条作司法解释但他很快放弃这一打算，于宁解释说，一是此事在两会上过于“敏感”，他再提可能起负作用，二是其中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研究，于宁认为《刑法》第306条使刑辩律师压力很大，很多人一直主张废除，其认为废除较难，但进行司法解释的余地是有的。
笔者作为律师，对《刑法》306条也颇有微词，但我们纵观《刑法》全部条款，心里似乎应该坦然一些，例如《刑法》第305条规定“伪证罪”这将其主体限定在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本条款除证人外，其记录人明确是针对公检法办案人员专门从事记录的人，而《刑法》第247条规定刑讯逼供罪，则是专门针对侦查人员的，由此再说到《刑法》第399条规定“枉法裁判罪”则是针对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凡此种种还有许多规定，在此不一一列举。因此我们不能一味的呼吁取销《刑法》306条之规定，而应把着眼点放在律师应如何忠于职守，又能如何避免触犯《刑法》306条之规定上来，特别是《刑法》247条和306条之间，有时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也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要么是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要么就是律师的伪造证据，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而公安机关又掌控着立案侦查权，稍不注意律师就会被立案侦查，由博弈的双方变成了一方就可将另一方随时关押，也即有些律师戏称“原告抓被告”。对此，我们律师同仁要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应对。
一、坚持依法代理案件，辩护案件，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
如果为了获得高额利益而去曲解法律，歪曲事实，甚至引诱他人做伪证，这和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是一个道理，谁也挽救不了你，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二、律师会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庄案的爆发，最早缘于李庄唆使犯罪嫌疑人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谎称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律师不会唆使犯罪嫌疑人，但稍不注意则会出现许多说不清的问题，这恐怕不是李庄个案的问题。律师在会见时，会遇到这一现象，许多犯罪嫌疑人经过公检法等相关单位询问后，在看守所内互相影响，再加上其个人认为律师是自己人，就会常常提到这一问题，对此，律师应保持高度警惕，从如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如果犯罪嫌疑人有投案自首情节的应告知他投案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即投案自首有三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必须如实供述案情，而犯罪嫌疑人
如果翻供，则有可能不被认定投案自首情节。而投案自首情节，又是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般如此告知，犯罪嫌疑人会掂量轻重，多数情况下会不再坚持所谓的“刑讯逼供”问题。
(二)如果没有投案自首情节，也应告诉其如实供述犯罪情节属于酌定从轻情节，同时要结合以前的笔录再次告知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法律后果。
(三)对于律师告知如上义务后，而犯罪嫌疑人还坚持有刑迅逼供的，这时律师应做到有利、有理、有节。
a、有利，这就是和审查起诉的公诉人员取得联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可以复印公诉人员的问话笔录。因确实有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会在审查起诉阶段提起。这就是说，审查起诉人员的笔录都有，而并非律师“引诱”，从而使自已撑握主动，处于有利地位。
b、有理，即依法进行，最近在中国司法史上，出现了两大冤案，一个是佘-祥-林案，一个是赵作海案，由此而触动了我国司法最高层，从而出台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此，我们要按照其规定启动程序。
c，有节，采取如上程序后，最终使证据的非法性得以排除，没有发现司法人员的刑讯逼供等问题，律师则应到此为止，对法律心存敬畏。苏格拉底还反问越狱就正当吗?对一个被判有罪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道的，逃避法律的制裁难道就正当吗?《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惟有神知道。”他的精神显示出了古代一位哲学家对恶法的敬畏，而更何况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定的法律呢?只要做为律师用尽了法律的手段，我们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通过如上程序认定了侦查机关的刑迅逼供，对此，做为律师也不可以得意忘形，对侦察人员大肆攻击，而是适可而止。
三、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取证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李庄案就是涉嫌伪证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所以律师在取证问题上应慎之又慎。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我认为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A、涉及证人证言的，一定坚持让证人出庭，这样证人在法庭上的发言经三方质证，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也能防止证人就同一问题反复改变证言，最后陷律师于被动。另外在证人向法院做证前，律师最好也不要与证人见面，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B、取证程序一定要合法，这里有几点需注意，一是向受害人取证，应当遵守刑诉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具体的规定是，“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我们且记法律这一规定。二是向公检法原来的证人取证时一定要做到稳准狠。例如我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该证人在检察机关的笔录里提到了“可能”和“大概”的意思，律师觉得这一问题在侦查时未查清，故进一步取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使这一问题得到澄清，公诉
机关也无话可说。三是取证时一定遵守有关机关的程序，例如笔者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需向关押在汉中的一名服刑人员取证，我的两位助手专程去了汉中监狱，但汉中监狱却答复需由省监狱局批准，我的助手从汉中打来电话，问我能否找人通融一下，我当即通知二人回宝鸡，与其到达西安，专门走访了省监狱管理局。监狱管理局出示了相关手续，二位助手再次到达汉中，进行了取证，取证时还有监狱管理干部在场。后来我们向法院提供这一证据时，同时提供了监狱管理局的批准手续等，从形式要件上多了一枚公章，更加增强了该证据的可信度，该证据最终被法院采纳。同时，律师取证时不能犯低级错误，由于律师介入刑事案件分三个阶段，有些犯罪嫌疑人亲属“救人”心切，一开始就要求律师取证，有些律师忘了侦查阶段的律师任务，过早取证，反而被侦查机关认为干扰侦查，最后得不偿失。四是做调查笔录时一定要两人以上，有可能时，记录一人，问话两人，多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份风险。同时在谈话笔录中应多次强调应如实供述问题，并告知其应承担伪证的法律后果，这一表述至少在调查笔录的开头和结尾标明两次，同时要求证人在每一页笔录上签字，不留下任何疏漏。
四、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保密义务
(一)刑事案件有别于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资料来源于当事人提供和律师取证，所以随时可向当事人公开。但刑事案件材料来源于公检法机关。因此我们不能把刑事案件材料随便向当事人公开，以免出现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得知情况后互相找人串通，律师无意充当了串供的帮凶。
(二)也不可由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随意帮助转交材料。例如我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后，当事人为了进一步加强辩护力量，又在西安聘请了一名律师，而该律师又忙，便让当事人的亲属将以前的复印材料转交于他，我当即指出其漏洞，该律师也深明大义，立即派助手到我处取回了资料。所以，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应引起注意。
(三)也不可口头上向犯罪嫌疑人泄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切记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是独立的。
总之，律师如何避免触犯刑法306条之规定，是一个敏感话题，如上所述，不一定完全正确，本文仅是抛砖引玉，以企引起同仁更多关注。
《刑法》第306条与律师的权利
一、《刑法》第306条并不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
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06条之规定有失公正，构成对律师的职业歧视。他们认为，《刑法》第306条冠以律师为特殊主体，模糊了律师尽责与违法之界限，助长了对律师尽职代理的否定与限制，构成了对律师的职业歧视。第306条之规定极大的挫伤了广大律师承办案件的积极性与信心，直接影响了新《刑事诉讼法》之实施。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在社会上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怀疑，使艰难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本来，新《刑事诉讼法》废止了不利于法制、人权的收容审查制度、免予起诉制度，建立了有利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之无罪推定制度、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控辩双方法庭举证、质证制度等，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与肯定。然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视刑辩
为危途。对于律师来说，刑事辩护变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即使参与辩护，也是缩手缩脚，以求缓和与公诉人的关系。其结果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辩护减少，刑事辩护质量不高，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事诉讼法》的许多优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并真正落实，直接影响到民-主与法制建设，影响到我国的公正司法形象。因此，应该废除所谓的“306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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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306条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限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1)律师;(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诉讼代理人是指刑事自诉案件原告方委托的代理人或者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委托的代理人。在自诉案件中，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也可以委托任何人作他的代理人。可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不限于律师。并且，律师除了作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之外，还可以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进行辩护代理活动。而《刑法》第306条明确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只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才可能触犯此条。可见，并非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的可能。既然《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不限于律师，并且并非律师的所有活动都有可能触犯《刑法》第306条，我们就不能说《刑法》第306条是一条歧视律师的条文。
虽然律师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并且他们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进行辩护代理活动为业(同时也进行法律咨询，帮助办理法律手续等业务)，其触犯《刑法》第306条的可能性远远比其他人大得多，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律师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但是，律师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应归咎于法律的规定。因为，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律师以及其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滥用权力，违背职业道德、职业义务，不择手段地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的制裁。为此，他们不顾事实的真-相，千方百计制造虚假的证据，有的亲自毁灭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有的伪造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有的则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有的则采用威胁引诱手段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虚假证言或者使不是证人的人冒充证人作证，等等。这些活动，严重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侵犯了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权益，有的甚至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上述现象是律师触犯《刑法》第306条远远比其他一般人多的原因。就像青少年是暴-力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我们不能以此为由，认为这是《刑法》对青少年的歧视，而要求取消《刑法》分则中所有关于暴-力犯罪的条文一样，认为《刑法》第306条是一条歧视律师的条文，而要求取消该条。实际上，该条规定了妨害司法罪中的一项罪名，其立法本意在于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保证司法的公正。实践中该条被不当引用那是多种因素所至，就法条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有违正义的意思。
二、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不按《刑法》第306条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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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为行使其权利，受托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从上述法律规定来分析，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阶段，律师可以进行的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会见在押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在会见的过程中，他有可能唆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使侦查机关无法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一重要的法定证据;有可能唆使犯罪嫌疑人或者会见后唆使他的亲属毁灭证据，或者作为中介帮助犯罪嫌疑人要求其他证人作伪证。可见，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阶段，最有可能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实施妨害证据的活动。但是，此时律师实施的任何妨害证据的活动都不按《刑法》第306条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律师还没有具备《刑法》第306条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资格。《刑法》第306条规定了只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才可以成立该罪，即《刑法》第306条规定的犯罪是身份犯。而《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可见，公诉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犯罪嫌疑人还不能正式委托辩护人，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之前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显然就不是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辩护人。《刑法》没有对辩护人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则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有论著认为，《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应当包括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受犯罪嫌疑人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的律师。笔者认为，如果将上述律师也包括进《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实际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含义的。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以犯罪主体的一定身份作为其犯罪构成的要件，身份成为行为之可罚性的基础，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那么，由于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阶段，律师还没有被委托为辩护人，还不符合《刑法》第306条对犯罪主体的要求，所以，对于在这一阶段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尤其是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实施的妨害证据的行为，不能按《刑法》第306条来定罪处罚，而只能依照对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要求的《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来定罪处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刑法》第306条也不是专门针对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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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以触犯了《刑法》第306条来追究律师在这之前实施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律师一走出法庭就被检察机关拘留。理由是他在单独会见当事人时，实施了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行为，其犯罪后果发生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影响判决的公正性。这种观点和做法都值得商榷。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并不具有《刑法》第306条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资格。如果这样做，实际上是割裂了犯罪主体和犯罪行为在时空上的同时性和关联性。而我们知道，犯罪构成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正确的做法是依据《刑法》第307条对其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
证据罪的主体是不包括当事人本人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而除了没有妨害作证这一行为外，其客观方面的规定基本上与《刑法》第306条类似。所以，如果是进行了妨害作证的活动，还应按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由此也可以看出，《刑法》第306条并非是针对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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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第306条与律师刑事豁免权
1990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时，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旨在使律师能够摆脱内在的压力，消除怕担责任的顾忌，大胆地为被指控人辩护。《英格兰与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可见，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之言论及相关活动给予刑事豁免，已成国际通行做法。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刑法》第306条实际上是否定了律师的刑事豁免权。
律师刑事责任之豁免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1)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所谓言论，包括口头发言、提问，以及书面发言材料，如辩护词等。律师刑事辩护言论之豁免不同于公民之言论自由。律师刑事辩护言论之豁免是赋予律师一种法庭言论之特权，使律师可以没有顾虑地发表辩护意见。
(2)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庭提供或出示之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
(3)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之人身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而我国《刑法》第306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这与上述第二项基本上符合。可见，《刑法》第306条第2款实际上是我国部分律师刑事豁免权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第306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之所以受到种种非议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存在偏差。它与律师的所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完全冲突的，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实践中出现的对律师正当权利的不当乃至违法的侵犯，与其说是《刑法》第306条的规定所致，倒不如说是目前的中国离理想中的法治社会还有一定的差距所致。作为律师不能简单地认为《刑法》第306条是针对自身职业所设计的，作茧自缚后又说茧的不是，这样的方法并不可取;作为司法机关不能滥用《刑法》第306条，而有意无意地曲解立法本意。《刑法》第306条与其他的条文一样，其在适用上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出现立法上的不公平。在“接近正义”的道路上，需要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受贿金额巨大的标准是多少 2016年4月18日起开始实施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贪污、受贿罪的相关量刑数额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标准，3000000元以上。 自从刑法修正案九当中对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修改之后，紧接着我国最高法和最高检也制定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和情节作出了新的规定。那就如今的最新规定来看，受贿金额巨大的标准是多少呢?请一起在下文中进行了解吧。 受贿金额巨大的标准是多少 2016年4月18日起开始实施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贪污、受贿罪的相关量刑数额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1、受贿罪数额较大标准，30000元-200000元 2、受贿罪数额巨大标准，200000元-3000000元
3、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标准，3000000元以上 受贿罪情节认定标准 1、较重情节： 贪污数额在10000元以上不满30000元，同时具有以下情节， (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5)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10000元以上不满30000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多次索贿的;
律师伪证罪构成的几种特殊情况分析 【摘要】《刑法》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行为作了规定，但由于法律用词的模糊性，以及理论界对于相关概念的内涵存在争论，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伪证的认定还存在一定困难。其中，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是否可以构成伪证罪、证人消极作证是否可以构成律师伪证罪以及律师传授辩护技巧与教唆伪证罪的关联等问题，亟待从理论上予以论证和厘清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构成；特殊情况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该条基本上针对律师而规定，故本文将其简称为律师伪证罪。但是，由于法律用词的模糊性，以及理论界对于相关概念的内涵存在争论，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伪证的认定还存在一定困难。除了伪证的内涵及界定、单位证人资格、同案被告人之证人资格等问题以外，还包括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是否可以构成伪证罪、证人消极作证是否可以构成律师伪证罪以及律师传授辩护技巧与教唆伪证罪的关联等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后者进行详细论述。 一、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是否可以构成律师伪证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律师“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在符合306条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构成律师伪证罪。但是，如果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是否可以构成犯罪，在理论界还存在争论。鉴于律师威胁、引诱当事人作伪证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并对正常司法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在本文第一节中已经对律师伪证罪的主体进行了界定，即在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辩护律师。因此，本部分对“律师威胁、引诱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违背事实作伪证的”不进行探讨，而将对象主要集中在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内。 （一）威胁、引诱被害人作伪证是否符合律师伪证罪客观要件 律师威胁、引诱被害人作伪证能否构成律师伪证罪的客观要件关键是要明确被害人陈述是否具有同证人证言的一样的作用，或者说被害人是否具有证人资格。对此，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 1．肯定说。该学说认为，被害人陈述同证人证言具有相同的效力，可以作为广义的证人范围。其理由主要有：其一，被害人陈述被作为证据使用，实际上反映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人的身份和地位，尤其是在上述将被害人陈述作为证人证言的国家和地区，被害人的证人身份更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刑事诉讼法》鉴于被害人与案件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 目录 概念特征 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处罚 几点思考概念特征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 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 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 基本性质 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 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 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2013级物理学系201311141069 冉国华【摘要】随着世界文明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刑法正在朝着宽容化的大方向逐渐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传统刑罚思想的影响，严刑峻法的陈旧思想仍然占据着很多人的思想。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不断深入，对刑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刑法需要保持自身的谦抑和宽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目前而言，我国理论界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研究较为薄弱。实际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贯穿刑法的始终。本文分析了刑法谦抑性的涵义及理论基础，概括了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刑法谦抑性宽容化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关于刑法谦抑性，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1]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它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它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2 ]台湾的林山田也说过，“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和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能够不使用刑法，而以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达到所想要的结果，就不需要刑罚。 综合以上看法，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必要性，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 一．刑法谦抑性的含义 关于刑法谦抑性的含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平野龙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它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它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行使，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可见刑法谦抑性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其一，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采取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控制不充分时，才动用刑法；其二，刑法的不完整性；其三，刑法的宽容性，或称为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的加以处罚。 [3]张明楷认为刑法谦抑性指刑法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4]陈兴良则认为刑法谦抑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进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以便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5] 以上种种说法，虽有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主要的，即严格控制刑法之恶的扩张，并使其保持在一个恰当的纬度内。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就是尽量少用刑法，提高刑法效率。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使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又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力度。刑法的谦抑性使“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过分地依赖刑法只能反映社会管理水平低下；同时过度使用刑法会产生贬值效应，不仅起不到有效预防犯罪的作用，还有可能诱使犯罪，将更多的人推到社
2020受贿罪最新量刑标准怎么样 刑法修正案(九)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 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 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 处罚。 贪污罪立案标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 [刑法条文]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律师唆使他人作伪证怎么定性 案情： 20XX年8月的一天，刘某和陈某邀请胡某（女）到郊区一饭店为张某祝贺生日。当晚10时，刘某和陈某将胡某灌醉后强奸，然后两人逃离现场。当晚11时，胡某在醉酒的情况下，独自徒步回家，不慎跌入深沟溺水而亡。刘某第二天得知胡某已死，并将事情经过告诉其姑丈李某。李某约请朋友吴某（系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至刘某家。刘某将事情经过告诉在场的吴某、张某。吴某听后，授意刘某、张某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要讲没有将胡某灌醉，与胡某发生性关系是双方自愿的。后证人张某向司法机关提供了虚假证言。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刘某的供述将吴某抓获。 分歧意见： 在审理中，对吴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理由是：吴某系执业律师，其明知刘某和陈某灌醉胡某并实施了奸淫，却授意证人张某向司法机关作虚假证言，而且事后张某确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的陈述，因此吴某的行为符合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理由是：吴某不是以辩护律师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授意证人张某作虚假的证言，其行为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 第三种意见认为，吴某的行为构成伪证罪。理由是：吴某虽不符合伪证罪的特殊主体要件，但吴某教唆张某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事后张某也确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言，吴某与张某属于共同故意犯罪，对吴某应以伪证罪（共犯）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理由是： （1）该案中，吴某没有与刘某办理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其并不是刘某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帮忙，因此其不符合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主体要件，第一种观点是不对的。 （2）妨害作证罪的妨害行为是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
我国《刑法》第306条：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证据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第306条将律师单独作为“律师伪证罪”的主体，这在立法上有歧视律师职业之嫌。是否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律师之外，是否其他人就不存在妨害作证的行为？警察、检察官，同样都有可能毁灭、隐匿、伪造证据，都有可能唆使、引诱证人作伪证。而且警察、检察官实施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高！《刑法》只是规定了“律师伪证罪”的条款，而没有规定“警察伪证罪”、“检察官伪证罪”的条款,这只能说我们的立法者始终对律师抱有防备之心，歧视之心。 《刑法》第306条中，像“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这种十分模糊的措辞，让控方在认定律师是否有妨害作证行为时变得十分随意。有时律师在询问证人时所采用的询问技巧难免有“引诱”之嫌，但是这种循循善诱的方式为的是尽可能的让证人将其所知道的案件事实讲出。律师恰当的提问方式，证人是有可能将脑海深处的记忆还原出来的。因此，询问证人技巧的讲究，当然不能随意认定为律师在“引诱”证人。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是违背什么事实？是违背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查明的事实，还是违背了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认为只要是与侦查阶段所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就是违背了事实。这种未经法院审理查明，将侦查阶段查明的事实认为既定的事实，实际上是僭越了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权。 而律协对于该事件也仅仅表示会“高度关注”，如此一来，律师只能自助。如果这个事件再发展下去，没有官方再保护律师的基本权利，中国刑事律师集体罢辩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到了那个时候，公检法就可以独自在法庭上自娱自乐。
2015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第1篇: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七条 [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持械随意殴打他人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工作、生产、生活，或者造成他人 精神失常、自杀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三次以上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 根据刑法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
论刑法的谦抑性文献综述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刑法的谦抑性，指刑法的最后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现今轻刑化趋势的指导下，刑法的谦抑性日益成为倡导的主趋势，这在最新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也较为明显的体现出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法谦抑不等同于完全的摒弃，应当保障报应与预防、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两者的平衡，所以说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界定刑法谦抑的范围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的理论诠释 (一)刑法谦抑性的含义 最早的刑法谦抑性的提出者是甘雨沛、何鹏中认为“谦抑就是意味着缩减。”①并采用列举的方式阐释了谦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并以此来为谦抑的理论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里面，有一些学者觉得，要定义刑法的谦抑性应该以最后手段为着重点。例如著名教授陈兴良认为，相关的立法者应当通过最
小的支出，甚至是不需要刑罚，来换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以此来对其他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控制与预防。而张明楷教授则主张，刑法所具有的谦抑性，其实指的就是，刑法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应当依据一定的规则，来对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进行严格的控制，也就是说，所有的通过运用其他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抑制的行为，并且能够对合法权益进行充分保护时，就不要把它规定成犯罪。②与上两名学者相似思想的梁根林教授则主张，所谓的刑法谦抑性，指的就是应当将刑法当做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终防线，对于那些可以通过使用其他手段来进行调整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法的手段来对其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可以运用较轻手段的时候，就尽可能的避免运用较重手段。 ③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以国家的权力为着重点。例如林山田认为刑罚虽然也体现了最后手段，但是却明示了主体即为国家职权的行为。王明星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贯穿整个的刑事领域当中，国家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则，来对刑法的调控程度与范围等进行严格的控制。④对于抑制性含义的论述，许道敏博士主张，刑法的抑制性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国家在运用刑罚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刑法来进行自我压抑，两一方面，就针对于人民而言，其有权通过
2019最新行贿罪量刑标准 大家在日常中要学会区分受贿罪与行贿罪，前者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则是由一般主体构成的犯罪。行贿罪的量刑标准一直以来都是大众所关注的内容，接下来就由小编为大家带来2018最新行贿罪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四十五、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修改为:“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十六、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受贿罪量刑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受贿罪的量刑标准规定如下：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现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八十四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律师执业风险防范 一、律师： 二、律师执业： 三、律师执业风险： （一）内涵 （二）来源： 1．律师自身违法、违纪或者执业不规范招致的风险。 2．当事人及其家属制造的风险。 3．有着直接利益冲突、对抗明显的对方当事人及其家属制造的风险。 4．来自于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部门的工作人员的风险。 5．我国目前这种司法环境存在大量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边缘地带，对律师违规进行选择性执法。 6．在陈瑞华看来，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的律师缺乏经验。另一种情况则有个别律师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只注重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注重维护社会正义，法律服务意识薄弱。” （三）分类： 1．民商事风险： ①工作失职造成当事人损失的赔偿。例如因写错诉讼主体等耽误了诉讼时效，或因过失错过了上诉期、泄露商业秘密、遗失重要证据等。 ②对法律问题理解的偏差，造成错误。比如诉讼请求不当、举证错误、越权代理、延误诉讼期限等。 ③专业水平欠缺，不可能全知全能，造成风险。例如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出现偏差、为企业提供法律意见不当或错误等等，当事人完全可能以此为由要求律师退还代理费和赔偿损失。 ④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 2．非诉风险： 3．刑事法律风险： ①《刑法》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306条实际包含三个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碍作证罪（引用最为广泛）。 ②泄露国家秘密罪： ③偷税罪： ④包庇罪： ⑤寻衅滋事罪： ⑥玩忽职守罪 ⑦诬告陷害罪 ⑧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刑法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合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⑨行贿罪 ⑩ （四）行政法律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本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四十二、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最高法院最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9次会议、 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法释〔2013〕18号2013年7月15日 为依法惩治寻衅滋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第二条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是关于贪污罪概念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构成贪污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即本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控方要运用收集、掌握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确实犯下了指控的罪名和犯罪的事实。辩方则要证明的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事实，在此，表面上看控辩双方互为矛盾，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这则是其矛盾的统一，本文从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入手，论述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在立法上受到的诸多限制及风险，因而导致辩护律师的辩护力度大大削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大大地打了折扣及如何保护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和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执业安全。 关键词：证据调查取证权律师充分保护 一、证据的重要性及收集证据的主体 （一）证据的重要性： 在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取代封建时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废除了刑讯逼供的证明方法，确定了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提任的原则，使被告人获得了辩护权，自由心证制度还实行双方当事人对等辩护的原则，能使法官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辩论，形成其内心确信，然后对案件做出裁判。这推动了证据科学的发展和证据理论的进步，虽然有其不足处，但还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已经注意到了证据的重要性。《吕刑》曰：“简，核也。孚有众，惟貌有稽。”简核即核实，稽，指稽查、根据。（摘自《文献通考·刑考—刑制》古人已经认识到证据的重要，只是惟貌有稽显得幼稚。《周礼·小司徒》记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民讼以地比即邻居正之，地讼以图即地契正之。与今日的证据理论已经接近。采用勘验的方法取得证据在汉唐以后得到重大发展，特别是在宋代，该制度更加完善，“南宋孝宗发布的《检验格目》使检验的内容和程序更加规范，宋朝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对如何检验、取证和审查证据都有详细的记载。虽然在我国封建时代，在证据的取得和运用方面，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技术上的原因，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证据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 “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法院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认定某个事实，需要证据，证据是为了说明事实的真相，而以证据的形式而出现的一种手段，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证据决定诉讼结果，这在刑事诉讼中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的是一个人的一生，甚至生命。由于证据证明的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至关重要，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在于收集证据。收集证据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同时也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这正是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为
寻衅滋事定罪量刑(立案)全标准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量刑档次（两档）： （一）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行为标准（三种类型）： （一）无事生非型：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的。 （二）小题大做型：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的。（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 （三）拒不改正型：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情节标准（四种表现形式）：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2）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3）多次随意殴打他人
的；（4）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5）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6）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7）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以“异教徒”、“宗教叛徒”等为由，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扰乱社会秩序，情节恶劣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2）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3）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6）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2）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5）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公共场所是指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包括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可折抵）。二年内多次实施不同种类寻衅滋事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升档标准： 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每次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均构成犯罪。 二是每次寻衅滋事行为未经处理，包括行政处理和刑事处理。 三是多次寻衅滋事行为的时间跨度，只要未超过法定的追诉时限期限，均可计入。
浅述刑法谦抑性原则 内容提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现代刑法的三大理念之一，本文简要分析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的思想渊源、思想内涵、法理基础和渗透体现，进而阐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法的谦抑性、法理基础、惩罚 刑法的谦抑性（也叫刑法的谦抑原则）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也是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与报应刑刑法思想论战的产物。平野龙一从刑法的调整对象、保护手段和自由尊重性方面阐述其含义，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刑法的补充性、宽容性和不完整性。[1] 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或者理解为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一般而言，下列情况没有设置刑事立法的必要：第一，刑罚无效果。就是说，假如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后，仍然不能达到预防与控制该项犯罪行为的效果，则该项立法无可行性。其二，可以他法替代。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无论从功利还是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刑法是一种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统治手段。”刑罚非制裁方式的至上性，决定了刑法的谦抑性。[2]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基本理论。故而，那种将人民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法，不是立法在民的表现，殊不可取。其三，无效益。指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耗出要大于其所得收益。西方国家有“不合格磅秤罪”的规定，这在中国，显然会“无效益”。实在说，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不合格磅秤”行为，即便逐一施以一般违法处分，都无效益，更甭说将其设定为刑事犯罪行为了。 由此可见，所谓刑法的谦抑性，主要发生在立法环节。然而，实践中，有人却误认为，当某种经济违法行为因其情节或后果严重而同时触犯刑法时，可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直接适用经济行政制裁，毋须启动刑罚。“刑法只能以最重要的社会利益为保护对象”。[3]例如，曾有来自刑事实务部门的人士谈及，称现在全国各地发生了近百余起滥砍电缆的行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屡禁不止。其中有的人已触犯刑律，本可适用刑法。但是，既然有关电信行政管理条例已经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设置；其他经济行政法也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行政罚则规定，那就应当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可以适用经济法、其他行政法的时候，不要动用刑罚。据此，按照此种观点，对此类人等，仅由有关电信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理即可，毋须再动用刑法，既然效果都一样。司法实践中务须明确：当其某一行为同时触犯两种轻重不一的部门法时，司法适用上首当选择的是“重法优于轻法”原则而非“谦抑性”原则；而当其同时触犯的两种部门法之中含有刑法规范时，刑法理所当然地优于其他部门法的适用。 作为刑法哲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刑法谦抑不仅是刑事立法的谦抑，同样也是刑事司法的谦抑。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刑事司法对于定罪量刑的运作仍然有着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这一过程仅仅体现在适用“刑法”这同一部门法过程之中。此时，司法机关宜在充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去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或抑制不必要的重刑主义倾向。即可罪可不为罪时，则不作犯罪处理；可刑罚可不予刑罚时，则以非刑罚方法处遇之；可重刑可轻刑时，毋宁施以轻刑。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刑法谦抑就是要为犯罪人与刑事被害人通过其他成本更为低廉、收效更为显著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因犯罪带来的侵害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为刑事被害人与犯罪人直接进行对话腾出新的机会。我认为，刑法谦抑既是国家对犯罪人的谦抑，同样也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谦抑，刑事被害人这一独立的价值主体的加入，将更有利于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然而，诸如此类的处理方式与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却撇开刑法不去适用而去“谦抑性”地适用行政法的“克减”办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依罪刑法定原则行事的表现；而后者对犯罪行为只作行政处理的司法、执法法，实属有职不守的渎职行为。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在日益倡导自由民主的氛围中，法律对于社会生活更主要的是扮演一种旁观者的角色。它只有在以法律规制某种行为大有必要时才走上前台。刑罚作为法律中最严厉的处罚方式，更是奉行这种理念。当今刑法讲究谦抑性的原则，就是说立法机关对待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只有在除了以刑法加以规定为犯罪行为以外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途径时才选择动用刑法加以规定。这种谦抑的谨慎原则实质上已经成为现代刑法所追求的一项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