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的初始目标及其最终的怀疑主义取向
【作 者】杨玉成
提要休谟对因果性观念、物体观念、自我观念以及理性本身的怀疑、否定，是为建立系统的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然主义解说这一目标服务的，但由于他的哲学的双重内在矛盾，他最终还是走向了怀疑主义。休谟最先预示了现代人在智力生活上左右为难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关键词 休谟 观念论 自然主义 怀疑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与视角的转换
大卫休谟在近现代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派别都从他的哲学中汲取养分。但是，休谟的哲学似乎并没有最终的结论，他的论断往往是若是若非、模棱两可的，人们很难把握住什么。他认为：我们本能地相信外界物体和自我的存在，而知性对二者的存在非但无法形成任何的哲学论证，反而发现我们的物体观念和自我观念只是想象力虚构的产物；我们总是习惯于作因果推理，而知性却无法确证因果之间有任何实在的联系，因果观念不过是经验的重复作用于想象的结果；我们的自然本能所形成的意见与我们深思熟虑所形成的哲学意见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的自然倾向经不起一点的哲学反省，同样知性也令人失望，它所揭示的结论显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休谟对二者孰是孰非，无法下定论。一方面，他视自己的知性推理只是纯粹的思辨兴趣，并未肯定它的结论，而是对它颇感失望；另一方面，他对自然倾向的真实性也未明确肯定，他显然发现了习惯想象原则存在着内在的辩证性质，对它也不满意，承认它并不十分可靠。他对一切都保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因而这里需要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休谟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哲学最初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他的努力成功吗？
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界对休谟哲学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的观点，认为休谟是纯粹的否定式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目的和功绩是从观念论的前提出发，把它推向荒谬的逻辑结局，从而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产生创造了环境。这种观点给予休谟的角色是：他仅仅是哲学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否定性的过渡环节其作用仅在于怀疑、否定、破坏、而没有建造什么。第二种是实证主义的观点，它把休谟看成是分析哲学家，认为他反对形而上学并对知识作出划分是为确立对概念意义、命题等分析性知识的可能性和主导地位。第三种观点是英国哲学家肯普史密司和美国哲学家巴里斯特德提出的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说，他们反对前两种看法，认为
休谟哲学的根本宗旨不是为追求纯粹的怀疑主义和完全的分析性，而是要求把人类放在自然中，用自然科学通行的实验推理方法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考察，力求发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倾向和原则，从而对人类心灵的性质和活动方式作出自然的经验的描述，因而休谟的根本精神是自然主义。〔1〕
诚然，休谟哲学有其否定的一面。他自己就宣称他对人类理解研究的目的在于推翻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起因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结果的努力，因为他们每爱研究人类理解绝不能接近的题目〔2〕，但它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因此必须推翻那种深奥的哲学和玄学的妄语。〔3〕但休谟又指出他的目标不仅在于推翻形而上学。他认为：在审慎地考研之后，我们固然有一种利益，固然可以把最不定、最不快的一部分学问驱逐出去，但是如果我们能精细地考察人性中各种能力和官能，那我们正还有许多积极的利益。〔4〕这表明从更深一层看， 休谟哲学的积极利益在于详尽考察人心的各种动作和原则，发现人性的普遍原则。因此，在休谟那里，怀疑首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对物体、自我和因果性的怀疑，进而对人类理性能力本身的非难，有其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面，然而更重要的却在于实现哲学的变革，使其由传统的注重对象（无论是外界对象还是观念对象）的研究转向主体心理，研究人的心灵活动及其原则，为知识寻找人性基础，为解释人事提供依据。休谟本人就十分明白地道出，他的人性科学要直捣所有科学的心脏（即人性），他的唯一希望是使哲学思辨转到另一方向上去〔5〕，即转向人性研究， 而且他还确定了研究人性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实验推理方法。可见，传统观点所给予休谟的纯粹否定性的角色是不公平的，它忽视了休谟作为一个独特的哲学家的地位，没有看到他的哲学的肯定性的变革意义；而实证主义的观点只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休谟，没有看到休谟关心的是更根本的哲学问题，即人性问题。这两种观点虽各自抓住了休谟哲学的一个方面，但并不符合休谟本意。从休谟哲学的初始目标这一视角出发，按休谟本人哲学追寻的道路来理解休谟，我认为上述第三种观点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正是休谟最初所欲建立的，与这种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说并不成功，他最终还是陷入了依违两可的怀疑境地，故本文的考察有初始目标和最终取向之分。当然，无论休谟的人性哲学包含多少内在矛盾，他的初始目标之所向是明确的。应该说，他在哲学史上最先尝试建立知、情、意统
一的人性哲学，并在这点上引发了康德创立三大批判的努力。至于说他最终还是陷入怀疑主义，这是由他对人性的自然主义解说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并不是他初始的企图。
二、观念论前提和休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
休谟是把观念论作为哲学推理的前提的。其观念论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1.他以承认知觉的存在为他的哲学的无可置疑的立足点。2.他把知觉分为显著差别的印象和观念双重存在，并认为观念来源于印象。印象是由感觉和反省直接给予的材料，是生动的、活跃的，观念则是印象在记忆和想象中淡淡的摹本，它复现印象。因为印象是直接呈现于心中的直观物，是可靠无误的，所以它是判别观念的真假和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凡不能还原为印象的观念都是虚而不实的。⒊我们的知觉是各别的存在物，它们都是特殊的，而抽象或一般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只是由于习惯才使特殊的观念在其表象作用上成为一般的〔6〕。 从这三个观念论前提出发，休谟依次考察了因果观念、物体观念和自我观念的真实性问题，结果发现了它们的虚幻性质，这是他的哲学的否定面。
1.知性无法确证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
休谟把人类知性的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观念的关系，二是关于实际的事情。前者构成确切可靠的知识，但不涉及经验内容，是纯形式命题，如数学命题。后者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推理，他注重的就是后者。他认为人是不能完全囿于感官所直接感知的东西的，他还思考和相信当下未感知的东西、即有对未观察到的东西的信念。我们相信在我们已观察到的东西与未观察到的而我们相信它是如此情况的东西之间有因果联系，借助这种关系，我们由一件事情推论到另一事情。我们关于事实的推理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信念之上的，因果关系是唯一能使我们超出当下的直接印象而推知任何对象的存在或任何事件发生的关系，因果推论是我们理性的重要原则。但问题是，我们的因果信念可靠吗？事实上因果性观念缺乏印象基础，我们没有因果关系的印象。我们只是观察到A事件和B事件前后相继，但这只是一些判然有别的印象的外在集合，我们观察不到它们之间作为因果联系所必须具备的必然关系。即便是我们经验到他们的恒常结合，那也不过是过去印象的单纯重复而已，个别的积累根本无法到达一般，并不能提供必然联系的观念。我们更不能单凭理性就断定这中间有必然关系的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对象涵摄其他任何对象的存在〔7〕，这种关系不是逻辑蕴含关系， 我们无论如何分析这两个对象，也得不出这种必然的关系，它是不
能通过先验的推理获致的。在这里，经验和理性都无能为力，归纳和演绎推理都没有效用。休谟最后不得不承认：不但我们的理性不能帮助我们发现原因和结果的最终联系，而且在经验指出它们的恒常结合后，我们也不能凭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相信我们为什么把经验扩大到我们曾观察过的那些特殊的事例之外。〔8〕传统的理性要么是虚假的，要么就是无用的， 它不是因果推论的源泉，因为任何这种推论都不是合乎理性的，这就是休谟在因果观念上的著名的怀疑主义的结论。#p#分页标题#e#
2.知性无法证实物体存在的信念。
人本能地具有外界物质实体存在的观念，即对事物持续和各别的存在的信念。但休谟认为这个常识的观念经不起些微的哲学反省，从知性看来，它不仅不是真的、而且是彻底的迷乱的。他证明从感觉和理性中都无法产生这个观念。感官所接受的无非是影像或知觉，它不能把持续而又独立的外在事物提供给我们，我们从未经验到与知觉有种类上差别的存在。我们的理性反省告诉我们一切知觉都是内在的、间断的，独立、持续存在的事物是完全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的物体观念缺乏可靠的根据。
3.知性无法证明自我观念的实在性。
人总是把知觉看作隶属于作为精神实体的自我，认为自我是贯穿人生而始终不变的东西。但休谟主张，首先，我们不能直接从感官获得自我观念，我们没有作为单纯的和同一的自我观念的印象基础，我们的印象总是流变不息的、没有恒定和不变性。我们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彼此相继处于永恒的流变和运动之中，就是这些来来往往、一溜而过的知觉构成精神，而我们并没有这些知觉所得以表演的场所的非常隐晦的概念。其次，自我也不是理性反省的产物，因为知觉是各别的独立的存在物，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支撑它们的存在、它并不需寓存于自我之中，而且因为知觉之间并没有任何实在的联系能把它们连成一个总的实体，因而也没有总的我。我其实不过是知觉的堆积，它既没有永久性，随肉体的消灭而消灭；也没有同一性，随知觉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不变的和不间断的实体，不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作为同一个人而存在的实体。
总之，我们可以把休谟知性推理的结论描述如下：我们心中有知觉，但我们无法断定是否有外界物体作为它的来源，也不知道它是否寓存于自我之中，我们纵然有一些印象和观念，但我们不知其何所来，也不知其何所在，而且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一束束的知觉本身是转瞬即逝的，它们产生了，又消灭了，世界就好像影片中
的一个个镜头，各个镜头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只是某些镜头有一定的连贯性，一个接一个比另一些镜头更经常出现在银幕上，我们所称的分散的印象有因果联系就是这种连贯性的经常重复而已。真正说来，世界是一团混乱的印象，无从捉摸、无以名状，我们根本抓不住什么、无法断定什么，它还抵不上一场梦境，更谈不上认识它的本性和规律。无论休谟是否承认，如果严格贯彻他的观念论前提，他的哲学推理的结论必然如此。
但是，知性推理的这个成果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休谟认为人如果完全依从这种否定性成果，就意味着所有信据的毁灭，所以会很快结束人类这种悲惨的存在，因而他是不能就此停留的。休谟的结论仅在于表明，我们的信念，没有一种能用传统的推理方式来证明是正当的、合理的，即便那推理出自不容置疑的经验的判定；因此传统理解的理性在人生中毫无作为，如果按照它的理解方式，我们简直无法相信任何事情。然而我们却一直相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有许多信念，自然借着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必然性决定我们要进行判断〔9〕 ，但信念不是用理性的方式获得的，它们另有发源，它们需要新的说明。为了人性哲学的目标，休谟也必须作出说明，他也在人的自然倾向中找到了这种说明。
三、习惯联想原则和休谟哲学的肯定方面
休谟认为他对人的基本信念的怀疑使他抛弃了一切已经确定的意见〔10〕，动摇了传统哲学的根基。但休谟真正关心的是人性，怀疑、否定只是前提，他的哲学意图重在建构，他真正想回答的是人们怎样形成关于世界、自我和因果性观念以及如何科学地思考这些观念。我们上面只是描述了他的哲学寻找观念的理性依据这一否定面，但他的哲学有更重要的肯定的一面，这就是从人性中寻找观念的起源。他在寻找信念的理性依据失败之后抽身而退，转而借人类的某些自然倾向来对信念作肯定性的说明，并提出了习惯联想原则。显然，当休谟由其观念论的前提走向荒谬的结局时，他便怀疑、贬损人类推理能力本身，转求于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而没有去重新审查其观念论前提是否正当，这是他的不严密之处，也是他的失误之所在。休谟的习惯联想原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习惯联想对形成因果观念的作用。休谟认为虽然理性无法决定我们作因果推移，但习惯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进行这种推移。我们观察到A和B事实的恒常结合，就会建立起一种习惯性联想， 以致不论什么时候看到新的A，心灵就会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产生鲜明的B观念，从而构成对B的信念。这种力量本
身是一种通过反省观察到的感觉， 我们常不合法地把这种感觉设计到外界中去。实际上，必然性是存在于心中而不是对象中的东西只是依照被经验结合由因及果和由果及因进行推移的那种思想倾向。〔11〕经验中只观察到恒常结合，从心理上我们不得不作因果推移。既然理性无法把握因果联系，而习惯却使我们很自然地进行这种推移，那我们倒不如服从了这种本能习惯，尽管我们仍安于对因果性最终基础的无知。因此，因果律等于习惯律，它在性质上是非理性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它也不完全确切可靠，但它是一种有利于经验组织的工具，它对人有用。所以，休谟要以本能或机械倾向来保障这种重要作用，认为这较契合自然的常智〔12〕。这样，休谟从知性推理中否定了因果性，又从心理倾向上肯定了它：在主观上我们必然要作因果推论。因此我们固然要放弃对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追求，但建立在因果推理之上的概然知识仍然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与其说休谟推翻了知识论基础，不如说他为寻找知识的基础指出了新方向。因为我们以前的知识论并非已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休谟倒是指明了知识的经验可证实前提和我们想象的联结作用，无论他对因果性的心理主义补救包含多少缺陷，但他确实为知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了主观上的依据。
2.习惯联想对形成物体观念的作用。休谟也在想象中找到了物体观念的发源。由于某些印象呈现出明显的恒定性和一贯性，想象就把恒定的知觉看作是同一个体，虚构了某些知觉的同一性；但理性的反省又意识到它们是间断的、倏忽的存在物，我们不得不满足于转瞬即逝的知觉流动画面所形成的信念。这样，我们就被抛入一种矛盾之中，心灵被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这些知觉似乎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彼此间是间断的。为了使心灵从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通过假设这些间断的知觉被我们所觉察不到的实在联系起来〔13〕，于是就有了知觉和对象的双重存在，就有了外界物体的信念。其实它只是一种虚构，我们似乎不能没有这个虚构。它是人的自然倾向之一，不过它却是人心脆弱的表现。
3.记忆、联想对形成人格同一性的作用。休谟认为自我观念是记忆作用于想象的产物。由于记忆使我们记得很多过去的经验，把那些相似的知觉置于同一思想系列中，使想象能沿着构成这个知觉束的某一环向另一环顺利地进行推移，从而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持续的存在。同时由于因果之链伸向记忆的空白处，使那些现已遗忘的知觉依然被归属于持续存在的自我。但休谟后来意
识到他对自我观念的说明是不成功的，在《人性论》附录中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自我问题上的困难。事实上，他的说明存在着严重的恶性循环，他在说明自我时求助于因果关系，而他对因果性的说明又必须以同一个的我为前提，这是深刻的内在矛盾。因此，休谟的自我概念始终是成问题的。#p#分页标题#e#
四、休谟哲学的双重矛盾及其怀疑取向
简单地说，休谟哲学因其双重的基本矛盾使他先是贬斥理性，提出一套自然主义解说，最后还是陷入怀疑主义。
首先是知性推理的结论和习惯想象意见的对立：我们的信念是这样那样的虚幻或幻觉，在我们将其投射上去的那个客观经验世界中本不存在对应物，但这些未经证实的虚假的信念对人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自然而然的，这就使休谟哲学陷入一种基本的矛盾之中。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发现人类的基本信念是虚假的，现实中没有对应物，但他的理论又意味着这些信念是不可抛弃的，因而他无法使自己的生活符合他的理论所发现的真理。具有某些经验的人必定会相信我们的基本信念有客观的对应物，在这方面人不需作任何有效的思考，自然没有让人在这里进行自由的选择，无疑认为这种事太重大了，不能托付给不准确的推理和思辨〔14〕。本性或想象或情感高于理性，这就是他所企图建立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的基本论点。
但休谟还看得更远，他发现了想象原则的内在矛盾。习惯联想使我们既产生了因果观念，又虚构了物体观念，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是直接相反的〔15〕。前者是恒常的、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后者则是变化的、脆弱的、不规则的，前者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所以如果除去那些原则，人性就必然会立即毁坏、消失。后一种原则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必然的，甚至也不是生活过程所需用的〔16〕。因果推理是人性的普遍原则，而物体信念则发端于人性的脆弱，而且休谟认为我们不可能一面根据因果进行正确而有规则的推理，同时又相信物体的继续存在〔17〕，我们不能明知故犯地接受那样一个明显的矛盾。正由于想象力的这种辩证性质，休谟对它也很怀疑，认为它常会相互反对，是浅薄的。但他对此毫无办法，因为只有想象的独特作用和浅薄的特征才能把我们从彻底的理性的怀疑主义中拯救出来。他是既不完全相信推理，也不完全相信想象，而是在交替使用它们中趋向于温和的怀疑主义。知性推理使他怀疑一切信念、但自然本身又治愈了他的哲学忧郁症和昏迷。无论信念是否正当，我们都需要它，否则要吃太大的苦头〔18
〕，无论我们作何议论，自然使我们一定会相信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双方都是存在的〔19〕，我们不得不有信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任何信念都没有理性的根据，即便是他从事哲学也不过是由于感觉到一种喜爱从事哲学的倾向〔20〕，任何时候都应保持怀疑主义的原则。休谟对他的哲学的内在矛盾无所适从，唯有走向怀疑。
由此我们看到休谟虽提出了人性的经验原则、习惯联想原则，但由于他的人论的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他的自然主义的人性科学并没有决定性地建立起来，而是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滥觞开了方便之门。对现代人而言，休谟相对于其他古典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有其独特的魅力。正是他的无法摆脱的内在冲突最先表达了现代人在智力生活上左右为难的困境，即在人生的一些起决定作用的事体上没有决定性的答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是没有根据的，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因果观念是成问题的，在现代人看来，更为致命的是连我们的自我也是成问题的。
自古希腊以来，人就被赋予理智的性质。中古时代普遍认为人有天赋的灵魂，特别是自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从茫茫的宇宙中把我提升出来，我就被确立为知觉思维的主体精神实体，贝克莱否认了物质实体，但保留了精神实体，即便是后来的康德也把自我理解为与一切自然的知识的整理有关的一种调整原则。我会把众多现象联结起来，好像我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实体，恒久不变地存在着，具有同一的性质。但休谟则表明这个作为思维主体的先验自我的观念是没有根基的，思想不过是知觉的堆积，人的意识就存在于个别的精神状态中，彼此是分离的，并且同任何可识别的将它们束缚在一起的代理者是分开的，因而他最先预言了当代人智力上的危机思想主体的支离破碎。〔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也正是在这点上康德不可能真正了解休谟，因为在他的时代，由于受内心的指引，自我还不会发生问题。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受他人指引、他人成了我们价值源泉的时代，我们自己的单纯性和同一性再度陷入一种真正的困惑和怀疑之中。现代人寻找自我，拼命地表白自我，但到头来却发现我仅仅是一些残骸的聚积，而没有任何自我的性质，自我是没有的事，我实在是空空如也。一点儿的我都没有并没有一种基础能使我在它上面，我所拥有的并不多。现代人惊异于自我的异化和失落，而又无可奈何，表现出一种进退维谷、暧昧不明的心境。没有自我，这真是奇怪的事。休谟无力彻底明白他的自我，现代人同样也不能正确发现生活和社会所摊派到
他们身上的角色。我是谁？我是独特的单个人吗？休谟对此类问题感到漆黑一团，现代人也被迫走向怀疑一切问题都没有决定性的答案。休谟的幽魂渗入现代人的骨髓之中，现代人同休谟一样怀着依违两可的心境。
注释：
〔1〕参见[美]巴里斯特德著：《休谟》第一章。刘建荣、周晓亮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4〕〔12〕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第14、15、15、52页。
〔5〕〔6〕〔7〕〔8〕〔9〕〔10〕〔11〕〔13〕〔14〕〔15〕〔16〕〔17〕〔18〕〔19〕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304、37、104、109、209、295、190、226、214、296、253、296、301 、246页。
〔20〕参见[美]李维著：《现代世界的预言者》第一章，谭振球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