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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
李志芬
内容提要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阿拉伯两大族类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犹太属性、“内部殖民主义”和“分而治之”是以色列处理与国内阿拉伯人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以色列的民族政策造成阿拉伯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遭受挤压、歧视，成为经济落后、政治孤立的少数族类，与主流社会十分疏远。这一现实与以色列理应将全体国民纳入其民族国家构建范畴，以塑造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国族认同的民族构建产生了直接的悖论，并且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民族政策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殖民主义”
“分而治之”
作者简介李志芬，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延安716000）。
引言
1948年以色列的诞生堪称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它是一小部分充满民族理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艰苦奋斗、大国的扶植以及20世纪初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建立在异族土地上的移民国家以色列而言，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多元与一体———以色列族群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在其疆域内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价值体系等纽带，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民族认同，即构建一个统一的国族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遗憾的是，以色列虽然建国伊始就制定和实施了旨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塑造为一个崭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熔炉政策，却将国内的阿拉伯人当做必须要严格控制的另类群体，将其排除在民族构建的进程之外。作为占以色列总人口近20%的第二大族类，阿拉伯人不能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也无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排斥和挤压。尽管随着以色列不断发展壮大，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个族类交往的不断加深，以及阿拉伯人争取平等地位、反对歧视斗争的深入发展，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政策逐步由严厉趋向宽松。但以色列民族政策的基本理念、立场和目标（即确保犹太人的优势地位，在剥夺、利用阿拉伯人资源的同时防止其对国家的安全和犹太性构成威胁）从建国以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问题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则侧重于探讨并剖析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与以色列民族构建产生的悖论。
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属性
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明确将其定义为“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主要的思想基础。①以色列对其犹太国家的定位，意味着犹太人是国家当然的统治族类，犹太文明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石，国家政策必须以维护犹太人的利益为最高宗旨。在以色列至今未能制定出一部成文宪法的状况下，《独立宣言》实际上起到了框定民族关系的作用。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的自我定义，远非只有描述性的意义，而是具有深刻的排他性质，它从根本上奠定了犹太族类在国家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贬低了非犹太族类的地位。
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要在巴勒斯坦为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以色列成立后，其主要任务仍是吸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以
①See Aziz Hadar，On the Margins：The Arab Population in Israeli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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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定居。为此，政府先后于1950年和1952年颁布了《回归法》和《国籍法》。《国籍法》规定，任何一个犹太人只要返回以色列，便可立即获得公民权。《回归法》则对犹太人的认定作了如下规定：只要其母亲是犹太人或皈依犹太教、并且不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便是犹太人，每一个流散异乡的犹太人都有权利返回以色列定居。①
《回归法》和《国籍法》使任何一个犹太人只要踏上以色列的国土便可自动成为其公民。然而，土生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获得以色列的公民权却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例如，根据建国初颁布的第三部分法律第三项之规定，非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至颁布《国籍法》的4年中若不能证明自己在以色列国内，便不能获得公民权。仅此一项规定就使得在1948年战争中逃亡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无法获得以色列国籍。即使上述时间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有因达不到这样或那样的规定条件而不能成为以色列的公民。以上两部法律的实施，不仅为建国后大批犹太人的移民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也使以色列得以有效地控制阿拉伯人移居以色列和杜绝阿拉伯难民的回流，从根本上保证了以色列的犹太特性。
以色列还存在一些为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在复国运动期间建立的民族主义机构。以色列建国后，这些机构并未将其职权转归政府，而是保留下来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犹太民族基金会和犹太代办处这两大组织在以色列犹太人生活中的作用犹为重要。犹太民族基金会成立于1901年，是具体实施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第一个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手中征收土地，负责开垦、造林以及筹划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发展项目。建国后，以色列政府和犹太民族基金会在获取土地、发展计划上紧密合作，更重要的是，犹太民族基金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机构可以代行诸多政府不便于实施的计划。②如同民族基金会一样，犹太代办处也是一个专门为犹太人服务的组织。以色列建立后，犹太代办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将移民整合进以色列社会。从以色列建立到1972年底，大约有140万犹太人在该处的负责下迁入以色列定居，这些人口是委任统治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两倍之多。截至1973年6月，代办处的下属机构土地委员会已经建
①②See Nadim Rouhana，Palestine Citizens in an Ethnic Jewish State：Identities in Conflict，Connecticut：
Yale Univernity Press，1977，p.36.
这些计划包括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获取土地、修筑公路、建立定居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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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564个各种类型的犹太定居点。①
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决定了犹太民族基金会和犹太代办处只为犹太人服务。阿拉伯人不在这些民族主义机构服务的范围之内，相反，他们实际上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牺牲品。为了维护民主国家的称号，以色列在法律宣传、政策制定，项目规划上不得不面向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所有以色列公民，而犹太民族基金会则充当了国家资源只流向犹太人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渠道，使得政府能够通过这些机构以合法的手段将国家资源从公共领域转向犹太人和犹太部门。
在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下，阿拉伯人被赋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也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但实际上，阿拉伯人的参政活动受到以色列国家属性的根本制约。例如，政府1984年通过的《基本法·议会》第七部分修正案明确规定，若某政党否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则该政党无权参加议会选举。②对阿拉伯人来讲，选举不仅要受到国家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用法案的力量强制取消政党参选资格的制约，同时还必须接受他们所参与选举的国家从本质上并不代表他们的事实，他们的选举权因此大打折扣。阿拉伯人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组建了各种形式的政党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但这些政党所发挥的作用一直十分有限，对全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时至今日，以色列尚未有一届联合政府愿意吸收阿拉伯政党参与组阁，阿拉伯人在政府和议会中获得的职务和席位与其人口数量很不成比例。以色列高等法院曾在一份判决书中公然写道：“作为犹太国家的本质，就是要赋予犹太人优先权。任何人若以民主的名义要求赋予以色列全体公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的权利，必将被拒绝。因为他（她）否定了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存在。”③
建国60余年来，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站稳了脚跟，其安全环境已经有了重大的改观。然而，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主导下，犹太人始终
①
②③See Ian 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Israel’s Control of a National Minority，Knoxville：Uni-
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p.51.
See Nadim Rouhana，op.cit.，p.34.
Anne Mary Baylouny，“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Support an Oppressive Israel”，in Charles P.Cozic，Israel：Opposing Viewponit，San Diego：Greenheaven Press，1994，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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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强烈地坚持国家的犹太性。根据199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犹太人支持国家狭隘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对阿拉伯少数群体的政策。犹太人认为以色列是犹太国家或犹太人的国家，96.4%的人希望保持犹太人在国家的多数地位，并希望在各个层面加强国家的犹太性。①在国家性质上，如果要犹太人在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国家的犹太性，且这一态度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对国家犹太性的坚持显然是与政府应给予犹太人在各方面的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5%的犹太人支持以色列仅仅是犹太人利益的表达，因而认为在犹太公民和阿拉伯公民之间政府应该对犹太人予以优待。②
在政权分享问题上，大多数犹太人支持继续保持犹太人排他性的权力控制，不愿将阿拉伯人从制度上整合进国家。1995年，40.5%的犹太人反对阿拉伯政党参与政府组阁，认为在公共事务上阿拉伯政党不能与犹太政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并承担共同的责任。许多犹太人赞成取缔一些阿拉伯政党和组织，并禁止其他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更有30.9%的犹太人认为阿拉伯人根本就不应该参加议会选举。③
犹太国家的性质还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以色列的国旗、国歌、国徽和其他国家象征物都带有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色彩，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也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纪念犹太人在流散过程中种种不幸的遭遇。在1980年和1995年的调查中，分别有91.1%和85.6%的犹太人反对变更国旗、国歌、公共节假日这些国家的基本象征，认为阿拉伯人能否对之产生认同无关紧要，因为这是犹太人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无需考虑阿拉伯人的情感。④在语言文化方面，大部分犹太人希望保持希伯来语和文化的优越地位，不愿让阿拉伯语和文化共同参与以色列民族文化的塑造，甚至认为以色列的民族文化中不应有阿拉伯文化的影子。虽然阿拉伯语被明文规定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仍然有70.7%的犹太人认为没有必要在公共场所同时标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48.6%的犹太人认为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无法分享共同的生活
①
②③④As’ad Ghanem，“Zionism，Post－Zionism and Anti－Zionism in Israel：Jews and Arabs in Conflict
over the Nature of the State”，in Ephraim Nimni，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London：Zed Books，2003，p.104.
See ibid.，p.106.
See ibid.，p.107.
See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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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和价值观念。①
以上分析表明，大多数犹太民众支持以色列具有一定种族色彩的犹太属性，他们希望保持将阿拉伯人排除在所有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状况，认为在对国家的“以色列性”进行界定时，不应将阿拉伯人包括在内。1995年的调查发现，51.7%的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人”的称谓仅指犹太人，而不适用于阿拉伯人。部分人甚至对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存在不满，希望政府采取措施鼓励阿拉伯人向外移民，以减少其在以色列的人口数量。53.1%的犹太人同意对阿拉伯人加强管制；39.4%的人赞同掠夺“绿线”②之内的阿拉伯人土地，以推动犹太经济和社会发展。③显然，在涉及阿、犹两个族类的关系时，犹太人并不赞同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平等的国家。也许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所言：“从民族性的观点来看，只要犹太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犹太人的理想和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对阿拉伯人来讲就是一条死胡同。”④显然，国家制度深刻的犹太性对作为异族群体的阿拉伯人而言，几乎是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
“内部殖民主义”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100多年来重建犹太人生活的努力是以移民、殖民和定居为基础的。⑤在以色列移民定居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即是巴勒斯坦原住民阿拉伯人的存在。建国后，为了吸纳移民，进行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构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了全面犹太化的方针与政策。阿拉伯人的土地被不断没收和征用，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家内部被殖民的对象。“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教授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提出来的，意为政府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的一种与殖民主
①②
③④⑤
See ibid.，p.109.
“绿线”是指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与约旦、叙利亚和埃及所划定的边境停战线，
以色列在其地图上用绿色标示这条停战线，故称作“绿线”。此后有些国家渐渐承认了这条停战线以内的巴勒斯坦地区为以色列的国家版图。
See As’ad Ghanem，op.cit.，p.112.
参见［美国］劳伦斯·迈耶著；钱乃复等译：《今日以色列》，新华出版社，第277页。
See Oren Yiftachel and Avinoam Meir，Ethnic Frontier and Peripheries：Landscapes of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in Israel，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8，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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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似的统治形式。殖民主义的本意是西方殖民强国对其海外殖民地实施的一种压迫、剥削当地人民，使其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政策体系。但是，一国政府也完全可以把这种思路和政策用于对其境内的少数族类或边远地区的治理。如果由主体族类控制的中央政府，把国内少数族类居住的地区当作殖民地对待，对后者在政治上进行控制，经济上进行掠夺，其结果便是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主体族类与少数族类处于不平等的地位。①为了主体族类的利益，少数族类的经济和社会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于前者而言，少数族类始终处于一种依从的“有控制的发展”状态。其根本原因即是由统治族类所把持的政府对少数族类实施的带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控制与掠夺政策。②
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犹太化的总体方针政策中，也渗透着其对国内阿拉伯人政策思想的“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毋庸讳言，土地是任何国家进行开发与建设的基础，对移民国家而言尤为如此。不断压缩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将土地收归国有并最终交由犹太人控制和使用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以色列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1948年以前，犹太人实际拥有的土地仅占巴勒斯坦土地总数的8%左右，另有5%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管辖，其余的土地则由阿拉伯人占有和使用。③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除继承了原属托管政府的土地外，还获得了巴勒斯坦北部和中部地区约100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并占领了战争中被阿拉伯人遗弃的土地和几百个村庄。对于战争中迅速占领的如此之多的土地，如何用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将之固定下来转为犹太国家的资产，以免逃亡者回来索要，便成了以色列政府的一个重要考虑。时任以色列土地发展署第一任总书记的约瑟夫·维茨（Yosef Weitz）1950年发表的言论充分显示了土地控制在以色列建国初政治思维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和民众认为，既然国家已经建立了，也就掌握了所有的土地，土地问题已经自动获得了解决……这种想法表面看来没错，但却有一个很大的思维漏洞……那就是土地都应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因此，赎回土地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仍需
①
②③参见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190页。
同上书。
A.Keder，“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Geography：Israel Law and the Palestinian Landholder 1948－196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Vol.33，2001，pp.997－1044.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努力。”①这段话深刻反映了阿拉伯人尽管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公民，但是他们仍然被当做主体族类犹太人的对立面，成为以色列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内部被殖民者。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就以安全为由对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制。在军事管制下，当局有权限制阿拉伯人的行动自由，将他们拘禁或驱逐，指定因军事因素或其他目的所需要的地区为“禁区”，控制旅行许可证的签发等等。②对阿拉伯人实行军管的头几年，以色列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土地法规，如1950年的《不在者地产法》、1951年的《国家土地所有法》以及1953年的《土地获取法》，将大量国内阿拉伯人的土地予以没收，转归国家所有。特别是根据《不在者地产法》形成的“无人占有财产”概念扩大了财产没收的范围，它将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在任何时期、因何种意愿而弃置的财产都囊括在内，尽管这部分阿拉伯人仍然留在以色列控制的领土之内，并且已经获得了以色列的公民身份。被政府定为“不在地者”的阿拉伯人数有8.1万之多，他们被没收的土地至少有25万杜纳姆。③据不完全估算，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60% 75%的土地被政府以安全、发展公共事业和安置移民为借口加以剥夺。
以色列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加利利、“三角地带”和内格夫三大地区，其中加利利是阿拉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居住着47%的阿拉伯人。加利利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在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被划归巴勒斯坦，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纳入其领土范围。鉴于当时加利利的归属权尚不确定和不稳固，以色列政府迅速制定了“加利利犹太化”的方针策略，鼓励犹太人前往该地区定居。位于加利利中心地带的马吉德·库鲁姆镇（Majid al－krum）的变迁深刻体现了以色列将阿拉伯人居住区当作内部殖民地的思想。独立之初，以色列即以“不在地者”、发展公共设施及地契不完善等各种理由没收了马吉德村民原本拥有的20065杜纳姆④土地中的13865杜纳姆，占比为69%。60和70年代，政府又从马吉德镇割走了约5100杜纳姆土地作
①②③④See Y.Weitz，The Struggle for the Land，Tel Aviv：Tabersky，1950，pp.143 144.
参见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See R.Kark，Land and Settlement in Eretz Israel1830－1990，Jerusalem：Sivan，1995，p.326. 1杜纳姆等于1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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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建卡米尔新城之用。①
除此之外，以色列还以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不断蚕食马吉德镇的土地，强化对该地阿拉伯人的控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在加利利的战略要地一共建立了60个犹太人定居点，其中拉冯（Lavon）、图维尔（Tuval）、吉伦（Gilun）和萨乌瑞特（Tsurit）像4个楔子一般插在马吉德镇阿拉伯居民中间，在事实上和心理上对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形成某种监督和围堵。以色列政府还在地区管理规划上对马吉德镇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正常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按照规定，阿拉伯人只能在政府1964年划定的“蓝线”区域内建造住宅，超越划定范围的建筑被视为非法，不能享受水、电、交通等任何基础设施服务。由于阿拉伯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增速为3.5% 4%），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居住环境变得拥挤不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阿拉伯人只能向当局提出在“蓝线”区域外扩建住宅的申请，大多数申请在长达数年的拖延后都会得到批准。期间，一些阿拉伯人因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冒险在许可区之外把房子先建起来。如此便造成了大量的“非法”建筑问题，新建住宅不仅无法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还要承受高额的政府罚款，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建筑直接被当局摧毁。②在当前阿、犹混居的马吉德镇，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都是以族群为基础提供的，除了在教育事务上拥有自主权外，阿拉伯人被排除在犹太人享用的诸多社会服务和娱乐设施之外，造成两大族类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彼此疏离。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建国后的数十年中，马吉德镇经历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快速的城市化、职业多元化、教育和医疗的长足进步以及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③但是，相较于同为一国公民、毗邻而居的犹太人而言，所有这些进步和发展相形见绌，且被以色列以犹太族类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构建方略蒙上了一层阴影。
土地犹太化为以色列迎接和安置一批批回归的犹太人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被视为异己的阿拉伯人则完全成了被剥夺、受压制的内部殖民的对象。
①②③See U.Benziman and A.Mansur，Sub－Tenants，Israeli Arabs：Their Statu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m，Jerusalem：Keter，1992，p.48.
Oren Yiftachel，“The Internal Frontier：Territorial Contro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Israel”，in Oren Yiftachel and Avinoam Meir，Ethnic Frontiers and Peripheries：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in Israel，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8，p.59.
See A.Haidar，Arabs in Israeli Economy，Tel Aviv：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1990，p.94.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其结果是占以色列总人口近20%的阿拉伯人仅拥有国家土地资源的6%和灌溉用水的4.7%。①不仅如此，阿拉伯人居住区从未被列入政府实行的各种开发计划中。2001年，以色列政府只把不到7%的预算拨付给阿拉伯人，福利部和教育部拨付给阿拉伯人的预算分别为9.8%和3.1%。②阿拉伯人在享有公共资源方面的严重失衡状况以及犹太人以定居点的方式对阿拉伯村庄的围堵，使阿拉伯人居住区沦为以色列犹太社会中的隔都，形成以色列国内民族关系“镶嵌画化”的独特风景。③
尽管阿拉伯村庄在缓慢地发展，并不断走向城市化，但是阿拉伯人却很少到犹太人的城市居住，他们依然活动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阿拉伯人在地理上的集中及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固然有置身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原住民本能地守护家园，维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免受主流社会冲击的主观因素；但考虑到阿拉伯人长期以来渴望融入以色列社会、争取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与地位的愿望，从根本上讲，这种局面是以色列将阿拉伯人当做内部殖民对象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尽管两大族类已经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之久，但2003年一项以以色列犹太人为询问对象的调查表明，仍然有53%的犹太人坚持认为不应该赋予以色列阿拉伯人完全公民权，77%的人认为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应该由犹太人做主，57%的人甚至认为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移出以色列。④显然，政府长期以来对阿拉伯人的剥夺、隔离政策的结果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人为的内部边界。对移民国家而言，内部边界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息息相关。划分内部边界及对少数族类的控制成了以色列开拓生存空间与塑造统一的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空间地理以及社会关系的疏离，使阿拉伯人生活在“失落的集体记忆中”，⑤反对政府对阿拉伯人世居地的掠夺成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乃至抗议、罢工的一大主题。
①②
③④⑤See Aziz Hadar，op.cit.，p.43.
See Shira Kamm，The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Hai-
fa：Mossawa Center，2003，p.13.
卢光盛：《以色列的民族政策》，载《国际展望》1999年第10期，第20页。
See Shira Kamm，op.cit.，p.29.
D.Rabinowitz，“The Common Memory of Loss：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ong Palestinian Citizens of Is-rael”，Journal of Anthropogical Research，Vol.50，1994，pp.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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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
不遗余力地离间阿拉伯族群内部的关系以达到对其“分而治之”，是以色列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又一思想策略。确保国家的犹太性是以色列立国的基础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是不愿看到其国内除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族类存在的，因切尔克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数量十分微小，不足以对以色列的犹太性构成任何挑战。占总人口近20%的阿拉伯人遂成为最大的另类群体，加之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持续交恶、冲突不断的现实，以色列更是将国内的阿拉伯人当做必须严加防范的对象。在阿拉伯人当中，以色列对人口比例占80%以上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政策最为严厉与苛刻，而对阿拉伯基督徒和德鲁兹人的态度则宽松许多。特别是德鲁兹人因其独特的教派信仰和对政府较为友好的态度，被以色列当作分化瓦解阿拉伯人的一个工具。德鲁兹人在以色列特殊地位的形成是透视以色列“分而治之”民族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德鲁兹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支派，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德鲁兹人以其宗教信仰和亲族为纽带形成一个紧密团结、内聚力极强的社会群体。著名阿拉伯史学家希提认为，“从族源上讲，德鲁兹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混种，”①即德鲁兹人在族源上融汇了中东诸多民族的血液，体征上并无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文化习俗方面，德鲁兹人与其他的阿拉伯穆斯林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如他们讲阿拉伯语，遵守与阿拉伯人一样的饮食禁忌，甚至在出生、割礼、婚姻、丧葬方面，与阿拉伯人也颇为相近。
早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就深入到巴勒斯坦德鲁兹村庄，鼓励德鲁兹青壮年加入以色列军队作战，为此专门成立了“少数兵团”。“少数兵团”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充实以军的战斗力，其真正的意图在于破坏阿拉伯人的团结。正如时为以色列外交部官员的西姆厄尼（Shimoni）直言不讳地声称：“通过建立少数兵团，我们利用德鲁兹人在阿拉伯联军的背后捅了一刀。”②1956年以色列政府颁布了正式招募德鲁兹人参军的义务兵役法，打开
①②See Hitti，Philipk，The Origin of the Druze People and Relig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8，p.28.
ISA，FM2570/11，Shimoni to E.Sason，August16，1948.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了德鲁兹人源源不断地流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门。德鲁兹人遂成为除犹太人之外唯一必须履行该项义务的少数群体，贝都因人和切尔克斯人也可以自愿服兵役，逊尼派穆斯林则被禁止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义务兵役制是以色列给予德鲁兹人作为少数群体的一种“特殊待遇”，因为在以色列，服兵役与一系列的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国防军退役后可以轻松进入政府和公共事务部门，还可以享受各种津贴。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入国防军表明德鲁兹人已经拿到了进入犹太主流社会的一张入场券，但是却加剧了他们与广大逊尼派穆斯林的社会裂痕，并招致后者的愤恨。
在塑造德鲁兹人特殊性的过程中，以色列政府利用德鲁兹人的教派信仰大做文章。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乃至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尽管德鲁兹人多次向当局提出设立独立宗教法庭的申请，但都未获批准。因而，历史上德鲁兹人一直是穆斯林社团的一部分，其有关婚姻、家庭、遗嘱和财产的事务也都被穆斯林法庭受理。①1948年以色列建立后，德鲁兹人重提宗教社团自治的要求，此要求与政府意欲分化瓦解阿拉伯人的思想一拍即合。1949年8月，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规定位于加利利地区的舒哈卜遗址为德鲁兹人的宗教圣殿，并安排每一届入伍的德鲁兹士兵都要在此圣殿前举行宣誓效忠于以色列的仪式，意在表明德鲁兹人与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联系。1957年4月，以色列颁布德鲁兹人宗教法庭自治法，从而迈出了塑造德鲁兹人独立宗教社团地位的重要一步。德鲁兹宗教法庭成为德鲁兹人维持自己的信仰传统，实行内部自治的一个重要机构。德鲁兹宗教法庭的设立及其与穆斯林法庭的平行运作，表明德鲁兹人正式从阿拉伯穆斯林群体中分离出来，标志着以色列“分而治之”策略取得重大成果。宗教法庭设立后不久，以色列向德鲁兹人重新签发了身份证，其民族身份一栏里赫然写着“民族：德鲁兹人”。至此，以色列在形式上完成了塑造德鲁兹人民族身份的过程。
与被排斥在政府各项重大发展项目之外的逊尼派穆斯林居住区不同的是，德鲁兹人的村庄在整体发展上也受到政府的多方眷顾。1975年6月，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德鲁兹村庄的发展问题。1987年4月，政府制定了针对德鲁兹人的第373号决议，将德鲁兹居住区列为与犹太定居
①Saleh S.，“The British－Druze Connection and the Druze Rising of1896in the Hawran”，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13，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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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享有同等地位的发展计划中。1995年政府通过了第580号决议，该决议规定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时间里，财政部将向德鲁兹人居住区提供总额为119万新谢克尔的发展预算。①这项特殊援助计划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对德鲁兹公民的服务指标，使其达到与该区犹太人的同等水平。走进今天的德鲁兹村庄，人们会看到一栋栋规划整齐的现代化的宽敞公寓，政府直接参与建造的退伍士兵公寓更是德鲁兹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德鲁兹村庄欣欣向荣的景象与至今尚未获得政府承认的20多个逊尼派穆斯林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因彻底被排除在国家的总体规划之外而极端落后，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用电都无法正常供给，它们成了以色列社会中最贫穷、最灰暗的一个角落。
除了在地区发展计划和经济援助方面得到政府的明显优惠外，德鲁兹人在政治上也享有较多的参政权。政府的各个阿拉伯事务部都有德鲁兹人担任高级副手、助理及顾问，有的德鲁兹人甚至当选为议员，进入内阁和出任驻外大使。总之，就任高职的德鲁兹人远远超过其在阿拉伯人中11.7%的比例。②
德鲁兹人特殊地位的形成是以色列政府处心积虑、人为制造出来的结果，是其成功实施分化瓦解阿拉伯人、“分而治之”策略的突出表现，损害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少数族类的整体利益。特殊地位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德鲁兹人已经和犹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入以色列社会。在巴勒斯坦建设一个犹太人家园始终是以色列立国的基本思想，包括德鲁兹人在内的阿拉伯少数族类并不在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范畴之内。德鲁兹人无论在政府决策还是在有关德鲁兹社团地位问题上的作用都十分卑微。“在服兵役时我们是德鲁兹人，享受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源时，我们又成了阿拉伯人；犹太人把我们看作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却又把我们视为以色列的密友。”③一位德鲁兹青年教师的上述抱怨一语道破了以色列德鲁兹人政策的实质及德鲁兹人的尴尬处境。
①
②③See Nissim Dana，The Druze in the Middle East，Falmer：Sussex Academic Press，2003，pp.112－
113.
See Ian Lustick，op.cit.，p.210.
Ori Stendel，“The Arabs of Israel：Between and Anvil，”in Y.Dinstein and M.Tabory，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and Human Rights，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2，p.369.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
结语
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不过60余年，主体族类犹太人的文化在新国家中尚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极力张扬和强调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和特性是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初始阶段的自然表达。与此同时，特殊的建国历程以及与周围阿拉伯国家长期的敌对和冲突状态，也为犹太人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歧视与压制找到了理由与借口。为了不与民主原则产生直接的冲撞，以色列既没有对国内阿拉伯人实行赤裸裸的种族隔离与驱逐，也没有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文化与社会同化，而是在赋予其公民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隐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歧视，并将他们排除在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之外。然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和要求必须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保证和体现，否则，以色列的民族国家构建必定是有缺陷的。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类团结和社会稳定，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它在政治上的高度认同与在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在现行政治框架内创造少数族类进入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制度空间，制定和贯彻保障少数族类政治权利的政策，使其能够在平等地享有国家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主体族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在各族类中间创造出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①在以色列民族构建的进程中，阿拉伯族类是否涵化于以色列民族，是衡量民族构建是否有效和各族类能否和谐共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对自己犹太国家的定位，在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将阿拉伯人当作内部殖民的对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而治之”策略，不仅使其竭力张扬的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创建产生了深刻的悖论，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以色列民族构建工程的顺利推进与国家的稳定、健康、和谐发展。
①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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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ox between the Majority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Analysis on Israel’s Ethnic Policy
Li Zhifen
Abstract：Israel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with Jews and Arabs as the main ethnic groups.The Jewish attribute of the state，internal colonialism，divide and rule，provide the basic ideology for Israel’s ethnic policies for domestic Arab is-sues.Under these policies，Arabs are excluded and discriminated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They have become an economically backward and politically isolated mi-nority，and very estranged from the majority.This fact bring a paradox with Israel’s nation－building，which should bring all citizens into nation－state building to mold a coherence political cultural communit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fy，and radically constrains the country’s stabilization，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Ethnic policy；Arabs in Israel；“Internal colonialism”；“Di-vide and Rule”
（责任编辑：樊小红责任校对：詹世明）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思想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到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是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仅如此，建设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根本保证。 中华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精英分子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最高价值标准、道德标准，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是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源泉，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绵延不断的“根”。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不畏强敌、捍卫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好和平、维护统一的民族主义精神；团结协作、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追求真理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真诚待人、童叟无欺的诚实守信精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和谐精神；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大无畏精神；严义律己、宽以待人的仁爱精神；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探险精神。 （1）不畏强敌、捍卫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西方人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民族，不对自己的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士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代表，都把爱国主义奉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和境界。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历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终极奋斗目标。爱国主义的血脉，在中华民族历代精英的血管里流淌，奔流不息，代代相传，演绎了一曲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故事。 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到不辱使命的唐睢；从持节牧羊十九载决不投降的苏武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呼“还我河山”的岳飞；从面对强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残败局面，眼望波涛汹涌的零汀洋，仰天长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从绝不食美国钗来之食的朱自清到“恨不抗日死、留着今日羞”的吉鸿昌……中国正是这些爱国主义至上的民族精英，才使得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才使得中国古老的文明国度，永远广大而统一。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潘亚玲 内容提要:现实生活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使用,导 致了严重的混淆。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变种,是爱国主义与 恐外症的结合。因此,对待他者的态度差异,成为二者的本质性差别,并使民族主 义往往被想象为“公德”,而爱国主义仍保持其“私德”地位。这种“公”“私”区分 使“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得以合法化。由于这些本质上和伦理上的区别,在表 现层次上,民族主义要远比爱国主义来得盲目和非理性。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 坚持爱国主义是种“个人判断”或“私德”,并坚持反对民族主义的所谓“公德”的 不适当要求。 关键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变种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尽管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却往往被等同 使用:不光普通大众对此不加区分,就连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如此。比如,著名 的左派历史学家、民族主义研究的大师之一霍布斯鲍姆在其著名的《1870年以 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就使用过像“民族爱国主义”(nati onal patri ot2 is m)、“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nati onal or state patri otis m)等术语,他还把英 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原始民族主义视为与当代爱国主义相类似的东西;但在其他 地方,他又试图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进行区分,“民族主义是种与国家爱国主 义相区别的政治力量”。①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淆,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 们已经或正在遗忘其历史、遗忘其真正的过去。“在历史中,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3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的精心指导,在此致谢。 ① 参见E.J.Hobsba wm,N ations and N ationalis m since1870,Ca mbridge:Ca mbridge Univer2 sity Press,1992。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 阿迪力?买买提 2012-4-9 13:35:49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1年5期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去中心化”的威胁，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公民而言是认同危机，对国家而言则是安全危机。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同时完成构建民族国家和融入全球社会这两大任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认同；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阿迪力?买买提（1959－），男（维吾尔族），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 05-0029-07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
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
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国文化认同：多元交互，一体生成 院(系):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 公共管理 姓名: 刘平平 学号: 2012220764 2012年11月8日
中国文化认同：多元交互，一体生成 摘要：文化发展受制约于当时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水平，社会发展 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也同样规约着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任何一种文化认同都不应当理解为漫画式的人为建构。 文化认同是与现实不断遭遇并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文化主体 自觉地促成其面向普遍性的生成过程。问题在于，民族国家在应对 外来文明时，其所采用的反抗方式决定着自身文明生成的速度与质量。为此，文化认同在其建构过程中，一种旨在透视、穿越其中的 认识误区的自我定位，以期避免自身在反外来文明之中背弃文明， 是迫切而关键的。 关键字：文化认同意识形态一体多化 一.文化认同的自我意识：去特殊性 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各个民族国家之文化，如同百川 奔流入海之势，汇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差异性或特殊性争锋、交融 的广浩域场。在这优胜劣汰的广浩域场中，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 的身份象征面临着模糊乃至丢失的挑战。伴随这场挑战而来的是世 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觉醒。思维对自身的意向，往往开始于 遭遇异己。【1】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相互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感，是各民族国家重新审视自我文化命脉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在应 对乃至超越这一带来危机的外部环境中形成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意识。换言之，文化认同的思维起点，就其现实性而言，缘起于文化特殊 性之间的相互碰撞。 就中国的近代史看来，中国文化认同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反西 方殖民主义的历程是相伴而生的。【2】当紧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推开，中国面临的几乎是一场全方位的殖民主义入侵。在强
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hughekn 摘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随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清末明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逐渐形成，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经过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这就使得民族主义思想空前高涨。而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导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征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英国的洋枪洋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还打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清末明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清末明初。实际上它是当时两种民族矛盾的存在并日益激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一个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中国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具体分析起来，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向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的产生伴随着剥削和侵略，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或产生的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国内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都激发了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第二，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刺激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并且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同时传入中国并被人们接受。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形成。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但是一般来说，梁启超是最早使用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思想家。他在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使用了“东方
摘要: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与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积极健康的主流,但也滋生了消极片面的非主流和日益极端的反主流。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 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 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
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但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泛起，却使人们觉得这样乐观的预测未免太早，与此同时，对民族主义这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而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冲击的意识形态，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会有何种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嬖冢 皇堑?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 《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 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一）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
民族主义的利与弊 谈及“民族主义”一词，总有一种界定模糊的意味。它不像“爱国主义”，总是积极向上让人学习信奉；它不像“官僚主义”，让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它是这样一个词，人们在听到它时会做一番思索，这到底是给反抗外国侵略以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个民族主义，还是让国家海外侵略不断扩张的民族主义呢。 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指从自我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出发，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低位考虑的包含民族、人种、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起源于英国。由于宗教改革将英国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之后的领土战争，贸易争端更加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推动了民族主义发展。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最终让英国确立起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将权利由国王手中转交给整个民族，民族国家就此诞生。而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基础。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刚出世时是民族要求独立建国，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主张和运动，起到的是一个巩固国家，增进英国自我发展的力量的作用。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欧洲各国和美国原有的民族 国家内的市场已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生产力。于是，它们走上了以武力拓展国际市场 的道路，通过扩张和征服奴役了众多弱小和落后国家，使亚、非、拉美的广大地区沦 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它们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和原材料的输入地。正是在扩展国 外市场的过程中，欧美等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民族利益的进步性， 一步步蜕变为维护统治阶级和特殊政治集团利益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国 家的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结，狂热地宣扬本民族优越论，打着传播 文明”和为本民族媒福利”的旗号，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以侵害其他民族 利益为代价，对整个世界进行瓜分，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因此，从主导成分 上说，殖民主义就是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依据它的发展历程，可将民族主义按照西方思想家伯林的标准来划分。他将民族主义划分为“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赫尔德提出了归属和民族精神的概念。我认为划分两者的标准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程度，过度的自我为中心，就会产生盲目性，会侵犯其他民族的领域，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之前说到很多人在提及民族主义时要对其角色进行思索，其原由大概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的这两面性。它可以让人们为自己在压迫中的民族奋起反抗，也可以让民族闭关自守或盲目扩张。在抗战时期我们得以胜利，依靠的就是强大的民族主义的保护意识，它的排外性很强，只要拥有它，这个国家的对手就不会好过。犹记得零八年，由于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遭袭击，我所在城市的居民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抵制来自法国的家乐福超市，虽然该超市给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且事件与该超市实在没有丝毫关系，但大家抵制的强度让超市负责人叫苦不迭。所以很多政治家赞赏民主主义的热情，但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因此分析它的利与弊并得出一个中和点就成了当务之急。 先说民族主义的弊端。根据民族主义发展一个终端是进攻性民族主义来说，他的弊端来自于没有处理好度，即过度的本民族为中心。可以看成是极端性，在保护本民族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导致民族侵略。狂热性，丧失了理智的盲目的民族主义反而会损害本民族利益。 1.极端，民族主义很多都有极端倾向，像各种排外运动的始作俑者一般都是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演化为了大国沙文主义。最明显的代表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英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大国。在进一步的发展道路上它只考虑自身利益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以增强自身国力。除此之外，我们所熟知的拿破仑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出生于被法国占领不久的科西嘉岛的拿破仑从小意识到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特点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影响 摘要：本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及特点作了介绍，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它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就中国民族主义在21世纪世界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及与作用以及如何去引导进行了探讨。 正文：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民族的认同为作为单个的人提供了一种合法的归属感，民族国家是人们作为一个群体而效忠的对象。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最大的思想动力。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在世界上从一个经济文化科技一直领先的国家跌落成了一个落后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被列强瓜分，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至1895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澎湃兴起，我们可以将之约略区分为启航期、操演期、着陆期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895-1918，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是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在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日本，紧接着又有大批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据估计，由1901年至1910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共达32,428人，正是这群远离传统体制，赴外留学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直接、间接受到十九世纪末期盛行欧美之各类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濡，并且通过翻译、著述、散播各项新观念，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的理念。 1919-1949，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大致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于1949年的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建国。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方式，发动数千名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座具有典范意义的里程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日益显著的侵华野心，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绝续，也再度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热潮。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展史的角度来看，对日抗战无疑是由民族主义所激起的一场对外战争，而这场历时绵长、规模庞大的战争，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抗战结束后，中国如愿取消了长达百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桎梏，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绽露曙光。 第三阶段：1949-- ，从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开始了艰难而又伟大的民族复兴历程，在经历建国后的成绩与挫折后，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进行了改革开放，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与进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辱的民族了。原子弹的自主研发，航天器的一次次升上太空，2008年抗击汶川大地震，并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等等，这几十年的诸多成就无一不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为之一振。 在欧战直接推动的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民族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 袁 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不懈 的努力,成就卓然。文章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指出通过引入身份认同理论,把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 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并由此总结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变迁的规律或机理, 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 关键词: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身份认同 社会秩序 作者袁娥,女,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邮编650091。 社会中的人参与了不同群体形式的建构,扮演着多个角色,由此形成了一个个角色集。社会成员因隶属于不同群体而拥有多重身份,由此决定了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传统国家中,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0;而民族-国家时代,/其内部的行政调节仰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特性的条件0,1民族国家建构后的社会成员所担任的角色集较之传统社会亦发生着变化。作为某个民族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群体里担任的角色集中较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0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0,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 体施压的国家。o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 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一旦少91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1o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0(项目编号:09CM Z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5民族)国家与暴力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5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6,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近代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指的是为维护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中国民族以及其所包含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和语言的总和。它要保护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是我们领土上几十个民族的总和，中华民族所衍生繁育的人都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指的是中国人民、文化、领土、国家荣誉、语言的综合，并不是单纯指的是人民群体的本身。如何确定自身存在民族荣誉感，仅仅人本身外貌是不够，更重要的是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语言、领土、国家。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三：一为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第二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 其特征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 第三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 特征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成为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甘肃政法学院 本科学年论文（设计） 题目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特点 行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2010 级二班 学号： 20X0330X0107 姓名： XXX 指导教师： XXX 成绩：___ ________ 完成时间：
目录 一、民族主义概述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1)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 (2)民族主义国家的演进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特点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 三、民族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影响
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特点 付丽芳 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对民族主义的探讨首先要涉及民族的概念。作为一个从西欧开始起源并产生的概念,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形成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二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以及它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成功,对其它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自民族主义最早西欧诞生以来，它和主要在它塑造下形成的近现代民族都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在今天面临的全新现实环境，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过程。 一、民族主义概述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指从自我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出发，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低位考虑的包含民族、人种、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1、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一个民族在现实之中是确定的、客观的。但当我们在抽象理论上给出一个定义时,却是众说纷纭的。因此,了解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作一个学理式的探究。英文中“民族”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但其语义在演变过程中逐渐与政治相联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该词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再往后,政治色彩成了该词的主要含义。[1]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很多学者都主张，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是近现代世界才存在的政治概念。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影响,对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推动了人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深入。冷战以后,世界各地各类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叠起,有力地影响着当今世界新格局的组合。韦伯曾说过:“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2]有人认为,民族问题将成为新世纪的主要潮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继二战结束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之后,冷战后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2、民族主义国家的演进 “民族是一个纵向和横向联系上的一体化的、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3]在民族主义推动下，近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先后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法国、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十八世纪晚期的美国，以及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际的德国。在这个历史序列的演进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本身都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也就是说，最初的民族主义所飙扬的，是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这时候的民族概念，“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吉登斯则认为,民族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4]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姚大力 2002年第4期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
02 真题研究：全国卷命题语言分析——“文化认同” 一、“文化认同”的概念分析 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总之，“文化 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一）关于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 史金波《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当议》指出，要从中华民族发展趋势、从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以及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等方面来认识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国各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关系亦越来越密切。 苗普生《文化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必由之路》强调文化融合的重要性，针对研究民族融合的某些误区，提出从我国历史特别是新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过程来看，文化融合才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和必由之路。 （二）关于民族地区国家认同。 陈季君《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认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融人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与发展。 李治亭《清代满汉民族认同与“互化”的历史考察》指出有清一代，包括蒙古族的“满化”与“汉化”在内的满汉“互化”，是中国文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互化”就是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其结果，满洲及满文化与汉族及汉文化融为一体。满汉融合，实际也是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一个缩影。
浅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首先何为认同？“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而国家认同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国民所构建出来的归属于自己国家的身份感，即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意识到自己具有这个国家成员的身份。 民族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紧密相关，可以说，作为自变量的认同是秩序存在和维持这个因变量的核心决定因素。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同时也是行为层面的，加强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把两者的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使得社会和谐，这是有人文关怀之情的学者长期聚焦的重要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需要协商调适后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 学界在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进行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学者们首先对民族，国家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三种模式，既矛盾冲突关系，调试共生关系，权力运用关系。 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民族”指一个国家内部处于次国家层次的各种具有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差异性的族类共同体：“国家”就是在一定地理边界内具有对外主权独立性和对内统治至高性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原生态性纽带联结局限性之上，通过低于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练习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建构。钱雪梅也指出：“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有特定的降雨及主权，一般由两个以上的群组组成，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公共文化，经济社政治生活。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两者都是其成员对所诉群体的认可，都能增强本群体的凝聚力，而且都收情境的影响。学界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待两者进行辨争。郑晓云认为民族史一个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种认同，使我们就能够区分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界限。从认同对象上看，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其所属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其认同必然是多元的，而国家认同的对象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政治共同体。就认同与个人行为规范的关系而言，国家的规则和惯例具有强制性，而族群习俗相对则宽松很多。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主权，族群则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的权威要求服从和秩序，这主要依靠以暴力机关为后盾的法律制度来确立和维护。从成长机制上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有很大的差异。每一个人都出生，成长与自己无法选择的民族或群族之中，受到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涵养，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所谓的“民族”，以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或族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认同就具有先赋性的特点。诚如王希恩所言：“民族认同是具有天然群聚性和类别功能和类别感知能力的人类具有的社会认知，有很强的自发性。”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意识的投射和转化的形式。 而国家认同是纯粹构建起来的。正如波齐所考察的，国家创建过程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统治者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些统治者依靠其统治机构来保证和扩展他们的权力基础，并且提高他们自己在管理和动员社会资源时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因此，任何国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动员来来建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建构？ 1、民族主义内涵 2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原因分析【论西方思潮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及其后果。试析民族主义理论源头】 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4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论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试析进化论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特征】 5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带来的历史作用 所谓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基于民族共同体而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想或意识形态。此处的关键词就是“共同体”。关国学者安德森就称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他说道：“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从“共同体’，角度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例如有学者在著作中这样写道：“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使这一共同体既是一个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体，又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认同的民族共同体;进一步而言，这一民族国家究竞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共同体?与此相关的是，公民们对之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政治法律制度，抑或公共的政治文化，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作者进而追问:在近代中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各自有何合理性与内在限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具有相当的指向性，对推进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及社会发展的研究不无启发。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共同体”，除了政治与文化层而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层而“经济共同体”至少是与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同时存在、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一个“民族集合”，它与其它两个“集合”不重合，但有交融。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经济事务方而的表现，其特征与流变与文化及政治方而的民族主义相较，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一致的地方，当然都是基于本民族而临危机与挑战而产生的一种应变思想，不一致的地方则在于经济与政治及文化的属性有别，所以对应的思考角度与应变方式也不尽相同。既然能够形成思潮，必然有着共同的信念与考量，这些共同的信念与考量必然来自共同的关注对象。从这一点来看，安德森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理论，还是可以借鉴的。只不过，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用于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方而较为切近，用于描述经济领域中的民族主义表现，则可能需要修正。 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显然不是由“想象”而成。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国家或社会的处境肯定影响到团体与个人的权益，这可能有点像大河与小溪的关系。当国运危迫之际，国民权益自然受损。就晚清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恐非“想象”的结果，而是在利权日益外溢、国家处境日益严竣情况下，民众因感受刺激而体悟出来的。 当然，作为国民来说，成分复杂，如何“感受”民族危机，如何激励自己的维权意识，则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从总体上而言，从关注“夷夏大防”到捍卫民族权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逐步发生擅变。西方学者强调近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而晚清国内则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如陈独秀就指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家和朝廷的分别。”但不管传统政治视域下的“天下’，与近代政治视野中的“国家”有多少本质区别，而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则是持续的。也就是说，国人在经济权益受损方而有着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