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1917年迁至北京。）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文章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陈独秀于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平民的文学》，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第26号，1920年1月4日)。文章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李大钊的努力，促进了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
为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仿照旧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辑的一封信》，在《新青年》4卷3号（1918.3）上刊出。
同时又刊出刘半农以记者名名义反驳王敬轩的《复王敬轩书》，将反对文学革命的这些言论逐一驳斥。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介绍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他不懂外文，却与人合作，一生中翻译了欧美小说180种，共1200多万字。)
但林纾的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为维护封建道统，他撰文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
新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反击，林纾最终只能自叹老迈，寄慨将来，哀哀地收场。1922年，新文学阵营又与
《学衡》派进行了斗争。
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辅、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因其观点态度相近，而被称为《学衡》派。他们留学西洋，在美国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尊崇中国的古圣先哲，以融贯中西古今的姿态，标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稳健保守。
与《学衡》相呼应的，有章士钊在《甲寅》上的复古论调。“甲寅派”以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而得名（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创刊，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
其主要人物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
章士钊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方面来论证文言文的优越，归结为“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追随附和他的人甚至公开宣扬要取消“白话文学”这一名词。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其一，在内容上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现代“人”的观念不断解放的思想，以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探索社会解放道路为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其二，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文体形式经历了全面革新，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其三，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
文学革命的不足之处: 五四新文学的部分倡导者存在着偏激的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如京剧、汉字)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这些在以后的文学进程中需要逐渐给予纠正。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文章，标志着文学运动的正式兴起。二人的文章从理论上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
此外，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第二是满清帝制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2）。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
文学史上的变迁，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它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
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
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
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
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
“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
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
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最佳答案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笔者试就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性特征展开讨论，并努力寻找郁达夫小说中抒情性特征的艺术思想渊源。
一、在主观描述中与作者的情绪互为表里，感情“被激动的灵魂的呼吁”着
郁达夫小说淡化了客观的叙述，而强化了主观性的描写，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构成了郁达夫小说抒情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在郁达夫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描写自然景物非常精细，而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反倒相当粗疏。这就是他不太注重在人物的行动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缘故。他描写人物的行动十分粗疏，而注重表现人物的情绪、感情与心理，再配之以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细的景物描写，这就有助于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单纯的抒情风格。
在《马缨花开的时候》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窗外的自然景象：
窗外面是二十边的还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园里的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都洒满了银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围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梦里的世界。首夏的节季，按理是应该有点热了，但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尖淋淋还有些儿凉冷的春意。
这一段景物描写，精细之极，有目共睹。以“二十边”、“还不十分大缺”来形容“下弦月夜”，数量与形状的概念都十分明确。接着描写园里的月光，在有些作家，恐怕只一句“园里洒满银粉似的月光”，也就够了，然而，郁达夫却非要一一写出“树梢上”、“隙地上”、“白色线样的柏油步道上”不可，这样的细致描写，更给人以遍地月光的形象化感觉，加重了月夜的氛围。下面的描写就更精细。作者不直接描写“首夏的季节”该热未热，那一丝“凉冷的春意”，是“从毛绒睡衣的织缝眼里侵袭进来的室中空气”中感到的。这种具体真切、细致入微的笔触，在一般小说的景物描写中，都很少见。但是，作者接着描写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笔调：
这儿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慈善医院的特等病房楼，当今天早晨进院来的时候，那个粗暴的青年法国医生，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只傍晚的时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来了一次。问她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摇着头，说要问过主任医生，才能知道。
这三个人物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在作者高度概括的粗笔下，冲淡了，消失了。那个“青年法国医生”，既无姓名，又无肖像、外貌、衣饰等描写，一概没有，仅一个“粗暴”的形容词，就算完成了人物的出场以及性格刻画。既然是个“粗暴”的医生，但作者并不描写他的粗暴行动。他只是“糊糊涂涂的谛听了一遍”，然后以一个形容词，概述他的全部行动。而他听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话”，这种跳跃式的概括描写，则把病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全部抽掉了。
郁达夫所注重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情绪。所以他对自然景物和人物的情绪的描写，相当细致。如：
而现在却已经是深沉的午夜了，这些吃慈善饭的人，实在也太没有良心，太不负责任，太没有对众生的同类爱。幸而这病，还是轻的，假若是重病呢？这么的一搁，搁起十几个钟头，难道起死回生的耶稣奇迹，果真的还能在现代的二十世纪里再出来的么？
心里头这样在恨着急着，我以前额部抵住了凉阴阴的玻璃窗面，双眼尽在向窗外花园内的朦胧月色，和暗淡花阴，作无心的观赏。立了几分钟，怨了几分钟，在心里学着罗兰夫人的那句名句，叫着哭着：
“慈善呀慈善！在你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无为的牺牲者，养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贤人！”
这是多么强烈而又细致的主观情绪。以上三个片段，本是顺序接续下来的，如果把它们连起来读，似乎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更像散文。这里，景象、气氛和感情，三者合而为一，情景交融，便有了一种淡淡的诗情。
不知哪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戏剧的本质，永远属于诗，是抒情的叙事，或叙事的抒情。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大量篇幅的不同于一般散文的景物描写中可以感受，这种抒情性特征，不仅在于为环境气氛渲染，更在于“总要把热情渗入，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郁达夫小说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中来观照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征。
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人物小说，都不能没有人物，必须靠人物发展、演示故事情节，因为无论情节或布局如何巧妙，如果没有生动的人物去搭配，必定索然无味，因此，可以说“人物赋予情节以生命和意义”。
郁达夫非常善于刻画人物，不只从表情、动作、对话、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摹，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传达人物的神情气韵，更着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把蕴藏在内心世界中的冲突、动荡、不安，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郁达夫更善于通过细腻微妙的感情线索从而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更多地采用了“自白”的艺术表现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与一般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不同之处：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由于他笔下的人物身处逆境，又特别敏感，因而自我感觉分外强烈，内心矛盾分外尖锐。这集中表现为他们的理想与愿望破灭以后，那种感伤情绪无法解脱，悲愤之极，只能以死作了结。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感觉。孤冷到了“可怜”的地步，可见情绪之低沉。在表达形式上，一句话自成一段，而且直接用“觉得”字样，就把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感觉，表现得十分突出。
郁达夫为了突出人物的心理感觉与内心矛盾，深入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他的小说几乎不对人物作外貌描写。恰如鲁迅所说：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郁达夫也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手中拿的似乎不是画笔，而是解剖刀，当这把刀直入人物的内心，那么心中的一切便剖露无疑。虽然人物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特征，但读者却可通过人物的感伤、忧郁、悲愤而又不甘堕落、沉沦的矛盾心理特征，在想象中画出人物的外貌。可以说，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心理，总带着一点“病态”，读者便可依此想象出人物的“病容”。
有时，郁达夫也勾勒几笔人物的外貌，但这是为了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心理。《银灰色的死》对主人公的外貌描写，是郁达夫小说中最为集中、充分的一篇。但这描写很特别，它不在小说开头人物出现时，也不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而是在结尾人物死后，以一个区役所的老仆贴出告示为媒介，来描述人物的外貌。“那一张告示说”：
行路病者，
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
衣黑色哗叽洋服一袭。衣袋中有Em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边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脚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了。
主人公瘦弱枯黄的“病容”，正是他那孤冷忧郁的“病态”心理的反应。作者将他的外貌在结尾时描写出来，仅仅作为内心世界自我暴露后的一个外部标记。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郁达夫采用的是单刀直入的心理描写——人物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以突出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就是在偶尔写到人物的外貌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仍然是为了揭示人物的“病态”心理。
《沉沦》所塑造的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它表现了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个感情波纹，都揭示得非常正确、细致。
主人公一开始的心理感觉是触景伤情，并引起对现实环境的感伤、不满，以至复仇的心理。这种心理感觉之所以产生，正如他在日记写到：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
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有感于祖国的贫穷，岁月的虚度，使他自然而然地忆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由于三岁丧父，家境困苦，在他的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便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这时候，他已种下了“忧郁症的根苗”。而在异国，他所感到的同学的“白眼”，单调的生活，使他越来越忧郁。又如何排解心中的愁绪呢？
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离开东京，去N市，这是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一个转折：向往新的学习生活，而且作为一个苦闷中的青年，心中萌发爱情要求，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然而，到了N市，“他的前进的希望，在第一天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因为：
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家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
他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而且旅馆的条件是那样差。于是他从情绪上的忧郁症，进而发展到为生理上的性苦闷。这性苦闷又反过来激起他的恐惧、羞愧、自责心理，怕身体衰弱、怕见人面，见了妇女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受”，发誓以后“决不再犯”。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这样，“他的自责心同恐惧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闲，他的忧郁症也从此厉害起来了。”
接着，他又因“一些儿细事”，同他在北京的长兄绝了交。“那一封信发出之后，他呆呆的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这已发展成一种自卑、自贱心理。而这时候，他又忽而听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身边的草丛里偷情，他在心里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这样的骂着，一边又尖着耳朵在那里偷听，他心中十分矛盾，已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他进了妓院，“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当那个侍女问他“府上是什么地方”时，激起了他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清晰的回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这样，他从妓院出来，到海边自殉，就是他心理变化轨迹的终点，也是他悲剧命运的必然结局。
这就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全部变化过程。它们层层深入，那么细致，又那么真实，而且按照情绪发展的内在逻辑，十分自然地画下了整个心理变化的轨迹。
《沉沦》中的“我”就是在国内因追求个性解放而数次碰壁，在异域又深感耻辱的情况下才产生变态心理的。《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是因为生性正直，得罪了上司，在悲愁难遣之际，才企图用病态的性满足来麻醉自己。《秋柳》中的“于质夫”也是因为不满军阀镇压学潮，却又感到“无处可以发泄”，才去找妓女。可见，郁达夫总是当他的主人公在现实的压迫下精神失去平衡时，才使他产生病态和自轻自贱的。
郁达夫擅长“自我暴露”式的心理描写，还表现在他善于抓住人物内心矛盾爆发的突破口，或一个特定时刻的典型心理特征。
《离散之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特定的送别场面。于质夫与几个同学办的季刊周报，因杂志发行者供养不起而被迫停刊。如今，他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上海，各奔自己的故乡去，而且这一次分手，以后也不见得再有“聚首”的机会。这就使深深的离别之情，爆发于特定时刻之内；虽是一刹那间的心理活动，却分外强烈：
闻一多的三美主张是：建筑美，即是诗歌的形式要整齐，每一句话的字数差不多；音乐美，即是音韵语句节奏铿锵，押韵；绘画美，是指词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具有色彩感。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
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
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
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
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３、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
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
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
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特色：上承《红楼梦》、《花
特色：直接取法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
描写‘大都会的破体’，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
3.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訏、无名氏、苏青、张爱玲
海派两个主要发展面向：
1.男女两性间曲折离奇的浪漫故事，与言情小说有密切联系。
2.师法外国现代主义新颖活跃而又光怪陆离的表现手段。如新感觉主义。
新感觉主义的听、闻、视、触、味各种感觉器官，似乎都有某种特异功能，可以直
接输导到被感觉的物体上，赋予它们‘生命感’，从而使来去匆匆的印象组成了感
觉流。刘、穆等人把都市风景分解得七零八落、五光十色，在探戈乐的交错节奏中
摇落出浓艳的菸酒味和脂粉气；他们对都市的感觉带有光色错综感、倏忽感和魔幻
感。
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与京派相对于的是海派。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所轻力壮，
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2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读了《骆驼祥子》这本书后，我从中了解到了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3 小说主要讲了一个洋车夫的苦难史，描绘了旧社会如何把一个正直，好强，好体面，自食其力的洋车夫从肉体到灵魂加以毁灭的过程。骆驼祥子善良淳朴，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精神，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的车来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着。后来，经过3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了一辆崭
新的洋车，但是没过多久，却被大兵抢走，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骗去了他所有的积蓄，虎妞对他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身心都带来磨难。用虎妞的钱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在经过多次挫折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熄灭了他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乞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坠落。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深刻地揭示了生产这个悲剧的原因。这个故事，反映了北平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命运与遭遇。祥子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他热爱生活，热爱北平，但系列的挫折使他恨透了整个世界！我仿佛看到了天桥、鼓楼、白塔，是牌楼、街道、小巷，是车厂、大杂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北京，但是这儿没有丝毫田园诗一般的快乐，而是祥子的那双大脚马不停蹄地跑过大街，穿过小巷，烈日下，雨雪中处处有他艰难的身影。兵匪的鞭子，杨先生的盘剥，刘四爷的臭骂，孙侦探的明抢，洋大夫的冷漠，这是一座千真万确的地狱！最后虎妞惨死了，小福子上吊了，老马头倒毙在街头，祥子也终于穷途潦倒，逐渐消失在一座城门洞里……这就是一二十年代北京底层广大劳动大众的生活，这逼真的描写让我体会到了人力车夫们不可逾越的悲惨命运，让我深刻地认识了“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一种变形反映。
整部小说语言生动，文笔刚劲有力，刻划出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堪称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小说里充斥着的悲凉发人深省，故事离奇感人。所以家喻户晓，已译成各种语言流传多国，在世界文坛都有极重要的影响。这部小说里所说的事情，的确离我们现在有几十年了，并且也肯定有艺术加工，但文学总是来源于生活的，是千千万万百姓生活中的一曲。通过它，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社会曾是那么的黑暗，希望曾是那么的渺茫，因为它毕竟就发生在不久前的中国，发生在这雄鸡病危的年代。
现在的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作为青少年，有书读，而且到处都有人维护着，鼓励着。所以我们不能辜负新中国对我们的期望。至少，我们要学习骆驼祥子奋发向上的精神。
4 最近，我读了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从而令我感触良多。
小说通过一个旧人力车夫的辛酸故事，描绘了旧社会如何把一个正直、好强、善良、自食其力的洋车夫从肉体到灵魂加以毁灭的过程。祥子老实、健壮、纯朴，对生活有骆驼般的积极和坚韧精神，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的车来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后来，经过3年的省吃俭用，他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了一辆车，但没过多久，却被大兵抢走。第二次他又攒够了钱，却又被那可恶的孙侦探给怍了去。第三次，他娶了虎妞，还用虎妞的钱买了车子，本来日子过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虎妞却难产死了，祥子伤心欲绝，没法了，只好把车子卖了来安葬虎妞。他的这一愿望在经过多次挫折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自杀，熄灭了他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它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乞求和信心，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