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X贩卖毒品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张X亲属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张X贩毒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先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第一次贩卖24000克麻古的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一）1、毒品没查获，流失，没能做定性分析，无法确定是毒品，是什么毒品，没有定性定量鉴定，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毒品案件中对毒品是应当做定性和定量分析的，
2、毒品所有权不是张X所有，毒资没查获，据张X，杨XX交代，毒资款作为第二次的毒品款打给了医生，但医生没有到案，无法核实相关毒资款是否系60余万元之中的款项打给医生的客观事实。
3、该24000颗毒品的由来不是张X从云南运输回来的，张没有出资购毒也没有联系贩卖给下家，与贩卖毒品的上家的交易和运输行为张X 是没有参与的，当天只是到观音桥去了一次，张X供诉：杨XX邀约他到观音桥贩卖，张X只是和杨XX一起去的一趟，下家小妹崽何XX联系的，张X没参与贩卖，毒资钱30万也是帮杨XX保管，而不是起诉书指控的分得的30万元，杨XX和张X的供诉都没有承认是张X分得的是30万元，公诉机关指控张X分得30万元是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的，加上没有共同的贩卖犯意和共同的贩卖行为，运输毒品的行为人小妹崽，张X没有直接参与运输行为，在贩卖24000颗麻古毒品中张X不应构成共同犯罪
4、何XX的供述不稳定，多次的口供一直说贩卖给下家有三次，两次是6000颗，一次是200颗，只有一次口供谈到24000颗，口供不稳定，供述反复，何XX作为直接的贩卖毒品联系下家的行为人，对数量的供述上存在矛盾结合没有毒品毒资被查获的客观情
况，没有下家＂四哥＂的口供在案，是不能认定的，属典型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形，是不能认定该笔事实的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段：“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本案中没有毒品等客观证据在案，被告人的供述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不能达到吻合的程度，故依法不能认定
（二）合议庭就算构成贩卖运输毒品，也应当是从犯，第一毒品所有权不是张X的，是杨YY的，且张只是跟着去了观音桥一次，客观上没有获利，30万元是杨XX交给他保管的，不是张X分得的30万，起诉书认定张X分得30万元不是事实，现主犯杨YY 已经被抓获了，张X应当是从犯。
二、认定张X的第二笔的共同出资90万与易XX共同购买购买18万克颗毒品，不是事实。
（一）张X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是即没有出资参与此次云南的购毒行为，没有出资购毒品，有一次供述称所拿出的20万元不是张X的出资，而是杨XX放在张X处的资金，张X只是听安排将20万归还给杨XX，至于杨XX拿去购买毒品，应当与张X无关，所以不论是杨XX的20万，还是杨YY的资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权不是张X所有，所以张X不能算作是出资人。
（二）交给冯YY的10000元也是杨XX安排给冯的，并非是张X安排冯YY，杨XX本来就和冯YY很熟，不需要张X安排冯，关于冯YY和刁X在以前的多次交代说是一个叫朱哥的人安排的，并没有说是张X安排的，法庭上说朱哥就是张X，但实际上张
X的外号是花猪，猪牛羊的猪，而冯YY和刁X一直在口供上说的是姓朱的朱，而非猪牛羊的猪哥，再有一定矛盾的前提下，法庭上没有公诉机关举证时举示冯YY和刁X辨认张X就是笔录中提到的朱哥的辨认笔录，证据上存在瑕疵的，特别是刁X的第二次笔录10月26日谈到朱哥的体貌特征：朱哥，30岁样子，体型微胖，圆脸，平头，看到朱哥的照片我能认出来，但是我们在法庭上看，张X是38岁，不是圆脸，体型也不是微胖，个子也不比刁X高一点，公安机关在刁X提出可以辨认照片的情形下，为什么不给刁X辨认呢？所以，就冯YY前往云南运输毒品的运输行为也和张X无关，张X既不是出资人，又没有参与运输毒品和指使他人运输毒品，毒品还没运回来即被公安机关查获，故也没有证据证明张X将会从运回的毒品中销售牟利，故张X是不构成第二笔18万颗毒品的主观及客观犯罪故意的。
退一步讲，就算张X构成犯罪要对此负责，那么，张X出资20万的行为也只能按照其能够购买到实际的毒品计算，因为杨XX的赊购毒品行为，张X是不明知的，杨XX总共购了198万的毒品，张X并无共谋，且易XX出资20万元，又是其独有的上家关系才联系了外号医生的人，且也只有易XX的关系才能赊到78万马古毒品，所以，赊购的多出的78万的毒品应当由杨XX和易XX负责，与张X的犯意和行为无关，就算构成，易XX的作用一定是要要高于张X。
贩卖毒品的犯意是易提出的：自己多次供述：两年前，外号医生的人要易联系下家销售毒品，易又主动找到杨XX，两人共谋后才开始的买毒运毒的，而共谋买毒张X是没有参与的，易和杨XX 在自己的口供说得很清楚，易还供述资金不仅出资20万元，总共通过贩卖毒品居间介绍还在杨YY和杨XX处收取130万的毒品的获
利款，另外他还将自己获得的毒资款借给了秦X100万，王XX70万，熊43万，说明易的贩卖毒品主观恶性深，获取利益比张X多得多，所以易XX的作用要大于张X。
三、关于第三笔的运输毒品事实张X应当是从犯，不是主犯。
1，没有易的上家关系联络议价，没有杨XX的邀约，张X是不会参与的，作用要小于易XX。
杨XX的供述：杨XX10月6日供述，原来是帮杨YY出货，后来由于杨不耿直，故杨XX邀约张X自己出20万，张X出40万，向上家医生，通过易XX找的医生购买6万颗麻古。张X是受杨XX的邀约参与的。
3，第三次查获了17万颗及15850克麻古，其中多出的12万颗麻古不应由张X负责，超出了张X的犯意，是实行过限行为，依法应当由行为人自行负责。
所有证据表明，杨XX和张X，王XX等人共同出资60万元，准备购买66万的毒品，共6万颗，三人多次商议打款后运回6万颗麻古，欠上家的6万元，准备卖了后再付给上家，但是运回了17万多棵毒品确实大家都没想到的，易XX在2011年10月13日笔录：“只知道60万的货”，袁X的10月12日第六页笔录：“杨XX叫我来接10块马古，按照一块6000颗，就应该是60000颗马古”
张X的2011年10月13日的供述倒数第二页第六行：＂10月5日我在钓鱼，杨XX打来电话说我们做笔大的，叫我再准备20万元，我没理他，后来就被抓了＂，该笔录证明在此之前就多出的12万颗马古张X没有共谋和共同的行为。
以上证据均能证实张X的犯意都是6万颗麻古的行为，而根本不涉及到17万颗麻古的事实，至于是否有人在毒品运输过程中大小算盘，自己在里面获利，或者是谁在获利，是杨XX还是易XX无
从得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上家的关系是易XX的关系，易应该是知情人，杨XX安排的袁X的运毒人，袁X是多出的12万颗的行为人，但多出的超出张X主客观反映的事实依法应当系实行过限行为，由行为人负责。
4，第三笔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在袁X的10月5日的笔录中，多次提到当面称的毛重是19921克，而起诉书指控的是15850克，差距达到了4000克包装有这么重吗？请合议庭认真审查。
四、含量低，全国人大关于禁毒的决定，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可能量死刑的要做定量分析，同时对于含量偏低的要折算成25%的含量，本案中大部分低于25%的含量，要依法予以折算。
五、据公安机关说，杨YY已经到案，若杨YY一起被起诉指控的话，张X的行为不论是和杨YY比较还是和杨XX易XX等人比较，均是应当为从犯或者至少应当是第三被告或第四被告，恳请合议庭予以平衡掌握。
六、张X的认罪态度好，坦白态度好，配合公安机关查证其他人的犯罪事实，符合刑法修正案中的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
终上，请求合议庭依法查清相关事实，依法对张X予以从轻判处。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本案是2010年3月26日施行法释[2010]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陕西省第一起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的无罪判例。此前，陕西省及其他省份类似案件均被法院判决有罪。 被告人李某是超市老板，持有合法的烟草零售许可证。2009年12月李某从河南、山西购进一批真品卷烟价值9.7万元，在西安被西安市烟草二分局查获收缴并将李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0年3月2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将李某起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后李某不服，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某家属聘请陕西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小冬为其作无罪辩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案专门召开审委会研究。2010年7月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0年11月1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无罪。2010年11月23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2011年4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2011年5月2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李某无罪判决生效。 审判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案时间2010年11月17日 《李某涉嫌烟草非法经营罪辩护词》节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担任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律师。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我认为：李某非法经营罪不成立，李某无罪。李某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不是刑事犯罪。理由如下： 一、非法贩运（进货和运输）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行政处罚的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及准运证明”，因此认定李某“非法贩运国家专营的烟草制品”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贩运”是指进货和运输行为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违法即“贩”违法；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证明”——运输违法即“运”违法。但实际上，进货行为和运输行为都不属于犯罪，均属于行政违法。 （一）进货不合法，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即“贩”违法。那么进货（购买）违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是否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答案是没有有效购货凭证——进货（购买）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不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唐玲等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省高院有关领导及本案合议庭法官: 我们受唐玲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唐玲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唐玲的二审辩护人。从侦查阶段介入本案至今，我们对本案的案情已十分清楚，尽管唐玲家庭环境相当困难，但是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以及负责的态度，我们仍接手二审的辩护。我们深知二审法官的高尚职业操守，相信你们一定会秉公办案，而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现我们在一审辩护词的基础上，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法官一并审阅。 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唐玲量刑畸重。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同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有别于其他毒品。而其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但至今为止，以国内发生的类似案件判决结果来看，其刑期都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而应依据美沙酮口服液中所含美沙酮的数量来计算。并且一审法院虽然表示采纳了对唐玲酌情从轻的意见，但在量刑时却并没有得到体现，且唐玲的量刑与犯罪情节更恶劣的刘XX量刑相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应改判唐玲较刘XX夫妇更轻的刑罚。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准确，但对唐玲量刑过重。 唐玲涉案贩卖美沙酮口服液触犯了我国刑法，依法应予惩处。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时应考虑到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行为社会危害性。本案中，从这三方面来讲，一审对唐玲判决的15年有期徒刑，量刑畸重。 首先，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其毒性极低，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其性质完全有别于其他毒品。 美沙酮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作为戒毒药品使用，使吸毒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减少共用针具带来的艾滋病等疾病传播。在我国，目前除北京、广东被国家批准使用“美沙酮”替代疗法用于社区戒毒外，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五个省区都在使用，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正在被大力推广。 根据《全国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为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 本案美沙酮口服液虽然属于国家管制的麻醉药物，但口服液中美沙酮含量极低，毒性小，鉴于其亦毒亦药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威胁，与其他麻醉药品也有较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其犯罪性质的恶性程度较轻，从轻处罚。 其次，“美沙酮口服液”的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的。 《刑法》作为惩处犯罪的根本大法，但其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且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导致其滞后性。对美沙酮这类新型毒品犯罪，应在不违反《刑法》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具体法律法规。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贩卖的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根据立法意图，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毒品所指的是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使人形成瘾癖的化学物质本身。而之所以规定为不以纯度折算，是因为海洛因等毒品的种类较多，其中的所含制毒物的数量也不同，为了严厉打击犯罪，统一标准，才做此规定。又根据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通知，****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荆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开庭之前，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案情已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系受胁迫参加犯罪，系胁从犯。 被告人王**系因欠下被告人冯**债务并受其胁迫而参与本案。被告人王**于2013年只身一人前往缅甸，本欲做生意，赚点小钱养活正在读研究生和高中的两个子女，与家中老母。但却一时不慎进入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找被告人冯**借了2000元，同时将相关的证件押在被告人冯**处。由于无法归还借款，被告人冯**要求王**帮其运货，并在宾馆向其出示断手照片威胁被告人王**。被告人只身前往异乡，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支持，孤立无援，同时带去的钱又用光了，精神已经非常脆弱。之后又受到了人身威胁，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家人受到牵连。可以理解被告人是身处怎样的绝境下被迫运输毒品的。故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是胁从犯，运输毒品实非本人所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二、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较小。 被告人冯**要求王**运输毒品时，没有告知其是毒品。被告人王**以为其要运输的物品仅仅是违禁品，其行为仅仅是普通的走私行为，并没有意识到是运输毒品，也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 同时，被告人王**事后对自身行为悔痛万分，在本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过程中甚至都一直不愿意联系家人，害怕这样的消息会对伤害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在异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由此可见，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极小，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被告人王**在公诉人所指控的整个运输毒品犯罪过程中，从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资金费用，接毒品，包装毒品，伪装藏匿毒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均受他人的直接指使和安排。王**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报酬而为他人运输，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只是充当了一个被人利用的“马仔”角色，起从属和辅助作用，被告人供述都能充分体现以上案件事实。《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明确表明：“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8518891255.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非法经营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我是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丁俊涛律师,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担任唐**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的辩护人,被告人被拘留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逮捕的时间是2015年的1月9日,我是1月28日介入的这个案子,即便介入案件比较晚,我依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询问的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也第一时间查阅了所以的卷宗材料,结合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辩护人从事实与法律层面,发表以下五个方面的粗浅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今天也庭审直播,原因是此案比较有代表性,辩护人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上,独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文强成立非法经营罪,这个罪名没有异议,但是对认定被告人非法经营的涉案金额不低于六十万,从证据角度分析,有重大异议。 1、关于罪名的问题,2014年9月9日被害人单位的法务部人员邱某报案,公安机关9月10日刑事立案,立案罪名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直到2015年1月9日徐汇区检察院下发批捕决定书的时候,罪名改成了非法经营罪。对于外挂相关犯罪来说,我见过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但是从刑法牵连犯角度分析,以非法经营者以重罪定罪处罚,也符合刑法原理,所以辩护人就简单带过该问题。 2、本案的涉案金额的证据材料存在重大缺陷。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涉案金额的证据材料,除了被告人的供述以外,最重要的证据材料淘宝交易明细、上海司法会计中心的鉴定意见,但是这两份证据存在重大错误。根据起诉书现实,被告人在网店旋风网络联盟销售涉案产品的起始日期应该是:2013年6月到2014年12月4日,卷宗三的淘宝交易明细仅仅有2014年一整年的交易明细,缺少2013年6月1日到12月31日的淘宝交易明细,因为2014的交易明细被告人进行了确认;关于上海**会计鉴定中心的鉴定,也因为检材来源的不合法,从而在错误的检材基础上得出了完全错误的鉴定意见。 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非常小。 刑法里面所谓的主观恶性是指行为人对所做行为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态度,通过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出来的,判断标准有三个:道德伦理性、政治否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来衡量。综合被告人的小学学历,1991年1月8日出生,年龄小,他是再2013年6月在一个QQ群里面,购买了别人针对**英雄传的外挂程序,在这个外挂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编程,研制了涉案的产品就是“**旋风辅助”外挂程序的,且被告人用一个店铺经营时间长达一年半,从未换过店铺,结合被告人笔录中多次强调当时不知道是犯罪,现在认识到错误了,认罪。被告人的年龄学历层次,以及在店铺经营过程中的毫无反侦查意识,都充分说明了被告人对涉案产品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自主研发的合法的知识产品来对待的,他认识不到此款程序是破坏性程序,更认识不到这种经营行为会构成非法经营犯罪,从其所犯的非法经营罪这个罪名从刑法上来说其期待可能性非常小,也就是说他既然不知道销售行为是犯罪行为,有何理由期待他洁身自好呢? 三、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1、关于对非法经营罪的分析,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场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
关于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XXX的委托，担任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现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作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采纳： 一、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制造毒品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系杨某制造含甲基苯丙胺液体21135克、含甲基苯丙胺固体3393.98克原料即麻黄素提供者与事实不符（一）辩护人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并未直接查获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具体数量，因此直接参与麻黄素交易的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杨某对于数量的供述对案件的认定应当起着关键的作用。 1、李某在向办案机关供述中仅供述共向被告杨某提供2公斤麻黄素。在一审庭审中李某当庭认可其向杨某提供9—10斤麻黄素，二审庭审中李某当庭陈述中表示?具体数量记不得了，大约是13—14斤?。 2、杨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提及其从李某处获得的麻黄素数量约为10公斤，每公斤价格大约为1万元，大概花费为12—13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供述李某向其提供的麻黄素约为3—5公斤，二审中被告人杨某表示记不清被告人李某向其提供了多少麻黄素，但大约为4.5公斤。
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被告人杨某向其支付报酬，双方衡量麻黄素价格的方式是称重。因此，麻黄素具体的重量直接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李某表述其在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前均会进行称重，按照每斤1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其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供述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差别不大（均在4.5公斤左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数量约为4.5公斤。 （二）被告人任某、黄某、张某虽然参与了部分物品的接收，但从未进行过称重、检验，并不清楚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的是什么。 1、被告人任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称2014年8月向被告人杨某提供了四公斤麻黄素，对于麻黄素的总重量其并未进行称重，但估计约为12000克。在一审庭审中其供述被告人李某大概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十公斤左右，在二审庭审中供述其并未对运送的物品进行检查，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估计是麻黄素，但具体多少麻黄素被告人任某并未称重，也未见到被告人李某或被告人杨某称重，因此对具体数量其实是并不知情的，所有的数量均系其猜测得出的。 2、被告人张某虽然参与过接收物品，但在二审中陈述其并未直接打开包装看过包装里面的物品具体是什么。 3、被告人黄某在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所供述的?他一般四五天就来一次，来的时候就会拿四五条（一条就是一公斤）来，其他的配料也要顺带一起带来，都是一件一件的送来，最后12月份的时候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刑事案件有效辩护的技能与技巧 肖文彬: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何嘉铭：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 前言 在司法实务中，很多人将技能与技巧混为一谈，但技能和技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能是最基本的能力，而技巧是在技能的基础上更熟练、巧妙地运用技能的方式、方法。技能是基础、是前提，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这些年来，不少人宁愿喜欢用技巧，不愿意讲技能，甚至很多人在追求技巧，忽视技能，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认识和做法。 笔者根据自己近十年的办理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诈骗类犯罪案件的执业经验以及对这方面的研究总结，在本文中将详谈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尤其是诈骗类刑事案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辩护技能与技巧。 一、扎实的专业基础是最根本的技能
凡事皆有大本大源，刑事辩护也是如此。一切有效的刑事辩护（以下简称“有效辩护”）都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无论是口头辩护还是书面辩护，没有扎实的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基础，有效辩护便无从谈起。很多人认为，经过长期的大学专业教育和司法考试的历练，绝大部分人就应该具备了法律层面的基本功，似乎就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了。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刑事案件愈发呈现出新颖化、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法有限，而情无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大学里的专业教育和司法考试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已远远不能满足刑辩实务对理论知识的需求。原因在于：大学阶段的专业教学知识可操作性低（没有关于刑事辩护方面的实战课程）、课程内容滞后和涉及面窄、不够系统全面的现状，使得律师在从业后必须通过实务操作、实务总结对理论知识进行更深层次、更具针对性的筛选与提升。 笔者曾在《为什么说刑事律师的专业辩护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文中提到，律师的真功夫是需要拜名师学艺才能取得，很多东西是难以无师自通的，其中就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方面的专业基础提升。笔者所指的名师是指实至名归而非徒有虚名的名师。经过名师的指点，我们能知道自身法律基础
遇到刑法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8518891255.html, 抢劫毒品如何定罪 抢劫毒品法律是怎么定罪的呢?根据这个疑问，赢了网小编想通过以下一则案例来详细解说一下抢劫毒品的定罪量刑标准。 2017年4月，被告人陈某得知薛某携带有毒品，便与被告人季某合谋抢薛的毒品。季将薛骗至案发地点，两被告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手铐铐住薛，劫得薛随身携带的现金1万元及药片1500粒。约半小时后，陈、季又将薛强行带至陈的临时住处，由陈负责看管。季后又劫取薛藏匿的药片1500粒。陈将3000粒药片藏匿于暂住地。薛被放后即报警，上述药片也被缴获。经鉴定，药片共重852.36克，均检出甲基苯丙胺和MDMA(俗称“摇头丸”)成分。 一、抢劫毒品后又持有的，构成一罪还是两罪
有人认为，抢劫毒品后并持有的，应以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两罪并罚。理由是：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盗窃、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则以盗窃罪、抢劫罪与实施的具体毒品犯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2017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抢劫违禁品后又以违禁品实施其他犯罪的，应以抢劫罪与具体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而抢劫毒品后又持有的行为，就是抢劫毒品后又实施的其他毒品犯罪的行为，因此，要以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并罚。抢劫毒品后并持有，不同于一般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一般的事后不可罚行为的“事后行为”没有侵犯新的法益，如抢劫一般财物后销售或毁弃，销售或毁弃行为所侵犯的法益还是所抢财物的所有权，并没有侵犯新的法益。但抢劫毒品后又持有的，行为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的新法益，所以抢劫毒品后并持有的，应构成两罪。 抢劫毒品后并持有的，只能定抢劫罪一罪。理由是： 第一，抢劫毒品后又持有的行为是抢劫行为的必然延伸，属于一种事后不可罚行为，即持有毒品的非法性直接来源于抢劫毒品行为的非法性。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抢劫既遂则必然意味着行为人对劫得物品的实际控制。若将劫得物品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并保持原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各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张庆民亲属的委托，由我担任其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现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偏重，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张庆民罪不至死，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因一时糊涂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便彻底否定上诉人张庆民在整个案件的认罪态度是不符合案情事实的。上诉人张庆民自侦查阶段起，便毫无保留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便如一审判决错误认为上诉人认罪态度差，但一审判决一方面是以上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全部事实作为定案证据，一方面又彻底否认上诉人的认罪态度，属于自相矛盾。其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欠考虑地糊里糊涂地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因此，无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做如何认定，不得彻底否定上诉人的自愿认罪态度和坦白行为。 2、本案一审被告人王强多次贩毒合计数量达到1366.4107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上诉人是第一次贩毒且数量仅为其三分之二即993.379克为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前科，均有前科。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上诉人既然在贩毒次数、数量上均没有第一被告人多，特别是贩毒次数就足以证明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了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比第一被告人还重的极刑，显然量刑偏重。 3、一审判决对第五被告人邹仲亨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对上诉人张庆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当区别对待。一审判决认定同案犯邹仲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庭审态度均与上诉人相同，唯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X律师事务所接受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杨秀强作为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本律师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参加庭审。现辩护人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参与共同犯罪,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参与共同犯罪同时构成运输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予以认定。 一、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与王某等人的共同犯罪。 1、《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按照这一规定,构成共同犯罪,在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要求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在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 2、根据该起犯罪中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各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作的供述,均可证实,被告人王某到四川购买毒品时,只是带张某去四川玩,并没有告诉张某要去购买毒品。王某在和其他人预谋时,张某并不知情。 到达四川后,在毛某家中,王某、张某、毛某等人共同吸食毒品。在试了毒品的质量挺好之后,被告人张某“想买些毒品回东营,挣点钱花。”也就是在这时,张某才有了购买毒品的犯罪故意。但张某的犯罪故意,只是想自己从王某处购买毒品,并不是和王某共同购买毒品。 所以,被告人张某没有参与王某等人贩卖毒品的预谋,也没有形成和王某等人共同贩卖毒品的故意,张某实施犯罪的故意内容和王某等人并不同。被告人张某没有与王某等人共同贩卖毒品的故意。 3、根据被告人王某、毛某、蒋某等人的供述,在王某购买毒品的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张某都没有参与。 购买毒品前,在毛某家吸食毒品的行为,不能解释为共同犯罪的行为。原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我们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XXX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XXX同意，担任被告人董仓银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听取了被告人XXX的陈述，阅读了本案的相关材料，对本案的事实已经有了较明确的了解。下面，本辩护人就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现行的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我们认同公诉人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但是，指控被告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定性不当。 首先，指控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名不能成立。因为，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见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和行为：没有谈价的证据、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与所谓的上线或者下线进行过买卖交易付款的证据，更没有毒品交付的证据。因此，本案不构成贩买毒品罪。 其次，如果贩买毒品的罪名成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提供线报的是什么人？他怎么知道被告人要贩卖毒品？为什么公安机关会迅速掌握？欲买毒品的“买家”是谁？为什么公安机关也没有对所谓的“买家”进行抓捕的意图和安排？这些疑问，只可能有一种解释：“买家”是特情人员，被告人XXX下是在公安特情的引诱下产生了犯意，并走上犯罪道路的。 综观本案，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被告人XXX贩买毒品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贩买毒品罪名不成立，如罪名成立，那么尽管公安机关没有提供特情介入的相关证据，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本案起码是不能排除特情介入的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大连会议纪要”精神，对本案被告人应当大幅度的从宽处罚。 二、本案存在着诸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请合议庭能予以考虑从轻处罚。 1、被告人并非长期贩卖毒品的毒枭或者惯犯，而是初犯，理应从宽处罚！
非法经营烟草辩护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汉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朱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为其担任辩护人，开庭前，本辩护人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认真的听取了公诉人所发表的公诉意见，下面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并愿与公诉人和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就本案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共同商磋。 第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某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 1、关于非法经营犯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的规定，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烟草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是指“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而生产、批发、零售烟草制品”，即无生产许可证而生产、无批发许可证而批发、无零售许可证而零售的行为，也就是说，该罪的客观要件表现形式必须是无证经营才能构成。这里没有无证运输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规定。 2、关于非法经营共犯的主观要件问题。 从《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4条及该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在无证经营烟草，仍提供车辆和运输，用于帮助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才应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构成该罪的共犯应当同时具备两个主观要件：一是必须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在无证经营烟草；二是主观目的必须是为了帮助他人无证经营，没有规定为没有准运证托运人运输烟草制品就构成共犯。 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朱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他被告人是在无证经营烟草，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朱某某提供车辆运输是用于帮助其他被告人无证经营烟草制品。庭审证据表明，事实上朱某某只是作为承运人运输烟叶，而不是为了帮助其他被告人非法经营，只是为了收取自己的运费。朱某某对于本案涉及的非法经营行为事前既无共谋、也没有想事后分脏，更未参与无证经营的过程。因此，朱某某不构成非法经营犯罪的共犯。 第二、本案中烟叶价格197130元的鉴定结论不合法，涉案的金额存在重大的出入。 本案涉案的烟叶价值是由汉中市烟草专卖局作出的估价，依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管理办法（试行）》和《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规程（试行）》的规定，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只能对“卷烟（含国外卷烟）”进行鉴别检验，而不能对本案涉及的烟叶进行鉴别检验，当然更不能对涉案的烟叶价值进行估价鉴定。而本案涉及的烟叶不是假冒伪劣的卷烟，所以汉中市烟草专卖局没有资格对本案涉及的烟叶价值进行估价鉴定。 《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部门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主管部门，其设立的价格事务所是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指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机构，其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对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 因此本案涉及的烟叶的价值只能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当地价格事务所进行估价。
论刑事辩护中的“以贩养吸” 摘要：“以贩养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其来源于最高院的相关会议纪要。司法实践中，对该纪要内容有关“以贩养吸”规定的运用存在着误解，实际上已经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在现有司法体制之下，应当将“以贩养吸”与“既贩且吸”做相应的区分，并严格限制“以贩养吸”的适用范围，从而契合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以贩养吸罪刑法定有罪推定既贩且吸 正文： 毒品犯罪历来为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重点打击对象，尤其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更是将禁毒工作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契合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禁毒工作更是进入了“严打”时期。在这其中，贩卖毒品犯罪首当其冲应当纳入首要打击重点。但是如何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下依法惩处贩卖毒品犯罪就成为法律工作者贡献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本文结合笔者办理的一起贩卖毒品案件[1]，就司法实践中存 [1] 大体案情是：常某于2013年3月24日向王购买毒品100克之后，常某将徐某约至其住处，两人共同吸毒约1克，常某卖给徐某10克毒品时被公安抓获，公安在常某住处同时查获毒品86克（重量经事后检验）。事后，据常某交代并经王某、徐某证实，其之前曾分五次向王某购买毒品共计120克，并将其中12克分两次卖予徐某。法院最终认定常某仅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为216克）。
在争议的“以贩养吸”问题[2]做初步探讨。 一、“以贩养吸”概念的提出 笔者遍查有关法律法规，并无“以贩养吸”的相关规定。该概念的正式来源似应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南宁会议纪要”），其后，最高院2008年在辽宁省大连市形成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继承了南京会议纪要有关“以贩养吸”的规定。大连会议纪要对以贩养吸做了两点规定：其一，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其二，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对此，“司法实践中，惯常的判断方式是：嫌疑人贩毒+嫌疑人本身吸毒+在其住处查获一定数量的毒品=以贩养 [2] 首先，所谓的“争议”，也仅仅是辩护人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主张的“争议“，而在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员那里，则是毫无意义的。而问题的症结，也即在于此。其次，本文仅从以贩养吸的应有内涵考量相关规定的合理性及辩护策略，并不涉及除此之外的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立功、自首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从宽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