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法治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系明朝开国皇帝，年号洪武，庙号太祖，在位31年。他从小父母早逝，曾出家为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但其却以雄才伟略，审时度势，利用之元末农民起义的大好时机，招贤纳良，从而将元朝的统治者逐出中原，建立了封建专制高度集中的明王朝。纵观历朝历代皇帝，有明以前，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现就其法律思想做以初探。
一、重视法律，以法治国。
明太祖虽然布衣出身，起于微末，但是在参加和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军的反元斗争以及在和其农民起义军的杀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败坏，官吏贪蠹，民不聊生，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治国作用。太祖曾告诫群臣说：“从前朕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要严立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于是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这便是最早拟定颁行的《大明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义，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
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作为制定大明律的依据。事实上，早在吴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时，朱元璋就专门发布了上谕，要求议律官“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诏诸臣赐坐，讲论律义”。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时，朱元璋诏赐刑部尚书，“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即对律条亲自审定。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崇法精神和有关作法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重视，经过吴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颁始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二、注重法律的继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从其言。事实上，由于《唐律疏义》所表现出的盛唐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对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诏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
特别强调了“朕仿古为治”的立法继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濂在《进明律表》中宣称大明律“篇目一准之于唐…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会典》中专门申述说：“我太祖高皇帝以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会典序》中也说：“我太祖皇帝稽古创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创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袭唐宋旧制的。正是由于对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借鉴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绳”。
三、注重和强调法律的稳定性
法律作为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其不断更改和变动自然而然地会对社会统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统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鉴于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无所适从的弊端，从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法律的稳定性尤加重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以后，朱元璋即“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变更，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正是在此严旨之下，《大明律》成为“万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历代相承，无敢轻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颁行《大
诰》初编时，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诰序》中，特别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后的明朝诸帝，总是坚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谕内阁》：“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违越”。万历四年《皇帝敕谕内阁》强调“唯我祖宗之旧章成宪，是守是遵”。正是由于后世坚持了太祖遗训，从而保障了明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结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尤其从明宪宗到熹宗前后长达160余年里，在皇帝避居深宫而不愿临朝听政期间，明王朝统治却相对稳定性，这可以说无不得益于《大明律》的稳定性。
四、力求法律的简明科学
鉴于元末法制“条格繁冗”，“其害不胜”的教训，朱元璋在吴元年便对议律官发布上谕：“法贵简当，使人为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更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颁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简明的思想，敕文中说：“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悯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大明律》的制定从吴元年的律285条、令145
条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条，再到最终的三十卷、460条，相比《唐律疏议》的12篇、500条，《宋刑统》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条、213门来看，确实简明多了。另从体例发展变化上讲，《大明律》源于唐律但细于唐律，新创了《公式》、《课程》、《人命》等十篇。采取律、诰、令、条例并行的法典式立法与编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与案例法相配合、原则性与解释性相配合、惩治性立法与训诫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体例编排呈现极为科学。法律史学家杨鸿烈曾说：“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惧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楷模…可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
五、立法因时制宜和重典治国
明太祖的立法简明虽然有利于民众知法懂法，但由于法律的过于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却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难以适应。太过于简明的法律针对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社会统治矛盾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对此，明太祖于初便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在具体的治国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纲纪败坏，官吏骄恣，从而致使元朝倾覆，顺帝北迁作为教训，立国后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朱元璋始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
非猛不可”。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解除自身周围一批农民出身的武将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互相争斗而对皇权产生的威胁和实现其急于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致难齐也”。又说：“今之臣民，凡所作为，尽皆杀身之计，趋火赴源之筹”，“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在朱元璋看来，“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倾崩正是由于“元政驰极，豪杰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因而太祖主张“反元攻，尚严厉”。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量刑轻于唐律，但对“盗贼”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诛滥罚，制定了族诛、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挑筋去膝盖等一系列法外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儋州陈逢愆起义，陈被斩，部属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礼明理，以礼导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及“出礼入刑”以来，“礼”在封建统治中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刑”的作用。对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导“明礼以致民，定律以绳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礼法，国之纲纪。礼法定，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并指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朱元璋在给皇太孙的上谕中又说《大明律》“首列二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实行严刑峻法同时，又注重倡礼明理，礼刑并重。
七、注重发挥和强化法律整肃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来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则不然，可能由于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的缘故。因而对于官吏贪污，他有着一种近似乎变态的痛恨和彻底惩治的执着。洪武二年曾告诫群臣：“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说：“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由于明初特定的政治条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坚决、更严厉地整肃吏治。如对官吏的职务犯罪规定，《唐律》把官吏犯脏罪的处理列在《职制》篇中，未设专篇，《明律》专设《受脏》一篇计十一条，同时，还专设《课程》篇十九条，从重论处官吏犯罪。如规定监守盗仓库钱粮四十两即判斩刑。难怪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对比《唐律》条文后直呼《大明律》“太
严”。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律》惩处脏吏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亲手制订的《大诰》则应属于惩治官吏贪墨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官吏贪污、盗窃、受贿等脏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条。在惩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认为“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因而“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贪污巨额粮食案，所牵连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波及各省的官吏达数万人。在对脏墨官吏的刑罚适用方面，明《大诰》列举了阉割、断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为残酷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即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吏（价值约折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然后摆在官府公座旁边，警示后继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于民众力量来惩治贪官污吏，他诏告天下：“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即允许百姓对那些违旨扰民的官吏进行抓捕，然后送往京师问罪。为了反贪，明朝初期牺牲的御史达以数百。可以说，经过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顿，虽然明朝官吏的俸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传
如果说宋太祖刊印《宋刑统》颁行天下达到了普法宣传的效果的话，那么明太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强调法律的讲读和宣传。早在吴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桢将刚刚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众生活的部分用口语写成《律令直解》发布郡县。尤其是明《大诰》颁布以后，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有《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即规定有《大诰》者可以以该书折抵刑罚。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诏命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大诰，乡民集会宣讲大诰。明刘三吾曾在《御制大诰后序》中说：“载劳圣虑，条画成书，颁示中外臣民，家传入诵，否者罪之”，从而使“天下有讲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遗还”。此外，为了加强法律宣传，朱元璋下令每岁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让专人讲读律令。可以肯定，正是于他对法律宣传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明律法精义深入人心，为民所知而遵之。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 西方正义思想 1.古希腊正义思想 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出于方法视角的不同以及前提观念的不同，近代西方主要形成了两种公平正义观：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另一种则是以休谟、穆勒等人基于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1）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洛克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指出：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原则只有两条，一是不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权，二是按劳分配财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既然人们生来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不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 。 （2）基于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十八世纪苏格兰常识派的的代表人物休谟对公平正义进行了仔细的经验分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已经像西方人所说“在日益变平”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中西之间相互融合的作用，技术上如此，那么由文化渗透的管理领域更是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充塞着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产生于西方经济与社会背景之下的概念和理论。 【关键词】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82-01 众所周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存压力越来愈大，面对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帮助企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企业的管理。中外管理思想的不同，但是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现代化管理的魅力，它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更关注了人性。因此要想不断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中外管理思想做出分析和比较，以期指导我们的具体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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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制建设归纳总结 中国： 1、战国末期：韩非子（法家代表），主张君主“以法治国”，提出系统法治理论，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秦朝采用了法家思想） 2、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是1859年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最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3、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这部宪法体现主要原则：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等，这是中国效仿美国《1787年宪法》的产物。它比《1787年宪法》的进步之处：A、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美国是黑人、奴隶、妇女不享有同白人男子相同的权利）B、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美国有种族歧视）。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规定A.国家性质：新民主主义国家 B.政权性质：人民民主专政 C.性质：临时宪法（1949----195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制定，该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6、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到21世 纪左右），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1982年 宪法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章程。 西方： 1、《十二铜表法》：公元前5世纪中期制定，目的：为缓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意义：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贵族利益受到限制，平民利益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局限性：保留了一些习惯法的内容。特点：内容广泛，条文比较清晰，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它既是公民法又是成文法，适用于罗马的公民。 2、罗马公民法：罗马共和国时期，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罗马 的公民。 3、万民法：罗马帝国时期，对外征服中版图不断扩大，公民法已经不适用，由公民法转变 为万民法。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一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4、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典。对世界影响：①罗马法对近代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很多法律制度中的原则和做法②近代资产阶级利用和发展了罗马法中的思想和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武器。 5、1787年宪法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体现了“分权与制衡” 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不足之处：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不承认妇女、黑人和印 第安人具有和白人男子相等的权利。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根据我们的所学知识可以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早期管理实践中大国的形成都是管理思想萌芽的开始，例如在秦国和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有关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统帅军队、组织战争、治理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但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具体发展的不同，中西管理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具体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主要侧重于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和法治。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同时，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相比较之下，西方管理思想则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
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这主要是：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当然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有一定弊端的。 中西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学术视点总第期 MangZhong Literature 429 浅析胡适的文学翻译思想 ◎张亚楠 (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南阳473004) 胡适（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巨人，他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胡适大力提倡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文学翻译思想。梳理这些散见于胡适论著、书信以及译序中的翻译思想，可以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理论的发端，对于今天的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活动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文学翻译的目的和翻译文学的功能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胡适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名著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借鉴作用，1916年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3］具体到改造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方法问题，他主张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引进外国的文学方法，“……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阐明上述主张的理由之后，他再次强调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在一封有关戏剧翻译的答信里，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在于输入‘范本’。” 二、翻译选材 在翻译的选材问题上，胡适主张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他痛感当时中国的文学翻译充斥着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外国作品，因此在给曾孟朴的信中说：“中国人能读西洋文学书，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译出的，至今还不满二百种。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并与曾氏共勉“各依性之所近而力所能勉者，努力多译一些世界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 胡适提倡多译小说、戏剧和散文，他认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 另外，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胡适认为要响应时代、人心的需要，赞同多翻译健全的，鼓舞人生向上的文学作品，并且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指出奥斯卡·王尔德的The Ideal Husband虽好，但《青年杂志》所载译文“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 可见，胡适在翻译选材上非常注重原著的质量和权威性，主张翻译作品的主题要响应时代、人心的需要，体裁要紧跟世界文学的趋势。同时也可以看出，以启蒙为己任的胡适，在翻译选材观上表现出来的功利性和紧迫性。 三、直接翻译和转译 关于直接翻译和转译的问题，胡适认为“不应该多费精力去做‘转译’的事业”。梁实秋在1928年《翻译》一文中也提到：“据胡适之先生说，法文、俄文作品译成中文的大半是自英文转译的；懂英文的人所以不直接译英文名著而要转译法俄文作品者，是因为英文名著的文字难，成语典故、俗话等等，都是我们一般略识ABC者所难得懂的，而法俄作品译成英文的率皆浅显易明”。 1933年胡适在其《短篇小说第二集》的译者自序里又说：“我深感近年翻译外国文学的人，多是间接从译本里重译，很少是直接翻译原文的。所以我前几年在上海寄居的时候，曾发愿直接翻译英国和美国的短篇小说”。 赵文静在《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谈到转译的时候认为：“对转译的批评本质上基于一种忠实于原文的思维。历史上不忠实的翻译作品似乎对目标文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更加重大的影响，如中国近代的林纾和美国的庞德。”鲁迅先生也曾经撰文指出，如果不通过转译，我们将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缘。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大多是由英文本转译的。 四、翻译的语言形式 胡适提倡使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他说：“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胡适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还说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但因为他们用古文译书，结果“终归于失败”；并以鲁迅兄弟的翻译作品为例，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这种文字，以译书 044
浅谈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摘要 胡适不但是一个文化巨匠，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中西文化思想被人们吸收学，传承着。胡适始终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中西文化，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结合点。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症结在于不曾悔祸、彻底痛责自己，要振兴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进行“民族反省”。本文从多个层面来探讨他的中西文化观。 关键词：胡适；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 一、胡适对中西文化的研究比较与价值评判 （一）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胡适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的矛盾统一体，并且始终未能摆脱这种在文化冲突中的彷徨。胡适对民族传统文化并非只有批评没有肯定、只有贬斥没有褒扬、只有虚无没有信心。从胡适的许多著述中可以找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誉和眷恋，找到他整理国故的决心和成绩。因此，尽管胡适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消极性和劣根性采取了彻底否定、大胆批判的态度，但始终没有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整理国故是他“再造文明”的途径之一。 胡适是不是彻底的反传统？胡适始终战斗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他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对孔家店、理学“以理杀人”、孝道、贞操观念等具体问题上，并没有涉及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尽管胡适时常语出惊人，但这并非他的一贯学术主张，而是他为推行其文化主张而“走极端”的方法策略，他所做的决非盲目地、彻底地反传统，而是要对传统文化坚持一种“评判的态度”，进而重新评价一切价值。正如胡适自己表述的那样，他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与整理国故。胡适认为，只有用评判的态度，不盲从、反对调和折衷，然后用科学方法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输入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再度辉煌。 胡适对文化保守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胡适认为，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根本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浅析胡适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胡适，他的思想影响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并影响了一大批学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然而“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也从未停止过。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排除以往的历史偏见和现实的政治干扰，我们再心平气和的评价胡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就像欧阳哲生说的“我们今天来评价胡适，应该谈的主要不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该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历史价值，把堙没的半个胡适给发掘出来。” 关键词：通俗文化上层文化现实意义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其思想也具有全面性——几乎触及了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的每一个方面。以他个人的研究业绩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余英时曾经利用思想史上所谓的“上层思想”和“通俗思想”的概念来解释胡适的思想。（或者再扩大一点，利用人类学与社会学上“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概念。）认为其思想的影响不但冲击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 （一）通俗文化 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文，在胡适的构想中自始即是思想革命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条便提出“言之有物”，而所谓的“物”则包括二事：一曰情感，二曰思想。他显然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二十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提倡白话便不得不尊《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文学正宗”，这就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了。陈独秀完全了解胡适此文的命意所在。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孔教问题，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旗上大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 此话以“伦理道德革命”始，以“通俗的社会文学”终，不但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联系了起来，也把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意思表露的十分明显。胡适虽然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但他的思想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郭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 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胡适;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9)02-0049-03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郭 静(1968-),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聊城建设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经过器物层面的自强运动、社会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楔入文化层面。综观这一过程,作为后起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在文化现代化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面上,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尤其是1929年到1935年,争论非常激烈。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 五四前后,胡适并没有提出全盘西化。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求学,期间已涉足国内新文化运动,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文化。1917年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 史》①中提出,中国文化主要的问题是采取最有效的形式吸收西方 现代文化。胡适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继续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进行探索。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现代化路线,就是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胡适身体力行,从1920年开始,先后整理了《水浒》、《儒林外史》等十余篇古典小说,并以“序云”、“导论”等形式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据此质疑:“难道有这样毕生埋在故纸堆中的全盘西化派 吗?”[1](360) 总之,五四时期胡适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 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抛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 政治的文化基础”。[2](P 131)所以,胡适虽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无情 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胡适一生中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其特殊背景。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在表达其现代化思想时他同时使用了两个概念:W h olesale w es ternization 和W h ole hearted m odernization ,前者可译为“全盘西 化”,后者是“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的意思。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但是和“全力现代化”并列使用的,而且在此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提及它。同年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一文中,主张“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 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P 356)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中认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 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3](P 640)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 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 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4](P 315)可以看出,胡适在随后发表 的文章中有意避开了“全盘”两个字,而悉数采用“充分”一词。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上,胡适是不会随便使用一个词的,他完全明白“充分”和“全盘”在含义上的差别。几年后胡适本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9 4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中西方法律的区别 (一)法的本位不同。 法的本位是指，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中国法律是集体本位，西方法律为个人本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 道路。中国法律日益集团化，走上了一条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其突出特点是贯彻着宗法之上、家族本位、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指导思想，沿着宗教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进行。儿到了封建时期，儒家创设了新的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相结合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封建时期中国的统治思想。西方法律则走上了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的个人本位道路。西方法律文化 源于具有自由开放精神的希腊法和具有个人主义特色的罗马法，形成了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的历史传统，最终确立了个人本位的传统。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发展在制度上是通过权利本位法对集团本位法的否定实现的，这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发展是一致的。不过近些年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个人本位也在中国法中得到体现 (二)法的属性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公法属性，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私法属性。中国传统法律的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即使其中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其表现为： 1)法典的刑事化或刑法化。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发达的国家，国家法律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法典。 2)刑法的刑罚性或刑罚化。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刑法重在惩罚报复，轻在教育警戒。 3)民事的刑法性或刑法化。中国传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而是刑法化的民事法规，具有民事内容刑事处罚的特点。西方的法律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 私人化)的法律体系，民法和商法非常发达。西方法律在早期形成时期，就已表 现出浓厚的私法特色，基本以私法作为其法律体系的基干和主体。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发达的私法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上的，因为私法是一种理性化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有这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三)法的体系不同 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相对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西方法律文化是大陆和英美两大文化是带有开放性的体系。这也使法律体系学术研究的重点不同。如中国传统法律学术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而西方则是围绕正义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
A一、简述题（每题10分，共60分） 1.儒家管理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P12 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性观主要有3种：性无善无恶论、性善论以及性恶论； 1、孔子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相近也，习相近也”。人的性情本是相近，但由于个人所处的习俗不同，经过后天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基于此，孔子认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就应主要通过道德教化来进行管理； 2、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这四种本性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由此，孟子认为管理者应实行“仁政”，并演绎出了其“仁政”管理体系； 3、“性恶论”是荀子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由此，荀子提出强调管理者应该自觉地担负起礼仪教化的责任。 2.简述古希腊思想家的管理思想。P186 在古希腊，当时的思想家们对管理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主要是： 1、苏格拉底曾提出管理的普遍性，认为管理技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物之间是相通的； 2、亚里士多德不仅研究了国家制度的问题，还提出了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以及采取各种形式国家制度的原则； 3、色诺芬主要研究家务管理和农业，他对农业分工也有精辟的论述； 4.柏拉图对劳动分工原理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3.简述麦克雷格的X理论Y理论。P269 X理论认为，工人生来就是懒惰的、被动的，必须采取“强硬”的管理方法进行严密地监督、控制和奖惩等外界刺激才能提高其劳动积极性； Y理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厌恶工作的，对自己所参与的目标会实行自我指挥和控制，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不但能接受责任，而且能主动地承担责任，并且大多数人都有解决问题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4.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内涵是什么？P383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更适合人类心理发展的组织模式，是一种追求不断创新、持续变化的组织，由学习群体组成，有崇高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在学习型组织中，成员都勇于挑战极限与过去成功的模式，目光长远，会朝着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并从中体会到工作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周围的世界产生同一感。 5.韦伯的行政组织体系具有哪些特征？P245 1、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 2、存在明确的等级制度 3、人员的考评和教育 4、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而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 5、职业管理人员 6、遵守规则和纪律 6.完整的决策过程包括哪几个主要阶段？P314 1、收集情报阶段。收集组织所处环境有关经济、技术、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并加以分析，以便为拟订和选择计划提供依据。 2、拟订计划阶段。以组织所需解决的目标，依据第一阶段所搜集的情报，拟订出各种可能的备选方案。 3、选定计划阶段。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从各个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适用的方案。 4、对已选的方案进行评价。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对已做出的抉择进行评价。
第四章胡适的哲学思想 一、思想渊源 1、以杜威代表的实验主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胡适有影响。胡适说：“一部哲学史里，康德占四十页，而达尔文只有一个名字，而赫胥黎连名字都没有，那时决不能使我心服的。”美国人莱特将达尔文和一般哲学研究相结合。实验主义的第一代皮尔士将适者生存的原则引申到观念上。胡适引述皮尔士的话：“一个观念也有适与不适这个问题”，“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的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 胡适：“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上的效果，如果没有意义，那不过是一些胡说的废话。或换成另一说法，有意义的观念是‘适者’，无意义的观念便是‘不适者’。” 实验主义的第二代詹姆士也强调观念的适应与否是决定其有无意义的标准。 詹姆士：宗教家信仰上帝的存在，却遭到科学家的责难，因为他不能拿证据来。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恰好是科学思想的代表。但“拿来证据”也不可一概而论，上帝观念适用于一部分人。胡适对此评价：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士的手里，方法变松了，有时不免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了。 杜威是当时实用主义的最大代表，胡适在1919年写了《实验主义》一文对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实验主义进行介绍。关于杜威的思想，胡适介绍了杜威对实验主义的三个概括：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第三，是一种实在论。其中最突出一点，杜威认为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他曾说：“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没有什么别的理性。人遇到困难时，他自然要寻求应付的方法。”他还引证说：“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 2、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的熏陶 司马光：“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时”。自认8岁时已经是无神论了。范镇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已而神在哉。” 胡适忽视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与他一向反对决定论，崇尚偶然论有着直接联系。范镇对因果决定论的反对对胡适产生重要的影响。胡适自认11岁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 因果观念与因缘观念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胡适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进化论思想方面。 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也很大：“《新民说》诸篇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二、胡适的历史地位 1、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 实用主义主张用行为的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修正观念。“不管什么旧礼教，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发展你自己。” 2、由于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相似性，例如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予以肯定，并受到陈独秀、瞿秋白对胡适和实用主义都有所肯定。 三、实验主义的方法论 1、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