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１９９４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１９９４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关键词：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巨大。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５９）以及Ｏａｔｅｓ
（１９７２）
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已经证明，政府间适度分权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钱颖一和温加斯特（Ｑｉａｎ和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
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有助于改进不同层级政府的激励，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理论
都认为，不同的财政分权体制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具体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给定信息不对称，如果通过中央统一供给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好，而财政分权能够赋予地方政府供给公共品的自主权，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公共品；第二，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的多中心利益格局，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竞争，竞争导致要素流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外在压力，从而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第三，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进地方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并激励地方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第四，地方之间的竞争还容易改善当地的公共治理水平。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但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一，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利益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结果一些具有地区外部性的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提供，比如教育和医疗等等。地方的免费搭车行为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第二，地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区际不平等，并且竞赛到底的博弈格局会导致税率下降，从而降低公共品的投入，特别是财政分权所引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流动和不流动要素之间进行税收歧视，从而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剧不平等状况。第三，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自由处置权后，给定信息不对称，就可能加剧地方的裙带关系，从而加剧地方腐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阻碍经济增长。可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两面的。Ｂｒｅｕｓｓ和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４）、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４）认为，分权和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弧状关系，有一个最优财政分权程度的问题。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周业安
章
泉
＊本研究得到“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ＮＣＥＴ”）以及“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项目———首都经济”项目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前沿”讨论组和“契约和组织理论”讨论组成员的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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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很多学者对此做了探讨。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实施以后，分权这种模式制度化了。但分权给经济究竟带来何种影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现有的证据是矛盾的。邹恒甫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意味着分权过度了（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ｏｕ，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ＪｉｎａｎｄＺｏｕ，２００５）；而林毅夫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分权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张晏等人的研究发现，分税制以前分权不利于增长，但分税制以后则有利于增长（张晏，２００５）。矛盾的经验证据似乎暗示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问题。但如果真的做这样的思考，也可能陷入错误的逻辑。
要正确理解我国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后果，必须理解这种分权模式的本质。和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背景不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首先，这种分权局限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地方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内收支权力以及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毕竟没有独立的税权，所以称不上严格的分权体制，只能算事实上的分权，也即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其次，这种分权仅限于政府，不涉及居民。也就意味着事实上的分权让地方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但居民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地方所受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当地居民。结果，这种非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可以促进增长，但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于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财政作为宪政的本质这一问题，也就无法一致地合理地发现和解释我国财政分权的各种正反作用。
本文认为，我国的财政分权由于本身的制度缺陷，使得其对经济的作用存在内在的冲突。一方面，分权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给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人为的经济波动上。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波动，正是中国这些年经济最合理的刻画。而这种特定的经济画面恰恰来自分权这一制度因素。现有的文献仅仅关注到增长，却忽视了相伴生的波动，从而无法正确揭示分权的真实作用。本文将分以下部分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给出相关的理论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说明和计量方程设计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综述
财政分权通常涉及有关公共职能的权威和责任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在严格意义上，财政分权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其实就是指分权的财政体制，其中的分权特指地方政府或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对独立的税权，包括与征税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和税收征管权三方面。但在没有明确独立税权的条件下，也会存在分权的情形，这要看地方政府是否在财政收支上拥有事实上的部分自由处置权。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分权模式，在地方政府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税权的前提下，拥有了部分公共职能的事实自由处置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这种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激励，从而能够起到促进市场或者保护市场的作用，并相应地促进了经济增长（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５；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Ｊｉｎ，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则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间关系看成是一个类似企业内部的承包制，通过政府逐级实施公共职能外包，并辅之以竞标赛的考核方式，不仅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可观的自由处置权，而且也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促进市场的行为。
一些学者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分权模式和绩效，发现中国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分权，获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比如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０）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行为，认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缺乏权威，被老企业俘获，导致寻租和阻碍新企业参与竞争。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减少了地方俘获的风险，并限制了租金竞争的范围和程度。因此，分权的背后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决定中俄分权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和Ｌｉ（２０００）、Ｚｈｕｒａｖａｓｋａｙａ（２０００）以及Ｊｉｎ等（２００５）也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和Ｌｉ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加清晰的税权，这可以解释两国经济绩效差异；而后两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高效财政激励是导致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Ｍａ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和Ｒｉｄｅｒ（２００５）、Ｆｒａｓｃｈｉ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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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及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７）比较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财政分权及其经济后果，他们都承认，中国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而印度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原本就是财政联邦主义的，但两国的经济发展差异恰恰和这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有关。不过他们的结论却不尽相同。Ｍａ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和Ｒｉｄｅｒ（２００５）认为，两国的财政分权同样产生了预算软约束和对地方政府失控等问题，并且预言这些问题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而Ｆｒａｓｃｈｉｎｉ（２００６）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对地方的预算约束硬化，印度则没有做到这一点；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７）发现中国的乡村自治程度较高，而印度的权威一直比较集中，他们都认为，这些差别可以解释中国和印度经济绩效的差异。
现有的一些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支持上述结论。林毅夫和刘志强（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的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有正的、显著的影响，ＦＤ系数估计值为０．０３６２。通过财政补贴因素的调整，结果还是显著为正。不过林毅夫等人没有区分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和以前的收入分享制在财政分权方面的显著差别。张晏和龚六堂（２００４）、张晏（２００５）基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的数据分别研究了分税制前后以及全样本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分税制前是负相关的，但分税制后是显著正相关的，全样本数据研究也不再显著负相关。在引入政府支出等因素后仍然如此。刘金涛等人（２００６）利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相关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如果用地方自主权作为分权指标，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分税制以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负作用，分税制之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温娇秀（２００６）利用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
但是仍有许多经验实证研究给出相反的结论。Ｚｈａｎｇ和Ｚｏｕ（１９９８）首先基于中国２８个省份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Ｚｈａｎｇ和Ｚｏｕ（２００１）基于中国２９个省份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的数据同样发现这种显著负相关关系。Ｊｉｎ和Ｚｏｕ（２００５）把中国省级数据划分为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４￣１９９９两个阶段，研究发现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间按支出计算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负相关；但按收入计算的财政分权和增长正相关。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间支出分权和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收入分权和增长显著负相关。邹恒甫（Ｚｏｕ）等人的这些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没有取得钱颖一等人所设想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出现了分权过度的现象。胡书东（２００１）从制度变迁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同样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发现，财政分权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给宏观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王绍光（１９９７）早就指出，过度财政分权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乔宝云（２００２）分析了分权和不均等的关系，利用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数据发现，尽管财政分权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财政分权的最优水平是７１．７％。同时，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中国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殷德生（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既没有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拉大了地区差距。陈抗等人（２００２）认为，在财政分权条件下，内地政府会表现出持续的低效率；张军和金煜（２００５）的研究也发现财政分权会加大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上的相对差距。郭旭新（２００７）认为，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有力的预算约束，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解垩（２００７）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和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有关。只有王玮（２００３）认为，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并不冲突。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究竟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还存在很大争议，这种争议有些是来自财政分权度量口径的差异；还有一些是来自数据选择期限的差异；其他的差异可能来自方法上的或者理论逻辑本身的。无论如何，一些共同的结论是存在的，那就是分税制构成了财政分权的分水岭，分税制以前，绝大多数检验发现分权对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很容易理解，尽管税收承包制赋予了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但承包制的性质决定了这种自主权依赖政府间的谈判，而不是制度化，这就会导致地方预期不稳定，从而弱化其激励；相反，分税制通过制度形式把地方的部分自由处置权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了地方的预期，强化了地方促进市场的激励，所以在经验研究上，大多数文献认为，分税制以后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显著的。不过，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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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说明
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产生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很多文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现有的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首先，分权的效果取决于分权的定义本身。是采取支出分权还是采取收入分权？是采取总量数据计算分权还是采取人均数据或者边际数据计算分权？显然，不同的分权口径对分权和增长的关系研究影响非常大。其次，对于经济绩效的度量也存在很多争议，通常采取人均ＧＤＰ水平或者增长率来表示绩效，
但如果采取生产可能性边界估计或者通过其他形式的估计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再次，时间段的选择。邹恒甫等人的研究之所以更多地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是他们所选择的时间窗较窄有关。而财政分权的作用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窗才能体现其作用。最后，分权带来宏观经济不稳定未必能够说明分权绩效的好坏。从短期来看，分权引致地方政府竞争，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产生了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分权模式，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统观现有的研究，对这些可能存在的争论还缺乏系统的检验，因而无法准确解释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我们将基于标准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进行检验，并把结果和已有的结论进行比较；其次，我们将通过不同的分权口径、绩效口径及时间窗对上述逻辑进行稳健性检验，试图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差异；最后，我们将统一分析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力图全面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后果。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将构造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经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财政年鉴》。因为，重庆市在１９９７年成为直辖市，所以本文在１９９４年之前的实证检验中并没有单独列出重庆市的数据。另外，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我们也将其剔除在样本外。因此，本文在回归中１９９７年之前有２９个组别观测点，而在１９９７年之后则有３０个组别观测点。
参照现有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们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ｙｉｔ＝ＦＤｉｔ＋ｗｒｋｒｔｉ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ｔｉｔ＋ｔａｘｉｔ＋ｘｍｉｔ＋ｆｄｉｉｔ＋ｕｒｂａｎｉｔ＋μｉ＋νｔ＋εｉｔ
（１）
我们采用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中，ｉ表示省份，ｔ表示年份，μｉ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
应，νｔ表示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εｉｔ表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即扰动项。
对于变量来说，被解释变量ｙｉｔ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作为指标。ＦＤ表示财政分权度，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讨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并不统一。如有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Ｍａ，１９９７）
，有的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Ｚｈａｎｇ和Ｚｏｕ（１９９８）
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指标来度量中国各省份的财政分权度，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各省人口规模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中国省级政府支出水平与其辖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地方政府支出大并不一定就说明其财政分权水平高。同时，如果不能排除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也会错误地度量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如我们可能高估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因此，我们在这里采用人均各省本
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度量!"，用以刻画地
方的财政自主权，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不过，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查，我们也利用其他常见的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检验。ｗｒｋｒｔｉｔ是度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我们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ｔｉｔ衡量投资增长率，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衡量；ｔａｘｉｔ表示各省份的实际税负水平，参考通常做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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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Ⅱ）
注：分权的度量指标是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与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
用各省份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年底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
其余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城市化进程。其中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分别用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各省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各省份当年ＧＤＰ的比例和当年按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到。
表１给出这些变量的基本描述。
四、实证检验
（一）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几次重大变革，核心内容就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本质上看，就是探索一个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财政分权体制。这种体制改革隐含地假定过去那种相对集权的财政体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适度地对地方分权则可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在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调试的过程中，就制度特征而言，１９９４年分税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１９９４年以前，中央和地方通过不同的税收包干形式来实现分权，这种分权虽然赋予了地方财政上的剩余收益权，但由于谈判缺乏基本的法律和体制支撑，所以容易给地方带来预期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而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则第一次通过基本的法律框架把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规定下来，不仅稳定了地方的长期预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个体升迁区别开来。分权的制度化至关重要，无论谁担任地方领导，都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架构下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不用像先前那样必须一对一谈判。可以预见，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力量能够有效消除税收分成契约谈判的不确定性，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财政分权过程的上述制度特征，必须分３个时间阶段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才能真正分离和确认分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实际上，邹恒甫等人后期的研究及近期国内的相关研究（比如张晏等人）均考虑到了分税制可能起的根本变化。我们首先进行总体回归检验，时间跨度为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
然后是对财政分权改革前后进行分别检验，即１９８７￣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目的是试图发现改革是否带来实质性变化。
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度量指标，在表２￣表３展示了实证检验的结果。表２￣表３都是固定效应（ｆｉｘｅｆｆｅｃｔ）模型的估计结果。这一选择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由于一方面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
模型，同时各省份自身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影响不同，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不可观测个体特征因素与经济增长不相关，不过就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来说，地区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这种假设可能过于严格，所以我们综合考虑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２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说，中国分权式改革确实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效应，不过对于不同的时期来说，这种影响存在差异。
首先，对于１９９４年之前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财政分权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我们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制约了经济的增长。不过，在１９９４年之后，分权式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其
表２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Ⅰ）
注：（１）
分权的度量指标是人均各省财政支出与人均总支出的比重。（２）
本文所用检验结论由计量软件ＳＴＡＴＡ９．２给出，其中括号内为估计值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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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注：第２￣５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
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次，对于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率来说，整体时间跨度劳动人员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１９９４年之前从业人员的上升对经济的增长存在负效应，不过这一效果并非显著，而１９９４年之后从业人员的上升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的作用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整个时间跨度，还是划分的子区间跨度来说，固定资产投资都明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一发现和我们国家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实是相符的。再次，对于对外开放的成果来说，ＦＤＩ的增加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尽管有一项回归的结论并不显著，但所有回归的结果是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１９９４年后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表３的实证结果和表２类似。从表３的第一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总的时间跨度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各省份财政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显著上升０．５个百分点。同时虽然在１９９４年之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第２列显示在１９９４年前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却呈现负相关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表２告诉我们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积极作用，但在１９９４年前后影响存在差异。
（二）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变量不仅会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而且还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带来短期的波动效应。我们隐含地假定，经济波动会扰动人们的预期，并导致资源浪费，比如重复投资等，因而必然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如何度量这种波动效应，却是一个难题。现有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由于我们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财政分权的实际程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无法通过计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方式来度量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还有一些研究直接通过投资率或者水平的变化来度量波动，但由于投资是一个中间变量，所以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为此，我们决定按照通行的做法，用增长的结果（即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程度来度量波动。为了寻找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我们参考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０６）的类似处理，将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划分成３个时间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每个时间段跨度为６年，然后我们将每个６年间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标准误σｉ，ｔ，ｔ＋５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经济波动。即定义成如下形式：
σｉ，ｔ，ｔ＋５＝ｓｔｄｅｖ［ｌｎ（
ｙｉｔ）－ｌｎ（ｙｉｔ－１）］（２）我们利用方程（１）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６年中的均值分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具体估计方程同（１）
式。我们利用４个度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分别是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然后分别对经济波动的指标σｉ，ｔ，ｔ＋５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检验，我们依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
见表４。
从表４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第３、４列的回归结果不是十分显著，但无论哪一个回归结果，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始终符号为正，说明财政分权确实对经济波动存在正效应，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变化并不影响经济的波动。
在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来说，进出口贸易并不影响中国经济的波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的变化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的度量指标进行检验，都与经济波动显著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也与此类似，表现出与经济波动的正相关作用。
（三）解释和说明
根据我们的实证检验，有４点结论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大量研究表明了中国分权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研究表明这一结论不能轻率给出。我们发现，一方面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期其表现不同，并非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在１９９４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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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Ⅰ）
分权的度量指标３：
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与总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
表６其他分权指标的稳健性检验（Ⅱ）
分权的度量指标４：
各省份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前反而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关系，是因为分税制实施之前，虽然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制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剩余收益权，但这些权利需要通过经常性的中央和地方谈判来获取，这种一对一的谈判的期限较短，和制度的起效时间不匹配，导致制度的资源配置效果不能得到完全释放。更严重的是，这种谈判没有给地方政府官员一个稳定的预期和确定的未来，这就迫使官员不得不更多地追求短期利益，甚至寻租。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谈判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自由处置权。结果，一对一的财政契约并没有对地方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硬性约束，反而成为地方获得更多的事实上的自由处置权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分税制之前的分权可能过度了。这正是邹恒甫等人的结论。后来的研究，比如张晏等人，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其次，我们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可能是导致经济波动的诱因之一，即分权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过去的研究把我国的经济波动归结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或者要素流动、国外经济冲击等各种经济因素，忽略了波动的制度基础。我们的研究证明，正是财政分权这种体制本身会带来经济波动。究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平抑该冲动，不断采取相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的波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种波动。但按照我们的分析，波动的来源则是分权体制本身。
又次，我们发现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对经济起到“两重”作用，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经济的波动，与财政分权的效果类似。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水平，无论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城市化进程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一方面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时间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ＧＤＰ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财政分权改革以来，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分析波动的影响时，无论采取哪一种分权指标，我们都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经济波动。这一结论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会促进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市场经济的完善也会“熨平”经济波动的幅度。
五、稳健性讨论
尽管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从表２￣表４可以看出分权式改革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我们也发现了投资的类似作用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波动的“熨平”
效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结论，我们在本部分作一些稳健性检验，来巩固我们的实证结论。
（一）其他衡量分权的指标虽然我们利用了两种财政支出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并且获得了类似的实证结论。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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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用财政收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表５￣表６给出了财政收
入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度时实证结果，我们度量分权时分别利用了人均各省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值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
从表５和表６可以看出，我们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无论是表５还是表６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财政分权改革之后都是显著成立，同时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也成立。不过，对于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间来说，尽管符号不为负，但由于系数不显著，并无太大说服力。
其次，就税收来说，地方税负的增加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而无论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同时，分权式改革之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其他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技术前沿差距与用人均ＧＤＰ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不同，我们考虑其他指标度量经济增长，以便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越好，那么它离技术最前沿的地区差距越小。根据这一思想，我们构造技术前沿距离（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来度量经济发展。按照我国地区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用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经济发展的技术前沿，那么技术前
沿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ｔ
ｉｔ
可以表示如下：
ｄｉｓｔａｎｔｉｔ＝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３）
其中ｙ
ｉｔ
表示人均ＧＤＰ，可以看出技术前沿距离描述了在时间ｔ期地区ｉ经济增长水平距离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ｄｉｓｔａｎｔｉｔ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
表７报告了使用技术前沿距离作为我们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２￣５列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
从表７可以看出，即使我们使用了替代指标，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发生改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仍然存在很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同样存在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地区税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前面估计结果不同，此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技术前沿差距存在负的相关关系，且地区税负和技术前沿差距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但又符合我们通常的认识。由于技术前沿指标实际上度量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该指标负相关也就意味着，正是投资这一因素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或者说我们目前这种外延式的增长不仅没有促进地区发展均等化，反而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地区税负因素正好相反，由于税负涉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以反而能够起到弱化地区差距的作用。这个结论对今后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不同时间窗的选择
前面我们在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时候，将１９８７￣２００４年划分成３个时间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每个时间段跨度为６年。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选择不同的时间会改变我们的结论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不同的时间窗，我们先前得出财政分权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另外划分两个时间窗进行检验。一种途径将时间段跨度缩短，我们使用３年为一时间跨度，划分６个时间段；另一种途径将时间跨度延长，我们直接使用一个时间跨度来衡量１９８７￣２００４年经济波动。那么可以看出，我们度量经济波动的指标变化为：
σｉ，ｔ，ｔ＋２＝ｓｔｄｅｖ［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ｉｔ－１）］和
表７其他增长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技术前沿距离
注：第２－５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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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２￣５列是我们分别利用人均各省份财政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各省份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各省份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其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８稳健性检验（３年时间窗）
σｉ，ｔ，ｔ＋１７＝ｓｔｄｅｖ［ｌｎ（
ｙｉｔ）－ｌｎ（ｙｉｔ－１）］（４）我们再次求的方程（１）式右边解释变量在每个３年或１８年中的均值，然后将其分别作为解释波动的经济变量，验证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８。
从表８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间窗选择为３年时，结论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很容易看到财政分权确实和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与经济波动显著正相关。这也部分验证了前文的观点，说明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集中于在投资上的竞争，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当投资发生变化时，也必然导致经济的波动。
另外，我们验证了时间跨度在１９８７￣２００４年上财政分权和经济波动的关系，尽管我们得到结论并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号依然为正（这里并没有给出计量结果）。
六、结论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文献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这些文献要么在内容上缺乏对回归检验的稳健性讨论，要么在体系上忽视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利用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中国省级数据，一方面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重新进行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也对财政分权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５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分权制度化以后才能实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分税制实施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显著。第二，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第三，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能导致经济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扩大地区差距。第四，地方税负虽然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在分权体制下，也可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第五，城市化不仅能够促进增长，而且也能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无论从支出角度看，还是从收入角度看，分权的增长效应都是正的，这就和邹恒甫等人的结论非常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分权过度了，而我们认为，从增长角度看，分权并没有过度。恰恰相反，进一步的分权能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分权毕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制度基础，如果要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那么就必须弱化分权的波动效应。同时我们也看到，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如何才能在获得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这些负效应呢？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度分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分权的问题。所谓合理的分权，就是财政不仅仅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部件，更重要的是财政蕴涵着立宪的内容，也就是所谓“公共财政”。分权的波动效应以及分权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的负效应恰恰证明，一个缺乏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模式有很多缺陷，会给
经济带来制度性的损害。
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视角看，目前分权的这种混杂的效果就在于我们仅仅是政府间的分权，而没有把居民考虑进来。或者说，我们并不是在公共财政范畴的分权。从增长效应的角度看，要求进一步分权，但同时，要通过改进政府管理体制，或者进行公共治理创新，来消除分权的负效应。关键做法就是实行公共财政，在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赋予当地居民监督政府、参与政府决策、审核财政预决算的权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两代联邦主义理论的比较参见Ｏａｔｅｓ（２００６）和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６）
。#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内研究中乔宝云（２００２）和殷德生（２００４）也采取类似的处理。
$"注意，技术前沿差距基本上取非正数值。
参考文献（１）陈抗、Ｈｉｌｌｍａｎ，ＡｒｙｅＬ、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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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２年第２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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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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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王绍光：《分权的极限》，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１０）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１１）殷德生：《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
（１２）张军、金煜：《中国的政府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效率：兼论分税制为什么扩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提交论文。
（１３）张晏：《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１４）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１５）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１７）周黎安、史宇鹏：《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１８）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１９）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Ｄ．ａｎｄＷｅｉＬｉ，２０００，“Ｔａｘ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６，ｐｐ．３６９￣３９７．
（２０）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Ｏｌｉｖｉｅｒ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０，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ｖｅｒｓｕｓＲ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７６１６．
（２１）Ｂｒｅｕｓｓ，Ｆ．，Ｅｌｌｅｒ，Ｍ．，２００４，“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ＲｅａｌｌｙａＬｉｎｋ？”，ＣＥＳｉｆｏＤＩ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２（１），ｐｐ．３￣９．（２２）Ｅｌｌｅｒ，Ｍａｒｋｕｓ，２００４，“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Ｐａｎｅｌｏｆ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ａｔ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Ｂ．Ａ．，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ａｙ２００４．
（２３）Ｆｒａｓｃｈｉｎｉ，Ａｎｇｅｌａ，２００６，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Ｂｉ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ＰＯＬ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６６．
（２４）Ｊｉｎ，Ｈｅｈｕｉ，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９（９￣１０），ｐｐ．１７１９￣１７４２．
（２５）Ｊｉｎ，Ｊ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ｎｇ－ｆｕＺｏｕ，２００５，“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６）Ｌｉｎ，ＪｕｓｔｉｎＹｉｆｕａｎｄＬｉｕ，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２０００，“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４９（１），ｐｐ．１￣２２．
（２７）Ｍａ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Ｊｏｒｇ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Ｒｉｄｅｒ，２００５，“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０５－１９，ＡｎｄｒｅｗＹｏｕ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ｅｏｒｇ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８）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５，“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４８，ｐｐ．５０￣８１．
（２９）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Ｒ．Ａ．，１９５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３０）Ｏａｔｅｓ，Ｗ．Ｅ．，１９７２，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３１）Ｏａｔｅｓ，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０５，“Ｔｏｗａｒｄａ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２，ｐｐ．３４９￣３７４．
（３２）Ｏａｔｅｓ，Ｗａｌｌａｃｅ，２００６，“ＴｈｅＭａｎｙＦａ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ｅｂｏｕ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Ｗ．Ｆｉｓｃｈｅｌ，ｅｄ．，ＴｈｅＴｉｅｂｏｕｔＭｏｄｅｌａｔＦｉｆｔｙ：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ＷａｌｌａｃｅＯａｔ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ｎｓｉｔｕｔｕｅｏｆ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６），ｐｐ．２８￣４５．
（３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ｇｈｉ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Ｂａｃｃｈｅｔｔａ，ＲｏｍａｉｎＲａｎｃｉｅｒ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０６，“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２１１７．
（３４）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１（２），ｐｐ．１４９￣１８５．
（３５）Ｏａｔｅｓ，Ｗ．Ｅ．，１９７２，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３６）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ａｎｄＢａｒｒｙ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ｓａ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１（４），ｐｐ．８３￣９２．
（３７）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ｉａｎｄＧéｒａｒｄ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５），ｐｐ．１１４３￣１１６２．
（３８）Ｓｉｎｇｈ，Ｎｉｒｖｉｋａｒ，２００７，“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
（３９）Ｔｉｅｂｏｕ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１９５６，“Ａ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６４），ｐｐ．４１６￣４２４．（４０）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ＢａｒｒｙＲ．，２００６，“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１）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Ｈｅｎｇ－ｆｕＺｏｕ，１９９８，“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７，ｐｐ．２２１￣４０．
（４２）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Ｈｅｎｇ－ｆｕＺｏｕ，２００１，“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１），ｐｐ．５８￣８１．
（４３）Ｚｈｕｒａｖａｓｋａｙａ，Ｅ．Ｖ．，２０００，“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Ｌｏ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ｔｙ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６（３），ｐｐ．３３７￣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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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Ｎｏ．３２００８
ＢＲＩＦ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ＪｉａｎｇＷａｎｊｕ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ｒｉｔｅｒ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ｃ＂，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ＬｉｕＪｕｋｅａｎｄＧｕｏＹａｎｇｄ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ｉＢ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ａｍｉｎｇ…………………ｂｙＷ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ｕｏａｎｄＹａ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ｙＸｕｅＹｕｆｅ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ｕｐｏｎＷｅｌｆａｒｅ……………ｂｙＰｅｎｇＤａｉｙａｎａｎｄＬａｉＱｉａｎｊｉ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ｂｙＳｕｎＪｉａｎａｎｄＹｏｕＷｅ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ｂｙＷａｎｇＳｈ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ａｎｄＹｕＦｕｓｈｅ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ＱｕＳｈｉｙｏｕ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Ｌｉ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ＭｉｎａｎｄＬｕＹａｊｕ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ＺｈｏｕＹｅ＇ａｎ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Ｑｕａｎ
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ｓｕｍｅｓｔｈａｔ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ｂｏｏ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ｔｈｉｓ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ｓｈｏｗｎ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ｙ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９８６ｔｏ２００４，ｗｅｈａｖｅｓｃａｎｎ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ｕ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ｄｅｅｄｇｏａｄｅｄ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ｉ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ｖａｒ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９４，ｉｔｄｉｄｎｏｔａｃｔｕｐ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１９９４，ｉｔｄｉｄ，ａｎｄ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ｙ．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ｗ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ｘ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ｗｉｌｌｗｉｄｅｎ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ｏｗｅａｋｅｎ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ｓｔｅａｄ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ｋｅｙｉ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ｉｄｎｅｗ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ｂｙＭａＺｉｈｕｉ
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ｅｈａ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７９ａｎｄ１９９３，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ｗｏ－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ｉｄ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ｉ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ａｆｔｅｒ１９９４，ｏｎｌｙ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ｈ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ｅｄ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ｎｏｔｖｉｃｅｖｅｒｓａ．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７９ａｎｄ２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Ｏ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ｆｏｒｔａｘ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ｈａｓ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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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08级会计一班高飞2008041106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本人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以及财政赤字的三种重要的弥补方式，初步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的历程中，财政赤字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整体上起到了积极地影响。 关键词： 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口径历年滚动结余公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财政赤字 （1）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在总量上的三种对比关系之一，通常被定义为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的差额。 （2）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不同口径的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有着不同的涵义，也会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实际情况产生不同的看法，一般情况下，计算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有两种不同的口径: ①口径一：财政赤字或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 这种口径，政府的债务收入不列入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相应的债务支出也不列为政府的正常财政支出。这种口径下，财政赤字或结余仅表现为政府经常性收入与经常性支出之间的差额，这种口径的赤字成为“软赤字”。 ②口径二：财政赤字或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 - （经常支出+债务支出） 这种口径下，政府债务收入计入当年的财政收入，而债务的还本支出也计入政府当年的正常财政支出。由此计算出来的赤字称为“硬赤字”。 二、我国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占主体转变为市场经济占主体。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都是国家说啥是啥，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运行，不准私人经济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自由经济的贯彻，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载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财政赤字也较多地受到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影响，综合看来主要受两大重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为主，改革后是市场 经济为主。改革前，一切经济运行都是国家说了算，并且有国家统筹大局，不准 个人私办工厂之类的影响计划经济运行的机制，并且国家一直贯彻“当年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的方针，这也就使我国在改革前极少出现财政赤字。但是经济制度 转变以后就不同了，市场经济的实施使赤字成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普遍的现 象，从1979-2004年的25年间，我国只在1981和1985年出现了财政结余，其余 各年都是财政赤字。 ②财政政策运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 行宏观调控成为影响我国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因素。这个也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
湖南农业大学课程论文 学院：商学院班级：2010级市营一班姓名：李谭学号：201042350115 课程论文题目：我国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分析 课程名称：金融学 评阅成绩： 评阅意见： 成绩评定教师签名： 日期：
我国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分析 学生：李谭 (商学院市场营销一班，学号201042350115) 摘要：财政赤字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的一系列分析，主要是发现财政赤字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效应； 引言：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财政赤字的概念和产生原因 理论上说，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的最佳情况，在现实中就是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经常需要大量的财富解决大批的问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是现在财政赤字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财政赤字的一定作用，即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当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了解会计常识的人知道这种差额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要用红字写，这也正是“赤字”的由来。赤字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安排，被称为“赤字财政”或“赤字预算”，它属于财政政策的一种;另一种情况，即预算没有设计赤字，但执行到最后却出现了赤字，也就是“财政赤字”或“预算赤字”。 一国之所以会出现财政赤字，有许多原因。有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降低税率或增加政府支出，有的则因为政府管理不当，引起大量的逃税或过分浪费。当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累积过高时，就好像一间公司背负的债务过多一样，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该国货币亦属长期的利空，且日后为了要解决财政赤字只有靠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这两项措施，对于经济或社会的稳定都有不良的影响。一国财政赤字若加大，该国货币会下跌，反之，若财政赤字缩小，表示该国经济良好，该国货币会上扬。 二、财政赤字的重要性和作用 1.重要性 在经济萧条时期，赤字财政政策是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这样就必然出现财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017886707.html,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作者：王平 来源：《中国市场》2018年第03期 [摘要]近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对财政分权的研究日益深入。文章在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演变历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DOI]10.13939/https://www.doczj.com/doc/8017886707.html,ki.zgsc.2018.03.052 1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内涵及演变历程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以两个节点为分界，一共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4年之间的“分权让利”财政体制、1994年至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1.1 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虽然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整体上仍然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具有绝对控制地位的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这一时期，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制订以及决策权在中央手中，而具体的执行则下放到地方政府手中，两者之间属于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绝大多数要上缴给中央，其财政支出则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1.2 “分权让利”财政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我国实行了“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这一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深化改革，变传统的“吃大锅饭”为“分灶吃饭”，这样不仅大大改善了以往我国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极大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独立性，有力促进了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有几年的时间,对抑制通货滞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引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迫在眉睫。 [关键字]：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是通过财政上的增债,扩支来拉动需求,弥补需求不足,在某些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利的，但其消极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分析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二．理论界关于我国经济财政政策的走势分析： （一）尽快淡出的观点 即逐年增大的财政风险给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令人担忧,积极财政政策应尽快淡出。 （二）步步淡出的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要求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宗旨不能放弃。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期坚持,淡出是必然趋势,但需要一定的条件。 （三）型的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要适时适当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式和重点,根据国家财政状况的许可程度,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对市场的补充作用,为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empirenews.page--]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
财政赤字——（110506224 张留春） 一、财政赤字含义： 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赤字是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差额，赤字财政指国家制定赤字财政政策，实行赤字财政计划。在制定国家预算时，国家有意将当年预算支出安排得大于当年预算收入，不足的预算资金，依靠发行国债、向银行透支、发行财政性货币的办法来应付。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一种财政政策。 二、财政赤字起源： 赤字财政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1929～1933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为解释和解救危机，赤字预算论纷纷出现，其中，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不是国家理财的原则，负债多少也不是衡量一国财政稳定的尺度。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陷入了长期萧条和危机，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国家为了促进就业和消除危机，应该积极进行经济干预，采用扩大国家预算支出的方式，举办公共工程，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军事订货，支付出口补贴等。国家在实行这些政策中难免会出现赤字，但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从而增加国民收入，缓解或消除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许多国家使用了这种政策。但是，赤字财政未能真正消除危机，反而又引起不断的通货膨胀。70年代以后，就业不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严重问题。 赤字，意即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即政府的支出额度比收入的部分多，多花的这一部分预算，就会随着国库的支出流入国内社会当中；贸易赤字，即进口总额比出口总额多，又称入超，多花的这一部分钱，就随着国际贸易流入国际社会当中。因纪录亏损皆是用红笔记录，故名。 三、中国的财政赤字：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中长期仍应以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为宜。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来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从而恢复市场活力。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有可能事与愿违，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本是应对大危机的短期政策，但政府却不自觉的使之长期化，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足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与美国相比，有许多劣势决定了中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更大。首先，中国所处环境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家失去债务偿还能力，由此带来的金融崩溃危险对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忽隐忽现的阴影。作为通货，美元赤字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渔利，而中国只有保持充足的财力才能抵御各种可能的国际风险。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许多配套政策措施的运行和操作尚不成熟和完善，面对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危害，缺乏应变能力。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这是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银行资金存大于贷，财政用发债方式筹集适量资金，专项用于基建，可直接增加社会需求，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增加。
中级财政税收精讲：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及其经济效应 三、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及其经济效应 (一)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掌握) 1.增收减支 2.动用结余 3.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 易引发通货膨胀。不少国家规定，财政不能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赤字。 4.发行公债——称为债务融资或赤字债务化 一般认为是最为理想的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 【例题1·单选题】(2012年)通过货币发行凭空创造购买力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是()。 A.增收减支 B.动用结余 C.发行公债 D.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通过货币发行凭空创造购买力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 【例题2·单选题】(2011年)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是()。 A.发行公债 B.向银行借款 C.向银行透支 D.压缩支出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通常只是购买力的转移，不会凭空增加购买力，所以一般认为是最为理想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 (二)财政赤字弥补方式的经济效应(熟悉) 1.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弥补方式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增收减支只是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不会对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 动用结余 如果结余未被信贷部门使用，动用结余弥补赤字就不会增加货币供给； 如果结余已经被信贷部门使用，动用结余弥补赤字就会增加货币供给量。 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增加货币供应总量，容易形成通货膨胀 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发 债 ①如果认购者为家庭，不会增加货币供给。 ②如果认购者为企业，通常也不增加货币供给，但企业认购公债后，如果出现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则会增加对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如果商业银行因此而不能实现信贷收支平衡，则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从而增加货币供给； ③如果认购者为商业银行，是否增加货币供给，关键取决于商业银行认购公债后能否实现信贷收支 平衡，如果能实现信贷收支平衡，则不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则增加货币供给。 ④如果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政府公债，则其与财政向中央银行直接透支一样会增加货币供给量。 2.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1)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由于财政赤字的弥补而导致私人经济部门投资以及个人消费减少的现象。 (2)一般来讲，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是否明显主要受货币需求和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大小的制约。 影响财政赤字排挤效应的因素 影响排挤效应的因素对排挤效应的影响 利率水平很低，货币需求对利率富有弹性排挤效应小 利率水平很高，货币需求对利率缺乏弹性排挤效应大 投资对利率富有弹性排挤效应明显 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排挤效应不明显 3.通货膨胀税 政府收入通常分为两部分： (1)GDP正常增量的分配所得; (2)价格再分配所得——西方经济学者所说的通货膨胀税。 【例题·单选题】(2009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投资对利率富有弹性时，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A.明显 B.不明显 C.无效 D.中性
收稿日期:2011-1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085 作者简介:闫文娟(1984-女,新疆哈密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钟茂初(1965-,男,江西铜鼓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闫文娟1,钟茂初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 竞赛0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关键词:财政分权;排污费;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8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203-0032-06 一、引言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并没有使环境质量下降[1]反而使环境质量提高[2],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3]。中国的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4],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0的/标尺竞争0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 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而在俄罗斯等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5],这是中国式分权相比联邦财政分权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主要如下:杨瑞龙、章泉[6]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李猛[7]从财政分权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趋势的新假说: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 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张凌云、齐晔[8]分析了作为/理性人0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第3期(总第165期 2012年5月 财经论丛 C 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3(General,No.165 May.2012 闫文娟等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专题1：财政分权及其度量
什么是财政分权？ n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 n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n在中国，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之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是当前财政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多级政府结构：财政分权的背景 n多级政府结构的经济学解释：基于效率的解释。n理想的多级政府结构：能够提供公共产品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也称之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考虑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政府级次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如何分配的问题，代表人物有蒂布特（Tiebout）、奥茨（Oates）和马斯格雷夫（Musgrave），所以又称之为TOM模型。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 n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为何存在多级政府？），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 （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财政赤字的利弊及其经济影响 ××× [摘要]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把财政平衡，没有赤字，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条指标。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国家所做的就是努力的消灭赤字。但改革开放以后，财政赤字却又成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国家建国来对财政赤字的态度，及其中的利弊和产生的经济效益，初步分析，财政赤字对我国经济起到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赤字经济效益危害 一、财政赤字 （一）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 （二）我国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 自建国以来，国家奉行财政平衡，没有赤字，这一信条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前实践似乎也证明了一旦出现赤字往往是国家经济中出现了问题，因此“赤字有害”这一看法在中国财政界不是一年两年。那么像中国这么个奉行财政平衡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赤字，甚者在2009年，中国更括增财政赤字至9500亿创造了建国60年之最。综合看起来我国赤字产生的的原因主要受2大重要方面的影响 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前国家一直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经济的运行由国家统一管理，私人经济根本无法插足。在由国家统筹大局，并贯彻收支平衡的方针的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在改革这前很少出现财政赤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以1978年为风水岭，在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次年邓小平的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自此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市场经济的实施使得赤字成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普遍的现象，从1979-20011年的25年间，我国只在1981年出现了财政结余，其余各年都是财政赤字。 ②国家政策运用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成为影响我国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因素。这个也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由直接参加社会经济活动转变为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影响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就是使社会总需求等于社会总供给。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两者并不相等，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国民经济处于萧条之中，这时财政应该形成赤字，以增加流通中货币量并提升社会总需求，缓解经济的萧条状态；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通货膨胀，这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 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 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 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 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 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 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 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 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 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 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 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 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 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 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 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 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 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 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 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 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 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 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 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NO. 2015-1观 察 与 建 议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a n d S u g g e s t i o n s
?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2015.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版权所有。2015 年出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and policies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or its Board of Governors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Accounts presented here are anecdotal and do not represent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projects or programs. ADB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 of their use. By making any designation of or reference to a particular territory or geographic area, or by using the term "country" in this publication, ADB does not intend to make any judgments as to the legal or other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area. ADB encourages printing or copying information exclusively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with proper acknowledgment of ADB. Users are restricted from reselling, re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ADB. 本出版物中所述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亚行理事会或其代表的政府的观点和 政策。在这里所阐述的事件是实际案例，不代表项目或规划的全面影响。 亚行不担保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的准确性，而且对使用这些数据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在此出版物中标明、参照某个版图或地理区域，或使用术语“国家”不代表亚行对任何地域实体的合法性或 其它法律地位的任何判断。 亚行鼓励仅出于个人和非商业性目的对信息进行印刷或复制的行为，但须给予亚行适当的承认。未经申请 并得到亚行书面同意，使用者严禁出于商业目的再出售、再发行、或创造衍生作品。 Note: In this publication, "$" refers to US dollars. 注：在本出版物中，“$”表示美元。 Disclaimer for Translated Documents 译文声明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 order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While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has made effort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English is the working language of ADB and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is the only authentic (that is, official and authoritative) text. Any citations must refer to 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document. 为扩大读者范围，特将本报告由英文翻译为中文。亚行尽力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但英语是亚行的官方语言，因此，本报告的英文原版为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即正式的和经授权的）文本。任何对本报告内容的引用，必须以其英文原版内容为准。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机制设计理论 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 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 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
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