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中的引事及用典通释
学书者临孙过庭《书谱》有“三难”：一是草书全文，只疏通文字，扫除认读障碍就需要一定时日；二是采用文言行文，整散错落，词句古雅，没有一定古汉语基础的人理解起来相当困难，使临帖兴致顿减；三是文中大量引事、用典，本来年代久远，很多事例、引语已不为现代人熟知，加之作者行文务求简洁，藏味丰厚，便造成阅读者云里雾里，不识端详。有此“三难”，使很多书法爱好者望《书谱》而却步，更有很多临过全本《书谱》的人，其实不知所云，错引错用的人大有所在。
观诸各种版本的《书谱》法帖，配有“释文”的，其实只是对释草字，都没有注解文意。点击互联网，查找“《书谱》译注”，各种译文扑面而来，却大多只是粗通段意，努力使人“知其然”而已。笔者不揣浅陋，查阅大量工具书或文史典籍，尝试对《书谱》中的引事和用典进行通释，只求对喜欢《书谱》的书法爱好者以阅读上的及时帮助。很多说解，未必尽合文意，惟愿抛砖引玉，冀有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为什么提“引事”而不提“用事”，因为孙过庭此文虽名《书谱》，实则只是一篇序言，故对书法史上某些事件的引用重在提示现象，介绍人物，不复另有所指。“用事”便是“用典”，凡诗文中引用过去之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以为比喻，而增加词句之含蓄与典雅者，即称“用典”。“引事”是就事论事，“用典”是以他人之事或言，助证于我之看法和观点；其人、其事、其言，必得为我所用而又得其所哉。特此说明。
《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zh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
【汉魏有钟、张之绝】“钟”指钟繇，“张”即张芝。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魏文帝时与当时的名士华歆、王朗并为三公。工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书史上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主要是指其楷书。《宣和书谱·正书叙论》曰：“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是表又称《戎路帖》、《贺克捷表》。钟繇另有三帖，即《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也写得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有所谓“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趣。南朝梁书法家庾肩吾于《书品》中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书体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张芝，字伯英，敦煌渊泉（今安西县境内）人，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我国古代草书的奠基人，被称为“草圣”。初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创立“今草”，张怀瓘称他“学崔（瑗）、杜（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张芝刻苦
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写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张芝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另传《冠军帖》、《终年帖》、《知汝帖》亦为张芝所书。
王羲之对前代书家，唯推崇钟、张二人，认为自己可以和钟繇并驾齐驱，兴许还略胜一筹；若论草书，则张芝如领头之雁，自己要排在后面了。但王羲之同时认为，自己若肯下“池水尽墨”的功夫，未必不如他。
【晋末称二王之妙】后人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并称为“二王”。
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书法诸体皆精，尤其行书、草书被引为天下规范，影响至今。他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王献之，字子敬，东晋书法家，为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幼时从父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格，遂与父齐名。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lí)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百（应为“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孔子的原意说的是人的修养：作为“君子”，既要文雅，又不失朴实；不可粗俗，亦不可过于酸腐。后人也用“文质彬彬”喻写作的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或艺术作品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的和谐统一等。按本文中当指每个时代固有一时的书风，但“古质”也好，“今妍”也罢，均贵在质朴而不违拗时代，华丽而不流于世俗。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萁（应为“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谢安】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历任吴
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史称“肥水之战”的总指挥。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
【未克萁（箕）裘】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克，能够（继承）；裘，用于冶铁的鼓风气裘；箕，簸箕一类的竹器。《礼记》中的意思是：好铁匠的孩子，一定先学习鼓风气裘的制作；好弓匠的孩子，一定熟悉一般竹器的做法。这是成语“克绍箕裘”的出处，就是后辈能继承父祖之技艺。“未克箕裘”的意思正好相反。
【胜母之里曾参不入】语出《史记·邹阳传》：“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曾子为孔子弟子，以孝称，因里巷名为“胜母”，曾子便不入内，名不顺也。孙过庭认为，王献之说自己的书法超过父亲，（何况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有违孝道。
【假托神仙】事见于褚遂良临王献之《飞鸟帖》：“臣献之顿首，今月十二日辰时，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询字学之由……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机，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其书
文章不续，难于究识……”自述皇上问及学字的由来，他编造了飞鸟授书的故事，竟不承认家学渊源，实在不厚道。
【面墙】指喻不学习而见识浅薄的人。如面对墙壁而立，一无所见。最早见于《尚书·周官》：“不学墙面。”孔安国传：“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孙过庭的意思是，王献之明明书承乃父，偏又讳莫如深，这恰恰说明了他的狭隘和浅薄。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馀烈，挹(yì)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miǎo)；一点之内，殊衄（nǜ）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临池】见“汉魏有钟、张之绝”中关于张芝的注释。
【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人，班彪子，班固弟。《后汉书·班超传》记载：“超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班超于永平五年与母随兄至洛阳时，家贫，曾经受雇于人，以作书供养母亲，久之生厌，乃投笔从戎。“引班超以为辞”是说不能专心学书的人常以班超投笔从戎的事为借口。
项籍（公元前232—前202年）即项羽，下相人，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项羽叔父）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援项籍而自满”说的是学不好书法的人拿项羽学书不成的事来自我安慰。
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讵(jù)若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犹埏(shān)埴(zhí)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z?)。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
【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为人清静无为，恬淡于功名富贵，也不愿为谋取世人称誉而矫饰自己的行为。年轻时喜好辞赋，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效法的楷模。汉成帝时杨雄到京城，任黄门侍郎。由于不善于巴结权贵，故长期不得升迁。直至王莽称帝后，按年资才转为大夫，职务只是在天禄阁上校书而已。一生未得重用，后期潜心于学术著述和收徒讲学。
杨雄的著述很多，其所撰诗赋文章已多有散佚，宋代人取《汉书》、《文选》及《古文苑》所载40多篇，辑为文集5卷。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太玄》和《法言》。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据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指虫书,“刻”指刻
符。虫书、刻符是秦书八体中的二体,是西汉学童必习的小技。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有人问杨雄是否小时既能为赋，杨雄说是，转而说，那是大丈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杨雄借书法入门喻诗赋创作，则诗赋既为“小道”，书法显然更不能登大雅之堂。
【坐隐】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即王坦之，东晋大臣，与谢安同时，官居北中郎将)以围棋为坐隐。”弈棋时两人对坐，专心致志，别事不闻不问，犹如隐居，遂得此名。宋朝黄庭坚有诗云：“坐隐不知岩月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行藏】语本《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意思是：用我呢，我就努力去做，不用我呢，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前句中“乐志垂纶”是乐在垂钓的意思，显见这里的“行藏”用意偏指“藏”，体会的是忘却世事的乐趣。
孙过庭认为，围棋有“坐隐”之名，垂钓有“行藏”之趣，但却均不如书法有“功定礼乐”等等诸般妙用。
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应为“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讵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
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栝（应为“括”）篇章，涵泳飞白。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
【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西晋时期，因“八王之乱”（291-306），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动乱。大批士人渡江南下。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称晋王，次年即位，是为晋元帝，建立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延续晋之正统，史称东晋。
晋室南迁，建康成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曹魏、西晋时期形成的书风也随之南移。由于时代的原因，曹魏、西晋的书法大族（包括钟、卫）至东晋时都已门第衰落。这时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颖川庾氏、高平郗氏等南渡的北方士人成为显族，东晋书法之门户被打开了。“王谢之族”中的“王”指琅琊王氏，其代表人物为丞相王导及其侄王羲之，羲之子王献之，均为书法大家；“谢”指陈郡谢氏，代表人物是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谢”即指王导、谢安之世家巨族。“郗庾之伦”中的“郗”指高平郗氏，代表人物是郗鉴，为王羲之岳父，唐张怀瓘说他：“草书卓绝，古而且劲。”其子郗愔，擅长章草，隶书也为人称道；“庾”指颖川庾氏，代表人物是庾亮，庾亮长于行草书，弟庾翼书法传少时与右军齐名，庾肩吾《书品》中也有庾翼书法地位高于王羲之的说法。
当代书法家梁少膺在《魏晋书法论》中评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安于一隅的东晋士人在相互之间的信札往来中，书法成了他们攀比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如此，诸如在文辞的雅致上也极尽心思。往
往一通信札，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综合文化修养，他们以此来标榜自己的身价，以显示对一般寒门士子及百姓的优越感。这种文化资本在士族的发展和维护门户地位的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jù)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kuí)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
【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蹄（捕兔子的网）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得到。言：语言。原意是言词是用来表达意思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意思，言词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后比喻彼此心里知道，不用计较于言语了。此处是说书法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心知其意而很少对他人讲出其中的要领。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著缣(jiān)缃(xiāng)。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蠹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覼(lu?)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
【《笔阵图》】作者不详。或以为是卫铄(272-349年)，或以为是王羲之，或以为是六朝无名氏的伪作。唐代张彦远断定为卫铄。卫铄人称卫夫人，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笔阵图》以失传的李斯《笔妙》为蓝本加以改造，以楷书笔法作主体，兼及篆书、章草、八分、飞白、鹤头、秦隶笔画特征。对毛笔、墨汁、纸质、砚石以及楷书和草书的执笔运笔方式、书写效果都有具体的说明。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表述方式具有女性特征。作者声称对七种笔画的要求，是供后来书家经常温习的模范。《笔阵图》在千余年间,一直是书坛人士的重要教本。
【师宜官】中国东汉书法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东汉灵帝至献帝间。张怀瓘《书断》记载：“灵帝好书，徵（征集）天下工书者於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隶书）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曾为袁术部将。今山东巨鹿有《耿球碑》为袁术所立，其书甚工，传为师宜官所书。
【邯郸淳】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又作正礼。汉末魏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文学家、书法家。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会稽上虞令度尚将为孝女曹娥立碑，命其弟子邯郸淳作碑文。
邯郸淳年甫弱冠。碑成，蔡邕阅后刻“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于石旁，隐“绝妙好辞”四字。
工书，诸体皆能，尤善篆籀。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卫恒认为蔡邕虽善书篆，“采（李）斯、（曹）熹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袁昂《书评》称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已不传。
【崔、杜以来，萧、羊已往】“崔”指崔瑗，“杜”指杜度，“萧”指萧子云，“羊”指羊欣。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东汉学者、书法家。早孤，鋭志好学，师从贾逵，明天文历数.年十八游京师，与马融、张衡相友善。仕途曾屡遭挫折，年四十始为郡吏。汉安帝初年，官至济北相。
他是汉代名书法家，尤善草书，师法杜度，时称“崔杜”。后来张芝取法崔、杜，其书大进，对于崔瑗的草书，后世评价很高。“草圣”张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三国时魏人韦诞称其“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即书体非常浓密，结字精致美妙。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作品无考。著有《草书势》。
杜度，字伯度。一说原名操，魏晋人因避魏武帝名讳，改称杜度。东汉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杜延年曾孙，汉章帝时为齐相。杜度以善章草著名。为张芝师。庾肩吾《书品》列杜度书为上品之中。张怀瓘《书断》中列杜度章草为神品，评曰：“创其神妙，其惟杜公。”又以
张芝与杜度相论曰：“伯英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书断》卷下评曰：“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又曰：“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
萧子云，字景齐，兰陵人。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从小勤学而有文采。二十六岁写成《晋书》，三十岁任梁秘书郎，后迁太子舍人，著《东宫新记》。后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府文学、司徒、主簿和吏部长史兼侍中等职。他还善于草隶书法，效钟繇、王羲之之书，而微变字体，自觉功进，其书亦雅。被梁武帝赞为“笔力骏劲，心手相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萧子云书法于其时已名声远播，《南史》上有百济国（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国家）使者截船求其书的故事。
羊欣，字敬元，泰山郡南城(今魏庄乡南武城)人。东晋、南朝宋时著名书法家，其父羊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随父在任所。王献之为吴兴太守，时至乌程，见欣习书，甚爱之。某夏，献之至，见欣着新绢裙午睡，乃提笔书裙数幅而去。由于献之亲授以笔法，不时指教，羊欣的书法更为精进，以至成名。
羊欣善真书，梁朝沈约称道其“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时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隐然可与王献之同列。刘宋之世，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范晔的篆书，号为“四妙”。
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正（应为“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
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
【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六文：指六种文字。即：古文(汉代通行隶书，因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做古文)﹑奇字 (汉王莽时六体书之一﹐大抵根据古文加以改变而成)﹑篆书(大篆和小篆的统称。大篆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故也称“籀文”或“籀书”，广义的大篆又指甲骨文、金文及春秋战国时各国通行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字统一，以小篆为正字，也称“秦篆”)、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汉朝的隶书笔画比较简单，是汉朝通行的字体)﹑缪篆(六体书之一，用以摹刻印章。也称摹印篆)﹑鸟书(书体的一种。属篆书的变体。用以书幡信，亦见于瓦当﹑印文中)。
轩辕，传说姓姬，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后人以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上古的“三皇五帝”中，黄帝是第一个在正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伟人。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生平为开篇，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悠久历史也由此发端。中国的书法艺术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清陈澧《东塾读书记》）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距今八
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虽不是真正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中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可以称之为史前书法。
中国史前书法的出现，大致与轩辕黄帝的生活时代相先后，所以后人附会，有“六文之作，肇自轩辕”之说。
【八体之兴，始于嬴正（政）】“八体”指“秦书八体”。秦书八体是指秦朝八种书写的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对秦书八体有如下概括：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篆体，专刻于符节上，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不能婉转如意，故笔画近于平直，形体近于方正，现存阳陵虎符上的文字即是），四曰虫书（也称鸟虫书，篆书中的花体。秦以前就有这种字体，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也书于旗帜和符信，而汉代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五曰摹印（也称缪篆。其实是汉代摹制印章用的一种篆书体。形体平方匀整，饶有隶意，而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具绸缪之义，故名），六曰署书（也称榜书。清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七曰左书（也称史书，佐书。也即秦古隶。称之为佐书，段玉裁认为：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八曰隶书。
自周朝东迁洛邑后，历五百余年诸侯兼并和七国争霸。到了秦统一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如许慎所言，各国“田畴异，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尤其“文字异形”，给人们的思想交际和文化传播带来了极大不便。
秦始皇(嬴政)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所有字体统一为一种书写文字，这就是秦篆。即把原来的史籀大篆简化成小篆，故又称小篆。通令全国使用。
但秦代在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有始而无终。不过小篆的推行，要求书面公文和书刻典籍等逐步统一书体，对秦朝企图实现大一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书同文字”并不是彻底消灭其他书体，与“小篆”相合的篆书变体，至如鸟虫书、缪篆、榜书以及比篆书更为简捷的隶书等“艺术字体”，在特定的场合依旧允许使用，才有了“秦书八体”之说。
【《与子敬笔势论》】今所知传王羲之《笔势论》有十二章：创临章第一，启心章第二，视形章第三，说点章第四，处戈章第五，健壮章第六，教悟章第七，观形章第八，开要章第九，节制章第十，察论章第十一，譬成章第十二。
《笔势论》据传是王羲之写给他的儿子王献之讲解用笔与笔法变化的文章，其开头有这样的话：“告汝子敬：……贻尔藏之，勿播于
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意思是：“告诉你子敬，……留给你把它藏好，不要传播到外面去，封存于隐秘之处，不要把它给你的朋友看到。……刚写成的时候，同学张伯英想要看它，我骗他说丢失了，……我把它视为绝密的东西，绝不随便传授给别人。”其言辞粗鄙小气如此。所以，孙过庭认为，该篇文章文字鄙俗，含义乖戾，绝不会是王羲之这样位重才高、言辞清雅的人写出来的。王羲之写信、讲话，即使在仓促间，也是深循古礼的，决不会有独持书法秘技的小家子主意的。再说，如果，其中的伯英若是说汉朝末年的张伯英张芝，那就更加荒谬了，因为一个在汉末，一个在晋代，风马牛不相及。
【道叶义方】“叶”，和洽，相合。指行事应遵守规矩法度。《左传·隐公三年》“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大意是：卫国大夫石碏规劝庄公说：“我听说爱护子女，应当用做人的正道加以教导，而不应当容许他们有不正当的要求与行为。”后多用“义方”指良好的家教。
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末逮，请俟将来。今撰执使用转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众工，错综群妙，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诡词异说，非所详焉。
【希夷】虚寂玄妙的境界。语出《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这是道家所指的一种形神俱忘、空虚无我的境界。柳宗元《愚溪诗序》：“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河上公注：“无色曰夷，无声曰希。”后因以“希夷”指虚寂玄妙。
然今之所陈，务裨(bì)学者。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致使摹搨（tà）日广，研习岁滋，先后著名，多从散落；历代孤绍，非其效与？试言其由，略陈数意：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tān)嗳(ǎi)之奏；驰神睢(huī)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义舛。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
【《乐毅论》】王羲之书。小楷。《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
“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
【《黄庭经》】王羲之书，小楷，一百行。原本为黄素绢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此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黄庭经》了。
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东方朔画赞》】《东方朔画赞》又称《像赞》，《画赞》是王羲之小楷书名作。此书迹末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书与王敬仁”十五字。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曾提及此作。诸遂良在《右军书目》中著录王羲之书迹，将此帖列为正书第三卷。《东方朔画赞》原文作者是西晋夏侯湛。东方朔（前154-前93），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字曼倩。他聪慧过人，“寓目能诵，过耳则谙于心”，性格诙谐滑稽。后来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包世臣《安吴论书》在评论南唐所刻的《画赞》时认为：“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逐字逐画衡以近世体势，几不辨为何字，盖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
【《太师箴》】魏晋时期思想家嵇康作《太师箴》，是一篇反对“名教”、崇尚“自然”之作。传王羲之以小楷书之，今无传本。
【《告誓文》】王羲之撰并书。王羲之为王述（即《世说新语》中的王蓝田，字怀祖，晋太原晋阳人，曾任临海太守，迁威建将军、会稽内史，与王羲之素有嫌隙）所扼，绝意世事，为文以誓不复出，后人因称《告誓文》；真迹不传，今传本为旧拓翻刻。
【风骚】“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楚辞》中屈原的《离骚》，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源头，后来泛称文学。
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闇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窥于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
【差之一豪，失之千里】常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是说，君子做事，在开始时总是倍加小心，因为开始时若存在微小的差错，结果却会造成重大错误。
【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弘羊”即桑弘羊：汉武帝时大臣，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是汉武帝最信赖的理财专家，对成就武帝之宏图大业起过重大作用。桑弘羊精于心算，遇事有宏略，预见极远。
庖丁，厨工。《庄子·养生主》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在解释自己精湛的解牛技艺的时候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