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07-20
〔作者简介〕王凯旋(1969-),男,辽宁大连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古代史研究】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
王凯旋
(沈阳出版社,辽宁沈阳110011)
〔关键词〕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科举制度
〔摘 要〕科举考试思想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是科举制度日趋完善、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应地,科举考试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较之前代也更为丰富、深刻。具体言之,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为保证其公平公正和实效性,分地选拔、职前培训、立足实用综合考核,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以及反舞弊等一系列规章、举措得以实施,在人才选拔上,明代科举考试坚持宁缺勿滥,不以一试定优劣的原则。总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选拔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取录方法诸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中图分类号〕K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5)06-0133-06 有明一代,“科举必由学校”,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起来,考试的主导功能日益突出。明代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主要来源于明代历任帝王和朝廷大臣的科举考试观点与基本见解,一些著名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使明代的科举考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反映在考试宗旨、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录取标准及科考选任授官方面均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是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但选贤任能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
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具体结合明代科
举考试的实际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则大体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
11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上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
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1〕。朱
元璋此番言论虽针对北方学校的教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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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但在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的明代社会,实具有学校教育和科试应考的指导意义,儒家经学在科考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明初取士的要求是“士各占一经,经必通,然后取之,以试于政”〔2〕。洪武二十四年,“诏科举岁贡命题于《大诰》中科取”〔3〕。王世贞《凤洲杂编》卷四记载说:“国朝尊尚儒教,科目日重,百余年来非从此出者,辄以为异路,不得登庸显矣。”儒家经书加儒家六艺,科考生员如不专习于此,也就意味着与科考仕进无缘。各级学校也把儒学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包括在边都司卫所设立的武学也均称之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卫儒学。〔4〕各级教官也以儒学之名冠之。万历年间的宰辅重臣张居正在其改革奏疏中也说:“国家明经取士,……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5〕明代尊崇儒学的科考思想导致了士人学子只读只做经义文章,进而出现了专以八股程文取士的科考理念和方法。
二、“一以程文定去取”的取录思想
科举考试所遵循的是公平竞争原则,明代科举考试在由初期的经义文章到中期的八股取士,逐渐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科举程文规制,科举取士选官的标准是以程文的中式与否来衡量的。洪武二十四年又定文字格式,规定:“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在这样的文字程式下,弘治七年的科考规定中明确指出:“举人止凭文字高下去取,不得论其地方中式多寡,临时偏徇进黜,以废公论。”〔6〕明朝科举考
试中的程文即八股文,八股文具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士人是难以写出合格规范的八股文的,加之明代科考内容限定在《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学范畴之内,便在客观上为科举考试的取录划定了标准。明代自生员考试到三级考试的几乎每一次考试均是以八股文来决定去取的,即“科场选士至公,去取之间,止据文字”〔7〕。鉴于明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诸多弊端以及科试生员的谬滥情况,明政府在科举考试中规定以程文定去取,这就为大规模统一考试取录人才提供了统一可行的标准,明代文献说:“明兴以来,独以制义取士,取明经而已。”从选官角度上说,则“士应科举之文,诚能释孔孟之心传、阐程朱之理解,则所进皆端人正士,岂不甚盛?”〔8〕就形式而言,以程文定去取便是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它所体现的公平和公正性还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三、科举分地选拔与建立职前培训制度
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出发,分地取人除带有政治、经济等项因素外,明代南北地区的治学领域和文风也有很大的差异。通过科举分地取人的办法既可以从文化发展上将南北文化逐渐贯通起来,也可以为北方培养和取进优秀的文化士人。史载明洪熙帝曾说:“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9〕从考试学的角度出发,分地而取对于人才交流和文化的互动以及地区文化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科举考试作为政府选官的手段和途径,它所能够达到的选官目的还是有限的,科举考试所取的还是文字中式的士人,然而作为政府的任何一级官员来说,他所要面对的则是错综繁杂的民事和政务,仅凭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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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特别是仅能做经义文章显然是不够的。后遂于洪武十八年(1385)颁令实施进士观政之制,即对已取录的进士“分隶诸司观政,遇缺取用。余悉遣归进学”〔10〕。观政的目的,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二载:“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之观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这一做法“是朱元璋官员职前培训思想中的一部分,也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成分”〔11〕。据《嘉靖新例?吏律?公式》记载,所有的观政进士“俱要习学刑名,谙晓吏事,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使用”。永乐年间针对监生历事的作用和意义,明成祖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为士岂止习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诚能穷经博古,达于修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难?比士习日下,率逐末以图进取,而昧于大经大法,故用之往往厉民而辱国。自今监生历事考称者,仍命还监进学,俾由科举进,庶几士皆可用,官得其人。”〔12〕明成祖考察监生,着重强调了监生在历事过程中应当保持士人本色,以防止被取录之士人在官场中同流合污。科举取士的终极目的是为政府选官提供合适的人选,观政进士制度以及此后陆续实行的国子监生历事制度和庶吉士制度都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就科举考试的思想而言,观政进士所体现的考录思想要更为直接和具体罢了。
四、科举取士中的综合考试思想
朱元璋在设科取士时即明确指出:“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13〕明代前期科举考试和科举取士的综合考试色彩十分鲜明,还不似后来专以八股取士一途。其间,既有德、业、能、政事的考核,又有谋略、武艺的考核;既有经书文字的文化考试,又有骑射书算的技能考查,总的思想是造就和培养文武兼备的合格人才。这一思想在明初的科举考试实践中也得以贯彻实行,如洪武三年规定,乡试第三场考试结束,“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14〕。朱元璋说:“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15〕科举取士综合考试思想正是求取全才的取士思想最直接和最充分的反映。王世贞《合
廾山堂别集》记载明初有关科举规定时说:“科举取士,务得全材,但恐开设之初,骑射书算未能遍习,除今科免试外,候二年之后,须要兼全方许中选。”〔16〕可见,明初在科举考试中十分强调和注重考试的综合功能。明成祖针对取贡生员曾对大臣杨士奇说:“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守令匪人,由学校失教。岁贡中有不通政事、不明道理者,此岂可授官?自今严考试之法,不在文词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耿之严则不学者不复萌侥幸之望而有向进之志矣。”〔17〕所谓的“但取有理致者”,即是取全才之人,这样的全才之人必定是通过综合性极强的考试形式方可达到,明成祖强调“严考试之法”,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说的。直到明朝后期,一些有识之士仍坚持科举取士应综合考察其实际能力:“合无从今取士,酌后场,其有练习彝章,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盐、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举大义而中机宜者,即前场平平,亦亟收之。”〔18〕其考试的综合内容和实用内容比照明前期又有明显的扩大。
五、“科举必由学校”的教育考试思想
《明史?选举志》记载说:“明制,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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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又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19〕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是明代科举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明代学校不分科,所教内容一律与科举考试相配合”〔20〕。而科举必由学校也成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对此,明代许多学者和官员均有论述,如洪武年间御史赵仁等人曾说:“学校之设,本以作养人材,究理正心,期有实效。……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题考试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21〕初步提出了从学校培养人才以供科举选官的构想。魏校《庄渠遗书》记载说:“学校礼义相先之地,宜推贤让能。……各该学教官,通质长短及其进修功夫,仍令诸生各录经义所得所疑及治事业次,以凭按临查考。儒士有善,一体访求。其有过恶者,不许冒送科举。”〔22〕即是说,学校必须为科举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学生,而在学诸生成绩不佳者是不可以进入科举考试行列的。成化三年,礼部尚书姚夔等奏修明学政十事,强调从教官生员的选拔、教学内容的设定、学校考试与科举考试的衔接等方面强化学校管理,以达到“岁课月考,验其所进,循次而升之,非上等二等,不许科贡”〔23〕,宣德年间的礼部尚书胡莹在整顿学校教育的论述中也明确指出,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务在成材,以备贡举”〔24〕,《明史?选举志一》说:“学校以培养之,科目以登进之,”正说明了这样一种关系。从学校考试的具体操作和程序上,也深刻体现了学校与科举一体化的思想。史载:“教官每月将终,会集生员,当堂考试一次。其已成材者,《四书》经义、论、策各一篇;未成材者,《四书》经义各一篇。初学,破、承、对句各三首。每一季将终,提调官会集生员,当堂考试一次,出题与月考同。”〔25〕可见,明代学校教育与考试的几乎所有内容和形式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
形式相同步和一致。
六、宁缺勿滥与不以一试定优劣的考试思想
明人李乐在《见闻杂记》卷六中论述说:“人才不以多寡为盛衰,取中才十人,不如取杰士一人。今之郡邑,当督学按临,误认人众为盛,动称作养人才,恳督学多取,至并其不才者而进之,都是只管目前学问,若想着这不才的他日究竟如何,自然不轻进了。”〔26〕明确提出了科举取士宁缺勿滥的考录原则。科举之滥导致的是取士选人之滥,即便按照明代统治者所要培养的士人而言,如此取人,也并非明统治者的科举取士初衷。明万历年间权臣张居正也说:“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要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奴
手问,照例问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27〕张居正不但对科举冒滥有深刻认识,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明臣孔友谅在《言四事疏》中说:“科举所以求贤,必名实相副,非徒夸多而已。今秋闱取士,动一二百人,弊既多端,侥幸得半。会试下第十常半九,其登第者实行或乖。请于开科之岁,详核众生行履,孝弟忠信、学业优瞻者乃许入试,庶浮薄不致滥收,而国家得真才之用。”〔28〕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洪熙年间明朝官员俞廷辅的话时也说:“伏读制敕,有曰:‘为国以得贤为重,事君以进贤为忠。’臣窃以进贤之路莫重于科举。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其实才十无二三。盖有未尝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往往束手无为,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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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毁,民受其殃。……比试则务选其文辞典雅、议论切实者进之,会试尤加慎选,庶几士务实学而国家有得贤之益。”〔29〕可见,从科举取士选拔真才出发,明代许多有识之士不断提出和阐发科举取士中的宁缺勿滥原则,以保证科举取士的质量和真实性。明代学者在批评科举取士的狭隘性时曾论述说:“国家取士,惟举业一途。士多以此学,主司多以此取士,而有志者所不能脱焉者也。”〔30〕明人海瑞说:“今日取人较竞于一日之长,取决于二关之目,是以多不得人。”〔31〕明成祖更明确指出:“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惟取朴实。”〔32〕有关于此,明成祖在永乐二年曾对礼部官员说:“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学问,而为文之际记忆偏差,以致谬误,或本不谬误,而考阅之官神情昏倦,失于详审,以致黜落,此皆可矜。”〔33〕明确指出了科举考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由此而带来的极大局限性。明朝政府在实行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为尽可能消除一次考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部分地并有选择、有条件地采用复试和搜落卷的办法作为弥补手段。如“太祖洪武三年,上御奉天殿策试下第举人。先是,礼部会试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得十六人,由是复廷试之”。又明成祖永乐二年,“其令翰林院出题更试,择文词优等者以闻”。永乐四年,“上虑礼部下第举人或有遗才,复亲试之,得文学优等二十一人,各赐冠带”。永乐十三年,“上以礼部会试下第举人中或有学问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试之,续取二十四人,并赐冠带,给教谕俸,送国子监进学,以待后科”〔34〕。明政府还通过搜阅落卷的办法来防止遗漏真才,史载洪武三十年(1397)六月:“命翰林院儒臣重阅落卷,得文理优长者六十一人,皆山东、山西、北平、河南、陕西、四川之士。”〔35〕明朝万历年间:“更所搜卷,多寒儒,于考官并无识面者。”〔36〕通过搜阅落卷以达到不埋没真才并尽可能地考察应考士人的真实水准。
七、科举考试的反舞弊思想
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总结元朝覆亡的教训时就曾指出:“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士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37〕可见,朱元璋对官宦之人在科举中行舞弊之害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隆庆元年,时任巡按直隶御史耿定向曾建议说:“场中之制,糊名易书,上编字号,正所以公选举,防奸弊也。”〔38〕明人高仪在就科举考试反舞弊的上书中曾就怀挟、传递、阅卷、文体、搜检巡绰、内外帘官、文字去取等方面提出相应论述,对舞弊之害和反舞弊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曾说:“窃谓士子以衣冠之流,原非无知细民之比,而乃希图科名,妄意侥幸,公行贿赂,蹈刑章迹,其罪恶岂在诓骗者之下,而可使之独逃宪纲若此哉?设使士子皆能安命畏法,则奸人骗局将无所施诈伪,终当自息矣。”〔39〕钱桓在《寓燕疏草》中阐述明代科举反舞弊思想时指出:“臣等窃惟典礼之重大者,莫过于场屋,而弊窦之繁多者,亦莫过于场屋。何也?趋名之士不惜捐资以冀亻幸,射利之徒不难走死以就膻,彼其名利之心胜,即丧身亡家所不顾焉。故行险冒进之辈,无岁无之。”〔40〕并从酌房额、重校阅、明洞察、严覆阅、清卷数、严受卷、慎对读、慎弥封、稽誊录、禁送饭十项内容入手,提出具体的修正建议,这些建议中对反舞弊的认识不谓不深刻,其所行措施亦至为允当。万历年间,礼部署部事右侍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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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彦在答复给事中姚永济条陈科场事宜的奏书中也从加强内帘官管理、肃清弊窦、搜检弥封、严查关节等方面对科举考试的反舞弊思想进行了相关论述。史载:“万历十年六月壬辰,礼科都给事中应岳申明科场事宜‘严防范,搜检交通传递之弊。一,重内帘,各省俱以上卷送内帘。一,定程式,即刻士子石朱卷。一,公选举,卷面房数中式后始印,以便通融’。”〔41〕对科场的舞弊行为做出了具体的防惩措施。就科举考试的具体环节而言,明朝人也提出过相应的观点和主张,如明隆庆年间,提学周弘祖在上奏正士风五事中曾说:“试题须善恶并陈,以革剽窃之弊。”〔42〕舞弊行为的消除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政治和人为的因素,还有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包含在其间。因此,反舞弊思想在历代考试思想中都是一个比较突出和棘手的问题,明代科举考试反舞弊思想的提出和完善正是明代科举制度趋于完善的重要体现。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也为中国古代教育和考试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尽管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某些内容并不可取,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做具体的分析,也不影响我们对其合理部分的肯定和借鉴,就方法论意义而言,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对于理解明代科举制度并客观估价其社会作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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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构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 （一）凭媒而立 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 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二）由尊长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 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明代的科举数量问题 明初取士途径有四,即科举,举贡(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国子监为举监,再由荐 举或考选入仕),吏员(由吏进升为官)及荐举(被推荐入仕).「荐举」行於明初, 明英宗后不常举;「吏员」虽能选拔甚多官吏,但并非科举范围,故不论;至於「举贡」虽与科举有关,但不属正途出身,於明中叶后亦渐废弃.故明代主要的入仕途 径为「科举」.内容如下: 一.应试资格 明代提倡学校与科举结合,参加科举者须为国子监或府州县学的学生.为免遗漏 人才,又许官员推举具学行而未仕的士子,或未入流的吏员应举.惟娼优子弟,父 母丁忧者及被罢的吏员,一律不准应试. 二.入仕程序:明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和各省举行考试,考试分为四个阶段. 1. 童试(县试) 县试分为三级,分别是由知县主考的「县试」,由知府主考的「府试」及由提督学 政主考的「院试」.每逢寅,巳,申,亥年举行考试.通过三阶段童试而中举者,称「生员」或「秀才」(无论士子年纪多大,凡未通过童试者,皆称「童生」). 2. 乡试 通过童试的生员可参加乡试.乡试分别在各省举行,共有三场,由皇帝派遣正,副 主考官主持,中式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因乡试於秋天举行,又称「秋试」.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举行,每隔三日举行一场. 3. 会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须於次年春天到京师,应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由皇帝特派正, 副总裁主考官主持.考试亦分三场,中式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因在春 季考试,又称「春闱」或「春试」.考试每逢丑,辰,未,戌年的二月初九举行,每隔 三日举行一场. 4. 殿试(廷试) 会试中式的贡士最后须经「廷试」,廷试原由天子亲自策试,但明代皇帝多不出席, 委官员代试.目的仅在评定进士的等第(贡士通过廷试后便称进士),故贡士於廷 试中不会被黜落.考试通常在三月朔日举行.经廷试后,进士被定为三等,即一,二 及三甲,一甲有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及「探花」,称「赐进士及第」; 二甲有多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亦有多名,称「赐同进士出身」,而第二,三 甲的第一名称「传胪」.此外,明代亦设武举,入仕程序与文科举相同,亦分秀才, 举人及进士等级,所试的是各式武艺,中式者获授武官. 三.应用文体 明代科举除有指定课本外,内容大抵承袭唐宋,到明中叶时,答题形式却出现转变,顾炎武《曰知录》说:「(明英宗)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 初无定式.(宪宗)成化廿三年(1487)会试,始定八股之制.」可知明宪宗时始规定 以格式化的八股文应试.所谓「八股文」,如《明史选举志》说:「其文仿宋经义,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即文章以破题(解释题目),承题(发挥意见),起讲(说理)及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总结)等八段结构, 将全文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皆有两段对偶的文句.字数规定在300至700字间. 四.试卷及试场规制
法硕联考法制史复习: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主义的极端发展。 (二)充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
太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中文题目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 英文题目 The regul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开题报告内容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从隋唐创立至清末废止，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对于科场之上针对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所形成的贡院规制的研究却很少。研究贡院的一系列规制意义重大，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是古代考试中最完善最成熟的，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典范，而定型在明清的贡院以及规制有着自己本身的一套严格的考试程序，指定的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也保证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科举制度在贡院规制的引导之下鼓励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目前学术界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刘海峰的《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中提到了贡院及其规制的形成，在冯海清的《河南贡院与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中讲述了贡院的终结。通过刘海峰的《中国科举史》一书了解到贡院通过对报考人员资格的审查、考场地点的设置、考试评卷的标准、录取任用等各个环节，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来保证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选拔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多数的文章只是在讲述贡院，而对贡院规制的研究除了刘海峰的《中国科举史》有所体现外，其他的仅体现在对待舞弊现象的防治手段上。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贡院与科举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了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的积极意义，这个部分又是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的，分别是贡院规制促进科举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促进了科举考试的法制化，确保了科举的严密化以及权威性。第三部分是是从贡院规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方面来分析的，作为衰落的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其死板僵化和对人性的扭曲也非常突出 三、研究步骤与进度 2011年 11月——搜集资料，确定选题 2011年11月—2012年2月：进行文章材料搜集并到当地文联进行访问 2011年11月——2012年3月初：撰写开题报告 2012年3月15日——4月20日：撰写论文，完成论文初稿 2012年4月25日——5月20日：修改论文，完成论文二稿 2012年5月21日——5月28日：完成论文三稿，定稿 2012年6月2日——答辩
明代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 第二节婚丧与敬老养老习俗 一、婚姻礼仪与婚姻风俗 明朝建立后，朝廷虽然按照封建礼制的要求，对天子的纳后、皇太子的纳妃、亲王的婚礼、公主的婚礼、官员的婚礼、庶民百姓的婚礼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然而就明代实际存在的婚姻制度来看，仅有宗室和诸王遵奉，而其他各个阶层的婚嫁行为并没有受到它的严格控制，法令规定形同虚设。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开始追求婚姻的自由、性生活的美满和个性解放，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被人们所淡忘。收婢、纳妾、重婚、嫖娼、男宠等等盛为时尚。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婚嫁习俗，亦未受到明朝廷的礼制限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习俗。 等级制度与婚礼明代的等级婚制主要分为帝后的婚姻及婚礼、宗室的婚姻及婚礼、品官的婚姻及婚礼和庶民百姓的婚制。帝后的婚姻礼仪:明代皇帝的婚姻，礼仪之繁缛、规模与声势之宏大，备办礼品之丰厚，动用人力之浩大，都是其他阶层无法相比的。帝后婚礼的最大特色是华贵、典雅及隆重。明代天子纳后，基本上是依照古代六礼的程序进行的，要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发册奉迎之礼，但天子无亲迎之礼。相亲阶段包括纳采和问名，定亲阶段是纳吉和纳征，成亲阶段是告期，发册奉迎。完婚之后，要拜见皇太后，还要接受百官、亲王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最后，帝后要行盥馈礼仪，婚礼方告结束。 天子在行纳采、问名礼前，要择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至期，陈设御坐、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和文楼下。皇帝冕服升座，百官和正副使朝服行礼，执事官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来，礼物随后，均放置丹陛中道。这时传制官宣制日:"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
乡试、会试、殿试 童生试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 乡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会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进士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
①《大明律》：明代最重要的法典，明太祖朱元璋主持制定。发展变化：⒈在法典编撰体例上，改变北齐律以来法典12篇的传统编纂体例，确立以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分目的法典新体例，共7篇30卷460条。⒉在卷首，首列了“二刑图”和“八礼图”，便于查阅检索。⒊规定“变更祖制罪”。②明大诰：为扭转元朝遗留的恶劣风气，减少犯罪以及徇私害公的情况，警戒臣民，朱元璋搜集官吏百姓犯罪的案例，编辑成一部特别法《大诰》4篇共236条。主要内容是由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汇编和在律典之外颁布的峻法条款，以及对臣民发布的训诫等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专门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件。渊源于西周时期一种法律形式诰，就是帝王对臣民发布的训诫之词。律外用刑，且多为酷刑；在定罪量刑上，比《大明律》重；重点治吏，严惩官吏犯罪；空前普及。③申明亭：是明代在乡里设立的，作为最基层的司法组织，负责调解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④充军：强制犯人到边远地区屯种或充实军伍的刑罚，是轻于死刑但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⑤奸党罪：规定左使杀人，巧言谏免，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不执行法律，听从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等等均属“奸党”罪。⑥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是一条刑法适用原则。轻其所轻：轻微违反典礼及风俗教化方面的犯罪，明律的处刑都较唐律为轻；重其所重：直接危及封建国家利益的犯罪，明律处刑普遍较唐律为重。⑦一条鞭法：“条鞭”是“条编”的讹称，其重要内容是简化税制，将徭役和田赋合并，计亩征银。特点：赋役合并；以雇役制代替差役制；简化税制；计亩征银；实行“官收官解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客观上促进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松弛；缓和社会矛盾。⑦厂卫：“厂”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分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下设镇扶司，由皇帝任命亲信提督厂卫，多由宦官充当。锦衣卫：明朝称锦衣卫狱为诏狱。一方面是指奉皇帝诏令监禁犯人的监狱，另一方面是指奉皇帝诏令审理案件。⑧廷杖：根据皇帝的命令，在朝廷的殿陛之下或午门外，对违抗皇帝的大臣施以杖刑的制度。始于东汉，唐、宋等各朝都曾出现过廷杖大臣之事，但没有形成定制，到明朝朱元璋时成为定制。⑨三司会审：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渊源：唐朝“三司推事”制度。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三司会审一般由皇帝下令，三大司法机关承命，审理结果报请皇帝批准执行，皇帝的司法权得到加强。⑩九卿会审：凡是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罪犯经过二审后仍不服判决者，由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御史）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和通政使组成会审机构共同审理，判决结果奏请皇帝审核批准。可追溯到明太祖时期。号称重视人命，但是对重大犯罪已经“决不待时”了。①试述明初重典治国的法律表现。答：为扭转元朝遗留的恶劣风气，减少犯罪以及徇私害公的情况，警戒臣民，朱元璋搜集官吏百姓犯罪的案例，编辑成一部特别法《大诰》，包括《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四编》4篇共236条。主要内容除了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件外，还附有朱元璋的训诫词，集中体现重典治国的基本精神，特点：律外用刑，且多为酷刑；在定罪量刑上，比《大明律》重；重典治吏，严惩官吏犯罪；空前普及。②试比较唐明律典体例的异同。答：明律与唐律相比，在编纂体例上有很大变化，表现：以中央六部即以吏、户、礼、兵、刑、工官制为篇目，篇首冠以名例律形成七篇的新体例。打破了自北齐以来的法典十二篇体例的惯例。其下又增加子目录，使律典的层次更加合理。其中，《名例律》相当于法典的总则部分，其内容基本上与唐律相同；《吏律》主要涉及惩治官吏职务犯罪行为，分职制、公式两部分。《户律》分7卷，规定了有关的违法犯罪的条款与处罚。《礼律》规定了关于违背祭祀和礼仪制度的惩罚规定。《兵律》规定了惩罚宫廷警卫和边防关津要塞等方面的犯罪。《刑律》规定了惩治贼盗、杀人、斗殴等刑事犯罪的法律，也包括有关诉讼、审判等方面的内容。《工律》是关于工程营造和河防方面的法律规定。③试析“例”在明代法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答：条例的制定程序比较简便，一般由臣下议定，皇帝批准实施。灵活的法律形式可以弥补律文
明清科举制度简介与相关名词解释 一、一般情况 我国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隋唐以来，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 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或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又称为庠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凡正式考试之前必须参加童试。 童试要经过三次考试：县考（考官为知县），府试（考官为知府），院考（考官为学政也称学院，俗称学台）。童试参加者称儒生或童生（不管年龄大小），经过童试被录取入学的称秀才，也叫生员，还叫进学（取得入学资格的意思）、入泮、游泮（周代诸侯的学校门前有半圆形的水池，称泮水，学校称泮宫）。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正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⑴乡试，⑵会试，⑶殿试。 （1）乡试 乡试是考取举人的考试。乡试一词是：乡里举士之意。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乡试有主考官（又分正副主考）和同考官。主考官由皇帝钦命。乡试共举行三场，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秋闱。参加考试的是秀才（廪生、增生、附生）、贡生、监生等。 但是在参加考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考试，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2）会试 会试，集中全国举人会同考试之意，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春闱。会试的正副考官称为总裁，以大学及翰林出身的一、二品官充任。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贴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词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会试共试三场，每场三日，参加考试的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3）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公布进士之榜谓之“金榜”（甲榜）。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诗赋的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需经过候选，后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由特设的教习官（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内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各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 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 一演变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
明代历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 洪武四年辛亥科（1371）：吴伯宗。郭翀。吴公达/会元：俞友仁-三甲二十六名。本科举行后，洪武五年明太祖下旨停止科举，历十二年，至洪武十七年重新恢复。 18年乙丑科（1385）：丁显。练子宁。黄子澄*[名字后标有*者为当科/会元，下同] 21年戊辰科（1388）：任亨泰。唐震。卢原质/会元：施显-二甲九名 24年辛未科（1391）：许观*①。张显宗。吴言信。①父赘许氏，从许姓，后复姓黄。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 27年甲戌科（1394）：张信。景清（本耿姓，讹景）。戴德彝/会元：彭德-二甲三十一名 30年丁丑科（1397）：春榜：陈?。尹昌隆。刘仕鄂/会元：宋（一作朱）琮 夏榜：韩克忠。王恕。焦胜/会元：任（一作伏）伯安。本科于三月殿试时，中进士的都是南方的试子。明太祖将试官治罪，自阅试卷，取中了六十一人，完全是北方人，于六月廷试，取韩克忠为状元。因此世称春夏榜，也称南北榜。 建文二年庚辰科（1400）：胡靖（复名：胡广；改名：胡赓）。王艮。李贯/会元：吴溥-二甲一名 永乐二年甲申科（1404）：曾棨。周述。周孟简/会元：杨相-二甲一名 4年丙戌科（1406）：林环。陈全。刘素/会元：朱缙-二甲一名 9年辛卯科（1411）：萧时中。苗衷。黄旸/会元：陈璲（suì）本科于永乐七年（己丑）/会试后，因明成祖去北京巡狩，至辛卯三月才回京举行廷试。因此本科也称为己丑科。 10年壬辰科（1412）：马铎。林誌（即：志）*。王钰 13年乙未科（1415）：陈循。李贞。陈景著/会元：洪英-二甲十一名明初/会试原在南京，自本
科始，改在北京举行。 16年戊戌科（1418）：李骐（初名李马）。刘江。邓珍/会元：董璘-二甲二名19年辛丑科（1421）：曾鹤龄。刘矩。裴纶/会元：陈中-二甲五十一名 22年甲辰科（1424）：邢宽。梁禋（yīn）。孙曰恭/会元：叶恩 宣德二年丁未科（1427）：马愉。杜宁。谢琏/会元：赵鼎-二甲二名 5年庚辰科（1430）：林震。龚锜。林文/会元：陈诏-二甲十五名 8年癸丑科（1433）：曹鼐。赵恢。钟复/会元：刘哲-二甲三十四名 正统元年丙辰科（1436）：周旋。陈文。刘定之* 4年己未科（1439）：施槃（即：盘）。杨鼎*。倪谦 7年壬戌科（1442）：刘俨。吕原。黄谏/会元：姚夔-二甲六名 10年乙丑科（1445）：商辂*（连中三元）。周洪谟。刘俊 13年戊辰科（1448）：彭时。陈鉴。岳正* 景泰二年辛未科（1451）：柯潜。刘升。王亻与/会元：吴汇-二甲一名 5年甲戌科（1454）：孙贤。徐溥。徐鎋（即：辖）/会元：彭华-二甲二十一名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1、三公九卿 秦汉时期国家组织的主要官员。三公是秦汉最高的行政长官，秦及西汉前期是丞相（百官之首）、太尉（掌军政）和御史大夫（掌监察），西汉晚期为丞相、大司马（掌军事）、大司空（掌监察），东汉为司法、司徒、司空，但此时三公名义上分部九卿，实则丧失原有职权。秦汉九卿承担国家主要行政职能，职名前后变化较大，但组织职能相对稳定。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到隋唐三公九卿职能被三省六部取代。 2、三省六部制 隋唐时期国家组织的核心制度。隋唐改革国家组织，开始建立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到唐代完善这种制度。隋代三省为内史（掌拟诏制令权）、门下（掌封驳权）、尚书省（掌行政权），唐代为中书（内史省改名）、门下、尚书省。三省长官在隋唐均为丞相。六部是尚书省下辖的六个具体职能机构，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部，长官为尚书。六部成为当时及后世中国主流的国家行政职能机构。 3、南书房 清朝的内廷机构。原为康熙帝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始选翰林等官员入值，称南书房行走，为皇帝的文学侍从，有时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故南书房一度被视为机要机构。雍正设立军机处后，不再参与国家政务。 4、军机处 清代中后期处理机要政务的中枢机构。雍正八年（1730年），为处理西北军务设立军机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政务的权力。军机处的人员主要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处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军机大臣下另有军机章京，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中选取，俗称“小军机”。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恭撰上谕，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及刑狱；用兵时则核查山川道里、兵马钱粮的树木，以备顾问；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引见、记名、赐与，以及拟定对外藩朝觐者的颁赐等。军机处虽能参与军国大政，决定权仍在皇帝的手中，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军机处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的专职权力，标志着清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5、酎金令 汉削弱诸侯国措施之一。酌金即汉时诸侯与宗庙祭祀时随同酌（指重酿之酒）所献的黄金。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高祖庙献酌饮酒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按封国人口数目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武帝时，曾借酌金不足为名，削弱、打击诸侯王和列侯的势力。 6、乡遂制度 西周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组织。乡是国人居住之地，遂为野人居住之所。国的范围指国都及共近郊，划分为若干乡采用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闾、族、党、州、乡）。边远农村地区衽遂制，即“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邻、里、赞、鄙、县、遂）分别设“邻长、里胥、赞师、鄙正、县长和遂大夫”。乡遂制度是基层行政组织的蓝本。
论明朝的婚姻制度山东理工大学魏雪飞等本科论文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论明朝的婚姻制度 摘要明朝婚姻制度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两个方面。婚姻立法明确规定了婚姻缔结前的定婚、婚姻缔结的条件、婚姻缔结的限制和婚姻的解除等；继承制度表现为“兼祧继承”萌芽、奸生子继承权提高以及规定了赘婿继承权。明朝的婚姻制度，在保障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保护女性权利的保护和非婚生子女利益以及夫妻间忠诚义务等方面，对当代婚姻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明朝《大明律》婚姻法婚姻制度 作者简介：魏雪飞、郝敏，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031-02 婚姻制度，历来是一个社会基础性的问题。社会由家庭组成，家庭存在的基础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伦理关系最主要的载体，其存在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必然的需要。明朝作为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朝代，其婚姻制度的相关内容比较完善。研究明朝的婚姻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婚姻法律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明朝婚姻制度的基础 （一）政治基础 从《大明律》可以看出，名例律、仓库门、课程门、仪制门等十一门的条数多于婚姻门。《大明律》一共三十门，比婚姻门条数多的篇门多为威胁封建皇权的犯罪，封建皇权的重心放在打击威胁统治的犯罪上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婚姻门在《大明律》中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说明明朝初期时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对于婚姻的治理的。朱元璋严令子孙遵守《大明律》，以此作为“酌中制以垂后世”的范本，因而整个明朝时期的婚姻都是很受重视的。 （二）经济基础 自宋以来，商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明朝时期，国家在立法上对商业和商人由以前的打击、压制过渡到保护、鼓励。这一转变体现在婚姻制度领域主要是彩礼的大幅提高，通婚人种的限制得到放宽，甚至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性联姻，经济性因素成为人们在择偶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更加重视以家庭为一个单位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非常提倡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家庭形式在东汉末年便己出现，此后一直存在，与元代相比，明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存在较多的一个时期。《明史》载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同居敦睦者”，并被皇帝族表“义门”的就有数十家之多。如郑镰家族曾被表彰在宋、元、明三朝的史书上。 由于上述原因，婚姻在明朝不仅仅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而是掺杂了众多经济因素在内的结合，这直接影响了明朝对于婚姻的有关立法。 二、明朝的婚姻立法概况 明朝的婚姻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婚姻制度及继承制度。 （一）婚姻制度
明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视，考试者统称为童生，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的考试，叫“录科”。 考中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还有某些特权：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 下一级的的考试是乡试。是省一级的统考，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过关的才是举人。获第一名的叫解元。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当官的死了就有机会轮到举人。 接下来的考试会试。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左右，取得贡生，第一名是“会元”。要当进士，还要过一关。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是殿试。考试的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可以当个八品县丞的官了。 八股文 八股是明朝的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
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 对学子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称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都不行，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而内容废话连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于是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但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朱熹圣人的思维去写。
摘要：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登科录；儒户；一经传家；赵维寰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明代进士登科录提供了明代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科举与宗族及个人关系角度去发掘登科录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值得进一步延伸的课题。关于清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问题，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较早提出了科举家族概念，开创了系统的科举与家族关系研究。本文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文集提供的信息，对明代科举与家族的关联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由儒户看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 笔者较早地对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户籍资料作了综合分析①，后来又指导研究生对官籍作了专题的研究，也有学者对明代宗籍进士作了专题研究②。其实，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的统计，明代儒籍进士总数155人③。从洪武四年至天启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进士。其中，最显眼的是洪武四年科，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④，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⑤，儒籍比例明显高。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录资料缺乏，所以，无法判断儒籍在其他几科中所占比例。至少，建文后，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明初何以出现儒籍进士占优的现象？儒籍是什么？儒户是元朝初年在原来金、宋地盘实行的特殊的儒生保护政策，比对宗教户待遇而设。儒户的确认，须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东南的儒户数量相对固定，变动不大。江浙一带的儒户有13000余户。元中后期，一些新兴的儒生家庭的户籍仍为民、军、匠等籍。由于儒户是职业读书家族，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经过长期的元末战争，社会上读书人越来越少。明初开科后，没有放弃读书的儒户就抢占了先机，这正是洪武四年科进士中儒户数量超多的因缘所在。 一甲之中有2位儒户，占三分之二。二甲进士中有11位，占总数17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三甲之中的儒户，有叶孝友、尹宗伊、岑鹏、李升、梁临、聂铉、郑廷实、赵铸、包莘、危孝先、刘光先、魏云、林器之、赵实中、俞友仁、王诚、康缙、闻伯异、林信孚、林文寿、王夏、刘杰、陈玄、陈章应、彭泰、严植、李初、陈彝、管贞、吴权、叶砥、刘铸、何文信、何德举、林德亨、蔡士实、杨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龙、丁时敏、董时亮、陈韶、余集、周潼、刘中、薛大昉、钟霆、刘长辅、黄钺、张必泰、赵松，共52人，占100人中的一半多。由此可见，儒户所占比重之重，说明儒户科举优势相当明显。 合一二三甲儒户进士，浙江20人，江西20人，福建13人，陕西3人（赵铸、王夏、赵松），北平2人（刘杰、薛大昉），广东2人（梁临、陈玄），河南2人（王谊、刘中），山
明朝行政机构及官职设置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官大小要办其品，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史志中有记载的，由考中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籍官员就有193人。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两者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兴化有两位礼部尚书（周如磐、宋继祚）加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陈俊加封太子少保，他们都是明代兴化品位最高的官员。 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明朝兴化共出了12位尚书，除上述三人加封太保、少保外，其余九人为翁世资（户部）、郑纪（户部）、林俊（刑部）、康大和（工部）、林云同（刑部）郭应聘（兵部）、陈经邦（礼部）、曾楚
卿（礼部）、林兰友（兵部）。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明朝部，院同治，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兴化官居都御史的有三人。 承宣布政使司为明地方（省）最高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兴化人当布政使的有27人，巡抚3人，其官职均为正二品。 正三品官员兴化有26人，其中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13人，通政使司（中央情报机关）通政使1人，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1人，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1人，按察使司（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按察使9人。 从三品官员兴化有24人。其中：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19人，都转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办事机构）转运使3人，大仆寺（兵部在地方设立的牧养军马机构）卿2人。 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兴化人官居知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明代宗藩的研究综述3 顾锦春,叶剑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摘 要]近20年来,史学界对明代宗藩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试通过对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最终结局以及地区性藩王和宗室个案的分析等方面研究成果予以总结,以期服 务于明代宗藩史的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宗藩;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建立了极具特色的宗藩制度。有明一朝,宗藩制度与之相始终,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深入研究明代宗藩制度及宗藩政治、经济、社会活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近20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宗藩作了系统和认真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本文试就近20年来国内对明代宗藩的研究作一番综述。 一、政治方面 宗藩制的建立。对于朱元璋建立宗藩制度的原因,史学界主要有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以张德信的《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1]与周积明的《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2]两文为代表,认为分藩制的出炉是迫于明初政治形势与巩固皇权的迫切需要,是朱元璋从开国功臣手中剥夺军权的一项重要环节。当时北方边疆时常受到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而急需派遣重兵加强防卫,但此时皇室与功勋集团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和土地与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矛盾已日益发展,朱元璋惟恐大将掌兵而尾大不掉,便将北方防御交之于宗室,建立了宗藩制。第二种看法则以顾诚的《明代的宗室》[3]、张显清的《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4]、余兴安的《论朱元璋的政治蓝图及其对明朝政治的影响》[5]为代表,认为分藩制的建立是朱元璋吸取历史经验的结果。朱元璋借鉴了汉晋两代分封易于宽纵导致诸王尾大不掉,而唐、宋两朝又过于抑藩导致了帝室孤微的教训,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视分封制为王朝长久的保证。 “藩禁”政策。暴鸿昌的《明代宗藩特权的演变》[6]、张显清的《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7]、赵毅的《明代宗室政策初探》[8]和苏德荣的《明代分封制度的演变》[9]皆对明朝“藩禁”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了各自的表述,大抵皆认为洪武朝诸王权力过大,永乐、宣宗朝实行了“削藩”政策,宗藩由此退出政治舞台。暴鸿昌的《明代藩禁简论》[10]则列举了“藩禁”政策的各种具体表现。此外,对“藩禁”政策的研究还有毛佩琦的《建文新政和永乐“继 3[收稿日期]2006-05-20 [作者简介]顾锦春(1982-),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