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杜培武案件（刑事诉讼的特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杜培武原为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在一辆微型车上。被害人之一王晓湘的丈夫民警杜培武被疑系杀警凶手而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最后一无所获。6月2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杜培武遂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而被戴上了脚镣，经受了双手被铐起悬空吊在铁门上以及被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脚趾和手指等刑讯逼供手段。杜培武被迫?供述杀人的罪行?。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庭上杜培武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1999年1月1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经查明，?二王?系犯罪嫌疑人杨天勇等人所杀。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已构成轻伤。（《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顾永忠主编：《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第276-283页。）分析：本案的程序问题：1、本案中侦查机关采用了很多先进的侦查手段，引入了科学证据，诸如?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等微量物证的同一认定、CPS心理测试、警犬气味识别鉴定等。——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2、刑讯逼供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3、审判长的?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无罪辩护与举证责任问题。
1、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本案冤错的因素还涉及到警方技术问题，确证偏见渗入技术领域，后果将是严重的。由于传统和审判制度的原因，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国律师会象西方律师那样和警方进行技术质证。本案辩护方的质疑证据没有被理会。
如今，在法庭上，电子证据、指纹鉴定证据、声纹鉴定证据、文书鉴定证据、枪弹检验证据、法医病理学证据、毒物学证据、中子活化分析、测谎证据等，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何家弘曾说：?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所谓科学证据，又称科技证据，通常是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发现、收集和保全的证据，它与传统证据的区别在于其科学技术的特征。例如，指纹被认为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两个人的指纹完全一样；DNA的双螺旋精致结构的独特性也为司法人员所青睐，美国根据罪犯遗留的DNA破获的?无头案?每年都有好几百起。随着科学证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上，传统依赖口供的证明方法将逐渐被取代，这无疑是司法证明的一大进步。虽然科学证据的是哟确实促进了事实真相的发现，但司法实践也出现了?迷信?科学证据而导致冤错的负面案件。
杜培武案件中，控方提供的科学证据有：泥土化学成分分析即控方称检测物来源为昌河面包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与杜衬衣及衣袋上黏附的泥土痕迹、衣袋内一张100元人民币的泥土痕迹等为同一类泥土；警犬气味鉴别即检测物来源为昌河面包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与杜所穿鞋袜的气味相一致；?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即在杜所穿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附着的火药残留物。此外，还有CPS心理测试即?测谎仪?测试。警犬气味鉴别，是指侦查人员从犯罪现场提取嗅源，让警犬嗅闻，然后与被告人身体气味进行对比，以确定被告人是否到过犯罪现场的一种鉴定方法。对该证据，一般认为其欠缺关联性而无证据能力。理由：在科学实证上，对于人类个体气味差别程度的科学分析并不充分，对于气味识别的警犬的嗅觉组织也未研究清楚；警犬的习性、能力以及身体状况个体差异很大，对识别结果会有所影响；进行识别的条件方法受限，指导者的知识、经验以及气味的采取、保管，都不能做到完全；对气味识别很难进行重复试验和检验，也无法对警犬进行交叉讯问。气味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东西，又具有不稳定性和易散发性的特点，警犬识别过程涉及对案件本源信息的两次解读，而这两次解读又均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其可靠性值得讨论。本案中，杜被警方控制后，10只警犬（其中3只为全国功勋犬）对他进行了43次气味鉴别，41次认定杜的气味与昌河车上的气味同一，证明杜在案发前后驾驶过该车。对控方的指控，辩护律师指出，本案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仅仅记载汽车?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因此由警犬用杜鞋袜气味和?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附着的足迹遗留泥土做气味对比，其泥土的来源就存在问题。况且，1998年4月22日发案，至1998年8月3日才由警犬甄别，嗅源经长期保管而发生变化和失效的可能性很大，而离案发8个多月的?补充勘查?更不可靠。
测谎仪测试，本案中，测谎专家对杜进行了测谎试验，测试的题目内容和案件有密切联系，如?4月22日晚你有没有离开戒毒所？??是不是你上车开枪把他们杀死的？??是不是你用王俊波的枪把他俩杀死的？?等，测谎仪显示杜所说的均为谎言，测谎专家由此认定杜应知情或参与作案，于是警方对杜实施刑讯逼供。——协助查明事实真相的测谎仪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测谎问题在证据法上的提出，在美国有一些著名的
案例，确定了一些规则。如确立了科学证据的?普遍接受?标准理论，认为谎言测试?在标准化和科学性方面，尚未被物理学和心理学界公认为达到了将证明法院采纳专家从科学发现、开发和实验中推导出的证言具有正当理由的程度?，因而作为其结果的证据被法院判定为不具有可采性。我国对测谎证据的证据效力意见不一。支持者认为，测谎结果作为测试人员运用其知识和技能分析通过仪器纪录的被测试人的生理反应所做出的判断结论，应具有证据能力，因而可作为诉讼证据适用。反对者认为测谎结果不是独立的诉讼证据，认为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形式都是对案件事实的直接反映，是与案件的事实有客观、直接的联系，而测谎仪是对涉案人身体的各种生理参数的测试，不是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收集和鉴定。折衷说虽然反对将测谎结果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认为只要正确运用测谎结果，就能相对缩小侦查范围，赢得侦查时间，及时获得其他证据，为采取其他侦查措施提供有力支持。最高检察院以批复形式明确规定了测谎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结语：法律人囿于经验与知识的不足，他们可能会轻率地排除一些科学证据或者盲目地相信科学证据。但应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很多科学证据的证明价值需要借助科学手段和科技人员来实现，信息的?解码?需要人来实现。但人是可能犯错误的。除了鉴定人员的故意造假或敷衍塞责外，实验设备或实验手段也会使实验结果出错。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1999年9月10日）：?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
2、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杜培武一案是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中发生的较为典型和有影响的刑讯逼供案件之一。在刑讯逼供的折磨下，杜培武本人的基本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几乎无?人权保障?可言，在实体上也险些造成了冤案。因此，本案中有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对刑事诉讼目的的严重背离。杜培武一案的出现，既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观念有关，也与现行刑事诉讼机制本身的不完善有关。（1）从根本上讲，该案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漠视程序作用，忽视人权保障所必然付出的代价。突出反映了?有罪推定?的观念根深蒂固。（2）从制度上讲，该案反映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某些人权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为了从根本上防止非法取证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许多国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相应的保障机制，即，当取证行为是否合法成为一个争点时，鉴于被告人在举证方面的能力比较弱小，基本上都强调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也就是当被告人提出有根据的怀疑控方的取证行为非法时，那么控方就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其取证合法。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之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另一则案例刘涌犯罪案件。基本案情：刘涌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2000年7月11日被沈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指控，刘涌多年来组织、领导他人实施了多起故意伤害案件，还实施了行贿、非法持有枪支等多种犯罪行为。刘涌的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其中提出公安机关在本案侦查讯问中具有刑讯逼供行为。2002年4月17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判处被告人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及刑期不等的多项有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刘涌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并据此改判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判决一出，舆论哗然，除对判决本身的议论之外，为刘涌辩护的的律师亦遭到质疑甚至指责。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刘涌案。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预审、监管、看守人员的证言和医院的鉴定，认定刘涌在侦查过程中并未遭受刑讯逼供，结合刘涌所犯下的罪行严重性，最高人民法院最后撤销二审判决对刘涌的死缓量刑改判刘涌死刑并于宣判当日执行死刑。本案从一审、二审至再审经历了死刑、死缓、再死刑的曲折变化，刑讯逼供问题占据重要地位。该案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1）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提出刑讯逼供的主张之后，谁应当对刑讯逼供的事实存在与否承担证明责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还是代表控方的公诉机关以及侦查机关？（2）刑讯逼供的证明标准问题，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应该对刑讯逼供事实证明到什么程度？是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还是其他？
对刑讯逼供，应当建立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的双重体制。实体性制裁即对刑讯逼供行为给于法律惩处，或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处分等。根据文理解释，似乎司法工作人员只要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就构成刑讯逼供罪，而不问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1999年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对刑讯逼供案的立案标准确定为：（1）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2）致人自杀或者精神失常的；（3）造成冤、假、错案的；（4）3次以上或者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5）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的。否则不能立案。这给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罪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刑讯逼供的程序性制裁，首先需要认定刑讯逼供行为，其次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认定，即涉及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一般的，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中，控辩双方和当事人承担的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如果不能提出证据或者提出了证据但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该种证明责任不仅在实体法律争议事项中存在，在程序性法律争议事项中同样存在。证
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域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问题上一般是由检控方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而被告人一方一般承担的是说明责任。主要考虑是：（1）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2）控方本身所负有的对供述自愿性的举证责任。同样，在我国，考虑到（1）被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一般都处于被强制措施状态，举证能力受到相当大的限制。（2）我国律师在审前阶段对诉讼的介入相当有限，律师也无在场权；（3）审前羁押机构目前并不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而是直接隶属于公安系统之下的羁押机构。若将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赋予被告人只会让被告人陷于无法证明的境地。因此，刑讯逼供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为：被告人应当承担刑讯逼供事实的初步证明责任，比如说身上的伤痕、初步事实等，而控诉方则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即针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初步事实证明其并非刑讯逼供所致的责任。至于刑讯逼供的证明标准，在英美法系中存在?优势证据?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高的证明标准往往能有效地制约检控方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而在中国，对于审查刑讯逼供的证明标准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在认定上完全取决于审判法官的自由裁量。在刘涌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裁决刘涌所提出的刑讯逼供主张为控方证明推翻时，其主要依据的事实是：（1）公诉人出示的参与刘涌一案的预审、监管、看守人员的证言证明；（2）辽宁省人民政府依法指定的鉴定医院沈阳市公安医院所出示的有关刘涌无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明。同时对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证据效力予以否定性评价，如针对刘涌的辩护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明公安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认为，辩护人取证形式不符合有关法规，其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不予采信。学者对此评价：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种低于确定无疑标准的证明标准，这样的标准对于被告人来说非常不利，使得排除对其不利的非法证据的障碍大大降低了。关于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现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并不在于排除不可靠的证据，而在于防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它被认为是属于证据能力的规则而非证明力的规则。但该规则在我国存在立法技术层面、价值观念层面、司法制度层面等层面上的障碍。如在价值观念层面，司法人员的观念中片面追求实体真实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在他们看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一项制度，因为做出这种裁断非但不能引起积极的评价，反而可能在诉讼中因为证据不足而产生无法定案或者放纵罪犯的结果，对审判工作造成重大压力。例如，司法系统内评价审理工作人员绩效的主要标准是工作量以及正确率，而正确率的衡量尺度则以有无改判为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实体真实的认定而非对程序公正的把握。在司法制度层面，我国的司法体制中，法院完全没有制约侦查权的能力，不是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侦查权的控制基本上都是通过司法权来实现的，即法院可以制约侦查权行使，如司法令状原则要求警察的重大侦查行为，必须取得法院的授权；司法审查原则要求强制性侦查措施合法性的审查，应当由法院进行，我国法院仅是继侦查、起诉之后的审判?工序?的接任者。且法院是否有能力担当得起
审查侦查行为合法的重大职责，尚有疑问。因此，在价值观念层面，应弘扬程序正义观念；在立法层面，除了明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性规则（详见《规定》），以及司法救济（即审判机关消极或不公正对待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后果。）；在司法制度层面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相关的司法制度的配套——首先，加强对侦查权行使的控制机制，如在讯问中建立和完善侦查机关的规范化和侦查程序的规范化，前者表现为侦查机关和羁押机关实现真正的组织分离；其次，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再次，应加强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控制权，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现有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模式以及彼此地位态势，有必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去转换，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新构造应当是我们的目标。只有建立了司法机关的优越地位，建立了司法令状或者司法审查的机制，法院才能在排除非法证据上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作出中立的裁判。要真正实现非法证据排除的效果，还需要有陪审团制度或者预审法官制度的配套。——顾永忠.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7，276-283。
案例分析： 云南杜培武案：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这桩残忍的凶杀案震惊全省，缉拿疑犯成为警方的重点任务。昆明市公安局组建了专案组，当时的刑侦支队副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奉命具体负责侦破工作。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杜从此开始了他噩梦般的日子。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警员杜培武被拘留后，在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1999年2月5日，根据警方的侦查结果和检察院的指控，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判决下达后，杜培武大呼冤枉，在向高级法院上诉时提出，他是被刑讯逼供才违心承认杀人的。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鉴于“杜案”扑朔迷离，案情中疑点难释，遂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当年11月12日，杜培武被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枪杀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杀人魔王”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轻伤。检察官认为，宁、秦二人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杜培武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造成错案，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请求法院依法惩处。 分析： 米兰达规则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强调了政府执法所要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约束执法者。米兰达规则对刑事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宪行天下：2010十大宪法事例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十大宪法事例评选结果：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赵作海案、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被责令解散事件、北京市变更部分行政区划事件、李国喜工作室被撤销事件、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全裸”财政事件、陕西省国土厅协调会否决法院判决、王鹏举报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事拘留案、谢朝平出版作品被逮捕案、首例艾滋病教师就业歧视案。一个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宪法个案，映射着经济社会现实，标记着社会矛盾焦点，敲击着民主法治进程。本刊特邀请10位法学家，逐一对此作出点评。 1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截访事件 事件回放：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悄然做大。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公司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限制上访者的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向上访者施暴。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已被刑拘。 宪法聚焦：公民申诉权的保护恶性上访的界定与处理保安公司的性质与权利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副教授 这个案件应当说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案件。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事实就是，委托合同的存在，即地方政府和保安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案件最恶劣的地方。 造成这种恶劣的，是制度性的问题。第一，我们基本的考评机制出现了问题，即追求“零上访”，坚决否定越级上访。追求“零上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一种否定。第二，地方政府委托安元鼎公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给他们钱，这种“维稳费”也是一个制度性的错误，这是公权的滥用或者公权的私用。我认为，只有真正建立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2赵作海案
赵作海案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2010年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引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案件简介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 审判长宣布无罪释放，赵作海失声痛哭。 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农历9月29日)夜里，其对赵作海到杜某某家比较生气，就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案件缘由 村民们称赵作海的冤案都是“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而这个女人名叫“甘小花”（化名）。 10多年前，甘小花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长年在外打工，甘小花带着3个小孩过日子。村里的“强人”赵作海和村里的老光棍赵振晌同时喜欢上了她，而且好像都“有一腿”。 赵作海和赵振晌原本是从小玩到大的老伙计，还经常一起外出打工。可是由于经济纠纷，两个老伙计此时早已反目成仇。赵振晌一直认为，赵作海曾经黑过他一笔在延安打工的工钱1800元。赵振晌多次找赵作海要债，但却遭到“强人”拒绝。 1997年10月，赵振晌察觉赵作海与甘小花好上后，于是在10月30日的深夜，赵振晌将赵作海和甘小花捉奸在床，并操起菜刀朝赵作海脑袋砍了下去。以为杀了人的赵振晌连夜出逃，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活。赵振晌失踪后，被他砍伤的赵作海便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案件人物 赵作海的前妻赵小齐现在生活在这里。赵小齐说，她改嫁后已将与赵作海生的4个小孩3个送人。目前，一个女儿已抚养成人，并已成家生子。赵小齐改嫁后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还在上中学。赵小齐说，赵作海的女儿和女婿在六庄村开了家小卖部。赵的女儿说，父亲准备提出国家赔偿100万元，目前已有湖南来的律师找到他们，愿意免费为赵作海打官司。 赵振晌和赵作海是前后院的邻居，关系不错，两人曾一块到陕西延安打工三年。后来，因为赵作海私吞他的1000多元工钱，两人关系恶化，加上两人同与杜某某有私情而结怨。1997年10月30日深夜，赵振裳发现赵作海在杜某某家过夜后，回家拿来菜刀，趁赵作海熟睡，对赵作海头上砍了一刀，然后将凶器扔在村东小庙后的路边，身揣400元钱和身份证，骑着三轮车，带着被子，逃离了家乡。 这些年，赵振裳去过安徽、陕西、湖南等地，但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周边100公里的地区活动，其中在仅在太康县就生活了六七年。13年来，他以捡破烂为生。这些年，他一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换二代身份证。 他的一代身份证曾经用过两次。一次是1999年，他在郸城县住旅店时，被郸城县南丰镇派出所查过。另一次是2003年“非典”期间，他作为流动人口，被鄢陵县马栏镇派出所查过。但公安机关都未发现他是一名已经“死亡”的人。 5月4日，按照监狱的会见管理规定，赵作海的叔叔、姐姐来到河南省第一监狱，告诉他赵振裳“复活”的事。听完以后，赵作海先是沉默了好一段时间，随后失声痛哭。 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说：情况正相反，应该赵振裳去服刑才对。
近年来法理学的重点与热点问题 1. 规范法理学的基本问题 （1）法的概念问题包括特征问题，传统意义上对什么是法有过很多的描述，我国从国法的角度理解的比较的多。还有法的特征也是频繁的在考。多选题考察的比较的多。 （2）法的要素问题，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的概念等这些基本的要素，常考点就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关系。这里涉及一个理论问题，法律规则的内涵到底范围有多大，和法律原则的界限在哪里，法律规则内涵的合理性等法理问题的研究。一般在论述题中体现的比较的明显。 （3）法律体系的问题，法律体系既可以小考也可以大考，大考就会问你在我国现有的法制体制下如何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等，讲依法治国也好，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好，都是要有法可依，这个“法”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这种题型不乏会出答题的可能性的。 （4）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个是法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譬如今年的第七论述）。 （5）法的效力问题，法律渊源（从判例为主题来论述判例制度的作用，我国现在越来越关注判例问题，例如，许霆案、醉驾案等都会为其他法院所借鉴），法律效力等级体系等问题。（譬如说，法为什么有效力？一般可以从规范效力、实施效力、心理效力、社会效力等角度去分析，单就规范效力角度而言，法的效力来源于宪法的规定） （6）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问题。法律责任问题涉及的案例也是很多的，因为违法、违约而导致要承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没什么质疑的，但是民法中有特殊的侵权责任，譬如说，某甲的狗把乙给咬伤了，某甲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是法律责任的问题。至于法律制裁问题，我国的法律制裁大致可以分为宪法制裁、民法制裁、行政法制裁、刑法制裁等。就拿刑法制裁来说吧，我国刑法规定的制裁方式非常的多，最严厉的就是对生命的剥夺，而且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的死刑很多，这就遇到一个问题，与人权的结合问题，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在质疑我国是否在保障人权，这就涉及到死刑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 2.价值法理学的基本问题 重点理解法的正义性价值问题： （1）立法听证的考察，譬如，个人所得税的提高问题的听证，就牵涉立法正义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评判立法正义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符合立法的民主原则？是否符合立法的科学的原则？是否符合宪法原则（规范正义的原则）？
例：杜培武案件（刑事诉讼的特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杜培武原为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在一辆微型车上。被害人之一王晓湘的丈夫民警杜培武被疑系杀警凶手而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最后一无所获。6月2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杜培武遂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而被戴上了脚镣，经受了双手被铐起悬空吊在铁门上以及被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脚趾和手指等刑讯逼供手段。杜培武被迫“供述杀人的罪行”。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庭上杜培武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1999年1月1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经查明，“二王”系犯罪嫌疑人杨天勇等人所杀。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已构成轻伤。（《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顾永忠主编：《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第276-283页。）分析：本案的程序问题：1、本案中侦查机关采用了很多先进的侦查手段，引入了科学证据，诸如“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等微量物证的同一认定、CPS心理测试、警犬气味识别鉴定等。——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2、刑讯逼供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3、审判长的“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无罪辩护与举证责任问题。 1、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本案冤错的因素还涉及到警方技术问题，确证偏见渗入技术领域，后果将是严重的。由于传统和审判制度的原因，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国律师会象西方律师那样和警方进行技术质证。本案辩护方的质疑证据没有被理会。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抉择 ——对“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分析 摘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两个重要价值诉求。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原因在于美国注重程序公正，佘祥林被冤枉的原因在于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强调程序优先会使放纵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提高，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实体优先不必然实现实体公正，甚至易导致冤假错案，结果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可能得不到实现。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两难抉择中，程序公正第一、实体公正第二的司法理念理应被我国采纳。 重读“佘祥林案”，仍不禁令人头皮发麻。1994 年1 月20日，湖北省京山县居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4 月11 日，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这具女尸体貌特征与张在玉相符，当地公安机关遂将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最终，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 年有期徒刑。2005 年3 月28 日，佘祥林被羁押11 年之后“，被害人”张在玉从外地回到了家乡，佘祥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佘祥林案”之荒诞，令人以为是在读志异小说。震惊全 美的“辛普森案”则展示了与“佘祥林案”截然相反的一种司法理念。1994 年的那场历时474 天的“世纪审判”中，在控方“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只因为警方取证时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和证人的种族歧视嫌疑等问题，涉嫌杀死前妻的辛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一个是没有杀妻的无辜者，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含冤入狱；一个是被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杀死前妻的“凶手”，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却被无罪释放。这两起在形式上富有相似性但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案件，凸显了诉讼价值诉求中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抉择的艰难。 一、不同价值诉求的法理基础：重程序与重实体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两个重要的诉讼价值，均以实现正义为目标，但程序公正注重的是审理过程的公正性，而实体公正注重的是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二者的抉择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往往显得十分艰难。“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正是这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典型案例。先看美国的“辛普森案”。此案的证据可谓“铁证如山”：辛普森在凶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在犯罪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后收集到的皮手套上的血迹，经DNA 检测，证实是辛普森和两名受害者血迹的混合物；在辛普森卧室发现的一双袜子上的血迹被鉴定属于受害人；辛普森左手中指有明显受伤的痕迹，他本人关于受伤原因的解释前后不一且被证明有假；辛普森驾驶的悍马汽车车门把手及座位上有受害人的血迹等等。但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辩护团抓住了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瑕疵等问题，最终使陪审团一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定：（1）警方涉嫌在未取得法官颁发的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辛普森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在案发现场收集血样的警官未依照办案规程将血样直接送交鉴定部门，而是带着血样搜查辛普森住宅后才去送检；（3）负责侦查“辛普森案”的警官富尔曼出庭作证时，否认自己使用过“黑鬼”之类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但一盒录音带证明他向法庭撒了谎；（4）那副带有血迹的手套，辛普森当庭试戴时因太小而戴不上；（5）辛普森行使了沉默权，控方不能从辛普森本人那里得到有利供词。为什么在控方拥有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辛普森最终被宣告无罪呢？原因在于美国强调正当程序，也就是程序优先。美国学者对正当程序标准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内核基本上是确定的：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和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公权力的实体限制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正当程序理论出发，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广泛的对抗司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如“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等等；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则有义务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义务将判决建立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在美国
赵作海案简介与分析 ---8栋408寝室 杨岳城严翔汤进旷良勇熊超峰刘亮简介： ——>1、1998年2月15日 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 ——>2、1999年5月8日 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 ——>3、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 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 ——>4、2002年10月22日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2002年12月5日
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6、2010年4月30日 赵振晌回到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7、2010年 5月5日 省法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8、2010年5月7日下午 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 ——>9、2010年5月8日下午 省法院召开审委会，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一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审委会决定：一、撤销省法院（2003）豫法刑一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二、省法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813642720.html, 司法程序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其防范 作者：夏里斯淇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04期 摘要：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缺陷，所以“冤假错案”的发生无法绝对避免。从陈国清案入手，分析了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政策层面、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包括“严打”政策、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等。为防范冤假错案，需要改变“命案必究”的思维，改变口供定案，避免留有余地的判决。 关键词：冤假错案;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 中图分类号：D9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9311/https://www.doczj.com/doc/8813642720.html,ki.1672-3198.2020.04.067 近年来，聂树斌案、杜培武案等数起被广泛关注的冤假错案被纠正，从大量的冤假错案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部分司法机关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职能。如何从这些冤假错案中吸取经验教训，解决问题，避免类似冤假错案的产生，是我们的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从对陈国清案的分析入手，旨在发现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1 案件引入 1.1 案件经过 1994年河北省承德市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致死案，案件调查后陈国清、何国强、 杨士亮、朱彦强等四人先后被捕，经十年反复审讯，河北高院于2004年3月26日以抢劫罪终审判处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强无期徒刑。但迄今为止，四人一直声称自己无罪。 1.2 案件存在的疑问点 （1）荒诞离奇的破案经过。案件发生后，承德警方仅因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便认定陈国清是犯罪嫌疑人。（2）口供为王的薄弱证据。该案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物证，始终靠口供支撑全案。（3）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该案调查中，有多名证人能证明其四人无作案时间，但警方始终徇私枉法。（4）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陈国清等人始终在审讯过程中受到刑讯逼供，最终被逼认罪，无中生有。（5）绝处逢生的真凶线索。曾有人举报杀人真凶为其他人，但警方始终选择充耳不闻，选择掩盖自己出现冤假错案的事实。
当代中国十大冤案汇总表 序号蒙冤人被冤事情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情况平反原因 1 滕兴善，河南省麻 阳县高村镇屠夫将旅馆服务员石 小荣杀害并碎尸 麻阳县公安 局 怀化市检 察院 湖南省高 级法院 1989年1月 28日被枪决 1993年石小荣突 然回到老家。 2 徐计彬，邯郸市舟 曲县民办教师1992年在邻居尚 某家中将其强奸 舟曲县公安 局 舟曲县检 察院 邯郸市中 级法院 判刑8年， 刑满释放 出狱后自己查明强 奸遗留精液与自己 血型不合。 3 聂树斌，鹿泉市综 合职业技校校办厂工 人奸杀石家庄市液压 件厂女工康菊花 石家庄公安 局桥西分局 石家庄市 检察院 河北省高 级法院 1995年4月 27日被枪决 2014年真凶王书 金被确认 4 呼格吉勒图，呼和 浩特市毛纺厂职工在公厕内奸杀饭 店服务员杨焕枝 呼和浩特新 城公安分局 呼和浩特 市检察院 内蒙古高 级法院 1996 年6月 10日被枪决 2005年真凶赵志 红落网 5 胥敬祥，河南周口 市杨湖口乡闫胥 庄村民在鹿邑县杨湖口 乡组织多起盗 窃、抢劫案 鹿邑县公安 局 鹿邑县检 察院 周口市中 级法院 被关押13年该案预审员李传 贵被调查
6 佘祥林，湖北省京 山县雁门口镇居民杀害患有精神病 的妻子张在玉 京山县公安 局 京山县检 察院 荆门市中 级法院 被关押11年张在玉突然回到 京山县 7 赵作海，商丘市柘 城县老王集乡农民杀害同村村民赵 振晌 柘城县公安 局 商丘市检 察院 河南省高 级法院 被判死缓， 被关押11年 2010年赵振晌突 然回到村里 8 杨宗发，六盘水工 务段退休职工和长女杨显芬、 女婿谢华杀害母 亲张华秀 六盘水市钟 山区公安局 六盘水钟 山区检院 六盘水市 中级法院 被关押9年次女偶遇张华秀 死亡时的证人朱 于新 9 杜培武，昆明市公 安局戒毒所警察枪杀警察老婆王 晓湘与公安局副 局长长王俊波 昆明市公安 局直属分局 昆明市检 察院 云南省高 级法院 被判死缓， 关押12年 真凶杨天勇在另 一案件中落网 10 李久明，监狱二级 警督入室刺伤宋淑丽 夫妇（都是警察） 唐山市公安 局南堡分局 唐山市检 察院 唐山市中 级法院 判死缓，关 押两年半 真凶蔡明新在另 一案件中落网
赵作海案件引起的思考 在课堂的教学活动中，司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备受国人关注的赵作海冤案在新闻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看完了视频，我心中也有千头万绪的思考。这样的案件的再一次发生，明显地会使我们心中的阳光地带又蒙上厚重的阴影。作为政法系的学生，我们对法制社会充满憧憬的过程中，目睹又一桩公民权利被严重损害的案件，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赵作海冤案是因失踪11年的赵振棠“死人复活”现身村里而浮出水面，此时的赵作海已蹲监狱11年才因祸得福而升冤，不仅洗刷了罪名，从获新生，无罪释放，而且还得到了国家赔偿65万元。这不是天方夜潭里的神话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在中国接二连三的发生 赵作海案的案件的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公然违反司法准则和办案原则，践踏人权，蔑视法制，通过刑讯逼供非法地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办案人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到了非法的证据，移送检察院起诉，检察院看到了案件中的问题，多次退查，如果这一阶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重视，也还可以避免冤案的发生，可案件最后却由政法委来拍板，把不该起诉的案件起诉到了法院。这种行政干预执法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是我们追求法治进程中的悲哀。由于证据不足，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拒绝再次接卷，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而所谓的的DNA鉴定更是荒唐至极。在严刑逼打下，受害人赵作海的心里已经负重太多，无力承受，说话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可是办案人员却“秉公执法”，造成了如此惨剧。 赵作海一案，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赵作海案件中"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而赵案中在基本证据不足证实犯罪事实的条件下被提起公诉，被认定有罪显然没有脱离“有罪推定”的影子。 其次，赵作海案件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没有体现。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无论作为公诉方的公诉人，还是作为被告方的被告人均不例外。它们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理应平等。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现代法治原则。法官实际上不是根据法律，更像是根据身份来定罪量刑。 其三，赵作海案件中“司法独立原则”没有得到体现。司法独立是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原则，其核心是法官判案不应受到外界各种力量的干预。 第四，刑讯逼供有待拷问深思。中央早就曾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为何又屡禁不止呢？这不得不值得拷问深思。不可否认，刑讯逼供在侦破案件过程中已成为“尚方宝剑”和
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 刑事错案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铸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而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于取证与推理方面，即由不当地获取和使用证据所致。这是酿成错案的关键性因素。结合本学期所学课程，我试图从几个经典错案中找出一些规律，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概言之，造成错案的原因总与确证偏见密切相关。 确证偏见主要是指对待证明观点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证据，对论证缺乏批评性的表现。 案件中的确证偏见会由许多原因造成。其中包括侦查过程中的偏见、邀功心切、成见难消、破案层级压力大等。像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机缘巧合造成犯罪嫌疑人身上具有的“疑似”点，很可能引起侦查人员逻辑上的确证偏见，因而相信犯罪嫌疑人就是真正的罪犯。 以近年来的几起错案在为例： 在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其妻张在玉精神不正常，夫妻关系不好。此时，恰好张在玉下落不明，河边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由于佘祥林平时与妻子关系不好，使得张在玉娘家人合理推测：张在玉一定是遇害了。加之，河边出现的女尸无法辨认，这些因素的巧合进一步强化了张在玉娘家人的心理：女尸一定是张在玉。张家人咬定无名女尸是张在玉，确证偏见直接误导警方对侦查方向的确定，这也是酿成冤案关键的一步。 在湖南的滕兴善冤案中，滕兴善身为屠夫，具有较高的解剖技巧，此点巧合了无名尸块解剖上的特点。加之，石小荣下落不明，滕兴善与其有暧昧关系，女尸年龄又与石小荣相符。这些诸多“疑似”集中在滕兴善身上，使得警方对滕兴善产生“合理”怀疑。特别是在警方面临巨大破案压力之下，确证偏见心理愈发增长，不会放过对任何可疑人或事得“假象”。 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身上有枪弹遗留的痕迹，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其妻王晓湘“红杏出墙”。这一系列疑点都集中在杜培武身上，一些顶级刑侦专家也认为杜培武杀人至少有90%的可能性。云南警方认定杜培武杀人，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证明了警方破案时的偏见——凶手另有其人。清代纪昀曾言：“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之外也；愈在情理之中，乃愈不能明。” 由此看来，尽管一个人身上的“疑似”再多，认定他犯罪非常符合情理，在没有得到其它证据印证之前，还是不能把他与真正罪犯划等号。而确证偏见却使人常常失去了取证与推理时的理智，以致铸成大错。 同样，证人指证时的确证偏见也会造成的错案。一个相对照的例子是，英国1889年的一个冤案——“国王诉贝克案”。一个别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曾因欺诈被判过刑。1896年发生类似系列罪案时警察逮捕了无辜的阿道夫·贝克。侦办警官与另一位证人都指证他就是约翰·史密斯，尽管贝克辩解说案发时他在南非，但他仍被定罪获刑。1904年，贝克因同样的带有偏见的指控再次被捕、被指认为史密斯并被定罪。但幸运的是法官心存疑虑，他把判决拖到下个开庭期，此期间真正的约翰·史密斯被捕并认罪，阿道夫·贝克得以昭雪。 值得肯定的是，此案过后痛定思痛后的英国人想起当改革无上诉的刑事制度。于是，1907年，英国终于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创立刑事上诉法院。 另一方面，通过这个例子，中国也应对产生冤案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善冤案错案频出的现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昆明杨天勇特大抢劫杀人团伙案的7名主犯伏法 受到广泛关注的昆明杨天勇（图中着白衣者）等7人特大杀人抢劫团伙案昨天正式审理。记者旁听了审理过程。审理原定上午8时半开庭。8时10分记者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法院内外已是一派森严气氛。所有进入者必须有旁听证并进行严格的检查。旁听人员带的公文包一律寄存。昆明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杀人抢劫团伙手段残忍，系亡命之徒，安全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经历了好几道盘查，记者终于到了法庭，法庭内气氛肃然。8时20分多，法庭内已基本坐满了旁听群众。据现场测算，旁听的各界人士大约有300名。而探头往法院大门入口处一望，还有不少人想进来。随着审判长宣布开庭，七名犯罪嫌疑人由法警押解进入了现场。旁听的人群略有紧张情绪。不过旁边也有人低声嘀咕一声：'以为是三头六臂的妖怪呢，看着还不是'。主犯杨天勇个子不高，略显老。在昆明目前市民几乎都听说过这个团伙的凶残。从1997年4 月16日至2000年5月31日期间，他们结伙作案，冒充军警值勤人员，采取暴力、欺骗手段，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和汽车，藏匿弹药，先后作案25起，共杀死19人，杀伤1人。公诉机关在宣读完公诉书后，民事的起诉状也同时宣读。受害者亲属或代理人简单陈述了受害事实并提出赔偿要求。一
位老太太哽咽着说不出话，她爱人和儿子全部死于这个团伙。一位公诉人才开始陈述，受害者的亲属--一位妇女已在旁听席上哭出了声来。记者旁边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也哭成了泪人。此后开始了法庭调查。犯罪嫌疑人被尽皆押下后再依次进入法庭。今天上午接受庭审的是柴国利，下午接受庭审的是杨天勇和肖林。对公诉机关指证的事实，三个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无异议。他们表情还基本镇定，但记者看到他们腿脚抖得厉害。当犯罪嫌疑人员在追问下陈述他们作案时残忍杀人的一桩桩案例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惊讶和憎恶的嘘声。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从犯罪嫌疑人住处获得的各类枪支弹药，并出示了犯罪嫌疑人肢解人体的现场情景，令人发指。整个调查程序一丝不苟。犯罪嫌疑人请的律师不时提问。一次公诉机关要出示某方面内容时，审判长又让公诉人员陈述了理由才得以进行。据此前透露，云南省明确将严格依法办事，严惩凶手，办成铁案。下午法庭调查从1时半开始，直到下午6时一刻结束，庭审进行得比较顺利。按安排，审理将进行三天，持续至10月20日。从法院走出后打上一辆'的士'。'的士'司机也知道法院正在审理这个大案，司机说：'这将消除春城的一大公害。'（新华网 10月19日）深度报道：杨天勇特大杀人劫车案公审东方网11月3日消息：他们作案23起，杀死19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灭绝人性。继张君特大杀
看赵作海案后的感想 案件回顾： 1999年5月8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发现一具无头、膝盖以下部分缺失的男性尸体。柘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认为死者是该村1997年失踪的村民赵振晌，并认定赵作海为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下，赵作海在公安机关做了9次有罪供述，最后被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2010年5月10日晚7时，赵作海终于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之后，赵作海释放日被定为河南全省法院“警示日”。 感想： 赵作海在长达11年的非法监禁中，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创造财富、享受生活的机会，也因错判让他背负了杀人犯的恶名，使其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其四个子女因为没钱上学成为文盲，可以说祸及三代。错案对他本人和亲属造成的损失和精神痛苦是难以弥补和无法估价的。这个案件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因为，赵作海一案并不仅仅与赵作海一家相关，它事关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幸福感、安全感与尊严感。 首先，我认识到了无罪推定的重要性，虽然“无罪推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原则，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刑事审判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有罪推定”，比方说在很多刑事法庭在中间位置有一个囚笼，被告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和公诉人并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实质上还是被当作犯罪的人来对待。再看本案，检察机关提供的案卷中，赵作海9次供述自己杀人，所以法官就认为赵作海杀人无疑，赵作海的翻供及辩护人的无罪辩护，都被认为属于狡辩，不予理睬，这就是有罪推定的恶果。 其次，我认为，命案必破的观念应当废除，因为这常常导致公检法人员结案心切。为了实现命案必破，公安局有破案率，检察院有起诉率，法院有审结率，命案一发生，这几个率一个追一个，公检法上下级相互催促，相互施压，疑犯不招就来点“硬的”，证据不全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凡是大要案发生后能够顺利破获，有关人员不是立功就是受奖，如果破不了案就不好向上级交待。就这样，赵作海就被定为有罪了。 再次，我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将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警方刑讯逼供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这将促使其改变原先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并以其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这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有利于避免赵作海悲剧的重演。 另外，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也是十分关键的。1996、1997年，全国人大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重要修订。修订后的两部刑事基本法，除了对追究犯罪、惩治犯罪的机制予以完善外，还把人权保障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但是我们的办案人员对这些原则恐怕是毫无了解，部分办案人员甚至与法盲无异，赵作海一案是在《刑诉法》和《刑法》修订之后发生的，该案的办案人员却坚信不疑地认定赵作海就是杀人凶手，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而法检两院在证据不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然将之起诉并宣判，这不是典型的疑罪从有又是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说，赵作海无论拿到多少赔偿或补偿，都不足以弥补他们一家子所受到的侵犯与伤害，赔多少钱只是一种形式，赔多少都挽不回国家机器无辜碾压公民人权的暴戾。而且，我要说，这些款项表面上由国家机关拿出，事实上却是公职人员犯错，纳税人买单，
xxxx案 (2010-03-18 20:35:15)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俊波（男）双双被人枪杀，而后王晓湘及王俊波（以下称“二王”）两人的尸体，被弃置于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前人行道上王俊波当天所驾驶的牌号为“云OA0455”的警车内。 案发后，警方以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王晓湘丈夫杜培武因对“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怀恨在心、涉嫌骗取王俊波佩带手枪（枪号，七七式）将“二王”杀害为由，将杜拘押。 1998年7月2日，杜培武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批准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昆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书》宣判“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杜培武及其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以及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杜培武无罪。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为由，于 1999年10月20日以〔1999〕云高刑一终字第295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后，杜培武被投人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据知情人讲，从昆明市中级法院 1999年2月5日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到同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死缓的8个月间，杜培武一听到看守所铁门“当”作响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以为每一次的铁门响声，都可能是押他上刑场的最后时刻。 “二王”被杀后，在当地影响极大。因为，第一，被杀者是两名公安民警；第二，凶器系王俊波佩枪；第三，连杀2人；第四，弃尸于警用车中。因此案件引起了云南省、昆明市党政领导及公、检、法的震惊和重视。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此恶性特大杀人案势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办案人员压力之大
一、案情回放。 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 1987年，李久明经人介绍和刘涛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几年后， 另一个女人唐小萍出现在李久明的面前。接下来，李久明毫无悬念地出了轨。不久，唐小萍就要求李久明和妻子离婚，和自己结婚，李久明一口回绝了。但唐小萍不断在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李久明。 在李久明正和唐小萍闹矛盾的时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丽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伤。唐小萍得到消息后急了，首先想到的是打手机给李久明。听唐小萍说了大致情形，多年在监狱从事政治工作的李久明警觉起来：“呆会儿警察来了，你可别乱说，千万别把咱俩的关系说出来。”唐小萍回答得很干脆：“晚了，警察已经来了，我已经把咱俩的事都说了。” 当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故意杀人。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办案人员的大力审讯下，李久明“供认”了杀人事实。 2002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 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久明提起公诉。 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久 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102976．58元。宣判后，李久明提出上诉。 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4年7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流窜大半个中 国实施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的蔡明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蔡明新表示认罪伏法。就在执行死刑的前夕，蔡明新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2002年7月12日，他曾窜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冀东监狱家属院友爱楼6号楼309室盗窃并杀人后成功脱逃。随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案做出重要批示。 2004年9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到温州调查此案。 2004年9月17日，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赴温州查证蔡明新供述情况的真实性；赴唐山调查对李久明刑讯逼供相关情况。
由赵作海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摘要：赵作海冤案的披露，再度使得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在民众心中降至最低点。冤案的发生不可能是单一原因形成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有罪推定、司法不独立、片面追求破案效率以及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不力等，都是导致冤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本人在全面审视冤案主要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几项对策，进一步加强程序立法，完善司法体制，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冤案成因对策程序正义司法公正 一、赵作海冤案案情简介：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服刑11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河南省高院召开审委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随后赵作海领取了65万元国家赔偿。事后围绕赔偿金尽管引起一些争议，但本案基本尘埃落定。 二、审视冤案发生的主要成因。 一个冤案的形成，不可能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主客观原因综合的产物。我认为冤案的发生，既有刑事诉讼程序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刑事司法与执法方面的原因，既有价值理念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如果不完善我国司法体制，转变司法理念，提高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今后还会发生类似的冤案。 1.刑事司法程序方面的原因 〔1〕刑讯逼供，重口供而轻证据。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也是导致案件误判的最重要原因。赵作海冤案之所以酿成，首先与案发当地侦查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有关。据赵作海本人与其前妻及其他相关人反应，赵作海在公安机关受到了公安人员严重的刑讯逼供，向警方作了9次“有罪供述”。[1]另外，商丘市检察院在找不到作案凶器，甚至连死尸身份都未确定的情况下即对赵作海提起公诉，商丘市中院同样在关键证人没有出庭，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做出了有罪判决。从此可见，这两个司法机关都缺乏证据意识，办案重口供而轻证据，这也是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摘要】刑事诉讼缺乏辩护律师的积极参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法治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制度性建议。 【关键词】刑事辩护；人权保障；制度改革；刑事审判前程序 长期以来，由于“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价值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律师在辩护特别是无罪辩护中经常遇到一些不应有的障碍，有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主要表现就是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及执法中人为的因素，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 （一）审前阶段律师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1．接受委托难 聘请律师，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自己申请，可是犯罪嫌疑人普遍不懂法，无疑不利于辩护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6条规定侦查机关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的义务，但是对侦查机关告知、传达该项权利的义务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即使犯罪嫌疑人知道，如果其家属没有主动为其聘请律师，犯罪嫌疑人如果想聘请律师，往往只能通过给家属寄信的方式告知，耗时长、可靠性差，使委托难上加难。 2．会见难 六部委《规定》虽然对安排律师会见时间规定得很明确：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在实践中很难落实。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或拖延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比如“涉及国家秘密”、“有碍侦查”、“办案人员不在”、“需要领导批准”、“办案人员太忙没时间”等或者干脆不说明任何理由，在这些情况下律师要达到会见当事人的目的，就不得不依据法律据理力争，或者采取向侦查机关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方式。 3．侦查阶段会见不准涉及案情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据个别律师反映，“陪同”会见有的侦查人员总是交待“不要涉及案情”。“涉及案情”成了一大禁区。 4．阅卷难 实践中，有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时，把次要证据作为主要证据，主要证据藏而不露，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到庭审时才打出来，使律师措手不及，处于被动地位；有的只移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主要证据，而把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主要证据，藏而不送，律师在庭前、庭上根本无法看到；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借口经济困难，只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而不移送证据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