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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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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引言

一、相关概念与界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学术界不同学科领域曾对“文化”下过百数十种甚至更多的定义:

1人类文化学:文化是一种行为的范式,它不仅是行为的产物,而且是今后行为创造的要素和条件。这种范式分为“明示的文化”和“隐示的文化”两种。

2哲学: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下,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民族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的共同的东西,是民族精神的结晶,近乎民族性。文化可分为“表层的和深层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广义的和狭义的”。

3历史学: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从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成就的总和。文化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

4文化的属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属性,此外,文化还具有隔离机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传播性等属性。

二、文化交流的接受、排斥与变异

1本土主体文化:一个社会若政治健康、经济发达、文化活跃,对外往往表现出自信、开放、改革进取的心态,易于接受异文化;反之,就排斥。

2外来客体文化:外来文化的效用、与本土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的大小,即是否适应,是主要的影响原因。即效用性和适应性。

3文化交流引起的变异:两种文化相遇后,无论是主动接受还是消极拒斥,都会发生交流、影响和交融,从而促使原有的文化体系产生新的文化要素,引起文化总体结构和整体面貌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异。

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四种:

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乐舞团体等;贸易往来,即朝贡和个人贸易;宗教传播;战争与掠夺。

第二讲两汉丝绸之路

一、张骞凿空

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因:

公元前139年到公元前127年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出使的原因是解决匈奴之患。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匈奴打仗,一般都用骑兵,就需要中原不产的马匹。张骞通过第一次出使见闻,呈报汉武帝说,“乌孙的马匹最好。”并且提议不妨与乌孙建立外交关系,用丝绸和乌孙的马做交易,为下一次进攻匈奴储备物质基础。于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为了得到乌孙的马,公元前119年到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去,因西域已大都在汉朝的控制之下,所以非常顺利,三四年间,张骞又在西域转了一圈,这一圈就更加巩固了汉朝对西域国家的领属关系,这就形成了后来《汉书》里面写的由西域都护所统辖的西域三十六国。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路线:这条逾7000公里长的道路,如上图所示,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行,过于阗(现和田)、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印度)。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现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经库尔勒、库车,出疏勒(现喀什),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

丝绸之路上的相互往来:

商品交流——丝绸、瓷器的输出;瓜果蔬菜的传入;其他物品的输出和输入。

文化交流——中原技术的西传;西域歌舞的传入。

宗教思想交流——通过这条丝绸之路,印度的佛教,中亚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都得以传入中原,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体系。

(二)西域三十六国

大西域:即广义的西域,是指通过葱岭(今帕米尔山结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所能达到的广大地区,涵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乃至东欧、希腊罗马、北非等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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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域:即狭义的西域,是指葱岭以东的地区,涵括今天我国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河西四郡:河西四郡就是出长安向西行,在河套以西,汉政府设立的四个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河西四郡就是所谓的河西走廊。 西域三十六国:由于两次通西域,打匈奴,阳关,玉门关之西,帕米尔高原上以东(葱岭以东)的地区也被中原政权控制了。这片区域就是历史上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因为西域三十六国都在葱岭以东,所以它们属于小西域范围内。西域是三十六国,但并非同一时期的三十六国,有的存在的时间短,有的存在的时间长,有的分合不断,它们被通称为三十六国。

《史记》中西域三十六国的名称:乌孙 龟兹 焉耆 于阗 若羌 楼兰 且末 小宛 戎卢 纡弥 渠勒 皮山 西夜 蒲犁 依耐 疏勒 莎车 尉头 温宿 尉犁 姑墨 卑陆 乌贪訾 卑陆后国 单桓 蒲类 蒲类后国 西且弥 东且弥 劫国 狐胡 山国 车师前国 车师后国 车师尉都国 车师后城国

西域三十六国,所谓国是他们独立的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实际是受汉王朝管辖的。管辖表现在:

a. 这些王国的国王有的时候要受西汉皇帝册封;

b. 皇帝会往每个小国派出中央军队,象征性地外驻在那里;

c. 有时,在皇帝顾得着的时候还会派一些屯兵在那里屯田、开垦。 所以,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它们都受汉朝政府的控制。

第三讲 中国史籍中的西域形象

一、《史记》中的西域诸国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西域诸国的地理、风俗、特产等。

按照张骞出使西域所经过之国与所耳闻之国,可以分为:亲历之国: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耳闻之国:乌孙、奄蔡、安息、条枝、黎轩、身毒等。

按照各国的生产生活特点,可以分为:土著国:大宛、大夏、安息、条枝、黎轩、身毒; 游牧国(随畜移徙):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

其中: 匈奴最强,乌孙也曾经强大,不臣服于匈奴;大月氏虽然败给了匈奴,但又打败了大夏;乌孙、大夏、大宛皆因为汉朝的强大,而与汉朝交通,汉得乌孙马,称为“天马”,后得到大宛汗血马,因为此马更好,所以将大宛汗血马称为“天马”,而乌孙马改称为“西极”。正如《史记·外国传》中所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

司马迁记载西域的特点:

A. 客观记载,所闻与所见分开记载。

B. 语言生动、准确,抓住西域各国的生产特点及民族性格特色。

C. 平等的心态,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可见当时还没有形成“中华中心主义”观念。

二、两汉书中的西域记载

《汉书》中关于西域的记载:

《汉书·西域传》在资料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相关部分,所以《汉书》 的西域记载,基本上没有超出《史记·大宛列传》的资料范围。

《后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载: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东汉时代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有三件事很重要:a. 班超再通西域,并出任西域都护府 ,经营西域;b. 班超派使者甘英出使大秦;c. 大秦使臣朝汉。

三、古文献中的大秦国

大秦即古罗马。

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中国古文献第一次有了对大秦国比较详细的记载,选读如下:大秦有类中国,大秦多宝、欲通使于汉。

另外,在《三国志·魏书》中引《魏略·西戎传》,《晋书·四夷传》、《洛阳伽蓝记》等古籍中,也都有对大秦的比较详细的记载。

从大秦到拂菻: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或称拜占廷帝国)继承地中海文明传统,建都在君士坦丁堡。此地希腊人称之为斯丹波或波,Bolin 。阿拉伯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在唐、宋中国典籍中,称之为叫“拂菻”。“拂菻”是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其最早出现在《隋书》里,《大唐西域记》有“拂菻国”卷。此外,中国文献还有将罗马国称为“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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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普岚”、“伏卢尼”的。

四、前三史对西域记载的特点

从《史记》到《汉书》《后汉书》,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所记载的西域形象有以下特点:

1. 记载客观,语言准确生动,把所闻与所见分开记载。

2. 对于西方国家的介绍,按生产生活方式,分为土著(大宛、大夏、安息、条支、大秦和身毒)与行国(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两类,介绍其物产经济、城郭属国、军事实力和制度交通等。(这里的土著和行国是根据司马迁里面说法。)

3,经过《后汉书》对西域诸国的补充记载,可以看到,从公元前2世纪到东汉末期的3世纪,这500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不断丰富起来。

4.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域外民族和国家,尚没有大汉族主义文化心理,是用平等的心态来记载和评论他们的。

第四讲 古希腊罗马的中国认识

一、支那与古代外国人的中国认识

“支那”最早见于波斯 及印度的古籍记载。

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东北边疆与葱岭以西塞人游牧区接壤。根据波斯古文献记载,在它的东边有一文明古国,叫“支尼”。

印度人在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里,最早称中国为“支那”。

季羡林的考证: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治国安邦术》中,有“C īnapatt ā”一词,季羡林认为这个词的意义是“中国成捆的丝”。所以,波斯的“支尼”也好,印度的“支那”也好,都与中国输出到波斯或印度的丝织物有关。它们是中国丝织物之一种——“绮”的音译。“支那”也就是生产“绮”的国家。

“支那”名称的其他解释:

李约瑟、张星烺等:“支那”是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秦”的对音。

杨宪益:西汉时的西南民族“羌”的对音。

其他:中国外销商品“茶”的对音。

评价:季羡林的解释比较合适,即“支那”是中国外销商品“丝织物绮”的对音,因为它反应的时代最早,早于秦、西汉,更早于茶。外国人认识中国,始于以物质为媒介的交流,也比较合理。

二、“赛里斯”与羊毛树的传说 赛里斯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知道一种叫“赛里斯”的织物。“赛里斯”既是西方对丝织物的称呼,也是他们对生产丝织物的国家的称呼。

在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对“赛里斯”的认识有以下几点,代表了西方世界对古代中国的最早认识: 地域:赛里斯人生活在极东的地方,东面濒临大海,与印度、大夏相邻。海上交通通畅后,希腊人知道从海上也可以到达赛里斯,“过克里斯国(马来半岛)进入支国,海便到了终点。有都城叫支那,尚在内地,远处北方。” 人种高大:赛里斯人与北印度人相传身材高大,达13肘尺。(一肘尺约等于半米)

长寿:他们寿逾200岁。

外形: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嘶哑,不轻易与外人交谈。(这一形象很像是对中亚贩卖丝绸的突厥人和吐火罗人的描写。) 羊毛树的传说:

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博物志》: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中所产的羊毛闻名遐迩,他们向树木上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织布这两道工序。再贩运至罗马,由于遥远的地方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2世纪中叶,希腊地质学家波桑尼阿《希腊志》: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并不是从树皮上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甲壳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为饲养这些昆虫而建造冬暖夏凉、四季咸宜的房屋,……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小动物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找到。 4、5世纪的记载:文明与野蛮

“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赛里斯人习惯简朴,习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物产,皆以目相视,议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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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谈也。”

“野蛮、强悍,林中有野人,嗜食人。” 赛里斯形象的意义:

赛里斯形象是主体关注客体的产物,我们称之为“异域形象”;今天我们来看赛里斯的形象,不仅看它是否符合客体,还要研究主体是如何、为何塑造这样的客体形象;赛里斯形象中的一部分是真实的,来自于丝路贸易和与西亚人、中亚人接触时的实际认识;一部分是传说加想象,它固然不符合对象国的实际情况,却折射了主体自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特征,如羊毛树的传说。 三、中国丝织技术的西传

丝织技术的西传

中国丝绸的源源西运,使丝绸不仅成为亚欧各国向慕的衣料和装饰物,而且,成为西域一些强大国家如波斯、拜占廷的日常用品。这样,这些国家就不满足于输入,而渴望亲自学习和掌握养蚕和丝织技术。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不仅输出了精美的丝织品,而且传授了先进的丝织技术。

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了中国蚕公主将养蚕、缫丝的方法传于于阗的故事。有学者推测此事在公元22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更早,在公元1世纪初。

玄奘《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了中国蚕公主将蚕丝带到于阗的传说:

于阗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于是,派使臣往东国求之,东国国君“密而不赐”,并且严守关防,使蚕种无法出境。于是,于阗国国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

这样,才使中国公主将蚕种带到了于阗,使那里的人懂得了种桑养蚕。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过4世纪前的桑树。

蚕桑传到于阗后,于阗人开始只能漂渍绵纩(棉絮),渐渐地才懂得缫丝织帛,到隋唐之交的7世纪初已精于丝织。

于阗的养蚕缫丝织锦技术,又传入波斯,至少在5世纪时,波斯已拥有自己的丝织业了,但中国的丝织品一直是波斯的楷模。5、6世纪,波斯以产绫锦著名,波斯锦风行于中亚和新疆,对中国的织锦也产生了促进和改进。 波斯成为丝织国家后,对一直大量进口丝绸的拜占廷产生很大的刺激,于是,拜占廷也设法学会养蚕缫丝,以摆脱被动进口。

中国的蚕种是从新疆运到拜占廷的。

一说是印度僧人为取得拜占廷国王欢心以便传法,他们知道国王不愿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的意愿,主动提出可从新疆引进蚕种,因为他们曾在新疆生活过多年,熟悉养蚕之法。国王同意后,他们就果真回到新疆,带回蚕种,开始种桑养蚕。

一说蚕种是波斯人从新疆带到拜占廷来的。他的办法是将蚕子藏在竹杖中,然后离开中国,带到拜占廷的。因此,拜占廷在继波斯、印度之后,也能养蚕缫丝了。

丝织技术的西传路线

1中原——于阗国(2-6世纪) —波斯商人(4、5世纪)——拜占廷帝国(6-12世纪)

2中原——于阗国(2-6世纪)——(印度僧人)——拜占廷帝国(6-12世纪)

丝织工艺技术的西传

对于丝织工艺上十分重要的提花机,中国在丝路开始以前就已完成了,所以能织出那样五彩缤纷的花锦。 李约瑟认为,西方使用提花机至少晚于中国4个世纪,并且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福布斯认为:在3世纪,波斯、拜占廷、埃及、叙利亚,已开始使用简单的提花机,但直到12世纪摸才趋于完善。

因此,亚洲西部和埃及的提花技术最初是在中国丝织技术的熏陶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这种影响大约从2、3世纪到7、8世纪之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之久。

第五讲 从佛教东传看文化变异

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本章不讲佛教的教义、教规,不讲佛教发展史,而是从双边文化的视角讲讲佛教传入中国的大致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佛教用语和佛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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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相关用语

1.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

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乘,为“承载”或“道路”之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佛教教义的解释和理解。大乘佛教对原来的佛教教义有所修改、发展和创新,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注重经典学说,并以《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为主要经典。小乘佛教保持佛教原来的教义,以正统自居,以释迦牟尼为佛主,注重佛教的仪式崇拜,以《阿含经》为主要经典。

2. 三世佛

佛教认为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故有三世佛。分为两种:横三世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居左,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居中,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居右;竖三世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过去佛燃灯佛,未来佛弥勒佛。

3.佛、菩萨、罗汉

佛教中,根据修行的高低程度和觉悟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佛、菩萨、 罗汉。佛即佛陀的简称,意为觉。佛教认为,觉有三种涵义:自觉、觉他(使众生顿悟)和觉行圆满。其中,觉行圆满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佛就是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菩萨是只达到自觉和觉他两个境界,尚未达到觉行圆满,需到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寺院中常供奉的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等。 罗汉,全称阿罗汉,即自觉者,罗汉低于佛、菩萨,为第三等。

4. 三藏法师

藏,原意为放书的篓筐。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即经卷,指佛教经典,佛陀要义;律藏即条文,指修炼所需遵循的规则、律条;论藏即佛学,指对佛教经典的理论阐释和议论。三藏法师即是对精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尊称。又称三藏比丘、三藏圣师,或略称三藏。玄奘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三藏法师。尊为玄奘三藏。

5. 沙弥、沙弥尼

沙弥是未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俗称“小和尚”。沙弥尼是未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俗称“小尼姑”。沙弥和沙弥尼出家受十戒。

6. 比丘、比丘尼:

比丘是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俗称和尚。比丘尼是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俗称尼姑。比丘和比丘尼出家受具足戒。另有一种名称是“式叉摩那”,指沙弥尼成为比丘尼后前两年的称呼。

7. 居士、沙门

居士是对一切在家修佛僧人的通称。沙门是对一切出家修佛僧人的通称。

8. 舍利子:

简称舍利。原指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现将修行超众圆满的高僧圆寂后的遗留物也称为舍利子。最著名的舍利子当属1986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佛祖释迦摩尼的指骨舍利。

(二)佛寺建筑

1、寺庙本身的含义

寺本指古代衙门,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地方。如汉代的弘儒寺。庙本指祭祖的地方,民间也叫祠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渐渐用寺庙指称僧人生活、修行的场所。

2. 僧伽蓝摩

简称伽蓝。从佛教的正规说法来说,寺庙应该叫僧伽蓝摩。这是梵语的音译。北魏时有《洛阳伽蓝记》,即记载了洛阳当时寺庙、寺院的情况。

3. 寺庙、寺院的相关别称

伽蓝;佛院;佛寺;佛刹;佛庵;僧刹;僧居; 僧院;僧寺;僧庐;僧宇;僧庵;僧蓝;古刹;刹寺;宝刹;寺庵;寺庙;寺刹;寺院;寺宇;禅寺;禅院;禅刹;宝刹;香刹;玉刹;灵刹;霞刹;寺刹;金刹;梵刹;凤刹;梵宇;梵宫; 梵居;梵林;梵城;檀林;禅宇;招提;拓提;阿兰若;阿伽蓝;僧伽蓝等。

4. 精舍、支提、庵

精舍:多指建在平原上的佛教修行者的住处。支提:多指在圣者逝世或火葬之地建造的塔庙、祠堂、佛殿或祭坛,内部装饰有雕塑和壁画。随佛教的东渐而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石窟寺相融合而成为中国化的支提窟。庵:原为僧人在静僻处盖的一种很差的茅舍。现将尼姑所住之处多称‘庵’,俗称尼姑庵。 5. 浮图

原为佛教建筑的概称,后渐专指佛教建筑中的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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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朝都有修建。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建于魏文帝(452-465)时。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建于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的第三年(497),在北朝各代和隋唐都有续建。

以上这三大石窟再加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统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7.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安徽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象征愿力);

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象征德行);

浙江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象征慈悲);

山西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象征智慧)。

二、佛教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况

1、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

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创立于印度,并在印度本土得到传播和发展,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外传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一般认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即公元1世纪中叶后。汉明帝永平8年(65年),受到梦中金人的启发,派18人到天竺求佛。在大月氏遇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得佛画像和佛典,遂邀摄摩腾、竺法兰一同返归洛阳,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于68年返回洛阳。汉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而归,在洛阳东郊仿照天竺佛寺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这是中国有佛寺之始,是一般所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标志。自此之后,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广泛传播。

一般的看法认为:佛教是先传入西域,然后才进入内地的。即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佛教从印度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先传到新疆地区,而后才渐渐东传至内地。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郭沫若《中国史稿》、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等都大致持这一观点。

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和新的考古资料,说明佛教从西域传入内地的传统说法并不确当。恰恰相反,西域的佛教远较内地为晚,这种说法尚有待验证讨论。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一书主张此说,它从文献考察和考古材料上,分加论述。研究早期西域史,历来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为最可信。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时,采用的应当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报告,但其中并没提到西域有佛教之说。《汉书?西域传》可能根据最初西域都护的档案材料,但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西域佛教的记载。《后汉书》材料源于班勇,而班勇是东汉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儿子,他随父从小在西域生活,后又经略西域,经常往来于西域各国之间,对西域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书中记载天竺国时谈到佛教,而记载于阗等西域地方时并无记及。从考古材料看,在鄯善、于阗一带发现的寺院遗址及其中壁画、雕塑均不会早于3世纪。佛教传播的一个特色是佛教教义与佛教图象并重,就民间而言,往往是图象先于教义,因而佛教也称象教。可以说,佛教图象是伴随着佛教一起传入的,或者说,佛教是借助图象并以图象为开路先锋而打入尚无佛教的地方的。所以,以西域已知现存的佛教艺术包括石窟、寺院的遗存来判断佛教传入的年代,那么,西域佛教的传入不早于2、3世纪。即在2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时,西域尚无佛教流通,在此之后,佛教才渐渐发展起来,并留下大量艺术作品。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1世纪中叶后,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传播。一百多年后,即2、3世纪之交,佛教在西域也发展起来。

关于佛教东传的路线,张骞通西域后,这条往来于西方国家的商路已基本形成南北两种走法,即所谓的南北丝路。但佛教的传播不完全同于这条丝路,它是以佛教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准。佛教国家靠近哪条路,人们就习惯于从哪条路往来这些国家,就形成相应的传播路线。大致来说,佛教从东汉年间传入后,并不与《汉书》所记的南北两道完全一致,葱岭以东大致相合,葱岭以西差异就比较明显。以目前现存的佛教艺术遗迹来看,比较公认的是:佛教从北印度的犍陀罗出发,沿着这条新开的丝绸之路,缓缓东行,进入于阗地区,一路上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绿洲,向前行进时使沿途增加了大量的寺庙、洞窟和印度塔。

2、取经的重要人物

下面,我们再从对佛教传播起重要作用的高僧去西域或来中国的路线,了解佛教进入中国的大致情况。这里主要介绍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四人。

佛教在中国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到三国时代,中国人自己的佛教徒渐渐体会到了个中三昧,不再满足于零星听到的教义解说,而想亲自去西域探索佛教的真理。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朱士行因出家受戒而专心研究佛经,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经典译本删略过多,脉络不清,因而发愿寻找原本。260年,朱士行从长安西行,穿过沙漠来到于阗。在这里,他果然得到大乘经典的梵文原本,共90章60余万字,全由印度西北方言的梵文写成。当时,由于当地小乘佛教教徒的阻挠,朱士行未能将经本带回。到282年,他派弟子法饶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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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经本送回洛阳,自己则一直居住在于阗,直至80多岁病故。这部梵文原本佛经由居住在洛阳的西域高僧口译缮写,于304年译成中文,定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因此被称为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在他之后,才有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的壮举。汤用彤、吕澂对朱士行之行给予很高的评价。吕澂说:“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的这种为法热诚是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的。他求法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风即风行京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P295-296)朱士行的功绩在于求得《放光般若》(又名《大品般若》),从而在中国内地开义学的先声。但这部经来源于西域的于阗,实际上仍然不是印度的原本,是西域的佛教通过内地的取经从而影响了内地。

法显(约337-422)是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400年,他开始西行印度求法取经。他由长安出发,经青海东部,越祁连山,由张掖西行,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越帕米尔,南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法显到印度时,北天竺各国许多佛经只是师徒口授,世代沿革,没有文本流传。法显在印度佛教中心巴连弗邑学习梵文,把印度口传的佛经整理成文献,对于东方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印度学习数年后,经由海路回国,于413年到达南京,在那里定居译经,并将自己西行求法所经历的情况编撰成书,取名《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它记载了四、五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的情况,至今受到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的高度推崇。中国历代有众多版本,清代以来,有多种研究著作问世。在国外,1836年被译成法文,次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石田干之助说它“成为欧洲学界的宠儿”。法显是中国僧人中第一个到达印度并取得大批佛教经典原本的人,也是世界上横穿中亚、南亚大陆,并由南洋海路回到中国的第一人。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韦,世家出身,他的高、曾、祖、父四辈都是做官的,大到将军,小到县令,玄奘兄弟四人,他最小,他的次兄先已出家,在他哥哥的影响下,他也从小出家。在到印度取经之前,玄奘已经在国内“遍谒众贤,备餐其说”,拜访了各家名师仍不能解决疑难,于是,他“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他先向朝廷申请出国,未获批准。贞观3年(629),长安一带闹饥荒,朝廷有令,人们可以自己到年景好的地方去找饭吃。玄奘趁机私自离开长安,登上他那坚苦卓绝的求经之路。

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了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当时印度的寺院有数千上万个,建筑壮丽崇高,寺内经常举行讲座,规模宏大,国王也十分支持寺院的事业,往往分给他们采邑,一邑有二百户,以备寺院的供给。那烂陀寺是所有寺院中最高地位者,它建立已有700余年,拥有一百多采邑,即拥有一百多个乡镇,有二万多户农民供其给养,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封建地主庄园。它是印度佛教的宣传中心,也是为印度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思想、文化堡垒。因此,玄奘自然是要到那里去求法取经的。那时,那烂陀寺常住的僧人有4000多,加上客居的僧、俗,共超过了万人。寺里的和尚主要研究大乘佛教,也有兼习小乘的。寺里居于最高地位的是大乘有宗的戒贤,在其之下的众多和尚中,精通20部经论的,有1000多人;精通30部经论的,500多人;精通50部或以上经论的,叫“三藏法师”,在玄奘到达之前,只有9人。但那烂陀寺教规认为,应该拥有10名“三藏法师”。在玄奘到那里之前,这另一名始终空缺着,玄奘到后,才补足了这一名额。10位“三藏法师”在那烂陀寺仅次于戒贤的地位,享受着极高的待遇。

玄奘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等人学习《瑜伽》等大乘有宗的教义。5年后,开始游历东印度和西印度,巡礼佛教“圣迹”。641年重新回到那烂陀寺。戒贤就叫他主持寺中的讲座,给全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玄奘用印度语开讲经义,说理晓畅,论述精微,听者踊跃;并且还与当时有名的持不同论点者展开论争,每每以雄辩取胜。玄奘的英名因而播扬全印度。642年12月,戒日王特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全印度的“无遮”大会,参加这次无任何限制的“无遮”大会的,据说有以五印度的18个国王为首的18国的官民、僧俗,共约几十万人。玄奘以精辟的议论慑服各派教徒,大会持续的18天中,无人驳难,于是,玄奘更是“名震五天”了。

曲女城“无遮”大会后不久,玄奘就携带大批佛经、佛像、舍利等,满载着名震五印的声誉回到了中国。于645年回到了长安,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长安宫廷高官的热烈欢迎。

唐太宗与玄奘的关系可谓非常之深,他对玄奘的奖掖、恩宠;对玄奘佛学造诣的自谦、虚心超出了一般皇帝所能够给予臣下的。玄奘回国途中,在于阗就上表唐太宗,报告自己的行踪,唐太宗当即复诏玄奘,令沿途敦煌、鄯善等地的官衙准备迎候。到达洛阳后,当时唐太宗将伐辽东,驻军洛阳,立即破例引玄奘入深宫内殿,两人可谓“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唐太宗次日即要出兵辽东,想邀玄奘同行,玄奘以翻译要务力辞;后来,唐太宗又多次劝玄奘返俗,以助太宗俗务,玄奘也婉谢了。这样,他就从洛阳回到长安,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译经事业。 他带回的佛教文献共657部,此后即在长安的弘福寺译经,先后译出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亲自主持弘福寺译场,任主译。在主译下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道工序。证义是主译的助手;证文负责检对梵文原文;书字将梵文字音写成中文;笔受译梵文字意为中文字意;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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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文句;参译校勘原文,将译文回证原文;刊定逐字、逐句、逐章刊定文体;润文润饰译文;梵呗唱梵音以修正音韵。这十道工序是玄奘译经的基本程序,中国翻译史上的所谓“汉唐旧法”,所指大体就是到此时渐趋完善的这套翻译程序,可见是非常认真、仔细的。

玄奘还将自己十多年在印度各国所见所闻,由他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部12卷的巨著,把玄奘西行游历十余年中所见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加以分类记载,举凡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都一一陈述,内容广博,条理清晰,记述准确,成为研究中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后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

在玄奘回国后20多年的全部活动中,始终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大力支持。唐太宗曾亲自为玄奘新译出的佛经写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对玄奘及佛教极尽恭维,对自己则无限“谦恭”,把佛教捧上了天,把玄奘也捧上了天。当玄奘又新译出一部经书时,唐太宗命令秘书省将新经缮写九部,颁发给当时的九州以便辗转流通。唐太宗之子李治,即高宗,仿效父亲,也写了一篇《述圣记》,推崇佛教、推崇玄奘。总之,有了唐太宗父子的 “护法情深”,为玄奘及佛教所做的这种宣传工作和推广工作,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在唐代达到高潮期。

义净(635-731)是与玄奘同时代稍后的人,他仰慕法显、玄奘的高节,也欲作印度之游。他走的是海路。671年到广州,由广州经海路到印度。在那烂陀寺学习、研究佛学10年,兼习印度医学和因明学(逻辑学)。一共在外25年,695年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部,组织译场,亲自翻译《华严经》等。后来,唐中宗李显在长安大福寺设翻经院,义净主持译事。他一生共译佛典56部,230卷。他还著有《梵语千字文》,是一部学习梵语的字书。

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游记文献:法显《佛国记》、释道安《西域志》、昙景《外国传》、法盛的《西域志》、志猛的《游行外国传》、道普《游履外国传记》、惠生的《行传》、宋云的《行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高僧求法记》、《南海寄归内法传》。这批文献记载了中国僧人西行印度的交通路线,记载了沿途地理及山川形胜,记载了西域各国的历史文化风情,对研究当时的亚洲地理和历史极具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他们国家早期没有文献记载和历史记述的传统,与中国发达的史官制度和悠久的记事写史传统正好相反,因此,中国人这些关于印度的旅行记,成为后人研究印度历史的稀世之宝。

三、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阶段性

1、汉代佛教与中国道术方士思想的结合

佛教虽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但它只在皇族和上层贵族人物中有些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看不出影响的迹象。当时,中国本土有儒家及黄老刑名之术等思想,信奉佛教的人就认为佛教和中国的黄老之术差不多,是造一个寺庙、供奉佛像、对之祭祀,就可以祈福免灾永命长寿的一种方术。佛能飞腾变化,“能隐能障”,“履刃不伤”、“欲行则飞”,“不死不伤,变化不方,无所不入。这和《庄子》中的“神人”、“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热,长生久视的本领差不多。佛是“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它的宗教理论主张是“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专务清净”。因此,汉代人所理解的佛教理论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黄老之学没有什么区别。

汉代已有不少寺庙,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的胡商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信佛当和尚。因此,佛教在广大人民中并没有引起注意,未产生什么影响。另根据佛经翻译史的记载,汉代虽已有译经,在东汉从明帝永平10年(67)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这154年间,译经者有12人,译出佛经共292部,合395卷。汉朝译出的这些佛教经典,到唐朝开元间,还存有97部131卷。但在哲学理论上,也还并没有表现出它独特的思想体系。所谓译经,大多也只是“编译”、“改写”的多于翻译的,编译者往往根据中国的思想,揉合进佛教教义来宣传佛教。如汉代传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佛经最早的译本。这本书与其说是翻译的,不如说是编写和改写的。当时就有人指出,它是“与《太易》、《老》、《庄》相表里”,用黄老之学和道术的理论去解释佛经。

举例来说,“因果报应”之说是印度传入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但汉人对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解,也不符合印度佛教本来的意义。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从业(行为)引起的果的内在联系讲的,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不是汉代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认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认为鬼神是可以降祸福于人世的,这和佛教的反对鬼神的因果报应是迥然不同的。

可以说,汉代的佛教信奉者是以中国旧宗教的眼光来迎接这个外来宗教的。当时中国的宗教占统治势力的是建祠祭祀,佛教就也被改造为祠祀的一种。皇亲贵族、豪强地主不懂得佛教的理论,只知道为了为自己祈福免灾长寿,而把财产布施于建祠祭祀,而不顾什么大乘、小乘。

2、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玄学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行玄学。玄学是中国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们在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等问题上,提出“本”与“末”的概念。它们把具体的、感官所能及的客观世界的变化,以及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叫作“末”,又叫做“有”,因为它是有形象的。在玄学家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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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就是表面的、无关重要的现象。与“末”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叫做“本”,“本”是超乎现象的、非感官所能及的、抽象的 “永恒的真理 ”。“本”又叫做“宗”,因为他们把“本”奉为一切的主宰。“本”又叫做“无”,因为他们认为有所谓最后的、最高的看不见的无形无象的精神实体。

佛教在此玄学流行的社会基础上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关心和提倡。东汉以来业已翻译出来的佛教大乘空宗的经典,相隔了150多年,在此时才引起注意。魏晋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261年共译出佛典702部,1493卷。比之东汉时期154年译出292部,395卷,增加了许多。

《般若经》是佛教中一个学派所收集的一部大丛书,其中的各个部分,在魏晋时期后有不少译本出现。魏晋时期佛教思想中,“般若学”是最具有影响的。因为这种学说用否定的思辩方法以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连关于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某些原则、原理的确实性,也认为是虚幻的。这种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当时中国的学者和僧众,并没有完全按照般若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般若学说。如当时佛教的著名领袖道安、慧远等人,就是用王弼、何晏的“贵无”学派的思想体系去解释般若的。把般若说成是玄学上的“以无为本”,认为般若学的基本涵义就是“本无”的思想。“无在无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他们在解释佛教经典时并没有超出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他们所用的名词和所作的解释,都只是在发挥魏晋玄学的唯心主义。如社会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无非都只是“末”,在这个“末”之后,还有合理的、永恒的“本”,这才是值得仰慕和追求的。当然,这并不是道安等高僧故意违背佛教原旨,而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所理解的佛学只能是玄学化的佛学。

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十分讲究门第观念。“士”、“庶”是政府用人的基本原则,只要是出身士族大家,那他世世代代就有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因此,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并不是靠他的能力,而是靠他的门第出身。士族门阀拥有巩固的统治地位,他们占有广大的田园、丰富的财产,极尽骄奢淫逸,甚至寒族出身的皇帝都不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替门阀士族办事的。如果违背士族集团的利益,皇帝就做不成了。门阀制度造成社会上极其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为佛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一是佛教宣传众生皆苦,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五阴盛苦。总之,人从一出娘胎,就离不开一个苦字。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很容易引起贫穷苦难的底层民众的共鸣。而且,它还把统治阶级的某些不如意说成是“求不得苦”,与被统治者的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混同为一。饥饿的人饿得难受,是痛苦;吃得饱的人胃里油腻过多,也是难受,也是痛苦。抬轿子的人肩酸背痛是痛苦,坐轿子的人坐久了腰酸腿麻也是痛苦。无论贵贱贫富,皆难脱痛苦,这就缓解了士族门阀制度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第二,佛教的《涅槃经》提出,人人皆有佛性,“成佛”死后就可入“天国”。成佛的道路有:用忍受苦难和屈辱的不抵抗方法可以成佛——安忍波罗蜜多;用极度降低生活水平的方法可以成佛 ——静戒波罗蜜多;用捐赠大量财产给寺院的方法可以成佛——布施波罗蜜多;此外还有“精进波罗蜜多”、“静虑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等。佛的天国固然是虚构出来的精神世界,从唯物主义者看来是不必相信的骗人的谎言,但对于受灾难痛苦折磨的人民来说,摆脱苦难、向往幸福的愿望则是真实而迫切的。因此,他们就愿意相信这个不切实际的虚幻世界——天国的存在。希望通过自己的累世修行积累功德,达到成佛升天、进入天国的梦想。佛教把这一天国叫做“涅槃”。这个世界与充满矛盾、压迫、痛苦的现实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它的特点是“常、乐、我、净”,只有欢乐,没有痛苦。因此,人世间的一切苦乐都是暂时的、转眼即逝的,因而也是无足轻重的、不必计较的,只须等待功德圆满,涅槃升天。在成佛的幻象面前,受压迫者变得温驯和忍耐。在此,可以看到佛教作为宗教毒害和麻痹广大人民反抗意志的作用。

从中也可以看到,外来的佛教只有在应和了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时,才能得到传播与发展,并日益显现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3、隋唐时期佛教的鼎盛和宗派的建立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基本上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只是靠翻译外来的经典。一来,如玄奘、义净这样的僧人亲自去印度学习和研究真正正宗的佛教理论,并对佛经进行注释和阐发,留下了不少佛学解释和研究的著作;二来,渐渐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

佛教宗派除了学问的成熟外,物质经济上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隋唐时期,寺院都有自己的产业,如一定的田亩及在此范围内农民的租赋收入。每个寺院都希望保持和延续自己的寺院经济权,于是,佛教徒也发生了象世俗宗法制度下的世袭继承关系。于是,从学说到经济,就有一个内部传授、内部继承的原则。一个寺庙的师傅所传授的佛教学说观点,只能传授给同一寺庙中他的嫡系弟子们,而不能传授给另外寺庙、另外学派的弟子们。南北朝时,还没有发展为一个寺庙只讲一派理论,当时一个寺庙的住持死了,可以请另一个学派的僧人来主持,这样一来这个寺庙就属于另一个学派了。所以,南北朝时中国佛教有学派而无宗派。但到隋唐,由于上述原因,渐渐地,一个寺庙就固定为一种学派,不允许其他学派插足,在其理论学说上也渐趋严密,自成体系。隋唐时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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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密宗、三阶教等。

四、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会

这里只以禅宗为例,说明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融合过程中走向创新的情况。

(一)中国佛教的特产——禅宗

1、印度禅学与中国禅宗

印度佛教中本有注重内向自省、摒虑静思式的修炼方式。如以《瑜伽经》为经典的一派佛教,就是讲究调息静坐,冥思入定的修行。主张独自静坐,过孤独的起居生活,认为只有孤独才能领略生活的乐趣。后来,渐渐发展成一套坐禅修炼的方法,大致是这样的:把双腿曲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背,颈稍屈于前,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排除一切杂虑。坐禅的五大法门:

调息——静数呼吸,排除杂念,集中注意力进行默思冥想。

不净——观察不洁净之物,如尸体、血污,静思其变化因由,以抑制内心欲望的扩张。

慈悲——观察美好的事物,求得欢愉宁静的心境,以抑制内心的愤怒、妒忌、仇恨。

因缘——对一切事物都用理智、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以求正确的解悟,用理性战胜欲念的产生和过激的行为。 念佛——观想阿弥陀佛的姿态,赞颂它的名号,以摆脱恐惧,战胜欲念,达到清净平和的心境。

这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禅学,它本是印度佛教中各种各样修行方式中的一种,并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实践方法、认识论等体系。它传到中国以后,在唐代初中期形成了禅宗。禅宗以印度禅学为基础,融合了佛教其他方面的理论,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有与之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佛教流派。它是印度禅学的深化与发展,是印度禅学的中国变种,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融合的产物。

中国禅宗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有一个“梵我合一”的世界观理论。在禅宗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世界万物、客体主体、佛我僧俗、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非是我心之所化。如果没有我心,哪里还有什么世事沧桑、日月星辰的变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印宗和尚问大家:风吹幡动,究竟是幡动,还是风动?大家议论纷纷。惠能挺身回答:风也未动,幡也未动,是人心自动。印宗和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古代人对记忆为何能够在脑海中浮现,追寻不已,认为世界、时间都是心中的幻觉)。这一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禅宗追求的是将世界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都归为人之内心,达到梵我合一的境地。

其次,有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坐禅修炼有渐修和顿悟两种,分别代表了禅宗的北宗和南宗。无论是渐修或是顿悟,都需发掘人本来就有的佛性——本心,人如果发现了自己的本心,本心彻悟,就发现了真如智慧,便自然成佛得道。渐修和顿悟的区别,以神秀和惠能的一个传说故事,最能说明。禅宗五祖弘忍,手下有众多弟子,当他晚年欲选择衣钵传人时,发现了惠能的大器之才。本来公认为弘忍衣钵传人的神秀,用心写了一首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自以为很得意,接班人非他莫属。这一偈语中浓缩了传统佛教的基本理念,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洁的,连自我的身心也是容易受到污染的,因此要抑制欲望,远离尘世俗界的万事万物。要坐禅修身,持之以恒,从而净化自己,不断向佛性靠拢,渐渐达到大彻大悟的阶段。这就是所谓“戒——定——慧”的渐修的修身三阶段。而惠能则表现了一种更为彻悟的自我解脱方式,他对应写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惠能这里,不但抛弃了“戒”,连“定”也不要了。他认为人的本心即是一切,谈不上什么清净不清净,尘埃不尘埃,只要直指本心,就能顿悟成佛。

再次,它有一套“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本心人人皆有,禅定个个都会,要达到“梵我合一”的境地,绝非语言可以解释,也不是手把手可以教会,只在自心体会,以心传心。达到这种境界的标志是:万物同一,内外合一,梵我合一,心物同一。黑即是白,白即是黑;马是马,马又不是马。物质与物质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物质与精神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语言所指有其明确的规定性,一旦用了语言,这种规定性就会使思想就有了局限性。因此,禅宗讲究“不立文字”的认识方法。

2、禅宗——中国士大夫对禅学的选择与变易

印度的禅学为什么能在唐代的中国变化出上述理论体系的禅宗,并在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的呢? “橘逾淮而北为枳”,橘生淮南为橘,移到淮北就变为小小的酸枳。文化传播同样需要一定的“水土气候”,即接受外来文化一方的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就如人体对食物的吸收一样,都有一个分辨、选择、排斥、淘汰、消化、变易的过程,对于一个象中国这样具有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汉民族来说,这种选择和变易的特点尤为突出。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到唐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佛教内部各派庞杂繁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通过佛经的翻译和介绍,几乎都已先后传入中土。当建筑佛寺、开凿石窟、乐善好施、颂经礼拜成为一般佛教信徒的宗教礼仪和信仰时,具有较高思维能力与文化修养的中国士大夫文人,则渐渐趋向于从佛教中选择那些与中国文化更为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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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于士大夫心理结构与人生观的文化因素。由此,塑造一个新的、中国式的佛教。

从文化心理结构上说:中国文化心理较之于印度文化心理,更倾向于理性、顿悟;印度文化心理较之于中国文化心理,更注重信仰、修炼。谢灵运《辨宗论》有一段话,比较中印人思维、心理的特点,可以说是中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最早文献。“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所谓“累学”与“渐悟”,就是印度佛教所提倡的苦行、戒律、禁欲、禅定等长期艰苦的磨练,这种求解脱的方式比较容易为印度人民所接受;而中国发达的文化养育了早熟的民族心理,注重历史记载的传统培养了冷静理智的文化特性,这使得中国士大夫对佛教中的逻辑推论、玄理幽思比之苦行的方式更为感兴趣,因而喜欢“见理”和“顿了”。佛教中注重内向自省、冥思入定、自我解脱的禅学在这一点上正与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大致吻合。

从时代思潮来看:从两汉到魏晋,中国文化正经历着异常变革。汉代时,由汉武帝、董仲舒等人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精心营建起来的“儒学大厦”,到魏晋时代,受到玄学思潮的冲击。时称“三玄”的《周易》、《老子》、《庄子》,成为士大夫阶层热门的时髦读物。儒家所重视的职责、功名虽然仍是一部分读书人的追求,但抛弃官职、蔑视功名成了清高的象征;儒家注重社会实务的入世精神,以及克制礼让、深沉慷慨、忧愤嫉俗的气节也都不复存在,代之以摆脱一切礼教束缚、玄远、放任、旷达、颓废的玄学风气。这种自由放任的心态为接受禅学、般若学预备了理想的平台。老庄中的神秘玄奥、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道”,在玄学家那里变成了“无”,而玄学家的佛教徒又将此“无”解释为佛教中的“空”。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一脉相成的。老庄人生观主张解脱世俗羁绊,返回自然、无拘无束、淡泊素朴。而印度禅学这种讲究自我解脱,无视外部一切羁绊,等同万物、心物同观的理论,也无疑与玄学有结合点。

后世禅宗就是魏晋玄学与佛教禅学结合的产物。在玄学与佛教交会的时代,中国士大夫接受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变易,进行理论思维的创新的产物。印度禅学给了它肉身和外形,中国玄学给了它骨骼和血液。

当然,禅宗在魏晋时期还只是吸收、融合的阶段,到唐高宗时代出现了被称为“六祖”的惠能,才是禅宗确立的标志。上面讲到惠能与神秀用偈语斗智的故事。禅学分为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而南宗精神一直被视为禅宗的正统,标志了禅宗在中国的正式登场。慧能被称为 “六祖”,前面五祖是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他们可以说是禅学向禅宗过渡中的重要人物。

禅宗在晚唐、五代时期,受到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势不可遏地发展起来。先后出现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等五个流派,称为禅宗五家。

(二)禅宗与宋明理学

佛教的影响一方面是生活的,另一方面是学术思想的。下面就以禅宗对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理学产生的影响为例,来看看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宋明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儒学发展总的趋势是思想重点由外向内发展。旧儒学指唐以前的,主要是先秦两汉的儒学,其精神偏于外,多讲人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及乡党、行路人,讲怎样处理日常生活,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要求十分具体,比如要以仁义为本,以情理相待,过或不及,则以礼节之等。新儒学就是中唐及宋代以后的道学,偏于内,多讲心、性,走向哲学与玄学,十分抽象。以前是讲究要如此,现在是讲究为何要如此,是要追究这个原因,追究所谓仁义和礼的根源。这种深究的风气到宋明时期更加盛行,就是宋明理学。它主要包括天、人两个方面:天是宇宙论,研究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花花世界,千奇百怪,溯源追本,原来如此。这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解惑;而人在天之下,是天的一部分。明白了天,也就可以知道人了,即人怎样生活、怎样自处。在这方面,宋代道学家花了很大功夫。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各人的想法必不一样,于是就有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道学的两大分派,他们都以为自己独得天人之奥秘。用现在的观点看,实际上,只是一个偏于客观唯心主义,一个偏于主观唯心主义。但总的来说,他们讲天理人欲、良知良能,是受到禅宗大讲自性、本心清净的影响。或者说,如果没有禅宗,也就没有如此大讲心性的新儒学。

宋代道学家在程朱之前,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写《爱莲说》的周敦颐。他开宋明道学家深究天人关系的风气之先,画太极图,做《太极图说》,来解答世界以及宇宙万物是怎样起源的。他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他还说,太极是理,五行是气,人禀太极之理,具五行之性,理气对立,这与禅宗的自性(本心)与污染对立相似。周敦颐之说是后世程朱理学的引子。

宋代道学到北宋二程趋于成熟。程颢、程颐两兄弟,一字伯淳,号明道先生;一字正叔,号伊川先生。他们都以周敦颐为师。二程以儒家正统自居,但据记载,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程颐“少时多与禅客语”,说明他们钻研过禅宗并深受影响。如他们解释天人关系,都重视理或天理,说天地只有一个理,这理也存在于人心中,并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仁者应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与禅宗“梵我合一”的世界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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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我执”、见性见本心的顿悟方法,无疑是同一思路。程颢《秋月》:“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可见一般。

南宋朱熹,字元晦,晚号晦翁。他推崇二程,把自己私淑二程比作孟子私淑孔子。孔子弟子编《论语》,他也编《河南程氏遗书》。他做《四书集注》,虽说是“子程子曰”,但他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主要是“理气对立”,气是具体事物,理是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如此不如彼的所以然。理在气上,而且在气先,但理又体现于气中。所以,人人有此理,物物有此理。人之生是理与气之合,大理是至善的,而气有清浊之分,所以人可以表现为不善,这是浊气遮蔽了理。这浊气就是人欲,这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之道。朱熹说“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混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朱子语类》12卷)这比喻与禅宗“本心清净,为污染所弊,修持帜到为去污染,明心见性”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如何去污染,就是要穷理致知,就是要“道问学”。《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这种学习观也是一种世界观。

道学本身也是越来越向内。到陆王心学,就不再在心之外树立什么天理,一切都归之于心。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比朱熹晚几年的陆九渊。陆九渊,字子静,因在象山讲学,自号象山翁。他自小认为程颐的话不对,这预示着他将走与朱熹不同的路。后来,他读书、冥想,总结出一套“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道理。在朱熹的系统里,最重要的是理,不是心;在陆九渊这里重要的是心,即使他也承认理,理也只是在心中,而朱熹的理是在心外的。自陆九渊出,至南宋,理学就分为两派:理学和心学。理学看重道问学,追求万物之根本所在的“理”;心学看重尊德性,即求不失本心。用陆九渊的话说就是“知本”,“人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就是反对朱熹借为圣贤书作注的方式说理。所以,尊德性的重点在于去蔽,恢复心的本然。这与理学相比,更接近禅了。 朱陆之后,各有传人。到明代,王守仁发展了心学。王守仁,字伯安,曾住阳明洞中,因称阳明先生。他认为心即是理,与天地万物为一。能够发现这种心的本然之善,就是“良知”,能知必能行。因此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说法。理学发展到王阳明,注重心的作用发展到极点,与禅也就更近了。

最后,附带说说道学的传授方式,也是接近于禅宗的,即语录体传授。前面说过,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即用语言,也只是口语,通俗易于传播,记载下来就是语录,这成为禅宗的重要典籍。道学家们自认为与禅宗不同,为了表明这不同,所以要经常看看禅宗大师们是怎样说的,于是不知不觉也习染了语录的方式,也用这种方式传授弟子。因而有《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道学语录体著作。

(三)佛教变文与中国通俗文学、诗与禅

佛教的叙事方式及佛教音乐、美术所代表的美学特性,佛教经典翻译过程中的语言互动,禅理等,都给中国语言文学带来了新的气息,形成对固有文学体裁样式和文学艺术风格的冲击和更新。这种影响就像一阵风刮过寂静的草原,使每一棵小草都沐浴了这风而长得更加肥壮、更加美艳;就象水洒在地面上,土地吸收了这水而成为沃土一样。如佛教经典中富于浪漫色彩、充满想象力的风格,感染了唐代诗人,使唐诗表现出空前的烂漫灵动、富于幻想;如佛教宣讲形式之一的变文,给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形式;而佛教禅宗的深奥玄理、严密逻辑,更是影响到宋诗的长于说理、理性取譬。

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文体,一般是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把佛经通俗成故事,结合边讲边唱的方式,与经文相对,就叫变文。随着魏晋到隋唐佛教的越来越广泛流传,僧侣通俗宣传的内容与花样也越来越多,丰富了变文的形式和内容。其内容多半是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但场面夸张、想象力丰富;形式上,讲的部分是散文叙事、是赋,唱的部分有偈语以及五言、七言诗。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就成了边讲边唱的变文文体。在这种通俗讲话流行的同时,民间艺人也用这种方式来讲唱故事。一些与佛教无关的说唱内容与形式,多半是历史故事题材,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它们发展到后来成为宋代的话本、词话,后来完善成为中国的戏曲。

诗与禅,本是两码事。诗者要执着于情,以至于痴;禅者讲究少执着,要超脱,要忘情,要舍弃,应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宋代以后的诗,偏偏多借助于禅理,诗禅联合,成为宋诗的一般形式。

(四)佛学与近代思潮

晚清学者、文人中信佛、谈佛者极多,这几乎成了近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令人注目的特殊现象,不少研究者对之作过论述和解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在近代学者中研究佛学最突出的是公羊学派的学者。早期有著名的公羊学派学者龚定庵,他耽读《大藏经》,以天台为主,兼通禅和华严,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他将佛教称之为“大法”,如同对待西方圣人之教那样地尊敬。 特别是到晚清,在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人当中,这种热衷于佛教的倾向更为强烈。在不是公羊学派的学者当中,佛教研究也普遍地存在。除专门的佛教大师、信徒如杨文会(仁山)、李叔同(弘一)外,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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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不与佛教有关。或潜心研究佛理有年,或热心倡导佛教,或在著作中印述佛学道理等等。如康有为称自己研究华严多年,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沈曾植、文廷式、夏曾佑等对唯识宗有很深的研究。唯识之外禅宗也很盛行,章太炎就是对禅宗与唯识兼有研究的人。在近代小说中,塑造僧尼人物、谈论佛教道理、虔诚信佛习佛者;或者是坚决破佛批佛、揭示迷信骗局者,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信佛还是破佛,总之,佛教是近代小说中十分突出的主题之一。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少进步思想家从增进国民道德角度提倡佛学,一个重大的着眼点就在于佛学提倡“无我”与“虚空”。“无我”与“虚空”本是引向消极、无为、出世的概念,但在近代思想家那里却全变了,变成了鼓舞勇气、积极入世、拯救时弊的理论。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主张:“非示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 他认为中国人是懦弱的国民,所以必须加强对禅宗的研究,要以“无我”驱除国人懦弱的习性,培养永往直前、无私无畏的勇气;谭嗣同《仁学》说:“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是主张佛学能够养成人的勇猛刚强;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甚至宣称只有佛教才能创造“舍身救世”的新民。总之,政治家、思想家们都是想利用佛教,为近代的国家改革、国民性改造提供思想源泉和理论根据。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赴死是最典型的一例。

另外,近代文人、学者讲佛,特别在最为佛界看重的“慈悲”二字上做文章。唯其有慈悲心,才能关心时世、积极救世,这也与佛教之所谓“消极厌世”完全背道而驰。弘一法师李叔同说:“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1913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苏曼殊当即发表《讨袁宣言》:“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八指头陀诗名满天下,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名句。弘一法师于抗战中则有“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总之,慈悲心使人不能忘情于世,并关心时世、关心生民。因此,我佛山人吴趼人的小说《劫余灰》中有“我佛最是钟情之辈”的说法。小说第一回就是“开卷说痴情”,说自从世风不古以来,轻佻少年只知道男女相悦为之情,这是把情字的范围弄的狭隘了,并且也把情字给玷污了。这是情字在当代的劫运。我这篇小说要写一个情字,就是情字遭劫后的劫余灰了。书中借妙悟老尼发挥了一通“我佛最是钟情之辈”的道理:“佛以慈悲为本,请教大慈大悲,发宏大誓愿,拯救众生,这个情还有比他大的么?……可笑有一种人,欲求皈依佛法,动说勘破情关,不知破了情关便是我佛的罪人,如何可以皈依?究其所以之故,不过是误拿欲字作情字解,其实他是勘破欲关,情关如何破得呢?”

第六讲 大唐盛世的多元文化

小结

众多的外族人、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在长安等大城市。同时,众多外来的物产、商品、服饰、饮食、歌舞也添加进了唐朝人的生活。唐朝人所获得的世界知识比前代丰富得多,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留在历史文本中。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正史等有限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有限的关于境外的记载外,前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生动、具体的记录。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于唐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虽然具有获取世界历史知识的可能和条件,但是,在文化心理上缺少关注异域的热情。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说就是世界,世界已然走向中国。在我们生活的中国,有最好的政治、最好的文化、最好的生活。而域外则意味着等而下之,意味着蛮荒,他们都是到中国来朝贡、学习、讨生活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他们?更没有什么必要去孤帆远征,谋生域外了。因此,大唐的中国人有出游的条件,而无出游的动机;有了解世界的条件,而无了解世界的动机。就如当今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比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一定要少得多。

有人说,大唐盛世是外向型的,是世界主义的,就世界走向中国来看,确实如此。可是,中国却没有走向世界。 8世纪以后,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已从长安转移到了巴格达,从成熟的汉文化转到了新生的伊斯兰文化。

第七讲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重大影响

中日古代文化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传播模式。比较客观地说,在文化圈内一定是高势态的文化对低势态的文化传播输入的更多一些。可以说在明治维新之前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当中,日本历史的发展多次得益于中国文化,使它出现一种飞跃性的发展,或者一种有质的改变的发展。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文化到底是怎样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在哪些重要阶段上得益于中国文化,最终发展形成了他们现在的文化形态。 一、日本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日本历史的发展有这样几个阶段:

绳纹时代(8000年以前——公元前3世纪,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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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

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公元7世纪,古代国家的形成时期)

奈良、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公元12世纪,封建国家的鼎盛时期)

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3世纪——公元17世纪,从分裂到统一的时期)

江户时代(公元17世纪——公元19世纪,前近代的转型时期)

明治时代(1868年——1911年,近代发展时期)

日本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在日本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均受到中国文化的重要养分。奈良、平安时期很明显的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遣隋使、遣唐使时期,也是古代日本国的鼎盛时期。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弥生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这5、6百年当中日本历史走的实在是太快了,从石器时代一下子跳到了铁器时代,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快速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青铜器时代。整个的商朝,从公元前17世纪到前11世纪,大概六、七百年的历史。然后从西周到东周,又是六、七百年的时间,到战国时期铁农具才走向成熟,这样加起来就是上千年的历史。正是中国这上千年的积淀传给了日本人,使日本人刚刚放下打磨石器就拿起了铁器,所以“弥生时代”是中国文化传到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另外,在前近代时期,日本也大量地吸取中国文化以及和中国文化并列的荷兰文化,因为当时日本只和这两个国家有通商往来。虽然是锁国时代但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所以我们重点来通过弥生时代,奈良平安时代、江户时代这三个时期来讲中日文化的关系。

二、秦汉“归化人”、徐福东渡与弥生飞跃

对“归化人”一词大家可能还有些陌生,它是日本人用的一个词,日本把外国到日本去定居并世世代代在那生活的人称为“归化人”。就是外国人到了日本以后,入了日本国籍,成了日本人,就变成了日本的归化人。最早到日本去的一批中国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所以最早对日本产生影响的是秦汉归化人。一提到秦汉归化人,我们就会想起一个人——徐福。

1.徐福东渡的传说 徐福东渡与弥生飞跃的关联

无论是通过姓氏,通过地下发现的金印,还是通过中国古文献的记载,都可以证明秦汉时期确实有中国人到了日本。徐福传说虽然是一个传说,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徐福大概只是到了中国的山东半岛或中山半岛之外的岛屿,但是秦汉时期确实有移民到了日本。徐福没到日本,但是徐福代表了秦汉时期确实到了日本的一些秦汉移民,所以这个传说也反映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些秦汉归化人给日本文化带去了什么呢?他们造就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弥生飞跃,简单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在弥生的前期,或者说弥生之前的绳纹时代,日本人处于一种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状态,就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还不知道生产。秦汉移民去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懂得了农耕水稻技术,这是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日本的水稻技术是从中国的长江流域传过去的。

从工具来看,在弥生时期之前日本处于新石器时代。弥生的五六百年,它迅速的走过了中国上千年的青铜器时代,经历了金石并用时代,很快地开始广泛地普及铁农具。由于农耕水稻的推广,所以铁农具也很快地推广开来。他们懂得制造铁器,一定也是中国文化传过去的结果。我们把最新的科技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在五六百年当中,就从新石器时代到了铁器时代。

另一个考古发现表明,弥生时代这五、六百年前后发现的日本的人种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区别。在一个封闭的,或者像中国这样一个自足的地域里,很难想象五六百年人种会有明显的变化。绳纹时代的日本人都是身材矮小、圆脸的倭人,在弥生之后,特别是到了古坟时代,从发现的遗骨可以看出日本人整体的身材就要高大一些,脸形与以前也不太一样。很明显,这是本土的日本倭人和朝鲜人、中国华北人混合以后造成的新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也无不可。虽然弥生飞跃这四个字已经定性了,但是弥生飞跃这三方面的结论,尤其是人种的考核其实是近几十年来日本史学界通过逐渐研究得到的一个公认。首先的疑惑是,在这五六百年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飞跃,这么大的进步呢?渐渐地日本人才同意了这个“渡来说”。日本也有民族主义,在近代之前他愿意说“我们是徐福的后代”,在近代以后,他们更愿意说日本文化就是日本自己的文化,顶多就是受了一点西方的影响。但是史学界通过争论以后,更多的人接受了“渡来说”,同意“渡来说”就证明他们承认了自己接受了中国文化,而不是一种自然的进化。工具也好,水稻也好,甚至人种的变化也好,这都是“渡来”的结果,弥生飞跃的背景就是徐福所代表的秦汉人的东渡。 在秦汉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苦役,有一批中国的汉人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这批汉人就被日本人称为秦汉归化人。虽然徐福没有到达日本,但是那段时期确实有人到了日本,所以才有关于徐福这样的流传和传说,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随。这一时期造成了弥生飞跃,即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上一次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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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飞跃。

四、遣隋使和遣唐使

公元7世纪初,在日本是圣德太子执政时期,日本人称为推古王朝。圣德太子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锐意改革、勇于向外学习的年轻政治家。这一时期,他在国内通过一些百济博士,已经熟读了中国儒家经典,儒家的五经都非常认真地学习过。他为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可以称为宪法的东西,他还整顿了日本的官制,颁布了《官位十二阶》。从宪法和《官位十二阶》中可以看到直接录用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尚书》中的一些文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决定专门派使者到中国学习。7世纪初,在中国是隋炀帝时期,日本派使者到隋朝,这件事在日本的书籍和中国的《隋书?东夷列传》中都有记载。 遣唐使

日本全面有效地展开向中国的学习是在唐朝。唐朝有三百年的历史,在前两百年当中日本不断的派遣使者到来,一共派出了十九次,到达中国的有十六次,来回有始有终的有十二次。在两百年的历史当中,一个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么持之有恒的一批又一批的向中国派遣使者来学习,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可能两百年放在五千年的文明史,放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并不算长,但对一个朝代来说两百年至少也要经过五六代的天皇。这样来想的话,一种制度持续两百年也是很不容易的。

(1)规模

从630年派首批遣唐使,到838年派出最后一次遣唐使期间共两百年的时间。事实上最后决定不派是在895年。这一年关于派遣唐使的问题召开了几次会议,日本一个重要的大臣最终提出不再派遣唐使。认为日本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需要再去向唐朝学习了,所以895年标志着日本决定封闭派遣唐使的大门。这两百多年当中一共派了十九次,有的可能制定了预案,但由于天气或政治的原因没有最终成行,只有十六次是成行的。在唐朝时期要越洋从日本来到中国也不是一个坦途,出海远行仍然是一件冒着很大危险的事情。所以初期的派遣只是尝试性的,规模不是特别大,一般都是派一两百人,派一两艘船。后来,渐渐的规模大了一些,一般的派四五条船,有时一来就是五百多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即使是现在我们中日之间搞一个友好交流,五百多人也是很可观的。八十年代末期,胡耀邦组织了中国青年访日友好团,那时的规模达到了上百人,上百人对现在来说已经是够大规模的了。且不说在当时派出五条船,浩浩荡荡的来了几百人,实在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

(2)人员

这几百人当中,每一批都会有一些官员。首先是船长,称为大使、副使。还有一些官员称为探官、录士,就是要进行一些决策和文书记载。另外,还会派许多随船人员。所谓向中国学习,最主要的是要派在各个方面向中国学习的人员,比如各种工匠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科技工艺;画师相当于我们现在带一些摄影师把中国的建筑以及城市规模等学回去;乐师要学习宫廷里面进行祭祀、举行盛大典礼的音乐;当然还有翻译和医师,翻译是外交上必不可少的,医师是向中国来学习汉方医的。(我们中国叫中医,日文里面称中医为汉方医,中药他们称为汉方药)除此之外,遣唐使的官员完成了他的政治访问任务以后就会回去,回去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年轻人在唐朝继续学习,这些人就称为留学生。还有一些是专门来学佛教的就是留学僧,也可以叫做学问僧。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出国的人称为留学生,出处就在这里。这些人要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下一次遣唐使的船只再来,又带来了新的年轻人,船上的官员就把前一期的留学生带回去。

(3)路线

遣唐使来中国的两百年间开辟了不止一条由日本到中国的路线,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由中国到日本的路线。唐朝时期中日往来的路线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条。

第一条是北路,是走渤海湾,走朝鲜半岛的西端。北路又分两条,北道和北南道。这两条是遣唐使早期日本和百济关系还比较好的时候,他们沿着百济的海岸,一般的就是从九州出发,经过波多港,彻底离开日本,沿着朝鲜半岛的南边和西岸,一直经过辽东半岛的尖,到中国山东的登州登陆。这就是北道。后来发现从朝鲜半岛直接过来也可以在山东登陆,这就是北南道。

第二条是南岛路。遣唐使中期,由于日本自身的开发,他们把自己南边的一些岛屿都开发建设起来,所以又找到了一条南岛路,到达中国的浙江、宁波。这条路是在日本南五岛上像走跳棋一样,一步一步跳过来。

第三条是大洋路。中日之间交往最成熟、路线最直接的一条路就是所谓的南路,大洋路,就是从九州出发以后直接穿过东海到宁波或者江苏的扬州登陆。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显然是最短的,当然这和航海技术进步关系很大,因为直接的从大海中穿过,要对天气、气候、风浪的把握更成熟一些才行。

(4)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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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山东登州、莱州,就是现在的烟台、蓬莱一带,还有江苏的扬州,浙江的明州是遣唐使的登陆点。一般的来说登陆以后怎么样呢?登陆以后先是地方官负责接待他们,之后向朝廷汇报日本的使团来了,朝廷就让团长带领队伍到朝廷来。遣唐使就从扬州、登州一步一步的到达长安。当时长安接待外国人的地方叫做四方馆,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鸿胪寺。四方馆很明显就是招待四方宾客的地方。大使们就在四方馆暂住,等待朝廷皇帝的召见,再献上贡物。皇帝一般都要赐宴、赏赐、封爵。在中国人的眼中,不管你愿不愿意受我们的册封我们总是要给你们一些赏赐,封一些爵位,然后让礼部负责带他们在京城参观。主要参观什么呢?祭拜孔庙,再参观中央的集贤院,也就是中央的国子监图书馆,然后还给他们介绍一些有学问的像孔颖达这样的京师,相当于介绍一些汉朝时期的博士官。另外,还带他们去逛书店、买书、抄书,还给他们提供一些中国的抄写员。因为当时买书要比我们现在麻烦的多,很多书不是经常会开印的。完成了参观访问之后,就要把留学生安排好,把他们也介绍给国子监的老师和学生。完成了这些事情以后,遣唐使的官员就回去了,就留下了一些留学生和僧人。

不要小看这些留学生,他们有的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几年、几十年。有的待了十几年以后回到日本被日本朝廷所重用,甚至做到日本皇太子的老师,所以他们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也有一些遣唐使在中国一待就是几十年,最后老死在中国。在中国的文坛或文集当中甚至也都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和诗作。这些留学生中,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不少,如阿倍仲麻吕。李白给他写过诗,他有一个汉名叫晁衡,这是在文学史上比较有名的。还有历史上我们经常讲到的吉备真备。吉备真备和晁衡是同一批来中国的遣唐使,正好是唐玄宗时期,开元天宝盛世。开元时期716年他们是随着第八次遣唐使团来到长安,后来留在长安学习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随第九次遣唐使船又回到了日本。在开元天宝盛世中日之间的交往比较正常,所以第八次到第九次之间只过了十七年。也就是在733年吉备真备和晁衡就可以回到日本了,可是晁衡被唐玄宗挽留继续在中国学习,吉备真备则随着第九次遣唐使船回到了日本。历史上记载,吉备真备在唐十七年通五经三史,明法律,还兼集天文历算、兵释等实学。可以看出日本人到中国来学习,除了五经三史之外还很注重学习天文历算、兵学、法律等实学。吉备真备归国后成为皇太子的老师,他从唐朝学到的东西直接灌输给了日本的最高政权,而且他又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副使再次来到中国。在几十年当中他从一个随船的留学僧到团长,经历了从学习到成为日本人之师这么一个过程。关于吉备真备的事迹,在日本历史上尤其记载详尽。阿倍仲麻吕在733年被唐玄宗挽留,一直留在唐朝,并且还做了官。由于待的时间长,他对中国文化比较熟悉,也写得一手好诗,跟李白、王维都是好朋友。阿倍仲麻吕随第十次遣唐使船回国途中遇到风浪,船遇险。这件事传到长安,李白、王维都以为晁衡死了,还写了一些悼念他的诗。实际上,出事的船经过越南,在越南得到修整,晁衡自己也捡回了一条命,最后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之后就一直留在长安。从716年阿倍仲麻吕十八岁来到中国,到770年在长安去世,他在中国呆了五十多年,基本上他的一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另外,还有把中国的佛教传入日本的弘法大师,他的法名叫空海,是把中国的密宗传入日本的一个重要和尚。在中日文化史上他除了传播中国的佛教之外,还在日本用汉语写了第一部文艺理论著作《文镜秘府论》。在这么一个日本狂热地学习中国文化的时代,从知识分子到朝廷的天皇都热衷于学习汉诗,虽然他们仍然处于一个借用汉诗的阶段,但是已经能够读汉文的书和写汉诗了。所以对于怎样才能把汉诗写得更像、写得更好,这是日本知识分子非常关心的事情。空海从中国回去以后写了这本《文镜秘府论》,就是教日本人怎么写汉诗,这是第一部所谓的汉诗文理论著作。空海除了诗文写得好之外,还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他还是一个书法家,他是把中国的汉文书法传入日本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学问僧里的园仁是最早把中国的茶叶传到日本的高僧。

(5)井真成墓志

在总结遣唐使的历史作用之前,还要讲一讲前两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日本留学生的墓碑,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史书的记载。1904年10月,西北大学一个老师在长安从民间搜集来一块墓碑,经过考证,这就是有关遣唐使的一个实证。墓志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囗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734)正月囗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囗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名字叫井真成,来自日本。“国号日本”,这是日本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日本”这个国号的记载。以往在中国的书中称日本为“倭国”、“东夷国”;日本则称自己为大和。“日本”这个名字最早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这块墓志铭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个最早使用的“日本”是在什么时候呢?井真成死于734年,那至少在734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公认把倭国称为“日本”。“日本”的意思即是“日出之处的国家”,跟遣隋使国书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从墓志中可以看出井真成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才,在开元22年正月在官衙里病逝,皇上很悲伤,还给他追加了一个官职,叫做“尚衣奉御”。这个官职是朝廷的一个内官,负责皇帝的各种着装。古代管理服装的官是隶属于礼部的,不同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与礼相关的,所以皇帝、皇太后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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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尚衣奉御”。当然,这个官比较轻闲,和社会的交往不是很多,但是是直接服侍皇帝,所以地位比较高。这个墓志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唐朝是一个很开放的朝代,对于日本的留学生,只要其才能出色,不仅是像对待晁衡一样挽留他,也给年轻有为的青年一些官职,并且人死之后还会给予厚葬。事实上不仅对待日本人是这样,当时对待北方的突厥人、东方的朝鲜人以及中亚的色目人都有这样一种开放的任官制度。在唐朝科举时代,有专门针对色目人的考试课题。为什么叫色目呢?我们的眼睛是黑色的,所以我们称呼东亚、西亚的这一些阿拉伯人为色目人。可见色目这个词不是从元朝才出现的,而是唐朝科举制度对于西方的回鹘、阿拉伯、大食以及早期的波斯人的一个统称。井真成的墓志增加了一些我们关于唐朝国际性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734年去世,他可能也是和晁衡、吉备真备一起716年来的同一批遣唐使,这就使得遣唐使的事情在历史的真实当中找到了一些回应。

(6)遣唐使的历史贡献

下面总结一下遣唐使的历史贡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引进了中国文化。具体的讲,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是政府派出的,他们把中国唐朝的典章律令、官制、宪法,成文法都搬回日本,帮助日本建立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

事实上,在这样两个文化落差很大的国家之间,它更多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对唐朝的文字典籍、文学艺术、 佛教等的学习和吸纳,这可以说是文明的全面开花。这些东西带到日本以后非常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平,比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当然有一些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系,像绘画、雕塑、音乐、甚至舞蹈,这些跟佛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日本最痴迷的就是学习汉文、汉诗,白居易是日本最受欢迎的一位诗人。为什么白居易的诗会在日本最受欢迎呢?我们知道有唐一代产生了众多的像李白、杜甫、王维这样一些著名的诗人,而唯独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受欢迎,这也是中日比较文学上面经常有人拿来做文章的事情。简单的说,一方面是白居易活的年龄较长,诗产量多,在漫长的历史中,对日本人来说有一个不断接触、接受、追随的过程。另一方面,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白居易自己写完诗就念给邻居的老婆婆听,看她能不能理解,所以他是一个很贴近底层人民的诗人,不像李白的旷达豪放,也不像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晚年信佛,比较讲究生命的转瞬即逝,讲究春花秋月、感悟生命,这些审美特征比较符合日本这个所谓樱花的国度。所以在语言和审美情趣上,日本人都非常喜欢白居易。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围棋、相扑等也都传入了日本。相扑是日本的国粹之一,围棋好像日本更厉害一些,但是这些都是唐朝时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还有饮茶的习惯,中国的茶也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这是简单的来讲在文学、艺术、文字典籍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第三是生活日用方面,或者说各种技术工艺方面。各种技术丰富了日本的经济,提高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刷术,可以说是所有技术里面与文化传播联系最密切,或者说最重要的一种技术。中国目前所能发现的有年代记载的雕版印刷物是《金刚经》,是唐朝晚年868年,唐显通九年的《金刚经》。现在在日本奈良法隆寺发现了《陀罗尼经》,它的印刷时间是770年,比我们中国发现的《金刚经》早了将近100年。不是说日本法隆寺的印刷品是他们自己开创的,他们一定是学习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在770年日本已经从中国学得了印刷术,并且已经有了日本人自己印刷的《陀罗尼经》。这部经书可以说是现在历史上最早的印刷物,把东亚有印刷品的记录提早了100多年。当然最近几年还有发现,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一份《陀罗尼经》,它的印刷时代是750年左右,比法隆寺的陀罗尼经又早了二十年。从中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印刷术从中国传到朝鲜,再到日本,至少在8世纪中期日本和朝鲜都已经有了印刷物。另外,印刷物在东亚,无论是在日本、中国或韩国,最早都是印刷经文,所以说佛教的传播带动了古代文化方方面面的交流与发展。此后,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健全,就需要印一些儒家的书籍,所以像《史记》、《诗经》等在唐朝中晚期渐渐地开始有少批量的印刷。至于以后的文人个人文集,是到了宋朝、明清时期才越来越多起来的。还有比较著名的唐三彩传到日本,日本也有了著名的奈良三彩。奈良三彩是在对中国唐三彩的学习基础之上改进的一种工艺,奈良三彩也俨然成为日本的国粹之一。另外还有国家都城的营建,奈良、京都完全是学着长安的方式来建的。长安城南北十一条街道,东西九条街道,整体像一个棋盘。特别典型的是北边是皇城和内宫,皇城和太极宫后还有大明宫;南城就是被这些马路隔开来的一些街坊,在这些街坊里面有著名的东市和西市。东市是中国人的商业区;西市是当时长安作为一个著名的国际化都市,专门辟出的一块让外国人居住,像回鹘、大食的商人,突厥的军队等等。西市出售的都是西方人带来的舶来品。日本的京都建成以后基本上就是仿造的长安,也是中央一条通向皇城的朱雀大道,甚至连名字都一样。北边是宫城,南面也是东市和西市。

五、小结

这部分主要讲了中国历史上对日本的两次大的影响,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输入,我们称为新汉人,带去了中国的文字、典籍、儒家思想以及佛教,促使了日本民族的民族觉醒。一次是遣隋使、遣唐使时期。日本作为一个国家,长时间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派人来中国学习,不断移植中国的制度、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文化。唐朝末年,日本人意识到不能再继续照搬中国了,于是在895年制定出了停止向中国派送遣唐使的国策。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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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宋朝,内务应接不暇,北方总是受到强大民族的威胁,南宋之后中国朝廷偏居一隅。元朝之后,日本基本上停止了正面向中国学习或者政府之间交往的渠道。此后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在民间、在佛教僧侣之间,通过一些典籍的渗透,对日本发生影响,而不再具有此前的规模。

第八讲 日本文字与中国汉字的关系

一、关于“同文同种”

在研究中日关系时我们长期存在这样一个观念,特别是晚清以来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舆论是非常盛行的,就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同文同种”。日本越是要侵略我们,在侵略之前越是特别友好地说与中国是“同文同种”,甚至还要牵扯到我们的历史文化,牵扯到孔子。他们喜欢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称为孔教,甚至宣扬在五四运动以后孔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了,真正的孔教或者孔子思想的真谛在日本承传着。总之,这种舆论要造成一种中国和日本没有什么区别,文化上相同,文字上相同,种族上也相同的感觉。这就是“同文同种”的意思。

实际上,“同文同种”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置疑的。前面我们讲了徐福东渡,显然日本和中国不是同种。最早的日本土著人是阿依奴人,从一万年前日本列岛离开东亚大陆之后,就有了这种圆脸的、矮小的土著人。当然,后来秦汉移民到了日本,渐渐的把汉人的种族加入日本,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两国是同种的,日本毕竟先是从本土发展起来,后来才融入了外界的种族和文化。“同种”的说法不正确。那“同文”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现在的日文中,确实有大量的汉字,但这可不是简单的汉字,它们中很多在我们的新华字典、康熙字典中找不到,是改变了的汉字。有些词写出来虽然和汉语一摸一样,但意思却大相径庭,例如“手纸”、“勉强”早已经不是汉语原来的意思了。汉字在日文当中只是承担了一部分功能的组成要素,所以中国和日本并不是“同文”。

“同文同种”事实上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所制造的历史文化理论方面的烟幕弹。当然,这种烟幕弹裹着糖衣,在一定程度上很能满足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好像日本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拿过去的。有一定历史文化知识的人,经过思考就不能再被这些侵略理论牵着鼻子走了。中日不是“同文”,而是中国文字影响日本文字的一种影响关系。

二、日本文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借用汉字阶段

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没有自己文字的阶段。7世纪,中国已经进入唐朝,已经进入这个国家最鼎盛的时期,一切文化都已经展开,已经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展示了多方面文化的光辉灿烂,而这个时候与中国相距不远的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真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日本开始真正有自己的文字,通过文字来记载自己的语言是在7、8世纪左右。此前,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历史活动,例如在两汉时期,已经有一些漂流民来到中国;特别是东汉、三国时期,还有一些政府外交使者到中国来。那么,一个民族本身没有文字,但又需要进行自己国内的政治操作和与国外的联系活动,首先就经历了一个借用汉字的阶段。所谓借用汉字的阶段,就是8世纪之前,在日本人形成自己的文字之前,他们完全用汉语来书写、记录、表达、记载他们最早的一些历史文献。

1.王仁献书

3、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典籍像《论语》、《千字文》才开始传入日本,这就要讲到日本文献中记载的王仁献《论语》、《千字文》的事情。早期日本和中国的交流大多都是以朝鲜为媒介的。当时有大批的秦汉移民通过朝鲜半岛的南端,渡过海峡来到了日本九州地区。事实上,在中日韩三国的交流当中,韩国也始终处于中日间跳板的位置上。汉朝时,在朝鲜半岛设有乐浪郡和带方郡,这些郡的后裔当然都是中国人的后裔。到了3、4世纪之后朝鲜脱离中国,汉朝时设立的郡也慢慢地消失了,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之间互相征战形成了三国时代。三国中的百济离日本最近,曾经有一段时间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日本天皇就请求百济王派一些具有文化修养的艺人、学者到日本来,百济果然就有这样的人员输出,日本史书中记载的百济博士王仁献书就是这一时期的事。但这件事情虽然有记载,但具体的年份不清楚,早则3世纪,晚则5世纪初。书带到日本后,也许这个汉族后裔知识分子,百济博士王仁就会教日本的皇族学习《论语》。所以,最初日本人就是拿着中国的书籍,完全读汉字,通过汉文来制定他们最早的政治文献。

2.日本开始使用汉字

随着三国以来中日交往的日益密切,中国的铜镜、农具、兵器、印章、绶带等都传到日本,这些东西上面都或多或少的刻有中国文字。其中的“汉倭奴国王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国的一枚印章,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日本也学会了制造中国的兵器、农具、铜镜等,他们也模仿中国的样子在这些东西上刻上中国的汉字,但是这些工匠并不识字,所以只是依葫芦画瓢地刻上一些中国汉字。这些都是借用汉字的表现。

随着中日交往的加深,随着日本国家形态的完备,到了6、7世纪的时候,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圣德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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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他制定了日本最早的宪法,也制定了日本最早的中央官制,颁布了《官位十二阶》。这些都是日本国家形成的标志性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是用中文写成的。

可以想象从4、5世纪或更早的时间以来,日本的政治高层读着中国的经典,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在制定官制、宪法的时候都直接用汉文记录。再进一步发展,一些日本高层的知识分子、官僚慢慢地就有了更多的汉文书籍。当时除了《论语》、五经以外,《史记》、《文选》也是日本人比较喜欢读的书籍,也是中国传过去的数量较多的书籍。总之,他们有了一定的阅读、书写汉文的能力,逐渐地自己也会用汉文来写作、抒情,进行历史记录。

3.形成自己的汉文史籍

随着使用汉字的增多,8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三部书。720年出现了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这部史书完全是用汉字写成的。这部书在日本就像中国的《尚书》一样,是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百济博士王仁带去《论语》的事情就是在《日本书纪》中最早记载的。从“书纪”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到日本历史文献的体裁是受中国《史记》的影响,《史记》中就有书、纪这两种体裁。另外一本是《怀风藻》,它是日本最早的一本汉诗集,日本人慢慢地也会写汉诗了。写诗需要文字、词汇,关键是还要有韵,这说明日本的文人已经学会用“韵”了。第三本是《文华秀丽集》,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本汉文集。

所以,从3世纪中国书籍传到日本,到日本人用汉字制定宪法、制度,再到8世纪形成自己的汉文书籍,他们始终处于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汉文、汉字的时代。

(二)万叶假名阶段

随着国家的成熟、民族的觉醒,日本人意识到不能一直借用汉字,况且他们自己还有生动的民歌、民谣、民族俚语需要记录和传承,所以他们要创造自己的文字。日本的文字字母叫假名,在他们产生正式的假名之前他们使用的是“万叶假名”。

1.《万叶集》

随着日本民族的觉醒,他们需要记录自己民族的早期历史、早期情怀。一个民族最早期可以记录的东西就像我们《诗经》中的一些民歌、民谣和一些朴素的劳动者在田间耕作的劳动号子和咏叹调。但要记录这些,文字又是一个大问题。这些爱情诗、咏叹调有自己的语音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发音。用这种方法,汉字在他们的笔下只承担了一个发音的功能,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把汉字作为音标来记录他们古代的诗歌,就出现了日本最早的一部和歌集《万叶集》。和歌集就是日本古代歌谣的总集,它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楚辞》。其中有很多著名的、现在仍然有姓名、官职可考的文人写的诗,有一些是一般文人的诗作,还有一些是民歌。《万叶集》虽然全篇都是汉字,但中国人看来就像天书一样,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2.《古事纪》

在万叶集之前,712年还有一本书,叫做《古事记》。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也是日本较早的一本历史文献。这本书开篇是神代卷,从日本开天辟地开始说起。说日本这个民族是天造大神下凡,是一个天孙的帝国。讲了很多关于神如何创造日本列岛,创造日本列岛上的山川、万物,如何派天孙下凡统治日本,慢慢形成日本天皇,然后一代一代承袭相传。神代卷之后才是日本历代天皇的历史。《古事纪》的“神代卷”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山海经》。中国的《山海经》、《搜神记》是我们民族发展的早期记载处于幼年、童年时期的一些幻想,是人类还匍匐在自然之下,把自然作为神的一种迷信状态下,记载的一种人神不分的神话故事。8世纪,理性的光芒已经是普照中国大地了,但在日本还在编着神代卷这样的神话,从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化的落差,当然这个落差也是很耐人寻味的。神代卷中的神话不像中国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样的天真浪漫,他们的神话是后人造出来的神话。日本的文人在写《古事纪》的时候,俨然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理性文明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神话不再那么天真浪漫,甚至是加进了一些后世的政治世俗、民风世俗、男尊女卑的观念。《古事纪》仍然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是同时又有点复杂。《古事纪》的“神代卷”部分在记录一些民歌、民谣的时候像《万叶集》一样把中国的汉字作为音符来使用,但有些地方又使用了汉文的意思,所以比较混乱。

3.万叶假名的使用

《万叶集》和《古事纪》都属于万叶假名时期,就是把中国的汉字作为发音的字母来用。下面就列举一首万叶和歌来说明这一时期汉字的使用情况。

夜麻登能

多加佐土怒袁 那那由久袁登卖抒母 多礼袁志摩加牟

这是《古事纪》中用万叶假名写的一首和歌。这里的发音是日本的古语。现在日本人也不说古语了,所以《万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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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古事纪》就成为日本的一项专门的学问,就像中国的国学一样。日本的国学有三本书,就是《古事纪》、《日本书纪》和《万叶集》。这首诗用日文来记载就是:

大和 の

高左土野を

七行くを止ども

谁を下もかむ

他们当时称自己的国家叫“やまと”,就是“大和”。因为当时还没有“大和”这样的说法,它就借用了“夜麻登”。从这几个字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汉字是一音多字的,“や”这个发音也可以用别的汉字来写,一个音有好多个汉字来对应它,所以“やまと”也有写作“邪马台”,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写的就是“邪马台”。“夜麻登”和“邪马台”在万叶假名时期说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说的“やまと”。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日本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他们又转来借用中文的意思,用“大和”这两个字来写。这首诗是一首爱情歌,大概的意思是:“大和的高左原野上,走来了七位姑娘,谁能够入我的怀抱啊!”这就是一首万叶假名所写的古代的和歌。

(三)日文假名阶段

1.日文假名的产生

一种文字的创造是很不容易的。古代中国的文字有很多通假字,用字还很不严格。日本借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音,又处在一个音、意完全脱钩的状态,所以这种万叶假名的阶段肯定不可能长久存在,所以必然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形成真正的日文假名。

万叶假名就是汉字假名,因为它首先被完整地用在《万叶集》上面,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万叶假名,后来才形成了日文假名。因为“夜麻登”或“邪马台”写起来太麻烦,渐渐的有了简化、统一的要求,就把中文汉字的某一个偏旁或某一个部分作为他们记音的符号。因为是记音符号,所以日文假名就是日文字母。为什么称它们为假名呢?“假”是假借的意思。日本人很谦虚、很诚实,承认这些字母是借用的。现在日语就是由这些假名组成的。正楷中文汉字的一部分就成了片假名,草书的汉字就成了平假名。日本假名共有50个字母。

日本的假名最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文字起源的事情是不好深究的,除非有考古发现才能够说明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概是8世纪,在日本奈良的一个寺庙中,有一个佛像的手上拿了一把折扇,折扇上写的是假名,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就有了日本的假名。

2.日文假名的使用

当片假名、平假名发明之后,日本的语言文字终于走上了统一道路。用自己的假名来记录自己的发音,那是不是日本语言文字就自此独立起来,就离开了借用或依附中文的阶段呢?并不是如此。日文假名是一种借用汉字的东西,是一种简化了的东西,在发明了日本假名之后的几百年当中,它并没有被广泛的使用。在平安时代,在长期的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日本的男性世界,日本的政权世界仍然运作着汉文。他们认为假名是一种不正式的东西,是给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使用汉文的人用的,所以皇族、高官不使用假名,政府文献当然仍然要用汉文来书写。那这些假名由谁来使用呢?就是由女性来使用。在平安时代的宫廷中,有一大批女官,这些女官往往出生于贵族家庭,她们从小就有阅读汉文的机会,其中修养高,学问好的女官就去陪伴公主、皇后、皇太后读书、消遣。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较高,但并不在政治权力的中心,所以当他们要书写心情的时候,并不在乎正式与否。他们不用汉文来书写,而是用日文的假名来写作,这就产生了日本最早的一批古代文学作品。11世纪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就是这样成书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都是宫廷女官,她们是10、11世纪东亚最著名的女文学家、女诗人。《源氏物语》是长篇小说,《枕草子》是散文集,书中抒发了很多风花雪月的女性情怀,异常美丽。

3.《源氏物语》

(四)汉文训读阶段

虽然在正统领域中仍然是借用汉字,但几百年之后,对日本语来说,汉文越来越是一个外国语,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圣德太子时代那样,完全用汉文了。于是就有了一个协调的办法,叫做汉文和训,和指大和,汉文和训即对汉文用日本语的形式来读。汉文和训的形成和发展最早起源于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朝时期。

遣唐使时期,日本全面吸收中国的四书五经、儒家文化、政治体制。宋朝以后,中日的佛教交往非常密切,佛教在日本流传开来以后,他们需要阅读大量的汉译佛经。当然,日本人不可能完全用汉文来读,对于汉文,他们希望用日文的思维习惯来读,形成对汉文的理解。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在汉文的基础上勾勾画画,添几个助词,让日本人能够读懂的形式。

在日本人的语言系统中,发音系统有两个,一个是音读,一个是训读。

中外文化交流史模拟试卷与答案

中外文化交流史模拟试卷与答案 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中外文化交流史》模拟试卷一 注意: 1.试卷保密,考生不得将试卷带出考场或撕页,否则成绩作废。请监考老师负责监督。 2.请各位考生注意考试纪律,考试作弊全部成绩以零分计算。 3.本试卷满分100分,答题时间为90分钟。 4.本试卷分为试题卷和答题卷,所有答案必须答在答题卷上,答在试题卷上不给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答题卷相应题号处。 1、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的是()。 [A] 住房[B] 典章制度[C] 生产方式[D] 音乐 2、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在泰国走俏,使得商船往返时,文学艺术类书籍也成为大宗货物之一。这是通过文化交流途径是()。 [A] 官方派遣使节[B] 贸易要求[C] 战争与掠夺[D] 宗教传播 3、在西域三十六国当中,最大的是()。 [A] 大月氏[B] 安息[C] 乌孙[D] 大夏 4、不是《希腊志》对中国丝绸生产的记载的是()。 [A] 产丝的小动物叫“赛儿”,比最大的甲壳虫还要大两倍 [B] 赛里斯人为畜养这种昆虫而建造冬暖夏凉、四季咸宜的房屋(蚕房) [C] 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绿芦苇喂养它们 [D] 大部分丝线就是在这种小动物死后的尸体内部找到的 5、法显将自己西行求法所经历的情况编撰成书,取名()。 [A]《佛国记》[B]《大唐西域记》[C]《西域志》[D]《外国传》 6、中国禅宗有三个特点,其中不包括()。 [A] 有一个“梵我合一”的世界观理论[B] 有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 [C] 有一套“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D] 提倡苦行、禁欲、禅定等长期的磨练 7、751年,唐朝将军高仙芝西征中亚怛罗斯被大食所败,俘虏中有杜环在巴格达住了11年,著有()。 [A]《通典》[B]《经行记》[C]《游行外国传》[D]《行记》 8、中国最早记载日本的文献资料是()。 [A]《史记》[B]《汉书》[C]《三国志》[D]《后汉书》 9、用日文假名写成的散文集是()。 [A]《枕草子》[B]《源氏物语》[C]《万叶集》[D]《古事纪》 1 / 21

中外文化交流史之课程感想

中外文化交流史之课程感想 自从选了这一门课之后,诸多的感触与思绪紧紧地缭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忘怀。 首先,能跟着蓝老师您一起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一门与我们专业知识紧密相连的学科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幽默的教学方式、标准的言语讲学、精美的课件制作、积极的课堂互动、规范的板书设计……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学习热情,无形之中也都推动着我去努力、去学习、去奋斗;其次,在老师的积极教学与耐心指导下,我对中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在课程学习当中,我不仅深刻地明白了:文化间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且还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文化交流也会带来的积极的与消极的社会影响。中日、中朝、中印、中西文化交流次数的频繁与交流领域的广泛,在前期极大地促进了各国间社会文化的进步与祖国命运的发展,但是到了后期,同样的也因为交流的深入和广泛也给各国带来了不少的文化冲击与战火喧嚣……。从这些如此真实的史实中,我清楚地明白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两面性,是积极与消极相伴的统一体,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最后,在课外交流活动课中,我学会了团结与协作,理论联系实际等等。随着活动课的开展,我们小组成员积极备战。不管是前期的组织筹划、还是中期的节目训练、又或是后期的登台表演,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化交流的魅力与亲身实践的快乐。交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互动的一个简单平台,它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展现民族本土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推动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通过文化交流的继续深入与持续发展,我有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将会日益兴盛、日益绵长。

华科版选修课指南

公选课指南 艺术体育类 课程点名否结业方式备注 声乐入门不点名唱歌简单无论唱歌好听与否绝对能过中外名乐欣赏不点名交论文好过有意思很享受 桥牌入门点名考试(开卷)平常要抄笔记 篮球裁判点名开卷考试边抄边过还有科比视频看运动损伤很少点闭卷考绝对能过 影视美学导论点名交论文老师不错经常看电影 歌剧欣赏点名交论文一般每节课看歌剧 西洋歌剧不点名交论文关灯上课有情调 外国戏剧艺术欣赏点名考试授课方式好 DV制作抽点考试(很简单)老师好内容充实有益 音乐与电影有时点交论文内容比较有趣下课早 民族器乐欣赏点名交论文感觉还行还有艺术团的表演陶艺制作点名考试简单(手工制作)普遍反映有趣 钢笔画不点名平时画的作品给的分比较高不是很有趣 要有些基础 钢琴(初级)交论文完全是理论课没有实践感觉一般 不过有艺术团表演 芭蕾简史与赏析点名考试感觉一般 中国戏曲欣赏每次都点交论文去的人少 中国书法不点名三次课堂作业老师比较偏激 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点名交论文还可以 足球点名交论文不错 节奏世界点名唱一段好过 中华传统养生点名交论文内容丰富有益 PS:南利华老师的课普遍反映很好总之音乐类的都比较好过,基本都是写论文 语言文化类 课程点名否结业方式备注 英汉互译点名闭卷考试内容较难,有一次课堂作业打分较低英语修辞与鉴赏点名交作业内容不错只要去上课就能过英国文化赏析不点名开卷考试上课有时有小测试考试易过英诗赏析抽点背一首诗课堂交作业易过 英国文化简介有时点论文(现场考)还不错好过 英译中国文化点名考试好过不是很有趣 英文漫谈中国文化经常点闭卷考试内容丰富东边上课 人类文化学不点名开卷考试考试比较难分也打的低比较有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原著不点名开卷考试考试简单老师很好对个人启发大中国文化系列专题不点名开卷考试老师思想较偏激关灯上课内容有趣 要买老师的书才好拿高分

《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课程课外阅读参考书目2

中外文化交流史马树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12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胡太春中南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04出版)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王小甫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5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魏秀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05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史(套装上下册) 何芳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05出版) 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中外文化因缘) 沈福伟、吴景枢外文出版社(2009-08出版)

季羡林学术精粹(第3卷):中外文化交流卷季羡林山东友谊书社(2006-01出版) 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6DVD) 钱文忠(主讲)、高虹、中央电视台 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周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03出版)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李喜所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01出版) 中国文化要略(第3版) 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08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876 页 本书叙述了从古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促进。 中外饮食文化隗静秋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03出版) 唐代拂菻丛说林英中华书局(2006-11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探绎:星学?医学?其他陈万成中华书局(2010-11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及语用分析马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09出版)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王介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01出版)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共5册) 李喜所世界知识出版社 音像(2) 老外的中国梦(英文版) 绿杨、杨耀华新世界出版社(2009-01出版) 老外的中国梦绿杨新世界出版社(2009-01出版)

中外文化交流

浅谈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从明清时期的澳门被入侵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澳门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口岸,而且也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从16世纪起,一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观察、学习中国文化,并经过他们传播,将中华民族文化介绍到欧洲,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中国人民也通过澳门这一窗口,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经过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澳门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再次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自开埠400多年来,特别是香港发达之前,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16世纪至20世纪初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一、中西方的认识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很少来往,而是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实现相互影响。如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得以实现。无直接的接触,彼此的认识是模糊的。至葡萄牙人东来,中国人甚至不知其国名,不知其地理位置,而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转译过来称其为“佛朗机”或“大西洋国”。而14、15世纪新兴的欧洲各国商人,则对传说中“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充满向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一片未清晰展现出轮廓的海市蜃楼,因此非常想探明中国的一些情况。足见, 16世纪前中西方的直接交往是极少的,彼此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 二、16至18世纪澳门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历史上, 西洋文化的东传, 以及中国文化的西播, 主要是由天主教教士进行的。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进入澳门, 天主教教士亦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及全球海路的开通,使欧洲各国的船队有条件来到中国沿海,中西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随着葡萄牙商人东来,天主教耶稣会的大批传教士也随着商船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来到澳门首先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实况; 继而进入内地传教,拉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耶稣会士在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向欧洲自己的祖国介绍和

中外文化交流史之唐代三百年概述

第一节唐代三百年概述 导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繁荣的一个封建王朝。自公元617年,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次年隋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国号唐,都长安。907年为后梁朱温所灭。共历二十帝,二百九十年。在唐朝二百多年的历史里,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和事件:由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千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的女皇帝武则天,更有唐明皇与杨贵妃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等等。这些动人的故事都与唐朝的兴衰密不可分,那么,这段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本小节的内容,来看一看唐朝这样一个充满着朝气和活力的朝代的兴衰历史。 通过本小节的学习,你将能够: ●说出唐朝兴衰的时间及过程; ●描述盛唐时期唐朝的概况; ●阐述唐朝走向衰亡的原因及重要历史事件。 学习任务: 10分钟) 观看:《大唐文化》,请结合影片的资料谈谈唐朝繁荣的情况(可以从经济、城市规模、宗教、艺术、宫廷建筑等方面介绍),进入课堂讨论“盛唐时期的情况”中发表自己的观点。(50分钟) 阅读:《安史之乱》,观看:《大唐开元王朝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走向衰落和毁灭的转折点,请你简述安史之乱的主要过程。(20分钟) 阅读:《大唐灭亡的原因及重要历史事件》,综合前面所学的内容,请你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一下导致唐朝灭亡的事件及原因有哪些?请将你的答案记录在“学习笔记”中。(10分钟) 问答时刻 学伴问:当时作为世界中心的唐朝到底有多繁荣呢?这样强大的王朝为何后来又走向灭亡了呢? 老师答: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绚烂多姿的朝代。自公元617年开国到907年灭亡,短短的三百年里,唐朝造就了一个神话。唐代政治清明,有著名的唐太宗“贞观之治”,有魏征这样的清官谏臣;唐朝经济繁荣,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唐朝的文化灿烂辉煌,诗仙、诗圣都产生在这个朝代;唐朝艺术绚烂多姿,有著名的唐三彩、雄伟辉煌的大明宫祠。

中外文化交流史模拟试卷和答案

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中外文化交流史》模拟试卷一 注意: 1.试卷保密,考生不得将试卷带出考场或撕页,否则成绩作废。请监考老师负责监督。 2.请各位考生注意考试纪律,考试作弊全部成绩以零分计算。 3.本试卷满分100分,答题时间为90分钟。 4.本试卷分为试题卷和答题卷,所有答案必须答在答题卷上,答在试题卷上不给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答题卷相应题号处。 1、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的是()。 [A] 住房[B] 典章制度[C] 生产方式[D] 音乐 2、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在泰国走俏,使得商船往返时,文学艺术类书籍也成为大宗货物之一。这是通过文化交流途径是()。 [A] 官方派遣使节[B] 贸易要求[C] 战争与掠夺[D] 宗教传播 3、在西域三十六国当中,最大的是()。 [A] 大月氏[B] 安息[C] 乌孙[D] 大夏 4、不是《希腊志》对中国丝绸生产的记载的是()。 [A] 产丝的小动物叫“赛儿”,比最大的甲壳虫还要大两倍 [B] 赛里斯人为畜养这种昆虫而建造冬暖夏凉、四季咸宜的房屋(蚕房) [C] 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绿芦苇喂养它们 [D] 大部分丝线就是在这种小动物死后的尸体内部找到的 5、法显将自己西行求法所经历的情况编撰成书,取名()。 [A]《佛国记》[B]《大唐西域记》[C]《西域志》[D]《外国传》 6、中国禅宗有三个特点,其中不包括()。 [A] 有一个“梵我合一”的世界观理论[B] 有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 [C] 有一套“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D] 提倡苦行、禁欲、禅定等长期的磨练 7、751年,唐朝将军高仙芝西征中亚怛罗斯被大食所败,俘虏中有杜环在巴格达住了11年,著有()。 [A]《通典》[B]《经行记》[C]《游行外国传》[D]《行记》 8、中国最早记载日本的文献资料是()。 [A]《史记》[B]《汉书》[C]《三国志》[D]《后汉书》 9、用日文假名写成的散文集是()。 [A]《枕草子》[B]《源氏物语》[C]《万叶集》[D]《古事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历史学专业 世界历史专业 历史学类(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专业 工商管理类 旅游管理专业 公共管理类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历史学类培养方案一、公共基础平台课和学科基础平台课设置 1.公共基础平台课共32学分 2.学科基础平台课共48学分

世界上古及中世纪史(一)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World(Ⅰ) 4 4 72 1 世界上古及中世纪史(二)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World(Ⅱ) 4 4 72 2 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 4 4 72 3 世界近代史(1640—1911)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4 4 72 3 世界现代史(1911—1945)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4 4 72 4 世界当代史(1945—)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orld 4 4 72 5 中国考古学 Chinese Archaeology 4 4 72 1 二、专业培养方案 历史学专业 1、培养目标及要求 (1)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历史学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宜到国家机关、文化教育、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外交外贸、国际交流、文博档案及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也可报考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2)专业要求 学生应掌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了解;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国内外史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能运用英语阅读历史专业书刊,并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2、学制与学位 (1)实行弹性学制。本专业基本学制4年,学生可在3-7年完成学业。 (2)符合《学位条例》规定的毕业生,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3、毕业要求 毕业总学分156学分,其中必修课94学分(公共基础平台课32学分,学科基础平台课48学分,专业基础平台课14学分);选修课42学分(专业选修课36学分,公共选修课6学分);实践性教学环节20学分(其中包括“专项学分”5学分) 4、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合计 必修课选修课实践性教学环节 公共 基础 平台 课 学科 基础 平台 课 专业 基础 平台 课 小计 专业 选修 课 公共 选修 课 小计 专业 实习 毕业 论文 专项 学分 专业 考察 小计

钱婉约《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大纲

《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大纲 钱婉约 2009-12-13 1,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传播学等学科都对文化有定义,故多至200种以上说法。历史学的文化定义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创造的成就的总和。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不平衡性、传播性等属性。 2,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本土主体文化对于外来客体文化的接受或排斥, ●1,本土文化的状态:开放活跃期,适应性;落后封闭时,排斥性。 ●2,外来文化的性格:效用和适应 3,古代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1,贸易要求。 ●2,宗教传播。 ●3,战争与掠夺。 ●4,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 4,西域的概念 ●1,广义的西域,是指通过葱岭(今帕米尔山结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 总称)所能达到的广大地区,涵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乃至东欧、希腊罗马、 北非等地域。 ●狭义的西域,是指葱岭以东的地区,涵括今天我国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5,张骞通西域:第一次:公元前139年。欲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历经13年而返。第二次:公元前115年。欲与乌孙结盟。 6,《史记·大宛列传》 ●1,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70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拘弥、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2,乌孙: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3,“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 临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4,“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 涯,盖乃北海云。 ●5,大月氏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一二十余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6,安息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土著,耕田,田稻麦,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一银为币,

人教版2019年七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II)卷(模拟)

人教版2019年七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II)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考试须知: 1、请首先按要求在本卷的指定位置填写您的姓名、班级等信息。 2、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指定区域内答题,否则不予评分。 一、选择题 1 . 近期,央视科教频道推出一档大型文化类益智竞赛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诗词文化盛宴”。小明也自拟了一道题目:“豪放风格;抗金斗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符合上述条件的词人是 A.苏轼 B.李清照 C.岳飞 D.辛弃疾 2 . 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叫做 A.交子B.交钞C.宝钞D.会子 3 .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前期的()。 A.广东沿海B.四川地区C.中原地区D.浙江沿海 4 . 以下是我国经济重心变化示意图,与图三相对应时期应是() A.三国时期B.唐朝中期C.两宋时期D.明朝初期 5 . 灭亡北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 A.辽B.西夏C.金D.蒙古 6 . “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故事的主人公是

A.石守信B.赵匡义C.赵匡胤D.赵普 7 . 辽和西夏分别由哪个民族建立? A.契丹族、党项族 B.汉族、契丹族 C.回族、汉族 D.党项族、契丹族 8 . 现在的传统节日,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在何时开始流行: A.汉朝B.唐朝C.宋朝D.明朝 9 . 下列有关政权被灭亡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辽﹣金﹣﹣﹣北宋﹣﹣﹣南宋B.金﹣﹣﹣北宋﹣﹣﹣﹣辽﹣﹣﹣﹣南宋 C.辽﹣﹣﹣﹣北宋﹣﹣﹣﹣金﹣﹣﹣南宋D.辽﹣﹣﹣北宋﹣﹣﹣南宋﹣﹣﹣金 10 . 某班级正在举办宋词朗诵会,下列哪一人物的作品不能出现在这一朗诵会中 A.苏轼 B.李清照 C.辛弃疾 D.关汉卿 11 . 南宋和金南北对峙局面形成的标志是() A.澶渊之盟B.靖康之变C.郾城大捷D.宋金订立和议 12 .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都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现在都是我国的法定节假日。下列节日与其习俗对应,不准确的一项是 A.春节——放鞭炮 B.元宵节——拜年 C.端午节——赛龙舟 D.中秋节——吃月饼 13 . 下图是小历同学在学完《宋代经济的发展》后做的读书笔记,该笔记中的这些现象反映了

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文

大唐时期中日典制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 概要: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国力强盛,法制完备,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亚洲文明中心之一,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由于日本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急于向外寻找突破口,而唐代先进的典制文化为日本完成社会转型提供了仿效借鉴的蓝本。日本政府以向中国派遣唐使的方式全面移植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大唐文化。日本统治者以唐制为基础,发起大化革新运动,使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令制度等都打上了浓厚的唐文化烙印,同时依据本国实际有所损益增删,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利于日本典制文化进一步向纵深处发展,加深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往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交流现状中央官制经济制度法令制度影响意义 一、大唐时期中日交流的现状 由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日本,在文化输出方面,以唐朝向日本输出先进的典制文化为主,很大程度上是唐制文化在影响辐射日本,唐朝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中日交流的形式一般为正式的官方使团交往,仅仅局限于朝廷、政府和上层统治阶级,不涉及普通的下层民众,“贞观五年,(倭国)遣使贡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①”自此唐朝不再向日本派遣使节,主要是日本政府不定期地向中国派遣唐使,史料载:“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开元初,粟田复朝。天宝十年,朝衡复入朝。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②”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遣唐使船队的规模也越来越来大,人数也越来越多,以其中的四次为例,“630年,121人,2艘船队;717年,557人,4艘船队;733年,594人,4艘船队;838年,651人,4艘船队③”一般认为唐朝前期,遣唐使船队的平均规模是2艘船,120人左右;唐朝后期,遣唐使船队的规模较大,是4艘船,共有500到600人左右④”,出现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高潮,促进了大唐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日本645年的大化革新运动受中国先进的典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彻底,本文仅以大化革新为例,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令制度方面谈谈这一时期中日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二、大化革新时期唐制对日本的辐射影响 唐朝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朝处于主动、强势地位,中国先进的政治体制给日本统治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日本留学生、学问僧所奏称“大唐国者,法制完备,珍国也,常须达⑤”因此,日本在645年的大化革新运动中全面移植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大唐文化,以唐制为蓝本,在政治、经济、律令方面对唐代典制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虽带有浓厚的机械模仿和照搬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特色。 (一)唐代中央官制三省六部一台制与日本的二官八省一台制三省六部一台制在唐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可以说达到了其成熟期,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相当完备的官制系统。日本在遣唐留学生的推动下,仿照唐代官制,在中央实行二官八省一台制,单从字面上看,除个别文字和量词存在细微的差异外,二者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和融合性,实质上其加强中央集权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日本对唐代官制的吸收融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日本统治者采纳了唐代官制系统的基本框架模式,使其行政管理系统更趋完善,很好地体现了律令的形式性、完整性和综合性。日本参照唐代三省六部的格式,天皇高高在上,下设神祇官、太政官总领全国宗教和行政事务,太政官下辖八省,其职权涵盖人事、财政、军事、司法、礼仪等各个方面,成为各项具体事务的执行部门。二官八省的设置体现了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此外,又参照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置弹正台,完善对行政、祭祀等政府高官的监督职能。因此,二官八省一台制,使政权组织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沿直线分布,保证了上级对下级的垂直统治,强化 ①(后晋)《旧唐书》刘昫等撰《倭国传》卷19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0页 ②(宋)《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撰《日本传》卷22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08—6209页 ③《外交关系》石井正敏《唐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74—76页 ④(日)《遣唐使眼里的中国》古濑奈津子著、郑威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⑤《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安徽吴云驾 [专题考点概括]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成就。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但总的趋势是融合。以中国为例,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双向互动中就明显呈现出冲突和融合的特征。 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国是文明古国。张骞通西域后,开始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唐、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迅猛高涨的新阶段。明末清初,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等在中国的相对自由活动,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三次高潮。总之,在古代伴随着交通和交往的发展,中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中亚、欧洲,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同时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更善于学习和吸收各国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工业革命后,西方现代文明伴随着工业化浪潮向全世界扩散。这时,中国已不再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积极开拓者,而是处于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主动和开放姿态走上了国际舞台,使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产生影响。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和明治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使它的社会发生了两次质的飞跃。这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落后不可怕,只要虚心学习他人长处,不断改革和创新,就能够迅速地崛起。另外如美国文化也是一个典型,它吸收了西欧文化和不同移民带来的的文化因素,并逐渐形成了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美国文化。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的殖民扩张,各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了碰撞、嫁接和融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双重影响,即在注入新的活力的 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坚守民族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 [专题考点分析] 本专题是近年来高考文综和历史单科试卷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因而在备考复习过程中,必须做好基础知识的储备,学会运用基础知识解决新材料中的新问题。 2007年高考可能的命题切入点有:(1)联系中Et关系、中印关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平崛起等社会热点,考查对中国对外交往优良传统和文化价值取向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突显新课改理念。(2)当前世界文化“西风烈”,如何正确处理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试题设计可以围绕“文明与野蛮”、“古代与现代的对话”或“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等问题,考查不同时期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异质文化的多重影响。(3)从古代交通和文科综合的角度人手(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以考查对中国古代先进文化和强大的国势的认识,彰显人文学科的德育功能。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书报告 作者简介: 沈福伟(1935.03-),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亚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现代化与世界经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郊和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与非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中外文化因缘》(台北贯雅公司1992年出版)、《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出版)。先后担任10卷本《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4卷本《中华历史通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中外文化交流学科主编及撰稿人。发表了《12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刊于《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论文40多篇。两次获江苏省优秀成果奖。负责指导“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研究,培养硕士生多名。[1]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大量的中外考古实物及中外文献资料,辅以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图片和精心绘制的线路图,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地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交通、科技的进步,以及贸易及工业化的发展。 本书共分十二个章节,从新石器时代说起,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至当今,着重介绍了明清之际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十九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崛起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追求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奋斗历程。 本书特色: 历史是充满趣味和深远意义的,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中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因此此类书籍往往引人入胜。虽然本书被很多高校列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科书,但不同于一般教科书的是,本书不仅配有作者精心收集的珍贵图片及线路图,而且体现了严谨性和点面剖析的特色。 (1)严谨性。纵观全书,我们发现,本书中对于每一处引用都有详细的注释;而且针对每个外文名词都有注明外文字母,这是在文章著作中的严谨性。同时,作者写作时的严谨的态度也在书本中有所体现,如第四章提到的炼丹术的起源与传播作者并没有避讳欧美学者及约翰生等具有误导性的说法,而是参考《抱朴子·论仙篇》《周易·参同契》等权威历史文献,利用文献中所记载的汞齐炼金法、硫磺可以克服水银的挥发性制造出人造丹砂(HgS)等事迹证明炼丹术早在公元2世纪产生于中国,而“在2、3世纪时在南中国和埃及、红海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交通的同时,传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又如在全书的后记中,作者坦然了本书的不足,即单纯描述了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却缺乏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描述,而作为国内学者,一本顾全这两方面的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书是难以完成的,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谦虚,也是一种严谨。

比较文学学习、研究参考书目

比较文学学习、研究参考书目 一、比较文学原理、专题研究论著 比较文学史(法)洛里哀著商务印书馆1931 比较文学论(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美)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比较文学导论(美)弗·约斯特著廖鸿钧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什么是比较文学(法)布吕奈尔等著葛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比较文学引论(罗)亚历山大·迪马著谢天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比较文学原理(日)大眆幸男著陈秋峰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简明比较文学孙景尧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比较文学概论陈忄享刘象愚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比较文学探索孟昭毅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比较文学史曹顺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比较文学方法论刘介民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比较文学陈忄享孙景尧谢天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乐黛云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曹顺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比较诗学(美)厄尔·迈纳著王宇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比较神话学蔡茂松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比较故事学刘守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译介学谢天振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乐黛云王宁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比较文学研究类型赵毅衡周发祥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乐黛云勒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美)史景迁著廖世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人教版2019版七年级下学期期末历史试题(II)卷(练习)

人教版2019版七年级下学期期末历史试题(II)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考试须知: 1、请首先按要求在本卷的指定位置填写您的姓名、班级等信息。 2、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指定区域内答题,否则不予评分。 一、选择题 1 . 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以来,逐渐发展和完善。下列哪一制度的实行,开创了此后我国历代王朝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A.丞相制B.郡县制C.州县制D.行省制 2 .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大型节目《经典咏流传》吸引了大批的观众,一批的传唱人把李白等诗人的经典诗词用歌曲的形式演绎,让更多的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李白、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A.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B.这一时期唐朝的对外交往频繁,吸收外来文化 C.唐朝社会经济呈现盛世现象 D.当时的文人志士以唱和吟诵诗歌作为社会交往和抒发情怀的重要方式 3 . 明清时期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下列哪些是这一时期加强专制统治的主要措施 ①废除宰相制度 ②设立军机处 ③实行八股取士 ④大兴文字狱 ⑤设立廷杖制度 ⑥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

A.①②③ B.②④⑤⑥ C.②③④⑤⑥ D.①②③④⑤⑥ 4 . 在我国文学史上,下列艺术形式成为我国文学主流的先后顺序是()。 ①诗②词③曲④小说 A.①②③④B.②①③④C.③①②④D.②④③① 5 .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骨无辜铸佞(nìng)臣”。对联中“忠骨”指的是谁() A.郑成功B.岳飞C.戚继光D.左宗棠 6 . “它”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它”指的是() A.B.C.D. 7 . 清朝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中有这样几句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此言论表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政策是() A.开放五口通商B.闭关锁国 C.重农抑商D.君主专制 8 .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A.贝币 B.铜钱 C.交子 D.会子 9 . 王虎是一位生活在唐朝的商人,他可能经历的是 A.购买精美的唐三彩B.经常去看关汉卿的戏剧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后感

中西文化交流史读后感 读完一篇(部)作品,会有很多感想和体会,这就是所谓读后感。下面是我带来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读后感,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是何兆武先生的著作,主要讲述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天主教传入中国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突;从多方面讲述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讲述了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讲述了在旧制度前期,法国发现中国文化的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等等。 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受到多方挑战。相较于印度佛教在中国顺利的开枝散叶,西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则显得步履维艰。传教事业的范围相当狭小,最初,由利玛窦奠定的耶稣会传教事业仅局限于宫廷内部,且受到诸多顽固势力的抵制,迫害传教士的教案层出不穷。在杨光先案中,监正杨光先甚至歇斯底里的提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是当时不少顽固士人对西学的态度。面对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状况,以及骨子里的狂妄自大,他们将是非观念弃之一旁,对西学的先进与否置若罔闻。虽然这些执迷不悟的做法减缓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速度,甚至西学的传入曾一度中断,但是西学在中国仍然充满了生机,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相较于部分冥顽不灵的士人对西学的极端否定态度,清代初期,一部分开明人士对西学的态度则显得公正理智。他们没有顽固势力的夜郎自大,而是抱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学贯中西,在研究西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进和完善。虽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

带有封建神学色彩,一度使中国学者对西方某些文化领域百思不解,莫知所从,但是,中国学者仍然凭着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苦心研究西方文化。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研究出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创制出一部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促进了中国的觉醒和近代化进程。 当然,文化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确定其是否能与时俱进,源远流长。优秀的文化经得起优胜劣汰的考验,正如华夏文明流过五千年的长河,经过岁月的沉浸,依然讫立于东方之巅,享誉世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不仅为文化的广大博深而震撼,而且是我对世界各名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史都有所了解。从而知道了人类文化演变的的大致轨迹。 世界文化史是从全世界文化观点出发的,系统论述了世界文化自远古至今日发展的历程,描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的特点,介绍了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它们对世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人类文化演变的内在本质。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成就,强调了它是世界文化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对推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沽灭的作用。 世界文化是设计的范围很广,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世界文化是将人的活动、礼仪、谈吐、衣着、娱乐都归为了文化的范畴。我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现人类活动的各个侧面,同时也让我们用多维的视野去考察一个时代的人类特色,更好的识别时代的主流、支流、逆流。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握人类总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活动的规律,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便我们自觉的推动人类文化向前发展。 世界文化史介绍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即东方文化着重介绍了古代、中世

中外文化交流史之文化的接受与排斥

文化的接受与排斥 一种文化在对待外界社会带来新的文化要素时,不外乎采取受容、不关心、拒绝等态度。如果把不关心视作对新事物的消极拒绝的话,那么,对待外来文化就可分为受容和拒绝两种态度,即接受和排斥两种态度。 接受或排斥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接受者,即主体文化的因素。从接受者来说,一个社会体系或文化体系,一般都会同时存在推动改革和维持现状的力量。如果改革力量强于保守力量,就表现为受容,相反,就表现为拒绝。但是,改革力量和保守力量被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制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与主体文化自身所处的状况有关。人类对于新事物,往往抱有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主体文化发达,社会开明多思,改革进取,对外来文化就比较宽容,易于接受。如唐代西域文明的传入、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来华等,都与当时中国文化自身的受容态度有关。主体文化落后,社会危机频频,多保守封闭,对外来文化就排斥,拒绝多于接受。晚清之排斥西方文化,“文革”时期的封闭锁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这些现象也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 第二是外来异文化,即客体文化的因素。一般来说,异文化的效用、异文化与接受者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的大小,即是否适应,是主要的影响原因,即所谓的效用与适应性问题。 有效用的外来文化往往被接受,效用有直接可观和不明确两种。如铁器代替石器,它的实际利益是明显的,因此容易被未开化的民族接受;但西洋医药代替中医中药,甚至代替迷信巫术,就没有那么容易,人们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孕妇耻于让男性妇产科医生接生或治疗。铁枪进入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时,他们知道铁枪比弓箭威力大几倍的事实,但却没有料到在部落战争中,它也是恐怖的杀人武器。在印度部落,人们习惯于用一种冒着浓烟的煤炉子,呛人的浓烟使得眼病和呼吸道病变得十分普遍。当英国人教他们采用简单的烟筒,将烟导出屋外后,病痛固然是减少了,但不久人们发现,由于浓烟而不敢进屋的蚊子现在则因浓烟消除而繁殖起来,使人不堪叮咬。所以,后来又采用了原来的炉子。因此,效用也有两方面的意义,有效的新文化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利。如何正确地根据利弊程度来决定是否采用新文化要素,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正确抉择、也不可能做到的抉择,哪怕是文化再发达的民族。因为新文化采用后的负面影响有时是无法预测的。 关于适应性,不管效用有多大,如果它与既存文化有较大的对立,特别是价值体系发生矛盾时,它就会遭到拒绝。因此,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没有较大的对立和能够适应,是文化受容的必要条件。如斯马特附近的孟塔洼诸岛居民拒绝从近邻马来人那里借鉴种稻技术。虽然他们知道引进水稻技术后,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种稻需要持续不断的劳动,这不符合孟塔洼诸岛人数月停止一切劳作的宗教要求。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一直拒绝水稻技术的引进。东南亚信仰佛教的各国强烈抵抗杀虫剂的输入,因为杀虫剂的输入会打破他们不杀生的戒律。这些例子不只限于后进民族,在文明民族中也常见。如1953年,英国农业部希望推广美国的“窄屋养鸡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鸡蛋产量增加20%。但这仍然遭到以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会员为主的许多英国人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英国人的爱鸟精神。

2015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翻译硕士考研真题常考点真题

2015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翻译硕士考研真题常考点真题 各位考研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才思的一名学员,现在已经顺利的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翻译硕士,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专业的真题,方便大家准备考研,希望给大家一定的帮助。 百科知识部分 一、填空(每空1分,共10) 1、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海峡两岸在清朝________年间又归于统一。 2、喇嘛教是在我国________地区流传的佛教。 3、我国四大石窟指的是云冈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和________。 4、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________代。 5、历史上全面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著作是《________》。 6、中国算学发展有着辉煌的历史,南北朝时的大数学家________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7、中国的茶文化注重茶的意趣,而不注重它的功用,所以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风气:品评泉水___。 8、古文经学与______是汉代经学的两大派别。 9、唐代僧人玄奘所著的《________》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之作。 10、西方传教士的先行者和奠基人________在明朝官绅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选择填空(将正确的编号写在横线上,每空1分,共12分)

1、中国佛教的四大禅林,不包括__________ 。 A.山东灵岩寺B.浙江天台寺C.湖北玉泉寺D.河南白马寺 2、基督教于公元__________ 传入我国。 A.二世纪B.五世纪C.七世纪D.九世纪 3、下列不属于类书的是__________ 。 A.《元和郡县志》B.《太平御览》C.《册府元龟》D.《艺文类聚》4、皇帝作为我国古代专制君主的称呼是从__________ 开始的。 A.周文王B.秦赢政C.刘邦D.孔子 5、在中国史书上记载较早的几座历史名桥中,不包括__________。 A.浙江的断桥B.河北的赵州桥C.陕西的灞桥D.北京的卢沟桥 6、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依据,是从__________ 代开的。 A.宋B.元C.明D.清 7、唐初的四大书法家不包括__________ 。 A.虞世南B.魏征C.褚遂良D.薛稷 8、我国的民俗传统节日起源于__________。 A.庆贺B.祭祀C.农事D.社交 9、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是画家__________ 的杰作。 A.任伯年B.张择端C.徐悲鸿D.吴道子 10、“知行合一”的概念是由理学家__________明确提出来的。 A.程颐B.张载C.王阳明D.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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