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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

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
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

论史记中的悲剧英雄

《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人物是全书的灵魂。引人注目的是,《史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失败英雄人物形象。这类人物以其卓越的才智或以文或以武建功立业,突显英雄气概。然而。他们最后要么遭酷刑被害,要么无奈自杀,即使苟活的几个人亦是抑郁终生,晚景凄凉。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人物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感情,对他们曾经取得的英雄业绩羡慕不已,又对他们的失败饱含悲痛。

本文把《史记》中悲剧英雄这一特殊形象分成了三大类,并将列出每一类的的代表人物以及选出一个典型人物进行分析。

一、武官猛将:此类人物主要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他们或为帝王争天下,或平叛,或出击外族的侵挠,能征善战,屡立奇功,但最终他们所拥有的则是悲惨的结局。如伍子胥,李牧,穰侯(魏骨),白起,蒙恬,陈涉,项羽,周亚夫,李广等。

西楚霸王项羽是司马迁着重刻画的人物,在巨鹿之战中,他果断地斩杀了楚王派来的上将军宋义,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必死之念激励士卒,最终大破秦军。当时是,其他救巨鹿的军队不敢与秦军交战,“皆从壁上观,”独有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破秦后,项羽召见诸将,大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汉将楼烦擅骑射,曾经躲在营中三次射杀挑战的楚将,但项王只要“嗔目叱之”,立刻就能吓得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就算是在垓下之围,穷途末路之际,当“项王嗔目而叱之”,更是吓得

汉军大将赤泉侯“人马具惊,辟易数里”。在文中,司马迁多次描写了项羽在作战时的勇猛,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英雄形象。他把垓下之战写的慷慨悲凉,偶其实霸王别姬的那一段,更是牵动人心:此时的项羽,经历了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合击,连番大战之下,士卒死伤无数,粮食也已经吃光了,被汉军重重围困,已是日暮途穷。更有张良献策,令汉军四面唱楚歌,惊得项羽夜不能寐,“夜起,饮帐中”。此时的项羽,自知在这场天下之争中败得一塌糊涂,痛心之下对着爱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罢泣下数行。能让一代豪杰项羽流泪,场景该是多么的凄凉?

《蒙晤列传》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镇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则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秦二世胡亥听赵高谗言,诛灭了蒙氏。

关于蒙恬之死,显然负屈衔冤。蒙恬亦自觉冤枉:自己对秦实有大功。蒙恬吞药自杀前说了一段话,表白了蒙氏兄弟执掌兵权,本来有条件、也有能力举兵反抗以谋生存,却宁愿选择赴死,义不为叛臣的心迹:“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

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完全是恪守忠臣死义的做派。

秦始皇沙丘崩后,赵高力主扶植胡亥篡位,李斯参与共同炮制了阴谋,矫诏赐死公子扶苏。蒙恬可谓有才能、谋略,不愧大将军称号。他隐隐感觉其中有诈,尽管曾质疑也曾劝阻扶苏自尽,“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然而,和扶苏一样,他也是真正把忠义融化在血液之中的,最终他还是成了朝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以蒙恬的威势,杀赵高容易的就像杀掉一条狗。完全可以查明真相,把搞阴谋的几个小人揪出来。但是,肯为扶苏造反的蒙恬,却不肯为自己造反。尽管心怀狐疑,蒙恬没有这样做,因为缺少现成的证据就勇气不足,关键是怕毁掉家族数世的名节,他没有抗争的钻进了阴谋家布下的圈套里。一世英名的蒙恬就这样死在他所信守的忠孝节义上,给后人留下无限的嗟叹。

蒙恬之死,与皇室操戈有关。秦始皇曾将长子扶苏放到蒙恬身边做监军。如此安排必然考虑到两人的身份地位,这是不乏深意的。从对扶苏性格的记载“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来揣测,这对未来的君臣应该还颇为投缘。蒙恬扶苏自然会结成不同寻常的关系。因而杀扶苏必除蒙恬,是扶植胡亥篡位的需要。何况赵高与蒙氏旧日结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只怪“蒙氏兄弟与赵高的矛盾,又同扶苏与胡亥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此外,蒙氏家族的声望、兵权、功劳太盛,势必招致妒忌,这点从丞相李斯参与沙丘阴谋的原委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赵高与胡亥定下阴谋后,去拉拢李斯,他的说辞就是:扶苏即位必重用蒙恬,蒙恬会是未来权力场上李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正是

这个理由彻底打动了李斯,他选择了助纣为虐。可知蒙氏兄弟的权势,也是遇诛的现实原因之一。

针对蒙恬自己归罪地脉的说法,司马迁在《蒙恬列传》的论赞里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廖,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在司马迁看来,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人民急需安定生活,社会需要休养生息。而蒙恬无视现实,秉承秦始皇的意图办事,不体恤战乱后民生疾苦,奴役劳动人民进行修长城的庞大工程。以为遇害源于筑长城。太史公“究天人之际’’,流露出一片悲天悯人的情怀。

二、文臣参谋:这一类人物多是善于“策画”的杰出人才,他们满腹经纶.有着优秀的方略。但他们的计划有的虽暂时得到施行,但因损害了保守势力的利益而遭害;有的则一腔抱负不得施展,郁部寡欢一生。如:屈原、文种、商鞅、信陵君、贾谊、晁错、主父偃等。《越王勾践世家》载:“当勾践被困会稽时,文种为君为国“行成于吴,膝行顿首"可谓肝胆相照,休戚与共。勾践谋求东山再起,励精图治。“举国政委大夫种,”又是文种苦心操劳,呕心沥血。越国复兴后,勾践平吴雪耻,号称霸王,勾践要耀武扬威,此时见证君王屈辱历史的文种再不重要了,反而碍事。于是逼其自杀。“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日:‘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自古以来,君心叵测。

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无论有过多少功业,一日听谗就翻脸无情,诛杀长者。范蠡遗文种书提醒他“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这是那个时代君臣关系的总体特征吧。文种治国是干才,却不象范蠡那样敏锐且明智,“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他了解自己共事的君王。看穿了勾践承诺“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背后的杀机,“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返。”孔子以为爱人谓仁,知人谓智。范蠡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而且这功成身退是真正的潇洒,要知道轻于去就在二十年的忧劳国事后是多么难。

贾谊年十八时就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余岁即被汉文帝召以为博士。后被疏而不用,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屈原贾生列传》)。但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贾谊:孝文帝议以为贾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谊目:“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疏贾谊,不用其议。

三、术士说客:这类人物.或行侠仗义,解人之难;或能言善辩,干谒诸侯,甚至有的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勇挡千军万马。虽然他们的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有的还立有大功,但结局都不容乐观,颇显凄凉。如:郦食、郭解、乐毅等。

《乐毅列传》载:“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齐之间有积怨深怒,当时齐强,实力堪与秦争重为帝,谋齐有难度。乐毅受燕昭王知遇之恩,出使他国,联合

外力为之复国仇,“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获楚、赵、燕、韩、魏五国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乐毅独率燕军追亡逐北,攻入临淄。“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乐毅不辱使命,一雪燕耻。燕惠王即位,“燕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轻信反问计,使骑劫代将,召乐毅,乐毅无奈奔亡赵国。走马换将的结果是破军亡将失齐,燕惠王既后悔,又怨乐毅,于是有了令后人废书而叹的《遗燕王书》。难怪乐毅批评燕惠王说“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燕惠王确乎犯了以禄私亲和多疑大忌,对良将心存芥蒂,身为君王,肚子里尽装些鸡零狗碎。不能知人善任,反而于乐毅父子多怨。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大量的失败英雄形象,这些失败英雄凭借自己的卓越才智在相关领域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功绩,但由于遭受了外部的人为的阻力.被迫中止了事业前进的步伐,甚至丧失了生命。

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论《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关键字:红楼梦,结局之悲,家族之悲,人物之悲 摘要:红楼梦的结局历来备受人们的亲睐,其结局的悲剧也是争论不休的,由 于《红楼梦》的章节失传,古本和高鹗续本的一些差异,也是越发的引人进行深入的研究。《红楼梦》里面写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悲剧色彩浓厚。写作手法精妙。让人爱不释手。 《红楼梦》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倾注毕生心血浇灌和培育而成的一朵奇葩,它是曹雪芹在自己的家族经历了兴盛衰败后的对人生、社会的一种独到感受、体会和理解。这也是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抨击。 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千古杰作的思想主旨的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爱情说”、“色空说”、“情场忏悔说”、“掩盖说”、“正反说”、“政治历史小说说”、“封建家族衰亡说”、“反封建说”、“青年女子悲剧说”、“双重悲剧说”、“后继无人说”以及“多重主题说”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大家知道,一般比较著名的作品,它所包含的内涵就越是丰富。读者的见解也是非常多的,不同的人的见解的差距也很大。对此,鲁迅先生就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讨论虽然众多,但大多围绕着一个字:悲。《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悲剧世界,其悲有三:故事结局悲、家族结局悲、人物结局悲。 一,故事结局之悲 《红楼梦》从整体看描写的是一个大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囊括了家族的结局和人物的结局。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因为社会元素由兴到衰,人物因为家族原因有喜道悲的过程。 《红楼梦》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而各个悲剧又构成《红楼梦》整个的大悲剧,因而《红楼梦》整部书都充满悲剧气氛。从第一回甄家的衰败,就预示了后来贾府的衰败。这种悲剧气氛在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全书最早出场的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人物本身都是悲剧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隐家还很富足的时候就笼罩着一层悲剧气氛,书中说士隐“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从当时“人丁兴旺”的角度来看,甄家已显出后继无人的荒凉景象来了,几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说了些“疯话”,就更觉不祥。后来,甄家遭火灾败落,甄士隐落了个出家的结局。甄家的这个悲剧,全面预示了贾府的悲剧,甄(真)就是贾(假)、贾(假)就是甄(真)。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一个出家,一个为官,走的是两条人生之路,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性格决定的,这从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上便可见出:一个是感觉“无聊之甚”,欲“消此永昼”;一个则是“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的忧心忡忡。一道一儒,两种人生态度判然可见。这两种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待人生的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 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 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 《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发布时间:2012-11-21 来源:应届毕业生求职网 以下是一篇关于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欢迎浏览!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悲剧特色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浅谈《红楼梦》的婚姻爱情悲剧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人们对《红楼梦》的高度赞赏,以及对它的推崇。从《红楼梦》现世到今,已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也说了一两百年,不但没有说完,还成了现今社会的一大热点;《红楼梦》增删了五次,披阅了十载的,不仅没有写完,作者还泪尽而逝。《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自《红楼梦》出世以来,人们一直在读红楼,说红楼。因它的美而惊叹连连,因它的悲而悄然落泪,甚至因对它的品评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红楼梦》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让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为之一振,甚至影响至今。从而引起了人们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极大兴趣。下面我就以宝、黛、钗尤其是宝黛之间的爱情,来浅谈一下《红楼梦》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宝、钗、黛爱情的评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以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样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免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整个梦终成一场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悲剧的主线。其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我们首先看宝黛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宝玉深爱着青梅竹马的黛玉,但他却不能与之生死相守。宝玉视黛玉为红尘知己,但黛玉的飘然而逝,令宝玉心如死灰。可以说,黛玉的死对宝玉来说不仅是爱的破灭,而且也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毁灭。再来看宝玉和宝钗,虽然宝玉在丢失了通灵宝玉、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迫与宝钗成亲,但他却不爱宝钗,不愿与之厮守一生。宝钗虽然与贾宝玉成婚了,但也只是得到贾宝玉毫无灵气的空壳躯体。相比较之下,也许薛宝钗的命运比林黛玉更富有悲剧性。 我们先看宝黛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可能。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的化身而出现的,贾宝玉存在的意义,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他负担者巨大的精神矛盾,贾宝玉和林黛玉悲剧,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性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性? 1.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 由“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前盟” ①木石前盟——宝、黛爱情悲剧 《红楼梦》开篇就有“还泪”之说,事实上已明白地揭示书中宝黛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作结。宝黛恋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这就导致了宝黛之间的爱情必然受到摧毁,必然以悲剧告终。 ②金玉良缘——宝、钗婚姻悲剧 宝玉被迫与薛宝钗结婚,但“到底意难平”,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出家为僧。 2.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时代悲剧 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室,下至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封建富贵家族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 3.“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 ①元妃:才选凤藻宫,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闷死在深宫。 ②迎春:误嫁“中山狼”,被折磨致死,“一载赴黄粱” ③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掩面泣涕" ④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 ⑤史湘云:“英豪阔达”,爽朗乐观,“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湘江”,命运坎坷。 5.人生悲剧(以宝玉为例) 始:不惧怕生活,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有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 末:在现世中,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写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依然抉择。 4.正统文化造成的性格悲剧 (1)迎春:善良,但也很懦弱,从而导致自已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受别人控制,摆布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还债务的替罪羊。 (2)黛玉:缺乏传统文化个性意识,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磨得筋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存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即使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3)男子: ①荒淫奢侈 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被视为平常之事。 另一方面,有荒淫所引起的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 ②一代不如一代 贾赦淫乐:贾政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1]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的悲剧不仅是官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意识悲剧框架悲剧冲突悲剧美感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 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 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411476016.html,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史记论文

论史记的悲剧文化 《史记》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详尽地记录和总结了汉武帝以前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是一部文学巨著,作者司马迁独具风格的记事写人所展现的浓烈而深沉、高亢悲壮的悲剧情结,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喟叹。 而要谈其内涵,首先就得从人物说起。 对于《史记》的诸多悲剧人物,概括地说,大致可以分以下两类: 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或社会现实等的影响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如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结局不可谓不悲惨!又像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空前富强,为日后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遭到了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最终在孝公死后车裂而死,族灭全家。历史的先驱者落得如此下场,实在让人叹惋。 再次就是其情节,《史记》中描写的故事情节叙述人物的悲剧性行动,营造悲剧氛围并揭示人物苦难的、毁灭性的结局,如人物的被杀、自杀或遭受痛苦或意愿未能实现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渲染悲剧的气氛,揭示悲剧深沉的内涵。 这些悲剧性故事情节贯穿着人物的悲剧命运。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秦庭行刺,身被八创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身死;聂政“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尤其悲壮;郭解尚侠重义,到处为人排解纠纷,最后竟以大逆无道的罪名被杀害…… 悲剧性故事情节渲染了悲剧气氛,烘托了人物的悲剧色彩。如写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再如《荆轲列传》中写易水送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样浓烈的气氛中,再让人物自己作一首歌,而歌辞又是那样的悲壮,真是推波助澜,有力地烘托了人物的悲剧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后再说其最为重要的悲剧精神。 “悲剧感和悲剧精神表现为一种英勇抗争,坚忍不拔的意志,一种悲壮的激情。”对命运、对时代、对困境的抗争,就是《史记》中悲剧人物展现的鲜明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都有着顽强的抗争意识,他们超越了生死,有着崇高的道义和坚强的勇气,总之一句话,他们都充分表现出了人生的价值。 因此,他们的死在后人看来是值得的。陈胜、项羽等胸怀大志,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不断为着理想奋进,虽其思想带有某种局限性而失败,但他们英勇不屈、积极向上的气概无疑鼓舞人,使人振奋;商鞅、吴起对历史作过重大贡献而落得悲凉的结局展示了生命的崇高价值;屈原宁死不屈,爱国忠君,崇高的责任使命感为人感慨……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史记》浓郁的悲剧色彩不仅仅是历史的展现,更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史记》也凭借着这种悲壮的风格,在古代文学史上竖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 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

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系别: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梁 学号:40 指导教师:陈翠萍 答辩日期:

试论《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可以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来体现。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是人物具有悲剧性格、封建迷信理念、封建婚姻制度。《红楼梦》除了反映封建社会爱情悲剧外,还体现了封建社会叛逆者间爱情的进步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 《红楼梦》描写了封建贵族衰亡的悲剧,其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一书中的重要悲剧。这一悲剧主要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失败的爱情婚姻悲剧来体现。悲剧造成的原因只要是人物具有悲剧性格、封建迷信理念、封建婚姻制度等。可贵的是宝、黛这一对封建叛逆者间的爱情虽是悲剧,但他们已向自由恋爱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具有时代进步性。 一、人物具有悲剧性格 各种人物出身于不同家庭,造成了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下面只要通过宝、黛、钗等人物分析。 贾宝玉,出身于四大家族中“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是贾政之子,也是贾氏家族唯一正宗传人。宝玉深得贾母厚爱,从小便贪玩好动,从小到无人敢管,贾母的厚爱已到了包纵的程度。

既便是其父,宝玉虽害怕贾政,但又不当贾政是一回事。如第二十四回,贾政叫宝玉问话,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便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贾母的包纵也正是宝玉独特性格原因的原因之一。 宝玉喜欢读书,但他读的并不是封建科举考试所必读的《四书》、《五经》,他作打油诗但并不识八股文,这都是他厌恶世俗世界,厌恶封建仕途的一种表现。另外,在他看来,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虚伪的,如贾政、贾雨村之流。他之所以沉聚在“大观园”的女性世界中,是他一直认为少女世界才是纯洁的,只有在那里才能体会到纯真的喜怒衰乐。他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宰”。在第二回中更有这样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贾宝玉这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读书应举的封建传统思想是背道而弛的,这种另类思想也与“金玉良姻”宝钗相背。如第三十四回写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宝钗对他是多么关切。然而此刻宝玉心里想的是能得到女儿们如此怜惜悲感何等快心畅意,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之东流亦无足叹惜;此时宝钗心里想的则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正因宝玉性格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这注定了他与宝钗的爱情婚姻是失败的。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能寻到一位知音,那便是林黛玉,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然而,爱不爱谁,宝玉一直坚持着,但娶谁为妻,宝玉却无能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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