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分析
无论过了几个世纪，西方文化对于人性的认识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究始终是对在自我灵魂上的拷问，并且是贯穿着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在寻找人类自我救赎的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支撑人性的不同空间。他们既有各自探讨的轨迹，又有相互交错的纽带，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是古希腊中的罗马文化和希伯来的基督教文化，它们对人性取向有着不同的看法。古希腊文化重视人神合一，注重人对自然欲望，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由健美的体魄和张扬的欲望追求构成了古希腊文化对人的理解，情感和欲望表现出一种自由奔放和无拘无束的性格，将肉体与精神呈现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
古希腊神话中，“金苹果之争”的故事体现“美”的人性观念。在智慧、财富和美之中，帕里斯选择了美，这种对美的热爱与任何利益无关尚，显出人性的单纯质朴和天真无邪。希腊人也信神，但神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形象，是人的生活的另一种状态，它不像基督教的天国那样遥远神秘、威严恐怖而高不可及。在这种状态中，人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和缺憾性。由此，产生了西方人性观念的第一个精神维度，即人的原欲追求。
基督教文化重视人的灵魂，追求彼岸世界的超现实价值与意义。通向完美人性的天路是建筑在深沉的忏悔和禁欲之上的，是灵魂对肉体的唾弃。“原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也是对人的认识的前提。《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而具有了“原罪”。“原罪”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与生俱来的，一出生便有原罪；第二，“原罪”不涉及一个具体的受行为伤害的对象；第三，对原罪的救赎是终其一生对上帝的皈依和对自我灵魂的深沉忏悔来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负罪感，是它与古希腊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这种对人性罪恶的悲悯意识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但是，也正是这种原罪意识和救赎构成了灵与肉的二元对立思想，上帝在另一个世界即彼岸世界中存在，人类所追求的意志自由恰恰构成了人类永难逃脱的“原罪”宿命。由基督教文化形成的则是人性观念的第二个精神维度，即人的形上欲求。基督教文化价值观以终极意义为追求目标，使人的心灵有了寄托。但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也造成了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衰落。基督教由原本侧重于内心的信仰和爱，逐渐走向了外在形式的规约，变为外在的善功。在伪善的道德旗帜下，人性中邪恶的东西肆无忌惮地表现了出来。
二、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一方面勇敢地要求人性的合理性，撕破一切虚假和异化的神性生活的面纱；一方面自觉地奉守理想神性的原则，追求真正的内心圣洁而无须拘泥于外在性的宗教形式和禁欲樊篱。
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在于把感性的、个体的人而非抽象的神或精神看作全部生活的基础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宗教改革也并非为了要否定宗教，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以真诚的信仰来代替各种虚假的形式，驱散笼罩在基督教之上的那片虚幻的灵光。
在人文主义者眼中，人性更多的是与自然相关的人的本能欲望和意志自由，“人”首先或主要的是感性或原欲的“人”。在他们看来，赞美肉体就是赞美生命，就是赞美上帝创世之奇功。人体之美给人的不是邪念的满足，而是生命的充实。当把人的肉体乃至性本身看成是上帝的造化、上帝赐予人的美与快乐时，一种重新解说教义，并不背叛上帝的新“人”的观念就产生了。
基督教文化始终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所导致的纵欲、贪婪等人性的丑恶使人们的意识深处始终对基督教“原罪”与“救赎”理念保持着崇仰敬畏之心。基督教认为爱是神性之源，也是人性之本，贯穿着原罪、节欲、赎罪的观念。人的原罪，通过节欲、赎罪，将世俗之爱升华为对上帝之爱，人类的一切愿望、情感就可以满足。原初基督教正是企图将平凡自然的世俗情感升华为一种神秘圣洁的宗教情感来建构一种完美的人性。《神曲》作为一部精神史诗，贯注了对自我拯救的探索，表明人类最终要依靠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才能最终从苦难、罪恶到达至善至美的彼岸世界。
同样，莎士比亚的悲剧描绘了一个人欲横流、颠倒混乱、失落了上帝的时代。他对洋溢着生命与青春气息的自然性爱的赞美与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怀疑并存。在《哈姆雷特》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英雄，而是一个充满“原罪”感，满怀“救赎”意识的忧郁王子。对于世俗欲望的批驳和对上帝博爱、仁慈的崇仰，以及对人类自身终极意义的困惑，使他的作品中包含了浓厚的基督情怀。因此，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其实是有着浓厚的基督教人本意识的。
三、西方人性观念的第三个精神维度，即人的理性欲求早在西方文化萌芽阶段就已经存在。不论是古希腊的哲学还是早期犹太教，都强调人的思辨和认知能力；然而，理性欲求的真正彰显还是17世纪以后，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思想，认为人是思想的实体。崇尚理性、讲究人性尊严而对人类正常情感视而不见的文化精神有所不同，启蒙运动所高举的理性主义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本身，关注人的生命意志层面，强调“自然人性”，即认为人天然拥
有全部的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去认识真理。“自然人”形象集中代表了他们对人的理解与表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自然”指的是天然的、本性的和固有的意思，也就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属性，它不需要人之外的力量去赋予、去造就。正如洛克所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强调自然人性，也就是在强调和肯定人的理性本质以及理性对真理的认识与把握能力，肯定人自身的主体力量与价值，在人性取向上以理性为指归，即由“原欲”向“理智”的提升。科学与理性的张扬使人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人们崇尚科学，追求知识，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
然而，人性空间所由以形成的三个维度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毫不相干、并行不悖的，他们错综交织，理性欲求的获取并不能成为原欲追求的障碍，原欲追求的满足也无法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探询。科学和理性摧毁了传统基督教赖以建立的神迹基础，所有违背理性精神的东西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
西方文化就人的方面来说，是受内在异己力量奴役与放逐，同时也是在寻找自由的存在方式的精神体现。其中，原欲追求、神性启示、理性观决定了其对人性体认的不同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强调人的自然天性，展示了人的自然欲求；基督教文化用爱的感召来消除人性罪恶，在“原罪”与“忏悔”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展示了人的形上欲求；而从人文主义以来则形成了崇尚思想理智和怀疑批判精神，敢于反抗一切世俗和神界的权威的传统，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思想则看到人性的异化，以虚无和荒诞来看待人的存在并重新踏上人类灵魂救赎之途，同样蕴涵着浓厚的理性反思精神和人性关怀，展示了人的理性欲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存在就是人对自身生命活动的自由追求而产生的种种欲求的实现过程，从而建构出人的生命本体的存在空间，而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则是这以人性为标尺的生命本体存在空间的三个维度。
中西方人性理论对比分析 一、西方人性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泰勒制是其典型的代表，这个经济理论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这种人性假设下对应出现的管理政策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对应的是中国政治上的稳定，西方经济利润的增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更加凸显，这种人性假设的实质是把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动物，无视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在这种人性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管理措施，不可能真正、持久地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激发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 （二）“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梅奥总结了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社会人”的观点认为，工人不是机械被动的动物，对工人劳动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也绝不是只有经济报酬，工人还有一系列社会的、心理的需求，比如对尊重的需求等。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孟子“性善论”中的观点，将人性向好的一面去看，不再片面地将人性看作追求利益者，而是把人的社会需要看作人类行为的动机，“社会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在劳动中与其他人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自我实现人”假设 由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马斯洛提出。他认为：“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的、安全的、爱与归属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其目标就是自我实现，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利用自己的天资和能力，使自己变得完美。该理论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立体的个体，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他强调发挥人的潜能与价值，由此也推动了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 （四）“复杂人”假设 美国行为学家沙因对人性进行了归类，并且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之外，又提出了“复杂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要和不同的能力，工作的动机不仅有复杂性而且有不确定性，人的许多动机安排在各种重要的需求层次之上，这种动机阶层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不一样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行为动机、工作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沙因基本上将人性的各种情况作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归纳，给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时代任何人的万能管理方式。 二、中国早期人性假设 （一）“性善论” 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这些不是从外部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的。[1]在管理学的角度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管理者应该施以仁政，因为人的本心是善的，是好的，所以管理者应加以引导，使其顺应自己的统治。 （二）“性恶论” 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他的思想与孟子截然相反。“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人生来是恶的，肯定性恶是人的固有的本质，主张对人的管理办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 ————中西生死观的比较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内容丰富，本文将对其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即中西生死观进行比较分析。生死观是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生命，生命是目的还是手段，是权利还是义务，是快乐还是痛苦等，其次是如何对待死亡，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必然，还是对人的惩罚。研究中西生死观的比较对于我们拓宽在生死问题上的视野有极大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也有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 一、中西生死观的共同点：重生敬死 中西方虽然有着很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但在生死观上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重视生的价值，人们都期望能够好好活着，延年益寿。二者也都很敬畏死亡，把人生彼岸看作是一个神秘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对死寄予最后的希望。 1．重生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爱惜人的生命。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人而不是鬼神。重的是生，而不是死。道家学派把重生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早期道家学者厌恶世人为名为利为权势而进行的复仇，提倡一种重生至上主义。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渴望长生不死的迷信做法，如修炼、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寻求长生的做法，都体现了人们对生的重视，对生的渴望。 西方思想家也重生，他们注重人生的幸福，注重合理的，高效率的，充分的享受人生。 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死后说：“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问是幸福的，有战争，有荣誉，有美色，什么样的欲望都可以去追求，在阴间，什么都没有。在伟大的死和平凡的生中他选择了平凡的生。自由主义幸福论者特别强调肉体的无痛苦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和谐二元对立 法国18世纪着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的,“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对你的目的,这就是全部道德学的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是任何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划分为六种:“( 1)性善论———孟子,后来的宋明理学以 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发挥或综合。
孟子的人性论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1)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1) （一）时代的要求 (1) （二）继承与创新 (2) 二、孟子人性论的内容 (2) （一）何为人性 (2) （二）人性的本质 (2) 三、孟子人性论的意义 (2) （一）对当时的意义 (2) （二）对当代的意义 (3) 参考文献……………………………………………………………………………… 4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各派思想纷纷出现，儒家思想也在那个时候诞生了，孟子作为儒家大师之一，他的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在孔子基础上的发展，更是自身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创新，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初步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构建，而且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找到了理论依据，即人性本善，并且在善的基础上使“仁”的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不仅促进了当时儒家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孟子；人性；善；和谐社会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political ideas, Confucianism also at that time was born, mencius as one of the Confucian master, his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request of the ages, but also i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nfucius is an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itself,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ough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not only did he initially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Confucian school, and find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as theoretical basis, namely human goodness, and on the basis of good make "benevolence" to further expand the thought of,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also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Keywords:Mencius; Human nature; Good; A harmonious society 浅谈孟子人性伦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的要求 孟子生活在东周战国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纷乱复杂，政治上无非是各个诸侯国之间你打我拒，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疆土、富国强兵、称雄天 下，然而伴随它产生的各派的思想对于诸侯就复杂的多了，究竟那个可以令他们实现目标，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这样描写孟子与孟子所处的时代的，“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时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
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马晓蕾 【摘要】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帅的英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他转过身对他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世间万物,有生有死,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因此,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一样,生死问题在人们众多的苦难问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可怕,而人们又总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既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又是哲学需要解决的。中国人很早就对生死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对待生死的态度多种多样。其中,代表中国文化主流各层面的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一、儒家之生死观:道义超越生死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其影响也最大。儒家从现实出发,很重视人的生命,不轻生。《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中“五福”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而“六极”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可以看出儒家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儒家重视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他们看来,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尽一天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关系。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对生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人对死是恐惧的;而对生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人对死则是顺其自然的,并且不追求死后或来世的幸福。对于将来之死,儒家认为应坦然处之,不必担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这样一种死亡观念,也成为中国死亡观的主流。汉代杨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与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得就是整体与谐论与二元对立论得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得灵与肉就是与谐统一得,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得泛道德主义与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得一面与野兽得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得她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得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得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与谐二元对立 法国1８世纪著名得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得,“适合于人得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就是人,什么就是人给自己提出得目得,以及达到这个目得得方法、而对您得目得,这就就是全部道德学得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得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就是任何道德学说得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得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得理论划分为六种:“( １)性善论—-—孟子,后来得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５)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得就是孟子得性善论、荀子得性恶论与告子得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得思想都就是对这三种观点得发挥或综合。 孟子发展了孔子得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因此人性体现在人得社会道德本性上,而不就是自然本能上。孟子并非完全忽视人得本能欲望,只就是她认为这不就是人得本质。孟子认为告子得瞧法会混淆人、犬、牛等各种动物得区别,她从人与动物区别得角度来论述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善得,她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就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并不认为人生来就就是正人君子,只就是认为人性内天生含有善得因素,如果不受环境得阻碍,加上自身加强学习、修身养性,人之善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出来、孟子一方面认为“人皆可成尧舜”;但另一方面她又认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就是成不了尧舜得。她认为人都先天存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得因素,但就是一般人并不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仍然等于禽兽,只有少数圣人君子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因此孟子在政治上寄希望于君贤臣忠民顺,以正君为本。“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造就了为数较少得明君清官,但却为人治、专制等级制提供了合理化得基础。 荀子就是中国性恶论得代表,其性恶论得基本观点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得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就是社会纷争与动乱得根源、因此,她认为,人性只能逆(即改造)而不能顺,只能化不能因。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得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她认为人虽然有求利求乐之恶端,但同时人还有智能,因此任何人通过学习礼法与道德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
如果说人生哲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智慧反思，那么关于人之生死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对生死问题的反思，从中可能获得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领悟。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关于生死的讨论，不乏智者与睿者，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派别--儒道两家，都是围绕人生价值这一核心著书立说的人生哲学。并且儒、道两家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都有着深沉的思考，且都有独到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理性思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活观，是不主张追求、而是珍惜、热爱生命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路“死事如何”之问时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哲们对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思考最多的就是老子，老子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对宇宙的思考比较简单，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 老子哲学并非单纯探讨有关宇宙客体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自身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它问题，如生命的存在。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个体生命之生，主要探讨了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个至关重要问题。老子对人世间诸多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始终贯穿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终极指向。老子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是在这条天地人的大法则的指引下。在人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认为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的存在于世，恰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强求让自己永久的存在。他们从不要求世间万物给予回报，无私博大，无欲无求，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而是偏爱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待百姓也是一视同仁，任凭百姓自作自息。他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图存在着。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儒家认为“天行有常”而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儒家会为了道而献身乃至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可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 说完了生，我们再来看看死。 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状态算是死亡呢？
论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 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凭借自身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他站在世界文化大同的理想上，融合中西方文化之精髓，形成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深刻影响着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的理解。本文以林语堂海外时期创作的七部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e唳》、d《朱门》、《红牡丹》、《赖柏英》、《唐人街》、《奇岛》为研究对象，探讨林语堂小说的人性观。特殊的人生经历，促使林语堂对中西方人性进行对比反思，通过理性的思考，林语堂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情感和欲望的排斥，而西方文化则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个体自由和地位平等，这是西方人性观的优势所在，因此林语堂的小说中总是绽放着人性的光彩，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实现成为林语堂关注的焦点。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是最不能使林语堂满意的，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观点正好弥补了西方人性的缺失，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塑造出一批大爱大善的人物形象。林语堂结合基督教和道家人性观的共同之处，崇尚人性自然，主张顺应自然，保持本真的人性。林语堂理性地认识道家出世哲学的消极厌世情绪，有感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下，金钱物质的盲目崇拜，人性的扭曲变异，从而推崇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的人性观，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由此U可知，n林语R堂的人e性观g是建i立s在中t西e方人r性基础之上的，林语堂通过不断地审思最终
形成其兼具中西特色的健全的人性观，实现中西方人性的和谐互补。本文总结林语堂小说人性观的特点，从爱的包容与快乐哲学、自然人性、传统家国情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林语堂小说人性观形成的原因及其价值意义。
从对死亡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现象 摘要：中西方文化中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及生死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社会所影响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文试从死亡观解读中西方的文化现象，分别从精神生活，向死而生的态度以及自杀现象来浅述。 关键字：死亡观精神文化自杀向死而生 死亡是个无法逃避的话题，也不乏大量的学者从各个领域展开对其的研究，死亡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知道的人也再也不能回来。作为现象研究，死亡涉及的范围广泛。中西方对死亡的态度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实。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西方重视“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对死其实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恐惧的，因为对死亡的意义从未深究，不知道死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面对亲人或朋友的死，他们的悲痛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相比之下，我们很少看见西方人在葬礼上毫无节制的痛哭，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重感情，而是他们早已了解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对亲人或朋友的离世表现得更加理性，他们的悲痛更多是来自于一种对分别的惋惜和伤感。 中国人似乎不如西方人重视精神生活，反而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物质享受，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亲人去世，常会以焚纸的方式祭奠亡灵，寄托思念。不过烧的不是书信，而是纸钱、纸衣、纸车马等，不外乎是一些生前所需的吃喝穿用，仿佛人死之后已经无形无象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也照样过着人间的世俗生活，照样需要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过去有钱人家死了人，还要把真东西拿去陪葬的，这一点，看看中国历代皇帝的豪华陵寝和无数随葬的珍宝就知道了。 可是，很少听说欧洲哪个国家的帝王陵墓修得如此富丽宏伟，或者是墓地里挖出了多少珍奇宝物。西方国家的墓园内草木茐茏，偶有一束鲜花散放在某个墓前，温馨而淡雅。每一座墓前都是一尊体现死者独特个性的雕塑，个个构思精湛，形神兼备，别具匠心，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徜徉其中，使人在艺术的感染下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启迪。 二、西方“向死而生”的文化传统 “向死而生”是死亡本体论的建构，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就是说一直以“有死”或“能死”的方式活着。这种贯穿一切“活着”的死亡存在，先于任何形式的亡故。死亡所意指的结束，不是此在的在终极的存在,而是这个存在者的向终结的存在。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着的人与等候在生命尽头的死亡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人们不是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经在场；或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我们便有了一个会思维的发达的大脑，于是就喜欢对感知的事物刨根究底，从而做出一个结论性的解释。一些先哲把研究的视角对准了自己和同类，于是提出了“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先哲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于是纷纷著书立说，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人和社会，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古典人性观，这些人性观的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人性的存在是以道德的存在为前提的，善恶这两个范畴是与人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的结论，善即符合某种道德，恶即违背某种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人善恶的分别也没有了意义，离开了道德善恶也就无从界定，所以人性善恶的问题也就是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思想家们的眼里，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固有的某种规定性，他在逻辑上先于善恶，善恶是其属性，这样，人性的善恶就成为道德主张的逻辑前提。人性论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缺少了根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思想观点，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探讨人性的理论很多。当时关于人性的学说可谓是各有特色，对人性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围绕人性的善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局面时常出现，但他们异中有同，形成了中国人性理论的总体特征。其中虽然有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的思想不相协调，也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论的思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孟子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 孟子认为讨论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是什么呢？他并未明言，他举例说，禹治水的成功在于利用了水向低处流的规律，因势利导，于是水就安然无事了。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但一千年后冬至的日期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同样人性也是有其规律，这就是一心向善，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论性善，一出言便立意甚高。孟子所说的善即人心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 【摘要】：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发展必然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影射在人格上，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质。从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分析可发现，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渊源、人格的出发点、主体内涵、成长过程、人格动力、理想人格标准、研究方法、归宿等方面。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采用多取向方法开展创造性研究，到生活实践中去解决人格心理学方面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人格；人格差异 因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文化因素”已引起心理学界学者的关注。“文化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史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主要一个因素，他外在于人类个体，而有对于人施加者强大强制力量。”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与潜在假设的影响上，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意识却又是高层次的，它决定着人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式。学者深人探讨文化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讨文化对人格的种种影响。人格研究的文化取向扩大了文化与人的相互构成。Kardiner曾提出“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荣格曾说:“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但是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格”这一问题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把文化看作能以某种方式对人格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独立因素;有的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内在化的构成，有的则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从文化本质以及文化所定义的价值体系渗入个体行为模式加以解释和剖析，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实质。一、文化渊源的不同 （一）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中国文化根植于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故带有浓厚的农业心态:自给自足、谋生而不谋利。眷恋家园故土，安于现状，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由于知识的不发达，经验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依赖，因此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中国人崇古尊老、重权威、求和思稳的思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伦理社会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平和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形成了西方人与海共处的生存
人性假设理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人性一直是哲学家、管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自古就有“性善论”、“性恶论”之争，古希腊哲学家也对人性进行广泛讨论，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人类对人性研究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 著名管理心理学家雪恩（E〃H〃Schein）于1965年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理论。 （一）“经济人”假设 又称“实利人”或“惟利人”假设。这种理论产生于早期科学管理时期，其理论来源是西方享受主义哲学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即认为人性是懒惰的，干工作都只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管理上主张用金钱等经济因素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用强制性的严厉惩罚去处理消极怠工者，即把奖惩建议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基础上。最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麦格雷戈（D〃Mogregov），他于1960年在其《企业的人性问题》中，将以“经济人”人性假设为指导依据的管理理论概括为X理论，并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理论。泰勒（F〃W〃Tayzor）是以X理论为指导的管理典型代表，以严格控制和严密监督为根本特征，只考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毫不关心工人的心理需要和思想感性。 （二）“社会人”假设 这种理论源于“霍桑实验”及其人际关系学说。“社会人”的概念也是由该实验主持者梅约提出。这种假设认为，人是社会人，人们的社会性需要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职工的士气、群体心理等对积极性有重要影响。因而在管理上要实行“参与管理”，要重视满足职工的社会性需要，关心职工，协调好人际关系，实行集体奖励制度等。 （三）“自动人”假设 即“自我实现人”假设，这一概念是最早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尔后，麦格戈提出了以“自动人”人性假设为理论基础的管理理论，给予“X理论”相反的“Y理论”，他明确否定“X理论”，而肯定“Y理论”。“自动人”假设认为，人是自主的，勤奋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只要能满足这一需要，个体积极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人的潜能得以表现和发展，人才会有最大的满足。因此，管理上应创设良好的环境与工作条件，以促进职工的自我实现，即潜能的发挥，强调通过工作本身的因素，即运用内在激励因素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四）“复杂人”假设 这种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雪恩、摩尔斯（J〃J〃Morse）和洛斯奇（J〃W〃Lorsch）等。该理论认为，无论是“经纪人”、“社会人”，或者“自动人”假设，虽然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并不适合于一切人。因为，一个现实的人，其心理与行为是很复杂的，人是有个体差异的。人不但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和潜能，而且就个人而言，其需要与潜能，也随年龄的增长、知识能力的提高、角色与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能把人视为某种单纯的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具体的“复杂人”。依据这一理论，便提出了管理上的“超Y理论”，即权变理论。它认为，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应该依据组织的现实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西方管理心理学人性假设理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启示 一、人性假设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又称“实利人”，代表人物主要有泰罗、麦格雷戈、吉尔布雷斯等。“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和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人打算做的一切都是扩大他们未来将获得的利益，人都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 1．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中的人的方面》一书中将这种人性假设概括为X 理论。x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大多数人天性懒惰，不喜欢工作，并尽可能逃避工作；由于大多数人不喜欢工作的本性，必须对其施以强迫、控制、指挥的措施，甚至以惩罚相威胁，才能使其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努力；大多数人天生缺乏进取心，不愿承担风险与责任，没有雄心，企求安稳，并甘愿受人领导、接受指挥；人生下来就习惯于明哲保身、反对变革、把自身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人缺乏理性，易受外界和他人的影响作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
2．与“经济人”假设相对应的管理措施：管理重点是强调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把完成生产任务，提高生产效率，视为整个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缩；认为管理的主要职能是计划、组织、经营、指导、控制、监督；领导方式是专型制的，认为管理工作是少数人的事，与广大员工无关；员工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接受管理、拼命干活，无需参与管理，普遍采用“命令与统一的管理方式”；在奖惩制度方面主要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即用金钱来刺激员工的生产积极性，用惩罚来对付员工的“消极怠工”行为。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经济人”假设——X理论的具体体现。 (二)“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也称社交人，这种假设认为：人们在工作中得到的物质利益并不是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的唯一重要的手段，人们最重视的是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友好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的决定因素。社交人假设的理论基础是人际关系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梅奥。 1．“社会人”假设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点： 人所受到的最主要的激励不是来源于金钱，而是来源于人的全部社会需要的
休谟《人性论》读后感 在大概的看了下《西方哲学史》的情况下，我知道了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人性论》让我很好奇，看书名，就让我觉得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有趣，当然哲学类的书籍都是非常枯燥难懂的，但只要懂了，那么在思想境界上就得到改造和提升。 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我在上课时听老师介绍后，甚是震惊。12岁的休谟已经是爱登堡大学的学生了。出于“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和在哲学研究上的突破，休谟决定“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哲学）上。”，这时的他才18岁。我现在已经19岁了，还在拿“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句话来作为自己迷迷糊糊的生活的托词，实在惭愧。 《人性论》这本著作是休谟在他26岁时初步完成的，并在之后不断地增加内容。这本伟大的著作在当时却得不到重视，给辛苦研究的休谟带来很重的挫折。 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哲学，科学是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根据人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因此休谟提出一个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即有关于人性的“人的科学”。在此之前，我认为科学是本身存在的，是不变的真理，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被同一地发现而不会有不同的认知。站在人的角度看，但是这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否则就不会存在问题的辩论了，其中关于克隆的问题就是
一个例子。所以归根到底，“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 关于人性，休谟分成了三种：知性，情感和道德学。我仅对第一卷的《论知性》第一章《论观念的起源、组合、抽象、联系等》中的部分谈谈我的个人的体会，至于整个《人性论》的内容概括我还无法体会和概括。 《人性论》的第一卷，休谟认为人心灵的一切知觉可分为“印象”和“观念”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印象：初次进入人的灵魂中的最强烈的的知觉；观念：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这两者是一般很容易区别，但是在少数的特殊例子上，两者可能很相近，以至于难以区分两者，所以需要一个东西作为区别，于是休谟就把印象和观念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两类，这样就巧妙地消除了特殊例子对理论体系造成不严密性的漏洞威胁。 关于简单的印象和观念，书中所说“我们的全部简单观念最初出现时都是来自简单印象，这种简单印象和简单观念相应，而且为简单观念所精确地复现。”，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次序关系。次序的关系，休谟用的正面证明例子是儿童对于颜色和味道的观念，和官能出现事故类似天生就是盲人或聋子的人对于某些印象和观念的的缺失。但是休谟又提出来一个矛盾的例子，就是在渐变连续的色调中的中间一个空白点，人是可以凭想象来补充这一缺陷的。当看到这里时，我在想：这矛盾似乎彻底的摧毁了关于印象和观念的次序上的理论。但是休谟对这种例子作出了关于次生观念的说明，观念可以从新观念中产生自己的意象，通过这个说明休谟完整严密地证明出了一切简单观念或是
Y理论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是指管理者实施领导行为所采取的各具特色的基本方 式与风格。 人性假设决定领导方式。人性假设，作为管理思想、管理观念的认识基础，直接决定着管理者的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的权变观。有效的管理者，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灵活采取更为适宜的领导方式。 中西管理---人性假设比较 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管理，现代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在实践中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管理观念和管理行为。因之，管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之为“人性之学”。由于人性假设不仅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还制约着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因此对于人性的正确、深刻认识和理解之于管理效果好坏、管理成败的意义就十分重要。我国古代便有性善与性恶之争，在西方欧美国家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中西管理中诸种不同的人性假设都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或科学成分，它们在当代的管理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映现。正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在推进现代管理的进程中对这些观点予以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以吸取其合理内核。 一、性善论——Y理论
“人之初，性本善”，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论”。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之善性是先天所具有的，是人本性所使然。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主张，认为“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所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国家管理者把这种爱惜别人的心情来实施爱惜别人的政治，那么“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它强调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运用道德的教化，从人的内在因素中去提高人们的自律性，使各方面和谐统一，达到管理的目的。 在X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在西方风行一段时期即遭到多方的诘难与批判。以社会人为核心的Y理论即是对X理论反叛的代表。“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复杂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不仅追求经济方面的满足，而且作为人，还需要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因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人们的“士气”比单纯的经济刺激更为重要。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是将人类病态行为误为常态，倒果为因，因而提出与之相对的Y理论。该假设认为，一般人的天性并非好逸恶劳，人对于工作的喜恶视工作的情况对他是一种满足抑或一种处罚而定；外在的控制和惩罚不是唯一使人朝向组织目标而努力的方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目标可以作自我控制与努力；在适当条件下，一般人是能主动担负责任的；大多数人都具有相当的想象力、创造力，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外界的原因只是部分地得到发挥。不难看出，Y 理论与性善论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肯
中西文化比较——“死”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于“生”，都有相同的体验——伴随父母的期望，呱呱落地的哭声，以及对未来无知的渴望等等。但是对于“死”，大家都是没有经历过的，也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信仰或者猜想中，而大家的生活的背景、对客观自然界的认识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也就促使了两者对“死”的认识莫衷一是。 首先先谈一下西方人的死亡观。西方人在思考“生”的问题时,早已将“死”与之紧密联系起来。西方文化认为“死”是人生的归宿。圣经中有许多关于死的教导和属灵的真理：“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人的一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唯有死亡归宿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化更认同这一点。西方文化源自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着深层的悲剧意识,历代哲人早已在理论上对死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基督教更是以死亡问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教,所以西方人能够直面死亡,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讨论生死问题更为轻松。然而,西方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并不代表西方人不珍惜生命。但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不同,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发展。当然他们也更重视责任,牺牲的意义在于为责任而死,并因此获得精神的升华。其实对于死亡,无论是回避还是坦然,都表明了一种对死的无奈。而且正因为有死,才更应该珍惜今世的生。而西方人对于“死”有这样的认识，只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 地理环境的影响 狭义的西方指西欧，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西欧面积狭小而多山，海岸线漫长而曲折。平原稀少耕地奇缺等。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西欧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丧葬方式。丧葬方式只是死亡文化的一个部分，它还包括死亡观念。丧葬方式又包括死亡行为形态、死亡实物形态。 二）宗教的影响 西欧远古的宗教属于自然神信仰，崇拜的是太阳神宙斯。因此在死亡文化上倾向于回归自然。在葬式中，土葬、水葬、天葬、火葬都属于回归自然的葬法。由此可以看出土葬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利。及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后，欧洲的死亡文化就与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了。 基督教对死亡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并且基督精神贯穿基督徒死亡的始终。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人活着必须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因此基督教轻视肉体的过程，而重视灵魂的得救。灵魂的得救取决于死后灵魂能否进入天堂。轻视肉体包括对尸体的处理，因此基督教反对隆丧厚葬。同时基督教也反对弃尸荒野，反对不尊重尸体。 其次是中国的死亡观 在中国,病人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往往对病人隐瞒重大病情,只告诉病人的亲属,否则就是缺乏职业道德。这反映出中国文化回避死亡的特点。在中国人看来,“死”就意味着对“生”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世俗生命之乐的彻底破灭。所以死亡是中国传统文化忌讳的话题。但是生与死毕竟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中国人就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扩展到人生的最后时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