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兆桐
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创办人
在中国与世界探索建筑工业化道路的多年里，季兆桐投身其中已有40余年。在美国、东南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他一手兴建的预制混凝土装配式楼宇、厂房和商场等，都堪称建筑工业化领域的典范之作。他以全预铸工法在美国兴建的众多停车场，至今仍是美国业者的活教材，在东南亚兴建的一系列私宅和工厂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
当今天中国政府和企业推动建筑工业化走入新阶段时，季兆桐倍感欣慰，也深深地感到他追逐已久的以全预铸工法推动中国进步的梦想，已然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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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规划报告。这份报告为台湾孕育了数位预铸工法领域的顶尖人物。1975年冬，季兆桐偶遇预应力结构大师林同炎博士，后加入林同炎的公司为其打理新加坡分公司（T.Y.Lin SEA）事务，两人默契合作了6年。
1981年，季兆桐创办Chi & Associate（季氏）设计顾问公司及Spandeck Engineering（实班达）预铸混凝土公司，主要生产预铸预应力中空楼板。他创业的目标是通过设计、生产和施工一体化，推广全预铸工法。因为新加坡建设局（HDB）鼓励兴建预铸结构建筑，季氏科技工程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新加坡主要的全能型预铸混凝土厂商之一。到1989年，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已经拥有三家预铸工厂，生产外墙挂板，预铸实心楼板，预铸楼梯、梁、柱、防空屋等。
其间，季氏科技工程公司设计和建造了一批地标性建筑。其中，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第二搭客大厦项目需要多达32万平方米中空楼板，最大跨度达14.2m长，中空板为2.4m宽×14.2m长×415mm 厚，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中空板，总工期为24个
圆梦中国建筑工业化
——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创办人季兆桐
“30年前来深圳时，到处是马路和工地，今天的深圳已经是国际大都市，这让人高兴。”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创办人季兆桐说。当然，更让他感到振奋的是，深圳大批新建建筑正越来越多地采用预铸件（预制件），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是十分少见的。对于40余年倡导全预铸工法的他来说，这与他追求的理想状态虽有些差距，但也已经相去不远。
自2013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主题为“建筑产业化”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以来，中国的建筑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家级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简称：《规程》）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规程》结束了装配式混凝土领域无国家标准可循的状态，业界将其视作建筑工业化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建筑工业化的配套制度正迅速完善，市场层面的回应也非常积极，包括季兆桐在内的国内外专家以及企业家都相信：建筑工业化的春天来了。
闻名世界的预铸领袖
20世纪60年代初，季兆桐从中国台湾远赴美国留学。他先后取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硕士学位和宾州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研究出用电阻丝进行预铸混凝土养护新技术。
在美期间，季兆桐先后供职于几家大型预铸厂，从事过市场推广、工程规划等工作。1973年，季兆桐顺应美国兴建停车场的热潮，独立承接大型停车场的设计工作。在为大型营造商Ruhlun设计出首个全预铸停车场后，他一年内完成了12个同类停车场的设计工作，就此一跃成为全预铸工法领域知名的年轻设计师。为了分享预铸停车场设计的经验，他出版了《预铸停车场设计手册》。这本手册成了许多设计事务所的操作指南，流传至今。也是从那时开始，季兆桐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宣传全预铸工法。1974年，他应台湾中华工程邀请，帮助其设计预铸工厂，目标是每年满足3000户普通住宅任务。经过一年多的考察，他向中华工程
月。季氏顾问公司负责设计与施工，实班达预铸混凝土公司提供全部中空楼板。在这项工程施工中，因为预铸厂距离施工地点路程达50公里，季兆桐直接在工地设立临时工厂，所有中空板都在临时工厂生产。因为高效率施工，公司还荣获了新加坡1992 CIDB最佳易建设计奖状。
在配合新加坡建设局兴建的组屋工程中，季氏科技工程公司设计建造了新加坡第一个以4层楼高的预铸柱为单位、共16层的组屋，第一个使用预铸卫生间的组屋。在私人项目上，季氏科技工程公司设计建设了新加坡兀兰多层车道工业厂房，该厂房以货车直达各楼层任何单位而闻名。另外还有新加坡地铁第八型大型商业办公中心的16层裙房，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只用了220天就建设完工，创当时最高效率，并使用了当时最长和最重的预制柱（长15m，重29t），该工程获得了CIDB Best Buildable Design Awards。
季兆桐说：“我们首创4层楼高的预铸柱，这种串烧柱能使工程更加高效地推进，且更加经济，也能解决全预铸工法在柱梁的节点上钢筋三个方向连续的最佳方法。朋友多次建议我去申请设计专利权。可我认为此法应该普及给全预铸工法的使用者，并解决三向钢筋不断的抗震节点设计问题，我也希望在此节点再加特别设计，以达到更好的抗震效果。”
在新加坡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季兆桐也建设了诸多典型性工程。
1988年，应台湾汤臣集团邀请，季氏科技工程公司担负台北三重办公及厂房两用工业城（汤城工程）的设计和提供预铸预应力构件，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4万平方米，采用10米跨距的中空楼板，工期为30个月。在这个项目中，季兆桐创造了60天内工地建厂生产中空楼板的新速度，12个月完成该项目。
1989年年底，季兆桐在台湾南投市南岗工业区（保税区），成立了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台湾预铸工厂。该工厂作为台湾第一家预铸工厂，获得了台湾5年免税优惠。之后，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在台湾设计承建了台湾高雄长庚医院职工住宅大楼、南港展览馆等项目。其中，南港展览馆工程采用了450mm
厚的中空预应力楼板，跨距为9m，每平方米能够左图：RC-2建筑阶段；右图：新加坡蔡厝港居民住宅（625个全预铸单元及车库）
季兆桐参与工程项目：左图为台北三重汤城竣工图；右图为台北三重汤城中空楼板生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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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5吨的活荷载。季氏公司将300吨的吊车直接开上去进行屋顶的钢架施工，这在工程界非常少见。除了中国台湾，季氏科技工程公司也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获得突破。在印尼，季氏科技工程公司的代表作是印尼巴淡岛工业标准厂房。1990年年初，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受新加坡政府委托，兴建位于印尼巴淡岛的10座工业园。季兆桐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首栋全预铸工厂的建设，该工厂还是当年8月时任新加坡劳工部长李显龙与印尼工业部长哈比比签订合作协议的所在地。
在马来西亚，季氏科技工程公司主导建造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停车场大楼。该停车场共有6400个停车位，工期12个月，该工程是马来西亚截止当时的最大全预铸工程，也被誉为世界最佳停车场。同时，公司还承建了知名的马来西亚政府住宅项目——1400户公寓住宅和1500户4层住宅，全部采用全预铸承重墙加预铸楼板，该工程创当地全预铸结构之先例。在中国大陆，季兆桐投标获得的部分项目也正在实施当中。许多地区对他的全预铸工法理念越发认可，仅2014年10月份，陕西、广西、河南等地政府或企业就纷纷邀请他前往考察交流与合作。至今，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合计拥有四个预铸厂、一个木地板厂、两个工程及建筑设计事务所。
贡献于中国建筑工业化
季兆桐是新加坡的注册工程师，还拥有美国的建筑师及工程师执照及中国台湾的建筑师及工程师执照。
针对国内部分城市对预铸工法技术含量的质疑，他说，预铸工法是建筑领域领先水平的代表之一。“很多人说土木工程没有高科技，这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改进土木工程的方法是使用高强度钢筋和水泥，以节约材料，这样的改进非常有限。突破性的做
季兆桐参与项目：兀兰新设计多层车道工业厂房
季兆桐参与项目：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停车场大楼竣工图及施工图
法就是从材料运用、机械力的运用、大运输条件的运用和安装机械条件的运用，这就是预铸工法。”季兆桐说，预铸工法让过去盖100栋房子的材料，现在可以盖120～130栋房子，而且更高效环保。
全预铸工法带来的改变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房屋工业化，施工机械化，用料经济化”。房屋工业化，是说房屋本身像一部机器，机器的每个构件都可以在工厂里生产。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建筑材料得到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房屋质量能够标准化。施工机械化，是说预铸件采用吊车等机械安装，提高了施工效率，受环境气候影响小，施工速度容易有效控制。用料经济化，是说除预铸件本身节省材料外，还能为建筑带来环保，废料比传统工法要减少90%，处理废料的成本大大减少。
季兆桐说：“如果采用全预铸工法建造楼房，将比传统施工方法节省10%的钢材，100%的木材，其中，中空楼板又可节省50%的混凝土材料。综合成本节省20%。这是一笔经济账，更是环保账。”
季氏科技工程公司可以生产任何预铸件，以中空楼板为例，公司的中空楼板采用挤压式生产，水泥用量少，生产成本便宜。在中国，同样是中空楼板，技术门类千差万别，水平参差。季兆桐考察后发现，北京的一家美商公司，其采用滑模法生产中空楼板的技术所产生的空洞面积约40%。但如用挤压法所产生的空洞面积约50%，所以挤压法可多节省10%空洞。
目前，欧美日大规模发展预铸建筑，日本甚至超过50%的建筑都采用预铸工法。中国在经过建筑工业化的漫长摸索后，也已经走到了建筑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从2006年到2014年9月，深圳、沈阳、济南等七座城市相继成为国家住宅产业化试点城市，先后批准建立了45个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中国建筑工业化最重要的里程碑发生在2013年。当年11月7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建筑产业化”进行协商座谈。这是一次国家层面支持建筑工业化的会议，让许多建筑工业化领域的企业看到了希望，甚至行业外的企业也纷纷涌入建筑工业化领域。
季兆桐说，预铸工法在发达工业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形成了钢结构、预铸混凝土结构等不同体系，在防震等主要技术上也都形成了符合各自国情的标准。“中国也正在形成自己的标准体系，这对于建筑工业化来说至关重要。”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预铸工法推广到全中国，为国人出力，为社会造福。”
——研讨与对话——
季兆桐博士有着40余年的房屋工业化之成功经验。从美国到新加坡再到整个东南亚，他采用预制工法建造的建筑数不胜数，且广受赞誉。当他得悉祖国正积极推广建筑工业化之政策后，立即将宣传和推广预制工法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他希望能尽心尽力地推动预制工法，促进绿化环境，减少资源浪费，达到价廉物美，缩短完工日期。
2014年9月26日、10月28日及11月25日，季兆桐分别受深圳市土木建筑业协会及广州建筑科学研究院等机构邀请，在国内讲授房屋工业化实践经验
与心得。
季兆桐参与的工程：左图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右图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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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本刊邀请，他与业内专家们——亚洲混凝土协会工业化建筑体系委员会主席陈振基，亚洲混凝土协会秘书长陈伟德，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顾问、专家组专家闻德荣，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李世钟，中国第十九冶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段君武，季氏科技工程公司中国代表徐文军等，共同研讨推进建筑工业化的技术路径、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等。季兆桐博士和专家们本着科学研究的态度，提出中国建筑工业化当前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让建筑工业化更好地推进，那么发现重大问题并解决之便是所有业内人士的责任之举。以下内容就是此次研讨的部分成果。
建筑工业化推进的难点在政府与政策
工业化是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必然
问：目前，中国的建筑工业化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季兆桐：今年应该是中国建筑工业化的元年。无论是政府，还是生产、施工、研究院所等单位，都在谈建筑工业化。我1989年就来中国交流预铸（预制）工法，但人们不接受。现在不一样了，业界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建筑工业化正在开花结果。
因为国内能提供建筑工业化所需的一切材料，交通便利性比新加坡要好，技术体系上也正在成
熟。另外，建筑工业化在经
济性、防治污染、保障施工
安全等方面体现出的突出优
势，也符合国家产业升级、
节能减排的政策取向。
段君武：建筑工业化是
建筑业发展的方向。有人说今
年是元年，我更愿意理解为圆
梦的“圆”。工业化的梦从建
国10周年开始做，现在已经建
国65周年了，多少年了？无数
专家、技术人员、企业家、官
员和工人为建筑工业化做了很
多开拓性的工作，到了圆梦的
时候了。
从1958年开始，建筑工
业化获得大规模推广，头20
年发展得非常快，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时候，国内钢产量太低，建筑主要靠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刚好满足了少用钢材的现实，也符合当时大规模进行工业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到80年代以后，建筑工业化的形式表现为商品混凝土等新技术，技术的进步是可圈可点的，但在市场层面，因为国内廉价劳动力的支持，现浇成了住宅建筑的主流。
最近十多年，建筑工业化重新进入快速发展期。比如十年前，深圳钢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等还是高层建筑主流结构的话，今天这些都让位给了钢结构。建筑工业化能有发展，和整个社会工业体系进步有很大关系，比如钢材，现在一年几亿吨产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得也特别快。
30多年前，我所在的公司负责北海港码头建设，因为没有合适的采石场，只能在广东建预制厂生产大型沉箱，然后采用半潜驳运输到北海。这种方式在当年是司空见惯的，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建筑工业化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这么多年来，建筑设计理念和设计工具有了根本进步，关键材料比如混凝土技术等也有了很好的发展，施工技术和管理也进步很快，这样的条件下当然会有更好发展。
闻德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墙
体改革，到现在已经历过几次重大改革。建筑工业李世钟（左三），右侧由远及近分别是季兆桐、陈振基、陈伟德、段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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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行业性标准，但发展忽起忽落。现在建筑工业化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但距离真正发展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2010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北京榆构有限公司成立30周年庆典，这家公司在预制混凝土领域做了30年。当时，住建部的一位司长到会致辞说，中国建筑业要走工业化这条路。北京榆构很受鼓舞，不只在北京还在安徽、天津等地推预制混凝土产品，可做起来很艰难。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北京重视质量，预制构件有合理的市场；天津关心的是成本，他们在天津建了两个示范楼以后就推不下去了。
最近几年，天津在推行建筑工业化上造了很大的声势。今年10月15日，天津市建委印发了《天津市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明文规定未来两年重点工作之一是推动建筑工业化快速发展。建委确定了两个扶植对象：天津住宅集团和远大（天津）住工集团。这两家公司的工厂分别在武清和北辰，我都参观过。事实上，这两个厂一个在建，一个已经建完但没有真正的行业内技术人员。和远大住工接触几次后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们按照生产空调的思路来推工业化，觉得建了厂、装了设备就算是工业化了。建筑工业化从设计到生产和施工都需要一批专业的设计和工程人员，也需要熟练工，但熟练工肯定代替不了技术人员。他们的思路不对。再说工艺，他们的上料系统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国外广泛用的是混
凝土搅拌站系统，采用的工
艺和设备也不对。从产品来
说，他们只能生产不多的几种
构部件，离全装配还很远。天
津建委的文件说，明年要形成
300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从
这两个工厂的实际情况来说是
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天津号称是全国建筑工
业化先进地区，发展却还那
么慢，没什么希望。真正行
动的也只有北京、上海等几
座城市而已。
问：为什么建筑业一定
会向工业化方向转型？
李世钟：所有行业都实
现了工业化，为什么建筑业没有实现工业化？传统的建筑方式是现场施工，需要很多湿作业，需要很多施工人员分阶段完成这些工作。这些施工人员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技能低、流动性高。这就决定了传统建筑方式是实现不了精细化管理的。
要实现精细化管理，就只能借助工业化方式，把所有部品部件都进行工厂化生产，把现场湿作业减少到最低。举例来说，用现浇工法盖一栋10万平方米的楼，按照一平方米使用60公斤钢材计算，预计用量是6000吨，但实际消耗6500～7000吨，至少有8%的损耗。为什么呢？因为钢筋是现场人工加工和绑扎。除了钢筋，混凝土浪费也非常大，项目完工后会产生200车的混凝土垃圾。
2014年的4月23日，我们到日本一个用工业化方式建造房屋的工地参观。一栋17层高的楼，建造工期7个月。该项目的项目经理介绍说，这个项目的工期比计划晚了一天。我们看了他们的建造进度计划书，一点没错。他们每天的工作细化到最小的部件，哪一层、哪一个房间、哪一条线路的电线都有一个编号。电线预留2公分接头，绝对不会超出。如果施工中少了任何一个部件，现场就没法施工。他们盖房子和丰田造汽车是一样的。
陈伟德：还有一个因素是人工问题。现在的年
轻人不喜欢建筑业，因为建筑业危险、脏乱。只有
亚洲混凝土协会会长、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会长戴显明为王铁梦教授、陈振基教授、季兆桐博士颁发了亚洲混凝土协会荣誉理事奖，以表彰他们为亚洲混凝土协会和亚洲混凝土行业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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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和机械化才能改变建筑业的这种形象。香港引进日本的施工方式，就是把工地变成工厂，建造的时候先盖楼顶，楼顶上面是龙门吊。龙门吊吊起楼顶，依据工人进度一层一层往上升，工人一直在楼顶下施工，没了日晒雨淋，施工作业也很干净。同时，工地也是工厂，预制件的生产进度和施工进度可以同步，工程的工期也能够很好保证。
中国建筑工业化以“五化”为主要特征
问：建筑工业化的方向是什么？
李世钟：建筑工业化有两个方向，钢结构方向和混凝土方向。钢结构本身就是预制的，现场装配就可以了。混凝土就是预制混凝土，全预制可以，节点现浇加部分预制也可以。全预制不产生垃圾，部分预制产生的垃圾也很少。从部分预制来说，用铝合金模板，就能不消耗木材，铝合金模板可以用300次，混凝土漏浆也相当少，且基本不用抹灰了。
陈振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对建筑工业化认识的思辨》。有人认为建筑工业化就是混凝土预制化，我不是很赞同。比如，很多工业化国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的，是木头的，但窗子、地板等部件都是工厂生产的。所以，我认为建筑工业化不一定是钢筋混凝土预制建筑，只要是在工厂生产、工地组装，不管是混凝土、钢、木头还是塑胶，都应该是工业化。当然，木材不可能盖高层，预制混凝土结构因为自重大而有一定局限，钢结构则用于高层和超高层建筑。
我们要发展的工业化，一是发展混凝土预制工厂，二是发展钢结构。而且我们提倡在工厂里把建筑所有部件预制化。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要养活一个预制混凝土工厂是很难的。我写《对建筑工业化认识的思辨》的意思，就是要把工业化的概念扩展，扩展到凡是在工厂里生产的装配化部件都称之为工业化。另外，建筑工业化不单是建筑物的工业化，很多桥梁也应是预制的，比如地铁隧道管片，是完全的标准化、工业化的就很好。
问：哪些工业化技术更符合中国国情？
李世钟：现在国内做工业化的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建筑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和一体化装修。不管钢结构、木结构还是混凝土结构，只要满足这“五化”都叫工业化。
不同的技术体系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性。比如钢结构和混凝土就分不开，钢结构是由型钢和钢板等制作而成的，外墙面是混凝土的，核心结构也是混凝土的。不能说钢结构里没有混凝土，或者混凝土结构里没有钢结构。
我举一个例子。万科集团开展建筑工业化研究已经10多年，万科的工业化目的是“两提两减”，即“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减少用工、节能减排”。现在，他们摸索出来一套方法，在建造住宅产品时，使用预制混凝土外墙、预制内墙、铝合金模板等产品和技术，同时在主体建设过程中就开始精装修工作，从而缩短工期。他们将此叫做“新五四运动”，即“五大技术体系”：铝合金模板整体浇筑技术、预制混凝土技术、装配式轻质内隔墙技术、自升式外爬架技术、整体式卫浴技术；“四大保障措施”：产品标准化、精装修、穿插、第三方工程评估。不仅万科，包括我们公司都在摸索适合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建筑工业化技术和方法。
段君武：不同的建筑，不同的使用需求，都会有不同考虑，不是说要形成一个标准。
陈振基：如果你到杭州杭萧钢构公司就能了解到，他们在全国已经做了很多钢结构的建筑物了。他们就极力提倡高层用钢结构，但是钢结构不能外墙也是钢的！
我还要强调一点，混凝土有预制的，也有现浇的。现场浇灌的不一定排斥在工业化以外。如果把这个排斥出去，全国近9000多家混凝土搅拌厂就排斥在工业化以外了。预拌混凝土比现场搅拌的混凝土进了一步，预拌混凝土是我国摸索建筑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
建筑工业化是一个连续性、渐进式发展的过程，预拌混凝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模板更新换代也是一个典型例子。现浇通常使用木模板，后来有了钢模板，现在有铝合金模板。铝合金模板使用寿命长，而且墙面可以不需要抹灰工艺了。这些经过多少年取得的技术进步，是工人、技术人员和政府向建筑工业化方向前进中积累的宝贵成果，也是我国建筑工业化值得肯定的地方。
建筑工业化是集约利用资源的最佳方式
问：建筑工业化革命性的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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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兆桐：建筑工业化对比传统工法的革命性进步很多。比如说，现浇盖1万套房子消耗的钢筋、混凝土，用工业化方法能盖到1.3万套，这算不算革命性？以全预制工法来说，它比传统工法节省10%的钢材、100%的木材，其中，中空楼板又可节省50%的混凝土材料，综合节省资源20%以上。这是经济账，也是环保账。
我在美国预制厂工作了14年，从美国人身上学来了一种理念就是比价。美国人就看你能不能比别人便宜。我设计预制停车厂时，刚刚流行用双T板，一年内我一口气设计了12多层停车场，后来所有的美国停车场都采用了我的设计理念，我的设计图纸就是美国停车场设计的标准图。为什么？经济。如果有更经济的工法，我的设计图一定会被替代。美国是这样，新加坡也一样。樟宜国际机场的总包是韩国现代建设公司，韩国现代能中标，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设计的结构比其他投标商要便宜300万新元。
所以，建筑业能不能工业化还是要靠竞争。如果工业化比现浇贵，就是有政府补贴也打不赢。唯一的机会就是工业化比现浇价廉物美，这样才能站得住脚。另外，因为施工环境改善，工业化方式也不会产生现浇作业带来的扬尘等污染问题。
李世钟：《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要求达到几个节省，包括工期比传统方式节省20%以及节能、节材等。现在的建筑工业化概念涵盖一体化装修，但大多数人谈来谈去的还是主体结构的工业化，对一体化装修涉及很少。实际上，建筑最富变化的是装修的部品部件。20年前和10年前比，10年前和现在比，装修的部品部件变化极大。比如玻璃的节能效能，涂料的性能等，这些都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不过，在讨论这个标准的时候，各地专家都认为预制工法比传统工法成本多出约10%。其实，这种观念不正确。
季兆桐：认为预制工法比传统工法贵，还是二战刚结束时的观念，其实，现状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是长流程生产线，楼板长达150米，甚至可以做到200米，客户需要多大尺寸，就可以直接裁切，设计也就变得灵活多变。如果把混凝土、钢筋和模板的成本算进来，就中国目前的一般住宅结构体而言，我们可以帮助开发商将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600元以内，传统工法却需要700～800元。如果加上预制工法的短工期，成本还可以降低。我们做过一个项目，节省工期12个月。
政策不健全影响建筑工业化推进
问：为了推进建筑工业化，国家和政府在现行政策方面需要做怎样的调整？
闻德荣：政策变动不可捉摸。在推广建筑工业化的这些年中，因为领导一句话就停下的例子很多，因为领导提倡了就铺天盖地地重视的例子也很多。现在鼓励建筑工业化还是停在口头上，配套的政策以及与之衔接的政府部门是需要跟进的，但好多部门不作为致使推进艰难。
2014年11月初，住建部下发了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这个《标准》把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资质去除了，把预拌混凝土企业资质降低了，对那些各方面发展还有诸多不足的产业，简单地去除或降低资质对产业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住建部下发的新修订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强调要使用高性能混凝土，但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资质却降低了；住建部明文鼓励建筑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资质去除了。我多次参与修订《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总共参与改过六次稿，最终我决定不改了。
预制混凝土行业有数十年的历史，我们的建委领导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了解呢？几年一换届，新的领导来了就提建筑工业化，但又不了解建筑工业化的历史，热闹一阵就又没有下文了。
政府提出要放权，许多行业标准也的确不需要政府来管，这些工作应该交给行业去做，交给懂行的人去做。政府要做好的是监管的角色。比如说砂石，现在砂石开采没有任何认证管理，砂石掺土问题严重，这对建筑质量是很大的危害。我们50年代的建筑比现在的建筑还结实，怎么技术先进了，质量却倒退了？砂石料掺土，施工过程加水，混凝土搅拌站也不按规范操作走，这就是现在的建筑使用寿命短的成因。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损失巨大，人民损失巨大。
李世钟：不同的城市，政策不一样。有些城市是支持发展预制混凝土或者钢结构的。深圳市把预制混凝土业归类为落后产业，属于限制发展产业。预制混凝土企业要发展只能去其他城市。
陈振基：30年前，我提出建筑不要用红砖，而用一种非烧的黏土产品作为墙体替代材料。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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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了我的建议，要求所有建设单位需向墙改办缴纳墙改保证金，如果建设单位采用新材料且通过验收就退还其墙改保证金。这个政策在当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建筑工业化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只要工厂生产、装配施工，就可以享有退税政策。其实，政府动动脑筋就可以了。
因为税制的问题，有些厂商不得不找一些合法避税的方法。比如武汉的一个项目，预制厂和总包达成协议，自己作为总包的预制厂来生产产品，因此省下近10个点的税。
如果说退税存在难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新加坡政府早在2001年就以法规的方式对新建建筑项目实行“建筑物易建性评分”规范，规范规定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的项目必须满足最低的计分（score）要求，否则不会获得政府审批。新加坡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易建设计评分体系，极好地促进了建筑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易建性设计评分体系涵盖预制混凝土，也包括现浇结构。这套体系的目的是减少用工量，提高效率和质量。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也很好，香港对采用预制外墙的商品房给予建筑面积奖励6%～8%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开发商采用预制外墙等产品。香港楼盘单价每平尺几万港元，一块预制外墙板不过十几万港元，政策奖励面积价值足以抵得上甚至超过外墙板的价格。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任一经验，都可以很好地推动国内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季兆桐：2008年6月23日，我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去一封信函，希望参与到汶川震后重建工作中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免费提供2套预制中空板生产机械，并无偿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这两套机械每年能生产约50000平方米的楼板，相当于4所学校的楼板需求。如果政府有更多的需要，我们会尽最大能力提供支持。我们从技术人员到设备都准备好了，只等政府回应，但没等来积极回应，这让我很遗憾。
在与国内同行交流时也发现了税收的问题。比如预制厂设在施工现场的收3%～5%的营业税，预制厂不在施工现场的收17%增值税，纳税成本增加不少。既然鼓励建筑工业化，这样的政策就应该调整过来。
中国有一套出口退税政策，当生产的产品报关离境出口并收取外汇后，生产企业就可以获得退税优惠。建筑工业化如果用退税的方法，也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李世钟：建筑业马上营改增，原来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但是理论上可以抵扣的在现实中可能行不通，比如砂石料一般没有税票，没有税票就不可以抵扣增值税。这造成的一个现象是对预制厂的实际税赋没有任何优惠。
再说一下香港的奖励政策。它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个弊端。就是计算建筑面积时，现浇方式建设的建筑只计算墙体内围面积，使用预制部件的建筑从墙体外围来计算面积。就是说墙体越厚，建筑面积越多，所以香港预制外墙板越做越厚，本来100mm就可以，现在做到了200mm厚，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官员专业水平急需提高
问：除了政策，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做怎样的职能转变？
陈振基：比较香港房屋署、新加坡建设局会发现，这些政府单位中拥有许多一流的技术型官员。我们政府官员的专业程度不高，或者真正钻研技术的时间太少。我认为，政府对建筑工业化问题应该集合一批专家来研究，来推进政策上的顶层设计。
陈伟德：主管单位应该有大魄力。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启用了一个建筑企业老总主政香港地产业。因为比较懂行，那位官员在任期间香港地产也较为健康。
李世钟：因为2013年年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了建筑产业化主题座谈会，全国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一下子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把今年称作“建筑工业化元年”。俞主席当过建设部部长，也是一位懂行的领导。
现任的一些领导水平不高，一些政策本身就有矛盾。有文件指示严厉打击转包、挂靠、违法分包，文件又要求淡化企业资质。挂靠是因为没有资质，只要不讲资质，挂靠就可以杜绝。淡化资质的提法实际还是承认资质，那怎么会杜绝挂靠？很明显是矛盾的。
建筑工业化需面对人才短缺等难题
问：从行业内来说，建筑工业化存在哪些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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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基：1958年，国内大学开设了混凝土及建筑制品专业，这个专业囊括了结构、预制、混凝土制造工艺、建筑、机械等课程。这个专业是名副其实的综合学科，培养的是全能型人才。可惜，现在没有这个专业了。
另外，建筑业的设计和施工脱节现象依然突出。设计师在办公室里设计，施工单位动都不能动，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早年我在美国为迪士尼乐园项目生产预制件，美国设计师专门找到我们商量墙上的卡通图案如何表现。我提议怎么留孔、怎么营造灯光效果，对方接受了。就是说，美国的预制厂里集中了优秀的专业人才，设计师也愿意与之交流合作。国内就不是这样，设计人员看不起施工单位。
闻德荣：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从混凝土及建筑制品专业毕业的最年轻的学生到今天也都40多岁了。因为预制构件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这些专业的人才都流失了，大部分都去了搅拌站。因为预拌混凝土行业竞争激烈，还有资质限制，在天津，这些年轻人年薪都是30多万另加一部车。今天鼓励建筑工业化，构件厂对这些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构件厂的老板认识不到这些人才的价值，有的老板给5000元月薪，这怎么能吸引来那些专业的人才？
归根结蒂是预制构件厂没有认清建筑工业化概念。工业化不仅仅是产品生产，还有产品的设计与研究、生产技术及工艺设备的管理与研究、装配式施工等。比如说蒸汽养护，重要的一条就是混凝土构件受热要均匀，降温也要均匀。有的公司根本不注意如此重要的技术要求，废品率非常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问：工厂生产会不会存在运输距离的问题？如果工地设厂，需要考虑哪些要素？
季兆桐：美国预制件的运输距离就是货车当天出去当天能回来的距离。如果超出了这个运输半径，就要设新厂。在新加坡，我们把运输成本纳入成本估算。运输费用超过100万新元，就要考虑工地设厂，我们承接的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马来西亚的KLI国际机场6400个停车位的停车楼，都是在工地设厂。
工地设厂不仅仅是运输费用的问题，而有些大型部件不允许运，或者赶工期都是选择工地设厂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设备很精巧，生产中空楼板的机器只要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运到工地。建立一个新厂的周期也只需要6个星期，和现浇方式现场设立办公室等基础设施的时间相差不大，后期的工作效率我们却非常高。比如我们为新加坡建的一座桥，就是在工地设厂，生产125吨的桥梁，都是一次吊装完成的。在中国，能不能在工地设厂，主要是看总包有没有场地。
需要指出的是，最便宜的预制件不一定是最经济的预制件。预制件一定要考虑生产、运输、吊装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测算才知道哪种产品最经济。
李世钟：我们以120公里为最远运输距离，不然，物流成本就很高了。对于有些项目距离远，又没有场地，就只能放弃。如果有场地，预制厂和总包就可以配合。
陈振基：五六年代的苏联是现场预制，当时叫“预制场”，还不是今天的“预制厂”。
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有名的基础建设工程。连接机场与港九的青马大桥，跨海距离l377米，桥墩高达196米。工程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横梁，因为横梁重量巨大，工程本身临海，这些横梁最终在内地制作。因为横梁长度超长，无法陆路运输，最后通过海运运至香港。我想说，预制构件的生产、运输等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涵洞的问题，有时因为涵洞限制要绕道100多公里。也是因为这种复杂，让这个工业充满趣味。
问：新加坡没有出现地震，那么新加坡的经验放到中国行得通吗？
季兆桐：主要是因地制宜。举例说，台湾建筑采用的框架结构，砖砌作业却紧紧地砌到框架下，觉得增加了刚度更安全。实际上，框架结构应该首先承受地震力，台湾的施工方法却让砖墙首先承受地震力，所以不管大震小震墙体都碎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结构，一定要采用不同的设计理念和规范。
我在致国家有关部门的《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建议书》中提出，公共建筑应该增加设计结构抗震的建议。第一，采用双重结构系统，即主结构系统受到破坏时，第二结构系统立刻发挥支撑功效，保障结构不倒塌，使人员获得疏散的充裕时间。第二，可增设减震设备来减低地震威力，使8级地震的威力减小到5级。第三，在设计时要考虑遭遇强震时如果第一结构体刚度被破坏后可以变软的变化能力，这种变化能力使房屋不致倒塌，达到以柔克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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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增加结构体的整体完整性，如加设水平及垂直的连结，及梁柱结构一体化。这样结构体即使遭遇强震变形、开裂也不会倒塌。第五，在建筑物的选址上，必须要坚持不在地质有断层影响范围内进行建筑工程。在砂质地区，建筑必须考虑因地震而产生的地基液化问题。
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过五层楼全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震试验及分析，试验结果非常成功。这种结构系统的表现超出设计规范的要求，可在低震、中震及强震区使用。试验结果证明，预制结构体系只要采用合理的接头型式，合理配筋，便具有甚至超过现浇工法的良好抗震能力。
考虑地震灾区的运输、物资和人力资源短缺的现实，我们的生产设备具备的运输方便、现场设厂时间短、建造速度快、节省混凝土及钢筋、需要生产和施工人员少以及工艺成熟等特点，对有效解决震后重建的重大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问：目前，装配式建筑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如何？
徐文军：沈阳继铁西现代建筑产业园2009年成立以来，法库、浑南、沈北建筑产业基地等纷纷落成，目前沈阳预制构件产能达到500万平方米。上海城建已经建成首个高品质PC装配式住宅，PC率将达50%～70%，装配式住宅建筑周期短、资源消耗少，绿色环保，可以有效改善施工环境，改善窗框漏水、保温性能不佳等弊病。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博士、教授薛伟辰指出，如果采取装配式建造方式，建筑垃圾将减少91%，节约钢材2%，节约混凝土7%，节电10%以上，节水40%以上。装配式建筑也已经被市场逐步接受。
问：那么，地方政府对装配式建筑有哪些鼓励政策？
徐文军：深圳市住建局、规土委、人居委联合发布了住宅产业化的鼓励政策，要求自2015年起，新出让住宅用地项目和政府保障房必须采用住宅产业化方式建造，鼓励政策包括达到1/3层数提前预售、奖励3%建筑面积等。
沈阳和上海两市发布了针对装配式住宅的鼓励政策，要求装配整体式住宅项目现在可向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接受申请。其建筑规模要求为住宅地上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且单体预制装配率（墙体、梁柱、楼板、楼梯、阳台等住宅结构中预制构件所占的比重）15%及以上的预制钢筋混凝土、钢结构、木结构住宅。同时，外墙采用预制墙体或叠合板墙体，新建商品住宅、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实施全装修。扶持标准为每平方米补贴60元；对预制装配率达到25%及以上的，每平方米补贴100元；市政府确定的保障性住房和大型居住社区中的装配整体式住宅示范项目，单个项目最高补贴1000万元；其他单位示范项目最高补贴600万元。项目取得立项批文后，在设计或在建阶段皆可申报；已竣工项目，竣工备案时间在申报时间一年以内的也可以申报。
问：最后请季博士对中国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提一些建议？
季兆桐：我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还是非常积极的。国家和政府大力推进建筑工业化进程，包括政策和标准不断完善出台，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要求采用工业化方式建造，而且地方政府的响应也非常迅速。比如说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对自愿采用工业化建造的项目给予3%的住宅建筑面积奖励，许多城市都制定了每年要完成装配式住宅的面积等。一些不同行业的企业，比如万科、鹏城、三一等知名行业领导企业，都参与到建筑工业化中来了。一些建筑项目，像全预制停车楼、全预制住宅楼等首创性的项目也不断涌现。
建筑工业化推广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或不足，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新加坡在推行绿色建筑标志计划时，先是立法强制要求，现在也融入了奖励建筑面积或给予政府补贴等政策，很好地解决了建筑业转型发展的问题。
最近连续几周，桂林、广州都热烈响应房屋工业化，邀请本人作类似专题演讲和介绍，也遇见许多志同道合的厂商，尤其是预拌混凝土行业，希望加深了解如何使他们的行业转型，以响应国内各城市对工业化的要求。本人的意见是房屋工业化的生产单位与混凝土预拌行业是息息相关的，都属于相同的业主，如开发商或主营造厂。预拌混凝土原有的预拌厂和运输机具也是生产单位必备之机器，再另外增加一些厂房、行架起重设备、模具、工业专业人才，就可达到房屋工业化的生产目的。本人在此也鼓励和呼吁从事转型同业者能多吸收专业知识，吸收专业经验，了解政府的奖励办法才能早日完满地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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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赤子心 —印尼爱国侨亲、印尼苏钢集团总裁苏用发 苏用发的非凡，贵在深藏。 他从不因功名而骄狂，不因坎坷而颓丧，亦从来不觉得，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便可俯瞰世事、放任享乐。 于是，他的手中总握着书卷，他的心中总牵系着万千同胞。 笃志好学?儒商风范 1947年，苏用发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南安市。 父亲苏锥有，于1937年只身前往印尼谋生；母亲杨柑枝，生于棉兰,是典型的东方温婉女子。在兄弟姐妹七人中，苏用发排行老二，自小他就喜欢听母亲讲古人博学成才的故事，入学后亦发奋刻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并在朗诵、演讲、唱歌、书法等方面表现不俗，被誉为学校的“文艺才子”。 进入中学后，文理兼修的苏用发已精通印尼、中、英三种语言，并尤其偏爱机械制造学科，他觉得，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关联着更幸福的生活，值得潜心钻研。然而1965年爆发的“排华运动”，将本该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打乱了，彼时的印尼，华人大受打压，华文学校被迫解散，不得已，苏用发的大学梦断了。 怨天尤人从来都是最无用的，失学后，他随即进入父亲的企业，白天工作，晚上就自修机械、制造、管理、冶金等专业课程，扎实的语言功底加上可以学以致用的操练环境，他渐趋谙熟了投资经商的种种学问，尤其在冶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后，他常常感叹，或许正是际遇的此番坎坷，才铺就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1969年，苏用发与父亲联手创立了印尼苏钢集团。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只有20多名工人，年产量不过2000吨。势单力薄，困难与挫折总是难免的，每每此时，苏用发总会来到母亲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吃一口母亲做的早点，喝一杯母亲泡的清茶；母亲也不问什么，只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然后，茫然无绪的思路清晰了，举棋不定的方案明确了，对于苏用发而言，母亲更近乎于贴近心灵的精神支撑，几十年后，他笑称自己早已养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习惯。 时光荏苒40载，如今的“苏钢”已发展成为主营钢铁制造并囊括棕榈油生产及出口、船运、饲料及糖果食品制造等多元领域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下设16家企业遍布棉兰与雅加达，其中钢铁厂年产量达50万吨，位居印尼私营钢铁企业第四位；糖果厂日产量100吨，居亚洲第二位；苏钢自行研发生产的合金耐磨钢，年出口量稳居国际市场首位，并两次得到印尼总统苏西洛亲自颁发的“印尼最佳金属出口奖”。 很多外商邀请苏用发跨国投资合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将苏钢集团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投放在印尼，每年创汇近4亿美元。他说，一个企业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而专注，是达成使命的前提。唯一例外的，是与祖籍国的项目合作，比如与陕西省政府签订的钼钢、风力发电、太阳能合作协议，在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1 杜康生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 同样的水平与垂直线条，不同的设计师落笔，格调迥异。有“台湾豪宅王”美誉的杜康生，落笔在图纸，脑中却是对三度空间以及填充此空间的色彩、材质、家具等所有细节的一一定格。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对空间美学的极致演绎，对完美设计的无限追求。这之外，他的作品更传达着对业主的尊重，浑然天成的高质感设计手法，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他也因此赢得台北第一豪宅——“宏盛帝宝”中大多数业主的青睐。 从台北到上海，杜康生的作品让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如今，他正将这样的理念向所有室内空间推展开去，以造福无数追求品质化生活的中国人。“这是我们这一代设计师的使命，通过创造更多美好空间，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让海峡两岸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他说。
2 了杜康生无法逾越的高山。更糟的是，建筑法规必须考高分。对教条极为痛恨的杜康生，说服不了自己去背那些见了就有睡意的法规条文。他说：“考建筑师一般都要上补习班才能考得过，对我这种open-minded（思想开放）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考得过？” 比起考建筑师的种种烦恼，杜康生的乐趣在书本和课堂以外。他喜欢读闲书和杂书，同学们给他送上了“永远的学艺股长”的雅号。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四处做模型比图赚点生活费。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联手在一间大医院建筑比图中得了第一名，拿到了一笔“大钱”，这让他连续一个月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用天天都是阳春面，那样的生活着实欢乐。 到了大四，有教授找他，不是夸赞而是一句“你让我很失望，这四年你在干什么？”杜康生自然清楚老师的心情，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杜康生也知道，他的梦早已经跑到了建筑师之外。艺术是他的天分，更是他的出路。杜康生最感谢老师们让他发现了自己，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 “台湾豪宅王”的新使命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杜康生 在台北的繁华街头，杜康生的巨幅人物海报常常占据显著位置，不必问，某个豪宅项目即将登场。杜康生的高人气，与他“台湾豪宅王”、首屈一指的室内设计大师等赞誉交相呼应。开发商用杜康生的名字为新楼盘宣传造势，这为杜康生个人品牌自然带来好处，但这并不为其所爱。性格低调、内敛、安静的他，只在乎经手作品是否完美。他说：“首先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是本分，其次对业主有没有帮助最重要。我和业主就像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我设计一个作品很畅快、过瘾，业主对我的作品认同、满意，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数十年从容追求，杜康生在奔向空间艺术塑造者这个目标中，成就了自己，更成就着别人。 成名前夜的追梦青年 出身寒门，但绝不能没有梦想。这是杜康生年轻时常常自勉的一句话。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使得杜康生早早有了要当建筑师的心愿。也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个小小心愿显得非常合乎时宜。高考时他的目标是建筑系，之后的结果是考上了中原大学建筑系。中原大学建筑系是台湾第一所开始实施5年学制的建筑系，特别强调建筑设计与绘画方面的训练，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 杜康生说，进了讲堂，他马上发现，他选对了科系。因为同学们视为最痛苦的设计和绘画作业，对他来说却是让人无比亢奋的事情，他可以两三天不睡觉以完成作业，拿出来的作业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教授们对他另眼相看，当面夸赞他是难得的人才。这让杜康生有些飘飘然，一心一意做着建筑大师的美梦。 不过，台湾建筑师考试的难度在世界都排前列，特别是诸如结构力学等工科类考题，几乎成 华商韬略·李壮/文
全球华商名人堂|武钢：三个梦想 素有「中国风谷」之称的达坂城，位于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乌鲁木齐市区86公里，312国道在城中穿过。曾经这只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据城里老人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躲藏的人家。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里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它又因拥有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而备受瞩目。 达坂城的风常年刮不尽，这与新疆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有关，新疆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地处中纬度，冷暖空气活动频繁，风大而多，持续时间长。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但在风能开发者眼中，这里却是最佳的风力发电地区。如今的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当年正是看中了大自然赋予这里的特殊地貌与气候优势，于戈壁荒滩之上筑起一座风电场。
1987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武钢跨入了组建中的新疆风能公司，不久后，他便直接参与了达坂城风电一场的建设施工，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风力发电场。 1989年，武钢和他的团队抓住机遇，利用丹麦政府捐赠的320万美元，购买丹麦Bonus公司13台150KW机组，克服经验缺乏、人员不足、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通过近一年努力，于1989年10月实现了达坂城风电场的并网发电，在当时装机总容量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这也标志着中国风电从试验阶段转入工业化开发阶段。 风电一场建成，武钢从建设者变为风电场场长，面对达坂城取之不尽的风力资源，他和他的团队萌发了最初的创业梦想：在达坂城安装成百上千台的风力发电机。现在看来，这一梦想早已实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金风科技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9GW，装机台数超过14,000台。 而后他又利用一切时间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行业经验，并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意识到，设备价格昂贵、安装维修成本高，也成为产业化运作的瓶颈。时逢上世纪90年代，武钢心里清楚：当时人们对风电用性本来就心存疑虑，如果成本再那么高的话，风电的发展就会更加困难。要在中国做大风电，一定要打破成本太高这一瓶颈。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电设备，才有价格话语权;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机，才可能有大发展的机会。 他告诉自己，用中国人的双手，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风机。
1 苏志刚 长隆集团董事长 从田间地头起步、曾靠卖猪肉为生的苏志刚，把握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打造出享誉国际的旅游品牌长隆集团。树立中国民营经济典范的同时，也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领域做出世界级贡献。
2 365天日日如此，还常加班加点，有时能提早一两个小时回家陪儿子，就已经很开心了。” 如此过了几年，苏志刚的生意进步不大。他仍旧每天照例骑着自行车，在广州街头去各大酒楼宾馆兜售猪肉。 彼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广州初露繁荣。置身其中，苏志刚自问，“难道我就这样当一辈子猪肉佬吗？” 1989年，苏志刚决意关掉猪肉铺，开一间自己的酒楼。家人听闻都劝他“别乱来”，能卖好猪肉就不错了，家里世代没有做过酒楼买卖，好不容易有个安生日子，做赔了怎么办？ 但苏志刚心意已决。他孤注一掷用全部家当在大石买下两亩地，建起了香江酒家，于1989年8月28正式对外营业。 “那一天我终身难忘。”回忆起当天开张的情形，苏志刚忍不住感慨道。 酒店刚一开张，前来尝鲜的食客络绎不绝，苦于人手不够，他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憨汉子只得跑前跑后，为每个客人服务，送菜煮菜也都是亲力亲 打造世界级旅游王国 ——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追赶春天的放牛娃 在长隆集团会客厅和会议室最显眼的地方，挂有邓小平的画像。这是集团掌门人、身家数百亿的苏志刚，最感谢和崇敬的人。“没有他（邓小平），我现在大概还在种田，可能吃都吃不饱。”他说。 1958年6月，苏志刚出生于广东番禺大石村，是家中第五代农民，从小放牛耕作，读书不多，生活贫困。受当时政策限制，“这不能卖，那不能种”，正值壮年的苏志刚，感觉满身气力却无处可使。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起，苏志刚放下锄头，带着弟弟进城打工。当民工、做泥水，但凡能挣到些钱的营生，他基本上都做过，最长久的是卖猪肉。 “个体经营的初级阶段，能挣到三五块钱已经很开心了，后来慢慢熟悉，一天的利润从5元上升到10元，小本经营就这样逐渐滚动起来。”苏志刚回忆说。为了多盘些生意，他在离大石村二十多公里的广州市区，联络到几家知名饭店，向他们供应肉制品。由于路途遥远，还要经过两个渡口，为准时交货，他常常凌晨起床，天不亮就出了门，等送完货再回到大石家里，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一年 2014年，长隆集团旗下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从全球169个旅游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膺全球主题娱乐协会授颁的“主题公园杰出成就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旅游奥斯卡”，是该行业的最高奖项。长隆是该奖自1994年创设以来，首个登顶的中国品牌。 在享誉西方之前，长隆早已“声满”中国。集团的创始人苏志刚，更是被视为民族旅游品牌的不二领袖。
许锦祥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他是物流巨擘，由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国际环球（印尼）集团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也是世界各大物流集团在印尼市场的忠实合作伙伴。 他是经济功臣，在资源贸易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作为世界最富资源国家的最大物流企业舵主，他和他的企业正在为印尼经济发展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585
货通天下 经济功臣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许锦祥 许锦祥领衔的印尼GPI集团，既是印尼最国际化的企业，也是印尼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功臣。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伴随环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与世界各国物流巨头紧密携手，为印尼的“货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公司也因此飞速发展，自1992年起，连续十多年被国际空运货代协会(IATA)评选为“印尼第一”，成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物流运输集团之一，也成为连接印尼与世界的经济大动脉。 如今，在许锦祥及同仁的努力下，拥有领先国际化业务能力的环球集团，正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被多个国家政府所重视。2013年9月份，许锦祥接受克罗地亚政府的邀请，前往克罗地亚访问，并与克罗地亚总统、商务部长、交通部长及当地企业领导会面，洽谈如何利用环球集团的物流平台来扩大克罗地亚对东盟及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也向环球集团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希望借助环球集团的力量，助力当地的国际业务发展。 印尼物流业领军者 说许锦祥是印尼物流业的开路人和领军者，名副其实。在印尼物流业，无论事业规模，还是专业素养；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许锦祥都是独一无二的。 1953年7月12日出生于印尼棉兰的许锦祥，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典型，也是带领印尼拥抱新经济时代的杰出代表。 许锦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进入棉华中学念初中，之后到苏东高中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与物流业的缘分开始于一位前辈朋友的推荐。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朋友介绍自己的女婿——一位在新加坡经营货运公司的仁兄给许锦祥认识。刚好，这位老兄正计划在印尼发展一个货运代理的合作者。 因为当时还没有经营货运业的经验，为了对朋友的事业负责，许锦祥便把合作机会给了雅加达一家货运公司，并与之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此项业务。这间名为PT Wira的公司成立之后，经营状况却一直不理想。好几年时间，业务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一直有增无减。 随着对公司业务的深入了解，许锦祥也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和研究。在PT Wira的再一次扭亏失败之后，他决定把这家公司接管过来，独自经营，并且将其改名为PT.Global Putra Indonesia 暨印尼环球公司。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起初，公司只有7位员工。那时，是1981年。 许锦祥接管后，改善了公司的管理制度，令大家更用心用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提升了公司的业务操作素养，同时也不断把握各种机会来拓展市场和业务。在他的努力下，公司的经营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从亏损走向盈利。 这个时期，许锦祥既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公司最大的苦力员工，很多繁重和别人看起来低层次的工作都是亲自去做。他不但能放下身段，而且还真的与员工打拼在一起。这也是公司能够成功走出那段困境的关键因素。 许锦祥常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是1986年帮助印尼举办航空展（AIR SHOW）。航空展是最考验物流业的专业展览之一，被誉为是物流业的最高竞技场。1986年，印尼举办航空展。总共有21家 586
黄红云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从1998年的“金科花园”第一役，到2008年的“成长性TOP10”中西部排名第一、再到2011年的成功上市以及全国化发展与扩张，黄红云率领金科集团在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缔造了一个房地产品牌传奇。 获得卓越事业成就的同时，黄红云更积极担负社会责任。2012年8月28日，黄红云当选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开始在更高和更广层面引领民营经济的发展。 1
高品质地产社会企业家标杆 —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黄红云2013年8月3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重庆共有13家企业上榜，作为“渝派地产”领头羊的金科集团，以营业收入235亿元的业绩，排在全国企业第437位，首次跻身500强之列。 不仅如此，金科还连续五年荣登“中国地产品牌价值10强”榜单。2013年品牌价值达57.07亿元，产品实现了别墅、洋房、高层公寓、商业等全业态覆盖，并已形成王府系列、廊桥系列、东方系列、世界城系列等八大系列产品线。 卓越进阶?地产业态全覆盖 当黄红云1998年从涪陵进入重庆主城区发展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选择，而现在看来，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了。 当时，年纪轻轻的黄红云已经跃升为涪陵当地颇具影响的地产开发商，他带着两个合伙人开着一辆桑塔纳，轰隆隆地驶入重庆城，在江北区租了办公室，悄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红云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就一鸣惊人。他拿下一块位于江北区五黄路片区的土地。当时，这是主城区地产大佬不屑一顾的不毛之地，但黄红云前瞻性地看出这个与重庆CBD解放碑只有一江之隔的地段的光明前景，把身家性命3000万元人民币都投向这里，开发了在主城区的第一个大项目—金科花园，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为黄红云积累到新的财富、人脉以及信誉，也坚定了他在主城区立足发展的信心。他随之成立金科集团，以金科花园的成功经验，乘着直辖的机遇，大步开启在重庆主城区拓荒筑城的步伐，公司也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2003年，金科跻身重庆“地产五强”排名第四位；2005年，金科跻身全国房企50强，位列重庆第二大专业地产企业； 2004年开始，金科着手制定全国发展计划。2006年，集团分别在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并相继在无锡等地获得土地。其间，黄红云还引进了美国嘉迈基金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壮大资金实力。 2008年地产业进入寒冬期，金科集团逆势而上，以“不裁员、不降薪、不降低产品品质”的“三不”政策坚强过冬，并在当年实现100亿元销售任务。 2009年，金科的全国布局开始发力，公司的重庆以外项目销售首次超过本地。也是在这一年，“金科房”成为“中国驰名商标”，金科地产获得“稳健性TOP10”全国前三排行，由此正式迈入中国一流房企行列。 2011年5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准ST东源以新增908498204股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正式进军A股市场。 在推动资本运作、做大做强住宅地产的基础上，金科还在2012年大手笔打造了集团在重庆主城的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也是首个产权式购物中心—金科廊桥天都。2013年，位于重庆主城的另一商业综合体项目—金科时代中心也正式亮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1 王文学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眼光精准而长远的王文学不仅在固安开创“产业新城”模式，更将其成功复制到全国，成为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眼下，他正推动“发家地”固安迈步走向“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2 彼时，华夏幸福的账户上仅有一亿元资产，对公司来说，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尽快变现。但王文学却拒绝业内常见的短平快投资方式，而选择投资产业地产。 产业地产是以产业为依托、地产为载体，实现土地的整体开发与运营，打造产、学、研产业集群的新型产业形式，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因此王文学的这一决定遭到众多高管的反对。然而他却力排众议，甚至将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全力以赴投入到产业地产领域。 在他的积极奔走和推动下，当年6月，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二者将共同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固安工业园区，由此开始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探索之路。 所谓“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是指由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共同出资成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这既能发挥政府所独具的政策、行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又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创新性，更有效地解决资金、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等难题。 产业新城拓荒者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学 固安低调起家 1967年出生的王文学是河北霸州人，毕业于廊坊市工业学校。 在中国地产界的大佬群体中，王文学堪称最“神秘、低调”的一位，其公开信息少之又少，本人更极少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舆论可知的仅仅是：他很早便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1998年7月，年仅31岁的他，在廊坊创办了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华夏幸福）。三个月后，其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华夏花园”即开盘销售，由此踏入风起云涌的房地产行业。 他的事业根据地廊坊，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彼时，廊坊南北发展极不均衡，香河、三河、大厂等北部地区由于临近北京，一体化程度高，发展已相对成熟。而南部以固安县为代表的地区，却贫穷落后，财政收入在廊坊市居于倒数。 在一片落后的景象中，王文学看到了商机。2002年，他毅然放弃具有成熟配套的廊坊市区，转战固安。在福布斯“2015全球亿万富豪榜”榜单上，王文学以32亿美元净资产位列房企富豪第九位及内地百强富豪第42位。 47岁的他在平均年龄55岁的上榜富豪中算是“年轻人”，但在产业新城建设领域却是老前辈。他用十二年将固安打造成产业升级的经典样板，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几何级增长，还推动其成为“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他也因此名震产业地产江湖。
王长怡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学家，国际跨国企业董事长，台湾生技业标杆领导者……集多重角色为一身的王长怡，不但被媒体授予“台湾生技业杰出企业领袖”的称号，更是第一个荣获“美国年度发明家奖”殊荣的华裔女科学家。 自幼立志做科学家的王长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生技领域。如今身为全球免疫学界权威的她，不仅建立了独特的设计型合成肽抗原与免疫原的技术平台，以及全系列蛋白质/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成功开发出针对各类病毒抗体检测的免疫试剂，及具有高免疫性的疫苗及蛋白质药，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由此成为生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企业家。 573
574 物医学公司（United Biomedical，Inc.以下简称UBI）共同合作开发了具以合成肽为基础的创新疫苗，包括猪、牛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公猪去势合成肽疫苗（LHRH vaccine）、猪环状病毒疫苗（PCV vaccine）、猪蓝耳病疫苗（PRRS vaccine）、阿兹海默症治疗性疫苗、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等。 其中，以合成肽为抗原的猪口蹄疫疫苗在2007年于中国上市，去年已占中国口蹄疫疫苗市场35% 以上，已销售超过二十亿剂。另外，阿兹海默症疫苗获“卫生署”许可于2009年在台湾进行首例第一期人体试验，试验数据良好，目前已进入IIa期临床试验。这项试验更打破“卫生署”长期禁忌，让全新生物药品于人类首次在台湾进行人体安全相关的临床试验。这也让联亚成为继美商惠氏药厂之外，第二家研发阿兹海默症预防性疫苗，并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公司。 另外，联亚还拥有UBI授权的抗CD4单株抗体，可运用于艾滋病治疗，自1999年起就开始开发该鼠源单株抗体，至今已将该抗爱滋抗体推展至临床试验IIa期，并获得相当优越的抗病毒效力临床数 生技界女杰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怡 2013年10月，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亚）正式将经营多年的单株抗体事业进行切割，创立联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台塑集团的台塑生医结成联盟，它的成立将台湾从卖知识产权的生技发展思维，转换提升为拥有知识产权创新与产品自主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模式，不仅开创了一个台湾的经济支柱型产业，更让台湾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这只是王长怡的大棋布局中的一小步，从2013年开始，她就启动了一系列产品国际授权合作与事业切割计划，以加速联亚生物制品产品线的商业化。她的愿景，就是开发满足人类与动物医疗需求、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医疗产品，使联亚成为以华人为主、具有国际影响力且永续经营的生物制药集团公司。 历经磨砺 绘制事业版图 30年前，“生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年仅二十多岁的王长怡，在当时就已经确立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并以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专注执著的信念，为台湾乃至世界生技产业的发展作出居功至伟的贡献，她为此也成为名扬世界的科学发明家。 生技产业所需时间极长，投入巨大，却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30年来，王长怡投入的不只是光阴，正如她所说，“这是一项投入我的生命的工作。”她的人生观是“人就是要做具有创造力，具有影响力的事”，而她带领着她的团队，以实际行动及成效证明这决不是一句口号。 目前，由她一手创办的联亚已具备由抗体拟人化、实验室制程开发、分析方法建立、工业制程建立、GMP先导工厂建立、前临床灵长动物试验到人体临床试验等专业技术，并拥有愈百人的研发团队与源源不绝的创新产品线。 经过十余年磨砺，联亚与母公司——联合生
图注：新加坡Bread Talk集团主席郭明忠 餐饮艺术家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陈光 郭明忠喜欢国画，他收藏了很多大家名作，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以前，他梦想成为这些名字中的一员，但生活让他成了街头小食摊贩。 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艺术家的梦想。在餐饮这张宣纸上，他“画”出了会说话的面包，“画”出了全球第一家上市的面包企业，在17个国家“画”上了900家店。 很多人学他，但有点照猫画虎。因为好的画作，求栩栩如生、更求意境；而好的餐饮，按照郭明忠的定义：要好吃、要有个性，还得会和人“交流”，不止是食品，更是潮流生活的方式。 会画画的“街头小贩” 出生在新加坡的郭明忠，小时候家境很清贫，因为家庭原因，他被寄养在阿姨家。 那时候新加坡的经济不好，郭明忠生活的环境更不好。阿姨家里有十几个孩子，人多粮食少，他吃上一顿饱饭的经历屈指可数。“我记得当时多盛一碗饭，也得承受大家的眼光。”郭明忠说。 新加坡每个青年都必须服兵役，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多青年必须到海外，郭明忠因此在台湾的森林里待了5年。
从新兵到士官长，他很快成了团队的“一把手”。带着队伍穿越森林、翻过丘陵，郭明忠遇到了很多挑战，期间，他学会了独当一面，成长很快。 但部队里学的这点本领，退伍后并不能派上用场。那个时候，郭明忠仍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梦想者，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画家。打小，他便喜欢美术，对功课不是很感兴趣，他获得了不少美术方面的奖励，渐渐画出了信心。退伍后，他想继续这个梦想。 攥着父母给的2000新币（约合9200人民币），郭明忠重回台湾，进一步修习美学。进了城市，他才知道这里和森林里不一样，这些渗透着汗水的“盘缠”压根不够看，不过1年的时间，钱便花光了。 “钱没了，直接回国很没有面子，我便想着在台湾做好了再衣锦还乡。”郭明忠回忆说。 求学的第二年，他成了街头买卖人。一个朋友看他有美学的底子，建议他做龙须糖。因为钱不够，租不起店面，郭明忠订了一个花车，自己在车上画了一条龙。 一眼看过去，这个小摊位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似乎很有艺术感。凭借吸引人们的好奇心，郭明忠的“摊贩”事业开了个好头，他的花车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街头做买卖很不容易，刮大风的时候，他做龙须糖做到手流血。一边安抚着排队者的情绪，一边还得眼观四路，看见警察马上开溜。 风里来雨里去，郭明忠坚信自己能做成大事业。一次他去买20台币（约合4元人民币）的自助餐，很垂涎店里的卤肉，便点了一份，算完发现要30台币，而他只有20。老板臭骂了他一顿，说：没钱你学人家点什么？郭明忠看着对方说：有一天我的生意会超越你。 他很快实现了这句“豪言”。街头生意好起来，他去百货商场租了个店面，接着连续开了十多家糖摊。当年轻人对糖摊的兴趣减弱后，他又转卖脆皮冰激凌和南洋美食。现在台湾人吃新马菜、印尼菜，饭后来碗“西米露”之类甜品的习惯，就是郭明忠当年推广开来的。
华商名人堂|台达集团董事长郑崇华 “不低调”的企业和企业家 在众多媒体眼中，台达集团的创始人郑崇华是个很低调的人,甚至“低调的只剩下一个名字”，可是对于企业界来说，他和他的企业从来都不低调。自台达成立到现在，郑崇华带领台达经历几多坎坷，华丽转型，一直光芒难掩。 70年代初期，台湾大力施行发展科技产业的政策，经济形势趋于改善。当时台湾的电视机、收音机外销量已超过百万台，但零组件全部仰赖进口。郑崇华看到了其中商机，决定自己创业，在台湾建立工厂生产零组件供应给台湾厂商。 于是，1971年，36岁的郑崇华筹资30万，在一个田埂边上，创建了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达集团的前身），那时公司所
有员工加上郑崇华自己一共15人。 彼时郑崇华已经先后在亚航仪器部和美国TRW台湾分公司工作了10年，不仅接触了先进的电子科技，还积累了生产管理的经验。所以，虽然当时台达规模很小，但是凭借他这些经验、对品质的坚持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很快就站稳了脚步。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石油危机来袭，台达失掉了很多订单，这让发展初期的公司危在旦夕。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郑崇华一方面动用各种关系筹款给员工发工资，另一方面又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并采取轮休制减少产量。 就在台达难以为继之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郑崇华接到了老东家TRW的电话，说有批订单要外包给台达。这个雪中送炭般的订单不仅让台达渡过了难关，还给台达提供了内销转外销的契机。在这个契机的推动下，1976年台达的营业额突破了100万美元。 从1971年到1981年，台达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郑崇华带领台达历经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是仍然成绩斐然：台达平均年成长率高达近七成。随后，台达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了，郑崇华瞄准新兴的PC业务，带领台达转战电脑市场。 当时，个人计算机的兴起刺激了开关电源的需求，郑崇华眼光
1 任职巨头医药公司高层期间，他先后主导研发了3款全球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新药，成果领先于业内。创业期间，他以科研创新推动生产，横跨保健品与新药领域，缔造了数个极速增长的传奇。 然而，名誉加身、生活无忧的张念慈却从未驻足，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华人地区推出一款世界级的主流新药。 在之前，没有人达成过这一目标。而现在，张念慈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张念慈 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造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寻找新型抗原?研发抗癌新药 近日，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杂志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刊登了一篇医学论文，该文指出新一代治疗性癌症疫苗Globo H-DT（OBI-833）可以在癌细胞的干细胞上找到Globo抗原，与它结合并将其消灭。这一发现于药物治疗癌症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癌症干细胞如果可以被抗体找到并消灭，那么即使癌细胞发生了转移，其源头也可寻觅，使得治疗更有成效。 该研究成果，不仅将论文撰写方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度，也让其合作方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OBI Pharma,Inc.，以下简称浩鼎）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进一步挖掘后，舆论发现，在癌症主动免疫疗法与Globo-H抗原研究领域，浩鼎已经深耕十余年，其研发成果已近成熟，或将改变癌症药物治疗领域的现有格局。 世界级的市场却没有自行研发获得国际标准认可的新药，一直是大中华地区医药界的憾事。在之前，张念慈的非达霉素（Fidaxomicin，DIFICID）曾有机会改 变这一现状，但市场、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令他却步，并不得不抱憾将项目的研发 移至美国。 如今，手握新型抗癌平台的张念慈卷土重来，要做出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并冀望以自己的成功推动整个大体系的进步与完善。这一次，他立下决心，矢志 不渝。 时至今日，药物治疗癌症技术 已经相对完善，化疗以外的方向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株抗体，标靶并 找到癌细胞，再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 将其消灭。这类方法已有很多成功的 例子，市场上的药物大多归属此类。 另一种方法是不用单株抗体，利用身 体本有的机制创造特殊抗体消灭癌细 胞，称为主动免疫疗法。“单株抗体 已经有十来种成果，但是主动免疫疗 法尽管已经提出了30多年，却还没 有成功的例子。”浩鼎生技创始人、 董事长张念慈介绍说。相较单株抗体 疗法，主动免疫疗法的定位准确度更 高，副作用非常小，能针对细胞的特 异性，实现个性化治疗。 华商韬略·陈光/文 2
曾带领荣利集团问鼎世界最大录像带制造商的卢文端是成功的香港企业家，也是香港与内地社会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他先后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长期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2年12月，卢文端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在更广泛层面服务香港，服务内地，服务香港与内地的更紧密合作。 卢文端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1
谋大业?兼天下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现年65岁的卢文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业，并通过30年的奋斗，将自己创办的录音带 工厂发展成为在中国香港、内地和新加坡拥有生产基地，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市的世界 最具规模与实力的录音、录像带制造商，成为伴随香港经济起飞的最早一批跃上世界产业舞 台中央的国际化企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卢文端将更多精力从商业和创业转移到社会事业上，这让他个人的企 业经营乃至财富积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让他个人的力量在更多更关系大局的领域得到发挥，进而也走上一个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新高度。 矢志拼搏创辉煌 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形容，卢文端算是标准的“富二代”。1948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侨眷家庭的他，祖父与父亲均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当时的商界望族。1954年,年仅6岁的卢文端随母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 父辈的奋斗与成功为卢文端的成长创造了好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奋发进取、干出一番事业的精神和雄心。也正是这种精神，让卢文端坚定信念，要自力更生地创业，实践自己的理想。 告别学业后，卢文端先是在父亲与朋友合开的玩具厂工作，从文员做到工人，工作很辛苦，但极大地锻炼他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亦累积了宝贵的从业经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式录音带开始流行，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经商的卢文端敏锐地窥见商机，决心进入到这个行业创业发展。 打定主意后，卢文端向父亲和叔父借了15万元的资金，然后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并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录音带的工厂。带着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的热情，年轻的卢文端意气风发，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工作，终日以工厂为家，奋斗不息。“好辛苦的，日日在工厂睡觉吃饭，一方面怕亏本，另一方面又怕爸爸和叔父瞧不起，逞强也要挨过去，所以辛苦也要咬紧牙关。”他笑着回忆说，而且强调，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借到的钱是要还的，“他们并没有设期限，但是都很担心我能不能做得到。” 但卢文端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年轻的他不但自信心爆棚，而且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有无穷的动力。在他和一帮年轻伙伴的努力下，1976年，他们成功地建设好了自己的厂房，并用４年时间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卢文端又及时到广东投资发展，克服香港劳动力不足的制约，把握内地发展的机遇。借助内地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香港打下管理和产品技术基础的卢文端，很快就将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到了1983年时，他工厂生产的“荣利”牌录像带、CDR、 DVD、 MD等光盘产品，及代理的外国名牌包括SONG、JVC、SAMSUNG、 LG等，已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在业界小有名气，方才35岁的他也因此被誉为“录像带大王”。 问鼎产业前茅地位之后，卢文端积极引领荣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改变印尼零售业的教育家 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华商文 有“烟神”之称的郭桂和是印尼华人企业家中的标杆性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起打破印尼传统零售业格局的Alfamart连锁超市，将便捷又可靠的消费方式迅速在印尼蔓延开来，同时也以全新理念开创印尼教育新风，打造慈育教育体系，为印尼教育历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外界将他及他的事业体评价为是印尼经济社会发展中“跳动的脉搏”。 烟草燃烧出的红火生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意味未来，经济辐射国力。印尼拥有2亿多人口，居全世界第四，庞大的人口基数为这个国家的繁荣之路设置了不小的困难系数。上世纪末，从小杂货店里走出的印尼华人郭桂和为这个人口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填了一把劲柴——由他创办的Alfamart连锁超市不仅打破了传统零售业的封闭与落后，更以8000多家便利店的庞大实体规模大幅提升印尼经济快速发展步伐。商界之外，郭桂和还以全新的慈育理念为曾经发展滞后的印尼教育界披上甘霖，打造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培育社会英才。 这情形同比六十年前，已如变幻风云，换了天地。 时光倒回20世纪40年代，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尼似乎还未足够成熟到能够抵御外界的干扰，骚乱时有发生。局势动荡，印尼华人的生活亦不能安生。郭桂和的父母就是这种生活的亲历者。郭桂和父母均是广东客家人，祖籍广东大埔，是南下印尼的第一代华人，靠自己奋斗开一间小杂货店，维持一家10口人的生活。1950年郭桂和出生，家中排行老六。 艰辛是郭桂和幼年生活的唯一滋味。不满十岁时，他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父母打理小店。1966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许多学校因此被封，刚刚考入雅加达巴城中学的郭桂和，就此与高中生的学业生涯擦肩而过，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不得不只凭着一纸初中文凭进入社会打拼。
胡本仁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从黑色到绿色，从高碳到负碳，胡本仁先生的事业格局，在2008年历经了一次重大转型。 此前，他带领自己一手创立的香港长源资源有限公司，通过另辟蹊径的业务模式，不仅成功在中国14个省份，独家代理销售澳洲当时第三大铁矿生产商的铁矿石，而且更创造了中国私营企业成功并购海外上市企业的典范个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开路先锋。 2008年，察觉到由于全球钢铁产能的过剩，必将导致矿产能源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后，胡先生一方面果断淡出铁矿石业务；另一方面开拓以澳洲凯恩斯为全新根据地，首创并大力发展以“高端生态养老”为主题的绿色休闲产业。到2012年将旗下的澳洲上市煤企控股权悉数沽出，同时不断优化集团的财务模型，全面涉足并在财务投资、矿产、养老、农、林、木材加工、保健食品、药食同源类、酒店以及新能源十大产业全面蓬勃发展。
与所有的老三届一样，胡先生说，自己这一代人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难以磨灭的成长历程：“一出生，就解放。背书包，去民办。长身体，闹饥荒。长知识，遇‘文革’。要工作，去下乡。要提拔，讲文凭。工农兵，当填鸭。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当中，特别是在江西插队的经历，更令他深刻体会到何为苦、何为累，甚至，何为惨。不过多年后，他也感念于这段特殊人生经历对心、性、体的磨练：“我相信，再也不会有比那时更难过的日子。所以后来无论遇到何种境况，我都可以无畏前行。” 1971年胡先生作为表现突出的知青。第一批“上调”进江西新余钢铁厂担任炉前工。这是一桩异常辛苦的差事，但胡先生干得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后来，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他转做钳工，并争取到宝贵的学习进修机会，1976年先后前往钢铁厂内部的冶金机械大学、江西工学院进行深造。学成归来，胡先生升任钢铁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后成为分管厂区技术改造的主办科员。当时5万人的大厂，每年4000多万元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费都由他一律统筹。这以后，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对市场高度敏锐的判断力与前瞻性思维，他又开始负责管理钢铁厂的外贸经营活动，由一个人开始从与外贸公司合作，到为工厂拿到中国钢企中第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进出口公司，还参与创立了当时全国钢铁冶金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直到升任厂外办主任，全面负责企业的外经外贸业务。使企 打造“生态养老”第一品牌 ——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 胡先生信奉并恪守tan30°的奋斗哲学，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到二年比上一年更好，但不暴涨，上升曲线温和，恰如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在的斜边向上的坡度。创业17年来，凭借清晰的透视力、快速的应变力以及明确的执行力，他的事业一直依循这种被业内公认为“高难度”的轨迹，稳固攀升。到今年他已“惊回首离天三尺之三”。 从跨过罗湖桥的老知青到私营企业家 位于澳洲东北部的Double Island（双岛），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神秘的小岛。当地土著人传说，那里是控制水元素的彩虹蛇休息的地方。作为凯恩斯的地标之一，Double Island虽然是大堡礁群岛中最接近澳洲大陆的岛屿，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出租形式、针对社会名流与皇室开放的私密之地，布拉德皮特夫妇都曾经在那里度假，也是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在澳洲度蜜月的备选地。2013年，整个凯恩斯都在流传一桩新闻：小岛从当地富豪手中易主了，买下它的是一位中国商人！ 新“岛主”名叫“班尼胡”。他为何要买下这座小岛，又怀揣怎样一幅蓝图呢？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1951年，胡先生出生于中国镇江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经营的“长源行”，是当地米行中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而在他儿时那年，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导向下，胡家的产业悉数公私合营。母亲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生活落差，与父亲离婚，胡先生于是跟随父亲迁往上海生活。 日子从此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父亲早出晚归挣钱养家，胡先生开始学做各种家务，顾好“后方”。8岁时，他已经会生好煤球炉子、熬粥等父亲下班；10岁时，就得在家里洗被子。
曹其敏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 在很多人眼里，出身名门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人生不需要太拼命，也能克绍箕裘、堆金迭玉。然而，曹其敏却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家族名声显赫、坐拥财富万贯的她，选择了奋斗自立，用自己的一双手去开创人生。 在酒店管理、金融、服装、化妆品等领域打拼多年后，她跻身于男人主宰的航空界。凭借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从零开始的挑战中，成功开启香港公务机市场的大门，也由此成为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先驱和翘楚。 564
565 她从一名基层酒店职员开始，先后在各个部门工作，无论是打扫客房、洗碗，还是后厨烹饪，都始终不忘父亲的叮嘱：你不论在哪儿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做好。最终她坐到了集团亚太区市场总监的位置。这段经历让曹其敏更加了解自己——她喜欢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喜欢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觉得这就像是一场场探险，她喜欢人生里充满挑战。 曹其敏在酒店行业一路前行，直到面临人生选择上的第二道关卡——如果继续向上坐进区域总经理的办公室，她就必须接受外派，前往巴西。曹其敏虽然喜欢巴西的热情，却能清醒认识到那个过于男权化的社会并不适合自己。或许，和坚持比起来，更难的是放弃。但此时她明白，人生有舍才有得。最终，曹其敏决定从酒店行业跨行转入一个陌生领域：金融行业。 跨行转业从零开始，这样出人意料又充满冒险味儿的决定，恐怕也只有少数勇猛之人可以做得出来。曹其敏说过，她就是喜欢挑战。 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曹其敏又先后转战内 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曹其敏 曹其敏凭借自身敏锐的商业嗅觉，不断扩张着在航空领域的事业版图。1999年，她创立了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SPAL），成为香港首家推广及销售私人飞机业务的企业，十几年来，一直是庞巴迪公务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官方代理。10年后，她又创立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代理贝尔直升机、推广直升机业务在中国的发展。2013年，她还成立了L’VOYAGE公司，致力向中国各地企业家推广私人飞机包机服务。 时至今日，曹其敏在航空领域的成绩，早已获得客户及同业的认同，但她却丝毫不敢松懈。曹其敏非常清楚：身为一名亚洲女性，要想在这个被男性统治的行业里赢得生意，就必须付出更多汗水和智慧。 人生，就是要充满挑战 曹其敏出身于商业世家，家族名声显赫：父亲曹光彪先生是香港知名企业家，被称为“世界毛纺大王”，同时也是香港港龙航空公司创始人。曹其敏自小就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儿时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希望能在律政界有一番作为。以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她选择了攻读政治与语言学专业。但毕业后却发现，作为一名亚裔女性，要想在美国学习法律并成为律师，会面临非常多的制约。当理想照进现实，曹其敏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出一条路。她开始像所有商界大家族子女一样，需要考虑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接受父亲的建议——和兄长一样回香港打理家族企业，还是去开创自己的事业，闯荡自己的路？最终，曹其敏选择了后者。 在夏威夷檀香山的Cann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取得酒店管理学历后，曹其敏又回香港修读香港管理学会课程，并取得澳门大学（前名东亚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酒店管理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