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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word格式 精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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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1

Century Disputes and Reflections on Weber's Proposition of Protestant Ethics

王泽应2

内容提要: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20世纪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和学术争鸣。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精深之处在于其研究经济蕴涵的伦理动因,为伦理寻找合理性的解释,以及他关于天职观念或人的职业责任心的论述。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偏弊之处则在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复杂情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排除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忽略了资本主义精神贪婪和追求享受的一面,含有为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辩护的政治色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情结使得他对非西方国家的伦理探究走向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域,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正确认识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应当防止用华夏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祖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伦理文化。

The description of Marx Weber on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s and discussion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his proposition lie in its ethic motives, the pursuit of rational explanations for ethics, and his descriptions of human's vocations and duties.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proposition include his overlooking of the complex situations with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the exclusion of the capitalism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in Catholic countries, and the greed and indolence of capitalism.

Meanwhile, the complex of Euro-centralism leads to his "negative ideal analysis" on ethic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1《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王泽应(1956-),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Therefore,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his narrow sights and have a correct view of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in western ethics while criticizing Weber's deficiencie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void the idea of China-centralism, inherit the rational theori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bsorb correct element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create a new ethic culture of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关键词:韦伯,新教伦理命题,世纪论争,理性反思

Weber,Proposition of protestant ethics,Disputes,Reflections

在20世纪新见迭出、学派纷呈的伦理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引起了东西方伦理心灵的巨大震颤且不时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仍影响不减的伦理学说。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17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逐渐形成的一个边缘性的论域和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但对此进行集中论述和深刻研究并作出原创性表述的则当属韦伯,成为世界性话语和热门课题的是在韦伯及其论证之后。可以说,韦伯凸显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并洞开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源流关系的大门。围绕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若干问题或结论,许多思想家们开展辩难争论,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著作,也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将韦伯伦理思想研究推向一个学术争鸣的重要地位。总结世纪关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理性地审视其优长缺失,对于我们建构新世纪的伦理文明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

在韦伯的学术志向和学术视野中,有两个问题是使他魂系梦牵、孜孜以求解答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构成他理论致思的兴奋中心而且也构成他激情迸发的动力源泉。

其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究竟何在?

其二是,为什么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主义文化仅仅只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不能产生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属于狭义的韦伯命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则属于广义的韦伯命题。试图证明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因果关系,这只是韦伯因果分析的前一部分即有A因才有B 果。韦伯因果分析的后一部分则是要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证明无A因即无B果,这是他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广泛深入地去研究诸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内在动机。

就第一个问题而论,韦伯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只从欧洲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演变中去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也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么决定性的因素或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韦伯将其归结为16、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

所谓韦伯命题或理论,狭义地说,即是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新教伦理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文明产生的命题。在韦伯看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特有的理性主义文明,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作用。

这种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除了同技术和法律的发展相关外,更同人的能力和气质特别是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密不可分。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就其实质而言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责任伦理。这种伦理通过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的内在逻辑所要论证的恰恰是一种合理地组织现实生活和合理地谋利的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契合关系可以概括为:新教伦理的预定论及恩宠说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典型人格,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形成着资本主义务实求真、发奋图强的精神或生活态度,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主义推动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总之,新教伦理形成着“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哺育了近代经济人”,使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和发展,从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这就是韦伯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基本观点。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一种契合关系的理论问世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赞成拥护并乐意为之辩护的不乏其人,批判反对并给予猛烈抨击的亦不乏其人,也有调和各种观点主张公正对待韦伯这一理论的人。对韦伯命题的论争,引发了人们特别是西方思想界人士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极大兴趣,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论著和文章,从而形成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局面。

诚如保罗?明希所说:“自1904-1905年马克斯?韦伯写出了他那充满魅力的文章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这一命题就始终没有过时,……如今又显示出了再度流行的迹象。”3

这里,我们为了论述的方面,同时也兼顾时代的实际,将韦伯新教伦理的争论大体上区分为韦伯生前的论争和韦伯逝世后的论争两个阶段。韦伯生前的论争实际上构成韦伯伦理思想的有机因素,韦伯逝世后的论争则构成韦伯伦理思想研究的组成部分。

1、韦伯同时代思想家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论争

韦伯新教伦理促成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命题,既是韦伯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长期思考研究的产物,又是韦伯在同韦尔纳?松巴特(Wemer Sombat, 1863-1941,亦译桑巴特,索姆巴特)和拉什法尔、布伦塔诺、齐美尔等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充满着对松巴特《现代资本主义》、拉什法尔《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著作的诸多批判。

松巴特和韦伯本是比较要好的朋友,1903年他们二人共同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集刊》杂志并一道承担编辑工作,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在该刊上分期发出的。他们二人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问题感兴趣,并也关注浸润其中的精神气质,认为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伦理,对此作出了艰辛的探求。

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和什么样的伦理意识造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松巴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一种合理化的处世伦理或“特殊的处世哲学”,它源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市民精神,当市民精神与契约观念结合后形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市民精神就作为一种伦理精神扩散开来,松巴特称之为世界的市民化。当松巴特的观点受到韦伯批判后,松巴特又撰写了《资产阶级》一书,回击韦伯的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精神作较为深入的探索。

在此书中,松巴特认为韦伯所使用富兰克林的一些箴言并不能说明它就是新教伦理的表现,事实上富兰克林的伦理观念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颇多联系,他甚至提出富兰克林的伦理观念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列昂?巴第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一些著作逐字逐句的复述。韦伯把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同加尔文的禁欲主义及其天职观联系起

3保罗?明希:《韦伯之前的命题:追根溯源》,参见(美)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编,阎克文译:《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9页

来,松巴特则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同托马斯主义及其赢利欲的关系。松巴特认为,在托马斯主义的学说体系中,已能找到对一种与指向救世财富无关的、纯世俗的赢利欲的首次相对的辩护。新教伦理体现的是一时的对极度超自然取向的复兴,是原始基督教对世界、财产、生活的蔑视和贬值的复兴。

松巴特以阿尔贝蒂《论发家致富》一书为例,说明新市民道德并不是在新教加尔文宗的土壤上才产生出来的,而是早在加尔文宗之前就已经形成,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北意大利就有生动而深刻的表现。阿尔贝蒂在《论发家致富》一书中把金钱或获取财产视为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勤俭就是金钱等观点,认为勤劳俭朴并不是穷人的必需而是富人应有的德行,这些无疑较好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4

在松巴特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赢利欲和合理地追求财富,它在托马斯主义的道德观那里得以孕育并在后来的时代中得到发展。托马斯主义肯定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主张同早期基督教为贫穷辩护、安于清贫的思想决裂,强调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拉什法尔是韦伯新教伦理命题批评史的初始阶段的重要人物。他从四个方面批评了韦伯命题:

(1) 拉什法尔不赞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宗教动机是激励新教徒赚钱发财的主要因素的观点,坚持认为为了权力、荣耀和安全感而积累财富,这样的动机是比宗教动机更为重要的激励因素;

(2) 为了抨击韦伯所谓新教伦理职业观的唯一性,拉什法尔认为天主教徒也承担了尘世的劳动,因而也是清教入世禁欲主义的受益者;

(3) 拉什法尔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载体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本家,雅各布?富格尔就是其中之一;

(4) 拉什法尔强调指出,在17、18世纪的荷兰,资本主义和新教教派几乎毫无关系,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早在新教各教派形成之前就出现了。5

拉什法尔对韦伯命题的批评,韦伯本人予以了有力的反驳,韦伯认为,拉什法尔完全误解了加尔文主义职业观的宗教基础和韦伯的因果多元论。

4W.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67, P105-125.

5F. Rachfahl,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Nochmals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Winckelmann, ed., Die Protestant Ethik II(Hamburg, 1972), P57-148; P216-282.

韦伯声称,他研究新教伦理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阐释一种特定的“职业”概念,一个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亲和力的产物。拉什法尔认为天主教徒也有入世禁欲主义,表明了拉什法尔根本不了解这一特定的职业观。加尔文主义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把劳动视为神圣的,为劳动伦理提供了一种心理手段或心理奖赏,创造了典型的行为模式,而天主教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就。6

布伦塔诺与松巴特一样是韦伯命题的积极批评者,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伦理并无直接的关联。在布伦塔诺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早在宗教改革以前就广泛存在于意大利的各个城市,资本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像雅各布?富格尔那样的商业巨头和银行家身上,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为赚钱而赚钱”。

富格尔在同其外甥乔治?图尔佐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他要不停地干下去,能干多久就干多久,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布伦塔诺还坚持认为,韦伯命题所说的职业观不止在新教伦理中存在,而且在《圣经》中就存在。《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所说的职业或天职与路德的德文译本所说的“职业”差不多是一回事,劳动在上帝看来就是一种义务。拉丁文《圣经》不仅把懒散或懒惰视为“弥天大罪”,而且提到了“职业劳动”和“你的义务”。7

布伦塔诺还以自己家族的职业为例,断言他的意大利祖先是一些前宗教改革时期的金融资本家,他们用自己的精神兴办了企业并使经济获得发展。韦伯对布伦塔诺对自己观点的批评也提出了反驳,认为天主教不会也始终没有培育出对劳动的心理奖赏,天主教的职业观在把懒惰视为罪孽的同时也把专心致志于世俗事物看作有罪。因此它不可能孕育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布伦塔诺的问题在于,他把一切为获利而进行的斗争统统混为一谈,拒绝对它们加以区别,因而不可能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斗争的独一无二性。

在松巴特与韦伯的争论问题上,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倾向于支持韦伯而批判松巴特的观点。但就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及其起源的理解而论,舍勒与松巴特的观点不同,与韦伯的观点亦有别,舍勒并不否认赢利欲、工作欲、勤俭、契约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或同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但却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和根本特质则是小市民心中所充满的怨恨。

6M. 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1978): P1112.

7L. Brentano, Anfa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Leipzig, 1916), P134-136.

怨恨的精神根源是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构成了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欲的动机结构。怨恨是早期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之世界态度的情感根源,这种情感源于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他们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靠感而投身外部事务的洪流,这在加尔文主义类型之人身上可找到最纯真的表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小市民的怨恨推动着人们无止境地向外倾泻精力,构成人们不停息地工作,拼命地赚钱的情感根源,并在宗教改革及其追随者背后已然作为原本的动力推动着所有宗教的改革。总之,舍勒认为,不是新教伦理也不是市民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源于小市民的一种怨恨心态孕育着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着宗教改革。

韦伯同时代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过研究的除松巴特、布伦塔诺、拉什法尔、舍勒外,还有特洛尔奇(E. Rroeltsch)等人,特洛尔奇著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其中有对韦伯、舍勒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性研究。韦伯同时代思想家对韦伯命题的批判和多方面的研究,说明了韦伯命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历史命题,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伦理基础和精神的认识问题,间接上关系到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

2、韦伯逝世后关于新教伦理命题的论争

1920年6月韦伯逝世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沉寂了一段时间。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韦伯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及学术界对韦伯兴趣的日趋增加,人们对韦伯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也从多角度多层面予以审视,发表了不少同韦伯命题有关的争鸣文章,出版了一大批论战性的学术著作。80年代初还出现了“科恩——霍尔顿之争”,1990年大西洋两岸学者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韦伯新教伦理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一书,将韦伯新教伦理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约翰?T?麦克勒尔(John T. McNeill)是50年代率先批判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代表性人物。195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及其特征》(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著作,对韦伯把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或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麦克勒尔认为,把加尔文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起源扯在一起是荒谬的或不可思议的。他从加尔文的言论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所起的作用不仅不是韦伯所论证或揭示的那样,而且恰恰相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大阻抑。例如,加尔文主义痛

恨富裕,仇视财富,把富裕或财富视为罪恶,提出“富裕犹如发霉或生锈,使人心孱弱而不能尽心祈祷”,“富裕犹如美酒使人沉醉,甚至使人发狂”。

如果加尔文本人深以为富裕比贫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更加危险,那么他所谓富裕即信徒获选的象征的说法也就很难成立。此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别引用富兰克林和巴克斯特的观点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可是富兰克林和巴克斯特都不是加尔文教教徒,富兰克林是个Deist,巴克斯特是个Arminian。8

Arminian教派的教义和加尔文宗的教义并不相同,尤其是关于预定论的学说,修改了加尔文主义的严格主张。韦伯把不是加尔文教徒的人的观点用来说明加尔文主义伦理的功用,实在是过于牵强,难免有拼凑混乱的毛病。

A?G?狄更斯(A?G?Dickens)和修夫?特莱沃—罗伯尔是20世纪60年代比较系统地驳斥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著名思想家。A?G?狄更斯在1966年出版的《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及其社会》(Reformation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Harcowrt Brace Jovanovich)一书中,针对韦伯把路德宗的天职观视为传统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狄更斯看来,如果路德的天职观是传统主义的,那么加尔文的天职观也未能幸免。路德反对高利贷和利息,实际上加尔文也很怀疑收取利息是基督徒的行为,加尔文主张绝不应该向穷人收取利息,对富人也只能收取少量利息。如果富人即借款人无辜损失了资本或利润,则作为贷方的基督徒就不应要求利息,甚至不应要求借方立刻归还本金贷款。9

所以路德宗与加尔文宗对于天职观的看法,是否有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不同,是颇可怀疑的。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伟大旗手,是新教的创始人,把路德排除在新教之外,这是韦伯著作中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狄更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对韦伯据以立论的统计资料(他的学生所作的对德国贝登Baden地区的宗教统计)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表示怀疑,他认为韦伯所强调的复式簿记,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就已存在,并指出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商家,富格家族(Fuggers)和奥格斯堡(Augsburg)地区的银行家,都是天主教(旧教)徒,而欧洲的其他主要金融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里昂(Lyens),热那亚(Genoa),威尼斯(Venice)也都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银行家是

8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2.

9A. G. Dickens,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in Sixteents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1966, P176.

当时商业世界的领袖。天主教的耶稣会教士和简森派教徒(Jansenists)也都是主张勤劳工作和有规律生活的。10

狄更斯指出,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的。修夫?特莱沃—罗伯尔在1967年出版的《宗教、宗教改革与社会变迁论文集》中也提出了和狄更斯相似的观点,并明确表示支持松巴特的见解。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起源于天主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而资本主义的移植应归功于反宗教改革意识,而不是新教伦理。加尔文主义的宗教迫害使得那些欧洲传统经济的精英分子变成了异教徒,因为他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意识突然间在一些地区被宣布为不可容忍的异端。加尔文主义并没有造就一代资本主义的拓荒者和资本主义的新人。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76)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韦伯仅仅只是说出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另一面则是由松巴特所阐述的中心命题: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

贝尔指出:“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准确地理位置能否确定,有一点很明显,即从一开始,禁俗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种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时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11新教伦理确曾促成过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但一旦资本主义精神确立起来之后它就抛弃了新教伦理。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资本主义容不得清教伦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把清教伦理视为“个性解放”的毒瘤。

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科恩和霍尔顿两人展开了争论。科恩(J. Cohen)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也存在于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也存在和加尔文主义相似的职业观。12

10A. G. Dickens, Reformation and Society in Sixteents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1964, P176-177, 又见The English Refornotien,

NewYork, 1964, P317.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

12J. Cohen, Rational Capitalism in Renaissance Italy, American Lournal of Sociology 85(1980), P1342.

霍尔顿作为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支持者对科恩的观点作出了批评,认为科恩未能领会韦伯在理性经济行为和理性工艺之间所作的区分,韦伯对理性的论述重在价值理性如何产生了现代秩序的形式理性。13

诚如马尔科姆?麦金农在《命题长在:对批评家的批评》一文中所说的,本来科恩应当证明天主教向劳动或世俗的工作提供了积极的精神鼓励,有自己与加尔文主义相似的职业价值观,但是他却没有证明,这就给霍尔顿留下了批评的空间。“霍尔顿本应指出,科恩并未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表现出了韦伯的价值理性,并且忽略了这个必不可少的精神因素,因而没有理解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14

霍尔顿抓住科恩的这一缺陷展开反批评是有优势的,但是他却把讨论引入了不那么切题的领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许是出于世纪总结和反思的需要,人们对韦伯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命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1990年美国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举行了一次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大西洋两岸的18位著名学者,他们围绕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由来、根据和背景进行充分的讨论,交流了看法,推进了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深入研究。

会后由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主任哈特穆特?莱曼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京特?罗特共同编纂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一书。哈特穆特?莱曼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没有任何著作能像马克斯?韦伯初版于1904-1905年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至今仍是大西洋两岸热烈讨论的对象,至今仍然吸引并将继续吸引众多不同专业的众多学者的注意。”

总之,韦伯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命题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论战,目前这一论战仍在继续,诚如Sandra Pierotti所说,关于韦伯命题近百年并且将延至未来的论争将有助于人们对韦伯命题的深入而完整的理解。韦伯命题的意义真正在于它所引发的争论和对许多相关问题的触及。

13R. J. Holton Ma x Weber, Rational Capitalism and Renaissance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1983)P168.

14马尔科姆?麦金农:《命题长在:对批评家的批评》,参见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

据和背景》,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二、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理性反思

在韦伯新教伦理思想的世纪之争中,不管是总体上赞成抑或是总体上批判的人都无法回避其在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都不得不承认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深刻影响。余英时把韦伯比喻为20世纪的康德,金耀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半个世纪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属于韦伯学派的。”15

客观而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既深刻,也有相当的理论偏弊,需要我们给予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批判与分析,从而超越韦伯思想的局限,为建设新型的伦理文明服务。

1、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精深之处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试图在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寻找伦理的动因,探究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道德合理性,他为人类伦理思想的宝库贡献了许多新的财富或内容,“《新教伦理》在80多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想要把它一笔勾销的所有尝试,这证明了韦伯的博大精深”。16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论述的精深之处表现在:

第一,研究经济蕴涵的伦理动因。韦伯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重视经济活动背后精神气质和伦理动因的研究。经济伦理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已广泛涉及经济伦理问题,甚至可以说对经济伦理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但科学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却是同韦伯的创造性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说,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有关注经济生活中道德问题和道德要求的倾向,但他们毕竟没有上升到经济伦理学的高度,没有提出自己的经济伦理概念,只是为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只是到了韦伯那里,他试图把经济与伦理结合起来,研究经济背后的伦理动因,阐述伦理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才使经济伦理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韦伯对经济伦理

15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16马尔科姆?麦金农:《命题长在:对批评家的批评》,参见(美)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学的贡献是通过探讨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揭示伦理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分析宗教经济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显现出来的。

不特如此,韦伯还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经济伦理范畴和概念,如劳动伦理、工作伦理、经济理性主义、入世禁欲主义、伦理气质等,为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后来一大批致力于研究经济伦理学的思想家和学者。

冯施(Georg Wunsch)于1927年出版的《新教经济伦理学》一书即受到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席林(Otto Schilling, 1874-1956)于1933年推出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一书也是沿着韦伯所开辟的经济伦理学方向前进的。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经济伦理学虽然是在企业伦理和商业伦理的视阈中发展起来的,但无论是美国的经济伦理学抑或是欧洲的经济伦理学都大量引用或沿袭韦伯经济伦理学的范畴和术语,并在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第二,为伦理寻找合理性的解释。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家,韦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极其深刻地汲收了德国理性主义的伦理传统,提出了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范畴。

在韦伯看来,近代西方社会之成立的历史,也即现代性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除去世界之迷魅、持续不断理性化的历史过程。韦伯看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人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受到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支配,而在西方近代以前或西方近代以外的社会,人们的行动主要是由传统、情感或价值合理性支配的。他研究非西方社会诸大宗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揭示西方社会发展的这一特点。

韦伯所谓的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是指在任何目的之追求上,把特定之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种目的所可能采取的各种适当手段,以及其各自可能的结果都一一列入考虑、计算的态度,或者说是对达成目的可资运用手段的估价,在此基础上追求一个限定的目标设法预测其可能的后果,这种合理性也被称之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

价值合理性也可称之为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实质合理性依据的是人们的观点亦即被人们视为合理性尺度的目的、价值或信仰。实质合理性是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建立起来的是责任伦理和功利伦理,那么价值合理性所推出的正是信念伦理和道义伦理。韦伯把合理性同伦理联系起来,从而使其合理性的探求成为伦理体系的一部分,彰显了它的伦理意义。

第三,凸显了天职观念或人的职业责任心。在韦伯看来,天职乃是禁欲主义的一种形式,它通过舍弃天生形态的自我而使自我合法化,并产生一种献身于终极价值或目标的新的更高的自我。它使人在奉献中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在一个已被理性化耗尽了意义的世界上创造一种意义感、目的感与个人价值感。

对韦伯来说,服从天职的结果就是把天生的自我改造成为一种具有精神和气质意义上的人格,天职观念强调为理想和信念而工作,并把看起来颇显繁琐的俗事赋予神圣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使人产生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同。天职观念不仅有力地深化了为信仰而劳动的观念,“而且还创造出了唯一对它的效果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即一种心理上的认可: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它使对这种自愿劳动的利用合法化,即把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一种天职。……

这一切,很明显,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力的影响”17,产生和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8。

2、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偏弊之处

关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论述的缺陷或偏弊,在韦伯逝世后近百年的学术论争中,人们已从多方面多角度予以揭露批评,有些确实还非常深刻。这里,我们认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论述的缺陷或偏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起源或萌芽时已有多种情形的复杂情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统统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犯了资本主义单一化或将资本主义文明简单化的错误,从而没有也不可能正确认识早期人文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1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第140-141页。

18同上,第136页。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首先孕育和出现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然后相继推及于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家。与意大利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适应,文艺复兴运动则是一场最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思想文化革命。人文主义者所提出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的伦理观,为新兴资产阶级锻造了一种真正的伦理精神,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奠定了伦理文化基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共同作用的产物,宗教改革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要说单线发展,宗教改革毋宁说是受文艺复兴影响而发。

面对着16世纪宗教改革的大势及新教诸教派对天主教的冲击,罗马天主教会一方面对各新教教派采取抵制和镇压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开始考虑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以消除弊端的问题,产生了“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Catholic Reformation),这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被新教人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日尔曼世界的运动,那么“反宗教改革运动”则主要是一场拉丁世界的运动,它在伊纳爵?罗耀拉(Lgnatius Loyola, 1491-1556)所建立的军事化的耶稣会中达到高潮,并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瓦罗亚王朝即西班牙政府和法兰西政府的支持,抑制了新教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势头,保住了天主教世界的半壁江山。

自此之后,天主教国家资本主义在与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竞争对峙中发展,特别是在欧洲16、17世纪宗教战争中,不同的宗教均与所在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成为增强人们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重要精神支柱。

荷兰人凭藉新教信仰抵御了西班牙人的入侵,爱尔兰人凭藉天主教信仰加强对英国人的抵抗;英国人以自己的新教国家而自豪,西班牙人则以自己的天主教国家而骄傲。由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新旧教的对垒已成为无法弥合的事实,使得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宗教精神的激励下独自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点恰恰是韦伯所忽略的。

第二,把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如同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所提出的“节欲论”一样,忽略了资本主义精神贪婪和追求享受的一面,含有浓厚的为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辩护的色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

主义形成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如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描写的那样,是一幅田园诗式的充满玫瑰色的画面,而是长期的、一系列暴力和劫夺的过程,“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韦伯把早期资本主义同禁欲主义伦理联系起来,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那种用玫瑰色来描绘资本主义的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文明或精神的本质是世俗化而并非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本身是早期资产阶级抨击和批判的对象而并非肯定和赞颂的对象,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同禁欲主义伦理观联系起来,与其说是在为资本主义寻找伦理动因,不如说是在曲解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无知。

第三,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情结使得他对非西方国家的伦理探究走向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亦即韦伯对西方宗教伦理的研究取正面的理想型分析,而对亚洲宗教伦理的研究则取负面的理想型分析。这同他日尔曼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优越论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他继承并发展了自黑格尔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把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文明的化身,视西方化为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唯一路径。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开头,韦伯就以非常自豪和高傲的口吻,从整个文化的角度和高度,极力推崇和赞扬西方文化,并认为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的结论部分,韦伯又指出,“世界属于清教理性伦理,这符合天意,因为只有这种伦理是为上帝及其正义而奋斗的。由此,可见两种理性主义的根本区别: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19

韦伯赋予新教伦理以理想类型的含义,而且对资本主义精神也作了理想型的处理,从而使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毫无冲突对立或不协调的因素。而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里,他采用的是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类型”的方法,亦即专门强调儒家伦理19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3月版,第299页。

中那些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贬低或轻视那些有助于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因素。韦伯的这种伦理文化比较观,诚如杜维明指出的“强人政策”,“也就是以自己文化的精华和敌对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为的是突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20

余英时写作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以韦伯正面的理想型分析取代韦伯原来的伦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得出了与韦伯完全不同的结论,即儒家伦理同新教伦理一样,完全有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是韦伯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三、超越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局限与创造新伦理

立于新的世纪,批判性地省思和正视韦伯新教伦理思想的优长缺失,总结其经验教训,于我们启迪颇多,启示犹深。时代要求我们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域,致力于新型伦理文明的伟大创造。

首先,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阈,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正确认识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

韦伯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伦理文化优越论无疑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予以破除或抛弃。但是,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伦理文化优越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方一切优秀的伦理文化成果。对于西方优秀的伦理文化成果,我们理应积极地吸纳、借鉴和为我所用。近代以来,在关于西方伦理文化的态度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需要总结,有太多的误区需要走出。

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对西方伦理文化的过多仇视与排斥,都是非理性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文化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它的许多偏弊之处,但它确实代表了人类走向近代和现代的价值自觉和伦理趋势,具有自身的进步性和优势,尤其是对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和理性的凸显。

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三大运动中形成和产生的伦理精神及其价值统系,构成西方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基座,不仅对西方伦理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与推扩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所以,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20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应当在抛弃西化论或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大胆吸收西方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不能因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就否定其具有的理性因素和对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贡献。当然,也不能因为肯定韦伯命题的理性因素就对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予以认同。我们应当认识到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每一种民族伦理文化都是这个统一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伦理文化的世界化绝不仅仅只是西方化或者说只有西方化才能世界化。

世界是由许多民族所共同组成的世界,因此只有承认这组成统一世界的诸民族的伦理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才是完整而健康的世界化。伦理文化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及其正确解决是伦理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现代化本身也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侧面、多路径的发展过程。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普遍性的目标和要求,而且要有特殊性的建构和运作,要从自己既有的传统中汲取力量和能源。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代化是东方化和西方化的有机整合,任何把东方化或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并以此排斥其他的想法和做法本身都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其次,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阈,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应当防止用华夏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的错误。

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无疑是偏激的,片面的,欧美国家一些思想家及现代新儒家以东亚经济和中国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例批判韦伯学说,断言儒家伦理是促使东亚地区经济腾飞或经济振兴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整体性地得出了“走孔家的路”的伦理文化结论,认为儒学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东亚地区近30年来所走的本质上是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此种观点和倾向亦应值得我们注意。

应当承认,现代新儒家及欧美思想界对韦伯儒家伦理的批判不乏深刻之处,他们反对韦伯欧洲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和西方伦理文化优越论,反对把儒家伦理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提出伦理文化的现代化绝不仅仅只是西方化,东方伦理同样可以现代化等观点确实是正确的。他们把儒家伦理文化的未来放在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考察,主张研究东亚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和伦理动因,并提出了许多精湛独特的见解和理论,其思维视角和理论运思多

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他们的基本学术倾向及结论是有问题的,犯了用韦伯观点来批判韦伯命题的韦伯式错误。

诚然,韦伯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是错误的,但是用华夏中心主义或儒家伦理优越论来取代韦伯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伦理文化优越论同样也是错误的。整体或宏观地看,21世纪是人类伦理文化世界化和民族化交相辉映的时代,多种伦理文化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人类伦理文化史上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

文化的排它主义、民族偏执主义或单一论都将被空前地弱化,尊重别种伦理文化的价值与吸收别种伦理文化的长处并行不悖。伦理文化的融合并非是融合成一种文化,而是各自融合相互融合,是保持各民族伦理文化特质的融合。

再次,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阈,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着眼于新型伦理文明的创造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已发生了巨大而空前的变化,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宇宙飞行、空间开发,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交往范围的拓宽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将无数令人困惑而不得不正视的道德问题提到人们思考的案台。

从伦理文化建设上讲,可谓任重而道远。这是一个风雷激荡、呼唤伦理文化创造的时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

费先生所指的新的孔子即是指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既往和现在的伦理思想和文化进行系统清理、总结并予以创造,以构建新的伦理文化的精神巨匠和文化大师。这新的孔子也许不是一人、几十人,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有学者断言,曾经孕育过孔子,创造过震惊世界的商周文明、汉唐文明的中华民族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孔子,在新的历史阶段再次创造人类文明的伟大奇迹。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正在迎来一个民族振兴和社会繁荣的伟大时代。在伦理文化方面,倡导综合创造,会通以求超胜,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祖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包括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总结当代中国伦理变革和人类伦理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真正创造

出一种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新型伦理文化。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中国的崛起需要并深沉地呼唤一种伦理文化的创建和精神的培育。伟大的伦理精神应该是扎根于民族精神的深处,同时又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对人类伦理精神的精华予以尽情吸纳并善于创化的。只有既扎根于民族精神的深处同时又吸收人类精神精华的伦理精神,才是真正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和道义支持的动力源泉!

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索引

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简图 2008-01-01 23:59:42 来自: 西柏林 韦伯通过预设一套特殊的理性观和价值观构筑了其社会行动理论,微观的行动理论和宏观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分析则构成了其庞大的社会理论框架。由于韦伯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他去世后,人们在其精神遗产上构筑的韦伯思想肖像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相应的在其法律社会学领域,学者们的研究的主题也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主要集中在法律理性化以及法律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只是近年来有所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韦伯法律社会学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更加逼近韦伯社会理论关注的核心。 就汉语学界的韦伯研究而言,韦伯热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籍借着上世纪末的第三次浪潮,中国法学界也逐渐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学术传统中。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学之两个方向的研究中,一是在理论法学方向,一是在法制史学方向;随着研究的积累,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的问题意识也逐渐与国际韦伯学界研究的问题意识相接近了。 可以说关于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当前已经全面展开: 首先,就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内在理路而言,研究者们从内外两个层面重构了法律的理性化问题,并且探讨了法理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

关系,有的研究者还从中引出了“英国法问题”;也有学者把韦伯的法律理性化问题纳入到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怀:理性化与自由的问题中来研究,重构了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 其次,是从法律文化的视角研究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探讨了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对法律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法律文化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对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尤其是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指出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及其限度。 再次,关于韦伯对中国法的定位问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该问题是和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最早引起的争论是在日美两国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之间进行的,涉及中国古代的法律在韦伯的诸法律理想类型中,究竟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抑或是实质理性的?直至最近的一次争论,即2006年11月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一场“中国传统法制座谈会”专门探讨此问题,以研究外国法制史起家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是属于“卡迪司法”性质的实质非理性的类型,而专注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如韦伯所界定的那般,甚至质疑韦伯在研究中国法律时“理想类型”方法的可适用性。 最后,是在法学方法论方面。有研究者分析了韦伯的理想类型在法学方法论中的意义,以及比较了韦伯该研究方法对法学中类型化的方法应用方面的影响;甚至有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法学思维对韦伯方法论的启发。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圣才出品】

第七章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学术背景 1.家庭和教育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市,父亲是一位地方

行政官员,母亲是一位加尔文教信徒,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新教教徒。 韦伯在18岁那年考入海德堡大学,服军役后来又来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博士后毕业后留在柏林大学任教。1889年以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韦伯又写了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获得了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被聘请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提升为副教授。 2.学术生涯 1895年,韦伯发表了就职演说《论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1896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这期间,韦伯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论文,而且还热情地同各界学者开展广泛的交往,并且还在基督教团体中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韦伯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1903年,韦伯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埃德加·雅费合作编辑德国主要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文献》。1904年,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这段经历有关。 3.主要著作 《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城市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经济通史》、《国家社会学》等。 4.思想来源 对韦伯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

韦伯理性化的意义及其对工具性理性的批判

BA090116陳靜音【心得】 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 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 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 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就定義來說

直面_诸神纷争_的世界_从_意识形态与乌托邦_看曼海姆与韦伯的思想关联

直面“诸神纷争”的世界3 ———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看曼海姆与韦伯的思想关联 熊 春 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nheim ’s thought and Weber ’s one in three aspects :(1)diagnosis of their time ;(2)the Mannheim ’s epistem ological predicament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Weber ’s thought ;(3)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As W olff argues that ,m ost of Mannheim ’s w ork (not only that explicitly dev oted to the s ociology of knowledge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a ”diagnosis of our time ”.It was just on this topic where Mannheim followed Weber ’s proposition ———“g ods com plete in every fields of s ociety ”,and extended the tension of Weber ’s judgment in many theoretical aspects such as ideology and utopia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tsia ,the types of knowledge and the styles of instruction ,etc.In this sense ,th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of Mannheim and Weber gets its significance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thoughts history or academic history ,but als o on the s ociological masters ’inspiration to grasp the problems of our time. 3 本文的思路与写作过程无不得益于我的导师苏国勋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在此表示感谢。① 详细阅读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人不难发现,曼海姆在书中的各章都有对韦伯的直接引用或评论。 ② “接续”不完全同于继承、批判或超越等,笔者只是想借此强调曼海姆站在韦伯的基础往下言说的客观状态。毋宁说,接续包含着继承、批判、超越甚或倒退的可能性,但曼海姆对韦伯究竟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在什么方面和意义上有所超越甚或倒退,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分析和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关学者对曼海姆的认识论困境的分析,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③ 艾彦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译序中特别指出,“曼海姆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头脑和令人惊叹的综合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他虽然吸收了如此之多具有深刻而丰富内容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但是,他自己却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而是努力融百 家于一炉,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 (曼海姆,2001:11) 谈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其思想渊源上,人们主要强调他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继承,而较少关注曼海姆在思想上与韦伯的复杂关联。一般认为,正是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区别开来,形成了知识社会学不可相互化约、又相得益彰的两套经典传统(W olff ,1970:32)。但实际上,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中,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他 与韦伯思想的关联,①尤其是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知识社会学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的论述上,曼海姆几 乎就是接续②着韦伯的命题在往下言说。另外,考虑到他的精神导师卢卡奇本人就曾在一段时间内与 韦伯过往甚密,曼海姆对韦伯思想的接续可以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曼海姆的 纷杂的思想论述,③缕清他与韦伯思想的关联,是一个值得学人注意和努力的方向。本文拟从几个方面 出发,对曼海姆与韦伯观点的关联,进行一定的梳理,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时代精神的诊断 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开篇就提出“关于思想的社会学概念”,把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定义为对“思想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对时代精神的诊断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应有之义。而这一问题显然也是韦伯一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韦伯关于时代精神的诊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诸神纷争”命题。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声称,我们这个时代,随着理性化的推进,“许多昔日的神 已从坟墓中走出来;不过它们已被祛除巫魅,因而采取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出现” (韦伯,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从马克思·韦伯与史末勒等人的论战开始,他们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论争;涂尔干和韦伯依据各自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继承和开拓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传统:实证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并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调,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两人的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比较。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是这样给社会事实下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按社会成员的结合关系的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又可分为物质性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两大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独立性”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作“理解的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可见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这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设法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在这里,理解分为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从两人给出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着实可以看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区别。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为自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韦伯的人的社会行动而言,是宏观层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理解涂尔干理论中的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韦伯则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对其作出解释性理解。通晓其背后的意义,并最终作出因果性说明。这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韦伯也因此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从两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别。这两大学派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这样的对立。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张是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解释社会事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doc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Weber's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韦伯1909年发表的《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最基本理论。以后他又于1914年发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的理论》,对工业区位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集聚进行了综合分析。 韦伯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将区位因子分成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的一般区位因子和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工业的特殊区位因子,如湿度对纺织工业、易腐性对食品工业。经过反复推导,确定3个一般区位因子:运费、劳动费、集聚和分散。他将这一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假定工业生产引向最有利的运费地点,就是由运费的第一个地方区位因子勾划出各地区基础工业的区位网络(基本格局)。第2阶段,第二地方区位因子劳动费对这一网络首先产生修改作用,使工业有可能由运费最低点引向劳动费最低点。第3阶段,单一的力(凝集力或分散力)形成的集聚或分散因子修改基本网络,有可能使工业从运费最低点趋向集中(分散)于其他地点。 ①运输区位法则。假定铁路是唯一的运输手段,以吨公里之大小计算运费。已知甲方为消费地,乙方为原料(包括燃料)产地,未知的生产地丙方必须位于从生产—销售全过程看吨公里数最小的地点。吨公里数量小地点在什么地方,是根据运费确定区位的核心问题。韦伯研究了原料指数(即原料重量与制品单位重量之比)与运费的关系,指数越小,运费越低。从而得出运输区位法则的一般规律:原料指数>1时,生产地多设于原料产地;原料指数<1时,生产地多设于消费区;原料指数近似为1时,生产地设于原料地或消费地皆可。几乎完全根据原料指数确定工业区位。 ②劳动区位法则。某地由于劳动费低廉,将生产区位从运费最低地点吸引到劳动费用最低的地点。工业的劳动费是指进行特定生产过程中,单位制品中工资的数量。韦伯探讨了劳动费的地理差异如何影响区位变化,即区位从运费最小地点移向劳动费最小地点的条件。原则上只有当单位产品劳动费节约额大于运费增加额时,工厂才能从运费最小点移向劳动供给地。为了用数学推导这一问题,他设计了等费线理论:以运费最小地点为中心,向四外延伸,每吨产品运费增加额相同点的连线为等费线。而运费增加额与劳动节约额等同的相切线为决定等费线,决定区位的改变。如图所示,RM1和RM2为两个原料产地,M为市场。假设RM1和RM2生产的是减重原料(减重率50%),原料和产品每吨运价相等,则环绕RM1和RM2的费用等值圈表示生产1个单位产品(假如为1吨)所需用原料的运费;以M为中心的费用等值圈则表示单位产品运往市场的运费。由于原料是减重的,而产品是纯的,所以环线RM1和RM2的运费等值圈的间距比环绕M的要密。X点运费为8(RM1的单位运费2+RM2运费4+产品运到M的运费2),将运费支出为8的各点连接起来,就成为8的等费用线。P点是运费最小的点,总支出运费为7。Y点生产1个单位产品,劳动费支出比P点低2个单位,能否将生产地迁至Y,决定于Y点是否在9的运费等费线(即决定等费线)内,如在线内,可将生产地从P点迁至Y点。

韦伯定律

韦伯定律 即感觉的差别阈限随原来刺激量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 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Φ/Φ=C 其中Φ为原刺激量 △Φ为此时的差别阈限 C为常数 又称为韦柏率。韦伯定律的提出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辨别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要比较不同个体某一感觉道的辨别能力而所用的标准刺激又不相同时 就不能用差别阈限的绝对值进行比较 而要用韦伯比例来比较。另一方面 由于韦伯比例的倒数1/C可以用来作为感受性的指标 所以通过韦伯比例我们还能对不同感觉道的感受性进行比较。 韦伯在研究对顾客初始刺激量和变化刺激量之间关系时 总结出识别刺激变化量大小与初始刺激量成正比 提出了K=△I/I的公式 其中K 为常量 △I 为刺激变化量 I 为初始刺激量。这就是消费者心理学中提到的韦伯定律。他总结出一般刺激变化量在10%以上时 消费者能够明显察觉到变化。例如 当某品牌商品价格为5000 元 价格变化幅度在500 元左右时 顾客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价格的变化。当然 这也会受到个人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 当整个市场上的该商品价格都在下降 而且下降幅度差不多时 这样对顾客的刺激就小得多。相反 如果整个市场上的行情没变 一个商场该品牌原价5000 元 突然降价300 元销售 这就会引起消费者的极大注意。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在定价方面 广告宣传、促销活动、商品陈列等等都有广泛应用。 情感中的韦伯定律 在情感生活中 韦伯定律也常有体现。有些人总抱怨恋人对自己不如刚认识时那么好了 其实这也是韦伯定律在作怪。在还不熟悉的情况下 对方给你的一点点关怀你都会觉得情深似海 而当你们相恋许多年之后 与原来相同的那些关爱也会觉得平淡如水了。一个女孩和母亲吵架赌气离家。在外逛了一天 直到肚子很饿了 她才来到一个面摊 却发现忘记带钱了。好心的面摊老板免费煮了一碗面给她。女孩感激地说 “我们又不认识 你就对我这么好 可是我妈妈 竟然对我那么绝情……”面摊老板说 “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吃 你就这么感激我 你妈帮你煮了十几年饭 你不是更应感激吗 ”女孩一听 整个人愣住了 是呀 妈妈辛苦地养育我 我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为了小小的事 就和她大吵一架。女孩鼓起勇气 往家的方向走 快到家门时 她看到疲惫、焦急的母亲正在四处张望。妈妈看到女孩时 忙喊 “饭都已经做好 快回去吃 菜都凉了 ”此时女孩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对亲人朋友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陌生人的一点帮助 却我们就感激不已。这便是“韦伯定律”在操纵我们的感觉。对于亲人朋友 我们对他们的关爱习以为常 而且期望值很高。有时他们少了一丝关爱 我们甚至会恶言相向。对于陌生人 我们没有抱着多大的期望 因此 他们的一点点帮助 我们都感动不已。 从韦伯定律中读出生活智慧 我们的感觉很敏感 ,但也有惰性,:它会蒙骗我们的眼睛 ,也会加重我们的感受而迷失理性。所以我们应带着谦卑的心对待万物众生 。韦伯定律中的生活智慧是 :给予方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少做锦上添花的事 ,尽量不做画蛇添足的事 ;而受予方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点滴所得,善待身边的人。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 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 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韦伯命题

1、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 (1)、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可见,韦伯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必须深入研究其意义,即认识个人的主观取向与意图、价值观及意义。韦伯开创了与孔德实证主义对立一整套研究社会与行动个体的方法—理解社会学(也叫诠释社会学)主张用主观的、理解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个体行动与意义。 (2)、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价值评判: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需要去选题,做出自己认为正确和合理的判断或评价。研究对象或资料本身不会说话,必须通过研究者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来理解或诠释。在韦伯看来,“一切行动最终都是在价值中孕育的,也正是价值决定了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中的斗争。因此,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一个行动时,必须要了解行动背后隐藏的意义,也就要探讨这个行动所表现的价值。”可以说,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必然地或多或少地渗透了研究者的价值,所以韦伯提出了要在价值关联中保持价值中立。 韦伯把价值中立确立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价值中立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更是一种规范或是伦理守则,时刻提醒社会学家不越俎代庖地处理自身所不及的价值评判问题。 (3)、韦伯与“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也是他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韦伯提出了一种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性类型。“理性类型”中的“理想”,不是指这个类型是最好的、人们期望的,而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或最可能接近现实的,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用作参照的标准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一个最接近于现实的理想类型,以后就可以参照这个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原型与理想类型有没有差异、差异有多大来更好地认识原型。通过这种比较的方法,能更好地获得对现实的认识,即“正是由于它的实际进程与理想类型进程中的差异,更易于认识它的真正的动机”。 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别具一格,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对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韦伯的方法论虽然和同时代的涂尔干有很大差异,他强调理解的社会学,但并不表明他的研究方法缺乏客观性。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持客观性的文化科学研究方法。如价值中立原则拒绝自己的主观的价值介入,理想类型理论演变为模型或比较的方法,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事物。这些方法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尽管他是理解社会学的创始人,但他仍然接受并借鉴实证主义,而不是抵制实证主义,他的这种气度、胸襟、这种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2、如何看待“韦伯命题”的本质内涵?它是否构成了马克

4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宗教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 第一节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研究对象:社会行动 ?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 ?解释性地理解与因果性的说明 ?理想型与社会行动类型 ?合理化 社会学基本概念: 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 一、研究对象:社会行动 1、定义 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 2、社会行动的意向性 ?个人赋予其行为主观意义 ?行动以他人为目标 二、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 ?价值判断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科学中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就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摆脱价值判断,或者不作价值判断、暂停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科学领域之外的问题,不能依靠科学来解决; ?价值中立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 三、解释性的理解与因果性的说明

社会学的两大任务: 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 1、解释性的理解 (1)理解的确定性基础: a.理性的方法 b.重新体验的方法 (2)理解的类型: a.直接观察理解 b.解释性的理解:根据动机来把握 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 2、因果性的说明 (1)因果关系是部分对部分的关系 非“A必然导致B”,也可以是 “A或多或少有助于B的产生” (2)组成历史总体和社会总体的因素极其众多,要找到其全部确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 (3)因果关系不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双向的、反馈的与多重的关系。 四、理想类型与社会行动类型 1、理想类型 (1)、将理解方法与因果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学个别化方法与社会学类型方法结合起来的概念工具 (2)、理想类型决非随心所欲的虚构, 它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 “时代的兴趣”,是现代社会的 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和规则。 (3)两种理想类型: ?历史形态的理想类型 eg.资本主义 ?历史实在中的抽象组成部分的理想类型 eg.科层制 法理型 目标合理的行动 2、社会行动的类型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修罗思维碎片之一:韦伯“理性铁笼”命题 最近在看社会理论和现代性方面的文献,感触颇多,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成文,只是说一些小感想。今天主要想从韦伯的理性铁笼说起! 韦伯“理性铁笼”这样一个命题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和法律有关的,是他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法治合理型统治,按照帕森斯对韦伯的解读,韦伯这种对统治类型的理想建构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法律合理型统治必然会取代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统治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类型,而也正是这一点,韦伯关于法治的理论被帕森斯认为是现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自身也被认为是稳重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帕森斯之后的例如米茨曼等人认为帕森斯对韦伯是一种误读,虽然帕森斯由于解读韦伯而使得美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在韦伯是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是误解了韦伯,韦伯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正是由于这样,他才对克里斯玛、情感(pathos)和爱欲(eros)进行了详细论述,将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当作现代社会的救世者。所以才有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的周期性出场这种论述。 那么我个人对于韦伯理性铁笼和克里斯玛周期性出场的理解是站在西方现代学术史的 基础之上,也站在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西方的理性主义有两个阶段,可以称为古典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两个阶段,而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还有神本位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位的理性主义。那么我们所说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进入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进入到社会理论家们加以二元划分的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人本位的理性主义代替了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这个阶段既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阶段,也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中,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人本位的理性主义发展有这么几种模式(当然这几种模式有时间的先后差异,但是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 陈 阳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 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 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 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 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 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 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 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 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 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 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 ——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 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 · 72·

外国经济思想史题目+标准答案+页码

外国经济思想史题目+答案+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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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正统派,什么是异端派 4 正统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种经济行为,采用隔离分析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学派;异端学派认为经济学是解释某种现象下特定制度的学派,采用综合分析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学派。 2、正统派异端派的区别何在4 (1)研究对象不同,正统学派研究的是某种经济行为,异端学派研究的是解释某种现象下的特定制度发展(2)研究方法不同,正统学派采用的是隔离分析法,假设替他因素不变时而去研究某一种因素,异端学派采用的是综合分析法,将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分析经济问题 (3)价值判断不同,正统学派明确区分了实证分析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异端学派认为实证分析内含有价值判断3 、相对主义的方法与绝对主义的方法6 相对主义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的力量解释经济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从外在关联的现象解释经济问题。绝对主义强调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发展的结果,从内在逻辑来解释经济问题 4、学习经济理论史有何好处8 (1)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与逻辑的分析能力,如抽象分析法和历史综述法 (2)有助于教会我们谦虚的品质,让我们批判的看待问题 (3)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把握经济学的学术传统 (4)有助于我们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理论,以史为鉴来检验理论 (5)有助于激发新的思想,创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经济学说史 5、经济学研究的是主要问题有哪些? 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以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分为四个方面:配置、分配、稳定和增长。微观层面上的资源配置、生产、分配和收入,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稳定与发展,决定收入水平、就业水平、价格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因素的研究 6、阿奎那如何调和宗教教义与增长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17 (1)认为自然法则与私人财产不矛盾 (2)解决了公平价格的歧义,认为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取决于某种评价,商品交易的公平原则不仅考虑到商品的均等,而且要考虑到利益的均等 (3)解决高利贷收取利息的争论,认为利息是放贷者放弃使用货币购买商品的补偿和其他有可能承担风险的补偿 (4)认为利润本身既不存在赞美也不存在谴责,他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7、早期重商主义与晚期重商主义对贸易平衡的看法有何不同19 21 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保持绝对的贸易盈余,以获取金银,所以应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并且由于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应当禁止金银输出 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可以有一定的贸易逆差,但必须保持总体上的顺差,同样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但应当将金银投资到不同国家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8、晚期重商主义对货币分析的贡献有哪些22 1)、将货币看成是增加货币的手段,认为他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不断的增加 2)、应当允许货币输出国外,进去有利可图的国外贸易中去,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 3)、经济活动的水平依赖于货币数量与流通的速度 4)、物价-硬币流动机制认为持续贸易顺差不可能存在 9、什么是硬币流动机制 是指对一国贸易平衡、货币数量以及物价水平三者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分析的方法,主要内容是贸易顺差使一国货币增多,又使该国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使贸易下降,货币减少,这样的一个循环 10、重商主义与以前的经济学相比,理论上有哪些贡献23 1、明确承认可以把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 2、因果的分析取代道德的分析。

社会学理论(含社会学概论)配套题库-西方社会学理论-第五章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圣才出品】

第二篇 西方社会学理论 第五章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一、名词解释 1.社会行动 答:社会行动是行动者以他主观所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的行为为取向。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①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②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样两个条件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以及传统的行动四种类型。 2.方法论个体主义 答: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又称个人主义方法论,是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这一观点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整体上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此解读和研究许多学科。个体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最早由韦伯提出,经过哲学家波普的论证,再由经济学家哈耶克精辟地论述,现已成为社会科学中影响广泛的方法论原则。 3.解释性理解 答:解释性理解是由韦伯提出的,是指根据动机来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对动机的理性理解。它把社会行动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内在的意义背景之中,理解是解释的前提,理解是能被解释的。如果说直接观察理解仅仅知道社会行动“是什么”或“干什么”,

那么解释性理解就是要寻求社会行动的“为什么”。 4.价值无涉 答:价值无涉又称价值中立,是由韦伯提出来的,科学研究等工作不使用价值判断,只采用逻辑判断,即客观地说明“事实是什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价值中立原则有两个含义:①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他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有利或是不利,他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也就是说,他必须严格地以客观和中立的态度来从事研究,目的是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②要区分“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科学家可以估量行为的可能后果,但不能做出价值判断。 5.法理型统治 答:韦伯将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法律基础上的统治称为法理型统治,其基础是一套内部逻辑一致的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韦伯将法理型统治视为行政管理的现代形式。他分析了法理型统治类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①在法理型统治下,行政事务的运作要持续地受到规则的约束;②在法理型统治下,行政事务的运作是在一定的权限内进行的,出现了“机构”这种按章办事的运作单位;③法理型统治具有固定的职务等级;④法理型统治有明确的议事规则;⑤在法理型统治下,行政管理班子同行政管理资源和生产资源完全分开;⑥在理想的法理型统治下,不存在任职人员对职务的任何意义上的私人占有;⑦法理型统治拥有行政管理档案制度。法理型统治可以具有极为不同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借助于科层制所进行的统治是最纯粹的法理型统治类型。

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2012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哲学、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卢晓琳,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读。①顾忠华 :《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③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⑤注:关于社会行动的划分, 详见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德]马克斯·韦伯.顾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卢晓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 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关键词]韦伯;理性;麦当劳化;阐释[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44-04 一、韦伯的 “理性化”“理性”自启蒙运动后作为现代性的内核,承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学术界对于“理性”的关注不曾停息,从马克思的“异化”到韦伯的“理性化”再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对现代社会经历的理性化进程的自觉体察。韦伯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其论著涉及的范围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统治类型、理性化和合理性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体系,对其研究的中心主题的确定就尤为重要,“大多数学者认为理性和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术研究及 其作品的主题。”①韦伯创造性地将“理性”及 “理性化”置于现代性的语境,描述现代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地变得更加理性,并且分析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首先实现理性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飞速提高,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精神世界意义和价值的逐步沦落和丧失。在这种背景下, 韦伯形成了他的现代性思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 的时代。”②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前景的预测中,理性 将会快速主导更多的社会部门, 全社会的人都位于一系列理性架构中。基于对现代性的理解,韦伯最初在法律社会学领域关注理性,他将基于形式化法律的理性化称之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理性”及“理性化”逐渐突破法律领域的局限,被广泛用于宗教、经济、组织、政治、艺术等领域。“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宗教的进化过程。所谓非理性的宗教是充斥着大量神秘的、巫术的、情绪的、传统的力量,总之是不可计算的,不能由人控 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 ”③至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它的优越性,其主要来源是技术知识的作用,由于现代技术和商业方法在货物生产中的发展,这种技 术知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或缺。 ”④也就是说,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韦伯将“理性”概念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分析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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