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绪论
一、先秦时期的社会概况
“先秦”的概念，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初期。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全国各地发掘的远古遗物遗存证明，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已有原始人类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①传说中三皇时代的，反映了二、三十万年到六、七千年前从原始人群到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形；②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生活，反映了四五千年前从父亲氏族公社解体到奴隶社会形成时的情形；③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情形。相当于传说中的这个时代，我国产生了辉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夏禹传子，实行王位世袭制，我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和“小康”社会的记载，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情形。夏代文化遗存较少，文献的有关记载多属传说性质。从夏禹建国到夏桀灭亡，约四百余年（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
成汤灭夏，建立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有六百年的历史（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异常残酷，统治者以人殉葬，大批奴隶被杀戮。奴隶主贵族迷信上帝鬼神，有巫和史的占卜与记录。商代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是商代遗留的最可靠的文献，商代创造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王朝。周继承了殷商文化。周统治者亦敬天事神，但比商更重人事。西周初年周王分封同姓宗室与功臣为诸侯，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度；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加强了王室的统治。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西周灭亡。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大国争霸，列国兼并，国人暴动，奴隶起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国先后承认土地私有权，加速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确立的时期。战国前、中期，各国新兴势力先后取代旧贵族的政权：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变法运动；战国中、后期，为七国争雄的剧烈战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二、先秦的思想文化概况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有些反映原始社会生活的神话传说保存在后人的著作里，如“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等。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殷商宗教迷信之风大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出现了歌舞娱神的巫和掌文字记录的史这两种专职人员，促进了巫文化和史文化的发展。到西周时，巫史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保存到今天的文献资料有《诗经》中《大雅》、《周颂》中的部分诗歌，《尚书》中的《牧誓》、《大诰》、《无逸》等十多篇和《周易》中的部分爻辞。周公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伟人。反映西周末至春秋时代生活的著作主要是《诗经》中的《小雅》、《国风》与《国语》、《左传》。
“士”阶层从春秋末期形成，战国时代的士人不仅在学术领域里各张一帜，各树一党，各倡一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也都各扶一主，各为一国。表面上是贵族执政，实际上起作用的乃是这些“士”人。学术上有儒、墨、道、法；政治上有合纵、连衡。秦用法家思想治国，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
三、先秦的文学概况
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上古时代有歌谣和神话等口头文学创作，神话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最早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和散文。
《周易》是商周之际的一部巫书，大约编成于战国初期，其中记载了古代的社会情况，关保存了部分古代歌谣，有朴素的文学色彩，是甲骨卜辞的发展。
《尚书》是一部分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其中《盘庚》篇是商代的重要文献，《周书》保存了周代的历史文献。《尚书》反映了我国早期历史散文的面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汇集了商末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史料价值，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西周初年的诗歌，有歌颂祖先功德、追叙周部族历史之作，也有描写农业生产、祭祀、贵族宴享的作品，反映了西周初年政治安定的局面。东周的诗歌，有大量描写婚姻爱情之作，也有反映在长期战乱中人民的不满和怨恨的作品以及揭露贵族奢侈残暴，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讽刺诗，表现了东周时期各种类锐的社会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巨大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期在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在学术上有着辉煌灿烂的成就。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大文学家屈原等人的相继出现，揭开了我国文化史上新一页。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兴盛的原因：
1．奴隶制的衰落，打破了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使文化由贵族移到士的手中，春秋战国之交，开始有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
2．各国之间的频繁交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的出现，使各种思想文化能够广泛地传播。
3．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游说诸侯，聚徒讲学，相互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为宣传自己的主张著书立说，产生了九流十派丰富多彩的作品。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有历史散文、哲学散文和楚辞。
代表历史散文成就的有《左传》、《国语》、《战国策》。我国古代有史官的设置，所谓“君举必书”。春秋战国时代，错宗复杂的斗争形势要求历史家能及时把纷纭繁复的事件记录下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统治者的借鉴，而象《尚书》、《春秋》那种原始简括的记载已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便产生了以记述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历史著作。
代表哲学散文成就的有《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等。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的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的散文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论语》为简短的语录体，《墨子》是在对话中杂有议论文字，初具说理文规模。
战国中叶的散文以《孟子》和《孔子》为代表。《孟子》是对话式的论辩文，《庄子》突破了对话体，开始向专题论文过渡。《孟子》和《庄子》语汇丰富，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量，文学性较强。
战国末叶的散文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它们都体制宏伟，注意文章的的结构和修辞，逻辑性强，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最高成就。
春秋以来，楚国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学术文化。楚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融合，为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条件。战国中期以后，楚国朝政腐败，
在强秦的威逼下面临覆亡的危险。屈原以悲痛深沉的感情创作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离骚》，表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屈原根据楚国民歌创制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领域，在诗歌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和散文。先秦文学为我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作家；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两千年来的文学创作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章上古文学
第一节文学艺术的起源与原始歌谣
艺术起源于劳动，它最初的内容和形式，都决定于劳动生产的实践。在艺术产生的过程中，是劳动早于游戏，实用的功能先于审美的感情。人类美感的根源和发展，受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制约和影响。正因为如此，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对于原始艺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如果不能明瞭原始艺术与劳动实践的不可分离性和劳动生活先于艺术的原则，就不能正确说明艺术的起源问题。（刘大杰）
考古发掘证明：仰韶文化陶器许多都很精美，它们有的绘着优美的几何形装饰花纹，有的绘着绳纹、网纹、棋盘纹、篱笆纹和垂幛形纹组成的图案，有的绘着鱼、鸟、鹿等动物形象，有的绘着人形。龙山文化陶器大量用轮制法，绘画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形制方面改进很大，它们大都用以系绳或手持的鼻，有的还有倾水的流。龙山文化除陶器外，还发现有玉石作成的环、璜、璧、珠等佩带之物，它们都相当精巧，而且光泽晶莹，是刻意作成的精致的艺术品。
从地下发掘的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看，当时人们制造这些工具和日用品时，在形制、彩色和绘画等方面，都表现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条件下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和审美观念。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是从生产劳动中获得的。在狩猎中观察到野兽的奔驰，陶器上就会绘出奔驰的鹿的形象。也只有对自然界现象有过深刻的观察，才能绘制出像陶器上的那些几何形的图案花纹来。
石器、陶器方面的美术创造是如此，音乐、舞蹈、诗歌等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也如此。古书记载了一些关于原始社会的音乐、舞蹈和诗歌产生的故事。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的韵律的起源。
最早的文学是原始歌谣。古代劳动人民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表达丰收的喜悦和美好的愿望而创作了歌谣。鲁迅先生说：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
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
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若那时大家抬木头，都
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抗育”，那么这就是
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
也就是文学家，就是“杭育杭育”派。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关于劳动创造语言，作了科学的说明。语言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是在生产斗争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的产生，在口头文学上有很大的发展。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侯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yi意）”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
原始人因为刚刚学会说话，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因而不会有纯文学作品。原始歌谣的最初形态是和音乐、舞蹈融合在一起的。最初的音乐器具，是由劳动工具敲击而成，后来渐渐进步和提高，由劳动工具的模拟和变形，逐步地出现了较为完整的乐器。在一些典籍里，有对三者论述：
人喜则斯陶（喜悦、快乐），陶斯咏，咏斯犹（通“摇”），犹斯舞。
（《礼记〃檀弓》）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乐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诗大序》）。
这些论述颇值得重视。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
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
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生活。
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一作达）帝功，七曰
依地德，八曰总禽曾之极。
《尚书·尧典》亦载：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可以说明，原始的歌舞是密切结合的。那一面歌唱一面操着牛尾跳舞的情形，确是初民歌舞的形态。而“八阕”，其歌名虽或出于后人的追述，但其中“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等名称，也显然符合古代原始人的狩猎、牧畜、耕种几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敬天常”、“依地德”等歌，可能就是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有关的气候和土壤的重视。“载民”（载作始讲）、“玄鸟”当是歌咏祖先的由来。所谓“击石拊石”，正是原始人民敲击石器的劳动工具，作为乐器；所谓“百兽率舞”，应当不是野兽在舞，而是人民模仿野兽的姿态的跳舞。在这里描绘了我国初民歌舞的原始形状。
总之，原始文学（主要是指歌谣）有如下几个特点：
A．口头文学，无文字记载；
B．集体创作，在劳动中流传；
C．有节奏韵律，与音乐舞蹈紧密结合；
D．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生活，无阶级性。
第二节古代神话
一、什么是神话
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概括，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我们可以引申地说，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二、神话的产生
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它产生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鲁迅先生这样论说道：“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高尔基也说：“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要把费尽一切力量去为生存而斗争的两脚动物想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氏族和部落的问题而抽象地思想的人，这是极端困难的。”还论述道：“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同时好象预先感到它们的强大的发展，神话的创造就其基础讲来是现实主义的。”（以上引文均见《苏联的文学》一文，载《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1958年版）。经典作家的论述，无疑说明，神话的产生，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的。古代每一时期的神话所包含的特定意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人类的现实生活、劳动和斗争而作凭空的推想。
在原始时代，原始人“进入历史的时候，还是半动物的，因而也是十分贫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计划经济。集体劳动与平均分配，在这里是以原始人同周围自然作斗争中的极其薄弱的装备为其基础的。”（恩格斯《反杜林论》）所以在原始公社制度下虽然没有人对人的剥削，但原始人却是自然的奴隶。他们被贫困和生存斗争的困难所压倒，起初还没有脱离周围的自然界。在长时期中，原始人无论对自己或自己藉以生存的自然条件都没有任何有联系的观念。后来逐渐才开始对自己和周围环境有了极有限的幼稚观念。再后一点，当人类的“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些的头脑教导两手，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更有力地促进头脑的发展的时候”（高尔基《苏联的文学》），原始人才开始在自己的想象中使周围世界布满了起自然的存在物、神灵和魔力。他们对于大自然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例如风雨雷电的击博，林林中大火的燃烧，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虹霓云霞的幻变……产生了巨大的惊奇的感觉。惊奇而得不到解释，于是以为它们
都是有灵魂的东西，叫它们做神。他们不但把太阳、月亮……等等当作神，还把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甚至于微小到象蚱蜢那样的生物，也都当作神来崇拜。（例如非洲布须曼人对他们的神——卡隐崇拜，自称是卡隐的子孙，而卡隐则是一种蚱蜢。）这就是所谓万物有灵论。从这些蒙昧的观念中，产生了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而这种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正是原始人从劳动中发展起来的日益聪明的头脑所创造出来的，也正是原始社会的低下的生产力的一种反映。
三、神话的内容及其价值
神话是原始社会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虽然由于人们的幻想构成，但这种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它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可笑，但决不是纯意识和心理的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是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一方面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的低下，原始人长期地被生存的困难和与自然作斗争的困难迫害着，要战胜这些困难，所以他们一再用激情而振奋的调子唱出了关于劳动和劳动英雄的颂歌。他们歌颂了用斧子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了人类和熬炼五色石子补天的女娲，钻木取火的燧人，发现药草的神农，驯养动物的王亥，教导人民做庄稼的后稷，治理洪水的鲧和禹……。这一些征服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动英雄，是受着人们最大的崇敬的。
中国古代的神话一向没有集成专书，因而也就没有系统，所反映的内容也是纷纭复杂的。我们现在从一些典籍，如《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等书中，搜寻零星片段，概括出古代神话反映这样一些社会生活的状况。
1．原始人对人类起源和对天体地理的探讨。最有代表性的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
2．战胜自然，克服困难，反映了原始人对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
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山海经》中的羽民国、讙透过、肠壁国、奇肱国、长古国、玄古国、劳民国、枭阳国、蜮民国等。
3．关于历史性英雄人物的神话传说。
如“后羿射日”、“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
四、古代神话传说的特点
第一，神话传说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在自然界的大灾害面前都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去克服它们的，象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的羿，治洪水的鲧，禹等都是如此。一些英雄人物在残暴的强敌面前也都是勇往直前，从容制胜，如黄帝的战胜蚩尤。
第二，那些英雄人物的命运却不是由神来安排，而是由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决定，体现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们和神往往处在对抗地位，而不是它的顺从者。鲧窃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被天帝所杀，禹却不用“息壤”，而是驱使神物和他的鬼斧神斤来开山凿地。
第三，那些神话传说里面表现了磅礴的气势或者优美的感情，富有抒情的意味。
五、神话所表现的民放精神
1．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
2．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
3．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
六、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1．由于原始人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的神话思维特征。
2．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
3．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因此，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喻性的思维。
第二章《诗经》
第一节《诗经》研究的诸问题
一、正名与篇目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就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了。因此，距我们今天的时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关于《诗经》的许多真貌，我们无法知晓，这就给后世的学习和研究的人带来种种不便，也因此，《诗经》的诸问题成为后学者接触《诗经》时，首先要予以解决的。
《诗经》最初并不叫《诗经》。在孔子时代，《诗经》有两个名称：一个简称为《诗》，《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另一个称为《诗三百》，这是因为《诗经》有三百零五篇，称名时便举一个整数。《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耶。”“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溪以为？”到了汉代，又有两个名称：一个是《诗三百篇》，司马迁《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不过是在《诗三百》下，加一个“篇”字罢了。一个是《诗经》。“经”本是线的名称，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从（纵）丝也”。是说织机上纵丝叫经，这是“经”字的原始意义。由于织机上先有纵丝（即经线），后织横丝，由此又引出“常”“常道”（永恒法则、原理）的意思。孟子说：“君子反经（使事物返回经常正道）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孟子·尽心下》）这里的“经”字就是“常道”的意思。《庄子·天运篇》、《荀子·劝学篇》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看作体现“常道”的书，故称为“经”，但也只是一种尊称，经书的地位并不像汉朝以后那么尊崇。
《诗》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并取得莫大的权威，是在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年）。那时汉王朝空前的强大、统一，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攻策。儒家思想一跃而为统治思想，原来儒家的几部经书，就随之取得了空前的权威，被尊为垂教万世的宝典。汉武帝为提倡学“经”，设置五经博士（博士是比较尊显的官职，傣禄六百石，在朝廷可任奉常、侍中，到郡国可做守相、诸侯王太傅等官），懂得经书的人，做了博士以后，还可以招收弟子。那些弟子都是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他们学会一部经书，通过考试就可以做官。由于这种利禄的引诱，许多人就会拚命读经。自然学《诗经》的人
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学的方法不对头。他们把《诗经》当政治课本念，挖空心思地在诗句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把诗意歪曲得面目全非。这说明以“经”的观点读《诗》，危害是很大的。我们今天研究《诗》就应该从名称着手，搞清有关问题，以新的思想方法来阅读《诗经》。
《诗经》所收的诗，现存下来的是305篇，所谓《诗》三百，是举其整说而言。这三百篇诗，是按《风》、《雅》、《颂》三部分编排的，各部分的篇数是这样的：
《风》有十五国风，有诗一百六十篇。
1．《周南》11篇2．《召南》14篇
3．《邶风》19篇4．《庸风》10篇
5．《卫风》10篇6．《王风》10篇
7．《郑风》21篇8．《齐风》11篇
9．《魏风》9篇10．《唐风》12篇
11．《秦风》10篇12．《陈风》10篇
13．《桧风》４篇14．《曹风》4篇
15．《豳风》7篇
《雅》分《大雅》、《小雅》两种，有诗一百零五篇。
《小雅》80篇，实际有诗74篇，有6篇有目无诗，所谓“笙诗”。
《大雅》31篇。
以上两种在编排上，又以篇为一组，以每组首篇之名为组名，如《鹿呜》之什（十）、《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等，这大概是为了翻阅的便利。
《颂》诗一共四十篇，计：
《周颂》31篇
《鲁颂》4篇
《商颂》5篇
古代诗歌原来没有题目，到写定整理以后，才加上题名的。题名多半从诗句中摘取：选取诗第一句里一个字做题目的，如《氓》、《绵》等；选取二字的，如《七月》、《载驰》《月出》等；选取第一章全句的，如《何草不黄》、《君子于役》等；有的从一章中摘取二字的，如《广汉》、《鹊巢》等；有的摘取诗中不相关联的两个字联合为题的，如《韩奕》、《召旻》等。至于不从诗句中摘取而另加上篇名的，为数极少，如《雨无正》、《酌》等。因此，《诗经》里的篇名有些是相同
的，如《扬之水》、《羔裘》各有三篇，《柏舟》、《谷风》、《无衣》、《黄鸟》各有两篇。
二、《诗经》的分类
《诗经》是以风、雅、颂分类的，因而认为这是诗的体制。那么，什么叫做风、雅、颂呢？古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标准来为《诗经》分类呢？这个问题，汉以来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风、雅、颂代表诗歌的不同作用，风能起到讽刺；雅是“正”的意思，用正言来述说政治的废兴，颂是“容”的意思，用歌舞来形容周王的“盛德”，并告诉神明。也有的认为风、雅、颂代表作者的不同阶级和诗篇的不同内容。经过一千多年的纷争、探索和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逐渐证明以上两种说法都不符合风、雅、颂的本义和《诗经》分类的原意；正确的理解是：风、雅、颂都是乐调名，《诗经》的分类是以音乐为标准的。
先说风。
现代大都承认，《诗经》原是春秋时代各国乐师演唱的一部歌曲总集，其中每首诗都是能配乐演唱的，“风”本来是音乐曲调的意思。音乐曲调为什么用“风”命名呢？这是因为古人见风吹时，能发出大小高低、清浊长短各种声响，有如音乐，便以风比乐调。庄子把风称为“天籁”，就是这个道理。《大雅·崧（也作嵩）高》末三句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意思是说，他的诗很长很美，他配诗的曲调也极好听。“风”在这里就是乐歌曲调的意思。《山海经》说：“太子长琴，始作乐风。”郭璞注：“风，曲也。”由此可见，古人所谓“风”，多是指声调说的。我们知道，《诗》中三百零五篇乐歌，是从全国许多地方的乐歌中选出来的，因此，各种乐歌的地方特色都是很明显的。由于古乐失传，现代人无法说明它们的特色了。编《诗》人显然是注意到了诗乐的地方性，编辑成书时就按方域编排，分成了十五《国风》。《国风》的“国”字不等于现代所讲的“国家”，而是方域、地区、邦的意思。如《周南》、《召南》、《王风》、《豳风》就不是以“国家”意义命名的，而是说周南、召南之地的土乐，豳地的土乐。“王”是东周京都之地，“王风”犹言今京腔、京戏之类。其它卫、郑、陈等虽是国名，但那不过是说，卫地土乐、郑地土乐、陈地土乐而已。就如我们现代所说的秦腔、昆曲、粵曲、越剧，或者山西调、陕西调、湖南调等。过去有人认为《周南》、《召南》不应标是“风”诗，《诗》三百篇应分做《南》、《风》、《雅》、《颂》四部分。他们虽有不少根据，但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也暂不取这种说法，仍把二《南》标在“风”诗里头。
前人对雅的解释，有的牵强附会，如汉儒们；有的试图解释的详备，如宋儒们，但都不能令人满意。近代学者对“雅”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如章太炎认为“雅”是一种乐器，用这种乐器伴奏的乐歌，就叫“雅”，后来张西堂在所著《诗经六论》中加以阐发，但因缺乏可靠的根据而不被人接受。另外，章太炎又提出“雅”是一种唱起来声调“乌乌”的乐歌。且“乌”“雅”二字古同音，又是一物（乌即乌鸦，“雅”同“鸦”，也是乌鸦），所以西周王畿之诗便根据声调的特色，命名为“雅”。此说新颖而很难令人相信，因为音乐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秦、汉距西周已七、八百年，秦声“乌乌”，何以能证明周声“乌乌”呢？因此，此说只能算是一种推测，还不能证实其正确。
其实，“雅”就是“正乐之歌”。周王朝把王畿内的乐歌，尊称为正乐，这是王权的表现。正象清朝皇帝把昆曲封为雅乐一样。既是“正乐”，为什么又称“雅”呢？这是因为“雅”、“夏”二字在古代同音（都读ga）通用的缘故。“夏”就是“夏族”，周统治者自称夏人，在《尚书》、《周颂》里都有证据。因此，王畿之地的音乐便称“夏”音。“雅”“夏”既然通用，“夏”音也自然可以写作“雅”音。《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诗时，将《大雅》写成《大夏》（见《墨子间诂》卷七），就能证明《雅》是《夏》，意思是夏人（周人）之诗，也就是王畿的诗。王畿是上层贵族聚居地，故《雅》中贵族的作品占多数，内容自然以反映贵族的生活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为主。
“雅”又有“正”的意思，这是因为，王畿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全国在语音方面以王畿方言为标准音，称“雅言”。“雅”就是标准的意思，也是正的意思。乐歌也以王畿乐歌为正乐，这是当时尊王观念的具体表现。
《雅》为什么又分《大雅》、《小雅》呢？这也是说法很多的难题。但不管说法多么纷纭，我们把二《雅》的内容加以比较，便可以知二者的区别。如《大雅》（31篇）中的史诗，赞颂诗较多，共计20篇，怨刺诗只8篇。《小雅》（80首，实74首）中有31首赞颂诗和写宴饮生活的诗；另一半是反映征戍之苦的诗，及士大夫的怨刺诗。在风格上《小雅》与《国风》较接近。从时代方面说，《大雅》较早，其中有周初及宣王时代的诗，最晚的一般认为是《瞻卬》、《召旻》，作于出幽王时代。《小雅》中最早的诗不出宣王时代，而最晚的诗，则在东周初年。根据这两点，我们推测，编者可能是把时代较早，以歌颂为主的雅诗编为一集，称《大雅》；把时代较晚的民歌及一般贵族的雅乐编为一集，称《小雅》。
汉儒说颂，有一些不尽恰当的地方，清代的学者，就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颂”的本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其中以阮元影响最大。他在《研经室集·释颂》里说：“颂字即‘容’字也。……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阮元从声音的关系上证明“颂”即“容”，“容”即“样”，又从“样”字，推论出“颂”是舞曲的结论。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与《颂》诗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王国维曾提出了反对意见，特别指出《周颂》31首，除7首能称为舞诗以外，其余24首是否为舞诗，均无确证。（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卷二《说周颂》）王氏的这个意见是精辟的。此外，《商颂》、《鲁颂》都很难说是舞诗。因而，舞诗说，有待进一步证实。
阮元说，“颂”、“容”二字古通，是正确的，但这个“容”字应指“礼容”，指祭祀等礼仪。根据典籍和考古发掘可知，早在商代时就有掌礼容的官，商亡后，周继承了商的这种制度，也设有同一职责，况且礼仪非常之多。“颂”就是“礼容”，颂诗就是“礼容”用诗。但“礼容”是很多的。三《颂》中并不包括所有的“礼容”用诗。从《诗》的实际内容看，用于祭祖、祈年报赛等祭礼的诗，在《周颂》中有28篇，《商颂》5篇，也全是祭祖诗。用于朝会宴饮及歌颂功德仪式的诗，有《鲁颂》4篇及《周颂》的部分。从这个事实看，三《颂》主要是天子、诸侯的祭礼用诗，也有其它礼仪用诗。
古代祭礼，不仅要有歌功颂德的诗，而且也有娱神的舞。但歌与舞在祭礼中不一定都是结合在一块的。既有载歌载舞的场面，也有先歌后舞或只歌不舞的时候。我们从《周颂·有瞽》、《商颂·那》等诗所描写的祭祀场面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因此，应该说在《颂》中包括着歌诗和舞诗两种作品，说全是舞诗，或说没有舞诗，都不够全面。
总之，风、雅、颂是古代三种诗体，这三体的区别，既有音乐及作者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颂》是庙堂之乐，对上帝和祖先神的崇拜，反映了奴隶社会的神权统治，因此，它是地位最尊崇的诗体。《雅》，实在说也是地方土乐，由于它出在王畿，便被尊为“正乐”，这反映了当时的尊王观念，也反映了贵族们的等级观念。《风》是各地以民歌为主体的土乐，地位比《雅》、《颂》要低。但从今天的观点看，则正好要倒过来，最有价值的诗歌在《风》、《雅》中，《颂》诗最差。
三、时代、地域、作者
《诗》三百篇大部没有明确的年代可考，尤其是民歌，长期在人民口头流传，很难具体产生的时间。所以，现在只能划一个大致的轮廓。
最早的诗，应该在那个时代，是那一部分呢？这首先要明确《商颂》的年代。关于《商颂》的年代，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商朝的祭祀诗；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作的诗。持前一种看法的，可以《毛诗序》为代表。持后一种看法的，是汉代今文经学者。（见《史记·宋世家》、知司马迁用《鲁诗》说，《韩诗》亦同）
以上两说意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清代的姚际恒，陈奂等都主毛说。宋代开始有人怀疑毛说，到清代主《史记》之说的更多，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以及近代人王国维、梁启超等都认定《商颂》为宋诗。现代学者意见也没有统一，不过主后说者占多数。
《周颂》的年代，唯一可作证据的是诗中提到的周王的称号。这些称号有：后稷、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由于这些王都是被当作祖先神祭祀的，自然都是在他们死后才有颂诗出现。我们据此可以推测《周颂》中的诗大约是周初至昭王以后的不久的作品。
《颂》中最晚的诗是《鲁颂》，其中《閟宫》篇有“奚斯所作”句，说明奚斯是《鲁颂》作者之一。奚斯是鲁僖公（前659—前627年）时代的人，字子鱼，为鲁大夫。可见《鲁颂》是鲁僖公时代的作品。
二《雅》的时代，一般都确认《大雅》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西周至东周初年的作品都有。从作品的实际内容看，这是没有疑问的。如《大雅》中《生民》、《公刘》这类史诗，可能作于西周初期。《板》、《荡》、《抑》、《桑柔》等肯定是周厉王和周幽王这两段动乱时期的诗。《江汉》、《常武》两首颂武功的诗，是周宣王时代的诗。在《小雅》中也是西周作品占多数。有些诗是可以推知其时代的，如《采薇》、《出车》、《六月》、《车攻》、《吉日》等是周宣王时代的。《十月之交》、《小旻》、《巷伯》等政治讽刺诗，可能是周幽王时代的作品。《节南山》、《雨无正》等是东迁以后的作品。
《国风》的时代比《雅》、《颂》更难确定，因为民歌较多。民歌在口头流传的时间往往很长，很难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现代一般都认为风诗多数是东周时代的作品。其中也有些西周时代的作品。如《豳风》的《东山》、《破斧》都反映了西周时代周公东征的战事。
《诗经》中最晚的诗在什么时代呢？有人说，《曹风·下泉》最晚，作于鲁昭公时代，大约是公元前510年左右。但此说法有争议，还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多数人都承认《陈风·株林》最晚，这是一首讽刺陈国国君陈灵公（前613—前599年）的诗。《左传》宣公十年记载，陈灵公与大夫仪行父、孔宁都与大夫御叔的妻子夏姬通奸，后来夏姬的儿子徵舒感到耻辱，就射死了陈灵公。《株林》当在陈灵公死前就已问世，那么，《诗经》中最晚的诗是在公元前599年左右。这时正当春秋中叶。
总的说来，《诗经》的作品，大致是商朝晚期到春秋中叶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期中包括了商、周的改朝换代，以及奴隶制度衰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诗》三百篇所在的地域是相当广阔的，东到山东，西至陕西、甘肃之间，南至江汉流域，北到河北、山西一带。约包括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湖北北部的长江流域。
《周南》、《召南》：
这是两个地域的名称。周南、召南因何得名，说法不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说者都承认其地主要在江汉流域，我们可以从这两地的诗中提及的地名证明这一点。如：
《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汉广》：“汉之广矣”，“江之永矣”。
《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江有汜》：“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
河即黄河；汉即汉水；江是长江；汝是汝水，在今河南省境内。这说明二南之地北限在黄河，最南到长江、汉水流域。西周时期在江、汉流域有许多小诸侯国，如申、邓、蔡、随、庸等（后来都被楚国兼并），当时称这些小国为“南国”，他们的地方乐歌称“南音”，或简称“南”。黄河、汝水一带的“南乐”可能是受南方影响而产生的乐歌。
《邶风》、《鄘风》、《卫风》：
邶、鄘、卫三国的诗，实际上都是卫诗。邶国在今河南省汤阴县东南。鄘国在今河南省汲县东北。卫国占有河南省北部及河北省南部，建都在朝歌（今河南
省淇县）。邶在它的北面，鄘在它的南面，三国毗连。后来邶、鄘被卫兼并，三国的诗便混而为一国的了。另一说，编《诗》者见卫风诗独多，而邶、鄘二国又有名无诗，便分到邶、鄘名下各一部分。卫国在公元前660年被狄攻破，卫懿公被杀，在宋桓公和齐桓公的救援下，在漕邑（今河南滑县东南）重建卫国。现存卫诗大都是亡国前朝歌一带的作品，只有《定之方中》和《载驰》是亡国后漕邑的诗。王国维说，邶就是燕国，鄘就是鲁国，由于两国有名无诗，就把卫诗分一部分放在他们名下（见《观堂集林》卷十五《邶伯鼎跋》）。这可备一说。
《王风》：
东周王都所在地洛邑一带的乐歌。洛邑又叫成周，附近有王城。王都一带的乐歌，不能象西周镐京的诗那样被尊为雅乐，而列入风诗，说明周天子地位的衰落。
《郑风》：
郑最初在今陕西华县一带，周幽王时，郑桓公把家财人丁迁寄到河南中部的郐和东虢境内（二国献十座城邑给郑人居住，在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周室东迁后，桓公子武公即在新郑一带建国。日后郑渐渐吞并郐和东虢而尽有其地。所以郑诗即今河南省中部的乐歌。
《齐风》：
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占有今山东省中部至东北部，建都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县）。齐诗即产生于这一地区。
《魏风》：
古魏国是周初的姬姓诸侯，占有今山西省西南部，都城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公元前661年被晋灭国（晋封毕万于魏地，是战国时代魏国的祖先）。魏诗七篇，多是政治讽刺诗，可能作于亡国前夕。
《唐风》：
唐是晋的前身，当初，周成王封他弟弟虞叔于唐，据有今山西省中部地区，都城在今山西省翼县南。唐诗即产生于这一地区。
《秦风》：
秦本在今甘肃省天水县一带，平王东迁时，因护驾有功，并赶走了犬戎，西周王畿之地尽归秦所有。所以，秦诗和雅诗产生于同一地区。
《陈风》：
陈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及安徽省北部，都城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
《桧风》：
周初妘姓封国，国土在今河南省中部，都城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东周初年，为郑所灭。可见，桧诗都是亡国前后的作品。一说，桧诗即郑诗（见朱熹《诗集传》、《桧风》注引苏氏说），可参考。
《曹风》：
曹国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建都于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489年）灭于宋。
《豳风》：
豳地，即今陕西省旬邑和彬县一带，周先祖公刘开发的地方，西周亡后，为秦所有。因此，豳诗都是西周时代的作品。
二《雅》、《周颂》：
大都是镐京及周围地区的作品。
《鲁颂》：
鲁是周公旦长子伯禽的封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建都于今山东省曲阜县，四篇颂诗当是京都作品。
关于《诗经》的作者，因时代的久远地域的广阔，很难说清，特别是《国风》部分，后代学者大都认定是民歌，因而更难确定其作者，只能大致划分作者是那个范围。
整个《诗经》从内容上看，作者是这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他们中有两种人：一是国人，这是当时住在城市或郊区的平民，也是奴隶社会的自由民；另一种是奴隶，这是当时受压迫剥削最深重的阶级。这两种人都算当时的劳动群众，是民歌的作者。一部分是当时的公卿列士，是贵族诗人。
初步统计，发现在《国风》中民歌占多数（约一百篇），《小雅》中有小部分是民歌，《大雅》和《颂》中没有民歌。这些民歌，都是国人或奴隶的口头创作。公卿列士这些贵族诗人在向王室“献诗”外，凡祭祀、征伐、宴会、狩猎、送别、评论时政、议论人物，都要写诗或赋诗。贵族诗人也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只有少数几篇，在诗的结尾讲了作者的姓名。这几篇诗是：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小雅〃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
《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鲁颂〃閟宫》：“奚斯所作，孔曼且硕。”
家父，是周幽王时代的一个大夫。寺人，是王宫中的宦宫，这个孟子大约是周幽王宫中的宦宫。吉甫，又称尹吉甫，是周宣王时代的一位将军。《小雅·六月》中歌颂了他的武功，并称他是“文武吉甫”，可见他是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奚斯，是鲁国的大夫。可惜对这些作者的身世，我们知道得太少了。
《毛诗序》指出的作者姓名，多数是不可信的，但少数还是正确的，如《鄘风·载驰》，《诗序》说是许穆夫人作，我们从诗的内容看，此说是可信的。现代大多数人都承认她是我国第一个知道姓名的女诗人。她的诗《载驰》是一篇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杰作。（关于她写这首诗的背景和情况，我们在讲授作品时详讲）
四、“采诗”、“献诗”、“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订问题，历来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诗人，如此漫长的年代，如此广袤的地域，是怎样将这些诗歌汇集在一块呢？又是谁把它们编订在一起而流传后世呢？于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就出现了“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试图就以上问题作出确实的回答。
“采诗”说：汉朝的书籍里就有很多记载。《汉书·食货志》说，春天来到，奴隶们走出群居点到田间去耕作的时候，便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采集他们在耕作中唱的歌谣。然后把采到的诗歌献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原文：“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的注者何休又提出了一种新说法：男子满年六十岁，女子满年五十岁，没有子女照管的，官府就给他们衣食，叫他们到民间采诗。所得的诗由乡、县、邑、国一级级转上去，最后演奏给天子听。（原文：《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十六）班固和何休都肯定有采诗的事，只是说采诗人不同。他们对采诗的事说得那么具体，可能根据传说或古代传下的资料。不过后来的人在先秦的书籍里却找不到采诗者的活动记录，所以对他们的说法都表示怀疑。我们认为，采诗的事是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