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西域都护府
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我国西北地区，早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域都护府即是汉朝设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它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有效地管辖着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
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根据春秋以来封建统一与分裂割据的斗争经验，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秦之后，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住封建割据的状态。“汉承秦制”，汉代在巩固和发展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事业中，比秦代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汉代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统一，是从先秦以来即开始了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西汉封建地主阶级中央政权与匈奴奴隶主贵族地方分裂割据政权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兄弟民族，和汉族有着亲密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殷周时代的鬼方和獯鬻、狁、春秋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胡或匈奴，都是同一个元音的对音。匈奴人是一个游牧民族，在我国北方草原上，过着“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秦汉之际，匈奴的许多部落已组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统治者趁中央政权交替的空隙，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匈奴社会正处于向奴隶制急骤发展阶段，“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匈奴骑兵向东吞并了东胡，向西击走了位于河西走廊的月氏，向南兼并了黄河河套以南的楼烦、白羊，并不断掠扰于今甘肃、河北、山西北部一带。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北海，即贝加尔湖周围）、鬲昆（今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上游）、薪犁，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汉文帝时，匈奴奴隶主贵族又将其势力伸展到西域，统治着天山以北的车师后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和天山以南的车师（今吐鲁番）、龟兹（今库
车）、疏勒（今喀什）等三十多个城邦。匈奴单于派日逐王在焉耆、危须（今博斯腾湖北）、尉犁间设“僮仆都尉”，“得人以为奴婢”，且“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对天山南北几十个城邦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压榨。匈奴奴隶主贵族凭借西域丰厚的物资，常向中原地区“攻城屠邑，殴略畜产”，在时将战争的烽火到达甘泉、长安一带。这不仅给西域和中原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严重地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与西汉王朝之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汉族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与先进的封建制度的矛盾。因此，打击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发展封建经济、文化，巩固和发展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统一，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就成了包括匈奴族人民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殷切要求。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汉初期，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大体上说来，是“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汉初对匈奴打过一些大仗，但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基本上采取防御战略，未能积极出击。到汉武帝刘彻时，才动员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开展了全面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斗争。
汉武帝为彻底打败匈奴，制定了庞大的战略计划。首先，他于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和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两次派张骞率随从一百多人至数百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结成抗击匈奴的联盟，即所谓“断匈奴右臂”，同时在军事上派卫青、霍去病等为大将，于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前127年（元朔二年）、前121年（元狩二年）三次率领大军分道出击匈奴，取得抗击匈奴的巨大胜利，迫使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服从汉中央政权，“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其后，西汉中央政权分别于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南边羌族的联系，使其更加孤立，“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从此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匈奴奴隶主地方军事政权为争夺西域展开了激战。西汉统一西域的具体步骤是，嫁公主给乌孙王，加深汉政权与乌孙的关系；派兵攻打作为匈奴耳目的楼兰和姑师，作为立足点，切断匈奴与天山以南诸城邦
的关系，最后消灭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这些作法由于得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因而收到了巨大效果。公元前89年（武帝征和四年），汉朝政府军队在楼兰、危须、尉犁等地军队的配合下，大败匈奴奴隶主支持下的车师，车师王降服，大大动摇了匈奴奴隶主在西域的统治。公元前72年（宣帝本始二年），匈奴骑兵攻占车师，并胁迫车师与其一起进攻乌孙，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军队与乌孙军队五万人，东西夹击匈奴，获得大胜，“于是匈奴随衰耗”。这年冬天，匈奴境内又遭大风雪，人畜死伤过半，受尽匈奴奴隶主贵族奴役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匈奴奴隶主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天山以南地区。随着汉朝军队在西域的节节胜利，汉朝中央政府已在轮台（玉古尔）、渠犁（今库尔勒西南）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即统领和保护这些地区的屯田事宜。又派“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在西部边疆许多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有利于汉代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战争的胜利进行。到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被迫降汉，西汉政府命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日逐王，并封他为归德侯。日逐王降汉后，“僮仆都尉由此罢”，西域统一于西汉中央政府。郑吉奉命兼管南北道各地，因称为都护。都护办事机关即成为西域都护府。从公元前60年直到东汉末期班勇时改设为西域长史之前，我国西部边疆广大地区大多是在西域都护直接管辖下。
二
西汉西域都护，从第一任都护郑吉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不断八十余年，历任都护十八人，著名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东汉时，基本沿袭西汉旧制，设置都护，曾任都护的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汉代设置西域都护，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并从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证实。如居延汉简和罗布淖尔汉简中，都有记载都护的简文，尤其是都护“李崇之印”，曾在新疆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发现，其印呈方形，龟钮铜质，阴刻篆书，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
西域都护，是由汉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官吏，他相当于中原地区最高一级的地方官——郡太守。西域都护有一定的治所，叫做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东汉时西域都护府又迁至龟兹延城（今库车）。西域都护府中，除都护外，并设有副校尉。副校尉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地位与都护相等，职权仅次于都护，所以又称副都护，也
是主管官。西域都护府内处理日常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属官有丞、司马、侯和千人等，都由都护直接任命和撤换。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设置在西域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它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有效地管辖着西域广大地区。西域都护经常“加衔”为骑都尉，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着汉朝政府驻守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如汉元帝时甘延寿任都护，曾和副校尉陈汤征调西域十五处兵马打败匈奴郅支单于；东汉班超任都护时，曾率疏勒、于阗、拘弥兵攻破姑墨、石城等等。西域都护，又是汉朝政府派驻西域的最高行政官员，汉朝政府通过他颁布和推行各项政令。正如《汉书》中指出的，自郑吉为第一任都护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地区遵从和执行汉朝政府的各项号令，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直属于西域都护府以下的西域各级地方官员，是由西域地方原先各族统治者担任，虽然基本上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组织形式，但是必须受汉朝中央政府的任命和策封，即《汉书》中所说“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新疆地区曾出土不少两汉时期的印信，大大丰富和印证了文献资料的记载。如汉时颁赐给西域羌族某首领的“汉归义羌长印”，曾出土于新疆沙雅县境内的于什格提古城遗址中。另外，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汉代木牍上的封泥，就有“鄯善都尉”的印记。西域都护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掌握对西域各级地方统治者的任命、策封和奖惩等权利。如汉元帝时韩宣任西域都护，即报请汉朝政府批准，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等官员，“皆可以赐金印紫绶”。汉成帝时段会宗任西域都护，决定“升授”在乌孙大小昆弥互相攻伐中立了功的翎侯难栖为“监守都尉”，并对失职的大禄、大吏、大监诸官“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的惩处。此外，为了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抵御匈奴可能的掠扰，两汉政府还在都护府以下的各级地方机构中，指定设置或直接派遣某些官员。如当时在西域各城邦中都设置有“译长”，并在一些地区设置了抵御匈奴的“击胡官”等即是如此。所有受到策封的西域各级地方统治者，都成为西域都护府统率下的汉朝政府地方官员；他们必须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送质子入侍中央（西汉时在长安，东汉时在洛阳），战时派兵马随同都护出征，并负责供应中央军队、使者的
廪食等等。由于两汉在西域屯田很有成效，一般情况下，汉朝在西域各地驻军的粮饷都是依靠屯田供应。
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既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并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北边疆地区。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汉书》中更明确记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还值得指出的是，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戊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的简文，就是证明。
西域都护府在西域地区的主要任务，除颁布和推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扰，组织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兼护南北两道中西交通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外，保护和管理屯田，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屯田，不仅是两汉中央政权的经济措施，而且主要地还是一种政治和军事措施，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朝军队出击与匈奴关系密切的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即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汉朝政府开始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汉书·西域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当时桑弘羊也曾建议在轮台以东地区通利沟渠，扩大屯田，只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限制，而未能采纳。汉昭帝时，才用桑弘羊的前议，以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卒屯田轮台。汉宣帝时，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在开始即专管屯田事务并兼护南北两道，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屯田遍及西域各地，主要屯田区有轮台、渠犁、车师、楼兰、伊循（今若羌东北）、精绝（今民丰）、伊吾（今哈密）、蒲类（今巴里坤）以及乌孙的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岸）等。公元前48年（元帝初元元年），汉朝在车师前王庭设立戊己校尉，负责管理车师屯田事务，在车师交河城设立戊己校尉府，下属官吏有丞、司马、侯，其副职为史。此外，各地也置有屯田官，如管理精绝屯田是“司禾府”，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民丰遗址内发现
了“司禾府印”的印范。这些屯田官吏在西域都护府的统辖下，配合都护工作，成为都护的得力助手。
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西部边疆，其管辖范围究竟有多大？这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据《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原有乌孙和三十六国，至宣帝以后，哀帝、平帝时即分裂为包括乌孙在内的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因距离中原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个小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
当时五十个部落小国的分布情况是：天山南道，即昆仑山北麓有十个；天山北道，即天山以南有十二个；天山以北有十六个；葱岭（帕米尔）及其以西有十二个。
西域都护府管辖的最西边，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葱岭各部。
乌孙，在当时西域是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汉书·西域传》：“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民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赤谷城，一般认为是在伊塞克湖南岸；“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即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考古资料也充分证明，乌孙的范围，包括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周围和楚河流域广大地区。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北疆伊犁河上游的昭苏、特克斯、新源和察布查尔等地发现大批属于乌孙遗留下来的古墓群和青铜器等，此外，在楚河谷地、伊塞克湖周围及天山中部各地，也发现了属于乌孙的同一类型的古墓群和青铜器等物。1957年苏联出版的《哈萨克共和国史》，即确认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古代不仅是康居而且是乌孙的居住地。1963年，苏联吉尔吉斯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吉尔吉斯史》卷一中，也明确肯定谢米列契（七河流域）和天山是古代乌孙的居住地。
乌孙原活动于河西走廊地区敦煌一带，是我国古代一个兄弟民族。秦时，同在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族强盛起来，乌孙受到月氏的压迫，开始依附于匈奴。后匈奴攻败月氏部落，月氏部落的一部分叫大月氏的西徙于伊犁河流域。乌孙部落为报月氏之仇，也跟着迁徙到伊犁河流域，并将大月氏赶到阿姆河流域去了。当时，乌孙正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在伊犁河流域因融合大月氏人和塞种
人而强大起来，其境地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一带，他们再不甘心受匈奴奴役，“不肯往朝会”。待西汉政府派张骞到乌孙之后，为共同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掠扰，乌孙便与中央政权建立了亲密关系，汉武帝时，先后曾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和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弥。这种旨在加强政治联系的通婚关系，大大有助于汉朝和乌孙政治上的统一，以致于在汉代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乌孙就自然而然地在西域都护府的直接统辖之下了。
西域都护府设立不久，乌孙发生内乱，昆弥被杀，都护郑吉为排解乌孙内部纠纷，一方面上书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派解忧公主的侍者、后为乌孙右大将妻子的冯嫽具体解决问题。冯嫽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乌孙内乱发生后，“宣帝徵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以后，汉朝中央政府还颁赐昆弥以下的大吏、大禄、大监等以金印紫绶，成为汉朝的正式官员。为安定乌孙的社会秩序，汉朝中央政府更派遣长罗侯常惠屯田于伊塞克湖南岸的赤谷城，足见汉朝中央政权对处于西北边疆前哨的乌孙是何等的重视。除郑吉外，历任西域都护如韩宣、段会宗、甘延寿、廉褒、孙建等，都曾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并多次排解乌孙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纠纷，为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作过贡献。
大宛，即今费尔干纳盆地。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由此可见，大宛的农牧业都是很发达的。大宛又是位于中西交通的要冲，“善贾市，争分铢”，但“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大宛早就知道汉朝是个强大而富庶的国家，但当时由于西域地区未能统一和匈奴的阻隔，“欲通不得”。汉政府派张骞到达大宛之后，受到大宛王的热情接待，为派响导和翻译，送张骞到康居、大月氏。至此之后，汉与大宛的关系密切起来。《汉书》上说：“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以马匹和汉进行丝绸、铁器、黄金等贸易。然而为时不久，大宛统治者即暴露出维护奴隶制的掠夺本性，攻略使者，抢劫财物，严重地阻碍了中西交通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大宛一部分奴隶主贵族起
来响应，杀了制造混乱的大宛王毋寡，扭转了局势。在汉朝军队的协助下，奴隶主贵族们共立了“素遇汉善”的昧蔡为宛王，后来蝉封又为宛王。遣子入侍并“岁献天马二匹。”汉政府遣使镇抚征税，大宛即成为汉朝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大宛就直接在西域都护的统辖之下。
葱岭，即帕米尔。据《汉书·西域传》载，当时葱岭及其以西各部处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下的，除上述的大宛外，还有皮山、乌秅、蒲犁、无雷、休循、捐毒等十一部。这十一部，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如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无雷、阿里山谷地上的休循等，是塞种人居住的游牧部落，衣服习俗类似乌孙。一种如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麓的蒲犁、西夜、子合、乌秅等，“其种类羌氐行国”，或即羌、氐人建立的以游牧为主、或半牧半农的部落小邦，在农业上“寄田疏勒、莎车”。以上各部都只有人口二、三千人，最大的无雷（治卢城，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也只“户千、口七，胜兵三千人”，辖境西至今阿姆河上游贲赤河畔，隔河与大月氏相接。东汉时，班超为恢复葱岭地区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后汉书》记载，“超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
从汉朝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最西边的乌孙、大宛和葱岭各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早在两千年前，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中央政府在这里进行有效管辖，行使主权。
四
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一直把维护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统一，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重新奴役西域地区，作为当时西域都护府的重要职责和中心任务。西域都护府严格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政令，经常调解边疆各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尤其是联合当时西域各民族继续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奴役，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防范，西域都护府除了在天山南北各地驻军和重点设防外，还协助西域各民族组织起对付匈奴奴隶主的“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公元前52年（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而郅支单于却杀掉卫司马谷吉西奔康居，侵陵乌孙、大宛，严重的威胁着西域都护府管辖下的乌孙和大宛各地。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城郭诸国兵、从乌孙、大宛两处出击郅支单于于郅支城（今江布尔）都赖水（塔拉斯河）上，斩了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了边疆的
安定。东汉初年，都护班超率领西域各地军队粉碎了北匈奴呼衍王在北疆地区的割据。都护郑吉、甘延寿、班超和班超之子、西域长史班勇等都在维护祖国统一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西域都护府不仅维护了西域与内地的统一，并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代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重大发展，商业贸易十分繁荣。
两汉西域都护府非常重视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地区屯田的保护和管理。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后，屯田很有成效，屯田地区不断扩大，收入十分可观。特别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派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乌孙赤谷之地，使“不田作种树”的乌孙地区开始有了农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传入边疆各地。如水利灌溉方面，屯田士兵将内地开凿井渠的方法传入西域。直到今天，吐鲁番盆地仍在使用“坎儿井”灌溉农田。考古工作者，在沙雅发现了称为“黑太拉克”的长达二百余里的“汉人渠”，这是汉时屯田士兵修筑的。据《汉书》记载，大宛原不知穿井术，后来是“宛城新得秦人（即汉族人）知穿井术”。水利灌溉的展开，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内地先进的手工业冶铁技术，也是在设置都护府时期传入西部边疆的，如西域副校尉陈汤所说，西域当地所造兵器，原来是“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后来受内地先进冶铁技术影响，兵器制造大大改进。《汉书》中还记载了中原地区先进冶铁技术是由汉族人民传到了大宛以西的地方。
西域都护府对商业贸易更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繁荣了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商业交往，更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发展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通和友好贸易。
当时从内地西出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沿昆仑山北麓西行，中经楼兰（罗布淖尔南）、且末（罗布淖尔西南）、于田（今和田）、莎车（今叶尔羌）、越葱岭，南行可到大秦（东罗马）。北道是沿天山南坡西行，经姑师（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
什）、越葱岭北部，西行再到大秦。尤其是击败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后，西域都护府开辟了从龟兹翻越天山通向乌孙赤谷城的道路。
西域都护府不仅十分重视对这些交通要道的维护和修建，而且对来往商人沿途予以保护，并负责供应食宿。奔忙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将内地出产的精美丝绢运到了西部边疆，并通过此远销西方各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五铢钱和波斯银币等，说明这些商道的十分繁荣。
上述事实表明，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部边疆。比起原先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僮仆都尉无疑是一大进步。因而西域都护府获得了边疆各族的良好反应。例如东汉初年一时未置都护，以至边疆各族“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公元38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莎车、鄯善王即派人到洛阳请求派遣都护。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车师前部、鄯善、焉耆等再次请求中央政府派遣都护。次年，鄯善王安又上书东汉中央政府陈述派遣都护之必要。尤其是东汉章帝时欲罢西域都护，在公元76年（章帝建初元年）命班超从疏勒返回洛阳，于是引起了西部边疆各地的强烈不满。班超离开疏勒时，竟至疏勒都尉黎引刀自刎。当其行至于田时，于田王侯以下皆号泣，互抱马足不肯放班超行走。可见，西域都护府在西部边疆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东汉某些封建统治者欲罢都护这种倒行逆施行为，完全违背了西部边疆各族的愿望。
综观以上所述，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行使主权，管辖范围和所起作用，充分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区就是中国领土。汉代西域都护府，在此广大地区有效管辖，行使主权，并在维护我国西北边疆与内地统一和促进西北边疆社会经济发展都曾起了重要作用。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铁证如山，是任何人歪曲不了和篡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