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性,地方文化要丰富性。我们要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文化。
五、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形成新文化——电脑空间文化。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目前已有7000—8000万人上国际互联网,预计不久将超过一亿。这些网上用户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空间,这是一个与物理空间相区别的电脑空间(cyber space),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新文化,即电脑空间文化。这是一种与现实社会中的文化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
1、即时性,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的交往打破了时空局限性,一则消息即时可从世界一地传到另一地,世界已联成一体,文化影响日益紧密和即时;
2、开放性,任何人都可进入电脑空间交流思想,发表学术观点,提供一个任意存取信息的环境;
3、交互性,它不再是静态的网络,而是相互作用的,它可以实现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互动关系;
4、虚拟性,这是一个与物理空间相对立的、由电脑网络所组成的新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交往是物理空间中所难以实现的。志趣相同的成员可以在电脑空间中组成虚拟社会,自由交往;
5、自洽性,这个网络不存在中心,没有人控制,也没有权力机构对它负责;但它却非常有序地交往。这种“自我管理文化”即“自洽文化”。
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新文化将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交互作用,怎样在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促进传统文化的繁荣,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徐兰)
(《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发展有益于人的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伦理道德
的影响”学术讨论会述要
徐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100732)
1997年2月,《自然》杂志报道英国爱丁堡罗林研究所以羊的已分化了的体细胞,经过去分化,成功地培养出“克隆羊”多利。这是生物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它预示了人类总有一天,技术上能够克隆人本身。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影响的讨论,众说纷纭,亦喜亦忧。然而,由于媒体与观众对何谓克隆?何谓遗传?缺乏确切的了解,新闻炒作之风盛行,一些文章概念不清,难免失实,如我国丢失克隆牛的报道云云。
正是由于此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诸多误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 S)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于1997年4月16日在京联合召开了“克隆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伦理道德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薛社普、翟中和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20余人。与会者就克隆概念、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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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和社会伦理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严谨的学术探讨。
一、克隆技术及其科学意义。克隆是指通过无性繁殖技术和过程,从一个细胞或一个个体,产生一群基因型相同的细胞群或个体群。存在两种不同的克隆类型:一种是以胚胎细胞为供体,胚胎细胞含有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且尚未分化,具有全能性,将胚胎细胞分离产生个体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国此项技术已经掌握。我国已成功地培育出从胚胎细胞发育产生的克隆牛、鼠、兔、猪和羊。但由于胚胎细胞含有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无性繁殖,这正如同卵双生、多生。另一种是以父或母的体细胞核为供体,将它导入去核的未受精卵中,生成胚胎后再植入另一母体。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已高度分化,失去了全能性,要使它去分化,重新发育成新个体,非常困难。由于它仅含有父本或母本单方面的遗传信息,为真正意义上的无性繁殖。高度分化的动物细胞的细胞核是否具有潜在的全能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动物实验表明发育早期细胞核具有全能性,这使科学家怀疑动物个体在自身发育过程中,随着各部分器官组织的高度分化,细胞核是否要受到一种不可逆的修饰,这种不可逆的修饰可能使分化细胞的核失去潜在的全能性,也即有人相信发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多利羊的产生,证实高度分化的动物细胞的细胞核具有潜在的全能性,发育过程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逆转。这也正是“多利羊”在科学史上之价值所在。
不过,在讨论过程中,有些专家学者研读了有关多利羊的原始论文,指出“多利羊”究竟是采用乳腺细胞还是尚未完全分化的干细胞还存疑问。如果多利羊的产生并非真的来自乳腺细胞而是干细胞,那么就不能算是突破,只能算进展。因为干细胞尚需进一步分化,才能产生乳腺细胞。它介于胚胎细胞与乳腺细胞之间,是分化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胚胎发育过程是一个全能性不断下降,细胞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此实验表明,发育是细胞质和细胞核交互作用的过程。将已分化了的体细胞中的细胞核植入未分化的去核的细胞质中,细胞能够去分化,可见细胞质中的RNA和蛋白质对发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可以使发育过程倒转。搞清细胞质中的RNA和蛋白质在基因表达过程中的调控功能及作用机制,正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在讨论克隆技术的社会影响时,另一个引起误解的概念是基因型和表型的区别。生物从上代得到的是基因型,而生物的表型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生物的基因型因克隆技术的应用可能完全相同,但其发育的环境则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生物的表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克隆技术的应用不会导致生物个体独一无二性的丧失。但如果完全用无性生殖代替有性生殖,那么会导致基因纯化,许多具有潜在遗传优势的基因的缺失,从而降低种群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有性生殖是高等生物区别于低等生物的显著特征,性别分化在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基因多样性是生物生存进化的前提。
二、应用前景。关于克隆技术的应用前景问题是讨论中争议最大的焦点。根据其对应用领域的不同看法,主要可分为三种观点:(1)主张只要对人类有利,不仅可应用于动植物,而且可应用于人本身。如有人提出可将克隆技术用于认识、分离人的所有基因,约10万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现离不开克隆技术,如克隆疾病基因,以满足研究之需。将人的器官基因、免疫基因转入动物体内,克隆动物,也即克隆了人的器官,以满足器官移植之需。这不同于移植克隆人的器官。在癌症等疾病的免疫治疗中,单克隆抗体的应用,为治疗提供了新的更有希望的途径。也有人指出,对于那些丧失有性生殖功能的家庭,克隆技术能为他们提供具有相同基因型的后代。(2)反对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但支持其应用于动植物的育种和保护濒危物种。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有的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违16
反现有的伦理准则,而将其应用于动植物,则不受那些伦理准则的限制;也有的是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产生克隆人不利于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3)既反对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也反对将其应用于动植物。主张这种观点的人的主要顾虑是害怕克隆技术的应用会导致生物个体独一无二性的丧失。这种观点虽然耸人听闻,但其实对克隆技术缺乏真切的了解。
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将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结合起来,培养强化具有满足人某方面需要功能的新品种。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强化乳牛的产奶功能,提高产奶量和奶的质量,并借助克隆技术将这遗传优势无遗传性状分离地传给后代,以满足人对牛奶的需要。我们也将运用克隆技术,确定、分离人类基因组,保护濒危物种。
三、社会伦理影响。这是与克隆技术的应用前景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
早在70年代,随着遗传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技术具有双刃性。它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以给人类造成潜在的威协。如利用蛇毒基因,可产生大量蛇毒,从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讨论制定科学研究的规范,对遗传工程的实验研究进行严格的限制,使之既不妨碍科学进步,又要防止潜在的危害。
克隆技术的应用成功是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如果仅将它用于动植物的育种,那么关键在于处理好野生品种和人工选择品种的关系,防止对人类有害的品种产生,培育有利于人的生物品种,以满足人的需要。如果将此技术运用于人自身,那将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首先“多利羊”有三个“妈妈”,克隆人的妈妈是谁?其次,克隆动物是手段,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把克隆人也当作手段,那么目的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克隆人是否具有选择其人生道路的权利?其社会地位如何?如何处理克隆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会不会产生两种文明、生存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否比现有的文明形式之间的冲突,如东西方文明形式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
面对诸多疑虑,有人认为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是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而改变的,现存的伦理道德规范不应该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屏障,只要更加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使人生活得更加幸福,那么就应该发展科技,为人类服务,不要用陈旧的伦理观点来制造人为的恐怖。也有人认为发展科学,除了真理标准,还有价值标准,现代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往往具有两面性,为科学研究建立适当的规范是必要的,它可以防止有的人利用高科技手段干损害人类利益的事情。还有人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得比较快,对科技的负面影响比较重视,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我国的科技相对滞后,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革科技体制和经济结构,促进科技发展。我国的主要观念冲突是科学的观念与迷信的观念的冲突。科学的观念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冲突,这要具体分析,传统的价值观有些是大智慧,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但有些是阻碍科学和社会进步的陈腐观念,不破除它,科学和社会就不能顺利发展。
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所有疾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基因及其表达有关,要治疗,就必须对相关基因进行抑制或调控,下个世纪的药物,很多是基因药物。美国提出基因专利。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专利基因,下个世纪,国产医药企业将面临困境。因此,在这场世纪末的基因争夺战中,我们要利用中国人多,基因种类多,家系明显的资源优势,防止基因资源外流,搞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发展有益于人的克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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