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
郑羽
2012-1-5 10:19:56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早在1987年初，笔者不揣浅陋，首次将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定义为“阵营对抗战略[1]”。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概念很快被诸多国内同行接受和采用[2]。由于当时那篇文章是把斯大林的这个战略当做赫鲁晓夫对外战略调整的起点和基础来阐述的，所以论证是扼要的，并没有深入展开。这里，笔者力图就阵营对抗战略的起源、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组织形式、该战略的内涵等问题作进一步的较为完整的阐述，以再次就教于国内同行。同时由于本文的任务在于论证这个定义的可成立性，关于该战略的评价这个复杂间题，由于篇幅限制，不在本文内容之列。
一、阵营对抗战略的起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两年内，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可能重新爆发的估计上的，因此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对东欧的政策目标是在当地建立对苏友好的政府，使这一地区起到阻挡来自西欧可能的对苏军事进攻的安全带作用。在冷战开始后，这种积极防御战略迅速演变成了阵营对抗战略。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两院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表明美国将在英国势力撤出之后给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以财政和军事支援。苏联对此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当时正在召开的莫斯科4国外长会议上并没有谈及此事。这是因为，按照苏联的战后计划，希腊问题并不在它的视野之内，而美国的庞大舰队在1946年8月靠近土耳其时，斯大林即表示这对苏联来说是“无所谓”的[3]。与此不同的是，马歇尔计划在同年
6月刚刚出笼时就受到了非常审慎的关注。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出现，才使苏联重新估价了杜鲁门主义的作用，或者说开始把两者看做是联系紧密的在欧洲奉行反共战略的政治军事方案(杜鲁门主义)和经济方案(马歇尔计划)。
1947年6至7月间，苏英法3国在巴黎召开外长会议讨论有关马歇尔计划问题。在会议之初，莫洛托夫就对该计划可能会干涉苏联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破坏这些国家的主权表示担优。在英法两国提出自己的接受援助草案之后，苏联的反对立场就表达得明确和坚定了。莫洛托夫认为，如果按照英法的草案接受马歇尔计划，“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应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而取悦于少数强国[4]。”在这次外长会议破裂以后，冷战正式开始了。
1947年9月，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述了苏联对当时东西方关系的看法。他对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是战后九年来最为激烈的，他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公开向外扩张的新方针，目的是要确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统治权。……其目的是要在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里确立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把它们降为美国的附庸[5]。”在日丹诺夫的讲话中，以及会后9国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明确断言现在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民主的反帝国主义阵营[6]。”这里虽然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阵营”一词，但其具体含义主要是指苏联和东欧各国是毫无疑问的。稍后，在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8年发表的批判南共联盟的专论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阵营”一词。特别重要的是，情报局成立时发表的上述宣言，还提出了一个协调共同行动的任务:“民主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必须紧密团结起来，规定出共同一致的行动纲领，规定出自己的斗争策略，去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势力，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英法同盟者、反对
右派社会党人。首先反对英法两国右派社会党人”。阵营对抗战略—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行动来对抗西方资本阵营的反共战略，这时被正式确定下来了。
二、阵营对抗战略中的东欧盆建
在苏联看来，当美国执政者联合其追随国推行全球反共争霸战略的时候，为贯彻阵营对抗战略，东欧各国的情况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在那里，直到1947年初，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还不同程度地被其他参政的各个党派所制肘，经济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没完全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因而，从1947年中开始，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上与苏联一体化的过程明显地加速了。
政治上，这一过程是通过将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驱逐出政府，东欧各国的两大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合并来壮大共产党的力量，进而掌握政府内的全部权力来完成的。这样就使1947年以前共产党只控制军队、内务公安和宣传3大部门，转变成掌管国家政权机制的各个环节。
在罗马尼亚，1947年7月，民族农民党被议会勒令解散，民族自由党自行解散，两党代表退出政府。同年11月，资产阶级各派代表全部退出政府。1948年2月，罗共和罗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罗马尼亚工人党。
在保加利亚，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将各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祖国阵线反对派”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并解散其组织。1948年12月末，保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保加利亚共产党。
在匈牙利，在1947年8月的选举中代表乡村富裕农民利益的小农党占据优势，匈共为改变劣势与社会民主党在1948年6月合并成立劳动人民党，并迅速取代小农党担任的总统和总理职务。
在波兰，由于苏联的关注，波兰工人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在政治生活中占优势，并在1947年的选举中确定两党的执政地位。1948年12月两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
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初期组建了各党联合执政的民族阵线政府。1948年2月，资产阶级各党派的12名部长联名辞职，以抗议内务部长用共产党人代替布拉格地区的非党警官，实质上是要打击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在苏联的支持下，贝奈斯总统接受了辞呈，从而使资产阶级各政党在政府中大为削弱。1948年6月，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新成立的共产党掌握了政府全权。
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由于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在战后初期就已牢牢掌握着整个国家政权。
在德国苏占区，德共在苏联的扶植下，和社会民主党于1946年4月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建立后，该党在政府中占有压倒优势。
冷战开始以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使各国共产党能够控制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在1947年以后，东欧各国都按照苏联模式加速了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在罗马尼亚，冷战前只是进行了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改革和将银行收归国有。从1947年6月开始，对私营工业进行监督。1948年6月，颁布了对大中型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令。1949年开始实行“两年计划”，1950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保加利亚，冷战前只进行了土地改革。1947年12月政府连续颁布了几个法令，将工业企业，矿山和银行收归国有。194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匈牙利，冷战前重点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和将一部分大企业收归国有。1947年11月开始将大银行和中型企业收归国有。1948年4月和1949年分别把百人和十人以上的小企业收归国有。1950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波兰，1946年开始实施对大中企业和银行、交通和邮电业国有化。冷战开始后，国有化进程加快，并在1947年开始实施“三年计划”。
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事件”之后，先后颁布法令将拥有150人和50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到1948年5月，公有经济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80%，并在194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南斯拉夫，1946年底将大工业国有化，194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阿尔巴尼亚，1947年底以前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97%。
在民主德国，1951年即迅速地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东欧国家通过上述急剧的重大的变化，在政治和经济上迅速完成了与苏联的一体化过程，阵营对抗战略所要求的阵营内各国的协调一致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
三、阵营对抗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组织形式
如果说冷战前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各种联系主要是通过驻各国大使和当地驻军指挥官来进行的，那么冷战开始后，这种级别不够高的联系形式显然不能符合阵营对抗战略的新需要了。为此，共产党情报局(作为阵营对抗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作为经济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了。
1947年9月22日至27日，苏、波、捷、匈、罗、保、南、意、法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各派出两名高级代表，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会议决议指出:“各国共产党彼此交换经验，并按自愿原则配合动作，目前在战后国际形势复杂化的时候尤为迫切必要[7]”。会议决定将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创办自己的机关报。
在加强同东欧政治联系的同时，苏联还特别注意在经济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1946年5月、1947年2月和1948年1月，苏联与波兰先后签订了儿个贸易协定，1946年7月和1947年7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协定，1947年7~8月，苏联相继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了贸易协定。为了建立经常的和稳定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使阵营内的合作获得坚实的基础，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保、匈、罗、波、捷6国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并规定经互会基本宗旨是，交流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制订有关科技合作方面的措施，相互给予技术援助，在原料、食品、机器、设备等方面互相协助。在斯大林时代经互会成员包括除南斯拉夫以外的苏联和东欧7国。
在军事上，苏联与东欧诸国签订了一系列友好互助条约，加速东欧与苏联的军事一体化过程。根据这些条约，苏联派军事顾问团到东欧各国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该国军队，并吸收各国军官到苏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院校学习。
苏联依靠情报局和经互会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事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为了协调一致地贯彻阵营对抗战略，保持苏联在阵营内的样板和领导地位，苏联利用共产党情报局在1948年6月展开了对南共联盟的大规模批判，同时在东欧各国的领导层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各国领导人先后被撤职和蒙难的有:阿尔巴尼亚的科齐·佐治(1948年夏季被处死)，匈牙利的拉伊克(1949年10月被处死)，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1949年12月被处死)，
波兰的哥穆尔卡(1948年撤职，1950年被捕)，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1951年秋被撤职，1952年11月公开审判)，罗马尼亚的卢加(1951年秋被撤职)和安娜·波克(1952年被撤职)。
经互会成立后，东欧各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基本局限于各成员国之间，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与那些受美国国会1949年通过的《出口竹制法》约束范围以外的中立国家也是如此。
四、保护阵营既得利益是阵营对抗战略的至高无上目标
阵营对抗战略不仅表现在苏联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上的协调行动、一致对外方面，还表现在，苏联这个时期在对外政策问题的抉择方面，只是以保护阵营的既得利益为目标和原则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战后希腊内战和朝鲜战争两个方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全境被希特勒军队占领，希腊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在1941年9月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民族抵抗，并组建了全国人民解放军。1944年3月，民族解放阵线宣布成立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拒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在英国的积极干预下，根据黎巴嫩会议的决议在同年5月成立了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在苏联的指令下，希腊共产党决定参加该政府，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宣布解散。1944年10月希腊全境解放后，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力图解除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同年12月解放军被迫向英国驻军发动攻击。在英军不断增兵和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1月被迫交枪。
1946年3月，在希共领导下，游击队再次举行武装斗争，并在8月组建希腊民主军。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几起几落，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1947年
初当英国由于经济危机将其部队撤离希腊，按照“杜鲁门主义”的方案，美国力量进入希腊。这时，苏联除在联合国会议公开谴责美英干涉希腊内部事务外，对希腊共产党和民主军没有给予军事上和物资上的支持。1947年12月，希共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没有得到苏联事先曾经许诺的支持。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普谈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时明确表态说:“希腊的起义必须放弃。他们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你认为英国和美国—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允许你去切断他们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吗?胡说。而且我们没有海军。希腊的起义必须停下来。而且越快越好[8]”。曾在当年领导过两次武装斗争的前希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乔治·翁提佐斯一乌西亚斯，在1977年出版了《希腊共产党和希腊左翼失败与分裂原因》，其中谈到，希共当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盲目听从苏共的指令，这是造成整个希腊革命运动悲剧的主要原因”。乌西亚斯谈到，除了1944年斯大林希望希共接受黎巴嫩协议外，1949年4月，正当武装斗争顺利发展时，“斯大林要求我们撤退并停止武装斗争”，苏共领导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避免美国占领阿尔巴尼亚[9]”。
朝鲜半岛也没有被纳入阵营对抗战略所应保护的既得利益范围之内。在战后最初时期，保卫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安全带和战略要地已在苏联力量的控制之下。在1948年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对峙状态下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后，苏联宣布了撤军决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通过辽沈战役(1948年9~11月)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之后，在1948年12日末将军队撤出，只在北朝鲜留下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人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除在联合国和其它外交场合仅给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舆论上的支持，谴责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涉，此外没有与北朝鲜政府发生任何直接的外交接触，也没有给予任何直接
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政府给予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物资援助也是以借贷的方式进行。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读到了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立场。他写道:朝鲜半岛战争开始前，苏联撤回了自己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当时的看法是，“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斯大林还对战争开始后派苏联军事顾问到朝鲜半岛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赫鲁晓夫还说:“我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讨论给北朝鲜人军事技术援助问题的文件[10]。”
五、阵营对抗战略中的第三世界政策
在冷战开始之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在苏联对外战略中几乎没有得到重要关注。为国内经济恢复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解决欧洲问题，是苏联对外战略中无可替代的两个重点。冷战格局形成以后，或者准确地说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以后，随着阵营对抗战略的形成，苏联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般说来，在战后初年，在可能的情况下苏联愿意积极与更多的不发达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但进展不大。1945年至1947年底，苏联与之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的不发达国家只有阿根廷、泰国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苏联捍卫了这些弱小国家的利益，把他们反对外国殖民者和西方强国的控制和干涉的斗争，看作是整个世界进步力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例如，1946年2月，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关于英法军队迅速撤离的要求。1947年7~8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上支持了埃及政府关于英军撤离埃及的要求。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对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活动贯彻的指导方针，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贯彻的路线有某些类似之处。1947年以前，在东欧，苏联支持和鼓励各国共产党与各反法西斯党派合作，为东欧各国的民主
化而斗争，在东南亚，苏联支持和鼓励各国共产党与各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建立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同时尽量避免使这种斗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为了贯彻苏共这条路线，法国共产党没有对越南独立同盟领导的1946年~1947年的武装斗争表示公开的支持，荷兰共产党也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荷兰人签订妥协性的林牙椰蒂协定。在缅甸，共产党人与民族资产阶级领袖英努担任领导人的政府一直合作到1947年下半年，印尼共产党与沙里尔政府的合作也一直维持到1947年底。
在1947年4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日丹诺夫的长篇讲话表明，苏联政府不仅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作出了全新的评价和全面批判，而且对不发达国家国际作用的估价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在两个阵营的划分中他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归入了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日丹诺夫讲道:在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中，除了美国和西欧各国外，“还有土耳其和希腊这样由反动反民主势力统治的国家，还有近东诸国、南美诸国以及中国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依赖美国的国家[11]”。而认为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国家保持“接近”和“同情”关系的只有印尼、越南、印度、埃及和叙利亚5国。1948年，苏共党刊《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上述观点的理论依据，这篇文章认为，不发达国家政权的性质，一般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而这些政权在摆脱了殖民主义后，仍然会最终蜕变成“英美帝国主义的附庸[12]”。
战后初年，苏联与亚洲、南美一些不发达国家关系的破裂，对这种理论观点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苏联和土耳其发生领土和海峡公约的争执的过程中，苏联与伊朗关于撤军的外交纠葛中，双边关系都急剧恶化，而且伊朗和土耳其都更加明显地倾向于西方集团。在美洲，“苏联与美国的战略联盟曾促进了苏联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然而，当冷战加剧时，一些拉美国家政权取缔了木国的共产党，而且绝大部分原来与苏联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中断了这种关
系[1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南美洲国家的表现极为不满，斯大林将20个南美国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一起看作是联合国中侵略核心，”他还说:“不仅美国和加拿大力图发动新的战争，而且还有20个拉丁美洲国家，也采取了这一条道路[14]”。因而，在冷战开始以后，苏联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活动的指导方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下半年以后，到1953年3月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不发达国家仍然不过6国，而且有3个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是缅甸、巴基斯坦、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1948年至1950年期间，苏联对不发达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指导方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在原则上，而不是公开地支持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以武装斗争方式反对本国政府，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府在苏联看来已经成了本国人民利益的叛卖者，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附庸和工具，如1948年春季缅甸内战爆发，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也开始了武装斗争，1948年9~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爪哇岛茉莉芬发动的武装斗争(是由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党的领袖慕梭积极促成的)，以及1948年8月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举行的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斗争都没能很快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各个宗主国更深入地卷入了前殖民地或托管地区的事务，使各国共产党陷入了不利地位，甚至遭到了严重失败。加之，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的“柏林危机”，东西方矛盾空前激化，这种形势对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战后初年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是不利的。
由于在冷战开始以后，共产党情报局为社会主义阵营规定的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并非在广大的不发达地区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不包括支援殖民地和托管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而是扼止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反共扩张、为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而条件之一就是国外的和平环境”(日丹诺夫语)。因此，得到苏联不公开支持的各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都是在远离苏联和东
欧各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而且在这些地区也不大可能招致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强国美国的干预。当这些行动的影响超出了地区范围，直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和动荡时，它就与苏联阵营对抗战略的政策目标不相吻合了。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会议，会议将“争取和平的斗争”作为当前一切任务之上的中心任务。苏斯洛夫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斗争中须尽一切可能以保证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于目前的这一最高任务[15]”。因而在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武装斗争这时应该改弦易辙了。斯大林在后来谈到这场和平运动的目的时说得非常清楚:“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16]。”为贯彻这一新方针，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卡·普列斯特斯曾在情报局刊物上撰文反对在和平运动中讨论民族独立问题[17]。
在战后斯大林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争造成的财力衰蝎需要有一段恢复时间，另一方面基于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政权性质的估计，苏联基本上没有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外的任何不发达国家以财政和物资援助。
总之，这个时期阵营对抗战略的内容和特征是:一，苏联不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与西方世界对垒，而是依靠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来反对西方阵营，并为此加速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苏联一体化的过程。二，在以情报局和经互会为组织形式的统一筹划下，在军事上，在东欧的前沿对西方阵营采取了强硬政策，例如在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中对西柏林地面交通的封锁，在经济上，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没有积极利用矛盾打破经济封锁，而是力图用隔绝经贸往来缩小西方的海外市场，促进其国内的经济危机，在外交上，作为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外交对话的基本形式的4大国外长会谈在1949年即已中断，政府首脑间外交往来更不存在。因而可以说这时社会主
义阵营的对外战略带有突出的对抗特征。三、该战略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既得利益，对阵营外的世界，基本政策目标是维持现状，避免给西方损害阵营既得利益造成新的机会和借口，避免使社会主义阵营承担更多的国际负担。
(责任编辑：郑建新) 注释：
[1]见拙作:《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概论》，《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1期。
[2]见吉林大学苏联所穆中魂、郑彪主编:《戈尔巴乔夫时代》，大连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又见华东师大周尚文，叶书宗等主编:《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0页。
[3]《斯大林文选》，中文版，第482页。
[4]英洛托夫:《对外政策间题》，莫斯科1950年中文版，第406页。
[5]《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1945年中文版，第22页。
[6]同上书，第10页，第25页。
[7]《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第14页。
[8]米·杰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1962年英文版，第181页。
[9]转引自恩维尔·霍查:《同斯大林在一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0]《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534、635，536页。
[11]《几国共产党倩报会议》，莫斯科1948年中文版，第26页。
[12]尤·弗朗采夫:《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杂志，1948年第15期，第54页。
[13]塞维茨·伍禅宾，《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Soviet一ThirdWorldRelations)，伦教，1955年版，第30页。
[14]《斯大林文选》中文版，第564-565页。
[15]转引自费·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下册，第284页。
[16]《斯大林文选》，中文版，第598页。
[17]《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