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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分析读后感

《马克思在第一部分中,从总的方面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论述了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阐明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第二部分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揭露了旧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第一次阐明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等重要问题,还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在第三部分中,马克思阐明了哲学的阶级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
第一条
在第一条中,马克思着重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在这一条中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揭露旧唯物主义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对象,不把它首先看作是实践的、改造的对象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把认识的对象看成是客观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正确的。但是,它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里的“事物、现实、感性”三个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客观世界说的,也包括客观存在着的人。费尔巴哈对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就是说,它把事物、人、现实社会等当作同人的实践活动毫无联系的纯客观的对象去理解,或者离开实践把人本身只看成是用消极的感性直观去认识对象的感受主体。费尔巴哈曾明确地说过:“意识是一面镜子”。他对事物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他不是把现实事物当作人的实践的对象,并在实践过程中有目的地能动地去改造它和理解它。费尔巴哈说:“你所看到的,并未经人的手和思想接触过的,都是自然界。”(《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92页)这样的自然界,就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一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一种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前一种关系又是主要的。旧唯物主义把实践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它把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只看作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不看作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旧唯物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人是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认识世界,不懂得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认识看作离开人类生产实践而对事物进行消极直观的反映的错误时指出,改造世界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9—50页)
总之,由于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只是从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上,而不是同时从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和客观世界,这样,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对象
第二,指出被旧唯物主义忽视的意识能动性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就决定了旧唯物主义无力彻底粉碎唯心主义。
马克思指出:“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我们知道,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意识只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反映,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唯心主义却走到了另一极端,片面地夸大和歪曲了意识的能动性。“能动的方面”是指意识能动性。由于唯心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是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被意识能动地创造出来的。这种能动性不需要通过人类的客观的物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可见,唯心主义是在完全颠倒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前提下,片面地强调人的意识能动性,错误地把思想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说,能动性只是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唯心主义为什么不能正确地说明意识的能动作用呢?马克思指出:“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这里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活动。唯心主义者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所以不能正确说明意识的能动作用。
由于旧唯物主义看不到意识的能动作用,无法理解意识的本质,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彻底粉碎唯心主义。只有承认并且科学地说明意识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才给了唯心主义以毁灭性的批判。
第三,批判费尔巴哈对实践的错误看法。费尔巴哈早年是一个属于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他把理性、思维等当作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后来他认识到“绝对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因此他就把自然界和人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说:“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思想客体”指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神;“感性客体”指的是自然界和人。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费尔巴哈坚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反对把神秘的绝对精神这种“思想客体”作为研究对象,主张把自然界和人这种“感性客体”作为研究对象,这表明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说明他的思想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他不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仅仅看成是一种理论的活动;他不是把人的活动看作革命实践活动,而是看做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说:“只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它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事原则,是利己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46页)费尔巴哈鄙视实践,割裂认识和实践的联系,所以马克思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在第一条中强调了实践的意义,阐明了主观和客观、人和周围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割裂这种辩证关系、否定实践活动的意义的错误观点。
第二条
在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客观真理。有的把思想是否明晰清楚,是否自相矛盾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的把凡对我有用的思想看作是真理。他们都不能正确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人能正确认识世界及其发展规律。他虽然承认有客观真理,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由于他不懂得革命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因而对真理标准问题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什么是检验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呢?费尔巴哈把“不证自明”、“一目了然”的感性直观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认为,能决定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他还声明真理不仅仅是个人的直观,只有观念在社会上被大

家所接受才是真理。费尔巴哈说:“我一个人所见到的东西,我是怀疑的,别人也见到的东西,才是确实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3页)可见,费尔巴哈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使用直观代替了实践,并没有科学地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这些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就是说,人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这个问题不能在思维的或理论的范围内解决,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解决。为什么一种意见是否正确,一种理论是否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呢?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人们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去的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因此,“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这里科学地回答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就是说,人们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去证明自己的思维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证明自己的思维具有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并且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使人们的正确思想起到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这里使用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此岸性”三个词是一个意思。“思维的真理性”是指人的思维与客观世界的一致和符合。“思维的现实性”是指正确的思维反映了现实并且能转化为现实。思维的“力量”是指正确的思维有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思维的此岸性”是说思维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此岸”和“彼岸”是康德的哲学术语,康德承认有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但他认为,

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因为,他认为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在之物”在鸿沟的“彼岸”,而“现象”在“此岸”。所以,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客观世界根本无所谓“彼岸”和“此岸”之分。在这里借用“此岸性”一词,只是为了说明思维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使“彼岸”的“自在之物”转化为此岸的“为我之物”。
马克思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里,什么是经院哲学呢?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学派。由于它是在学院中讲学的学派,就被人们叫做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脱离实践的,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它不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专门为教会的各种信条去做论证。例如,“什么使猪走上市场:手呢还是绳子呢?”“亚当在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身长若干?”“万能的上帝能否创造不能高举的石块?”等等,就是他们曾经认真研究和讨论过的一些论文题目。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撰写过很多冗长的空洞的文章,进行过长期烦琐的无聊的争论。因此,人们有把这种哲学叫做烦琐哲学。以后,人们就把一切脱离实际、脱离生活、死啃书本、咬文嚼字,不是用实践和事实去证明理论,而是引经据典地用概念去证明概念,用书本去证明书本的教条主义习气,叫作经院习气。
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把实践当作真理的标准,而在理论、认识范围内去争论思维是否正确反映现实,就如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只能是繁琐无聊的争论,根本无法解决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
第三条 马克思在这一条中进一步向我们指出:旧唯物主义主义者由于不了解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说明人和环境、人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旧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被环境和教育所决定的。好的思想和好的行为是被好的环境和好的教育所决定的。坏的思想和坏的行为是被坏的环境和坏的教育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环境变了,人才改变,环境没变,人也不会变。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就认为,如果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罪恶不公平等占统治地位,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也就一定不会是好的。地主为什么那样残酷地压迫农民,暴君为什么那样无理地对待臣民,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良好的环境,没

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把环境和教育看作是决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力量,因此,他们都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都把教育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东西。例如,十八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等,都是有名的教育万能论者。洛克认为,儿童的心灵像一块光洁的黑板一样,每个人都是如此,至于成年人中有好人,有坏人,有有用的人,有无用的人,这些差别都是由于受了不同教育的结果。爱尔维修也认为,一切人在出生的时候都具有不同的才能,都具有同样善良的品德和善良的情感。以后人们在智慧上、品德上的差异,也是由于受了不同教育的结果。费尔巴哈也是如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环境能作用于人,人则不能反作用环境。在费尔巴哈看来,教育对人说来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指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因而教育就是反对宗教的唯一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普及教育。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才说:“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些环境和一种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但是,马克思紧接着就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他们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环境和教育改变了,人也跟着改变。他们所说的“人”指的是人的认识、观点、性格和道德等,是人的精神面貌。他们把“教育”一词理解为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这种学说虽然根据唯物主义原则批判了唯心主义,但他们只看到人是被客观环境决定的这个消极的被动的方面,不能正确解决环境如何改变、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又从何而来的问题。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他们看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把环境和教育的作用片面夸大,否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可以改变环境,否定了教育者本人也是要接受教育的。他们所说的环境并不是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是指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这是由人的理性、意志决定的,而真正的理性和正义优势又那些天才人物发现的,而人民群众是无能为力的。历史的发展必须依靠少数的天才和英雄来决定。这样,他们就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欧文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能力解放自己,必须依靠天才人物的拯救。因而它制定了一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示范性的试验,企图以此说服统治阶级,达到自上而下地和平改造社会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用实践观点正确地解决了人同环境、教育的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在人和环境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旧唯物主义有些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虽然根据客观决定主观的唯物主义原则,批判了唯心主义,并正确地指出了人的思想和行动是被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因此,他们只能看到认识被客观环境决定的这个消极的被动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人是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环境的这个积极的能动的方面。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虽然也承认客观决定主观、客观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但它并不把人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虽然是受客观环境、客观规律决定的,但是人在客观环境、客观规律面前也不是毫无自由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承认客观环境、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因此而否认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能动作用。
这样看来,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虽然都承认客观决定主观、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但是这两种唯物主义确实根本不同的:一种是见物不见人,只看到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作用,而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种是见物又见人,既看到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作用,又看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种是把人看成是客观环境的奴隶,认为客观条件是很难改变或根本不能改变的;一种则把人看作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认为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客观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
在人和教育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旧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不仅十分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而且还非常强调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人能积极地改革教育。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很多都是教育万能论者。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教育的巨大作用,它认为教育在人的情感、观点、信念、世界观、道德、习惯的形成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指出,教育对人的作用不管有多大,它的作用只能是一种影响作用,而不能是决定作用。谁要是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说成是决定人、决定一切的力量,那他就是唯心主义者。因

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决定政治和经济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反它却是被政治和经济决定的,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第二性的东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被经济关系、阶级利益决定的,而不是被教育决定的。教育不但不能决定政治和经济、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相反,教育本身倒是被政治和经济决定的,倒是要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
为什么旧唯物主义者不能正确说明人和环境、人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而新唯物主义者却能说明呢?这是因为,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实践的作用,而新唯物主义者则了解实践作用的缘故。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实践活动的意义,他们认为实践就是人的最根本的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不仅改造了周围的环境,而且改造了自己,即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改造了主观世界,提高了认识,受到了教育。人在实践活动中提高了认识,受到了教育以后,又能回过头来更好地改造环境,改造客观世界。总之,改造客观实际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又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统一起来的。马克思在这一条的最后面所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马克思在这一条中告诉我们:不仅要把实践的观点贯彻到认识论的领域中去,而且要把实践的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既看到客观规律对人的决定作用,又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人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才能既充分地估计到教育的作用,又不过分夸大教育的作用,并把人分为天才人物和愚昧群众两个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劳动群众看成是社会历史的主人,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人物和革命作用。
第四条在第四条中,马克思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揭露了他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这里所谓“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是指一切宗教都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是想像的宗教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这里的“世俗基础”是指与神的宗教世界相对立的现实世界或人类社会。宗教认为,人和人间世界是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并受上帝支配的。费尔巴哈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而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宗教。他说,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上帝的相貌和我们人类一样呢?这说明上帝不多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和生活幻想出来的。其实,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就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在当时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到此为止,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去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因此,马克思说:“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费尔巴哈只是表述了宗教产生的主观原因,而没有进一步找到产生它的比主观原因更为基本的客观原因和社会的根源。他不能说明人为什么会对自然界产生恐惧,人为什么不依赖于自身,而要依赖于上帝,为什么不到现实中寻找安慰,而要到幻想的上帝的哪里去寻找安慰。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注意到自然界是自然宗教产生的客观基础。但是他不能从实践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说明,正是由于生产的不发展,人们知识的贫乏,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恐惧。费尔巴哈没有能科学说明自然宗教产生的原因,更没有能进一步说明人为宗教产生的社会原因。他不能说明主要作为一些零散的传说、具有某种仪式的自然宗教,为什么会被人为地构成理论化、系统化的宗教世界观。
费尔巴哈没有进一步去探究这些问题,他在这些问题面前停步了。马克思认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来,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里是说,从人间世界分离出来一个神的天国,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世界自身中存在着自我分裂的根源,即经济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局限性,阐明了产生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现象。原始社会产生最初的宗教是因为当时生产水平很低,人们把自然力加以神圣化的结果。后来人类社会本身分裂为阶级,出现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是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分不开的,是和剥削阶级对宗教的支持和利用分不开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利用宗教来麻醉被剥削阶级,而被剥削阶级在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就

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寄托于来世,寄托于上帝。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阶级本质。因此要消灭宗教,就必须揭露“世俗基础”内在的阶级矛盾,然后通过革命实践来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这是消灭宗教的唯一正确途径。所以,不应当像费尔巴哈那样,在从“世俗家庭”(即现实世界)发现了“神圣家族”(即由圣父、圣母和圣子等诸神组成的宗教世界)的秘密之后,就止步不前,而应当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人类社会中产生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并通过革命实践去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能逐步消灭宗教。
第五条 在第五条中,马克思揭示了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是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
从前面两条中我们看到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却看不到人对环境的反作用;看到了宗教天国的世俗世界的虚幻反映,却看不到消灭宗教的首要任务在于消除产生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其原因何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费尔巴哈是以强调感性直观而著称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强调抽象思维的唯心主义者,因此他才能在上述问题上持有正确的观点,做出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费尔巴哈还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因此他才在上述问题上也还有错误的一面,还有不足的地方。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指出他歪曲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他将“绝对精神”即思维看作是本原,而将存在看作是“绝对精神”派生的,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费尔巴哈强调研究自然和人,“诉诸感性的直观”。这表明他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过程中,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的批判是有局限性的。他没有揭露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根源,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不能说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不能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不能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没能彻底战胜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是因为费尔巴哈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所以,马克思说:“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是把它看作对自然界和人的消极、被动的直观,像照镜子一样地反映。正是由于这一点,恩格

斯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是一个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者,才使得他一方面正确地说明了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说明人对环境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方面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另一方面又不能进一步揭示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因而,也就不能彻底的粉碎宗教、消灭宗教。
第六条 在第六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首先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他说:“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9页)并且,他还把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哲学的研究对象。费尔巴哈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这是正确的,在当时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却做了抽象的错误的理解。在他的哲学中所讲的人,并不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而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的人,生物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从这些脱离社会的单个人中抽出来的共同性,即人的理性、意志和感情。他认为,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人,只要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感情,这些就是人的本质,人就是有理智、有意志和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智、意志和感情并不是人的本质,因为,虽然这些特性是人所共有的,但它们并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特性。
那末,究竟什么是人的真正本质呢?应该怎样去观察人的本质呢?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是自然的动物,而是社会的动物,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不是他的自然性,而是它的社会性。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物质生产,而为了进行生产活动,又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成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种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这些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着人的本质。如果离开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因为,人从来就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现者和承担者,离开了生产关

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便不能生产劳动,也就不能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就不成其为人。由于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由于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制约着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又是受着阶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的。可见,只能从社会关系的整体上去理解和揭示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阐明了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看法后,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两个主要错误。
第一,他是孤立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来考察人的本质。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这里讲的“宗教感情”就是指的理智、意志、感情,即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的本质。这里讲的“人类个体”是费尔巴哈虚构出来的超阶级、超社会的抽象的人。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说,费尔巴哈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进程,离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只能把人看成是超阶级、超社会的抽象的人;而这些人的本质又是永恒不变的,不受任何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事实上这种孤立的抽象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二,他不是用社会性而是用自然属性去说明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这里讲的“类”指的是整个人类具有的共同性。“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人类所具有的理智、意志、感情等共同特性。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理智、意志和感情看成是存在于内心的,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的生来就有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由于费尔巴哈讲的理智、意志、感情都是人在自然方面的属性,而不是人们在社会方面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总之,由于费尔巴哈离开人的社会属性,把人类共同具有的理智、意志和感情这些自然的、心理的属性看成是人的本质,从而没有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
 第七条 在第七条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的区别。
马克思在这一条里,首先说明了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产物。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关于人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

产生以前,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争论。孟子认为人性天生就是善的。荀子则认为人性天生就是恶的。告子认为人的本性根本就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杨雄则认为人的本性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至于王充和韩愈则认为人类的先天的本性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上各种观点虽然是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来,他们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人性问题的。他们都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先天的、永恒不变的、与社会制度根本无关的东西。因此,他们虽然争论很久,但是始终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只有马克思才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的说明了人的本质这一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着。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产物,却把任何人的本质说成是超阶级、超社会的东西。因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这里讲的“宗教感情”不是指宗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而是指费尔巴哈所讲的“宗教感情”,即人的理智、意志和感情等理性。接着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讲的超阶级、超社会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任何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形式之中。
当然,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勇敢、有的怯懦,有的诚实、有的狡猾,有的谦虚、有的骄傲,有的活泼、有的安静。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他们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这一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服务,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就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这一点上看来,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个性尽管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只有阶级性才是人的根本特性。
人的本质不仅是具体的、社会的,而且是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的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没有阶级性的,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人的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有阶级性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人的本质的特点又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了原始社会中人的本质,相反,它将是一种比原始社会更为高级的人的

本质。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将是一种有更高觉悟,更高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人,将是自然和社
第八条
在第八条中,马克思论述了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原理,阐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是说,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实践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是生产实践使人类从自然界中最后分化出来,而产生了人类社会,是生产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人类社会就将灭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页)
生产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因而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就必须从事调整和改变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它被生产实践所决定,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活动,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既然,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所以离开社会实践,就无法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旧唯物主义者,就是因为离开实践去观察社会生活,因而都陷入了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属于意识形态,它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都来源于实践。不用说正确的理论是来自实践,就是那些错误的理论和神秘主义的理论也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例如,宗教神学本来是对客观事物歪曲的虚幻的反映,十分神秘,但是,也能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它是生产实践还不够发展的情况下,对自然力和社会压迫无法解释的产物。为什么说宗教等神秘主义的理论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也能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他们的根源呢?拿到社会中真的有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吗?当然,我们说宗教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唯物主义者也承认有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为社会上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而否认宗教也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此相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反映物质世界的东西。宗教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虽然与科学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它不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而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但是,不管怎样宗教毕竟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它不叫做反映。因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反映这十一会事,至于它反映的是否正确这又是一回事。那么宗教神秘主义的理论究竟是对什么的反映呢?它的根源何在呢?我们知道,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原始社会中,在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中,人们对自然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没有多少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的。人们不了解生老病死的原因,不明白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的缘故,更不知道饥饿、贫困、剥削、压迫等社会痛苦的根源。人们对于这些自然和社会的自发力量,既不能正确地说明他,更不能有效的征服它,于是人们就紧紧把这些现象看作是神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是由于人们在自然和社会自发力量面前的无能和恐惧,才产生了相信上帝鬼神、灵魂、命运等宗教迷信的思想。这种宗教迷信的思想一经产生以后,剥削统治阶级就马上利用它来作为麻痹人们革命意志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因此,宗教也就一代一代地被保留下来了。
由此可见,任何社会理论,包括宗教各种神秘主义的理论在内,都不是脱离社会物质条件凭空产生出来的,他们都有着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因此,马克思才在这里指出:“凡是把理论引诱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
马克思对理论本质的这种认识,只有在那种把人的本质了解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才能达到。因为,按照新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因此,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看法。在这些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论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但是,不论哪种认识或那种理论,它们都是和生产实践和处理社会关系实践分不开的产物,我们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它们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根源。因此,我们决不能人

为只有那些科学理论才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才有它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根源,至于那些非科学的理论则不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是某些人凭空臆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因此,它在社会中也就没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根源。
与此相反,一切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他们不把人了解为一种社会的人,阶级的人,而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人、生物的人;由于他们不把人的认识看作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不人为不同阶级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和镜子一样呆板的、机械的反映,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说明理论的本质。正因为他们不能说明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并为实践服务的,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揭示出理论的阶级性;正因为他们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和镜子一样的消极反映,所以他们也就只能说明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不能进一步错误的认识、非科学的理论也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显然,这种只把正确的认识当作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把错误的认识不当作是对客观存在反映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理论依赖于实践的思想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奠定了基础。
第九条在第九条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所谓“直观的唯物主义”,就是指看不到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旧唯物主义。所谓“市民社会”是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学者用来表示社会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个术语。在这里是指社会的经济关系。所谓“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是指旧唯物主义者把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作为孤立的单个人来观察,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阶级的人来理解。合起来看,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旧唯物主义由于不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所以,把人看作是脱离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孤立的、单个的人。这样,在观察社会历史时,他们只能看到孤立的、单个人的思想动机,而不能指出产生思想动机的社会经济根源;只能看到个别人物的作用,而看不到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只能把社会历史看作是许多偶然事件的堆积,而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在历史领域中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

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绝不是一个由许多单个个人拼凑起来的机械结合体。因为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孤立存在彼此无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同时,这种联系也不是被上帝或某些政治家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被生产关系这个客观的物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说,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为什么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呢?首先,因为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生产关系就没有社会。我们知道,人和生产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的,因此,没有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生产。没有生产,也就没有衣、食、住等生活资料,没有衣、食、住等生活资料,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其次,生产关系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的根本因素。不仅社会的性质、社会的面貌、社会的发展是被生产关系决定的,而其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等上层建筑的内容,以及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是被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们的共同体。所以,社会虽然是由许多单个个人组成的,但社会绝不是一个由许多个人拼凑的机械结合体,相反,它却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组织起来的有机的统一整体。
对社会本质的这种认识,只有在那种把人的本质了解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才能达到。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的人,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把社会理解为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而只能把社会看作是由许多孤立的、彼此无关的单个个人拼凑起来的机械结合体。旧唯物主义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是过着集体生活的。所以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吃的、穿的等物质生活资料;为了取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就必须生产它、必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为了生产,为了和大自然进行斗争,只靠个人的力量是不成的,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在集体生产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中的人决不是孤立的、彼此无关的,相反,他们总是被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是相对与直观的唯物主义而言的。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以实践为纽带,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进行

唯物辩证理解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以实践为中介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基础对人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进行统一理解,以及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进行统一理解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那种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也是不准确的;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说成实践本体论则更是不对的。
 第十条在第十条中,马克思说明了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
马克思在分析旧唯物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所谓“市民”是指资产阶级,所谓“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这句话是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它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是说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对市民社会的直观。即把作为私人利益关系总和的社会,看成是纯粹是私人根据单纯的个人动机,自由地,不受人和约束地区追求她的利益的领域。它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人的享乐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了具有利益含义的自爱、自保等原则。他们认为,这是普遍的人性。就唯物主义从这种普遍的人性出发,以它为基础,用关于个人功利的观点来说明结成政治社会的必要。
旧唯物主义所止步的地方,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高明地方。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且认为,人不仅在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过着社会生活,而且在市民社会中也作为社会的人,也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因此,“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其含义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或是一定社会关系所制约的从实践活动的人。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不是旧唯物主义那样“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
马克思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这里讲的“新唯物主义”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讲

的“人类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人们成为社会和自然的真正主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这里讲的“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指现代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是社会化大生产者。马克思这句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联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十一条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践性,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所作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给哲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他们不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因此,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往往把哲学的任务只归结为对某种腐朽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某种进步的新制度的辩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虽然也有人提出过变革社会的主张,但是,却反对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公开提出了改造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但是,却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只在于对封建制度进行理性批判,对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只要把群众从封建神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恢复天然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就会自然到来。至于青年黑格尔学派,虽然他们标榜自己是一切的无情批判者,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的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页)费尔巴哈也不例外,他和其他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改变这种现存的东西。旧哲学以各种方式去说明世界,但不等于说他们对世界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实际上从总体上看,旧哲学对世界的解释都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理论不

仅要以实践为基础,而且还要积极地位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新唯物主义哲学这种特点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世纪的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一及宗教、哲学和人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因此,马克思才在这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把改造世界的事业归结为大脑的批判活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时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5页)“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52页)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轻视对世界的认识,只是认为,在改造世界中才能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把自己的哲学当作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来看待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事理论活动的一开始,就是十分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并把自己的理论活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性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揭露和批判了威廉四世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反动本质,并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1页)马克思还进一把书报检查制度看作是普鲁士反动社会政治制度的表现之一,并进而展开了反对君主专职制度和各种反动封建思想的斗争。在《评‘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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