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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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丰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单，这也是首次在内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颇有帮助。
说起来纯属偶然，以一九四八年时夏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或许与当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扯不上关系，他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名普通的副研究员，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与第一届院士选举产生了联系。一九四七年初夏，完成北京大学复校工作，拖着疲惫身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要去美国医治高血压，史语所的所务傅斯年并没有交给当时所里一些重要人物打理，而是交给更年轻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考古学家夏鼐代理，以傅斯年精明过人的识人能力，很快便证明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中央研究院自一九二八年成立以后，即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镇，它的问世是蔡元培有计划地将西方现代学术制度引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网罗了中国学术界大部分的优秀人才，作为一个学术机关在世界学术史上或许罕有与之崇高地位相匹敌者，当然中央研究院的设置实际上有苏俄国家科学院的影子。起初中央研究院并无院士，高一级的院务学术机构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评议会，有三十名著名学者当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复原南京，在学界上层遂有院士设置的酝酿。
胡适、傅斯年的名单各有千秋
院士的选举工作分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进行。《胡适日记》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记录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关于院士商讨会的情况。商讨活动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范围内进行，这时的评议会是一九四Ｏ年改选后的第二届。议长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评议员则分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前者为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后者则聘任国内各大院校、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当然也并不完全按照这两项区分。人文学科方面评议员有胡适、傅斯年、陈垣、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商讨院士选举办法，先由萨本栋与傅斯年各提出一个选举草案，萨本栋是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依我的理解是由文科与理科方面各写一方案，供评议员们讨论选择。事情进展很快，隔天之后，又开了第二次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傅斯年所拟的第二草案，胡适对傅的方案评价甚高，傅案被用作讨论的基础。我们暂时找不到傅斯年拟的草案，但以后的进程应该是按照傅斯年的思路来进行。其中之一是由评议员来提出本学科院士候选人名单，很快胡适拟定了人文组院士名单：
哲学：吴敬恒（稚晖）、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系（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只是在人文地理和民族学方面胡适觉得暂时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大约同时，傅斯年也提交了一份人文组院士人选名单：
中国文学：吴稚晖、胡适、杨树达、张元济。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
哲学；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比较两份名单二者大体相同，胡适名单稍少，有十七人，傅斯年的则有二十一人。有趣的是胡适名单上没有自己，傅则不然，或显示两人的性格差异。两份名单中都有的人：吴稚晖、杨树达、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汤用彤、金岳霖、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十五人。只是有些人归属学科不同，吴稚晖，胡适在哲学中，傅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张元济，傅归在中国文学，胡适则放在史学。胡适名单中的中国文学方面的沈兼士、傅增湘，傅斯年名单则无，傅在史学方面增加的人有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哲学有冯友兰。胡单中没有冯友兰与胡对冯评价不高有关。胡、傅在学科方面的兴趣或从这份名单上得以凸显。拟完院士候选人名单傅斯年赴美就医，所务由夏鼐代理。傅于六月十四日抵达旧金山，七月十一日夏鼐给傅斯年写了第一封汇报信，以后大约每半个月左右就有一封书信往来。凡涉及所务事无巨细均有涉及，九月一日夏鼐给傅斯年的信中开始提及院士评选工作：
院士提名审查委员会，已经开过。据萨先生云，此委员会须评议员始有资格代表出席，生乃未入流的弼马温（西游记），自无法参加。曾请李济之先生兼任代表，一人可投两票，但李先生不接受。如果吾师不欲弃权，请委托其他评议员代表出席。此次被提名者
闻达四百余人，九月底评议会开会时可决定初步名单。（据萨先生云，评议会与院务会议不同，非评议员仅能列席报告，不能代表评议员出席，故无权表决。）胡适之先生来京参加院士提名审查委员会，来电指定要住在史语所，生将所长办公室让出，因胡先生住不到一星期即离京返平，胡先生是院长候补人，他人自不能援例。
《胡适日记》对此事并无记录，仅在八月二十八日日记中写道：“早晨到南京”。九月五日离开南京抵达上海。胡适在九月六日贴了剪报，剪报并无报名及日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审查的情况。博士从这次出席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委会谈起，他说：下月十五日举行第一次评议会，决定候选人名单，并予公告，明春举行第二次评议会，选举八十到一百位院士，以后由院士本身每年选举十五位，十年后国家就有二百多院士。博士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
十月中旬中研院评议院再次举行了院士提名会，夏鼐致傅斯年十月六日信中写道：评议会将于本月十五日开会。陈寅恪先生已来函声明不出席，胡适之、陈援庵（垣）二先生将来京出席，并皆拟下榻本所。已令预备，将所长办公室暂行挪空移用。
很可能史语所兼职人员开会事宜都是由本所负责联络。陈寅恪不来与会，当与其处境有关。这年天气寒冷，清华大学住宅本来装有水暖设备，因为经费短缺无力供气，各家取暖只好自理。陈寅恪生活穷苦，无钱购煤生炉，只能将自己珍藏《巴利文藏经》、《突厥语词典》、《蒙古图志》等东方语文书，卖给北京大学东语系，用来购煤，尽管这样，所购煤也仅够一间屋装火炉而已。时事日非，陈又眼盲，所以将书斋名曰“不见为净之室”，失望之极，自然也无心与会。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向达起身发言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生活悲观情绪弥漫整个学界。
十月十三日胡适、陈垣抵达南京，翌日史语所为欢迎胡、陈，举办了一个全体人员与会的茶会，陈垣发言之后，胡适用“勤，谨，和，缓”四个字为题，讲了治学的方法。夏鼐主持的这个茶会相当成功，胡适的印象很好，在日记中写道：“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胡适同时带来傅斯年就医的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白利罕（PeterBient Brigham）医院院长Purwell博士信交给夏鼐，信中谈及傅病好转，夏鼐在征得胡适同意后，将这封信在全所公布。15日由评议会人员组成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
正式开会，中央研究院中不是评议员的所长列席旁听，夏鼐以代理史语所所务的资格与会。评议员原提名五百一十人，经初步审查，留下四百Ｏ二名。资格审查的主要依据就是看是否在沦陷区的所谓伪大学等机构担任行政职务，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二人因此被删除。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大于赵、萨两人，也主张予以删除。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顾自己列席者的身份不能参加讨论，毅然起身为郭沫若辩护说：“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夏鼐获知的结果，人文组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候选人名单。有的学科虽有候选人提名，但大家觉得尚不具备院士水准，数理组在研究天文学方面人选时，各方面评议员提出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山大学教授张云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学家余青松三人，结果决定天文学空缺，暂不提候选人。没有入选的还有气象学家吕炯、中研院气象所所长赵九章、心理学家唐钺等。共推出院士候选人一百五十名，数理组四十九人，生物组四十六人，人文组五十五人，审查小组正式分配名额，文史约二十—二十一人，社会科学约占十三—十四人。
哲学（三—四名正式名额，下同）：吴敬恒、陈垣、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陈康。
中国文学（四名）：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唐兰。
史学（三名）：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柳诒徵、蒋廷黻。
语言学（三名）：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考古学及艺术史（四名）：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
法律学（三－四名）：王宠惠、王世杰、燕树棠、郭云观、李浩培、吴经熊。
政治学（三－四名）：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张忠绂。
经济（四名）：马寅初、刘大钧、何康、杨端六、陈总、方显廷、巫宝三、杨西孟。
社会学（二—三名）：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
正式选举，夏鼐主张把候选人删去三分之二。
名单中的有些人属于临时提名，陈康，胡、傅原名单中均没有，讨论时胡适以陈康在希腊哲学造诣颇深予以推荐；李剑农则由武汉大学周鲠生推荐，声明李氏在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方面有很大贡献。也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将熊十力、朱凤、向达先生列入候选
人，由胡适作了解释，胡适的解释暂无从得知，只知大家听了后再无异议。
胡适作为人文组召集人，不但主持会议，16日晚连夜赶写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合格之根据”，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评议会连续召开，讨论十分激烈，最后敲定的名单在十七日晚七时公布。候选人较实际名额，文史方面推出三十一人，超出原额百分之五十，社会科学方面则多出一倍。夏鼐的估计，五十五人中将来恐须删去一半，留二十五—二十八人，依夏氏意见文史方面可删去三分之二，社会科学方面可删三分之二，尤其是法律、经济方面，虽列入很多，但少有合适人选。不能说夏鼐的判断对以后的院士确定产生多大影响，实际结果却是按夏氏的预料来的，经济学八位候选人中只有马寅初一人当选，法学的六位候选人只有王宠惠、王世杰当选，而后者是在外交部长的位上。
中央研究院评议大会之前，朱家骅院长曾向夏鼐询问傅斯年归国日期，问能否参加评议会，夏鼐也写信向傅报告。傅斯年在美国写了一封给评议会的关于院士候选人的信，信件想来十分正规，有正本与副本，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并声明需油印，有的地方要删节。信中或许加入另外的院士候选人，因为后来夏鼐向傅汇报“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评议会开会讨论院士候选人，非评议员不得与会，没有列席人员，夏鼐没有参加，给傅信称：“生不曾参预盛会，无法报告”，“所以关于详细情形，完全不知。”会议经过五轮投票，第一轮投票仅投出六十名，五次后产生出八十一名院士。候选人中的许多名流纷纷落选。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四月份编印《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录》，现抄录于下：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
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院士名录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最高层面的一个大致情况。学术界的一般反映，夏鼐在四月二十日信中向傅斯年说道：
此次评议会所作之事，为选举院士而已。名单发表后，外界一般意见，以为较候选人名单为佳，以其标准似较严格也。惟有少数人批评其缺点：（一）遗珠甚多。（二）当选者，与中央研究院同仁及有关人物过多。（此以“近水楼台”之故，自所不免。）（三）老辈中有许多早已不做研究工作，且年轻时亦未曾有重要贡献之研究工作。所谓“科学界中的政客，”虽有院士资格第二项可言，但嫌所占比例太高，然此等见仁见智，各人之看法不同也。
史语所中有相当多的人当选院士，专任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兼任研究员有汤用彤，通讯研究员有胡适、陈垣、梁思成、顾颉刚和翁文灏，人文组中一半院士都与史语所有关。八月傅斯年回到国内，夏鼐将已经代理了一年多的十分困难的所务卸下。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在南京举行，同时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合影照片中只有五十多人，备受学术界关心的院士选举，历时一年多尘埃落定。
夏鼐钟情“名单学”
一九四八年底，夏鼐写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分析》完全以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当选院士情况，夏鼐以他过人的才智，靠着一本《院士名录》进行缜密分析从而得出一些综合性的结论。
首先，他分析了院士的年龄结构，以四十六—六十岁为中坚分子，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以五十一—五十五岁者居多，占百分之三十点九。数理组几乎没有超过六十岁者，生物组只有一位，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在中国发轫较晚的原因。人文组六十以上者则有八名之多，可见文史科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传统。数理、生物组五十岁以下有十一名，人文组则只有一人。四十岁以下的三位都在数学门，他引述数学界一位前辈的话，数学方面的天才最容易显现出来，天才的数学家往往在年青的时候便已有辉煌的成就。陈省身最年轻，只有三十七岁，许宝蘅三十八岁，华罗庚也只有三十九岁。
其次，《分析》列表分析了院士们出生地分布，夏鼐与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胡适日记》中也有一张院士籍贯分布表，并感叹到安徽籍只有他一人。其实他是在上海出生的，不过是想为安徽挣回面子。江、浙二省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二，联想到
丁文江对中国近世人物统计结果亦以江、浙为最盛。夏鼐的则以出生地为出发点来讨论。沿海地区、太湖周围及上海、广州、长沙、闽侯都是院士集中分布地点。
第三，《分析》说到了院士的学历。除了人文组中有六位未曾到过外国接受西式教育以外，其余都曾出国留学。
国别 数理组 生物组 人文组 合计
美国 17 17 15 49
英国 3 4 2 9
德国 3 1 2 6
法国 2 1 2 5
比利时 1 1 2
瑞士 1 1
日本 1 1 3 5
以上留学美国为最多，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果加上欧洲，则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夏鼐注意到，“我国留日的学生，在数量上恐远超留美学生，但是在院士的比例却很低。这大概由于留日的多在受过大学教育后便返国，很少仍留日本进毕业院校获得较高学位。”留学欧美者绝大部分获得博士学位，少数有硕士学位。学位虽并不见得和一个人将来的学术成就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如果在导师的指导下，做过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领悟到研究的性质和途径，归国后如有适当的学术环境，加之个人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
至于进一步考虑到这些院士在国内所受教育状况，人文组中六位未出国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中，有四位是前清科举出身，两位是国立大学毕业。留学国外者在出国以前，国内各校中以清华最多，留美学者恐怕有一大半是清华出身。在各组分布情形，清华较为平均，北大则在人文组中见优，其他院校则在各组中有一、二名。正好与院士在国内就读大学时的学历情况大体相呼应。一个学校的师资优劣，和他培养出的人才，自然有相当关联。
最后，《分析》讨论了院士们现在工作的分布情况，在中央研究院有二十一人，北京大学十人，清华大学九人，技术机关六人，其他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机关及行政长官各有四名，另外的机构、大学都在四名以下。中央研究院竟占百分之二十六，难怪向达先生发表文章批评说：“本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夏鼐则另有解释：如果我们假定中研院设立每一所时，认定这门学科确已产生有专长于此的权威人物，否则宁缺毋滥；又如果延聘以所长的确是本学科的权威人士，那么所长当选院士，毋宁认为是一种当然结果。近七十名专任研究员中仅有九人当选，似乎算不上大部分。当然，中央研究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自然为院中同仁熟悉，加上人类到底是感情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同等成绩者也许院内
的人稍占便宜。所以夏鼐建议，如遇到有同等成绩者，应优先推选院外者，以表示礼貌。
典型的西方学院派学者除去自己专业论文、专著外，要写的文章不外乎二种，一类是书评，另一种便是回忆性文章，夏鼐一生文字大体在这一范围之内，《分析》一文是他为数不多的当代题材之一。他文字虽然尚显活泼，但完全是从纯学术的立场上分析当选院士，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现代学术成长过程一个概述，尤其是关于人才发达经过的思考，意义当不局限于动荡的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民国政府已是摇摇欲坠，人心浮动、风声鹤唳，罢教、罢课此起彼伏。院士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是感受生活压迫最重的人，夏鼐痛心疾首地写到：虽然他们忠于职守，“但是在妻儿啼饥号寒的环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产生伟大的成绩？教人如何能专心教诲后进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学者？”夏鼐是怀着无限的遗憾和深深的失望离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了四面楚歌的南京，回到故乡温州，这年的冬天一定很冷。
作者附记：本文所引夏鼐致傅斯年信件均出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数年前，蒙王森先生呈签所方批准，获得发表权，借此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