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杜亚灵胡雯拯尹贻林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投资与工程造价研究中心，天津300384）
摘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解构了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整体框架，构建了以风险初次分担为前因、
风险再分担为中介、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为结果的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实
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与联动关系；（2）
风险初次分担，尤其是其中的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总影响效应显著；（3）风险
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再分担规模的影响并不显
著。本研究有利于引导工程项目交易双方制定更为合理的风险分担方案，从而促使项目成功。
关键词：风险分担；项目管理绩效；交易成本；不完全契约；结构方程模型
DOI:10.14120/https://www.doczj.com/doc/7f18652443.html,11-5057/f.2014.10.005
引言
风险分担与控制权配置、合同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共同构成工程项目合同的全部内容，直接决定着合同的效率以及工程项目管理绩效。Harris、王守清等多数学者认为，风险分担与项目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业主不应将风险最大化地转移给承包商，而应该寻求风险的最优分担格局［1，2］。风险分担的最优状态（optimal risk allocation）通常是从项目单个主体的角度来确定，然而，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是承发包双方博弈的过程，其最优状态很难实现，既然如此，建设项目的风险分担至少要接近这个最优状态，也就是围绕着最优风险分担量的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区间［2］，因此，绝大多数文献探讨的是合理的风险分担（proper risk allocation）。合理的风险分担是承发包双方博弈所达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也可将其视为承包人向发包人索要价格与其所承担风险之间的一种权衡结果，它能够大幅度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提高项目治理水平进而促使项目成功，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认可。
虽然风险分担的合理性应以其所形成的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作为评判标准，但现有研究则多是基于过往成功或失败的类似项目、通用的风险分担原则等经验知识对合理的风险分担进行主观的、模糊的决策。如Hera-vi和Hajihosseini通过将伊朗的德黑兰－查洛斯收费公路PPP项目与其他成功和失败的类似PPP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该项目以及发展中国家其他PPP项目风险分担的优化措施，以期获得更好的项目绩效［3］；Khaza-eni等提出了用于选择均衡风险分担方案的模糊自适应决策模型，该模型可将那些用模糊语言表达的风险分担原则转化为系统的、定量的评判标准，从而为每个风险确定其最优的承担者［4］；Jin和Zhang提出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PPP项目的风险分担决策过程，并运用从业人员问卷调查的数据对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与学习，从而实现PPP项目中最佳的风险分担［5］。并且，现有研究多将风险分担视为静态的一次性过程，注
收稿日期：2012－12－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02066；71172175）。
作者简介：杜亚灵，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胡雯拯，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尹贻林，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法识别、归纳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的8项关键风险，并提出风险应对策略［6］；Chan等通过问卷调查识别出中国PPP项目中的34个关键风险因素，并发现公、私双方对于PPP项目中多数风险的合理分担能够达成共识，进而得出了中国PPP项目的合理风险分担方案［7］。
根据经验知识获得风险分担方案的目的在于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但这些风险分担方案是否确实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却鲜有研究涉及。基于此，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揭示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其创新之处在于：（1）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重新审视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担，将其解构为缔约阶段的风险初次分担和履约阶段的风险再分担，而不再将风险分担视为静态的一次性过程；（2）通过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合理风险分担的启示，这种“反馈式”研究思路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思路，即根据经验知识对合理的风险分担进行决策，以期获得良好的项目管理绩效；（3）对于合理风险分担的考察，不仅包括传统的每个风险因素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结果的合理性，还包括风险分担实施阶段（风险初次分担和风险再分担）选择的合理性。研究成果将有利于引导承发包双方通过风险分担方案的优化来实现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从而促使项目成功。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工程项目风险分担整体框架
在传统研究范式下，风险分担主要是嵌入在风险管理的一般框架中，被视为风险应对的一种策略，是一种静态的一次性分配过程，而事实上，它是一个与合同有着密切关系的动态的复杂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合同①天然是不完全的，由于不完全合同不能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责，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再谈判（renegotiation）来解决，因此，现实中的契约安排除了在合同条款的完备程度上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合同的执行环节及事后支持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鉴于从时间维度可将合同分为初始合同与再谈判，相应地，作为合同重要组成部分的风险分担亦可分为签约阶段的风险初次分担以及履约阶段的风险再分担。风险初次分担（first risk allocation，FA）是指交易双方通过初始合同的谈判与签订，约定那些未来可能会带来损失或收益的项目责任在彼此之间的划分结果或划分规则的过程，其重在接近完备的风险分担，同时预设良好的事后支持制度为风险再分担提供治理依据；而风险再分担（risk reallocation，ＲeA）是指交易双方依据初始合同中约定的项目责任划分规则，通过再谈判或签订补充协议来填补初始合同中的漏洞和调整风险初次分担的不恰当，其重在通过项目治理的手段弥补初始合同的不完全，灵活应对项目交易中的变化，在工程实践中表现为，承发包双方在履约阶段依据合同通过变更、调价、索赔等手段对未在合同中进行（合理）分担的风险以及履约过程中出现的次生风险进行再分担［8］。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风险初次分担过程对应工程项目招投标及合同签订阶段，交易双方博弈均衡的结果体现为初始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其效果应从两方面衡量，即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和事后支持制度，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克服有限理性、言辞表现力局限等合同不完备的诱因，在初始合同中全面而准确地界定项目责任划分结果的程度；而后者则指交易双方为了增强初始合同的柔性而在其中约定的项目责任划分所应遵守的规则以及该规则的维持方式。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风险初次分担不可能是完备的或完备的成本过高，因此，在工程项目的施工及竣工验收阶段进行风险再分担即成为必需，相应地，其效果应从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和实施效率两方面衡量，前者侧重再谈判的“量”，而后者则侧重再谈判的“质”。不少文献均隐含地将风险分担分为风险初次分担和风险再分担两阶段，但通常是将二者割裂开分析的［9］，涉及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很少。
2、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之间的互动关系
契约经济学认为，合同可以理解为节约交易成本的协调形式，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劣体现在整个项目交易中发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上，而产生交易成本的主要原因即机会主义和信息的有效处理［10］：由于交易双方的
①经济学范畴的“契约”，即对应于工程领域中的广义的“合同”，包括合同的签订、修正与补充等内容。
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事前（ex ante）的重心在于充分搜寻和有效处理信息，以保证在初始合同谈判与签订中做出正确决策，因此，为了充分搜寻与有效处理信息产生的成本是事前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事后（ex post）的重心在于确保交易双方顺利执行初始合同，并弥补漏洞、纠正偏离，因此，为了有效限制交易双方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成本是事后交易成本的主体部分。有鉴于此，能够促使项目成功的合理风险分担就是在“增加事前交易成本以实现尽可能完备的风险初次分担，但牺牲促进事后效率的灵活性”与“在风险初次分担上留有充分空间，但须增加事后交易成本来抑制因此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之间权衡［11］。
美国建筑行业协会的争端预防与解决研究小组对191个单位（业主与承包商约各半）的调查显示，工程项目施工阶段产生争端（即低效率的风险再分担）的十大原因之首即合同条款中的风险分担（即风险初次分担）不合理［12］，由此可见，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之间是联动的。行为经济学将初始合同视为再谈判的“参照点”（reference point）［13］。当交易双方付出很大代价搜寻与处理信息以保证更加完备的风险初次分担时，就意味着在初始合同中未进行（合理）分担的风险越少，则风险再分担的规模也就越小；同时，过于精细而刚性的合同条款有利于遏制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事后治理的复杂程度，因此，对于为风险再分担提供治理依据的事后支持制度的要求也就越低。而当交易双方为了节约事前交易成本而选择了较低完备程度的风险初次分担时，初始合同中的漏洞和偏差就会增加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此时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就取决于初始合同中的事后支持制度是否为事后治理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并且，由于规模效益的作用，风险再分担的规模越大，其实施效率也就越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越高，对初始合同中事后支持制度的要求就越低；
假设H1b：风险再分担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高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
假设H2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越高，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就越小；
假设H2b：初始合同中事后支持制度越完善，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就越高。
3、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关系
合理的风险分担是承发包双方达成“共赢”合作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项目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工程项目中合理地分摊风险能够大量节约项目费用和时间；Ahwireng-Obeng和Mokgohlwa 指出，合理的风险分担应达到承担风险的总经济成本最小的效果［14］；Oudot认为风险分担对项目总体成本的影响可归为三个效应，生产成本效应、交易成本效应和风险承担成本效应［15］；王守清和柯永建也指出风险分担与项目资金价值之间的关系呈倒马鞍曲线［2］。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普遍认可合理的风险分担对项目管理绩效（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简写为Pf）具有积极的影响，只是它们所指的项目管理绩效通常不是项目管理绩效整体，而是其关键指标之一，如项目成本、项目资金价值等。当然，也有学者指出风险分担对项目管理绩效整体的影响，如Abednego和Ogunlana明确指出，合理的风险分担通过提高项目治理水平贡献于更好的项目绩效［11］。
上述文献并未明确地将风险分担划分为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两个过程，然后分别探讨每个过程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该类研究较少且缺乏实证，如Aghion等人的研究表明，工程项目承发包合同的效率与初始合同安排有关，风险分担作为初始合同安排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承发包合同的效率实现，而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不仅与初始合同安排有关，还受到履约过程的再谈判的影响［16］。其实上述多数文献中所谓的风险分担仅指合同中的风险初次分担，对于风险再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关系的研究通常被归入合同管理或风险管理的范畴，而风险再分担的途径通常包括变更、调价、索赔。合同管理或风险管理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Cheryl等分析了加拿大24个工程项目中的争议和索赔，认为工程项目费用和进度超过计划值的主要原因是工程变更，并将索赔定义为非常严重和破坏性的变更［17］。风险分担的两个过程割裂开来进行分析使得风险分担与项目管理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产生断带，因此，本文将关注风险初次分担、风险再分担以及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彻底打开风险分担影响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黑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3c：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H3d：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本文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其间的逻辑关系可用图1表示。
图1待证的理论模型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中包含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且这些变量具有数目多、主观性强、难以直接度量、误差大等特点，这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而结构方程模型（SEM）适用的问题；并且，SEM是一种能将统计分析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的证实性技术，是揭示风险分担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强有力工具。因此，本文将采用SEM的纯粹验证策略，检验图1所示理论模型中的各个研究假设。
1、样本和数据采集
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如经济及技术水平、市场状况、项目类型、项目管理模式等。为了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本研究选择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四地区近3年内的房屋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为备选样本，这四个城市的经济及市场状况相似，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均采用企业型代建模式，限定在房屋建筑类项目是为了保证不同样本项目的复杂性相同。在四地相关主管部门的协助下，首先选定48个建设项目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其中北京17个，天津13个，武汉10个，广州8个）；然后确定各样本项目甲、乙双方主要负责合同签订与管理的4－8个专业人员，并邀请他们针对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填答问卷，确保了对各样本项目的风险分担和工程项目管理绩效观测变量的准确评价。
本次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316份，收回问卷267份，其中有效问卷231份，问卷的总回收率为84.4%，有效率为86.5%。通过问卷中受试者情况部分数据统计可知，52.4%的受试者来自于工程项目合同的甲方（即政府部门），47.6%的受试者来自于乙方（即承包商或代建单位），来自甲、乙双方的受试者基本持平可以有效避免不同立场对于合理风险分担理解上的偏颇；受试者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72.7%，工作经验在3年以上的占85.7%，参与了该项目的招投标、合同管理至竣工验收全过程的占81.4%，保证了本次问卷调查所采集数据的可靠性。
2、测量量表及其信度和效度检验
基于上文对于工程项目风险分担整体框架的分析，通过参考现有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观测变量以及理论研究达成的共识得出本次研究的测量量表初稿。采用结构化问卷来收集数据，所有观测变量均采用Likert5级量表打分法收集数据：“完全同意”或“很大”表示5分、“大部分同意”或“较大”表示4分、“一般”表示3分、“大部分不同意”或“较小”表示2分、“完全不同意”或“很小”表示1分，要求受试者根据其自身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工程项目风险分担和项目管理绩效情况作出判断。通过先后在本研究团队、合同管理实践工作者中的两轮小范围问卷前测，不断调整与完善问卷中各观测变量的描述，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正式问卷调查中受试者的困惑与分歧，最终形成本研究测量量表如表1所示。
表1测量量表的变量来源及其信度和效度分析
潜在变量观测
变量
变量来源
Cronbach’s
α
组合信度
CＲ
KMO值
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FA1．全面性
合同条款将双方交易中存在的所有项目风险都进行了
分配［18］。
0.724
FA2．正确性
合同将风险分配给了最有能力管理并承受风险发生后
的损失的一方［19］。
0.653
FA3．可执行性
合同中风险分担的相关条款用语规范、准确，不会引起
误解［14］。
0.731
0.6910.813
事后支持制度FA4．激励性
合同中风险分担与控制权配置、利益分配相对等，且风
险承担者有承担该风险的意愿或偏好［20］。
0.689
FA5．灵活性
合同中的风险分担条款具有弹性［14］，留下了可调整的
空间［21］。
0.607
FA6．再谈判机制
的预设
在合同中对交易双方未来可能出现的分歧与争议约定
了处理程序和原则［13，19］。
0.652
0.6670.612
风险再分担的规模ＲeA1．再谈判时间
占实际工期的比例
合同执行过程中再谈判累计所用时间所占实际工期的
比例［22］。
0.705
ＲeA2．再分担的
风险范围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合同中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风险的量。
0.642
ＲeA3．合同价款
调整幅度
合同执行过程中因风险再分担进行谈判而达成一致的
工程价款调整总额度所占该工程项目总投资的比例。
0.867
0.7260.708
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ＲeA4．再分担的
经济性
为了风险再分担而进行的谈判所花费的交易双方的资
源的经济性［23］。
0.693
ＲeA5．双方的
认可程度
风险再分担兼顾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因而双方能积极
地承担这些风险，没有推诿或逃避现象［24］。
0.627
0.6510.618
工程项目管理绩效②Pf1．工期实现情况
工程基本按照预先拟定的进度计划实施，因而较好地
实现了工期目标，甚至提前完工。
0.627
Pf2．工程质量水平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0.761
Pf3．成本节约程度
工程完工时的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相比基本相符，甚
至有所节约（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0.604
Pf4．利益相关者满意
工程的承发包双方及使用者等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该项
目产品表示满意。
0.592
0.6030.624
本文采用Cronbach’sα系数法对所得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分析，通常认为Cronbach’sα≥0.7属于高信度，达到0.5以上即合乎最低可接受水平的信度要求；Bagozzi建议社会科学领域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达0.6即可。利用SPSS16.0软件分析表明，本研究数据的信度符合要求（如表1所示）。而关于测量量表的效度水平可通过后文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即测量模型分析）来检验，通常认为观测变量在其测量对象上的完全标准化因子负荷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为0.45，该值越大表明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越好，数据的效度就越高，但在此之前需要进行KMO检验，以确保本研究数据适合进行后续的因素分析。利用SPSS16.0软件分析得知，本研究各潜在变量的KMO值均大于其最低标准值0.5（如表1所示），本测量量表总体的KMO值0.579亦大于0.5，表明本研究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
1、模型与数据的拟合
本研究选择AMOS7.0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采用其中的结构方程模式和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aximum
②采用作者所在研究团队前期研究所开发的工程项目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指标来源及调查问卷可参见参考文献［24］。
标准的要求，此外，其中各观测变量的完全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0.7，并在统计意义上高度显著（t绝对值＞1.96），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表2本研究模型拟合度检验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χ2dfχ2/df PＲMSEA NFI/NNFI CFI
判断标准——＜2＞0.05＜0.08＞0.90＞0.90
估计值283.72187 1.520.2650.0610.904/0.9130.922
2、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各潜在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通常认为，参数统计量的估计值应达到显著水平（t绝对值＞1.96或P＜0.05），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好介于0.45－0.95之间，此时即可认为这一假设是成立的。当然，假设是否成立主要以参数统计量的估计值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加以衡量，标准化路径系数越大表明两个潜在变量之间的作用强度越大。由表3可知，风险再分担的规模与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呈正相关（路径系数为0.21，t值为1.37），但未达显著；影响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四个风险分担要素中，事后支持制度、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都正向显著地影响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就总体样本的检验结果来看，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68，t值为7.84）较之事后支持制度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6，t值为5.03）要大。因此，8个研究假设中H1b、H3a、H3c没有通过检验。
表3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编号假设描述路径系数t值结论H1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事后支持制度－0.51－4.76＊＊＊反向支持
H1b风险再分担的规模→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0.21 1.37拒绝
H2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风险再分担的规模－0.57－7.12＊＊反向支持
H2b事后支持制度→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0.759.54＊＊＊支持
H3a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19 1.22拒绝
H3b事后支持制度→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46 5.03＊＊支持
H3c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24 1.27拒绝
H3d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687.84＊＊＊支持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0.05，＊＊表示显著性水平0.01，＊＊＊表示显著性水平0.001。
3、分析与讨论
为了进一步揭示风险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机理，本研究约访了本次问卷调查的6名受试者，并就表3所示的假设检验结果与他们进行了探讨。
（1）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之间具有互补与联动关系
通过本文理论分析可知，初始合同的风险分担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适当的完备程度定义风险初次分担的结果；其二，实现风险分担与其他治理机制的耦合，为履约过程中的风险再分担提供治理依据、拓展治理空间。假设H1a得到反向支持、路径系数为－0.51，说明上述初始合同的两个风险分担功能呈替代关系，即当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较高时，对事后支持制度的要求就可以适当放低。另一方面，假设H2a得到反向支持且路径系数较大（－0.57），说明了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假设H2b得到支持且路径系数较大（0.75），说明事后支持制度对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此可见，风险再分担与风险初次分担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联动关系，合同中预设的事后支持制度是衔接风险初次分担与再分担的桥梁，能够实现风险分担两阶段的动态性与继承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再分担能否有效弥补初始合同的不完全。此外，假设H1b未通过检验且路径系数只有0.21，说明风险再分担的规模与其实施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规模效益在风险再分担过程中并不一定适用。
实践工作者也强调，当承发包双方签订较为粗糙的合同（即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较低）时，合同谈判
与签订阶段的工作量与工作难度均会减小，但再谈判、变更、调价、索赔等合同管理工作量（即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往往会比较大，这一工程实践中的现象与假设H2a得到反向支持相一致；另外，合理的风险初次分担确实能够对合同管理过程（即风险再分担）起到规范作用，尤其是事后支持制度可以有效提高合同的自执行能力，是交易双方签订合同时应予以特别关注的，这一实践经验与假设H2b得到支持且路径系数较大相契合。
（2）风险初次分担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总影响效应显著
假设H3a路径系数为0.19但未达显著，表明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并无显著的直接影响，而如表4所示，其具有较大的间接影响，总效应值－0.49，也就是说，初始合同中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越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倾向于越低，这与传统观念中“为了实现更高的项目管理绩效就应在初始合同中尽可能地定义所有风险因素的承担方”相悖。假设H3b得到支持、路径系数为0.46，说明初始合同中的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另如表4所示，事后支持制度通过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还具有更大的间接影响，效应值为0.51，因此，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总效应值高达0.97。上述假设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初始合同的两个风险分担功能之中，事后支持制度相比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而言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交易双方与其刻意追求全面而僵化的初始合同条款，不如通过预设完备的事后支持制度来提高风险分担的制度属性，从而实现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
表4风险分担各要素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效应分析
要素名称效应类型具体路径效应值总效应值
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直接
间接
—0
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事后支持制度→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23
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事后支持制度→风险再分担的实施
效率→工程项目管理绩效
－0.26
－0.49
事后支持
制度直接事后支持制度→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46
间接事后支持制度→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51
0.97
风险再分担
的规模
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直接—0
间接—0
直接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工程项目管理绩效0.68
间接—0
0.68
实践工作者认同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正向积极影响，但并不认同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初始合同中风险分担方案的激励性有利于提高交易双方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规范他们的履约行为、提高他们的履约效率，而初始合同中的弹性合同条款和履约规则的明确能够有效减少再谈判中的分歧与摩擦，因此，预设完善的事后支持制度是初始合同中合理风险分担的重要内容；然而，对于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则要视情况而认定，与声誉良好、实力雄厚或者有过愉快合作经历的对象交易时，没有必要签订过于详尽而僵化的初始合同，但当与彼此之间了解有限或有过不愉快合作经历的对象交易时，初始合同中风险分担方案越完备越有利于规避利益受损。由此可见，风险分担方案的合理性不仅取决于市场状况、项目复杂性、项目管理模式等客观因素，也受到交易双方的可信赖程度的影响。
（3）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3c路径系数为0.24但未达显著，表明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并无显著的直接影响，而如表4所示，风险再分担的规模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亦无间接影响，这说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与合同执行过程中再谈判的多少以及合同价款调整的幅度无显著关系。假设H3d得到支持且路径系数较大（0.68），说明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甚至高于事后支持制度的（0.46），另如表4所示，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并无间接影响。由表4可知，关于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总体影响效应，初始合同中的事后支持制度最高（0.97），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其次（0.68），风险初次分担的完备程度再次（－0.49），风险再分担的规模没有任何影响，这表明风险初次分担要
完备程度、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间接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充分表明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在合理风险分担中举足轻重。
实践工作者强调，交易双方经常为了一个分歧反复地进行谈判，这种耗时长久却通常毫无结果的谈判不但可能延误工期、增加交易成本，同时也会降低交易双方的满意度，因此，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取决于其合同管理的工作效率，而不是工作量，这与上述假设检验结果相一致。由于变更、调价、索赔等合同管理工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初次分担为其提供的依据和制定的规则，因此，初始合同中的风险初次分担会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交易双方对于初始合同非常看重的原因所在；而另一方面，高效率的合同管理工作是风险初次分担的制度属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因此，合同管理也是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管理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解构了工程项目中的风险分担整体框架，构建了“风险初次分担→风险再分担→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待证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其中的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对工程项目交易双方提供以下三点重要管理启示：
首先，工程项目中合理的风险分担应包含动态发展、具有继承性的两个过程。工程实践中通常将风险再分担视为合同管理的内容，从而割裂了其与风险初次分担的关联、忽略了其制度属性，不利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而把风险再分担视为合同中风险初次分担的延续，就可以增强合同的柔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承发包双方的对抗思维，有利于提高合同执行效率。例如：如果从合同管理的视角看合同价款的调整问题，那么，交易双方将过多地关注于由此产生的自身利益得失，而忽略初始合同对于合同执行与再谈判的指导与规范作用，容易引发交易双方之间的利益纠纷与责任推诿；但如果从风险分担的视角看待此问题，那么，合同价款的调整本质上是自然状态实现后合同双方根据风险再分担的结果所进行的利益分配方案的调整与优化，而风险再分担的依据则可从初始合同中找到，这显然是有利于更有秩序和效率地进行合同价款调整的。
其次，为了有效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交易双方不仅要重视合同签订过程中的风险初次分担，也要高度重视合同执行过程中的风险再分担。交易效率的实现依赖于合同的签订与合同的执行两种性质的工作，前者完成风险初次分担，而后者实施风险再分担。然而，工程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合同签订、轻后续管理”的现象，其实质上是交易双方在运用静态的合同来应对变化中的事件，同时也不利于发挥风险初次分担对风险再分担的规范作用，这必然会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产生消极影响。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风险再分担的实施效率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68，是风险分担四个要素中最大的，足可见风险再分担对于项目成功的重要性。
最后，完善初始合同中的事后支持制度是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途径。工程实践中的“重合同签订”现象通常是交易双方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以求签订一份包含工程项目中一切风险因素的初始合同，即理论上所谓的完全合同，然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人们往往小觑了初始合同中事后支持制度的重要作用，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事后支持制度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总影响效应为0.97，是风险分担四个要素中最大的，因此，在追求完备的风险初次分担这项工作边际效用递减时，交易双方不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完善事后支持制度上，也许会更有利于促使项目成功。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1）本研究的有效问卷只有231份，未达到理论上所要求的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实证分析结果的精确性，因此，本研究还需要通过不断增加样本容量来进一步完善；另外，所选取的48个样本项目分布在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四个城市，且仅涉及房屋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根据特定地区的特定类型项目所得
出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设项目还有待考察，后续研究可分别考察不同类型（房屋建筑类、城市轨道交通类等）、不同性质（公共项目或私人项目）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建设项目，并进行对比性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本研究概念模型的普适性。
（2）本文通过样本项目的选择排除了经济及技术水平、市场状况、项目类型、项目管理模式等因素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干扰，但通过与实践工作者的交流发现，交易双方的可信赖程度乃至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合理风险分担的重要因素，不同之处在于：人们通常认为其他因素会影响交易双方之间风险分担量的配置，而本研究认为可信赖程度则更多地影响风险初次分担与风险再分担两阶段之间风险分担量的配置。至于交易双方之间可信赖程度乃至社会资本对于工程项目中合理风险分担的影响则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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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Ｒisk Allocation to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Du Yaling，Hu Wenzheng and Yin Yilin
（School of Management/Institute of Investing and Cost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300384）
Abstract：Through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the whole framework of risk alloca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broken down and a con-ceptual model including the first risk allocation，the risk reallo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s developed．Then the model is test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first risk allocation and risk realloc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highly；（2）first risk allocation，especially the ex post supporting institution of it，has strong impact（both direct and indirect）o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3）the efficiency of risk reallocation has strong positive impact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while the scale of risk reallocation has no impact on it．In summary，this study can help lead the owner and the contractor to more proper risk allocation，and this can contribute to project success．
Key words：risk allocation，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transaction costs，incomplete contract，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