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资料，几乎没有功名利禄的水分，医风纯朴，其真实性、实用性、可靠性均很高。
方剂概说
凌一揆
中医治病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常用的药物以外，尚有若干理学疗法(如针、灸、火罐)和体育疗法，(如导引)及手术治疗等医疗方法；各具独特的疗效和不同的适应范围，但在临床上却是以药物疗法最为常用，用途亦较广泛，或者几种疗法并行，相辅为用。
药物疗法并不能代表中医的全部医疗技术，但它在实际应用上占着最主要的地位这一点却是勿庸置疑的。
最早的药物疗法只是单味药物的使用，人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和知识，借其对人体所登生的作用来治疗疾病，这仅是一种应用单味药的简单形式，由此基础逐渐发展到复合方剂的合成，则为较复杂也较进步的形式。徐灵胎曾说:“……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之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医学源流论。这说明了方剂的应用，已不仅是使用单味药物的独特性能，还进一步使用了药物与药物间互相助长与互相抑制的药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药物的疗效，并全面地照顾到全身证状，以适应症候群的变化规律。所以，方剂的合成与应用，可说是医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进步的标志。
一、方剂的源流
方剂的应用，由来已久，据左传、曲礼的记载，周代已通行了煎药饮用的办法，就是所谓汤液。皇甫士安在甲乙经序里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种农本草以为汤液。”又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可是，考伤寒论张仲景自叙，但云:“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服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曾无一字及于伊尹汤液。又云:“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中世有长桑、扁鹊……”亦未言伊尹。汉书艺文志著录汤液经法32卷，亦不著撰人名氏，皇甫氏不知何据?而有此说。汤液始于周代，是比校可信的，至于伊尹发明汤液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不过方剂的发明与汤液的应用当有密切的关系。早期的方剂，可能始于东周一代，这一点大概是可靠的，此后方术渐兴，但多神秘之，不肯轻传于人。史记扁鹊仓公传:“……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勿泄，……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古人入室傅方，大
抵皆斋堂歃血，不肯轻洩于人，所谓禁方及精方、经方等名称，在当时都有神秘珍贵的意义。
祖国医学发展至战国末期，由于较有系统的医学理论已逐渐形成，也就促进了方术的进步，而渐渐形成并积累了不少可以类聚的药方，经秦与西汉医家的蒐集、整理，陆续著为篇章，集成卷帙传世。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这时期的经方已达十一种，274卷之多，惜皆亡佚，今存的最早记载得有方剂的文献，则为内经；内经载方凡一十二首，且分为汤、膏、丸、酒……等不同的剂型。双流张先识先生曾撰内经方集释两卷，考释颇详，但张先生以为“虽汉志之经方，长桑，阳庆之禁方，皆此十二方之支流余裔”，则把内经的时代弄错了，这恐怕是张先生过于尊古，而失于考据的地方吧?至于方制，已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规定了君、臣、佐、使的配方原则，“识性之专能，合君臣之配偶，”方剂之学，至此稍有法度可循，而略具雏形了。
东汉张仲景(公元一五○——二一九年)总结了汉以前的医药知识和经验，发展了古经方家的理法，博采众方，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证，且在治疗学上主要使用汗吐下三法，并明示三法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从现存的伤寒金匮二书去考察，其使用药物达170余种，采用和新制药方，在伤寒论有113方，在金匮要略有262方，剂型则有汤，散，酒，丸及蜜导法等；而于汤剂的煎煮法，犹可能还有古汤液经法之遗意，有的药要先煮，有的药要后下，都有严密的规定，这两部书内容之丰富，法度之谨严，效能之卓越，为我国医学在诊断学、治疗学、方剂学等 方面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创造了空前的规模，从而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至今医家奉为圭臬，尊为医圣。所以徐灵胎说他“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确非过誉。
仲景而后，继出的名医验方传世者亦复不少，又陆续吸收了一些印度药方，皆经医家撰集，见于梁七录收载的书目已近四十种，隋书经籍志著录者则达256部，4513卷之多，可惜除了晋葛洪(约为公元三四二年)的肘后方和梁陶宏景(公元452—536年)的补阙肘后百一方，赖后来金朝的杨用道附广肘后方保存着部份外，余皆亡佚无存了。葛洪的医学著作有金匮药方100卷和肘后卒救方六卷，原书均佚，里面曾提到好几种传染病的知识，并且是我国最早记录天花的医书，他又著有抱朴子一书，里面有一部份是谈炼丹术的，这种炼丹术对于后来的制药化学与药物加工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
肘后方经陶宏景为之增补缺帙，得101首，就是前面说过的肘后百一方。陶氏为六朝时有
名的本草学家，除了本草学著作以外，还撰有集验方五卷，亦佚。他的肘后百一方的命名，乃是引用佛典:“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一语而来，此书在杨氏附广肘后方中已与葛洪原著相混，不复辨其本来面目了。
到了隋代，曾由官家诏命医家编撰四海类聚单要方300卷，及四海类聚方2600卷，规模极为巨大，惜皆亡佚，此后，唐代有孙思邈(公元581—682年)撰备急千金要方30卷，尝谓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名其书。其采撷范围极为广泛，“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无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其中并蒐集了不少来自印度的医方，共分232门，方论5300 首，卷帙繁富，堪称巨制，许多前代遗方，亦赖此书传世，得以保存。所以宋林亿等称此书办法精博，囊括众家。(清张璐复对此书详加阐发，撰为千金方衍义30卷，亦颇可贵。)孙氏后又继千金要方撰成千金翼方30卷，以补不足，并称巨著。后数十年有王焘撰外台秘要四十卷，王焘为唐时官吏，居馆阁二十余年，多见宏文馆图籍方书，故其载方，多古来专门秘授之遗，在编写体例上，对于方剂来源亦多注明，如小品，深师，崔厌，许仁则，张文仲……等，这些方剂本已失传，惟间见于外台秘要，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此书与千金方同为有唐一代医学著作中的宏编巨制，堪称代表性的名著，而孙、王、二氏亦与其书并传不朽之名。
自唐迄宋，由放医学发达，名家辈出，医方的编纂尤盛极一时，如后蜀时罗普宣(公元九三四年——九六六年)著广正集灵宝方100卷，宋开宝时刘翰撰经用方书30卷，太平兴国六年诏贾黄中等于崇文院编录医书，于雍熙三年，纂成神医普救方千卷，都是规模宏大，搜罗繁博的方书，可惜均已佚亡。现在尚有流传的这类内容繁富的方书，只有宋淳化初年完成的太平圣惠方和大观年间完成的和剂局方，及政和间撰成的圣济总录等书了。太平圣惠方系当时诏医局各上家传方书，命王怀隐、王祐等校正编类，各于篇首著其疾证，凡1670门，载方16834首，每门均以巢氏病源冠其首。和剂局方系由陈师文等校正编辑，书凡五卷，廿一门，载方297首。(后元时朱丹溪曾著局方发挥，予以批判。)圣济总录为政和间召集海内名医，并出内府所藏方书汇成，凡201卷。这些方书都是研究古代方剂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医家著述兼及于方剂的，如陈无择的三因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亦为后世所重，数目至多，难于枚举。
宋以后医学思想为之变迁，医学派别逐渐分歧，虽名家辈出，而立说互异，其著书
传世，必附以方药，或取法古籍，或得放师傅，或出自心裁，方剂之多，难以数计，方书流传亦复不少，据医籍考收载的方论书目，即达1991种之多，实际上当然还不止此。迄于清末，数百年间，方剂学具宏大规模者:如明代朱橚的普济方及王肯堂的类方准绳等，亦为巨制，尤以普济方为最，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共426卷，分2175类，载方达61739首，采集繁富，编制详析，卷帙浩博，久无刊本，今但有抄本传世，亦不经见。
他如金元四家，及明之张景岳辈，清代的温热家等，各擅专长，立方遣药，颇多精义，堪为后人矜式，都对方剂学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至于专门分析方剂的配伍，研究其疗效用途而注释方义者，当始于金之成聊摄的明理论，后来有明朝的许弘著金镜内台方议，吴鹤皋的医方考，清汪昂的医方集解，王晋三的绛雪园古方选注，吴遵程的成方切用，张石顽的千金方衍义，医宗金鉴内的删补名医方论，以及伤寒、金匮的各种注本等，都各有独到之处，对于方剂学 的研究，亦多贡献。
二、方剂的分类
关于方剂的分类，历代的分法不一，有根据治法分类的，也有以疾病分类的，现在拟就几种主要的分类予以论述。
七方十剂谈到古代方剂的分类，首先值得一淡的就是七方十剂，从前有许多学者都相信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或作复)创自内经，十剂(宣、通、补、洩、轻、重、涩、滑、燥、湿)出于药对，遂使七方十剂之说，为医者所崇奉，但究之实际，则七方创自内经和十剂出于药对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并且就分类方法来看，亦不无可议之处。
七方之目，始于成聊摄的明理论，而不是出自内经，考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歧伯曰: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又云:“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这两节文字，并没有要把方剂分为七类的意思，特别是“治有缓急”一语，意思很明白，并不是指方剂有缓急之分，所以日本丹波元坚氏在药治通义里说:“方之为言，道也，所以示修治调剂之道也，是以谓治有缓急则可，谓方有缓急则恐不可也”。可是成氏竟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洩、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这与内经原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至于所谓“七方”的界说呢，又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殊为烦冗，兹据刘河间和景日昣两氏的说法综述放后:
大方——其说有二:
1.病有兼证而邪不专，不可以
一二味治之，宜君一臣三佐九之类。
2.治肾肝在下而远者，宜分量多而顿服者。
小方——其说有二:
1.病无兼证，可以君一臣二的小方治之。
2.心肺及在上之病，宜分量少而频频少服者。
缓方——其说有五:
1.有甘以缓之的缓方，如蜜与甘草之类，取其恋膈。
2.有丸以缓之的缓方，以其药力比汤散宣行迟。
3.有品味众多的援方，使方药互相拘制，不得各骋其性。
4.有无毒治病的缓方，以无毒则性纯功缓也。
5.有气味俱薄的缓方，气味薄则长于补上治上，比至下，药力已衰。
急方——其说有四:
1.有急病急攻的急方。
2.有汤散荡涤的急方，取其易散而施功速。
3.有毒药的急方，取其上涌下洩，以夺病势。
4.有气味俱厚的急方，气味厚者直趋放下而力不衰。
奇方——其说有二:
1.有独用一物的奇方，即古之单行之万。
2.有合于奇数的奇方，如一三五七九等数，或君一臣二，或君二臣三，这类方剂宜下不宜汗。
偶方——其说有二:
1.有两味药相配的偶方，病在上而近者宜之。
2.有合于偶数的偶方，如二四六八十等数，或君二臣四，或君四臣六，这类方剂宜汗不宜下。
复方——其说有三:
1.有由一方加味的复方。
2.有各药分量匀齐的复方。
3.有二方至数方相合的复方。
综覈以上的说法，每一方下又包含几种不同的形式，当然是演绎成氏七方之说而来，且举了许多药方，分隶于各类之下，甚至把汤、丸等剂型上的区别也弄在“七方”里面去了，所谓治上治下之说，尤为悖理。谓合于奇数的药方宜下不宜汗，合于偶数者则宜汗不宜下，这等说法，是何其荒诞!若以药味多者为大方，药味少的为小方，本来也说得过去的，但既经如此分别大小，则奇方、偶方、缓方中皆有药味众多者，又与大方有何显著差别?奇方和偶方药味少者，又何尝不可列为小方?至于复方，内经原文为:“奇之不去则偶之，是为重方。”张戴人与李士材等皆释“重字”为重复之义，谓即奇偶迭用，这 解释是比较合理的，何尝又有数方相合或一方加味的意思?而刘河间与景日昣甚至说各药分量相等也是复方，就更令人难解了。
内经所谓的重方，是“奇之不去则偶之，”明明不是指方剂的一种类属，而只是一种用法，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解作所谓“七方”之一而作为方剂分类来看待的。
前面说过，“治有缓急”一语也表明缓急只是一种用法，特别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二语，更足以充分解释此二字的涵义了。
据此，除去缓、急
、和重方，则内经所提出的，就只有大、小、奇、偶四种方剂了，而奇数和偶数，属于数术之学，与医学相去甚远，是以内经所说，本少精义，只是提出了简单的方剂类型，也可以看做最早的方类吧。而成无已据而倡“制方体用”分七方十剂之说，后世乃谓“七方”出自内经，且以此来例仲景之方，可是仲景的学术是朴实的，若以这种无当实际的分类来相附会，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景日昣相信“七方”之说，且在此基础上赘加四方，即:重病轻方，轻病重方、反佐方、顾忌方，更觉无谓之至，故不具录。
“十剂”之说，也是自成无己始，丹波元坚曾经指出这十个字原是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里用来分类解释药物性能的。陈氏原文，从证类本草序例里还可以找到:“诸药有宣、通、补、洩、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而本经都不言之、后人亦所未述，遂令调和汤丸，有昧于此者。如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这里所说，原与方剂的分类无关。
今药对与拾遗二书并佚，无法就原书查对，笔者从证类本草中(注:四部丛刊影印金泰和刊本)查见掌禹锡等在序例里有如下的记载:“臣禹锡等谨按徐之才药对、孙思邈千金方、陈藏器本草拾遗序例如后……”后面首节所引:“夫众病积聚，皆起于虚也……”与千金方卷一“处方”章内所引药对的原文悉同，第二节至第十二节则悉兄于千金方卷一“合和”章内，为千金本文，第十二节:“丸用锺乳等诸石……令极细”以下皆为千企所无，即丹波氏认为系自陈藏器者；若再从掌禹锡等在序例中所述引用各书的次序来看，始而药对，继则千金，最后当然是出于本草拾遗了，丹波氏的看法，是可信的。
陈氏所说，原为解释药性而设，后来宋代的圣济经添入“剂”字，并谓:“凡此十者，治病之成法也。”成聊摄据此而称之为“十剂”，本草纲目复误掌禹锡等所引首节药对原文为陈藏器，反以陈氏原文为药对，以致后之学者，皆谓北齐徐之才首创十剂，张冠李戴，沿误至今。
陈氏所谓十种药的大体，就是:
1.宣可去壅。 2.通可去滞。 3.补可去弱。
4.洩可去闭。 5.轻可去实。 6.重可去怯。
7.涩可去脱。 8.滑可去著。 9.燥可去湿。
10.湿可去枯。
这种分别药物属性的办法，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好的，后来寇宗奭补“寒”“热”二剂，缪仲淳复增“升”“降”二剂，徐思鹤则添入“调和”“解利”……等并为廿四方，刘河间亦立“轻清”、“暑火”……等为十八剂，景日昣亦赘加八剂，重复繁杂，迭相紊乱，可算是蛇足了。
陈修园的时方歌括就是依据寇宗奭的药物分类法，即“十剂”之外，增益寒热两剂，并就“十剂”名称，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注:这些修改是依据吴禔圣济经註来的。)如宣可“决”壅……等。
这样来分类方剂，在当时来说，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不过方剂至多，性质各殊，用途异趣，若要用此十二剂来概括各种方剂，就不免失于笼统了。
张景岳与汪昂的方剂分类明张景岳曾就历代名方，依其主治功效，分列八类，同时也包括了八种治法，为古方八阵，每阵均有注语，今具录如后:
1.补阵——存亡之几，几在根本，元气既亏，不补将何以复，故方有补阵。
2.和阵——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补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欲得其平，须从缓治，故方有和阵。
3.攻阵——邪固疾深，势如强寇，速宜伐之，不可缓也，故方有攻阵。
4.散阵——邪在肌表，当逐于外，拒之不早，病必日深，故方有散阵，
5.寒阵——阳亢伤阴，阴竭则死，或去其火，或壮其水，故方有寒阵。
6.热障——阴极亡阳，阳尽则毙，或祛其寒，或助其火，故方有热阵，
7.固阵——元气既伤，虚而且滑，漏泄日甚，不尽不已，故方有固阵，
8.因阵——病有相同，治有相类，因症用方，亦有不必移易者，故方有因阵。
末附四方，谓:“其有未尽者，如妇人有经脉胎产之异，小儿有养育惊疳之异，痘症有出没变化之异，外科有经藏表里之异，随机应变，治有不同，”故附此四方，并列放八阵之后。
景岳既“选古方之得宜者，共若干首，列为八阵，”虑其不足，复以自制或改订前人的处方，另立新方八阵，分类法与古方八阵悉同。
这种分类法，仍不免失于简略，未尽妥善，特别是其中的“因”阵，既说“因症用方”，显然是一种使用方剂的方法，不得列为方剂的一个种类，“因症用方”也就是随证用方的意思，那末，其他七阵方剂的应用，又何尝不是“因症用方”呢?而末后附列四方，则是疾病类属有所不同，既然八阵是以方剂的性能来区分，两者就不能混同，所以，张氏的分类法，也是值得斟酌的。
清代汪讱菴著医方集解，分类较详，共廿一类，末附救急之方，他的分类是这样的:
1.补养之剂 2.发表之剂 3.涌吐之剂
4.攻里之剂 5.表里之剂 6.和解之剂
7.理气之剂 8.理血之剂 9.祛风之剂
10.祛寒之剂 11.清暑之剂 12.利湿之剂
13.润燥之剂 14.泻火之剂 15.除痰之剂
16.消导之剂 17.收濇之剂 18.杀虫之剂
19.明目之剂 20.癰疡之剂 21.经产之剂
这种分类法分目
校详，各剂的名称也能较显著的说明该类方剂的基本性质，廿一类中，包括了基于汗、吐、下、和、消、补诸法的各剂，并为“表证未除，里证复急”者增入所谓“表里之剂”，以发表攻里并行。又谓受病之因，多本放六淫，故以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因为对象分列六剂。又谓人之一身，以气血为主，故列理气、理血二类。此外，并设除痰、收濇、杀虫、明目、癰疡、经产诸剂，以补不足。其实，所谓“明目”之剂，本可分隶于其他各类。而其他各类间也有重叠或界说不清的情况，方剂分类本有困难，难期尽善，从前各家的分类方法，除了本篇所举的之外，还有许多用病或证来分类的，如王肯堂、吴鹤皋诸人就是。虽各有长处，终觉未妥，比起汪氏分法来，似觉略逊一筹，所以笔者认为大体上说来，汪氏的汁一剂还算得较完善也较进步的分类方法。
综观以上所述，各种分类方法，互有得失，它们各自反映了不同时期医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不过今后在这基础上更获得进一步的改进，这是必要的，一定也是可能的。
三、方剂的剂型
方剂有多种不同的剂型，各有不同的特点，以适应治疗上的需要。我国医学发达既早，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应用了多样的剂型，如像汤液始于周代，酒剂可能更早，因为我国是最早用酒于医药上的国家(相傅夏禹时“仪狄作酒”从当时社会发展情形看来，这是可能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公传就已有用药酒治风蹶，莨酒治不乳证的记载，素问也有关于“醪醴”的讨论和左角发酒的记载。此外，膏、饮、丹、丸等剂型也见于内经，后来神农本草经亦说:“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又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后更有增加，不过在理论上，却也有许多假设臆想之词，如圣济经对于剂型的解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涤除邪气者，于汤为宜，伤寒之治，多先于用汤者如此。醪醴主治，本乎血脉，凡导引痹郁者，于酒为宜，风痹之治，多专于渍酒者如此。散者，取其渐渍而散解，其治在中，久病痼疾，剂多以散者，理如此也。丸者，取其收摄，而其治在下，腹中之病及不可散服者，宜用丸也。至于成丹，则火力烹养，有一阳在中之义，金石之类多取焉。膏、取其膏润，以祛邪毒，凡皮肤蕴蓄之气，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他如医心方及沈存中、李东垣、张石顽诸人之说，亦皆类似，不予悉举。
中药的剂型，一般是通过一些浸渍、浓缩、
研磨、煎煮、蒸馏、升华等物理方法的处理和加工步骤而成。兹略述于后:
1.汤剂——以药物在水中加热使有效成分溶解。汤剂的特点是吸收容易，奏效较速。汤剂中适于冷服者叫做“欲”。或谓服有定数者名汤，时时不拘者名饮，把生药研末煎服的叫做“煎”。
2.膏剂——可以说是汤剂浓缩而成。有内服与外用的分别，内服的膏剂颇宜放滋养药必需长时期服食时，可以减少天天煎药的麻烦，煎膏时以水为溶媒，也有用水、酒合煎的。外用的膏剂则多以油类煎制而成，贴于局部皮肤或 疮口，古谓之“薄贴”，今称为“膏药”。
3.散剂——内服药中有效成分不易溶解于水或不耐高热者皆可人散剂，研为粉末，易于吸收，外用者多用于肿癌或湿疹，作撒布料。
4.丸剂——宜于作散的药剂，但有不良气味难于吞服者、及慢性病常服之药，皆可作为丸剂，系以散剂加赋形药(如蜂蜜、面糊等)制成。
5.丹药——药物经过较精细的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处理，加工制成丸剂或散剂，而有特殊效用的，都叫做丹药。如三仙丹是由几种药物经过升华、氧化而得；玉枢丹和至宝丹皆经过精细加工等。
6.酒制剂——用酒浸渍药物，借酒精为溶媒以溶出药物的有效成分，叫做药酒。其特点是便于贮藏，不易变坏，且能使在水中溶解困难的成分得以充分溶出。经验上又认为酒性散发，可以助药力畅达全身。
7.其他型剂——如眼药、坐药、药缐……等，乃由前述剂型变化而成，基本上可以分别隶于前述的剂型中。
这些中药的剂型，无论在制药学上和临床应用上，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无可讳言的，也有它一定的缺点:
1.汤剂和膏剂煎服既不便利，而同一处方内各种药物的溶解度不同，若混合煎煮一定的时间，可能有些挥发性的成分业已消失，而另一些难溶解的成分则溶解不全，虽然在经验上也知道有些药物该先煮，有些该后下，但对于加热的时间、和用水的比例、以及热度的调节、缺乏精确的控制，难免影响药物的疗效。
2.丸剂和散剂虽然在服法上较为便利，但粗制的药物含纤维和杂质甚多，不特消化吸收困难，而且体积较大，仍不便放携带和贮藏。
3.酒浸的药剂，因有酒精的作用，故不适于小儿及忌用酒的疾患。
4.粗制的药品，剂量的控制，漫无标准。
综上所述，我们是应当从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和改进，使中药的使用更加便利而有效。
四、方剂的组成及药物配伍关系
中医学术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机体本身的整体关系及与外环境的统一性，这是中
医病理学及治疗学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形成的治疗法则是整体医疗，随证用药的法则；即是随临床证候的出现与发展，相适应地给予不同的治疗。所以，中医的药物疗法主要是调整机能的疗法。虽然在中医医疗体系中也有原因疗法，但这一疗法的应用，也往往是建立在随证治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效药的应用并不被特别强调，如常山是有名的抗瘧药，但并不以之泛用于各种类型的瘧疾；黄芩已知其降血压的作用，但并不泛用于一切高血压症；在应用这种药时，亦必随证候群的变化和体质之殊、四时之辨、及病之新久等情况，相适应地配伍必要的其他药物。随证疗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应用上的机动性，所以方剂就成为这一疗法的实践的具体形式。
方剂一般是指由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处方，几味药配伍在一起，所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正如徐灵胎所说:“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因此，处方必须要有法度和规律，必须熟习药物的配伍关系，现在拟就君臣佐使的配方原则和若干配伍及禁忌的问题来谈谈。
君臣佐使这是许多中医所熟知的一个配方原则，追溯其渊源，可以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两种不同的解释。
1.神农本草经 本经以上药120种为君，这是指“久服不伤人”并且能“轻身延年”的补养服食药品；中药120种为臣，较多用放治病，“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药125种为佐使，纯为治病之用，“多毒不可久服”。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颇为盛行的追求长生的理想，所以对于主要用于补益身体的药物给予了最高的地位。以补益作用的强弱与有无，作为衡量药物价值的标准，把上、中、下三品和君、臣、佐、使、等词语来别其尊卑贵贱。被认为是“君”药者，不论配在任何方剂，用于任何病证，永远都是“君药”，这种恒定不移的君臣佐使是脱离了治疗观点的，与方剂学上的君臣佐使毫无相同之处，难怪陶宏景说:“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王水在素问注里也说:“三品名位，只适于服饵之道”。
2.内经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方制君臣，何谓也?歧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 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这段话对方剂的君臣佐使的意义作了简要的解释。又谓:“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更进一步从方制君臣佐使各药的比例提示了几个实例。王水注谓:“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用者为使，皆所以赞成方用”。何柏斋亦云:“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助而相反者佐也……”这两个说法，都正确
地阐发了内经原意，是说药物对不同的病证所产生的主要或次要的治疗作用，在处方中有主从关系的不同，君臣佐使乃是界别其主从关系而立说，而“佐”字据何氏及后世诸家之说，谓“与君药相助而相反”，乃药物互相监制，以防药性过偏的意思，于理亦可通。
内经就处方内君臣佐使各药的配合比例的不同而归纳成大、小、奇、偶诸方，似嫌过于机械，终不出古代“数”学观念的圈子，在临床上无多大用处，事实上后世诸方大都是随治疗需要自由配伍，未受此“数”字的限制。不过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仍可看作古代方剂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因为它至少是意味着古代医家对方药配伍关系的重视，和企图在此中找出其基本规律的这一要求。由于他们的努力，至少是初步作出了原则性的提示，创造了早期立方法度，后世医家从而加以发展，从实践中丰富了它的内容而逐渐使之具体化。所以自张仲景起，历代所制诸方，虽已超出大、小、奇、偶等形式上的限制，可是从那些方剂的特点来看，药虽众多而有条理，主次分明，不至庞杂无序，这无疑地是承袭着古代君臣佐使原则的基本精神。
引经报使自张洁古盛倡所谓“引经报使”之说，以后医家多有尊信其说者，如何柏斋医学管见解脱“使”字的涵义，说为“使”的药能引经及引治病的药物达于病所；就不免流放“引经报使”的机械论的谬说了，这在药理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内经明说:“应臣之谓使”，当系指方剂中较为次要的药物，不必指“引经”而言，赵敬斋儒医精要云:“若拘系经脉，分定阴阳，则治一不能治二，治此而不能治彼，刻舟胶柱，性无变通，又岂能治人之病?”徐灵胎也说:“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至张洁古辈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两氏之说，极为醇正，各种药物，在治疗上皆有专长，这是对的，若必欲派定某些药专入某经，甚至能引其他药到达病所，确是“附会之谈”，于理难通。有人解释桔梗在方剂中可为舟楫之剂，能载诸药上行，以达病所；牛膝性降，能引诸药下行。殊不知桔梗对气管有刺激性的祛痰作用，牛膝能促使腹腔充血，且经验上认为是于治腿膝部疾患，上行下行之义殆由此而来，引经之说，有何依据?要皆附会张洁古辈之说，实在未可为训。
方药配伍关系神农本草经论药物配伍关系云:“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租之，当用相须
、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本草蒙荃释云:“有单行者，不与诸药共剂而独能攻补也，如方书所载独参汤，独桔汤之类是尔。有相须者，二药相宜，可兼用之也；有相使者，能为使卒，引达诸经也；此二者不必同类。有相恶者，彼有毒而我恶之也，有相畏者，我有能而彼畏之也；此二者不深为害。有相反者，两者雠隙，必不可使和合也；有相杀者，中彼药毒，用此即能杀除也”。
大抵“单行之药”，类皆有独特效能，用时可不必辅以他药，在方剂言，则多用于征候较单纯者。相须、相使，似即指药理的协同作用，即药物与药物间互相助长其疗效的作用。如知母与黄柏、附子与干姜、大黄与芒硝之类，皆有此作用。相畏、相杀、相恶，似为药物的拮抗作用，即其互相抑制其有害作用，或防药性过偏的意思，如十枣汤、葶苈大枣汤之用大枣、半夏之配生姜等皆为此义。相反者，大抵指配合起来，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剧烈的毒理作用者，如本草十八反的药物是。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用药知识和经验，有着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是我们在立方遣药时应当遵循的。丹波氏曾举出若干例证，颇为精当，其言曰:“尝原寒热并用之义，凡药寒热温凉，性也；补泻汗吐，用也；但是凉泻、但是温补，即为性用兼取矣。攻补同用而治虚实相错，寒温并而治冷热不调，亦即为性用兼取矣。有病但冷但热，而寒温并行者，是亦取其性，一取其用，性用适和，自成一种方剂矣。大青龙汤则麻、桂得石膏之寒，专存外 发之用；石膏得麻黄之发以达肌腠，故相借凉散表热，是麻、桂取用，而石膏取性也。大黄附子汤则大黄得附子、细辛，但存荡涤之用，相借以逐实寒，是附子、细辛取性，而大黄取用，如桂枝加大黄汤，其揆一也……”此说阐明了药物配伍的复杂关系，并指出具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各自发挥本身的作用，并用于“虚实相错”“寒热不调”之证，借其对生理病理的调节机转而促使证状解除，疾病向愈。同时，有些药又有互相拮抗的作用，可以防止药性过偏，以收万全之效。
方剂中通常是好几种药乃至十多种药配伍，其间所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本经所提示的“七情”就是要我们在处方中去掌握这些可能有的变化。特别是要充分使用药物间的协同作用以扩大疗效，充分利用其拮抗作用以防止药性过偏发生副作用，并有效的适应证状复杂的疾病。还要密切注意药物间相反的作用，以防止发生毒害。
不过药物配伍后所发生的化学变化，至今尚难明白，实有待于今
后进一步的研究阐发。前面所说，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经验的知识，我们珍贵这些经验，却不能以此而满足，应当在这基础上不断向科学的路向前进，以求逐步的获得科学的理论的说明。
徐灵胎说:“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方剂组合上的规律性与临证应用上的灵活性，这是中医随证疗法的基本特点。一个没有重点和层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方，只是一些药物的堆砌，在治病时是难期必效的。但若执方治病，不区别病的新久、体质的强弱和发病原因的不同，虽同一疾病，也是难于取效的，语云:“拘方治病病必殆，检谱对奕奕必败”，这是很正确的。
中医的随证疗法是基于治疗L的整体观念，而主要以方剂为工具，故对于任何的局部疾患，如创伤，冻伤、脓肿、皮肤病及五官疾病……等，都广泛的应用着，可见方剂的配伍关系和临床活用等知识，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由放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学派亦多，方剂之学，也有所谓经方、时方等流派的不同，见仁见智，皆各有短侵，要之，以实用为依归，又何必斤斤于经方、时方的界限呢?
关于方剂的派别，方剂的用量等，较多涉及到治疗学上的问题，篇幅所限，此处不予论列了。
(本文发表在1956年10期第51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