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制度自信，坚定走社会主义宪政道路
——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①一文
何明轩②
摘要：该文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宪政；宪政理念前必须加一个限定词“西方”；宪政理念必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概念分割开来。该文作者完全人为地分割了“宪政”理念，将宪政概念人为地缩小化、狭义化。本文认为西方宪政同人民民主制度可以分割开来讲，因为他们有着不同制度特色；但将社会主义宪政同人民民主制度分割开来讲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宪政囊括的概念，“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都属于“宪政”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实践范畴。坚持制度自信、制度创新，才能坚定不移的走好社会主义宪政道路。
关键字：西方宪政、宪政的形式与实质、依宪治国、社会主义宪政
Adhere to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Socialisim
—Remark the article The Comparison of Constitutionism and the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He Mingxuan
Abstract: The original text thought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socialism to hav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at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must be restric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that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The writer of the original text divided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a subjective way and narrowed its concept. This paper holds that we can analyze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separately,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systematical features. However, it is totally wrong to divide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socialism from the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socialism embraces the concept of the
①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2013年5月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cy.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the country by constitution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different stages. Only by adhering to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an we walk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perfectly and unswervingly.
Key words: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the form and essence of constitutionalism;Ruling the country by constitution;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socialism
引言
2013年8月5日以及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署名为“马钟成”的《“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①以及《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②》两篇文章，继杨晓青教授在党刊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后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这些文章认为“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以及“社会主义宪政”是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起就设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③作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宪章，历经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以及四次宪法修正案的事实。这种认为中国只是徒有宪法而无宪政的观点是极端有害的，否定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于引领一个社会发展潮流，从意识形态发展到实现形式发展的重大作用。也否认了在这段历史时期我们在政治社会制度的贡献同错误。中国是否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宪政”，以及为何要实现“社会主义宪政”本不应当作为一个论点，但鉴于这该文引起的反响以及意义，本文为此对《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事关
①马钟成；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8月05日
②马钟成；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8月06日
③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194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561
大是大非的一些观点做一些批驳以及讨论。
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可有宪政，杨教授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入手，将二者的制度差异分为“关键性”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关键性”的制度差异：“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①”将西方宪政制度外化的制度特点，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实施宪政的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从而得中国无宪政的观点：“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②。并认为“社会主义宪政”是伪命题。
并且又列举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③杨教授认为非制度性差异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吸收的，“某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中的部分合理内容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④而关键性制度差异是和我们制度理念是截然相悖的，断然不可接受。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及其欺骗性”，首先论述了“资产阶级确实需要宪政的统治和话语霸权”以及这种霸权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利益。而后论述了“民主议会”的欺骗性：“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体系对公
①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4页—第5页，2013年5月
②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6页，2013年5月
③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5页，2013年5月
民主权的分割，司法独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性的独立等等。
文章的第三部分引用马列专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如“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①，宪政是旧的、过时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国更没有必要去为资产阶级的‘宪政事业’做贡献。”②的观点。
最后得出“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③以及“依宪治国不是实行宪政”④的结论。
一、制度因素的差异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能否实现宪政的标尺
杨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认为：第一，“依宪治国”与“宪政”是两码事。第二，“宪政不存在普适性”。原文有如下表述：“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确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宪政的核心制度与理念从根本上是不相符的。”⑤“说宪政就是有宪法并
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混淆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很清楚，宪法与民主制和宪政没有必然的联系。”⑥既然“宪政”同“依宪治国”是两码事，那么它们不同的定义是什么。而杨教授否定“依宪治国”是实现“宪政”的历史过程。其后也并没有简明扼要的给出“宪政”和“依宪治国”的定义和二者的联系。
为了使这些讨论更具价值，我们就宪政的实质与宪政的形式入手，对宪政下一个完整的定义。
1、宪政的实质
“宪”指法律，“政”指政治，顾名思义宪政就是“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的政治制度”。
①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7页，2013年5月
②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8页，2013年5月
③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8页，2013年5月
④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10页，2013年5月
⑤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10页，2013年5月
⑥
“古典法”与“现代法”有不同的特质：第一，“古典法”对个人权益的定义会因地域、种族、身份、阶级的不同而有天壤之别，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第二，在古典法篇章内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是来规定被统治者义务的和限制被统治者的权利，是维护特殊阶级利益的法律。而“现代法”则相反，第一，每人应当享受到“人权”是一致的并且支持每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第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承担公共责任、社会负担的义务是一致的，法律平等的规范了二者在社会运行中的行为。这两大特点应当作为一个社会是否步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通过确定这些人民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而实现的现代宪法精神的无上权威，实施在宪法允许的政治制度，实施宪政目地的实质是“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因为人类对于平等的概念绝非美国宪法所镌刻的那样“我们认为下属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被造人平等”，反而人生来不平等才是客观存在的真理。
正如约翰.洛克所言，物质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它在环境上限制了人的精神发展和物质发展；而个人生理上、智力上的差异也会影响个人的未来发展的成果。这些打娘胎来、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由物质、生理、智力上普遍存在的差异导致的不平等性，很大程度上造成后天发展结果的不同，并且当这些生存的不公平性会随着血缘、姓氏、地缘等因素积累下来，被固化、被继承时，也就形成了固定的社会阶级。自然会分化成占有生存优势地位的阶级和处于略势地位的阶级。
个体从出生便被遗传、继承的不平等使得人类个体更加渴望、要求人们可以于在社会中公平的竞争、自由发展，渴望弱者可以得到应有的救助。比起金字塔尖的少数统治阶级，广大的被统治阶级更是天生的弱者，渴望不平等的社会生存环境可以由社会来改善，这样的意识深深刻在人类不平等的社会发展史里。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实施宪政绝不是为了满足一个固态的社会状态。人类为了更好、更加自由的生活，为了摆脱战乱与社会动荡，为了给社会运转更大的公平性、稳定性，不约而同的走上实施宪政的道路，正如任何历史时期执政力量和人民期盼的都是使社会稳定发展，而现代宪政道路给这下了一个要求，即公平、平等的使社会稳定发展。
所以“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是实施宪政的最终目的，并且这种权利保障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保障人民对于物质需求。
其一，发展的物质保障。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会享有更多的物质文明，这是政府“行政绩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二，平等的物质保障。如残障儿童的教育问题，内涵现代文明的人文精神的“平等”绝不是让这些残障儿童有权利去同正常儿童去上一样的学校，这种权利对于这些残障儿童未来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通过政府同社会合作，建立可以服务这些残障儿童的特殊学校，使这些遭到不公命运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将因残障因素影响个人命运不公恶果降到最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社会实现这种人文关怀平等也与政府的激励、引导有关，所以这也被看作是政府“行政绩效”的一部分。
第二，保障人民对于社会权利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简单、小型的社会发展为复杂、大型的社会。表现在社会行业增加和对社会服务类型的提高，简单的社会伦理关系会遭到破坏，新的理法关系得以生成，“二元”的社会结构：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边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立法、军事、外交、国税、经济、文化体制内的高度集权的模式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过程中为了使社会更好的生产、分配、享受财富，就需要
将一些权力下放，让人民参与其中。人民知情权、参政权等权力的实现会对社会发展效果逐渐显化，人民参与到公权力建设的体制中，完成“人民”转变为“公民”的历史进程。这也是不断将执政者手中的权力关入笼子的过程，要求执政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不能一味打压这一历史过程，而要善于引导这一过程，这对于执政者是有利的：第一，借助这一过程获得更高的施政认同，打败竞争者，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The Peoples Action Party)；第二，避免复杂的社会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缝，避免社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社会保持一致的社会共识并稳定发展。
2、宪政的形式
宪政的形式为宪政的实质服务，同为西方发达国家（从经济联系来划分）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虽然秉承宪政信念，但宪政的模式选择也是大相径庭。日本、英国选择君主立宪制，美国、德国、法国实施民主共和制。
虽然日本战后在美国人的强势改造下模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权，但并非完全相同，如国会构成模仿美国宪政体制设立参议院与众议院，权利分配上与英国由贵族构成的上议院与和由民众选出议员的下议院有很多不同。这是由二者建立政治制度的环境不同而造成的，英国宪政制度是传统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小市民等社会中下层势力在宪政思想下长久博弈的形成的政治制度，政体进步属于渐进式改革；而日本则是由集权天皇制，由在高高上的美国占领军提出改造构想，由日本人民承担改革成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属于激进式改革。美国、德国、法国虽然选择的同样的民主共和制，但政党在政治制度内的构成形式，最高权力代表总统设立上采取普选制度或间接选举制度以及所国家元首掌握的实际权力，两院权力结构的划分上依旧不尽相同。
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如下的相同点，即司法独立、公民平等、政府不存在最高权力、法律至上、主权归民。这也是现代宪政制度共同的外化制度特点。
尤其法律至上原则，是每个执政团体都需注意的实行的，因为尊重规则是任何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宪政执政者划分了社会管理权，并设计了政治制度，以及通过合法的程序颁布了具体的法律条文，一般来说这些法律本质就是保障执政者利益的，但如果执政者依然触犯了这些条文，却不愿受到自己定下的法律制裁，破坏了这种社会自己同意制定的规则，则破坏了自己的公信度；并且这种“人治”而非“法治”践踏法律形式以及内容的行为，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不稳定。例如唐初对法律的执行、恪守很严格，及致武周，皇帝为了保障个人的执政地位，滥用酷吏，使《唐律疏议》①全为摆设，直到了开元才扭转这种风气。但这种行为已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很大破坏。
不难看到，实施宪政是为了“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但由于每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限制和社会环境特色，宪政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所以宪政实质同宪政形式的关系为：宪政形式为宪政实质服务，宪政实质指导、完善宪政形式。宪政形式在不同的环境是个别的、有差异的，而宪政实质在文明发展史中是趋同的、统一的，即“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
讨论到此我们可以给出宪政作出完整的定义：“为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的目的，运用和发展受社会发展制约和历史渊源造就的宪政形式，使政治制度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实现社会长期公平、公正的稳定发展。”
这种定义表明宪政制度是具有普世性的，平心而论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已然
①中国唐代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30卷。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于志宁等修《永徽律》，翌年颁行。三年，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
实现了宪政制度的西方国家，将其宪政制度同上述宪政观的要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要实现“为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的宪政目的，它们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继续发展。
这也表明了宪政从观念到形式是不断前进的、发展的，是人类文明史重要的一部分，这与杨教授从制度差异入手得出的中国不可以有宪政的观点也是截然相反的。
由于杨教授关于“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论证过程，主要是从通过划分不可调和的“关键性”制度理念，而得出社会主义制度永远都不可以实现宪政的结论。但我们看到这种“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是资本主义社会同目前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性的差异，而非“宪政”理念的差异：因为在这两者创造制度者同样宣称执政是为了“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同样是要求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的政治制度”，在同样差异化的“宪政形式”和趋同的“宪政实质”。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杨教授宣称的“宪政不存在普世性”的理由。因此制度因素的差异更不能作为一个社会能否实现宪政的标尺。
二、关于五点“关键性制度因素与理念”①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讨论
按照马克思的推论共产主义制度应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
①即杨晓青教授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五大点差异：1.“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2.“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3.“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议行合一’，由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4.“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而人民民主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罢免。”5.“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红旗文稿》第4页——第5页，2013年5月
自然衍化的结果；而事实相反，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社会工业化低的社会实现的，并且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革命的结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虽然已是执政党，但却依旧担负着革命党的责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以及执政党地位的取得，并非共产党人最终追求的，而使社会发展、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在社会主义走入低潮的当代，资本主义依然有着其蓬勃的生命力，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话语权。面对这种困难，我们要发展好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只有发展好了这些我们才会得到更多的拥戴，文革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这就要求期待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文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要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复辟，谨防丢掉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而杨教授所指出的五点不可调和的“关键性制度因素和理念”即源于对此的错误认识。
1、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
杨教授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①
在这里可以概括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优点。第一，可以的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物质文明。引入本应被共产主义制度消灭的“市场”概念。
历史证明“市场”比“计划分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丰富人民物质文明生活方面更为有效，即站在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立场上，即使承认市场是“剥削”性制度，但这种“剥削”比其为人民所创造、分配财富的速度相比，在权衡了其优点与劣点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承认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放弃了“计划分配”制度。虽然市场制度理应被消灭，但那已是在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然灭亡的，而目前我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6000美元，仅能达到目前世界中等收入行列，离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依然差距很大。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且从本质上说明‘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思想障碍”①。
而我们说“市场”必然有“私有制”存在，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必然逻辑：若市场只有公有制竞争，则相当于人民将左口袋的钱放入右口袋，明显没有了竞争压力。若“市场竞争”的效能无从体现，那它分配资源的效率的职能更无从谈起。社会既没有市场的形式，更没有市场的实质。
所以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有、坚持私有制的合法权，这绝对不是为了维护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是要激发起他们的能力与动力，为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更早的进入共产主义制度奋斗。
另一方面，我们让公有制力量同私有制力量共同壮大，既增加了人民分配社会财富的数量又保证了手段，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并维护了社会主义市
①朱晓蓉；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度模式的选择，《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11期
场制度的颜色。
资本主义始终坚持为保障私有制发展的市场制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将市场制度当做手段；私有制既是共产主义社会废除的目标，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的手段，这并不矛盾。与秉持“社会发展与使人更平等”，“保障人民社会生活的权利”，“政治制度的合法化”的“宪政”理念更不矛盾。杨教授把其做为与宪政理念相悖的“关键性的制度和理念差异”，用此否定了宪政的普适性的做法，很不严谨。
2、民主政治与国家政权体制以及司法独立等制度的差异
“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①这三点与“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议行合一’，由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民主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罢免。据此，我国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②相比较，发现我国政治结构形式与这些国家政治结构形式相差很大。但不同的宪政形式不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意义的宪政的标准，而要看它的内涵精神是否追求人人平等、社会公正，这是划分古代法和现代法的重要标志，也是划分现代宪政制度和其与①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J]；《红旗文稿》第4页——5页，2013年5月
为保持统治阶级利益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
上文论述过宪政形式和宪政实质的关系：宪政形式为宪政实质服务，宪政实质指导、完善宪政形式。宪政形式在不同的环境是个别的、有差异的，而宪政实质在文明发展史中是趋同的、统一的，即“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就其人民的地位定义是相同的，人在法律意义平等不光是西方的概念，1912年公布的《临时约法》我国第一次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①。而在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也有同样的表述。
但“人民的划分是否一致”。“人被造而平等”西方宗教式的表述表达了西方的普遍观点；而中国的人民专政制度，则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有专政”则必有“专政对象”，在历史上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国人民的阶级划分，对于人民的定义显然是有划分的。人民专政政权认为的平等法律地位只是其中的“人民”才享有的权利。中国进行几十年阶级斗争后的今天，显然已取消了法律地位平等的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依据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见第二章：人民；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1934年1月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改，共17
国籍法》①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以及第三条至第七条给出了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方法，按照上述规定，普通出生在中国的人都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权利。宪法保障这种权利不受侵害。
既然“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的建立政权的初衷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受社会发展制约和历史渊源造就的宪政形式”的不同绝推不出宪政没有普适性的观点。
至于杨教授列举西方宪政具有欺骗性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观点。只能说明西方的宪政是有缺陷的，没有它对内对外标榜的那么好，却不能说明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明共产党人不能在自己确认的理论下搞自己的宪政。
因为需要实现的“宪政”并非一个固定的时间段的一个状态点，它是一种不断变迁的历史实践。并且对于“宪政”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心态：今天做的不够不代表明天做不好，更不能因为今天做不好，就否定它，不去改变今天的过错与失误。为了社会发展，为了人民幸福，在实践中勇敢试错并勇于改错，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担当。
3、军队的指挥权、领导权归属不同，但要实现的最终目的相同
至于最后“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与“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对立的，因此宪政与社会主义国家无关的观点，只能说明杨教授并没有弄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说明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军队“中立化”、“国家化”。西方政权的特色是民选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若允许政党拥有军队，选举时就不仅是街头、媒体拉票了。
①
恐怕双方的武装力量大打出手，胜者为王。这样国家民主制度、主权完整会受到极大地损坏，甚至会激化社会阶级、种族矛盾，分裂国家。所以把政党的行为规范在宪法体制内，形成运用谈判、妥协、立约等手段来逐步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政治机制，实现“宪政”制度最大的功能性质。若有人违背了这样的原则，敢于运用暴力手段获得国家政权，则“中立的”“国家化”的军队会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保卫人民建设的文明成果。
而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制度发展的最终目的，那时的人民拥有极大的自由，没有了政府概念，也没有“军队”的概念，自然也没有了以及相应“军队”归属权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军队最终归于党指挥，是因为对于共产主义政党，社会的改革远没有结束。正如本文所述：“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虽然已是执政党，但却依旧担负着革命党的责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以及执政党地位的取得，并非革命党人最终追求的，而使社会发展、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我国的社会属性造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没有社会政权更迭问题，所以党牢牢的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军队，第一可以保障国家主权不受他人侵害，第二保障国家的社会属性不会改变。
当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党自然就没有了创建军队、掌握军队的必要，军队也只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名词。而在此之前，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绝对不能放手，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社会倒退，将多少代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对此问题，我党需要保持深刻的认识。
我们看到虽然不同的制度军队的归属权是不同的，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其执政力量避免出现社会分裂和动荡，进行的制度性选择，都是为了为宪政稳
定发展保驾护航。这样的选择同宪政的定义构不成任何的冲突，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实施宪政的理由。
三、坚信共产主义、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宪政
否定社会主义宪政是没有制度自信的体现，宪政是一个以在制度上以法治代替人治、在意识形态上以公平取代不公的历史过程。有人讲宪政笼统的概括为“民主+法制”，这种思维其实是极度片面的，要这样分类，那么希腊式的宪政观与现代社会的宪政观就没有了区别。希腊人民90%都是奴隶，这与实施现代宪政“为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的目的就是不同的，将为实现不同政治目地而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以及不问法律精神对于社会是否公平、公正而仅仅严格执行的律法制度简单相加后，就将其作为标志去衡量社会是否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的观点是可笑的。
“民主”与“专政”都是实现政治目的、社会目的的手段，以此划分我们将要继续前进道路方向是不科学的。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现代宪政观是完全一致的：“为平等的保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运用和发展受社会发展制约和历史渊源造就的宪政形式，使政治制度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实现社会长期公平、公正的稳定发展。”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地发展论者②，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为
①周新城；《一个事关我国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04期
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受限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发达，在不同的层面有时“民主”多一些，有时“专政”多一些。而事实上我国的政治结构的发展也受到了客观因素制约。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法制意识淡薄，不仅表现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的陌生，而且表现在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用文件代替法律，领导批示代替行政过程。政府以及公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政府权力监管不到位，公权力运用恣意，政府行为时常触碰法律的现象，为了从风气上扭转这股“人治”之风。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概念。
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依宪治国”等概念的先后提出都是社会主义宪政道路坚持制度自信，制度创新的体现，并且是层层推进的关系：“依法治国”要保证要将已经明确的法律条文落在实处，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要遵法、守法，行为要符合法律程序和内容。而“依宪治国”就是要在“依法治国”的台阶上更进一步：要求法律首先得是“良法”，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以及立法要求的法律；其次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到的区域范围，行为主体虽不违法，但如果行为与宪法精神相违背，则属于违宪，必须要有纠正机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任何法律条文、规章制度不得与宪法精神相违背。鉴于文章篇幅问题，这些概念作者会另外撰文对此详细讨论。
参考资料
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628 页。
[1]朱晓蓉；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度模式的选择，《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11期
[2]周新城；《一个事关我国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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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钟成；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8月05日
[5]马钟成；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J]；《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8月06日
[6]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194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561 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第1版(2008年3月1日)
[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名民元约法，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当时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引文为其第二章，第五条。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1934年1月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改，共17条。引文为其第4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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