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10学时）
（1644----1840年）
教学目的：清朝是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君主专制发展的顶峰，在清朝的统治下，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都有了重要的发展，但也埋下了很深的隐患。学生要了解八旗制度、三藩之乱、《尼布楚条约》、军机处、改土归流、摊丁入亩、乾嘉学派等名词；掌握清代前期发展经济和维护边疆的措施；弄清“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异同；探讨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清代的闭关政策。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的总结期，无论是科技、文学、哲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图书的整理与编辑，反映出明清文化带有总结性的特征。
教学重点：清朝前期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清朝前期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措施及其影响，对康熙帝应予适当评价，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极其局限性。
教学难点：探讨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分析清代的闭关政策。
教学内容：
清朝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王朝，自1644年灭明入主京师，到辛亥革命（1911）被推翻，总共267年。但清朝原名大金（后金），是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所建，1625年迁都沈阳，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而1644年只是顺治帝迁都至北京的时间；而由于近代外国资本的侵入，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近代史的范畴；所以古代史课讲历史，是讲清史的中间一段，自1644年到1840年，共196年的历史，前清（1616-1644）在十四章已提及，后半段由近代史课讲授。
第一节清军入关后的统一过程
在上一章明末农民战争一节中讲到，李自成与吴三桂山海关之战，由于清军的突然袭击而失利，退回北京；四月二十日义军撤离北京，清军即进入北京。清军接着由北京南下，追击义军。到九月，清顺治帝由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顺治帝在北京重新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仍称北京），一个新的中原封建王朝自此正式建立。
一、几项统治措施
清军定鼎北京后，为巩固其统治和尽快统一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笼络亡明官僚，改变与明为敌的策略。本来女真人在东北建立政权前后臣服于明朝，后来又公开与明朝敌对，攻占明朝在东北的地盘，甚至逼近北京城。但1644年的形势与前不同了；明朝已经被李自成义军推翻，而李自成军又被清军逼出北京，清军如若在北京站稳脚跟，必须扩大其统治基础：笼络亡明旧臣。因此，清军摇身一变，成了明朝的同路人，称其入主北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明朝也”（东华录四），以杀农民义军为目标，拉拢明朝官吏，“义师为尔复君之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清史稿·范文程传），并礼葬崇祯帝，官员服丧三天，厚待元明宗室；在京官员照旧录用；归顺者官升一级。很快，大批亡明旧臣归顺清朝麾下，与清军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
2、减免赋税，恢复生产。清军入京后即宣布废除“三饷”加派，并只收“正税”，其它一切俱免，地亩照明朝旧额征税，以前拖欠者一律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也予以减轻。并规定“如有官吏蒙混倍增者，杀无赦”。同时又规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被赶跑“失业”的地主回来后，必须将地如数占有，不肯退赔者以“党寇”治罪，限令地方官劝民恢复生产，招抚流亡，奖励垦荒。
3、严守军纪，严禁贪污。入山海关后，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入京以后，下令“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清世祖实录四、五）对官吏贪污也制裁很严，“官吏犯赃，审实立斩”（东华录四）。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
这些措施的实行，笼络了汉族地区的上层人物，也稳定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情绪，对巩固清朝的统治是很有利的。同时，清军也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
1、剃发令。清人属满族（女真），自古即男女留长辫，区别在于女的有刘海，男的前额上剃光。而明代男人的习惯是将头发束于头顶上。清人认为，汉人只有剃发梳辫，改从满俗，才算真心归顺。所以清军每到一地，都强令军民“剃发”，入关前令关内民剃发，入京后令京师军民剃发。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反对，清曾一度收回成命，“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五）。但最后还是推行到全国。
2、圈地令。明代在北京有大量皇庄，各地有大量王庄，在明末农民起义中被广大农民垦耕为已田。清初统治者为了满足本族贵族的掠夺之欲，即在进入北京的同年下令圈地，“定近京荒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即给从东北来的清军，所围占不仅是荒田，常圈占民田。如令军士骑马拉绳，尽力奔跑，所占即称官地（故圈地亦称跑马占地）。到顺治二年正式下令各地圈地，不记有主无主，一律任意围占，：“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宅中所有皆其所有也”，其实是抢占民田民财。被圈的土地除一部分分给八旗兵士外，大部分由八旗官员，特别是皇族，王公所占据，称“旗田”，并重新建起皇庄、王庄，皇庄、王庄下沿用满人的落后的农奴制剥削方式，而农奴多是原有土地而被围占的破产农民（清初圈占十六万余顷，到唐熙八年才颁令停止。）
3、投充令和逃人法
这些农民又多是被“役之”为庄丁的，没有人身自由，庄丁可以被买卖，逃亡者从严制罪，是满人落后生产方式在清初从关外向内地的发展，尽管是暂时的倒退，也给中原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但被圈的土地并不返回。
清军入关之初的几项统治措施，一方面拉拢汉族上层人物，稳定平民百姓，同时又施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循，加之明亡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和民众不肯归顺清朝，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清起义。如北方北京附近的霸州等地，天津与沧州之间的地区，常有人民群众袭击清军。山东响应李自成起义的满家旧义军，榆园义军等，由反明转为抗清，建立根据地，甚至建立政权，联系河北、河南义军，抗击清军。山西、甘肃等地也是如此。由于这些自发的抗清斗争规模小，分散，不久即为清军所击溃。规模较大的是南方各地军民的抗清斗争。
二、南方的抗清斗争
清军从山海关入关，占据北京，并向全国进军，但受到各地义军，人民乃至亡明军队的抵抗，向南推进的速度并不快。而南方各地人民利用种种形式，特别是用建立明政权为号召，展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
1、江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是明朝的南直隶，当崇祯帝自尽，大顺政权统治北京时，1644年5月15日，崇祯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欲法南宋高宗之事。马士英是魏忠贤的阉党余孽，为巩固南明小朝廷，又把东林党的史可法等人拉入朝廷，但很快又让史可法出守扬州，由马士英等人把持朝政。马士英等人对人民残酷剥削，卖官鬻爵；福王朱由菘整天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政治黑暗。当清军逼走李自成，为崇祯帝发丧后，南明朝廷即派人慰劳吴三桂和清军的报“君父之仇”之功，并欲以割让山海关以外之地与清军议和，甚至史可法也曾准备与清军合力进剿农民义军。后来感到清军的真正意图仍是灭明，才放弃妄想，合力抗清。
史可法在扬州坐镇，派将士守庐州、泗水、淮北、临淮等“江北四镇”，在四镇将帅火拼时，以民族利益为主，团结各方面力量抗清。顺治二年，开始北伐，派人攻占了开封，归德，但部下有的火并，有的降清，左良玉也趁机向南京进军，“清君侧”，企图控制朝政。而清军趁机南下，史可法固守扬州，自四月十五至二十五，艰难抗战十余天，城破后，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被俘不降而死。
扬州陷后，南京很快被清军攻陷，弘光帝被俘至北京斩首。清军派降清的明官洪承畴任江南总督，改南京为江宁府。
清军占据江南后，强行推行“剃发令”引起人民的反抗。苏州等地区人民自动组织“乌龙会”，昼夜监视，遇有剃发者即斩首。江阴知县方亨上任后强令剃法，乡民十万余人汇集县城，杀死方亨，守城抗清，坚持两多月，击毙清军数万。嘉定知县强迫剃发，也招致同样反抗，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守城抗清，坚守孤城半个月。太湖上的渔民抗清队伍“白头军”，在湖上屡败清军，到康熙元年才被镇压下去。虽然最后失败，但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使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发展起来。（民族观念最重的是普通百姓）
2、东南地区。顺治二年六月，清军攻下南京后，进军浙江，张煌言等迎鲁王朱以海就监国位，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成为两个小朝廷，但两个政权互责真伪，不和。
鲁王政权有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内部很混乱，顺治三年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进攻绍兴，鲁王浮海南逃到台湾。
唐王政权有福建，两广、云贵及安徽、江西部分地区，但拥立唐王的郑芝龙等不是抗清，只想搜刮财物，与大汉奸洪承畴订投降密约，使清军长驱直入福建，福州失守后，唐王逃走，被俘而死。郑芝龙剃发降清。其子郑成功继续抗清。
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赐名成功。郑成功对其父郑芝龙降清不满，自己在东南沿海抗清。先以南澳岛（闽粤临界处）为根据地，继而攻克厦门，改称“思明州”。同时利用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作为抗清的基础。郑成功曾多次北伐南京、南征闽粤。到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军由崇明岛入江，直逼南京，因轻敌而未克，退守夏门。
清统治者征郑成功不果，便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不许舟出海，郑成功为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决定向海上发展，选定台湾为征讨目标，开始了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台湾在明后期为荷兰人占领，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剥削残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郑成功在厦门时，不断与荷兰人发生矛盾，下令禁止港粤及外国人到台湾通商，禁绝两年。1657年荷兰驻台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与郑成功议和，年输银五千两，箭十万支，硫磺一千石，郑成功抗清需要财政，军火援助，故答应了荷兰人的通商要求。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决意攻取台湾。
顺治十八年初，郑成功决定亲征台湾，令其子守厦门，亲率船队南征。当时荷军约二千人，船坚炮利，军事上占优势，顽固抵挡郑成功，郑成功先攻赤嵌城。接着围困台湾城，八个月后，即1662年一月二十日开始猛攻，二月一日攻克，迫使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并设置府县，招待大陆移民，加速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抗清基地。
3、西南地区。（继续讲南方各地的抗清精神）清军接连攻破南明，鲁王，唐王政权，占领东南地区后，开始向西南进军。顺治三年，湖广总督等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称帝，改元永历，坚持抗清。并与李自成余部联系，协同作战。
李自成牺牲后，余军一支由郝摇旗，一支由李过率领，在荆襄地区坚持抗清。顺治二年曾与唐王政府联合，接着又与桂王政府联合。1647年清军攻克肇庆，桂王西逃至桂林，郝徭旗与何滕蛟保桂林，守广西、大败清军，把清军阻在湖南南部，次年由于降清的明将在江西和广东又反，引起一个新的抗清高潮，桂王又迁回肇庆与李成栋等联合起来，占湖广地区。
但桂王政府内部混乱，李成栋等组成楚党，原拥立桂王的大臣为吴党，互相攻击，第二年即1649年，清军进逼，李成栋败死，何滕蛟被捕牺牲，李过也病死。余部在郝徭旗，李来亨等率领下，由贵州进广东，继续斗争。桂王逃到南宁。
此时，张献忠的余部李安国等在川南、云贵一带发展起来，为了共同抗清，与桂王政府联合起来，桂王迁到贵州。接着李定国率军反攻，九个月中收复湘、桂大部分地区，歼清军十万。并准备与广东的郑成功汇合，合攻南京，没能实现，退回广西，又退至云南。另一大臣孙可望嫉妒李定国之功，率一支军队与李分裂，后孙可望率军降清，并向清军告密，李定国也被清军打败，退至西双版纳地区，桂王则逃入绚甸。
三年后即1662年，桂王被吴三桂由绚甸俘至昆明，以弓弦绞杀于市（今昆明有“明永历帝殉国处”碑）。李定国也在同年病死。到1664年，李来亨，郝摇旗等也在抗清战斗中牺牲。
总之，从1644年清军入关，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各地区的抵抗才消沉下去，清朝才算站稳了脚跟。平定了各地的抗清力量之后，清朝便向边疆各地进军，北固边疆，历经康、雍、乾三朝，才算真正统一了全国。
三、平定叛乱和治理边疆
（一）平定叛乱
边疆地区各地方政权在清初一方面内附，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叛，甚至与国外势力勾结妄
图分裂祖国边疆。清初自康熙开始与各地的叛乱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祖国统一。
1、平定三藩之乱。三藩指三个封藩的王[即吴三桂（平西王）守云南，耿精忠（靖南王，守福建，仲明之孙）、尚之信（平南王，守广东，可喜之子）]。三人（祖）在清初在东北弃明军降清，被清分封在西南，镇守一地，成了割据势力，使中央的法令在此不能推行。加之三王与在地内残酷压榨百姓，阶级矛矛盾激化，对边疆的巩固造成威协，清廷便计划削藩。
但消藩并不容易，因为三王都有大量的军队和财力物力，只能采取逐步削弱的方法，如免去吴三桂云贵总管之职，罢其除吏之权等。但三王也对朝廷暗存戒心。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以老归辽东，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守广东，朝廷不许子袭其爵；吴三桂趁机告老辞职，以试探朝廷的态度，结果朝廷并不挽留，却下令“撤藩”，耿精忠也试探朝廷，也被撤藩。吴三桂立即在云南发动暴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复明为号召而起兵。数月之间攻陷滇、黔、湘、闽、川之省。广东尚之信等也响应之，福建耿精忠也反。
康熙态度坚决，亲自指挥，一方面下令收回撤藩令，稳住耿、尚，一方面派兵打击吴三桂。到第三年即康熙十五年，吴三桂的精锐受挫，耿精忠出降，康熙十六年，尚之信出降。十七年三日，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建国号周，八月暴死，其孙世藩继位，退守贵阳，后到昆明。康熙二十年，清军攻入云南，吴世藩自杀。三藩之乱被平。
三藩之乱，目的在搞分裂，已不是民族观念；清朝康熙帝平叛，维护了祖国统一，有利于多民族统一政权的发展。
2、统一台湾，台湾在1662年为郑成功收复，同年郑成功死，其子郑经继续以此为基地抗清。三藩之乱时，郑经曾响应福建的耿精忠，与之合攻广东；耿精忠降后，郑经退守厦门、澎湖。
1681年郑经死，子立，被臣下所杀；次子又立。康熙趁三藩平定之后的好形势，派施琅率水师攻澎湖、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失守，郑经的次子退居台湾，后向清出降，清军进驻台湾。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辖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驻军八千，澎湖驻军两千，加强了对台、澎的控制。
3、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清初西北地区的蒙古族分为三部：漠南蒙古、漠北的喀尔喀、漠西的厄鲁特（瓦剌人）。漠南蒙古归附清朝较早，被清封为六个盟，下辖五十一个旗，旗主由清廷指定的蒙古王公指定，称“札萨克”，为巡视蒙古部，清自顺治帝开始到张家口以北打猎，届时由蒙古扎萨克分班护卫；开始地点不固定，康熙四十二年始建承德“避暑山庄”，每年来此狩猎。避暑，实际是为了巡视漠南蒙古人。厄鲁特部首领也向清“遣使通贡”，保持密切联系。喀尔喀部在清入关前即每年向清贡献“九百之贡”，有臣服关系。
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噶尔丹称汗后，统一了厄鲁特诸部，势力达青藏地区，与沙俄勾结起来，妄图割据一方。首先与俄军夹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部南下投奔清朝，清朝在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一带予以安置。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南下，攻到距北京九百里的内蒙乌珠穆沁部。为了击退噶尔丹，康熙帝于1690、1695、1697年三次御驾亲征，率军征战大漠南北，大败噶尔丹，最后噶尔丹服毒自杀。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臣服清朝；他死后，子继位；噶尔丹策秀死后内部动乱，三车凌（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车、蒙古车凌）率部内迁，受到乾隆帝的接见。另一首领阿睦尔撤纳也内附。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协助清军征讨其他准噶尔部属，立了战功。但阿睦尔撒纳自以为有功，向清廷要爵，未遂，即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发动叛乱，次年溃退到沙俄境内，死在俄国。这样，自1688年到1756年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达七十年的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其间，康熙帝在1691年与喀尔喀蒙古举行“多伦会盟”，保留汗位，行政管理上与内蒙同例，加强了对喀尔喀的控制。
平叛准噶尔部之后，又促使土尔扈特部返回了祖国。土部与准部同属厄鲁特蒙古，因与准部不和，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俄国境内），但一直与清廷保持联系，清廷也派使者前去探望。因沙俄压迫，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族返回祖国，受到乾隆帝的接见，安置在准噶尔盆地一带生活。（后与维人同化）。
清廷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4、平定和卓木与张格尔叛乱。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畏兀尔）人，清初唐熙时受噶尔丹统治，噶尔丹死后由维族宗教首领管理南疆。后来另一支势力兴起，将其和两个儿子
布那敦（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拘禁在伊犁，清军进攻伊犁，大和卓木被送回故地，小和卓木留在伊犁，分别统辖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乾隆（1758）二十二年四月，他们纠集维族上层发动反清暴乱，乾隆二十四年被平息，大小和卓木逃到巴达克山境内，当地首领把他们杀死，将尸首送还清朝。清廷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1762年设伊犁将军辖区，近代1884设新疆省）
当大小和卓木被杀后，其子孙继续西逃，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人（驻印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回到喀什噶尔，妄图通过叛乱重新控制天山南路并闹独立。1826年以拜祖坟为名，张格尔占据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等城，并把英国殖民主义者引入南疆，充当祖国和维吾尔族的叛徒。（英特务二十人随张格尔入疆，充当“顾问”，实际是控制，监视之）甚至与浩罕国商定，浩罕人出兵协助，事成后割让喀什噶尔等地。清政府派杨遇青率军平叛，道光七年（1827）二十月俘获张格尔。
5、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达赖喇嘛一直与清人关系融洽，顺治九年，达赖到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颁金印，册封其为“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说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剌喇嘛）。但有些农奴主却与噶尔丹等勾结蓄谋叛乱）。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叛军入藏，杀害拥护中央政府的拉藏汗；清军于第二年派兵入藏，用两年时间击溃准噶尔叛军，并派员驻兵，管理前后藏。雍正五年（1727）又设两个驻藏大臣。同年，阿尔布巴等杀中央任命的藏人，另一被任命的藏人首领击退阿尔布巴，进驻拉萨，被清廷封为藏王。乾隆十五年（1750）其子藏王朱子墨特又曾叛乱，被镇压，自此，清廷废藏王制，在达顿下面设“噶厦”分离西藏事务。
乾隆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以东印度公司为跳板，吞占西藏，与西藏上层分子合谋将西藏独立出来，未能成功；又唆使廓尔喀入侵藏，清廷派兵协助藏族人民打退廓尔喀人。为此，清廷于乾隆五十八年颁《钦定西藏章程》，规定由“驻藏大臣”主办西藏事务，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地方官吏归驻藏大臣管辖，并会同达赖喇嘛一同任命地方官吏；达赖班禅“转世”时，抽签须有驻藏大臣在场，呈中央批准方为有效[金本巴瓶掣签仪式：达赖或禅去世时，按预示方位，寻找与死者去世的同时出生的男童数人，称“灵童”，通过抽签断定谁是死者的化身，便由之来承继达赖或班禅的位子。“金本巴瓶”即金瓶，后由皇帝颁发。]这样，对西藏的控制大大加强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加强了控制）
6、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在明代“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实行了改土归流。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时，对贵州苗疆、云南、广西的土司多改为政府任命的流官；随即又在四川的大小金川等地改土归流。由于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朝官吏对各族人民掠夺屠杀，曾引起苗寨的反抗，清军烧毁苗寨1224座，杀17000余人。大小金川的藏民也反抗，历时三十年（乾隆二十年至四十一年）才平定下来，近一步实行了改土归流，密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以上叛乱和平叛，反复了百余年，战乱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和破坏，叛乱是分裂行为，而平叛历史地看，则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各族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东北地区，有满、蒙、汉族为主，及鄂伦、赫哲等，东北北部，自清初即进行行政编制，修驿站，驿站以吉林、沈阳为纽枢，可从爱珲等地直达北京，康熙帝还三次视察东北，广布教化。东北中南部是清室的发祥地，被列为禁区，康熙时围“柳条边”，[从辽宁凤城到开原，再到山海关，975公里，亦称老边；由开原到吉林，345公里称新边；外加壕沟，几十里一道便门。]亦称“盛京边墙”，目的在于防止汉人到此开荒，是吉林、盛京的行政边界，不是清的边界（苏联以此为边界）。
尽管柳条边限制，关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很频繁；乾隆以后弛禁大量汉人到东北肥沃地区垦耕，使东北农田亩数成十倍，几十倍增长，农业渐渐取代渔猎，并发展了手工商业，出现了长春，吉林等城市，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增多。
蒙古地区。清初为防止蒙人势力的增长，严禁汉蒙通婚，不许内地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去得还是很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原来的畜牧业渐渐向农业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已是“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清世祖实录二二九），但清政府又根据蒙古的自然条件，限制过多地耕垦，有意识地保留一些畜牧场。
随着蒙古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归化、张家口等城成了贸易中心，北京也有专门接待豪商的里馆、外馆。
新疆地区（1762称伊犁将军辖区，1884才称新疆省）。清初西北边界到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新疆各地有农耕传统，种植稻麦，清政府又组织屯田，有军屯，汉人到此屯田（民屯），当地人垦耕称回屯。不仅种植粮食，还种植葡萄、棉花，畜牧业也很发达。不仅丝织业精细，还有铜、铁、铅等矿。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哈密等成了工商业中心，汉人到此贸易，新疆各族商人也到内地经商。
西北、西南地区。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湖南一带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清代，进一步开发。垦田数目大幅度增加，耕作技术提高，产量也增加。商业往来方面，汉商深入西南、西北地区、贩运盐、布、铁等，再把当地出产的药材等物运来；同时各族商人也带特产来内地贩卖。
南海、台湾地区。南海包括海南岛、东沙、中沙、西沙等岛滩百多个，有汉、黎、苗族等，自宋代即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清代在这一带加强海防巡逻，保护了他们与内地的联系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往来贩海贸易也经常进行。
清初郑氏投降后，清廷对如何经营台湾意见不一，康熙等人认为台湾是东南的“屏藩”断不可弃，设官置衙，进行有效控制。并有二十多万汉人从福建、广东移居台湾，与高山簇人民共同开发台湾，并与大陆沿海地区交易。
总之，在清入关以后，历经顺康雍乾嘉道六朝近两个世纪，通过平定叛乱，治理边疆，不仅使清政权得以巩固，国内得以平定，边疆也得以治理，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到乾隆时除本部十八行省（内地），还有顺天府、盛京、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藩部，包括许多个民族，北至恰克图，南到海南岛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库页岛外兴安岭。形成了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弘大的统一封建国家。到近代以后，才不断被割地，版图才一步步缩小了。
△五个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
△办事大臣：西藏、西宁
△内蒙古直属理藩院
共26个一级辖区，50余个民族
△本部18省：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广州。
第二节清朝的政治状况
顺康雍乾四朝一百五十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全国的大统一，阶级矛盾、民族矛循相对的缓和。同时，也与历代初建时一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了。由于清朝是满族所建，而中国的广大地区是汉民族，所以清朝的统治机构是承继明制，满汉配合，以满为主的统治。制度上沿袭明朝，权力结构上以满为主。
一、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
清初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多仿明制，官员由满汉分掌，但实权在满人，汉官“备员”而已。如内阁职责与明相同，由内三院组成（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十六人。下辖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官员也是满汉分属。但内阁在清代并不掌实权，而掌实权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简称“国议”（议政处），由满族贵族（满八旗旗主）组成，汉人不准参与，凡军国大事，全由议政王大臣决定，权力超出内阁之上，甚至“诸王大臣佥议即定，虽至尊无如之何”，既有民族岐视成分，也带有满人军事民主制的遗凤。康熙继位时年少，由诸大臣辅政，康熙设计诛杀鳌拜等人，限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并没有取消这个机构。同时，康熙又在宫中设立“南书房”（原为康熙读书的地方），任用亲信文人撰拟谕旨。雍正时，又于1729（雍正七年）设军机房，当时是因用兵准噶尔部而设立的军事指挥部门，后成为固定设置，三年后改称“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大臣组成，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为首者称领班、首枢，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了“空名”，虚衔。这样，皇帝诏令通过军机处传达（廷寄）、各地大臣给皇帝奏章交
军机处（奏折），都不再经国议和内阁了。但军机大臣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理军政大事，必须听命皇帝，所以军机处的设立最终加强了皇帝的专制主义。
同时军机处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人数少，机构简单；军机处下设章京，作为辅助工作人员，参与机要，草拟谕旨，俗称“小军机”，办公地仅“屋一间半”。使清初政治一新。
与之同时，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府院机构，与前代职责相同。所不同的是增设了两个部门：
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初仅办理与蒙古的事务，后渐渐扩大为各地少数民族；后来又办理与外国交易的事务（是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身），但只有满人组成，汉人不参与。
内务府——专管宫廷事务，长官称总管，由满族贵族担任。取代原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职权，特别是取缔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批红”权。但皇帝也不让“总管”行使此权，而是自己批阅奏章。[康熙时批阅奏章，“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讹字，必须改正”；雍正批奏章常到深夜，今传有原批谕旨六十册，全由雍正亲自批阅。]
△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州）、县四级。清前期共有二十三个行省，每省设一巡抚，一省或二三省设一总督，为省级最高官员。总督在明代是临时的，在清代成了常设，下辖巡抚，并主管军事，到鸦片战争以后总督的权势更大（8总督，23巡抚：直隶总督、两江、陕西、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三十三个省巡抚是、江苏、山东、山西、安徽、河南、甘肃、台湾、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除总督、巡抚外，各省还设有学政，主管教育科考，与总督、巡抚平级；总督、巡抚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藩台）为长官，主管民政、财政、行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臬台）为长官，主管司法刑狱。
道设道员，为省、府之间的行政区划，各道多专管一方面事务，分守道主管财政税收，分巡道专管刑狱，以及盐法道、河工道等。府州设知府、知州，直隶于省、不属道管辖。
县设知县、主管一县行政。
清初康熙时汉人作总督，巡抚者极少，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全是满人，而知府、知县多以汉人充任。
在边疆还有与省平级的特别行政区，设不同的官员管理各种地方事务。如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西藏由达赖、班禅掌政令；云贵、广西、四川等地沿用前代士司制度，设土府、土县；东北初在盛京设内大臣，后设地方将军等。但中央均在各地驻扎军队，以防止叛乱。
乡间实行“保甲制”，旨在控制人民言行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州县城乡每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设“长”；佃户、雇工附于主户之下，每户门上挂一印牌、书写主人姓名、丁口数；僧道在寺观中也有登记牌。并在此基础上登记官簿，官府存档。[这是纯行政、治安编制，与仍存在的里甲不同，后者为征收赋税而设立]重在“弥盗”，防止“逃人”。
以上是清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大致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完备的官员考核制度。清初，每三年对各级官吏考核一次，以定升降。考核由中央吏部考功司主持，考察的内容有四项（四格）：守（操守、清、谨、平）、政（政绩、勤、平）、才（才能、长、平）、年（青、健、壮）。考察京官称“京察”，三品以上由皇帝考察，四品以下由吏部考察；地方官考察称“大计”，由府、道、省逐级考核所属官吏，上报吏部。
考察成绩，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称职者升、勤、供留职。京察中最好的称“京察一等”，在大计中最好的是“卓异官”。对不称职者有“八法”，即八种情况的处理办法：贪、酷---革职问罪；
无为、不谨—-革职；
年老、有疾—-休致；
浮躁、才力不及---降、调
武官也考核，称“军政”，由兵部主持，才能、操守、骑射、年岁“四格”为考核内容。进退与文官例同。
文武官吏的考核制度在清初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较注意廉洁才能；但很快就为昏庸、贪暴所代替，考核制度也成了营私舞弊的工具，去向其反面了。
二、军事和刑法
1、军队编制。清代军队主要是八旗兵，绿营兵和土兵。
八旗兵于努尔哈赤时代创立，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种职能。入关后则成为纯军事组织。并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直属中央八旗都统衙门。（蒙、汉八旗是皇太极时将归属的蒙人、汉人编制成的）八旗兵包括守京师的禁卫兵（京营）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总数在清初有二十三万人，一半以上驻京城和京城附近。
绿营兵是入关后整编的明军和新招募的汉人组成的。用绿旗，故称绿营兵。分为马、步、水军，按标、协、营、讯编制，较八旗兵人数多，清初达六十六万。
土兵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正规军，在北、西北、西南称土兵，东北称索伦兵。
与绿营兵相比，八旗兵地位高，待遇高，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管辖，驻防兵驻要害地方，地方官无权管辖；而绿营兵待遇低，多归地方官管辖。八旗中满八旗是主力，清初除三旗（正黄、镶黄、正蓝）由皇帝亲辖外，其余全由满族贵族（固山额真）率领，八旗主同时是议政大臣，位高权重，在旗地象君主一样，皇帝的命令通过旗主才能贯彻。
康熙晚年，派皇子办旗务，意在削弱旗主势力。雍正继位后，大杀满族，派亲信管理旗务，下令旗丁直接听命于皇帝，削弱了八旗主的力量。
2、刑律。顺治四年（1647）颁《大清律》，经康、雍两朝增删，雍正五年正式公布。清律的主要特点是“用例不用律”，例即可增减删修的条例，暂时无例可循，方用律。
《大清律》的主要内容仍规定五刑、八议、十恶等，对人民聚众、结社，聚会等言行都有约束。重新规定佃主是“主仆名分”，较明律后退。并且有民族歧视特点，满、汉犯罪截然不同，旗人犯罪有“换刑”之权，此外还有蒙古律、维族的回律等。
三、几个特殊制度和措施
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既利用汉族等上层人物，利用汉文化，又有严谨的防范心理，所以一方面是拉拢利用，一方面是严厉镇压。
1、对官吏——复职制，捐纳制
复职制度。清军入京和征服各地后，对明旧官吏多数照旧录用，主动归顺的予以提升，并在中央内阁，六部，地方衙门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度，但如前所述；在要害部门不用汉人，或汉人只任副职，如地方上汉人主要任知府、知县，而很少任总督、巡抚。
捐纳制度。即各族（主要是汉族地主）捐钱入仕，现任官员可以提升，降职的可以复位，外官可优先选用，平民可以得到官职，这主要是顺治时需要大批官吏，也是为了拉拢各族上层人物。
2、对文人——特科制和文字狱
特科制度。清人入关之初，即宣布明代举人，生员资格有效，并开科取仕，不断扩大录取名额，提倡宋明理学，修复孔庙和明皇陵，以缓和文人的敌对情绪。康十七年又开设博学鸿儒（调）科，令各地推荐“学行兼优”的文人应试，一经录取，即授以翰林院职。编修明史的史臣多是以此入仕的。但名士顾炎武、黄宗羲等不入。
文字狱。科举、特科等制收罗了一批亡明文人，供翰林院之职，或充任各级官吏；但有些文人却拒不应征，甚至著文反清。清统治者一方面拉拢，诱以高官厚禄，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予以镇压，康熙二年，庄廷龙让人增编明书，如实写清廷在关外时与明的藩属关系，被认为是反清，但庄已死，被开棺戮尸，族人及协助编写者，被斩或充军。徐骏（翰林院士）在夜晚读书，即景生情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认为是骂清人没文化，也被诛杀。[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康熙五十年），多记桂王抗清事，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应在《明史》中立本纪，戴名世及族人被杀，其余流放黑龙江为奴。] 总之清初从行政、军事、刑狱方面整顿了封建统治秩序，又用拉拢与迫害相结合的手段地付前明的官吏文人，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形势。
四、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
康熙以后，清朝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开始出现社会危机；加之当时汉族地主强烈的民族意识，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开始激化起来。
1、经济上—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记述说，“顺治初良田
（亩价）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乾隆时不过七、八两，嘉庆时达五十余两。田价上升是土地兼并的标志之一。当时土地易手之快，“百年田地转三家”。常熟有一家姓隆的地主，康熙五十一年兄弟分家时，有一支得839亩，到乾隆六年（共30年）增到3655亩，增加四倍余。这是一般地主。清朝兼并土地的两支主要力量，是清室贵族和大官僚。清室贵族尽管在康熙以后不再靠“圈地”占有田产，但仍有优势来抢夺民产。汉族大官僚也是如此，动辄占田千顷、万顷，均与以前各代相同。清代土地集中的一个特点，是义庄、税田的增多。义庄是宋代出现的，属于民间同族的自救形成，但以前数目较少，清代增多起来，如宋代苏州的范氏义庄，到乾隆时由族长范来宗管，增实一千八百亩地；苏州长州的陆市斋、安徽庐江的章氏均设义田、义学、义葬局、养济院、接婴堂等组织，来救济族人，但多为族长掌控，成为地主集中土地、剥削穷人的手段之一。
清代的租佃制剥削，仍收租半数以上，或到达七八成，包租制也发展起来，定额高，但多是“二地主”转手，对农民的剥削又增加一层，并有永佃权之分，农民希望定租额后长期租佃，地主为提高租税常以夺佃要挟，多是定租契约二三年一换。到期即加租。
同时，官府赋役也很重。具体赋役内容详下节。
2、政治上—皇位纷争和专制腐败。康熙到雍正初，围绕皇权继承问题展开了反复争斗，康熙有三十五子，初立次子为太子（皇后仅生二子，夭折一个，只剩次子），但他企图不等康熙死就想继位，康熙帝只好废之。接着，诸子开始争夺继承权，出现了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开始“八子”势力最盛，四子狡猾阴险。但康熙一直没有再立太子，到四十八年看诸子争夺激烈，又重立次子为太子，但立后又结党营私，再次被废。四子得知康熙已密诏十四子，即暗害了康熙，改诏“传位十四皇子”为“传位于四皇子”而继位。即雍正帝。雍正继位后流放了十弟、九弟、八弟等，并给八弟改名为阿基那（狗），九弟为塞思黑（猪），并被害死。不仅杀害了一批与已不和的大臣，连夺帝位时的助手也杀害，如“年隆之案”，年指年羹尧，隆是隆科多，其参与了改“十四子”为“于四子”的活动，雍正继位后，寻衅赐年自尽，终身禁隆科多。虽然雍正巩固了皇位，也使朝政内部结党拉派，日趋黑暗。
官僚与官僚之间也倾轧厉害，连亲结党，扩展自己的势力，如雍正朝张廷玉和鄂尔泰共同辅佐朝廷二十年，争权夺利，“往往不交一语”；皇帝大臣也猜忌、迫害，雍正朝时抄家成风，甚至有位吉林将军恒禄“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账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没籍时以为证也”。
“宦海俘沉无常”促使官吏无心务政，只想趁有权时捞一把，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和绅、掌权二十年，积累贿赂贪污财物值十亿两白银。
清朝还有公开合法的贪污—陋规制，也称“耗羡”。即在正税外，允许地方官另征一部分附加税，如征粮用鼠耗，征银借口铸整块要大耗，征钱要“备绳耗”，开始每两多征几钱，后来“数倍于正额”。雍正时，见“耗羡”收入可观，规定交中央，不许私占，而后由中央拔出一部分发给官吏，称“养廉银”，乾隆时，养廉银达全国田赋收入的十分之一。名义上是不让用陋规制度随意贪污，实际是中央皇帝参加分肥，使之合法化了。
五、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东南地区佃农抗租，争取永佃权。并发展成武装斗争。
2、山东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反对“额外加征”。
3、回民起义，反对宗教教长的剥削。
4、林爽文领导台湾人民起义，利用天地会，反对官吏敲诈。
5、湘黔苗族起义，反对残酷剥削和赋税压迫。
6、白莲教起义。主要在川陕甘豫等五省。王聪儿为主力。
7、天理教起义。河北、河南、山东。在林清等领导下攻击清廷皇宫，并在隆宗门上留
下箭头，迄今仍可见。
第三节清代的社会经济
明末战乱和清初满人内迁，造成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衰退，田地荒芜，人丁稀少，连东南、西南也是这样。所以清代统一之初的首要措施是恢复生产。康熙以后生产恢复发展起来，原来的封建关系继续存在，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较慢增长。
一、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1、停止圈地和奖励垦荒，清军入关之初的圈地不仅破坏了生产，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发展生产的首要措施是停止圈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并令“自今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自清初即鼓励垦荒，“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清世祖实录三），六年内不起科。一般说来，到康熙后期，全国大部分荒田得以开垦，生产也恢复起来。
2、实行更名田和摊丁入亩。更名田，即把明代王田所占平民之田还给原主，是对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争取的王田的法律承认。更名田与民田一同起科，使分得更名田的农民成了自耕农。赋役制度方面，清初沿用明代的制度，针对旧制无定额的弊病，在顺治三年（1646）编《赋役全册》，以万历旧籍为准，总记地丁税额，并辅以鱼鳞图和黄册，康熙时编成《简明赋役全书》，删去原来田赋尾数，只留整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混乱、摊派的问题，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了稳定税额，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丁银额为准（丁2462万，银335万两），以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也称地丁合一，将人丁税彻底废除，并入田亩征收了。（人口编制，以治安行政为主了）。
3、废除匠籍和贱民籍，清初沿用明代的匠籍制度，但由于明末以来战乱，匠人及子孙多已逃散，顺治初曾在京师废匠籍，但不久又恢复，康熙时把班匠银也并入地亩征收（因为工匠多兼农民身份）等于最后废除匠籍。雍正时曾颁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传统的抑商观念有了变化。同时，还废除了明代以来的贱民制度，明初由于对敌对势力范围人民的处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等原因，有很多“贱民”，如浙江的“惰民”是陈友谅队伍之后人；乐籍乃建文帝一方的官僚及后人；丐籍属于江苏破产的农民，等等。到清朝已历三百多年，有些已无文契可查，加之贱民的反抗，雍正以后逐渐废除各种贱民民籍，使其取得了与“良人”相同的社会地位。实际是生产领域奴隶制残余的扫除。
以上几项制度虽然是为了恢复发展生产，但将其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看，则有主要意义：表示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几个带有奴隶制残余色彩的落后制度的废除，表示出封建社会已达到成熟和末期。
农业方面，康熙时耕地面积达850万顷，较明代增一倍，亩产三石为中，高者达五一七石，人口在清初有不足两千万（丁），即使按“五口二丁”，即增3/5来推算，人口数仅五千万。乾隆时达到二亿多至三亿，道光时增到四亿多。[直至民初称“四万万同胞”，解放前“四万万五千万”；]此时的突然增长主要是“地丁合一”所引起，不再隐藏丁口；平民添人即是添劳动人手，不再担心赋役增加，故增长速度加快。
为什么自道光后百年间，人口没增长。（受全国供养能力的限制）。
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水利的兴修，疏浚黄河、运河，很长时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康熙有三大政务：平三藩、收台湾、治黄河]，康熙亲自选治河人才，亲自参与设计方案，以“南巡”的名义六次亲临治河现场考察，还治理了北京附近的浑河（小黄河），并改名永乐河。
手工业生产方面，纺织业仍是主要产业，东南江宁、苏杭为中心，西南贵州等地也日益发展。官府有织造衙门，有官办作坊；但发展较快的仍是民间私营作坊。棉纺织业也同样发展，纺纱可“一手三纱”，东南也是棉织业中心，无锡有“布码头”之称。
江西等地的制瓷业，东南地区的制糖业，云南等地的矿冶（铜），贵州的铜矿等，技术和规模也有发展。
商业方面，地区与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粮食、布帛、盐铁、形成了区域间的分工和交换，如江南产布帛，江西湖广的粮食，广东的铁器……这是形成“国内市场”的经济基础。
清代大城市有两京、苏杭扬州以及济南、天津、开封、太原，近现代或成为省会的城市，多在清初即已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了。中等城市发展很快，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一个是交通抠纽，一个是铁冶中心）；小城镇以东南苏松杭嘉湖等的发展最快，北方稍差。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清代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坊和工场的扩大。清初官府对私人作坊有限制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织造（管工商业）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光绪江宁府志十五），到道光年间便废除了此禁令，其实在此之间禁令已不起作用，私人手工业作坊一直在发展。
丝织业中有机五六百，雇工千余人者，但多数是多至几十张机子的小作坊。除苏州外，清代江宁较前发展起来，超过了苏杭。江西瓷器工场的明显发展是分工继续扩大，除官窑外，有很多民窑，官窑民窑所雇佣的都是“挟其所以食其力”的工匠、工匠的技术日趋专门，划一。手工工场表现最明显的是矿冶，特别是冶铁。广东，陕西等地的冶铁处称“矿场”，铁炉高一丈七八尺，一处有铁炉数十甚至百余，雇佣各种工人（包括运料运号）常达三、四千人。再就是炼铜、云南冶铜业中“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不下数万，非独本者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或按月、季、临时定期支付工资，是比较原纯的经济关系。规模在明代基础上继续扩大和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标志之一。
其二是包买商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增多。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产生的途径之一是商人支配手工业；列宁具体化为包买商支配，控制手工业生产。这种现象在明代只是商人控制购销、包买商不多，清代则明显增多起来。商人不再仅仅从购销上插入，还把材料直接分配给个体劳动者，待生产出成品后再收回，给劳力者一定的报酬，这样，劳动者虽然仍在自己家中生产，实际已成了包买商的雇工。
清代商人开设“账房”，不仅有钱，还有大量原料和工具，如丝棉和织机，有的账房除开办手工作坊外，还“散放丝织，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有的连同织机一起租给雇工，加扣成本费（不变资本），实际是用供应原料，工具和收买产品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有的商人“侯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让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近代手工业资料——244）。还有的以棉易纱，一般是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还有“踹房”即伸碾布者，也由富商预备工具，转与雇工操作。这时，纱工织工虽然仍是分散经营，但已是包买商的雇工了，并且是更为明显的纯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
三、市民运动
顺治十七年山西潞安的机户、机工为反抗官府剥削，焚机罢市；康熙十五年安徽芜湖反抗官府“罢市三日”，……这都是机工与机户联合反抗官府的斗争。更多的是机工反对机户，即初期工人反抗初期资本家的斗争。
顺治十七年广东从化铁矿、清运炉工；康熙时英德县炉工都曾反抗作坊主，工场主，甚至发展成起义。各地的纺织工，踹工，制瓷工等反抗剥削要求提高工资的“齐行叫歇”、“聚众齐行”经常发生。工人们还组织自己的“行帮”，踹匠会馆等组织，平时互相周济，斗争时一起行动，常以行帮名义聚众叫歇，或率众罢工，小规模的则“另投别户”。这些斗争在清代碑刻中有许多记载。
第四节清代初（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
在清军入关的同时，英国发生了资产革命，欧州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更加疯狂地向世界各地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中国也是其侵略的大目标，清朝时受到了海上的英法荷等国的侵略，陆地上沙俄的掠夺，所以清代的对外关系一方面继续与各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抵抗侵略成了重要内容，前者与各地交流，后者主要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
一、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朝在清代贸易较前发展，原因是清人发详地与朝鲜相邻，限制内地人民迁往东北，也不允许朝鲜人进入东北，反而促进了两国的海上贸易，有两国的通商使臣，也有民间通商贸易，朝鲜每年输入中国白银几十万两，朝人林趾源来中国后著《热河日记》，记录学习中国农具耕作技术；还有很多文人互访，如赵寅永、洪大容等。
中日之间在清初没有冲突，倭寇、朝鲜战事在明代已解决。在清代双方有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清初许多商人留居日本，长崎的“唐人坊”就是康熙时建立的。
与东南亚地区越南、缅甸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多。在东南一些港口特免东南国家船队的关税，以促进双方贸易；中缅贸易主要从云南一带陆地上进行，用牛马数百，上千驮运货物。
同时与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继续进行，保持友好的传统关系。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古代也发展。西欧来华的耶稣会士，曾把中国的“四书”等译为拉丁文，把《通鉴纲目》译成法文，向欧洲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康熙帝也曾多次赠书给法国的路易十四、十五。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建筑艺术，也对西方有很大的吸引和影响。在清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是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康熙帝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对天文、水利兴趣尤浓，曾亲自主持观察天文，测量河道，对西方学者予以优厚待遇。在西方教士洪若翰用西药“金鸡纳”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后，康熙开始重视西药，将“金鸡纳霜”作为圣药，遍赐群臣。当然，当时所传入和吸收的多是片断不连的科学知识，而对方传播也不是出于纯文化交流的目的。
在与西方的经济交流方面，主要有英、俄、荷、西、葡等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清初为断绝与东南沿海郑成功的物资供应，清顺治时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外船只能停泊澳门一处；郑克爽投降后，康熙全面放松海禁，不久因外资的侵扰，乾隆时又只许广州一处与外商交易，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办理。继续实行海禁“锁国”政策。这一方面是盲目自大，自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人来华全是乞讨；一方面是外资侵扰破坏引起。
二、抵抗外国殖民者的侵略
在与各国进行正常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外资已经在明后期侵扰中国沿海的基础上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在清代这种侵扰与反侵扰的年代，最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里所讲的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些情况，陆地上主要与沙俄，海上主要与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1、抵抗沙俄侵略。俄国是与中国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但这些边界线都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即清代以后形成的。因为在十二世纪初（南宋初年）刚出现莫斯科公国，受蒙古人的统治；1514年（明中期）才形成统一的俄罗斯。而在唐朝中国就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建立了行政机构，以后历代相继，统辖着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叶岛在内的东北地区（如库叶岛附近的奴儿干都司），清军入关前统治东北地区全境，北达外兴安岭；入关后对东北的控制仍很严。外兴安岭以南一直是中国的统辖范围。
在明朝末年以前，俄罗斯人势力在东欧莫斯科附近，尚未统一西伯利亚，对黑龙江的名字还没听说过。1636年（崇祯九年）才听到黑龙江的情况，并明知这一带较西伯利亚荒原富庶；同时又适值明亡之际，结果主要力量入关与明作战，明军势力深不到东北，东北北部十分空虚，俄罗斯人趁机组成哥萨克人远征队，去远东探险，抢掠。崇祯十四年（1641）派七十余人去探路，但没找到黑龙江。此后又接连三次东侵。
第一次，崇祯十六年（1643）由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132人，翻越外兴安岭，进入黑龙江北面的支流——黑江地区，当地的达斡尔人热情待客，却被侵略者杀掠侵占了雅克萨城，导致达斡尔人反抗，打死哥萨克人十名，伤五十名，波雅科夫率残兵继续南下侵扰黑龙江沿岸，并派人深入到松花江一带，都被当地各民族人民抵挡回去。三年后，波雅科夫只带53人返回。（这时已是明亡清军之时了）。
第二次，顺治六年（1649）以哈巴罗夫为首，又侵入到黑龙江流域，血洗桂古达尔城寨；第三年到赫哲人居住的乌扎拉村，建立“冬营”，准备长期驻扎。这时，清驻当地的军政首脑报告清政府，率清军打跑哈巴罗夫。
第三次，顺治十一年（1654），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率俄军侵入到松花江，清军派沙尔湖达率军讨伐，击毙斯捷潘诺夫，收回雅克萨城，并将全部俄军赶出黑龙江流域。
但同时另一支俄军由黑龙江上游侵入，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强行占尼布楚城，作为进一步南下侵略的据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叛了内地叛乱之后集中兵力来对付沙俄的侵略了，决定先恢复雅克萨，派萨布李为黑龙江将军，坐阵爱珲指挥作战。一方面清除雅克萨周围的俄军，一方面试图与俄军和解，但俄军顽固守卫孤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
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率领，从瑗珲出发，攻击雅克萨城，消灭俄军殆尽，首领扎尔布津投降，被释放回尼布楚。但不久扎尔布津又率军侵入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1686）第二次讨伐俄军，击毙扎尔布律。在将攻克雅克萨时，清政府为了平叛，主动放弃包围。
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在尼布楚谈判（中方是索额图，俄方是戈洛文），是年九月七日（农七月二十四）签《尼布楚条约》：①定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一线到海为中俄东部边界，岭北为俄境，岭南归中国；②沙俄拆除雅克萨城防御，撤走军队，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划归俄国。这是一个平等的双方让步，互利的条约。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的基础。
但紧接着沙俄又向贝加尔湖一带进攻，企图占据喀尔喀蒙古地区，为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双方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在北京谈判[俄方代表为萨瓦，中国初为科隆多，后为策凌]。两年后即1727年，签定《布连斯奇条约》作为初步协议；第二年（1728）正式签定《恰克图条约》二十一条。主要是：①定界：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楚库河（赫奎河）、西到康努乌梁海西北角沙兵达巴哈为界；②通商：双方可在尼布楚、恰克图两地交易，俄商每三年可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过二百人。[与东部边界交界处乌第河一带暂不划分]。
这几个条约，中国的让步是很大的，使沙俄侵占的贝加尔湖一带得以合法占有。但这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让步，对稳定边界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抵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之地，千方百计打入中国市场。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英国人。他们最初是用正常的贸易手段，但与中国的海禁政策发生了矛盾，企图通过协商来达到正常通商的目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先到北京；次年在热河行宫见到乾隆帝，提出几项通商要求：1、英派使臣驻北京办商务；2、英人在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自由由贸易，并占舟山附近岛屿作为基地，在广州占一块地方居住英商；3、减免在广州澳门内河的税额；4、允许英人在华各地传教。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乾隆在给英皇的信中指出这些要求与中国国制不合，断不可行。[这些要求是英人、商人的习惯，尽管不太尊重中国主权，不能看作侵略要求]维护天朝尊严加上盲目自大，告诉英人如果硬要来华上述港口经商，当地军民定不允许，等于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英人的目的未达到。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议，但在朝见皇帝的礼节上发生争执（鞠躬还是三跪九叩），没能见到清帝。
当时英商急于与中国商议通商问题，是因为当时对华贸易英人处在不利地位，中国输出与输入的比例是六比一，英国处在逆差地位。大量银元、金银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最早的银元是明中叶的墨西哥元），在正常贸易改变不了逆差局面，与中国皇帝交涉也不成功的情况下，英商便开始想其它办法了，开始还试图进口一些钢琴之类来弥补，结果根本卖不出去，更赔本。所以，开始了非法的贸易活动，即输入鸦片。
在企图谨见嘉庆帝未成之后，便开始了鸦片贸易，此后第四年（嘉庆二十五年）运来4570箱（箱120斤）；十余年后的道光年间已达两万至四万箱。（先免费赠送或低价出售，待吸者成瘾后再高价出卖），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还使中国贸易转向逆差，白银大量外流，造成财政困难。
当时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是配合着武力威胁来进行的。在此之间曾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由于带来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受到中国皇帝和大臣的重视，来华的传教士渐渐增多。鸦片贸易开始后，有些传教士便为鸦片商搜集情报和转卖鸦片。同时，鸦片贸易在国际上虽没明文禁止，但到各地却受到抵抗，来华后鸦片商船也装备有枪炮，并有的用炮舰护送。譬如英商在1636年第一次闯入珠江内江时，就曾炮轰虎门炮台（此时还不是鸦片商），贩运鸦片时携带武力就更多。在沿海各地与中国军民冲突，强行登岸、炮轰沿海城镇，引起沿海军民的反抗，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朝廷内部为扭转财政困难，提高士兵战斗力（吸食后无力），决定强行禁止鸦片贸易，道光十九年（1839）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后，鸦片战争便开始了。中国古代史的进程至此也就结束了。
总之，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前些王朝一样，范围很广；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导致了抗俄、抗英等斗争。在清前期的斗争中，中国还能维护主权，不论交战、谈判，都能顶住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和收复失地。但近代以后，国力日衰，对外打仗必败，谈判必割地赔款。这一方面是中国落后，一方面是列强经济军事力量发展快所导致的。
“反差太大”
第七节明清的文化
与前些王朝相比，明清史学名著不如唐、宋多，哲学思想方面是在宋代基础上的发展，宗教的地位降低；但文学方面较前有了大的发展，科技著作增多。
一、哲学思想
明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学，明初统治者极力提倡儒学和程朱理学；中期以后，主观主义的王阳明理学兴起，并有了李贽的反理学思想。（明初通用程朱理学，无新内容，从略）。
1、王守仁（阳明）的心学。王乃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多次率军镇压农民起义，认识到意识思想控制的重要性：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后在东南、贵州等地聚众讲学。
王阳明直接继承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后人称“陆王派”。他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哲学命题，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又认为“心外无理”，即“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所以是“心即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有一次，王与友人游山，友人指花草问他说“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吾心亦何相关”？王守仁说：“你没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变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强调思想就是行动。
王守仁学说的政治意义，在于把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论证为人心所固有的“良知”。王守仁认为，致良知，致知格物，关键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靠心中体验来“体认”道德伦理；“格物”，就是纠正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于道德伦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2、李贽的反理学思想。李是福建泉州人，祖先几代为海商，他做过知府，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是一位进步思想家。
首先李贽打破了对孔子的迷信。李贽认为孔子“无学无术”，除了能大量饮酒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焚书）。把作为圣典的孔子学说六经之类，看作是史官的“赞美之语”和弟子们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作为一种学说可以，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
同时，他还直接批判了理学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圣“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不应划分贵贱高下；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反对禁锢人们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个性。有了朦胧的平等、个性思想。
李贽还有文学创作上的“童心”（原始，真心）；反对抑商等等。是一位进步思想家。但后来被政府以“敢倡乱道”为名迫害，削发为僧，不久又被逮捕，死在狱中。
清统治者尊奉孔孟之道，宋明理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尊孔子为“万世师表”，到曲阜祭孔曾行三跪九叩大礼，同时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正房大成殿；雍正时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宗皆为王爵，并逊讳孔丘的名字，写作“邱”（qí）。皇帝提倡，下属争相崇拜，虽没有创新发展，也一直在尊奉孔孟之道，朱程理学。
但同时也出现了反理学的思想家。如：
颜元，河北博野人；李恭，河北蠡县人，李为颜的学生，合称“颜李学派”。批判理学的“理在气先”；强调习行，践履以求真知，认为“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戴震，安徽休宁人。认为理学是以理杀人，孟子《字议疏证》说“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反对思想专制
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黄宗羲，号梨州，浙江余姚人。初为明后期的著名理学家，清军入侵浙江时，曾响应鲁
王征召，组织“世忠营”抗清，失败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书。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江东望族”，曾入“复社”，清军侵江南，与同社人起兵抵抗，失败后拒不应清廷之招，离家游他乡，图谋再举。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图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王夫之，也称船山，湖南衡阳人。清军入侵湖南，亦在衡山起兵，败后参加桂王政权，被排挤出走，后隐后衡阳石船山，终身不仕，著书立说，著有《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宋论》等。
顾、黄、王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相同，都批判程朱“理在气先”的说法，认为气是第一位的，是万物之源。黄宗羲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人禀气以生”；顾炎武说：“盈天地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寄”；王夫之说：“理在气中”，“无其器则无其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都是唯物主义者。但与宋明唯物主义思想家比较，则新建树不多。三人的重要思想精华，在政治思想方面，具有民主思想的成分，当时具有重要影响。
1、黄宗羲反君主专制和工商皆本思想。
2、顾炎武的反君王专制和经世致用思想。
3、王夫之的认识论和进化观点。
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没多大创新，政治思想上都提出了前代不曾有过的主张。
二、文学艺术
明代文学，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学家们在元代话本和杂剧基础上加工创造，产生很多长篇章回小说和话本。
1、章回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取材于三国史，加以文学描写，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刘备为正统，曹操为反面，吴为辅助，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名著。
《水浒传》，施耐庵著。取材于北宋末年梁山泊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事实，描写了一百零八人的不同境遇，性格。
《西游记》，吴承恩著。取材于唐僧玄奘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塑造了孙悟空、沙僧、八戒等形象，歌颂了反抗精神。熔事实，神化于一炉，生动形象，描写独具一格。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著，真姓名不可考，成于万历时。以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作主角，以“武松杀嫂”为题材，描写了明代官僚商人，地主合一的西门庆的腐化、恶毒，封建制的黑暗。由于有淫秽描写，历代都是禁书（朱星研究的论著可参考）。
明代三部历史小说，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加工而成；清代三部主要小说都是作者自己搜集素材，塑造形象。更象西方意义上的“小说”了。
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蒲松龄著。山东淄川人，屡试不第，穷困一生。“浮自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借鬼怪故事来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歌颂劳动群众的勤劳、忠贞的爱情等。全书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情节跌岩起伏，引人入胜，具有很多的艺术魅力，脍炙人口，流传很广。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安徽人。讽刺科举制度和社会各种阴暗面。“儒林”指科举出身的士人。如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没考中举人，每见贡院便丧心痛苦；范进穷困潦倒，一旦中举，竟高兴得发疯。还写了一个受理教毒害的王玉辉，其女婿死后，鼓励女儿去殉节，女儿自尽，他大叫死得好，借以讽刺理教的吃人本质。笔触辛辣，讽刺性极强。
《红楼梦》曹雪芹，祖籍汉人，入正白旗籍，先住金陵（世袭江宁织造，受康熙帝赏识），家境破落后移居北京西郊。（前八十回曹作，后四十高鄂续），该书主要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重点写贾氏的荣国府，荣国府的兴衰史，揭露封建制的黑暗和封建制度没落的必然趋势。并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和虚伪；通过贾宝玉的口讽刺科举、神道，具有初步民主义思想。在艺术上，语言、性格的描写也造诣很高。
《镜花缘》李汝珍，直隶大兴（北京属）人。通过唐傲游历海外所见，叙述了一个妇女当权的女儿国，宣扬女子的才学和能力，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2、话本的改编——拟话本（短篇小说），即将宋之话本改编成小说体裁，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两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
惊奇）。内容广泛，抨击封建官僚、恶霸、纨裤子弟的种种罪孽，歌颂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下层人民；两拍描写工商业者，写了他们在贪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的生活处境，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的风貌。
3、戏曲，在元代基础上，明中叶以后戏曲有了新发展，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的作者是汤显祖，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鞭挞封建礼教，让女主角杜丽娘死后复生，与有情人结成伴侣。清代戏剧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剧种的增多和定型。如山西梆子、豫剧、赣剧、汉剧、湘剧、桂剧等。剧本也很多。乾嘉年间，综合诸种艺术，并以秦腔，二黄为主体，创立了豫剧剧种。
《长生殿》，它通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长恨歌为原型）
《桃花扇》孔尚任，兖州曲阜人。写明末清初秦淮歌妓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的恋爱故事，侯后来入仕清朝，李香君与之绝情。写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气节。
3、绘画。清代仍是传统的山水画、花鸟、人物画。清初有“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吴历等；清中期有“扬州八怪”——金农、郑燮、罗聘、黄慎、李仿鹰、高翔、汪士慎。因他们打破传统画法，大胆创新，被保守者视为扰乱画坛的怪人，故称“扬州八怪”。其中郑燮（板桥）的竹子至今流传。
三、科学技术
明代科学技术较以前没有大的进步，而科技著作却明显增多。
1、《本草纲目》，李时珍著，全书五十二卷。著名的医学著作，按动物、植物及水、火、土、石等分为十六部，每部下面又列出该部的药物名称、生长特点、用途，纠正了历代相传的误差，至今仍有很大的使用价值。
2、《农政全书》，徐光启著，农业科技书。六十卷，记载农学和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包括农业技术、制度，工具等等，范围广而全，并引用科学的民间谚语，加进了自己的亲身体验。
3、《天工开物》，宋应星著。包括农业，手工业诸方面的技术，共三卷十八篇，从农物的种植、管理、收割到加工制作工艺，以及盐酒砖瓦瓷器，金属器具的铸造等等，并记有各种农业手工业的简单机械，并附图说明。
4、《徐霞客游记》，徐宏祖著，号霞客，历史地理著作，游记体。是他遍历全国各地名山大川亲自考察的结果，三十年考察的结果，特别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地貌、岩溶等记述尤详，并有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把金沙江流域作为长江的源头，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壮况等等。
5、建筑，主要是皇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开始建造的，形成了现在故宫的基本形状，布局合理，科学，美观，设计技术高超，成为建筑史上的杰作。中国古人的才能，一是发挥在科场上，一是建筑上（包括宫殿、圆林、寺庙、佛像）。清代园林建筑艺术性很高。
圆明园。康熙时开工，乾隆时完成，综合了中国各地名园的特色，还吸收西洋建筑艺术，建西洋楼，藏有许多艺术珍品。但近代被“八国联军”破坏。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避暑山庄亦称热河行宫，是清帝避暑巡幸的地方，初建于康熙时，为巡视蒙古人部落而建。有宫殿、苑景区两部分，七十二景。外八庙分别座落于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坡上，是大型寺庙群，多是为纪念蒙古王公祝寿而建，有蒙、藏、回各族的风格。最大的为普陀宗乘庙。
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陆续建于清代。共十三层，是喇嘛教的中心，珠宝、金玉不计其数。
雍和宫，北京的喇嘛寺院。
四、史学与考据学
（一）史学
明初编修了《元史》，顺治二年设“明史馆”康熙十八年开始编修《明史》，以此诏征亡明文人。有的文人不仕清朝，但参与修史，（如万斯同以“布衣”身分参与修撰），康熙五十三年初成明史稿，雍正时最后修订成明史。（张廷玉为总裁官、署名。）
除明史外，清人撰写的明史著作还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谈迁《国榷》、夏燮《明通鉴》，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吴伟业《绥寇纪略》（寇
指李自成军）。
另外，有学术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地理（方志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史学著作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
（二）考据学
1、考据学和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是通过字、音、义等校勘辑佚来解释经学，并由此形成的史料整理的专门学问，清朝有宋学、汉学之争。宋学即理学，尊程朱，空谈性理；汉学即儒学（释汉代经文），尊孔孟，学经世致用。汉学派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理学家主观地解释经义，从字、音、意上考据阐发，从而兴起考据学。并以经世致用（特别是抗清）为目的。但稍后由于文字狱的兴起，考据学逐渐走上了寻章摘句、烦琐考证的路子，“邂席不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后来把这个时期以胡渭为首的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在胡渭以后，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以苏州六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主张言家法（六家，史学体例），尚古训（尊古人解释），比较保守；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认为汉学虽有师承，“有时亦傅（附）会”，主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比较有创造性。
考据学派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尚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是训诂、校勘方面的代表作。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用考据方法，整理古史，对今天仍有主要影响和使用价值。
五、图书编纂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清编辑整理的大型的类书、丛书。
永乐年间编的《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类书，共22937卷，1109册。虽为类书，也把古籍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使很多古书由此得以保存。譬如旧唐书，旧五代史，明以前不少正史已散失，后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乾隆时列入，共为二十四史。原书编成后有正，副本各一套；正本早已丢失，副本存北京皇史宬，但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被毁坏，并被抢走一部分。至今共有三百册，国内占三分之二。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6109部，六编三十二典。成于雍正之年。是仅次于永乐大典的最大的类书。
丛书——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目编成丛书，共收集书有3457种，达79070卷，装成3600余册。成书后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文原阁）、沈阳（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阑阁）。系乾隆时编成，主编是河间人纪昀（晓岚）。后纪昀又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今人治史查书目的必备工具。
另外还有八九十种各种类型的丛书，保留了许多史书。
参考书目
1、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
2、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
3、《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
5、萧一山《清代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6、李洵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戴逸主编《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
思考题：
1、试述清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2、清初是如何为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而斗争的？
3、评价康熙皇帝。
4、清代赋役制度的变化及意义。
5、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增长的表现及原因。
6、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思想领域有哪些贡献？
7、明清时期在图书整理方面有何成就？
8、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