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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妥协_在路上_主题研究

反叛与妥协:《在路上》主题研究

卢亚林

内容提要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重点展现了两个主题:主人公萨尔?帕拉迪斯对中产阶级价值传统的反叛和妥协。萨尔几次试图通过实践“垮掉的一代”的理念原则来摆脱原有的生活模式,但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不彻底的反叛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悲观基调。小说表现了凯鲁亚克所处时代的美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并未确切地将“垮掉的一代”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当作传统价值的替代品。

主题词 《在路上》 反叛 妥协

杰克?凯鲁亚克或许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他生前一直坚信自己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作家①,但直到今天,其作品被广泛阅读并产生深刻影响的恐怕只有《在路上》一部。即便是这本小说,由于读者、评论家和媒体过于情绪化的推波助澜,长期以来它的真实面貌在不同的人群中一直遭受着严重的误解和歪曲。就支持者而言,《在路上》通过对美国传统价值的藐视和对人的本能的宣泄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荒原般的生活提供了获得极乐的指南;而在反对者看来,这是一堆由神经错乱者制造的充斥着色情、吸毒、酗酒、颓废和癫狂,鼓吹无政府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甚广的文字垃圾。尽管毁誉参半,《在路上》一直被公认为是以离经叛道和无视权威为主要特征的“垮掉派”文学不折不扣的代表作。

《在路上》1951年完成后首先以《垮掉的一代》的书名在民间流传,因而最初被人认为是新生的“垮掉的一代”真实生活的记录,是这一

代人思想理念和价值主张的宣言。如果忽略萨尔?帕拉迪斯与狄安?莫里亚蒂在小说中分分合合并最后分道扬镳这一事实,那么,反叛传统道德、逃避美国中产阶级习俗观念确实是《在路上》最显而易见,也最为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一开始就通过故事叙述者萨尔对过去生活的“万念俱灰”②被确立起来。小说以“我同妻子离婚后不久便第一次和狄安相遇”和“当时我正好大病初愈”(3页)开篇,却拒绝对这些过去的事件作进一步的回顾和说明,从而渲染了奥马尔?斯沃茨(Omar S wartz)所认为的“某种死亡的因素”③,以及从死亡中复活的渴求。对萨尔来说,他作为中产阶级一分子的历史随着狄安的到来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构成美国主流文化基石的家庭、婚姻及教育等也显得琐碎和多余。因此,就像麦尔维尔的以实玛利和马克?土温的哈克贝利?芬一样,萨尔听从来自远方的召唤踏上西去的旅途,纯粹是为了摆脱旧有生活令人窒息的陈腐刻板和庸俗虚伪。

在此后萨尔的全部四次旅行经历中,“反叛”这一主题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萨尔意欲探寻的“一片新的地平线”(13),从表面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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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狄安身后广袤清新的西部,就本质而言,则是狄安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因而,在很多时候,萨尔的所作所为和一般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别无二致。尤其是在与狄安结伴同行时,他参与了几乎所有为主流文化所不齿的行为,如盗窃、酗酒、裸奔、乱交、吸食大麻、疯狂驾车等。更难能可贵的是,萨尔勇于突破富人和穷人、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界限,试图与他所遭遇的每个来自下层阶级的人建立富有意义的关系。在一段“凯鲁亚克的最为人所熟知的文字中”④,萨尔与墨西哥姑娘特丽度过了整部小说中最浪漫温馨的日子,心甘情愿地演绎黑人或墨西哥棉农的角色。而当他第三次踟躇于丹佛街头时,萨尔对自己历史的怀疑和否定达到了极至:“我希望我是个住在丹佛的黑人,甚至是个贫穷的干重活的日本人,或其他什么国家的人也行,可我偏偏是个‘白人’,一个穷愁潦倒的绝望的‘白人’。”(236页)

离经叛道的主题在狄安的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因为他集中了反权威、反传统、平民性和神秘主义等“垮掉的一代”的主要特征。对热衷于把《在路上》视为“垮掉派”文学最彻底的代表的人而言,狄安无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萨尔与狄安相识之前,狄安已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了少年管教所,并依然保持着丹佛市盗窃汽车数量的记录。由于相信性“是生活中惟一头等重要而且神圣的事”(4页),他先后三次结婚,周旋于已婚和未婚妻子中间,同时还与其他的女人随意发生关系。狄安藐视权威,总是服从于本能和个人意志的驱使,我行我素,然而对下层社会的人们却充满了敬意和羡慕。他痛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干涉,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并引导萨尔通过各种方式去感受这种自由。在他看来,由所谓权威倡导的生活模式不足仿效,而“圣徒的路,疯子狂人的路,彩虹之路”(326页)等种种人生道路均可以成为人们的选择。

狄安所有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其实都建

立在他自创的神秘主义哲学之上,而这一哲学的核心就是对“它”(IT)的体验。狄安从未对“它”做出明确的解释,萨尔在经历了一度的困惑之后才对“它”的实质有所领悟。“它”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存状况,是不受外部世界和过去及将来影响而实现顿悟的生命体验。换句话说,“它”是人们在抛弃身份、地位、种族等种种差异后达到的对人性统一性的认识,以及这一认识所带来的巨大愉悦。事实上,“它”是狄安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的最高追求,因为“垮掉”这个词不仅仅是指爵士音乐自然流动的节奏或人们在沉闷压抑的现代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厌倦、疲惫、困顿。作为一个“来源于《旧约》”的概念⑤,“垮掉”更主要的是指一种至福和极乐的状态,一种回归原始和自然的直觉或意识。狄安自始至终都在实践着他的哲学;而由于“它”或“垮掉”的获得必须以否定历史为前提,因而狄安的行为构成了对中产阶级价值传统最为彻底、也最具颠覆性的反叛。

但是,《在路上》实际上是凯鲁亚克1947年夏天至1950年秋天四次横跨美国旅行经历的记录,只是将其本人及尼尔?卡萨迪、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人分别化名为萨尔、狄安、马克斯和老公牛李,并在故事的一些细节上做了技术性的处理。“自发式散文”体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大多数真实事件的原貌。作为旅行过程的记载,《在路上》的主人公显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萨尔,因而该书主题的基本倾向更应当从萨尔本人对游历的感受及其对狄安的态度来考察。在全部四次旅行中,萨尔总体上能和狄恩打成一片,接受后者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他和形形色色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之间也有着巨大的亲和力。然而,由于对传统价值的眷恋,萨尔始终没有真正地理解狄安,也未能完全融入到下层人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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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早在第一次西行之前,萨尔对狄安的态度就有点矛盾:狄安“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12页),但同时又是个“骗子”(7页)。在丹佛观看歌剧《菲岱里奥》时,萨尔体会到了自身存在的两种价值间的斗争:“几天之前,我到丹佛时还像一个流浪汉,”“可现在我的衣着全变了样,手上还挽着一个美丽而衣着入时的金发女郎,同一些显要人物打招呼。”(68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尔因追随“垮掉的一代”上路,却不得已在旧金山充当了一处棚户区的警察,并感叹“这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事,人人都在做他自以为应该做的事”(89页)。和特丽在一起的田园般的生活也没有能够最终将他挽留住,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有股力量在召唤我回家”(127页)。终于,曾经充满激情的第一次旅行以一连串疲惫和思乡的独白结束:“我在十月要回家了,人人都在十月返家,”(131页)“我想早日回家,”(134页)“我有家可归,我得回到家,躺在床上掂量掂量我这次在路上的得失。”(139页)

类似的情形在萨尔此后的游历中不断再现。第二次上路前,狄安带着妻子玛丽露来到东部,此时的萨尔已经意识到“和他们厮混有害无益”(169页)。后来狄安怂恿萨尔当其面与玛丽露做爱,但承载着“过去年代积存下来的一切心理重负”(173页)的萨尔还是退缩了。访问新奥尔良期间,萨尔告诉老公牛李自己并无意在路上久留,因为“还要回去上学”(190页)。经过在旧金山的一段潦倒落魄的日子之后,萨尔开始怀疑此次西海岸之行的目的,旋即与狄安和玛丽露在尴尬沉闷的气氛中道别:“或许从此难以再相见了,谁知道呢,可我们并不在乎。”(231页)也许是由于与狄安的不欢而散使其颇感困惑,萨尔在再次旅行时对以往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省;在丹佛街头,他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狄安以及狄安所代表的下层人民的本质区别。“白人的理想和追求一直主宰着我的生活,所以在金圣华河谷,我才

会依然抛弃像特丽那样挚爱我的女人。”(236页)然而,即便这样的认识也不能使他达到狄安的境界。在返回纽约的路上,与精力旺盛、全身心体验“它”的狄安不同,萨尔觉得自己“仿佛是个不停在路上奔波的推销商———又旧又破的行装,低劣的存货、腐烂的豆制品塞满了骗人的旅行包,却没人掏钱买”(319页)。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几个月后,萨尔主动抛下狄安,踏上他的最后一次旅途。这表明,由于未能完全理解狄安,萨尔已不堪忍受后者怪诞、混乱和疯狂的生活,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摆脱过去。但是,同以往一样,他的这次逃遁也终结于对过去的妥协。在遥远的墨西哥蛮荒地带,狄安用自己的手表换取了印第安小姑娘的无色水晶,从而暗示了他所追求的时间静止或无时间限制的状态;与此同时,萨尔却强烈感受到他的路上生活“终于就要到达终点了”(390页)。两人的巨大差别又一次凸现出来:对于狄安来说,旅行实质上是永恒的精神上的奥德赛;在萨尔看来,旅行则更多的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活动,是一种有明确开始与结局的行为。

结束了流浪生活的萨尔终于遇见了他“一直渴望”(398页)的姑娘,回归于他曾经试图逃离的根深蒂固的制度和习俗。而狄安依然以圣徒般的执著在美国大陆上穿梭。小说的结尾在一个令人无比伤感的画面中把狄安和萨尔之间———其实也是“垮掉的一代”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推至高潮。萨尔和富有的朋友雷米准备去歌剧院观看演出,狄安则希望能搭车前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以便返回西部。尽管内心十分不安,萨尔还是服从了雷米的意志,拒绝了狄安的请求,将其遗弃在寒冷的纽约街头。坐在象征着财富和权力的卡迪拉克车里,萨尔向狄安投去最后的一眼,而后者“朝前面看了看,便背朝着我们继续前行”(402)。如果说在小说开始时萨尔失去了对过去的信念的话,在结尾,他则因为和过去的妥协而失去了狄安,留给他的也只能是当他坐在年久失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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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败河堤上眺望新泽西上方辽阔无垠的天空时所感受到的无限悲怆:“除了在孤独中悲惨地衰老下去,我相信,没有谁,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403页)

因而,和“反叛”的主题一样,“妥协”的主题也贯穿于萨尔的全部旅行中。萨尔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身份,或如托马斯?纽豪斯(T h om as Newh ouse)所谓的“分裂的性格”⑥。他只是在路上把狄安当作自己的伙伴和向导;在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和他经济相对稳定的姑妈居住在美国东部,创作小说或忙于小说的出版。即便是在旅途中,他也经常孑然一身,如在漫长的第一次西行中,他和狄安的相处极其短暂:“在我逗留丹佛期间,我同狄安的单独交谈还不到五分钟”。(77页)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狄安的相处并不总是和睦,不断产生的龃龉和隔膜常使他痛苦不堪。正由于此,他的四次游历遵循了十分相似的模式,即因对东部枯燥沉闷的中产阶级生活感到厌倦而踏上旅途,继而经历一系列使他兴奋、疯狂、失意或伤心的事件,最终身心疲惫地回到东部,重归于旧有的生活方式。萨尔游离于两个世界之中,一方面,他希望能像传说中的黄色的罗马蜡烛一样不停地燃烧,“因疯狂而生活,因为疯狂而口若悬河”(9页),并通过疯狂拯救自己;另一方面,他的过去,他的作为中产阶级一分子的历史频频向他召唤,屡屡迫使他做出妥协,遗憾地离开狄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反叛”和“妥协”的主题就这样交错在一起,不断重复;而后者在小说的结尾还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给整部小说抹上了浓重的悲剧性色彩。

萨尔在两个世界的徘徊不决以及与过去的最终妥协反映了凯鲁亚克对中产阶级和“垮掉的一代”的道德观念的无所适从。《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认为几乎所有的“垮掉派”作家都未能“完全克服他们白人中产阶级的本

质”⑦。这一点在凯鲁亚克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作为来自加拿大的法裔移民,凯鲁亚克历来被当作少数民族作家⑧,属于美国社会中不能完全自由表达意志的那一群人;同时,由于他的中产阶级的背景,凯鲁亚克对主流文化的价值传统怀有深深的眷恋。叛逆和顺从因而构成了他性格中的两个重要特质,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从凯鲁亚克总的生平和文学生涯来看,顺从的成分在更多的时候占着上风。生活中放荡不羁的凯鲁亚克其实非常的保守和恋旧。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H.

F orster)发现,在凯鲁亚克的所有作品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父辈与他的嬉皮士朋友之间信仰上的紧张对立,而凯鲁亚克总是在最后的关头回到父辈的立场中去。⑨虽然凯鲁亚克对东方神秘主义尤其是佛教的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始终没有抛弃对天主教的信仰,只不过是热衷于佛教文学的翻译罢了。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结是联系整个庞大的“杜鲁瓦兹传说”体系的为数不多的纽带之一。另外,与金斯堡等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凯鲁亚克坚持认为他的文学作品与政治无关; λ?他与其他的“垮掉的一代”成员也有着众多的差别,以至于最后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断绝了往来,在孤寂中结束了四十七年的生命之旅。结合以上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叛”和“妥协”的主题在《在路上》中表现得如此的强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缺乏公正和宽容的时候人们会“完全误解”这部小说并对其进行“恶意歪曲” λω。

《在路上》1957年甫一出版,吉尔伯特?米尔斯坦就预言,就像《太阳照样升起》被当作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一样,《在路上》有可能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408页)。事实也确实如此。来势迅猛但又过分情绪化的喝彩和责难从一开始就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在路上》所反映出的离经叛道的道德倾向,偏执于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中做出选择,而忽视了小说主人公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并最后与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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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分道扬镳这一关键事实。媒体和公众不顾凯鲁亚克在艰难的生存状况下所进行的超乎寻常的内心斗争,过分渲染他本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与萨尔的经历完全地等同起来,机械地通过作者诠释他笔下的人物。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由《在路上》引发的席卷全美的“背包革命”中,无数青少年将凯鲁亚克或萨尔奉作榜样,纷纷踏上漫长的旅途。这一切都迅速确立和巩固了《在路上》在“垮掉派”文学上的经典地位,凯鲁亚克也成为“垮掉派之王”或“垮掉的一代的耶和华”。然而,与《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直面生存的危险与痛苦,努力保持“压力下的优雅”不同,萨尔在反叛旧世界时缺乏义无返顾的执着。《在路上》秉承了麦尔维尔的《白鲸》和马克?土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以降的美国路上文学的传统,评论家们也习惯于把它们相提并论,但萨尔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批判显然不及以实玛利对亚哈极度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否定来得坚决,他与狄安所代表的下层人民的相处也不如哈克逃避白人生活方式和接受黑人吉姆的行为更为果敢。即便在“垮掉派”文学内部,《在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愤怒、蔑视及颠覆也逊于巴勒斯的《裸露的午餐》和金斯堡的《嚎叫》。萨尔希望摆脱原有的生活模式,为此他作了四次尝试,但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不彻底的反叛奠定了《在路上》整部小说主题的悲观基调。如果说基督教世界的《圣经》为苦难无助的人类带来虽无从论证却又十分明确的慰籍和希望的话,从“垮掉的一代”的《圣经》中,人们看到的却是极度感官享乐之后的疲惫、失望和迷茫。凯鲁亚克指出了他的时代的美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出路;他对“垮掉的一代”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寄予了真切的同情,但从未确切地将其当作传统价值的替代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经”这一标签或许本来就不该属于《在路上》。

注:

① Barry M iles,Jack K erouac:K ing o f the Beats,Lon2

d on:Virgin Publishing Ltd,1998,p.xvi.

②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文楚安译,桂林:漓江

出版社,1998年,第3页。以下此书引文皆出自此译本,页码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出。

③ Omar S wartz,The View from On the Road:The

Rhetorical Vision o f Jack K erouac,Carb ondale:S outh2 ern I llin ois University Press,1999,p.62.

④ James T Jones,Jack K erouac’s Duluoz Legend,Car2

b ondale:S outhern I llin ois University Press,1999,p.

95.

⑤ Jack K erouac,Selected Letter s:1957-1969,ed.,

Ann Charters,New Y ork:Viking Press,1999,p.51.

⑥ T h omas Newh ouse,The Beat G eneration and the Popu2

lar Novel in the United States,1945-1970,Jeffer2 s on:M cFarland&C om pany,Inc.,Publishers,2000, p.59.

⑦ David V Leer,“S ociety and Identity,”in E m ory E l2

liott,et al.,eds.,The Columbia History o f the Amer2 ican Novel,New Y ork:C 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p.493.

⑧ Daniel Aaron,American Notes:Selected E ssays,

Boston:N 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4,pp.70

-71.

⑨ Edward Halsey F oster,Under standing the Beats,

C olumbia:University of S outh Carolina Press,1992,

pp.31-37.

⑩ M ike Evans,et al.,eds.,Jack K erouac-An Illus2 trated Biography,Lond on:Octopus Publishing G roup Limited,1999,p.99.

λ? T om C lark,Jack K erouac:A Biography,New Y ork: Parag on H ouse,1990,p.167.

λω Jim Christy,The Long Slow Death o f Jack K erouac, T oronto:ECW Press,1998,p.81.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舒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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