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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想与反理想背后的美学意义

安徽文学

201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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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想与反理想背后的美学意义

◎苏丽君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092)

摘要成功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地倾注了创作者的理想与反理想因素:文学作品有成功塑造的理想人物、反理想人物、理想故事情节、反理想故事情节;绘画作品中有理想景观与反理想景观;雕塑作品中有理想造型与反理想造型。理想与反理想为文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它们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美学意义,注入了创作者的独特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心理。因而,成为欣赏主体的知音,引起强烈的共振。

关键词理想反理想审美反映艺术创作心理共振文章编号1671-0703(2010)10-297-02

古今中外,多少伟大的文艺作品启迪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成为人们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文艺作品不仅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现实,成为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一面模糊镜子。而这些成功的文艺作品是如何在纷繁的文艺世界中脱颖而出的?它们的创作有着何等的特别之处呢?不管是文学作品、绘画艺术还是雕塑工艺等,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创作者的理想与反理想的因素,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理想与反理想的因素,让这些伟大的作品经久不衰,广为人知,屹立于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当时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模糊反照。这种理想与反理想的因素得利于创作者的独特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心理,同时也与欣赏主体的审美心理的一致或南辕北辙而产生共振同样密不可分。

一、理想与反理想

所谓理想指的是一系列事情或人物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一致,符合人们的期待视野的、美好的。它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情感,是人们变相的自我满足和安慰,同欣赏主体自身理念中的完美意向和意境相吻合。而反理想则是同理想相悖,违背常规常理,同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期待视野不一致或相反。因而,同欣赏主体形成强烈的落差和反衬。这种反常理的因素往往使人们的情感、感受、审美心境受到强烈的影响,从而引起心灵的共振或共鸣,使欣赏主体的心理力场与创造主体的心理力场发生反应。

说到理想因素,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童话故事。咋童话故事中,一切故事人物都是朝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方向发展的,尽管会出现一些小意外,但最终结局总是完满的、理想的、令人欣慰的。丑小鸭会变成令人羡慕的白天鹅的;拇指姑娘最后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白雪公主最终会被王子救醒的,与他一起甜蜜的生活……童话中的理想因素倾注的十分浓重,因为它的欣赏主体大部分是儿童,他们的世界时纯净无暇的,同时他们的理解是简单的。童话所要传达的是世间的真善美,真善美在与假丑恶的斗争过程当中,最终永远是前者获胜。这样也能使童话故事给予孩子们以启迪和引导,使孩子们能够坚信正义会战胜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性

的美……幸福美满的结局同他们的纯洁心灵是相符的。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与他们建立共同心理,进一步达到共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是我们长大后之所以缅怀童年纯真的原因。现实生活有太多不理想和反理想的事情,这会激发我们珍惜理想的童话故事,它们的成功在于理想化的情节、理想化的结局、理想化的人物。这样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完全站在孩童的角度进行抒写,使自己的感悟同欣赏主体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获得认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种理想的文艺作品兴盛着。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反理想的作品同样也有其繁荣的时期。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在描述宝黛爱情时,慢慢地展开,让读者跟随着作者的文字,渐渐地体味和深入。他们之间的爱情进行的尽管充满波折和辛酸,但却调动了读者的理想愿望,希望他们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结局却让理想化为泡影而破灭,多少人为之哭泣抑郁。黛玉的死、宝玉与宝钗的婚姻成为反这一理想的两个主要方面。而且黛玉在临终之前的最后一句话:“宝玉,你好……”,给人留下太多的填充和思考的空间,一反话语清晰地状态,给人留下模糊凄凉美,真正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感。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人性被压抑、自由和民主被剥夺,这样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理想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碰撞的。人们希望宝黛能结连理,尽管封建家长专制势力强大。但曹雪芹正是利用了这一反理想因素,将故事情节塑造的更加跌宕起伏,是欣赏主体与之哭泣与之气绝达,达到创作者与欣赏主体的共鸣,产生心理交流。同时也将当时社会历史与文化部分的传达出来。据说,当时有一少女看完《红楼梦》之后,由于沉溺于故事情节太深,以致于把理想和现实混淆,为宝黛的断肠结局抑郁而终。这种反理想的写法,使得创作者与欣赏主体之间达到心灵共振、共同对话的效果,从而交流无阻。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是心情悲绝、抑郁难止,写到动情之处时竟潸然泪下。这样的状态同之前所述的少女读完《红楼梦》的状态是一致,这就是心灵共振的效果,也是《红楼梦》成为经典的很大一个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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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反映与艺术创作心理

别林斯基认为:“哲学家以三段论法说法,诗人则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就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运用统计的材料,作用于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者大为恶化。诗人则运用生动而鲜明的现实的描绘,作用于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画面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状况,业已大为改善,或者业已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他们都在说服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运用逻辑论据,运用描绘而已”。①

别林斯基间接地解释了审美反映的内涵。审美反映

指的是艺术家对所掌握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独立而深入的研究,提炼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审美的把握,产生审美感受和情感态度。这种审美反映必须是全息的、全方位的、全景的,因为审美反映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审美反映是片面的、不深刻的,那么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创作的失败。艺术创作心理是在审美反映的基础之上,然后以一种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艺术地把社会生活表现出来,使创作者的感悟和思想经验得以实现。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心理两者往往是同时并进的,相互交织的。

审美反映并不是要求面面俱到,不分主次的反映,它只从生活汲取与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合拍的东西。艺术家的反映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关注人生与社会的,反映的趣味与具体性、广泛性、整体性是统一的。②因此,艺术家所创作的理想的或者反理想的艺术形象,同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例如:赵树理笔下的一系列主人翁就与赵树理自己独特的农民话语风格紧密相连;湘西人物的出现与沈从文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经历联系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出现都与一大批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的深刻体验相关……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理想人物艾丝梅拉达和反理想人物加西莫多的成功塑造给人鲜明强烈的印象。人们往往认为人的外表同其品质是应该一致的,即所谓的表里如一。但是雨果在塑造《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时,却有意颠覆这种观念,将小说人物的外貌与心灵的美丑进行两极对照,使艾丝梅拉达、加西莫多、克德罗给人以震撼。艾丝梅拉达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化人物,她不仅容貌美丽绝伦,而且天性善良坚贞。她的绝美,使甘果瓦分不清她是“仙”还是“天使”,她是真善美的化身。加西莫多外表丑陋,但内心无比善良、忠诚、崇高。与他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克罗德,他道貌岸然,内心极度自私、残忍、卑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伪君子。这两个饭理想人物的成功塑造,使整部作品显得十分地多层次,令人眼前一亮。雨果之所以在他的小说中进行这种理想与反理想的对照,与他的“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③

的审美理念、

审美趣味息息相关。

鲁迅先生创作的《阿Q 正传》中的主角阿Q ,也是其倾注一切反理想因素成功塑造的,他的形象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国民形象和状态,而且更进一步的事将糟粕或本质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对当时的文化和现实的揭露。阿Q 融入了当时许多国民身上的特征,以致于许多人在读后都以为鲁迅先生在嘲

讽自己。殊不知,阿Q 的塑造是鲁迅先生在对当时国民所表现出来的国民性进行整体的本质的把握的基础上,然后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手法,倾注其思想,一针见血、夸张而又犀利地表现出来,把这个人物典型化。阿Q 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作者对当时落后愚昧国民的“怒其不争”的苦闷心情,也是作者对黑暗中的光明的探索,他想通过阿Q 来敲响警钟,唤醒人们的意识。鲁迅先生的这种反理想的艺术创造心理,同他的强烈意识、把反映当时糟粕人生、肩负起“黑暗的闸门”为己任密切相关。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和文字,才能把匕首深深地插入敌人的心脏。

鲁迅反理想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完全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自身因素。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激进的时代,帝国主义的瓜分、军阀的混战、外来思想的涌入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让许多人苦闷彷徨,有的国民愚昧无知,仍处于昏睡状态。他对当时现状的鞭笞,积极投身于改造国民性的意识,这是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体现。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有阿Q 这样反理想人物,同时还有人血馒头治病的畸形反理想故事情节。

三、心灵共振

创作主体在成功进行了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心理之后,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引起欣赏主体的心灵共振。心灵共振是审美达到高潮的一个表现,是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共鸣。使得创作者许多难以表达的情感、哲理能够被欣赏者所领悟和体味。

戏剧《白毛女》使得人们对于主人翁喜儿的同情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对于黄世仁的痛恨和憎恶达到了极点。在演出这出剧是常使观众把现实和故事混淆,以致于扮演黄世仁的演员被唾骂和指责。据说曾有个士兵在观看这出剧时,差点把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打死,幸好被人制止。黄世仁这一反理想人物使得创作者与欣赏主体之间的心灵共振极为明显,把创作者的态度立场暴露出来了。

余秋雨先生写过这样的文字: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缺吧!让古代留下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④余秋雨先生的这段话,透露出:废墟文化这一反理想的文化,不被我们理解和把握,与我们现代人没有很多的心灵共振。因此,才有那么多的遮盖和假象。在废墟文化中寻找到与之共鸣的东西,才能让我们的民族理解、把握和接受废墟文化。

理想与反理想的因素在创作者的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心理以及创作者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心灵共振中随处可见,使得许多深刻的寓意慢慢的被发觉和展示,扩展出文艺作品的丰富内容和风格,也为文艺作品添色不少。

注释:

①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3:429.②李健夫.现代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1.③[法]雨果.雨果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55.④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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