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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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
abstract: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 a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the beginning of the method started from emperor wen of han recruiting talents for two times．in 135bc when emperorwu of han reigned，there emerged three famous\"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 dongzhongshu(179－104bc)．by the first year of guanyuan(134bc－129bc)，he asked questions on policies to the scholar gong-sun hong who gave brilliant answers．the early perio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s a crucial time for this ki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elects the talents and cast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western han dynasty;questions on policy;answers
“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
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

，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

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

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 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实现“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甚众”，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他对“天命”的解释是“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妖孽生矣”，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他对“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应该“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有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之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之从利犹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之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须实行更化。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当?饬”。
董仲舒的对策奏

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矣哀哉!呜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汉武帝的这段策问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仍是对五帝三王以至秦的历史进行比较，提出的问题是:虞舜以无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实现了天下之治，但两个人的治理方法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劳逸的差别这么大呢?特别是西周王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这不是节俭，但却得到后世的称颂，这“帝王之道岂异指哉?”;第二个层面是汉武帝谈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贤，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但却达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状态，他要求这些待诏的贤良就上述问题作出对策。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第二次策问又进行了回答，就第一个层面关于虞舜和周文王劳逸不同的问题，他阐述说:虞舜时代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的缘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天下大乱，周文王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之故;关于西周王室的宫室制度，那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关于商周和秦的刑罚问题，武王灭商之后，改变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

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对策上奏之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策问:“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微?灭?明?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可以看到主要的问题有三个:其一，天人之应的问题;其二，从唐虞到桀纣的历史总结问题;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与“不易者道也”的矛盾问题。同时汉武帝还批判了对策者策论文“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缺点，要求答策者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他首先承认汉武帝的批判是对的，然后就汉武帝的问题一一

进行了回答。关于武帝所问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提出天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够“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长，秋冬刑杀，“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见人事之“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古代“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当今之世废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从理论的视角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作为统治者就是要“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贵于万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关于武帝所问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微?灭?明?昌之道，虚心以改”，他以积少成多、积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说，指出“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明?昌之道也”。他特别强调:“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纣给后人留下教训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微?灭之道也。”关于武帝所问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认为道是万世无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实现道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为了补偏救弊而有相应的变化，这是时代的问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对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让他这个学者来论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问题:现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样

的，“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对此的解说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们“与民争利”，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贫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这篇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至于公孙弘的对策，《汉书》明确记载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这一年武帝再次“徵贤良文学”，?川国又推荐了公孙弘。史载:“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这段策问从内容上来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纪》的意思相近，在这次对策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这成为公孙弘日后发达的开端。公孙弘的对策也是针对武帝的问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的缘故在于统治者有“信”，所谓“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条: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对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说，认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

地之和应矣”。再次，他对仁义礼智作了阐释，“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其具体细目是“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废。最后他简单解释了“禹汤水旱”的缘由，特别是汤时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恶的影响，而“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结论［7］。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和公孙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试中脱颖而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确定为建元元年尚可说得通，但是把公孙弘的对策和董仲舒的对策捏在一起，则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从考试的视角来说，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从文帝十五年开始的皇帝亲自策试，开启了中国古代以考试成绩优劣选拔官吏的途径，经武帝时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为后世所继承，直到科举制度创立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从选拔人才的视角来说，西汉前期这种针对时政的策问，确实选拔出了高素质的人才，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晁错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对西汉的历史发展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西汉时期这些学者的对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经过统治者的实施以后，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晁错的削藩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他确实抓住了帝制时代的政治脉搏，后世由于封藩与郡县之争而演化的种种斗争，给晁错的判断作了绝好的注脚。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代的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建策，更为中华文化筑就了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堤防，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社会，构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色。
从这几点简单的认识中，我们感到西汉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的发掘和考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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