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民法典——中国民法典的路径选择
摘要：纵观近年来，围绕我国民法典编纂模式所产生之争论，其焦点在于民法典本身之定位问题。在当今身处宪政时代之大背景下，我国不应再走法国“法典价值化”之路，可借鉴德国民法典“价值中立”的做法，制定一部价值中立的开放型民法典。
关键词：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法典化
前言
伴随依法治国理念被中央高层接受，并于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目标，姑且不论这一目标的恰当与否及能否实现，但这至少说明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实践中对于相关支撑理论的需求已经是相当迫切，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在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相较而言要复杂很多，正如苏永钦老师所言，“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从没有法典，现在回头来制定一个法典，对于第一次接触到这里讨论问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问的问题。我们在那里修改民法，我们从来不问这么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民法典？它是不是过时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把所有民法的规则都摆进去的松散的、汇编式的民法典？这些讨论业已提出来业已过去，然后讨论完，大家怎么去架构它？怎么去参考其他国家经验，是一个比较英美法形式、案例法形式的？还是一个大陆法形式的？法国式的？德国式的？荷兰式的？俄罗斯式的？这种结构的讨论、原则的讨论，这些问题大概是我到这里才觉得是有必要的东西，而且回头想去，像我们在台湾知其然就够了，但在这里还要知其所以然，而且不仅知其制度的所以然，还要知道其未来、社会层面的所以然。”[1]
一、中国民法典模式的理论争论
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模式的争论，梁慧星老师曾有过总结，根据其《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的概括主要分为三种意见即：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理想主义的思路，现实主义的思路三种编纂模式，虽然，近几年又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过过论述，但总体而言并未超出这个限度，只不过是对自己各自观点的支撑理由上有了进一步的丰富，比较有典型的如华东政法大学的张礼洪老师发表于《法学》（2006年第5期）上的《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及苏永钦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333期）所做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从物权法立法引发的争议谈起》等。
（一）松散式、联邦式的民法典编纂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观点按江平老师的表述便是“第一，不搞大而全的、无所不包的大民法；第二，不能以传统民法的观点来看现行民法的制定；第三不能以大陆法尤其是德国法的体系来考虑中国民法典制定，应该尽量容纳英美法中好的东西；最后，学者也不能仅仅以学者的所谓科学体系来完成立法起草，应与实际部门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民法典搞的更好。”[2]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实际上更多地体现的是对于英美法国家背后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借鉴。其主张的主
要依据，正如江平老师在《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民法典》一文中指出的，“有些学者专家是不赞成制订一部庞大的民法典的,他们反对的理由无非是担心越庞大越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越容易成为一部封闭型的民法典,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单行法形式来规制社会经济生活可以避免这一缺陷”。由此可见，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是从民法典的功能这一角度展开的，并由此而推导出民法典在内容上不应无所不包，应留下必要的空间，“民法典如果成为一个封闭体系就充满着危险,因为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活跃的,它不应当受法律的束缚和阻碍,法律应当给它更大的未来空间和余地”，[3]并主张借鉴英美法判例法的做法。不过从体系划分的角度来看，仍可划入此类别，只不过这种体系在逻辑性上与传统的民法典相比要弱的多，“以与注重逻辑性、体系性的法典相对﹐这样的分类非要建立于一种比较广义的法典定义不可”[4]。
（二）理想主义模式与现实主义模式
按苏永钦老师的观点，这二者都可归入体系化民法中，只不过二者在民法典内部的体系建构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苏永钦老师的观点，徐国栋老师实际上更加注重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重要性，而梁慧星老师的主张则体现了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对民法典内部体系间的逻辑结构的关注。[5]具体而言，徐国栋老师以“新人文主义”为标榜，主张因为我国的历史传统的原因，在制定民法典时应更关注民法典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色彩，应借鉴法学阶梯的三编制模式，这是建立在其对盖尤斯的三编制的解读之上的，是从民法的调整对象角度展开的，即人与物的对立实际上便是哲学上的主体与客体或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不过在三遍制下以主体或精神为第一性，这是因为人文主义所不断追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并对世界持一种悲观态度，即人性恶，因此在这种对立中便会产生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诉讼便是这种对立的一种逻辑结果。[6]对于该观点苏永钦老师有过评论：“有关各编排列对人文价值不够尊重的批评﹐若作成于宪政主义发展未臻成熟的十九世纪﹐或许还有道理﹐就其现状再从这个角度去定位﹐就真的有点离谱了。”[7]而梁慧星老师的现实主义模式简言之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德国式五编制和民法通则作为基础，并借鉴20世纪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经验，以适应20世纪社会生活新的发展[8]。梁慧星老师在反对松散式、联邦式模式，为自己的观点寻求支撑时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从中国已经继承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之历史现状及对中国当下法官群体素质的整体不信任①。但是从单纯逻辑角度讲梁老师的论述似乎存在不够严谨之嫌。第一个依据实际上是从变革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展开的，但是梁老师只是说明了如果进行变革需要面临巨大的历史与现实成本，却并没有对如果进行改革之后产生的收益进行论述，当然对于社会的变革而言这种成本收益的计算也许是不可行的，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两大法系融合趋势对于我国民法典的影响,梁老师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对于梁老师将我国当下法官群体的整体素质问题，或者可以进一步讲我国所面临的法治建设外部环境问题，作为民法典体系构建上的参考因素亦存在问题，因为，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必须要克服的不利因素，或者说这是一个既定前提性问题，是无论采何种民法典体系都必须面对的，以此作为论据便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错位。我们不能说当下因为当下外部环境存在诸多的问题，就要做出某种迁就，那么按此制定的民法典在今后我国法治的外部环境改善之后是否要修改呢？因为，既然做出了某种迁就必
①具体可参见梁慧星老师的《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等文，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s://www.doczj.com/doc/767890516.html,/) 2009年12月20日访问。
然会影响到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如因对法官的不信任而很少赋予其自由裁量权，但国外法治法展史已经展示了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乃是法治建设的题中之意。
以上主要是根据梁慧星老师的观点对学者们的论述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其实这种划分并不能称之为精确，因为几乎每个学者虽然在整体上可以被归入某一派，但是其关注的重点还是会存在不同的，以上只能说是简单地勾画出了学界讨论的一个大致轮廓。学者们的讨论的焦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以下几点:是要迷信于德国民法典，还是要突破德国民法典；结合中国的实践，借鉴英美法的有益之处以及如何借鉴？而这可以转换为如何认识当下民法典承载的历史使命，即何谓民法典这一命题。
二、历史上民法典的两种不同定位
对于民法典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及何谓民法典，这样一个具有本源性问题的回答，我们对于《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回顾与再解读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几乎所有的民法典编纂在实质上都可以被归结为为数不多的模式, 在它们之中, 最明显的是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9]。
（一）对《法国民法典》的解读
对于《法国民法典》而言，其无疑可以视作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即其制定的历史背景乃是法国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剧转变过程中，而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经济方式的历史性变革[10]。在此《法国民法典》便承载了将诸如《人权宣言》所宣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理念或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由空洞的宣誓转变为在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可以为人民具体操作的行为准则的使命，即《法国民法典》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有学者因此指出《法国民法典》具有深刻的宪政理念, “正是这种渗透在法典中的、以期达成权利保障和权力限制等观念和意识的总和, 契合了现代西方的宪政精神, 这种宪政理念是《法国民法典》通往现代的不可或缺的桥梁。”②正是由于《法国民法典》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其编纂者在编纂时采用了更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学阶梯的三编制模式，即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价值重要性作为民法典体系安排的首要考虑因素，而非内在严格的逻辑结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民法典》基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以特定的价值追求为首要目标的，即其为的是要描绘一种全新的社会图景，因此可以称之为一部“价值化”的法典，故而在时代价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便会面临巨大的冲击，而面临重新修订的危险，极易出现“去法典化”与“再法典化”的问题。
（二）对《德国民法典》的解读
百年之后德国进行民法典编纂之时，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建立，并呈现出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趋势，此时社会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非《法国民法典》编纂时所能比。此时，伴随垄断经济模式的出现，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进一步的深度变化，即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对于民法典的编纂而言，这便意味着在民法典的设置上须考虑法国民法典所未考虑的不同价值诉求的融合问题，而非对于人文主义的宣誓。为此，《德国民法典》须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以便在一部统一的法典下融合不同的价值诉求，同时又要注意法典内部体系上的逻辑一致性。对此Gottlieb Planck讲的很简
②具体可以参考史华松《<法国民法典>的宪政之维》（载于《法学论丛》2008年第8期）；另外高富平教授在《民法法典化与社会转型思考》（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s://www.doczj.com/doc/767890516.html,/2009年12月10日访问）一文中亦指出，法国民法典最为核心的理念，就是个人的解放和私有财产的解放。
单，民法典从来都不想要解决社会问题，民法典给自己的任务不是要做上层建筑，它是要做下层建筑。所有这些要解决资源重分配的问题，要解决适当的市场管制的问题，这个任务我们是交给特别民法，民法典要做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关于那些问题，我们让特别法来做，这就是它的回答。苏永钦老师认为德国民法典“真正的最重要元素是它的中立性，它的意识形态的中立性。所以，如果我们说，法国民法代表一种政治理念、社会理念。它就是一个新的社会蓝图的话，德国民法恰恰是画布，它只是提供一个很白的画布，你可以让多个时代的立法者依照它的多数、它的思考去涂上他要的颜色。它只是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不是一个政策的结果，它只是一个政策的工具。”苏永钦老师认为民法典唯一要做的便是创造一个最抽象的、最精确的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组合成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就建立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之下，它们是如何做交易的。这个交易需最符合一般人，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都会接受的一些规则。按此民法所面临典的困难乃技术性的困难，即你怎么去把这些规则弄出来。但是它的优点，经过很长的试验，我们可以看到，它如果能够掌握普通法的精髓，然后，能够创造出精确的概念，严谨的逻辑把它组装起来以后，它可长可久，历久弥新。因为社会的思潮会改变、社会的很多因素在改变，它会用特别法去处理这些问题。等到那些思潮又变回来的时候，那些特别法再拿掉，始终会回到民法。并进一步描绘了理想中的民法典所创的没有政策干预的社会应当是管制与自治并存的社会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认为民法典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逻辑性上的双层的普通特别关系，它的外造的普通特别关系跟内建的普通特别关系。也就是通过最大公约数把共同的东西往前提到括号外头，再从小括号、中括号，最后有民法总则、有债、有物、然后我们有身份这种特殊的财产非财产关系、亲属继承，然后，在每一编里头有通则、有各论，每个各论里头有买卖，有通则各论。[11]这样的民法典无疑是一部开放式的民法典，不过是建立在对传统大陆法系资源的重新改造之上，并非江平老师所讲的通过向英美法学习的方式来突破民法典的封闭性。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在向英美法借鉴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水土不服，因为在此模式下对于带有价值倾向的具体制度是放在民法典之下的民事特别法构建中的，并不会影响最一般的民法典的体系构造。
按照苏永钦老师对《德国民法典》的解读来审视民法典，即民法典本身应是价值中立的，其所要做的不过是创造一个最抽象的、最精确的概念体系，然后把这些概念组合成一些规则，其做的是最为基本的下层建筑，而非民事法律制度本身之大厦。我们不难发现其主张的民法典与民法典分解理论下的民法典的终极形式颇为类似，二者均认为民法典只应规定最为基本的概念、原则等，并不体现具体的价值取舍。“伊尔第预言，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侵蚀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使得残留在民法典规定尚可以得到具体实施的规则都被特别法具体化，最终为特别法的规范所取代。到那时，从实际运作价值层面而言，民法典在私法体系中的边缘作用都无法维持，民法典只能针对非常一般和抽象且不适合在特别法中进行规定的基本民事制度加以规定，如合同定义、合同基本类型、所有合同均适用的制度等。”[12]不过二者对民法典的理解并未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对于民法典分解理论持有者而言，其仍是站在传统意义上来理解民法典的，即民法典便是诸如法国民法典那样的鸿篇巨制，要包办一切问题，而且最终要走向边缘化；而苏永钦老师则认为在《德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展现了一种审视民法典的全新视角，即民法典的价值中立性，其仅仅提供一个技术性平台，并将此作为民法典，特别是在社会深度分工的背景下应具有之秉性，而且民法典始终是民事法律制度的基
石。
三、我国语境下民法典的价值中立性选择
众所周知，当下我国进行民法典编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法国民法典》编纂之时相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当今世界法治是建立于宪政基础之上的，实为宪政时代。因此，应将民法典的编纂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重新考虑。其中一个重要话题便是民法与宪法的关系。③在宪政语境下，宪法乃万法之母，位于一国法律效力位阶的最高处，拥有最高的效力，并且各国都结合本国的实际构建了各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加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和第 5 条亦规定得很清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便从实定法的角度界定清晰了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而现代法治之基本价值诉求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统统都交给了宪法，宪法对于社会基本价值诉求转变的回应便是自身的不断修正，典型代表如美国宪法，自创建以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既维持了自身的稳定，又保持了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因此，在宪政时代作为下位法的民事法律规范，便无需像《法国民法典》那样以展现法的人文关怀为己任。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于基本人权、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产生的人本主义理念都给予了必要规定。故徐国栋老师主张的法学阶梯模式在当下的宪政时代便不再具有强大需求空间了。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社会分工的急剧复杂化，如劳动者、消费者等全新群体的出现④。这便意味着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变得多元化，其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向前做出了巨大的跨越；同时意味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对社会阶层进行重新划分时，所选取的角度较之前要丰富的多。这就导致了民事法律所面临的社会生活领域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精彩的立体图景，因此，便须要一定的技术手段来柔和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价值追求，对民事法领域的法体系进行重构，而非像《法国民法典》那样以特定的价值诉求为首要目标。这其实与《德国民法典》编纂之时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所面临的社会生活要复杂的多，因此，《德国民法典》编纂之时所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即民法典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仅仅在技术层面对民法领域最为精确的、抽象的概念、原则等做出规定，在整个民事法领域形成一个逻辑上双层的普通-特殊关系，在当下的中国是有非常大的践行空间的，应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简言之，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我国所处宪政时代之大的历史背景，将我国未来之民法典定位为价值中立之上，仅仅需要提供构建民事制度所必须之基本概念、原则等。
③相关论述可以参考《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童之伟《中国法学》2006
年第6期）、《再论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与童之伟教授商榷》（赵万一、周清林《法学》2007年第4期）系列文章。另外薛军老师指出：“在民主化了的法律渊源体制之下，立法活动以及作为其成果的法律，其合法性纯粹基于议会中偶然形成的多数派的意志，法律逐渐被等同于经由议会的立法程序而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决定。为了控制议会政治对立法活动的滥用，缓和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宪法开始崛起，并且在法律渊源体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刚性特征，并且配置有宪法实施机制的宪法，在法律渊源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开始在法律渊源体系中从效力等级层次的角度来区分‘宪法性’与‘法律性’，并且将后者置于前者之下。”（参见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 [J].《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78-95页。）
④如姚辉教授在《论法律上的人——宪法与民法的学术对话》（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s://www.doczj.com/doc/767890516.html,/ 2009年12月15日访问）中讲到的，“作为一个现代的定义，消费者的人的民法的形象和经典民法中的人
的形象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不再是那个中性的、理性的、能够算计的、自私自利的、能够自觉地、理性地、审慎地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人，而是弱小的、无知的、需要同情的、需要呵护的这样一种人。”即同为民法上之人，其人格却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一律平等。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现代社会深度分工、结构上的多层次性，对传统民法理论的冲击。
结语
对于身处宪政时代下的我国，在进行民法典编纂时，若能够有效借鉴《德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民法典的定位，来审视我国将来之民法典应具有之历史功能；则不但可以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在深度变革时所发生之价值取向上迅速变化对于法制稳定性提出的挑战；而且，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可能发生的“去法典化”与“再法典化”问题，因为按照此种理念构建起来的民法典必将是统一而开放的民法典。同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其实选取的便是首先针对不同的民事法律部门制定单独的特别法，最后再求解决整个民事法领域体系上统一之路。但是，此种对民法典的定位，尚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如：如何进一步在具体制度设置上妥善处理好民法与宪法之关系，以及具体民事法律概念、规则的构建等都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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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答题 1. 编纂《民法典》是推进（）、推进国家（）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共7编，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3. 为了保护（）的合法权益，调整（），维护（），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的标准和收取办法、维修资金的使用、服务用房的管理和使用、服务期限、服务交接等条款。
5.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民法典将于（）起正式施行。 [单选题] 6.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共有。 [单选题] 7. 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租赁合同的效力。例如：小明租住房子的房东要把房子转卖给别人，通知小明立刻搬走，小明依法（）。 [单选题] 8.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民事责任 [单选题]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 [单选题] 10.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为交付时间。 [单选题] 11.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单选题] 12. 下列哪些选项属于邀约（）①拍卖公告②招标广告③招股说明书④债权募集办法 [单选题] 13. 下列哪项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单选题]
当前，民法学界对制定民法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立法机关也将制定民法典列入立法规划之中。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中国民法的历史，剖析中国民法的现状，对中国民法的未来作一展望。一、中国民法的历史（一）清末法制变革前的中，国民法在清末法制变革以前，中国民法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刑法是相当发达的，它的科学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却远没有刑法那样发达，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各朝代都制订有法典，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规定，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综观中国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2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极不发达，与罗马法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相去甚远；③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造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政体将立法的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上，封建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封建统治者无视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便民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2）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的发展。（3）思想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严重限制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正当要求，甚至鄙视“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对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自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从而为中国民法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思想障碍。（4）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以宗法制为核心，宗法制的内在精神就是区分人们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原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极不发达，这就使得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民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二）清末法制变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法清末法制变革后，中国民法开始走上了法典化的进程。可以说，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开端。清末法制变革以引进西方先进法律，进行法典化运动为基本特点，其结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开端。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订的民法典草案尽管因辛亥革命而没有正式颁行，但对中国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法典的修订工作也没有中断，但起草工作进展缓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由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称为《民法修正案》，又称《第二次民律草案》。这部民法草案曾经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但终因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为正式民法典。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起草民法典，并于1929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民法起草委员会依“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经两午完成民法典的整个起草工作，并分编公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现仅在台湾省适用。 [!--empirenews.page--]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民法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民法法典化是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没有放弃民法法典化的工作，因此，应当说中国是有民法法典化传统的。（2）吸收先进法制是民法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国历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都十分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大清民律草案》就十分“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吸收了许多大陆法系的民法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中华民国民法》也着重参考了德国、日本、瑞士的民事立法经验，并参考了苏俄民法典和泰国民法典。1（3）保持固有法制传统是民法生命力的源泉。
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两次起草民法典，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现在看来，主要是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经济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运作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没有民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民法开始受到重视。1979年11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之下成立民法起草小组，至1982年5月起草了民法草案一至四稿。现行民法通则、继承法和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就是以第四稿的相应编章为基础，适当修改后颁布的。此后，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一时难以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典，立法机关决定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迄今已经形成一个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由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单行法构成的民事立法体系。这一立法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建立民事生活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实践证明，当时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的立法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在民法通则和各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如何看待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区别 讨论民法的完善，难免要涉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教科书上说，两大法系的区别在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实行成文法，制定成文的民法典，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实行判例法。但本世纪以来，英美法系国家日益重视制定成文法，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而大陆法系国家也日益重视判例法。过去用法典化与非法典化、成文法与判例
中国民法典的十大亮点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以原有9部法律为基础编纂而成，在体系、制度和规则方面，新修、新增较多，如下十大亮点尤为醒目： 第一，体系化。体系化也就是法典化，就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价值序列将数量庞大的法律条文和规则有秩序地排列组合为一部法律。我国民法典的体系首先是总分结构，即提取公因式的潘德克顿体系；其次是按照基础性权利或法律关系与救济性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区分安排分编结构，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与侵权责任，前者具有基础性，后者是救济性的民事侵权责任；最后是基础性的权利或法律关系，采取了先财产（物权、合同）后人身（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的排位顺序；再往细了说，支配权（物权、人格权）在先，请求权（合同、婚姻家庭）在后。总之，前述四层次的排列顺序是有讲究、有逻辑的，这就是体系化。当然，这个体系也有缺憾，比如：债权本与物权并列，但在形式上消失了；人格权是最重要的权利，却排位靠后，留下了“先物后人”的诟病。
第二，社会化。社会化也就是公法化。民法本是私法，是私人之间的法，调整私人关系，奉行私法自治，排斥公权干预和家长主义。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风险社会，甚至一个危险社会，比如现在还未结束的疫情。成人无法工作，儿童无人照料，学生不能上学，偶尔在小区楼下溜达，还可能有烟灰缸落下而找不到那个丢下烟灰缸的家伙，想出去走走，环境又是如此的恶化！无奈之下，立法者只好将公权请进私法，干预民事生活。比如：总则监护制度中有国家监护、社会监护以及临时监护措施；物权编增加了物业管理人协助政府的义务；合同编继续容忍了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格权编要求国家机关采取预防性骚扰的措施；婚姻家庭编则以法律的名义强制冷静或激动的离婚男女暂停和离程序；侵权责任编针对高空抛物要求有关机关及时出手，查明真凶，等等。所有这些公法因素都反映了民事社会的自治乏力及其对国家治理的需求。这是中国人的气质还是民法典的宿命，值得反思。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中国民法典的最大亮点，也是中国部分民法学者最引以为
中国民法典制定现状及主要问题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关键词: 民法/物权法/ 潘德克顿法学 内容提要: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学界的盛事 ,亦是中国立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这一宏大的立法工程,中国民法理论以及整个法学理论的准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现今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和探索,制定科学的民法典需要解决三大问题:1）必须克服前苏联法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法典难以相容;2）必须进行扎实的实践调查;3）必须提高民法科学法律技术研究水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法典立法,建立科学的规则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目前中国法学界的盛事。对于这一宏大的工程,民法理论以及整个法学理论的准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无法就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的讨论,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供有识者商榷。 一、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30 余年间,因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缘故,基本上不存在制定民法典的土壤。虽然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无法制定民法典的原因是领导人不重视法制,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而且
彻底地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要求把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方面都纳入公共权力或者行政权力控制的范围内①,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缺乏民法典制定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即主体平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大众的意思自治。在这期间里,民众的民事生活范围实际上非常狭小,只有婚姻家庭关系问题显著,因此民事领域里的法律调整只有婚姻法显得十分必要,此时期中国调整民事生活的法律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4)一部。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法律事实上也被废止。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中国立法机关虽然两次起草民法典,但最后都没有成功。此时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所谓“民事政策”,即“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1](P1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裁判工作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包括各种“意见”和“批复”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1963年 8月28日)。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1992年之前,中国领导阶层认识到过去长期实行的极左政策的错误,提出放弃“人治”,实行法治;同时,中国人也认识到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缺陷,开始试图建立不同于前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因此,虽然尚未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毕竟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脱离了行政权力的支配,形成具有民法社会特点的社会空间。与国家的政策相配合,中国立法机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又一次开始试图制定民法典,并编制了民法典的征求意见方案。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变动不定②,中国民法能够发挥作
一、所谓“松散式、邦联式”思路 所谓“松散式、邦联式”思路，是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费宗彝所提出的编纂民法典的思路，得到另外两位成员江平教授和魏耀荣同志的赞同。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权法，把它们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邦联式的关系。 这一思路的特点是，不赞成逻辑性和体系性。明显带有英美法影响的痕迹。因此，要对这一思路作评论，须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入手。 （一）如何看待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 讨论民法典的编纂，难免要涉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教科书上说，两大法系的区别在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实行成文法，制定成文的民法典，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实行判例法。但本世纪以来，英美法系国家日益重视制定成文法，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而大陆法系国家也日益重视判例法。过去用法典化与非法典化、成 文法与判例法标志两大法系的差别，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我认为，两大法系真正的、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着重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大陆法系，以德国法为最典型，着重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而英美法系则不着重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这可能与民族传统和思维习惯有关。以是否着重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作为两大法系的标志，可以说明两大法系的优点和缺点：大陆法系的缺点在法律规则灵活性较小，优点是法律规则明确，易于掌握和适用，易于保障裁判的统一和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英美法系的优点在判例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缺点是法律规则不明确，难于掌握和适用，难于保障裁判的统一和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 （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继受大陆法？ 谈论两大法系，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大陆法系各国当初之 决定加入该法系，均属于自觉自愿，即自主抉择、主动参考借鉴法国法和 德国法的结果；而英美法系各国，除英国本土外，其当初之加入该法系，均非出于自愿，是被占领、被征服和殖民的结果。%""年前，中华民族在 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紧急关头，决定抛弃固有的中华法系，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德国法为蓝本，起草民法法典，现今中国民法之属于大陆法系，是出于当时对德国法的主动继受。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当年英帝国主义凭藉其坚船利炮，强行割占我国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并推行英国法制，使中华民族蒙受百年奇耻大辱，直至%&&’年才收回香港主权，数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百年奇耻大辱终获洗雪。但回归祖国的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仍旧维持其法律制度不 变，使中华民族仍不得不接受“一个中国，两个法系”的局面。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律体系？ 中国自本世纪初进行法制改革，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模式后，德国法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宣布废 除民国政府制定的“六法”，转而接受 了苏联的立法和理论，但苏联的民法也是继受德国法，由此决定了中国仍属于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改革开 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代表，基本上仍是德国法系的 当前关于 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 文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体系 时间：2001年2月23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贤进楼501会议室 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并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法经济法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团成员、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我国物权法、证据法起草人。） 主持人：新学期伊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民商法系列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论坛将继续邀请法学名师和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到此就法学中的前沿问题和大家进行研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王利明教授，讲座题目是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本论坛第六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作了"制定民法典的三条思路"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对松散式，理想主义式，现实主义式的三条立法思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就未来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万人瞩目。就同一个问题，两位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见仁见智，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
发和思考。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王利明：大家好！ 我现在和大家一起研讨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典的体系对民法典的制定至关重要。 这涉及我国民法典采取何种形式的编纂体例。如果采取汇编式编纂体例，把现行的民事法律、法规汇编到一起，组成民法典，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显得并不重要。有一个学者提出民法典采取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法律汇编，即民事法律规范大全，民法典体系不足以道。实际起草工作中，我们并没采取汇编式法典编纂体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开当前的民事法律，另起炉灶的制定一部体系完整，条文严谨的民法典。这是因为重新制定一部民法典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同时自我国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大量配套的民事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形成了民法的基本框架。司法实践证明基本上这些法律是行之有效的。从立法技术实用性来讲，一步到位的民法典制定体例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我国应采取的是汇编与制定相结合的编纂模式。首先把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重要的内容归入民法典，然后按科学的法典体系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体系完整的民法典。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步是法律汇编，第二步是制定法律。因此，在
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不赞成“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 今天讨论民法典编纂，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清朝末年从德 国民法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在中国已 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现今中国法学院所采用的民法教材，它上面 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都是德国式的。人民法院 的法官裁判案件，不是采用英美法那样的从判例到判例的推理方法，而是采用德国式的逻辑三段论的推理方法。中国的立法，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法律，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典型，所使用的概念、 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诸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权、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等等，都是德国式的。可见，从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立法、司法、教 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构成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有的学者反对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大谈所谓“对德国民法说不”。但现在中国所面对的，绝不是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 或者在大陆法系内部的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一百年前，我们的前人已经替我们作出了选择。中国之属于德国法 系已经是既成事实。你不可能抗拒、改变、背离或者抛弃一个国家 的法律传统！在中国历经百年所形成的法律传统面前，任何立法者 和学者，都是渺小的。即使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松散式、邦联式”方案，即使如现在提交审议并发布征求意见的“汇编式”的民法典 草案，也并未真正背离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只不过人为地把这一 概念体系弄得支离破碎、逻辑混乱罢了。 中国属于成文法，与英美法不同。英美法国家有悠久的判例法 传统，法律规则是法官创制的，主要依靠法官的产生机制、高素质 的法官和陪审团制度，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大陆法国家， 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主要依靠法律本身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法典愈有逻辑性和体系性，愈能保障 审理同样案件的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的法官，只能从法典找 到同一个规则，得出同样的判决。尤其中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平
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 徐国栋 嘉宾：董安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梅夏英（武汉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主持人：程啸（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尹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尹：大家好，今天是本学年“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的第十讲，“民商法前沿”系列论坛是由我们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旨在活跃我院民商法学的学术气氛，推动民商法理论研究的深入。每次演讲的内容都将安排专人整理，在征得演讲人同意之后在“中国民商法网”（https://www.doczj.com/doc/767890516.html,）上发布。 今天的讲座我邀请程啸博士和我共同主持。 大家知道，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经正式提上日程，对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学者之间有较大分歧。去年的这个时间，梁慧星教授应邀参加本论坛时提出了民法典起草的三条思路。今年年初，王利明老师也在本论坛就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发表了演讲。而徐国栋教授则对民法典的体系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新人文主义民法典的看法，从而以本论坛为舞台形成了我国民法典起草的大论争。今天我们十分荣幸的邀请到了论争的另一方——厦门大学的徐国栋老师给我们演讲，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 同时今天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董安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梅夏英老师作为嘉宾出席今天的论坛。 程：今天晚上的程序安排是先请徐老师给我们做演讲，然后由董安生老师、杨支柱老师和梅夏英老师进行评议，接着由徐老师做一个回应，最后留出一段时间给大家自由交流提问。下面我们请徐老师做精彩演讲。 徐国栋老师：非常感谢民商法中心的领导、专家邀请我来做这个学术报告，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在这里听的人不足200人，但是过几天可能天下的网民就会来看，所以这个讲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够让我在这里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让我感到人大一种宽大的胸怀，因为在治学方面，坦率的讲，我的一些观点和人大的一个学派是有一些不一致的，但是人大学派并不因为这一点而排斥我，所以能够让我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可能与各位老师不一致的观点，这是有度量的，所以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这个题目的源起也来自这里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在《中外法学》2001年第l期发表了“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一文，是梁老师在今年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学，详细介绍了“松散式”、“理想式”和“现实式”三种起草中国民法典的思路，我的一些想法很荣幸地被当作“理想主义思路”的设计方案得到介绍，这对宣传我的观点起了重大作用，我十分感谢。其中有些意见和我的不同，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在今年4月山东大学邀请我讲学，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尽情的批评。 一、是三种思路还是两种思路？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算是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1954-57年、1962-64年、1979-82年所进行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均因条件不成熟而中途停止。我们希望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诞生一部21世纪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民法典。 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 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 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 所谓人民的广泛参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本质来讲就是立法工作要挖掘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所思所想,从激活人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出发,提高人民参与民法典制定的能力。为此,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2.处理好借鉴和接轨的关系。
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麻昌华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 覃有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7-12-19 关键词: 民法典/体系结构/民法本位 内容提要: 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法典化的首要问题,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国民法典的“人——物”对应结构；二是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对应结构,这两种结构均有法典目的缺失的缺陷。我国民法典的结构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的思想,以此设计的民法典实行三编制:第一编人法,第二编权利法,第三编侵权行为法。这一结构既具有民法文化的支持,也能使我国民法典结构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过程。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并不意味着没有民事立法。民法典就是现实中的实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外壳。要将这些杂乱存在的实在法组合在一起,就得为其提供一个体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谐共存,这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有了以一定结构构成的体系,各种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个归属。因此,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法典编纂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在已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只是体系的验证和修改,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就要进行体系的设计了。 一、对现有民法典体系结构的考察 在21世纪初寻找未来民法典体系结构时,比起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要幸运得多了。作为现代民法典开山之作的《法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参考模式除了一堆杂乱无章的罗马法文献外,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不成文的习惯法了。这时立法者只要能找到一种能将罗马法中的私法成分有序排列的体系结构,就可以作为民法典结构了。其寻找的对象只能是从罗马法本身蕴涵的结构去着手。但今天不同,今天的世界,已有几十部现存的民法典,每一部民法典都有一个体系结构可参考。这就省却了体系结构构造前的概念提炼工作,而只需从已有的民法典中抽出体系结构来比较,进行一定的选取、剪贴和修正,就可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构。只是由于可供参考的模式很多,给选择参考的工作增加难度,弄不好会觉得无所适涤的。正如欧洲民法典的统一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需要收藏、安排、评估和综合的丰富和多样的材料[1]一样,在设计我国民法典体系结构时,可供选择的参考模式就太多了。好在伴随着现代民法典200多年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民法典理论,已将现有民法典体系进行了分类。只要从法典类别上分析,就可减少逐一考察的繁琐了。 整个的民法典世界被基本分成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其它国家的民法典都可归入这两种模式之中,或是它们的模仿,或是它们的变种。 1。法国民法典结构[2] 《法国民法典》采取的是一个二分法的结构,实行三编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基本结构表现在法典的编之上: 第一编人 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①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第一部标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民法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诞生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民法及民法学自清末到1949年之前、②1949年至今60年③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④三种不同分期皆有研究，但是，研究百年中国民法史的文章并不多见。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
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收回治外法权之所以成为效法西洋制定民法的动因，是认为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洋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古律无法与彼时西洋之法对话。“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拟请敕下修律大臣，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767890516.html,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例选择 作者：韦琳邢坤 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6期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生活的不断丰富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定民法典的重要性也日渐突出。我国目前正处于民法典制定的前夕，党的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这为我国未来民事立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民法典的体例是民法典的脊梁，而民法典的编纂必须首先明确其体例选择。本文拟从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古代民法典的体例选择研究中探寻其选择动因，最后得出我国民法典应采“总—分”式体例的结论。 关键词：民法典；体例：选择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5）17-0053-02 作者简介：韦琳（1992-），女，汉族，北京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民法典的体例概述 在学理上，我们通常抽象的认为体例是具有一定顺序和逻辑的系统构成。体例在很多领域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逻辑和思维方式。王利明教授认为“民法的体例是一种系统构成，即根据构建民事法律规范内在体系的要求，实现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化和逻辑化，使民法在整体上形成结构化的制度安排。”①笔者认为体例是构筑整个民事法律关系的脊梁，没有体例的存在，民法规则将如一盘散沙。民法典是将民事法律以一定顺序和逻辑系统地构成在一起的集合，而这种顺序和逻辑即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的民法典的体例。 二、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体例选择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是以遵循先例和衡平为主要原则，以行政立法和法官造法作为补充的不成文法律体系。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将制定一部部成文法典作为其法律体系的构成。所以对于民法典的体例研究，应当以存在民法典的大陆法系国家为着眼点，研究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民法典的体例。而大陆法系国家整个的民法典世界被基本分成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其它国家的民法典都可归入这两种模式之中，或是它们的模仿，或是它们的变种。②所以研究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体例也应当从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体例谈起。 （一）法国民法典的“人—物”式体例
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答题及答案 1. 编纂《民法典》是推进（）、推进国家（）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A 、全面依法治国 ( 正确答案 ) B. 治理体系 ( 正确答案 ) C. 法制建设 D. 治理能力 ( 正确答案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共 7 编，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A. 人格权 ( 正确答案 ) B. 婚姻家庭 ( 正确答案 ) C. 继承 ( 正确答案 ) D. 通则 3. 为了保护（）的合法权益，调整（），维护（），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A. 民事主体 ( 正确答案 ) B. 民事关系 ( 正确答案 ) C. 社会经济秩序 ( 正确答案 ) D. 社会政治秩序
4.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的标准和收取办法、维修资金的使用、服务用房的管理和使用、服务期限、服务交接等条款。 A. 服务事项 ( 正确答案 ) B. 服务质量 ( 正确答案 ) C. 服务费用 ( 正确答案 ) D. 服务数量 5.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民法典将于（）起正式施行。 [ 单选题 ] A.2020 年 5 月 28 日 B.2020 年 10 月 1 日 C.2021 年 1 月 1 日 ( 正确答案 ) D.2021 年 5 月 1 日 6.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共有。 [ 单选题 ] A 、物业和业主 B 、物业 C 、业主 ( 正确答案 ) 7. 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租赁合同的效力。例如：小明租住房子的房东要把房子转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如何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立法工作应通过广泛地、深入细致地、系统科学地调查研究,在各阶层认真对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立法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以前没有市场经济的传统经验,也没有形成什么好的习惯,所谓调查中国习惯云云,对民法典的制定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我的意见是,我们的调查内容决不仅仅是什么习惯,而更重要的是调查人民的心声及其内涵的规律,获得制定法的合理性。例如农村承包经营权,以前定三年不变,群众接受了,后定五年不变,群众也接受了,最近定30年不变,更受群众的欢迎。那么究竟农民大众从内心深处怎么想?这种想法有什么合理性?根据何在?我们立法有什么更有力的说明理由和事实予以支持?例如广大农民群众提出承包经营权最好一百年不变,而且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但要经最高领导当局做出政治决定,然后才能写进民法典,我们的立法者当然有义务就此所作的调查研究及立法建议向最领导当局做出科学的报告,求得理解与支持。又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论一般的公民还是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期望怎样保护;再如不动产交易登记,我们的登记机关设置的情况,登记的费用及效率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对不动产登记制度有何影响,结合中国国情究竟采不动产登记生效要件还是采对抗要件主义,应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解释。再如时效制度,《民法通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使很多善良的债权人丧失了很多利益,从《民法通则》实施到现在,仅根据我国银行系统的不完全统计,其损失达七千亿元之多。破产逃债的情况也很严重。又如我国的集体经济,情况极为复杂,城市与农村的集体经济不同,城市集体经济又分为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处于十分不明确的状态。我们所说的调查,就是真正了解我国改革中的现实情况及其发展趋势,正确规范,因势利导,开拓创新。现在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典草案,对很多问题规定的十分原则、抽象。我想主要是对实际情况吃不准,不敢轻易下笔。如此笼统的规定,只可以说是个立法大纲,实际操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民法典起草论证工作应当说尚处于前期阶段,主要限于一部分民法学者的范围内进行,随着立法进程的逐步深入,民法典的起草论证工作应与深入的社会调查相结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我认为,民法典的制定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这样的民法典很难称之为"民法"。我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广泛参与只是科学调查国情的代名词。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一些十分特殊的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只能事与愿违。
中国民法典学建议稿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学界存在广泛而热烈的争论。我们认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应当由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下面拟就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加以论述。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五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编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 本套书的亮点在于： 体系新颖完整：依条文内容将建议稿细分为编、章、节，每一条文之下均附有立法理由以及参考立法例，整体结构和体例都较为完整和全面。 内容权威翔实：条文为资深民法学者所起草，荟萃诸多专家的深邃见解和研究精华。立法理由部分详尽展现条文的个中内涵，阐述相关民法原理，分析理论争鸣，总结条文起草的渊源和动机。参考立法例部分集合境内外相关立法例，为对比国内外立法以及理解条文内容提供可贵资料。 本套书集权威见解、前沿理论、翔实资料、完整体系于一体，对关注研究民事立法的广大-法学界人士具有重大的
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其追求的是高度的体系性与严密的逻辑性。可以说民法典的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问题，民法学界存在广泛而热烈的争论。我们认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应当由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下面拟就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逐一加以论述。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是对王利明教授组织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深入说明和精辟诠释，共有五本，涵盖建议稿的八编全部内容，包括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以及侵权行为法编。 本套书的亮点在于： 体系新颖完整：依条文内容将建议稿细分为编、章、节，
也论民法典的体系 摘要：当前关于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的学说、主张，有再予斟酌的余地。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在以下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安排：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体系性、逻辑性的原则；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的原则以及民事权利性质类型两分型的原则。基于此，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应是：总则法、人格权法、身份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总则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共九编。 关键词：民法典，体系，原则 关于民法典的编纂体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吵”后，现已趋近“心平、气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绝非是不同意见达成妥协的结局。笔者认为：关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体系的问题，有继续探讨和争论的必要。这样的探讨和争论应直至民法典的颁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并非到此终止。学界应有这样的态度和热情。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科学的态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争论。 一、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几种主张 目前民法学界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学说、主张，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张。 一大流派是主张汇编式或曰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费宗袆所提出并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荣先生赞同，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赞同的民法典编纂体例。这一体例的本质是不再坚持大陆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权法，把它们汇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邦联式的关系。20XX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汇编式民法典。这一草案包括：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九编，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是原封不动地将现行法编入，是彻底的松散式和汇编式的民法典。对这一法典体例，多数学者表达了坚决反对的声音：首先，这一编纂体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首当是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和民事司法的现状两个方面：从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来看，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在列强入侵，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自觉地抛弃固有的中华法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