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讲义
吴振国
第一章语义和语义学
第一节语义
语义就是语言的意义，是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内容。语义是客观事物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用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语义。因此，语义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语言世界都有密切的联系。语义是语言系统中最复杂的要素，有多种多样的性质，也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同的人对语义的认识很不相同，围绕着语言的意义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义理论，这些问题将在后面专章讨论。尽管人们对语义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语义有一些基本性质是得到大多数人对认同的。
一、语义的性质
语义具有多方面的性质，而且各种性质相互关联，往往形成某种对立统一关系。这里只讨论几种最基本的性质。
（一）语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语义既有一定的客观性，又有一定的主观性。语义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最终来源于客观事物现象，因此，语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表示实有事物现象的词语，如“山、牛、高、红、吃、跑”等，其语义直接反映了客观事物现象的特征，即使是那些表示虚构事物现象的词语，如“鬼、神、天堂、龙、孙悟空”等，其语义也间接地、曲折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这些词语所表示的对象在客观世界虽然并不存在，但仍然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移花接木式的反映。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不等于客观事物本身，而属于主观世界。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的角度等各方面的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完全同一，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所以，语义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表示虚构事物的词语，如“鬼、神”等，表示抽象观念的词语，如“自由、幸福、爱、美”等，其语义的主观性显而易见。即使是表示实有具体事物的词语，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人”的语义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推而广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自然也不可能达到了认识的终点。
从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语义也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语义贮存在人们头脑中时，是主观存在物，不同的人对同一词语的理解，往往会有所不同，这是语义主观性的表现。但人们对词语的理解，也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制于语言社会的惯例，这种惯例是通过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和言语作品表现的，而这些言语交际活动和言语作品是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物，这又是语义客观性的表现。
（二）语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
语义既有概括性，又有具体性。语义作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种概括的认识，词语的意义概括了它所指的各个具体对象的共同特征。不仅表示普通概念的词语，如“人、山、走、笑、红、快”等，其语义具有概括性，即使是专有名词，如“陈景润、北京、长城”等，也具有概括性，它们概括了所指对象不同时期、各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如“人”概括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共同特征，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陈景润”包括了三岁的陈景润，也包括了四十岁的陈景润，包括作为数学家的陈景润，也包括作为丈夫、父亲的陈景润。
但是，语义作为人们言语交际的内容，在具体的话语中，又是比较具体的。在具体的话语中，“人”一般总是指特定的人，“山”一般总是指特定的山。“她都三十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
这里的“人”就是指丈夫，而决不是指所有的人。《荷花淀》里的“女人”，常常就是指水生嫂。
人们在理解和运用词语时，往往也要经历从具体到概括，又从概括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人们最初理解一个词语的语义时，一般是先理解具体话语中的具体意义，然后从大量的具体意义中抽象出概括意义，并贮存在头脑中。说话人在运用词语时，又要将头脑中的概括意义转化为具体意义。听话人在理解具体话语中的语义时，也要将具体话语中的具体意义与头脑中贮存的概括意义进行互参，然后将具体意义纳入相应的概括意义中，或者建立新的语义记忆单位，并在头脑中贮存起来。
（三）语义的稳固性和变异性
语义要有一定的稳固性，也要有一定的变异性。为了保证交际顺利进行，语义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如果语义任意改变，必然会妨碍交际。因此个人在使用词语时不能随意改变其意义。秦朝赵高虽然倚仗权势指鹿为马，但是几千年过去了，鹿还是叫鹿，马还是叫马。
但是另一方面，语义又必然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因为语义是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而客观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语义必然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和人的认识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旧的事物现象的消失，人的思想认识的改变，都会造成语义的变化。新的事物现象的产生，也会造成语义的变化。对于新事物、新概念，自然可以创造新词来表示，但这并非唯一的或最好的办法。新词不断增加，会加重人们记忆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可以用旧的形式表示新的意义，这就造成了语义的改变。由于词语的新义一般与原有意义有某种联系，因此比创造新词容易理解和记忆。如“钱”，本是指古代的一种类似铁铲的农具，后来又指一种金属货币，因为当时的这种货币形状像“钱”这种农具。
此外，人们为了提高交际效果，往往会运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有意临时改变词语的意义。有些修辞用法表达效果很好，大家经常使用，就会使这种临时的修辞意义逐步固定下来，成为固定的语汇意义，这也造成了语义的改变。如“包袱”本指包东西的布，和用布包起来的包儿，后来人们常用来比喻生活负担或精神负担，并逐步固定为语汇意义了。
语义的历史变化，一般都经历了由临时意义到固定意义的逐步演化过程。由于这种临时的语义变化遵循一定的语用规律，并且有特定的语境帮助，因此不仅不会妨碍交际，反而会提高交际效果。
（四）语义的模糊性与明确性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语义的一种本质属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词语的意义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另一方面，任何语义模糊的词，也有语义相对明确的一面。
1．语义绝对的模糊性
从词语的概念意义来看，任何词语的概念意义都有一定的模糊性。词语的概念意义是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但从哲学的观点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与客观事物完全一致，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逼近客观事物。而这种“逼近”就意味着模糊性。
先看表示生物的词语。如“人”的意义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内涵与外延都是相当模糊的。尽管各种词典里都给“人”下了大同小异的定义，如“人是能够思维的、会说话的、会创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可是这类定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并非只有人才有思维等能力，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其他一些动物也有思维能力，有些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猿猴等高级动物也能创造和使用工具。人的上述能力与其他动物都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思维、语言、创造使用工具等能力，天生残疾或痴呆的人可能不具备上述某种能力，初生婴儿、植物人不具备上述所有能力，但仍然是人；死去的人也不具备上述能力，还可以说是人。由此可见，“人”的内涵其实是相当模糊的。从外延上看，人和非人的界限也是很不清楚的。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看，人是由猿猴演进而来的，而这种演进是渐变的，不可能在由猿变人的演进过程中划分出明确的界限。推而广之，任何生物都有类似的演进过程，可以得知，任何表示生物的词语，其意义都必然有模糊性。
再看非生物。比如“水”，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绝对纯的水，即使有，我们用“水”指称的对象，绝对要包括不纯的水,如河水、自来水、矿泉水、茶水、洗澡水、洗碗水……。而且“水”
是否包括掺进奶、酒、酱油、醋等的水？掺进多少还算水，掺进多少就不算水？一斤水加进一滴酒，我们肯定还说它是水，可是若加进一百斤酒，肯定不能再说它是水了。问题是，水加进多少酒就不是水而是酒呢，恐怕谁也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再从整体与部分的角度看，一个整体事物，如去掉极小一部分，我们还会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如去掉大部分，恐怕就难以把它仍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去掉多少就不能看作整体，谁能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呢？比如一个梨，挖掉一点点，还算一个梨，挖掉大部分就不能算一个梨，那么到底挖掉多少就不算一个梨，谁能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呢？再如一本书，如果只撕掉一页，还算一本书，撕掉多少页就不能算一本书呢？
即使是一些科学术语，有十分明确的定义，其意义仍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数学上的“圆、直线”等，定义十分明确，但问题是世界上没有绝对圆、绝对直的事物，只有近似圆、近似直的东西。如“圆脸”“圆饼”“圆圈”都只是近似于“圆”，而且近似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称为“圆脸”“圆饼”“圆圈”，谁也无法划定一个明确界限。所以“圆”“直线”这类概念的外延是十分模糊的。其他如长度、重量、时间等度量衡单位，也都没有绝对精确的值，只有一定精确度的近似值。所以这些词语的意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再从语法意义上看，任何语法意义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语法意义包括结构意义和功能意义等。先拿词语的功能意义即语法功能来说。词语的语法功能，就是指这个词语造句时能够怎么用，不能怎么用，有什么语法作用，没有什么语法作用。可是这能与不能、有与没有之间的界限就是十分模糊的。搞过语法研究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一个句子到底能说不能说，有时是很难断定的。凭语感靠不住，个人的语感主观性太强，有时一个句子念第一遍觉得不能说，多念几遍就可能觉得能说了。作调查、查语料，也都靠不住。因为调查的对象不可能是“理想的说话人”，任何人的语言知识都不是完备的，都可能犯语病，都可能受方言、职业等方面的影响。任何作品中的语言现象都不能保证是绝对符合规范的，而且这规范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如汉语普通话的语法规范，一般表述为“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其中“典范”“现代”“白话”“一般”等概念本身就是十分模糊的。
再从结构意义来说。主谓结构、动宾结构、联合结构、偏正结构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至于其他类型的意义，如附加意义、言语意义，其模糊性更加明显，这里不用多说。
2．语义相对的明确性
然而另一方面，语义又有相对明确的一面，而且模糊与明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一般来说，大多数模糊概念只是边缘部分是模糊的，核心部分是明确的。如“青年”与“少年”、“中年”的边缘部分是模糊的，但核心部分如20岁到25岁之间的人，百分之百属于青年。又如汉语的词类总体上是模糊的，但是各个词类都有典型的词。再如语法规范总的来说具有模糊性，可是大多数句子是否规范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也有一些模糊概念根本没有核心部分，如“圆”“直线”“金戒指”“自由”“民主”，世上没有绝对圆或直的东西，没有绝对纯的金戒指，更没有绝对的自由或民主。对于这类概念，我们也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主观上制定一些标准，将其界限相对明确化。比如质检部门可以针对不同产品制定明确标准，来判定某些产品是否符合“圆”“直”“金”的标准。又如“自由”“民主”，法律上也可根据一定条件将其明确化。如“婚姻自由”“民主选举”，法律上都可以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
还有些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是模糊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明确的。如颜色词的通俗意义是模糊的，光学意义是明确的。又如“人”与“猿”的区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界限是十分模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区别是比较明确的。
一个语义模糊的词语，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语义明确的词语。如“大、小、轻、重、高、矮”这些词都是典型的模糊词，可是在用于比较时，其意义可能是十分明确的。如“我的年纪比他大。”这里的“大”的意义就十分明确。又如“年轻人”也是典型的模糊词，但在“我们办公室的三个年轻人”中，可能所指十分明确。
总之，从哲学的角度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明确性只是相对的，就像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一样。当我们说某些词语的意义是明确的或模糊的时，都是在相对意义上来说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一般可以把一些模糊性不太明显的、模糊程度较低的词语的语义说成是明确的，而只把那些模糊性比较明显的、模糊程度较高的词语的语义说成是模糊的。如“人、男性、死亡”一般可看成语义明确的词，尽管这些词语的意义深究起来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一般只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存在，模糊程度较低，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词的所指范围收比较明确的，一般不会发生辨别的困难。而“青年、红、冲”一般看成语义模糊的词，因为这些词的模糊性比较明显，模糊程度较高，在实际运用这些词语时，很难把握适用范围。
二、语义的类型
语义包括词语和句子的意义。句子的意义以后再专门论述，这里主要讲词语的意义。
词语的意义首先可分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两种。语言意义是词语在语言系统中的概括的、一般的、固有的意义。它们贮存在人们头脑中，或记在词典里。言语意义是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的、特殊的、或临时的意义。言语意义一般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这里暂不多说。
语言意义又可分成语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类。语汇意义是词语在语汇系统中的独立的意义，语法意义是词语在语法系统中的关系意义或功能意义。语法意义一般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这里也不多说。下面只谈语汇意义。
语汇意义一般分为概念意义和附加意义两大类。
（一）概念意义
概念意义，又称理性意义、指称意义等，是人们对所指对象的区别性特征的概括认识。如“寡妇”的概念意义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买”的概念意义就是“用钱换东西”。概念意义的作用是区别不同的事物现象，它反映所指对象的共同特征以及与其他事物现象的区别。人们正是通过词语的概念意义来区别不同的事物现象的。由于词语的主要作用就是区别不同的事物现象，因此，概念意义是词语的主要意义。一般实词都有概念意义，只有少数叹词、象声词、语气词等虚词没有概念意义。
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浅有深，因此概念意义也有深浅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可称为通俗意义，一种类型可称为专门意义。通俗意义是一般人对所指对象的一般性特征的认识，往往只反映事物外部的、非本质特征，往往比较肤浅模糊。专门意义是具备某种专门知识的人对所指对象的特殊认识，往往反映事物内部的本质特征，往往比较深刻明确。如“糖”、“盐”，一般人只理解为产生甜味、咸味的调味品，只有具备化学知识的人，才知道它们的化学特征；“红”、“蓝”，一般人只知道像某某东西的颜色，只有具备光学知识的人，才知道其光学特征。通俗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专门意义一般只用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词语都有通俗意义与专门意义的区别，有些词语没有专门意义，如“桌子”、“椅子”、“哭”、“笑”；有些词语没有通俗意义，如“音素”、“音位”、“通分”、“约分”。
（二）附加意义
附加意义是词语所体现的各种联想意义或色彩意味。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评价意义评价意义是词语所反映出来的，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肯定或否定的感情态度。评价意义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评价意义，一种是隐性评价意义。
显性评价意义，又称感情意义或感情色彩，反映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明显褒贬态度，大体上分褒义和贬义两种。凡是表示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赞扬、喜爱、尊重、亲切等感情态度的，就是褒义，如“聪明、顽强、请问、好走、先生、大妈”等等。凡是表示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贬抑、厌恶、轻蔑、疏远等感情态度的，就是贬义。如“狡猾、顽固、质问、滚蛋、家伙（指人）、老婆子”等等。
隐性评价意义，又称含蓄意义或内涵意义，是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委婉含蓄的评价，也反映人们对所指对象的非本质的偶有性质的主观认识。如“男人”常常意味着坚强、勇敢、有气度、有主见等。如人们常说“他哪儿像个男人！”这不是对某人性别的怀疑，而是说某人缺乏男人应有的坚强、勇敢等品质。“女人”常常意味着柔弱、胆小、气量小、没见识等。如“她是个女人，你怎么跟她计较？”又如“老实”常常意味着不聪明、呆板、懦弱等；“传统”往往意味着陈旧、
落后等。说某人“太老实”，往往是指太笨、太懦弱；说某种观点是传统的观点，往往是指陈旧过时的观点。
显性评价意义的褒贬态度十分明显，如说某人“笨”，任何人都知道是贬义。隐性评价意义的褒贬态度比较委婉含蓄，常常含有多义性，往往依赖于语境。如说某人“老实”，比直接说他“笨”要委婉得多，而且不一定总是指他笨，也可能是指他忠实可靠、踏实肯干等。“男人”有时又意味着粗心倔强，缺乏温柔、用情不专等；“女人”有时又意味着细心随和、温柔体贴、专情忠贞等。隐性评价意义虽然对语境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同时与所指对象也有联系，并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仍属语汇意义范畴。
2．理据意义理据意义是由造词理据所体现的形象色彩、意趣情调等联想意义。主要包括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两种。
形象意义，又称形象色彩，是由造词理据引起的，对事物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的联想。用摹状、拟声造词法造的词，一般都有明显的形象意义。如“鹅卵石、麻花、鼠标、桃红、天蓝、冷冰冰、笑嘻嘻、席卷、囊括；知了、蝈蝈儿、布谷鸟、乒乓球、克郎棋、呼啦圈、哗哗、劈啪”等等，都能引起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的联想。
文化意义，又称文化色彩，是由构词理据体现的，对相关事物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趣情调的联想。包含文化意义的词语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人名、地名、店名、品牌等专有名称。如“猪八戒、闰土、高尔础、鲍参军、韩昌黎、李援朝、周建国；香港、天津、武昌、南宁、银川、徐家棚、三民路、首义路、戈甲营；秦淮人家、悦来客栈、会宾楼、同仁堂、文渊阁、同济医院、清华大学；娃哈哈、小霸王、万家乐、健力宝、白云边、阿诗玛”等等。这些专有名称充分反映了命名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意识和情趣格调。
第二类是成语典故之类的词语。如“破釜沉舟、守株待兔、指鹿为马、胸有成竹、莫须有、一字师、矛盾、推敲”等。这类词语负载着历史文化信息，能引起人们对有关历史文化背景的联想。
第三类是外来词语。如“巴士、镭射、沙龙、酒吧、扎啤、咖啡、汉堡包、朱古力、塌塌米、迪斯科、脱拉斯、罗曼蒂克”等等。这类音译或半音译的外来词语，带有异域文化色彩，通俗地说，带点洋味儿。
3．语体意义语体意义，又称语体色彩或风格意义，是某些词语由于常常用于某种特定的语体而形成的某种风格色彩。一般分口语风格和书面语风格两大类。
口语风格一般显得通俗活泼。如“老婆、汉子、老天爷、合计、掂量、碰头、小气、体面、利索”等等。方言词语一般都带口语色彩，如“婆娘、电驴、日头、闹热、埋汰、清爽（武汉方言指漂亮）、裹结（武汉方言指麻烦、罗嗦）”等等。这些方言词语在本方言中都是十分通俗活泼的，带有鲜明的口语色彩。
书面语风格一般显得庄重典雅。如“妻子、男子、苍天、商议、思索、会晤、吝啬、美丽、敏捷”等等。这些都是通用的书面语，此外，还有一些词语是属于某种专门语体的。如“头颅、孩提、寂寥”一般用于文艺语体，“参数、方程、通分”一般用于科技语体，等等。
三、语义单位
（一）义项
1.义项的性质
义项，又称义位，是由语汇形式表示的、独立的、概括的、固定的语义单位。具体地说，义项具有以下基本性质：
1)义项是由语汇形式表示的。语汇形式包括语素、词和固定短语。一个语汇形式表示的一种意义，就是一个义项。义项一般多指词的意义，但语素和固定短语的意义，一般也看作义项。一般所说的单义词、多义词，就是指有一个义项的词和有多个义项的词，多义词的每一种意义都是一个义项。但一般短语表示的意义，就不是一个义项，而是若干义项的组合。
2)义项是能独立运用的语义单位。无论是单义词还是多义词，每一个义项都能独立运用。义
项不仅包括概念意义，还包括附着在概念意义上的各种附加意义。附加意义一般不能独立运用，而是和概念意义一起使用，因此附着在概念意义上的附加意义不是独立的义项，而是和概念意义一起构成义项。不过，有少数词不表示概念意义，只表示感情意义或语法意义等，如叹词“啊、哟、呸”等只表示语法意义，助词“着、了、过”，语气词“呢、吗、吧”等只表示语法意义，但这些词的感情意义或语法意义都是能独立运用的，因此都是独立的义项。
3)义项是概括的固定的语义单位。义项是从词语的各种用法中概括出来的一般的、固有的、概括的意义，不包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特殊的、临时的、具体的意义。如“笔”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有时指钢笔，有时指毛笔，有时指铅笔等，但这些意义都是具体意义，可以概括为一个义项：写字画图的工具，而不能说“笔”有钢笔、铅笔等不同的义项。又如“她丈夫死了几年了，她还没找个人。”这里的“人”是指丈夫，但这种意义只是特定语境中的临时意义，不能算一个义项。再如“没想到他这只瘦猴子还挺有劲儿呢！”这里“猴子”指长得很瘦的人，但这种意义只是特殊的修辞意义，也不能算一个义项。
2.多义关系
有多个义项的多义词语，各个义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就是多义关系。多义词各个义项，一般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先后产生的，后有义项是在原有义项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所以多义关系实质上就是派生关系。分析词语的多义关系就是分析词语怎样从原有义项派生出新义项。分析词语的派生关系时，一般把词语的义项分成本义和派生意义两种。
本义是多义词语各个义项中最早的义项，也是其他义项形成的基础。如“手”的本义就是“人体上肢前端拿东西的部分”。其他义项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本义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派生意义。如“手”的派生意义有：(1)“拿着”（如“人手一册”）；(2)“用手”（如“手抄本”、“手写体”、“手推车”）；(3)“亲手”（如“手笔”、“手迹”）；(4)“小巧而便于用手操持的”（如“手枪”、“手鼓”）；(5)“量词，用于技能、本领”（如：“他真有两手”）；(6)“擅长某种技能或做某种事的人”（如“吹鼓手”、“棋手”）。
根据词义派生的方式，派生义又分两种：一种是引申义，一种是比喻义。
通过事物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联系派生出来的意义就是引申义。如上述“手”的几个派生义都是引申义，每个派生义都和本义有相关性。如“拿着”、“用手”和“亲手”都是某种行为，而手则是这些行为的工具，第(4)个派生义表示某种性质，而这种性质也与手的活动相关。最后两个义项都表示某种技能，而技能一般也与手的活动相关。
通过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似性联系派生出来的意义就是比喻义。如“心脏”的本义是“人和高等动物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比喻义是“事物的中心”；“腿”本义是“人和动物用来支撑身体和行走的部分”，比喻义是“器物下部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分”；“亮相”本义是“演员在台上向观众作出某种短暂的静态姿势，以突出人物的形象或内心活动”，比喻义是“公开表明态度，亮明观点”。这些比喻义与其本义之间在性状、作用、部位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二）义素
义素是构成义项的语义成分，是从一组相关的词语中抽象出来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又叫语义成分、语义特征、语义标示、语义原子。
传统语言学分析词语的意义，一般到义项为止，现代语言学则进一步把义项分析为若干义素的组合。如“男人”这个义项可以分析为[男性、成年、人]。其中[男性]、[成年]、[人]就是三个义素（方括号[ ]是义素的标记），这三个义素组合起来，就构成“男人”这个义项。
义素是通过一组相关词语的比较而分析出来的相互区别的语义特征。如“男人”的三个义素，就是通过“男人”与“女人、男孩、女孩”相互比较而分析出来的，其中[男性]这个义素是“男人”、“男孩”与“女人”、“女孩”相互区别的语义特征；[成年]是“男人”、“女人”与“男孩”、“女孩”相互区别的语义特征；[人]则是这些词共同的语义特征，又是它们与“公牛”等词语相互区别的特征。
义素是一种没有特定语音形式的抽象的意义单位。义素不与任何特定的语音形式相联系。如“男人”的义素[成年]，与“男人”的语音形式无关。[男性]似乎与“男人”的语音形式“男”
有关，但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很多词语都包含[男性]这个义素，如“丈夫”、“父亲”、“先生”等，而这些词语的语音形式都与[男性]无关。所以，义素不等于语素的意义，语素的意义是与语素的语音形式相联系的。英语等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为了使义素区别于语素或词，义素一般用全部大写的形式拼写。
（三）义丛
义丛是由一般短语表示的语义单位，是由若干义项组合而成的。有些短语不止一种意义，每一种意义就是一个义丛。如“烤羊肉串”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把羊肉串烤熟，二是指已烤的羊肉串。这两种意义就是两个义丛。
义丛一般指不成句的短语表示的意义，成句的短语就是句子，而句子的意义一般不叫义丛，而叫表述。
（四）表述
表述是由句子表示的语义单位。一个句子表示的一种意义，就是一个表述。有些句子可以表示几种不同的意义，每一种意义就是一个表述。如“小李借了他五块钱。”这个句子有两种意思，一是“小李向他借了五块钱”，二是“小李借给他五块钱”。所以这个句子有两个不同的表述。
一个句子如果变成另一个句子的一部分，就不再是一个句子了，那么它的意义也就不再是一个表述，而是一个义丛了。如“我不知道小李借了他五块钱的事。”其中“小李借了他五块钱”不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短语了，其意义也就不再是一个表述，而是一个义丛了。
第二节语义学
一、什么是语义学
语义学是研究语言的意义的学科，它主要研究语义的各种性质、类型、语义关系、语义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语义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语义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语义的研究，但是，语义学作为一门系统独立的学科，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本世纪以前的传统语言学中，语义学没有独立的地位，语义学的部分内容，如词的意义，是放在语汇学里的。在结构主义时期，语义问题也尚未受到普遍的重视，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义素分析和语义场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语义学才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现代语言学中，语义学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与语法学、语音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分支学科。而且，语义学内部还形成了一些理论流派，如结构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功能语义学等。
语义学不仅仅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许多其他学科，如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等等，也非常关心语义问题，而且对语义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语义学实际上是跨学科的交叉性学科。
二、语义学的分支
作为交叉性学科的广义语义学，主要包括三大分支：一是语言学的语义学，即狭义语义学。主要研究语言的语义系统、语义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以及语义变化。二是哲学的语义学，即语义哲学，主要研究意义的意义是什么，研究语义的真实性问题。三是逻辑学的语义学，即逻辑语义学，主要研究语义的真值条件，研究怎样从基本命题的真假推导出复杂命题的真假。这三大分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
作为语言学分支的语义学，大体上可以分为语汇语义学和句法语义学两大分支。语汇语义学主要研究语汇单位的语义问题，研究词语的语义结构和语义聚合关系，以及语义的发展演变。句法语义学主要研究句子的语义构造和语义组合关系，以及句子之间的意义联系。此外，有人还把对言语意义的研究也包括在语义学之内，称为语用语义学。不过，这些内容一般放在语用学中。
第二章语言的意义理论
语言的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在语言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阿尔斯顿的《语言哲学》一书共五章，除了第三章“语言及其近亲”以外，其他四章都是讲语言的意义问题。又如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第二章介绍英美语言哲学时，其中约一半的篇幅是谈语言的意义问题。因为语言的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的语言哲学理论，对语言的意义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语言的意义问题十分复杂。要想全面了解关于语言的意义问题，几乎要涉及所有的语言哲学理论和流派。这里只能介绍其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意义理论。不同哲学家的语言意义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有些意义理论有一定的共性，所以这里将有共性的一些语言意义理论放在一起说明。
第一节意义与指称
意义和指称的关系是哲学家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是意义等于指称；二是意义包含但不等于指称；三是意义不同于指称。其次，如果意义不等于指称，意义是什么，指称又是什么，也有很多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指称论”，把意义与指称等同起来（朴素指称论），或者认为词语的意义就是词语与其所指事物的关系（精致指称论）。这是源于伯拉图的古代哲学的传统看法。指称论有许多缺陷。第一，词语的意义不具备词语所指对象的性质。我们可以吃“苹果”一词所指对象，但不能吃“苹果”一词的意义。第二，并非所有的词语都有所指对象，但所有的词语都有意义。可见意义不等于所指对象。第三，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场合可以指不同的对象，但词语的意义并不因而不同。如“我、老师、儿子”都可在不同的场合指不同的人。第四，不同的词语可以指相同的对象，但意义显然不同。如“鲁迅”和“《阿Q正传》的作者”，“启明星”和“长庚星”所指对象相同，但意义显然不同。所以现在没有人坚持指称论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意义（meaning）包括指称但不等于指称，意义包括指称意义（reference，指称）和认知意义（sense意思）。如弗雷格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但这种观点也有不少问题。
首先，认知意义是什么？是否所有的词都有认知意义？有人认为，认知意义是人们对词语所指对象的本质特征（内涵）的认识，人们正是利用认知意义来区别不同的事物。有些人认为专有名词只有指称意义，没有认知意义，因为专名所指的对象没有任何一种性质是本质属性，如亚里士多德如果不是哲学家，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但是有些专有名词并没有指称意义，即既没有指称意义，又没有认知意义，如“猪八戒”、“飞马”等表示虚概念的专有名词。那么，这种专有名词是否有意义，如果有，又是什么意义。有人认为专有名词也有认知意义，如“启明星”和“长庚星”指称意义相同，但认知意义不同。如塞尔就持这种观点。但这种认知意义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清楚。
第二，指称意义到底是什么，指称（意义）是指具体所指事物，还是指事物的类。如果说指称（意义）是指具体所指，那么，一个词可能有无数个具体所指，就有无数个指称意义，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说指称（意义）是指事物的类，也有问题，因为这种解释把“铅笔”和“铅笔的类”等同起来，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支铅笔比那支铅笔长。”但不能说“这个铅笔的类比那个铅笔的类长。”即使可以说，这两种说法的意义也很不相同。
第三，动词、形容词是否也有指称意义，如果有，它们指称什么；如果没有，它们的意义又属什么意义。有人认为动词形容词没有指称意义，只有认知意义。也有人认为动词形容词也有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如“勇敢”的外延是所有能称得上勇敢的人，其内涵是大胆，临危不惧等性质；“跳”的外延是所有跳的事物，其内涵是迅速离地向上。这种观点很成问题。按这种观点，“勇敢”和“勇敢的人”、“跳”和“跳的事物”意义就没有区别了。
第四，句子有没有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之分，如果有，是什么。弗雷格认为句子也有指称意
义和认知意义之分。句子的指称意义不是句子表达的命题，而是命题的真值，而命题就是句子的认知意义（意思）。问题是有些句子既不表示命题，也没有真值。如感叹语、呼语，祈使句。这类句子是否没有意义？有些句子表达命题，但没有真值，如“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是否没有意义？句子的意义与词语的意义有没有共性？其共性是什么？
第三种观点把意义和指称完全区别开来，认为意义是内涵(connotation或intension)，指称是外延(denotation或extension)。如穆勒就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术语不同。第三种观点的意义等于第二种观点的认知意义（意思），并把意义（意思）明确解释为内涵。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是：一、无法解释不表示概念的词语的意义是什么。二、动词形容词的指称是什么。三，句子的意义和指称是什么。看来，无论把意义分成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还是把指称解释为外延，意义解释为内涵，都不能解释所有词语句子的意义，意义和指称或内涵和外延并不等于意义的全部。而且如果把意义分成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或把意义分成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那么两种意义有没有共同的“意义”？其共同的“意义”是什么？
总之，关于意义和指称问题，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意义到底有多少种，是否只包括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或只包括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指称意义和认知意义又各是什么？二是各种不同的意义有没有共性，其共性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意义”的外延与内涵问题。而且不管是哪种指称论，不管是否认为指称意义是意义的全部，都把指称意义解释为词语指称的对象，把指称意义看成语言以外的一种客观实体，而实际上意义，即使是指称意义，绝不是一种客观实体。这就是指称论的一个根本问题。
第二节意义与观念
关于语言意义的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观念论”。观念论的经典表述是17世纪的哲学家洛克提出的。他在《人类理解论》第3卷第2章第1节中说：“因此，词语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晰地标记出各种观念（ideas）；并且，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观念便是它们所固有的和直接的意义。”“观念论”不把意义看成一种客观实体，克服了指称论的一些弊端。但观念说本身又有不少问题。
首先，观念是什么需要说明，但是难以说明。阿尔斯顿在《语言哲学》一书中曾经指出，观念论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那个观念必须出现在说话者的心目中；（2）为了使听者认识到该观念在那个时刻存在于说话者的心目中，说话者就必须说出那些表达式；最后，（3）就交流是成功的而言，这个表达式必须在听者心目中唤起相同的观念。”但是事实上这三个条件都无法满足。
洛克本人意识到观念的含义比较空泛，试图作出比较明确的解释，把观念说成是在意识中通过内省而可区别的东西，即“感觉和精神意象（mental image）”。但是，只要将观念的含义解释得具体一点，明确一点，就与语言事实对不上号。第一，有些词语无法在说话人或听话人心中产生什么意象，如介词“当……”，“处于……”，名词“过程”，动词“是、变得”等，都无法和某种意象相对应。第二，即使是那些能够引起意象的词语，不同的人在心中引起的意象是很不相同的，是否意味着词语的意义因人而异？第三，意义很不相同的词语，在人们头脑中可能引起相同的意象。如“猎狗、狗、哺乳动物、动物”等词，都可能引起同一个意象：一条猎狗。是否意味着这些词的意义相同。
观念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将观念加了一些限制，试图使之更具体、更明确，而结果适得其反。首先，观念不限于意象，它还可以是对事物现象的性质、关系、数量、时间等方面的抽象认识。上述无法引起意象的词语，就是表述事物现象之间的性状、关系的。其次，观念不应该限于个人观念，而应该包括社会观念，即社会成员对事物现象的共同认识，因此，词语的一般意义不会因人而异。第三，观念是人们对词语所指事物现象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有概括与具体之分。词语的一般意义，应该是概括的认识或者说观念，所以一般意义很不相同的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有相同的具体意义。如上述“猎狗、狗……”之类现象。最后，作为社会的观念、概括的观念的意
义是以什么方式体现的？怎样能确定一个人对某个词语的意义的理解与其他人是相同的？对于这类问题，就必须联系语言的使用来解释了，作为社会的观念、概括的观念的意义,就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人们通过观察其他人使用某个词语的规律，来了解这个词语的一般意义。
总之，观念论并非毫无道理，对观念论的许多批评，都可以通过对观念论的重新解释来加以解决。所以，后来有不少人对观念论加以修正和进一步解释，提出了一些新的与观念论相联系的意义理论，如格赖斯提出区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的区别，哈蒙提出的“概念作用语义学”，福特等人提出的“概念语义学”。但观念论也不能全面解释意义问题，只能说明意义的部分问题，能说明语言的意义与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之间的关系。但语言的意义不仅仅与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相关，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所以，还需要其他的意义理论来解释。因此后来提出的一些与观念论类似的语义理论，不少都接受了其他意义理论的观点。如“概念作用语义学”就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说。但这些新的观念论本身又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观念说。如普特南提出的“双生地球说”就从根本上否定语义观念说。（徐烈炯《语义学》30页。）
第三节意义与行为
观念论把语言的意义看作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观念或意象。问题是这种观念或者意象是精神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把握，观念只有通过某种可以直接感知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人们所了解。所以，有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语言的意义就是由语句所引起的行为反应。这种意义观就是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或称行为论。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是行为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组成部分。其早期（20－30年代）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等，后期（40－5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奥斯古德、哲学家莫里斯、奎因等。
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否认思想或观念这种抽象的东西的存在，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言语行为。行为就是刺激-反应构成的链条。言语行为本质上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刺激-反应构成的链条，言语行为与其他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言语行为可以代替人的其他行为。布龙菲尔德列出言语行为的公式：S→r……s→R。其中S代表客观事物现象的刺激，r代表说话人受到刺激的反应，……代表言语，s代表听话人受到的言语刺激，R代表听话人受到言语刺激后作出的行为反应。而语言的意义就在于话语对听话人给以刺激后作出的行为反应。
行为论把语言的意义等同于听话人对言语的反应，本来是想克服观念意象不可捉摸的弊端，可是，行为论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意义不同的句子可能引起相同的反应，如“这种咖啡很好喝”和“我口渴了”都可以引起听话人给说话人一杯咖啡这种行为反应，但不能说这两句话意义相同。其次，一个单义的句子，可能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如“请你回去吧！”可能引起各种反应：离开并表示感谢，离开但表示愤怒……；不离开并继续请求，不离开并表示愤怒，不离开，也不说话，……，不能说这种句子有多种意义。再次，有些句子可能不引起任何反应，如“明天会下雨。”可能听话人没有任何反应，置若罔闻，不能说这些句子没有意义。
后期的行为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意识到早期行为主义理论的缺陷，于是加以修正。如奥斯古德提出了“部分反应说”，莫里斯提出了“倾向说”，结果都是把外在的行为反应归结为内在的心理反应。这样，这种反应变得和思想意象一样不可捉摸。
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坚持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他的行为主义理论有自己的特色。奎因同样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人对刺激的行为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只是一种行为的意向。他说：“意义……不是心理的存在，二而是行为的一种性质。”“除了隐含在人的想作明显行为的意向之中的东西之外，再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相似或差异。”（周忠昌，234）不同的是，奎因指出意义来源于观察，人们包括儿童了解意义是通过对词语引起的行为反应的观察得来的。他还否定分析和综合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混淆了意义和指称的区别，分析与意义相联系，综合与指称相联系。但他认为，综合陈述也有意义和指称的区别。他还认为分析语句的永真性也需要观察，分析语句的永真性是建立在同义性之上的，而同义性也是观察的结果。他强调意
义的整体性，强调意义由“语境定义”，认为词语的意义不能脱离语句，词语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有意义。他还强调语义的社会性，他说：“一个语句是观察的，乃就它的真值在任何场合皆为语言共同体目击这场合的几乎任何成员所公认而言。”奎因的这种行为主义意义理论已经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说有相近之处。因为这种行为反应已经不是个别语句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反应，而是某语句在各种场合下引起的反应中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又是有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所以，这种行为反应与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说就很相近了。
总之，行为主义把语言的意义与可见的行为反应相联系，比起观念论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早期的行为主义把行为反应理解为具体的行为反应，就无法解释语言意义与具体行为反应的复杂关系，后来把行为反应解释为“部分反应”或“反应倾向”，实际上由可见的行为反应退回到不可见的心理现象了。而奎因的行为主义将行为反应解释为抽象的、社会共同的行为反应，这就与用法说很接近了。行为主义的语言观的积极意义与用法说一样，都是一种动态语言观，即强调对语言意义的把握，应该从动态的语言应用或语言行为中得来。而传统指称论和观念论，都是静态语言观，脱离语言的动态应用来解释语言的意义。可是行为反应也好，用法也好，都是错综复杂的，问题在于，要对言语行为和用法作进一步地分析和归纳，才能比较明确地说明语言的意义，而且要区分概括意义和具体意义，区分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只有把各种不同的意义区分开来，并且对各种意义进行细致的划分，才能把握意义的全貌，否则，对意义的任何解释都难免片面性，甚至对某种意义理论的批评也可能是片面的。如对行为主义的有些批评，就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四节意义与实证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语言意义理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或称逻辑经验主义。这种观点把语言的意义和实证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派由二十年代聚集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批哲学家、科学家组成，其首领是哲学家石里克，而卡尔纳普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个句子有意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是分析性语句，二是能够通过实践证明其真伪的语句。分析性语句就是具有逻辑永真性或具有逻辑矛盾性的语句。如“那个单身汉是男人。”“那个单身汉是女人。”非分析性的语句，就是综合性语句，其真伪必须由实践检验。如“那个人离婚了。”一个句子如果不是分析性语句，其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它能否为实践所证实或证伪。能够为实践证实或证伪的综合性语句，是有意义的语句，如果无法由实践证实或证伪的语句，就是无意义的语句。如“性质可以不依靠距离而以某种方式存在。”“我的梦比他大三倍。”这些句子说的现象无法用实践证实或证伪，所以是无意义的句子。
所谓可实证，是指逻辑上可以实证，而不是事实上可以实证。如果某个语句所陈述的现象，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不能证实，但是一旦具备相应的可能具备的条件，就可以证实或证伪，这样的语句也是可实证的，因而也是有意义的。如石里克曾举例说：“毫无疑问，‘在月球的那一边有一座3000公尺高的山’这个命题有很好的意义，即使我们由于缺乏技术上的手段而不能加以证实。而且即使我们有科学根据地确信，人们不可能到达月球的另一边，这个命题仍将同样有意义。证实仍然是可以设想的。我们始终能说明为决定该命题之真假必须经验到什么材料。证实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不管其实际可行性如何，而且我们关心的也仅仅是这种逻辑可能性。”所以这种观点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对意义下了定义：“命题的意义就是其验证方法。”
可是逻辑实证主义遇到很大困难。有些表示某类成员不确定的事物的命题，验证起来是很困难的。如“所有的柠檬都是黄的。”即使现有的所有柠檬都被证实是黄的，但不能保证以后长出来的有些柠檬不是黄的。所以后来逻辑实证主义不断放宽实证的尺度，提出只要能在一定尺度上证实就是有意义。
此外，能够实证的是陈述句，非陈述句如祈使句、疑问句无法证实。逻辑实证主义者说实证只跟理性意义或称事实意义相关，而与感性意义或称表情意义无关。但是非陈述句有没有意义他们无法说明。
第五节意义与真值
意义与真值（真理）的关系，是语言意义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不少哲学家展开了争论，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塔尔斯基、刘易斯、卡尔纳普、戴维森等人的理论。
最先把意义和真值联系起来的是波兰逻辑学家、哲学家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他在三十年代提出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这一理论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表示：X是真的，当且仅当，P。
这个公式称为T公式（T等式）。其中X代表句子的名称，用引号标明，P代表句子本身，不用引号。如：
句子“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句子“鲁迅是《祥林嫂》的作者”是真的，当且仅当，鲁迅是《祥林嫂》的作者。
这个公式实际上表示句子的意义和句子的真值条件之间的等值关系。公式中的P实际上代表句子获得真值需要满足的一系列条件，即真值条件。如“鲁迅是《祥林嫂》的作者”实际上代表：有一个人叫鲁迅，有一本书叫《祥林嫂》，鲁迅写了《祥林嫂》等一系列真值条件。由于一个句子的真值条件可能很复杂，所以干脆用这个句子本身代表它的一系列真值条件。
后来美国哲学家戴维森对这个T公式大加赞赏，并且说可以把它理解为：X的意义是P。也就是说，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它的一系列真值条件。
但是，把句子的意义与句子的真值等同起来，有严重的问题，因为T公式中的“当且仅当”只表示逻辑上的等值关系，只要求X和P的真值相同，而不要求X和P有什么必然联系。如：雪是白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
草是绿的，当且仅当，2+2=4。
这些也是符合逻辑等值关系的真语句。但显然不能说“雪是白的”的意思是“草是绿的”，“草是绿的”的意思是“2+2=4”。如果说句子的意义就是它的真值，那么凡是真的句子都是同义的句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戴维森说：我们之所以认为“雪是白的”这个句子能够以“草是绿的”为真值条件，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肯定“雪是白的”和“草是绿的”都是真的。假如有人对雪的颜色是白的或草的颜色是绿的有所怀疑，那么他就不会把“草是绿的”看成“雪是白的”的真值条件。所以并不能认为凡是真的句子都是同义的句子，因为我们并不能肯定其真假。
但是戴维森的解释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些句子是表示分析性命题的，可以完全肯定它们的真值，但仍然不能说所有分析性句子都同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真值条件作进一步限制。
后来，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现代模态逻辑的创始人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提出“可能世界语义学”，提出区分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必然和可能、逻辑蕴涵和实质蕴涵等一系列概念，试图用可能世界来取代现实世界，用逻辑蕴涵取代实质蕴涵，从而达到限制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目的。如在现实世界中（如我们的地球上），雪是白的，草是绿的，但在其他的可能世界中（如另一个星球上，或神话世界，小说中虚构的世界等），可能雪和草都是绿的，或都是白的，也可能雪和草是其他的不同的颜色。而现实世界只是各种可能世界的一种，因此，“雪是白的”“草是绿的”都只是可能的偶然性真理，只有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才是必然性真理。由此，他提出区分逻辑蕴涵和实质蕴涵，实质蕴涵只要求前件和后件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真值关系，不要求二者有什么语义上的必然联系，而实质蕴涵只表示可能性真理，而不表示必然性真理。逻辑蕴涵则要求前件和后件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因此就要求前件和后件在语义上有必然联系，因此，逻辑蕴涵表示必然真理。因此，两个互相实质蕴涵的句子意义不一定相同，而两个逻辑蕴涵的句子意义一定相同。句子的定义只涉及语言问题，属于分析性命题，即必然真理。因此，他把T公式改为互相逻辑蕴涵公式：
X必然是真的，当且仅当，p。
用这个公式去套，可得：
句子“雪是白的”必然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而“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不涉及语言问题，只是互相实质蕴涵，属于偶然性真理。所以“雪是白的”与“草是绿的”意义不同。
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相互逻辑蕴涵的句子，其意义也不一定相同。如：
2+2=4必然是真的，当且仅当，1＋6＝7。
“如果他比你胖，那么你比他瘦”必然是真的，当且仅当“如果你比他高，那么他比你矮。”
这样，如果说相互逻辑蕴涵的句子意义相同，就等于说，所有逻辑上必然真的命题都同义，这显然也说不通。可见，逻辑蕴涵也不能确定句子的意义。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提出区分逻辑真理与分析真理。如：
a.菲多是黑的或者菲多不是黑的。
b.如果杰克是单身汉，那么他不是已婚的。
a和b都是必然真的命题，即必然真理，以前人们对二者都不加区别，都称为逻辑真理或分析真理。卡尔纳普认为，二者有明显区别：a的真值仅仅与逻辑联结词“是、或者、不”相关，与描述词“菲多”“黑的”无关。而b的真值则与描述词“单身汉”“已婚的”的意义相关。卡尔纳普把a类句子称为（狭义）逻辑真理，b类句子称为（狭义）分析真理。分析真理的真理性要引入“意义公设”来确定。
所谓“意义公设”，就是要确定相关谓词之间语义上的逻辑关系。如b必须确定“单身汉”与“已婚的”意义上的不相容关系，即：
（x）(Bx→～Mx)
其中x为个体变项，→为逻辑联结词“蕴涵”，～为逻辑联结词“非”，B为谓词“单身汉”，M为谓词“已婚的”。这个公式就是意义公设，它预先规定了谓词“单身汉”与谓词“已婚的”之间逻辑上的不相容关系。如果不能确定这两个谓词之间的“不相容”的逻辑关系，就无法确定这种分析语句的真理性。
区分了逻辑真理和分析真理，引入了意义公设，就可以说明，表示逻辑真理的句子不能确定句子的真值和句子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只有表示分析真理的句子，才能确定句子的真值和语义之间的关系。
卡尔纳普提出的（狭义）分析真理、分析蕴涵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人认为语义和真值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了。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对卡尔纳普的理论提出批评，甚至完全否定卡尔纳普的理论的价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奎因，以及普特南、唐奈兰等人。
奎因在1953年发表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对卡尔纳普的分析真理提出两大诘难：第一，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之间的界线不清，第二，分析性是建立在同义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同义又预设了分析性，这就陷入了逻辑循环。关于第一点，奎因指出：分析性在于永真性，而有些综合陈述也具有永真性，如一些物理学基本定律也具有永真性；而另一方面，分析性建立在同义性上，而同义性又建立在互换性基础上，但互换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分析性与综合性界线不清。唐奈兰和普特南分别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分析语句的必然真难以确定。如“鲸是哺乳动物。”有的人知道这是真的，有的人可能不认为这是真的。如果以后发现一种动物，其他特征与鲸都相同，唯独不具备哺乳类的特征，这时，或者认为这些动物不是鲸，或者认为这些动物是鲸，而承认有些鲸不是哺乳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出一种标准来断定“鲸是哺乳动物”之类句子是否必然真。又如“所有的猫都是动物。”假如发现有些猫其实是机器猫，大家会说机器猫不是动物。但是假如自古以来的所谓猫，都是外星人放在地球上的精巧的机器，那么应该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猫，还是应该认为有猫，但猫不是动物呢？普特南认为这是说不清的。关于第二点，奎因指出：分析性语句有两类：一类是逻辑性必然真的。如：“没有一个未结婚者是结了婚的。”第二类是依据词语定义为真的。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了婚的。”有人认为，只要说根据定义第二类分析性语句可以化为第一类语句——逻辑真值句，就可以放心了。例如“单身汉”可以定义为“未婚男子”。然而我们怎么知道“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男子”？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单身汉”与“未婚男子”同义。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想依据定义来确定“单身汉”与“未
婚男子”同义，而下定义时又要依据二者同义，这就陷入了逻辑循环。奎因等人对分析性的批评，一时被认为是对卡尔纳普的分析性理论的致命打击。
不过，后来又有人对奎因等人的批评提出反批评。格赖斯和斯特劳森1956年写了《为教条申辩》一文。他们承认分析性和综合性的区分有些问题，但认为奎因的批评太过分了，奎因是从根本上否定分析与综合的区别，甚至否定认识上的同义，即“x的意思是y”，实质上等于否认“x与y意思相同”和“x和y意思不同”的区别，实质上是根本否认句子有意义。
语言学家、哲学家卡茨对奎因关于分析性的逻辑循环的批评作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逻辑循环在逻辑学中同样存在，逻辑真理和分析真理一样靠循环定义。而且他认为不靠逻辑循环也可给分析性下定义。他设计了一套元语言——语义表达式来给分析性、同义性下定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义素分析。用元语言下定义，就可以避免逻辑循环。
对于如何判定真值相同的语句是否同义，也有些逻辑学家从别的角度作了探索。如利用特殊的封闭语境来确定两个真值相同的句子是否同义。如用“他相信s”“他想s”作为语境，就可以断定两个句子s1和s2是否同义。如果s1和s2真值相同，而且分别代入语境“他相信s”后，“他相信s”真值仍然相同，那么s1和s2同义，否则s1和s2不同义。如“小李是单身汉”与“小李是未婚男子”真值相同，分别代入“他相信s”后，成为“他相信小李是单身汉”“小李是未婚男子”，真值仍然相同。而“这颗星是启明星”和“这颗星是黄昏星”真值相同，但代入“他相信s”后，成为“他相信这颗星是启明星”“他相信这颗星是黄昏星”，真值不同。因为某人可能不知道启明星就是黄昏星。所以“启明星”和“黄昏星”的意义也不同。
有人对这种封闭语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如梅兹说“凡是相信D的人都相信D。”是必然真的，但是“凡是相信D的人都相信D′。”(D′代表D的同义词。)不一定真。只要句子的表面形式不同，就可能有人对其真值的怀疑程度有所不同。如“凡是相信马里乌斯第七次执政总共不满两周的人都相信马里乌斯第七次执政不满14天。”不一定真，因为可能有人不知道两周等于14天。而实际上两周和14天是同义的。卡茨用乔姆斯基的理论加以反驳说：不知道两周等于14天的人也许存在，但这不是理想的说话人。任何人说话或理解别人的话时，都可能有失误。如果要考虑这种种失误，语言学将没有规则可言。所以语言学只能以理想的说话人为标准，就像化学要以纯元素为标准进行研究一样。
总的来说，把词语的意义解释为其真值条件，还是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真值条件的意义理论有局限性。因为词语句子多种多样，虚词、非陈述句都很难用真值条件来说明其意义。而且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真值条件只能说明词语的逻辑意义或理性意义，不能说明其他类型的意义。如“他在家里呆了不到两周”和“他在家里呆了不到14天。”虽然“两周”的逻辑意义等于“14天”，但这两句话的意思还是有差别的。根据一般的语用规则，“不到两周”一般可指7天以上14天以下，而“14天”一般只指满13天不满14天。所以，这两句的真值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种差别能否归结为“两周”和“14天”的逻辑意义不同呢。这就值得进一步研讨了。实际上这种现象反应了“两周”和“14天”的语用意义不同，可见语用意义也会影响语句的真值。
第六节意义与本质
本质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是哲学家关心的话题。但人们对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存在各种看法，甚至有人怀疑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如奎因）。本质与意义有什么关系，也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也存在不同看法。普特南和克里普克都重视意义和本质的关系，都持本质主义的语义观，他们的哲学理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所以，有人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普特南-克里普克观点”。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但是他们对本质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不管他们的看法相同还是不同，他们的理论在西方语言哲学领域产生了很大震动。
一、普特南的本质主义意义理论
普特南（1926-）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是西方当代最有影响、最富于创造性的哲学家之一。
他提出的本质主义意义理论，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普特南的本质主义意义理论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有一个重要区别：真值条件意义理论都只研究句子的意义，不研究甚至否认词语的意义，而普特南则恰好相反，主要研究词语的意义。他说：“我打算几乎完全谈论语词的意义而不是语句的意义，因为我感到，我们的语词意义概念比我们的语句意义概念毛病更多。”而且他认为，对语句意义的理解离不开对语词意义的理解。此外，他把意义和指称统一为广义的意义，广义的意义下面又分“成规和外延”，而他所谓的“成规”就是通常所说的意义，即狭义的意义。实际上他的这种区分相当于意义与指称或内涵与外延的区分。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说明怎样确定内涵和外延。
1．成规理论
普特南认为，普通词语所指事物，即集合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隐结构”，它由事物的本质性质所决定，或者说隐结构就是事物本质属性的集合。词语的意义就是对这种隐结构的把握。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是由词语所指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是，他认为说话人对词语意义即隐结构的把握，取决于说话人的语言能力，由于词语作为交际工具，是由个人而不是集体运用的，所以语言意义理论应该说明这种“个人能力”。他认为说话人个人把握的是事物中的“成规”，所以，他的意义理论就是要阐明这种成规和说话人个人把握这种成规的能力。
普特南的本质主义意义理论是建立在“可能世界”的概念之上的。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对“可能世界”有共同的理解，他们都把“可能世界”解释为“世界的可能状态”。“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的一种，是实现了的可能世界。克里普克曾以掷骰子为例，说明可能世界的概念。普特南认为，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在所有可能世界里，该事物都必然具有的属性。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某事物具有某属性，但在其他可能世界中，可能不具备这一属性，那么这一属性就不是这事物的本质属性。如在现实世界中，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山大的老师，即亚里士多德具有亚里山大的老师这一属性，但是，在其他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可能不是亚里山大的老师，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如果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没有当过亚里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山大的老师这一属性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属性。反过来说，一个事物的本质属性，不仅决定了在现实世界中而且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什么东西属于该事物。例如在现实世界中，所有的鲸鱼都是哺乳动物，即鲸鱼具有哺乳动物这一本质属性，如果在其他可能世界中，有一种动物，具备现实世界中鲸鱼的所有其他属性，但不具备哺乳动物这一属性，那么，这种动物就不是鲸鱼。虽然我们可以仍然叫它“鲸鱼”，但它与现实世界中的鲸鱼不是同一事物。
但是限于说话人的能力，说话人可能不能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例如很多人不知道鲸鱼是哺乳动物。但是说话人要想正确使用该词语进行交际，必须对该词语所指事物的某些本质属性有基本的了解，这是对说话人的个人能力的一种最低要求。这种最低要求就是词语的成规。而这个成规就是词语的意义。然而一个具体的词语的意义或者说成规究竟是什么，取决于说话人所属的语言共同体。他说：“说英语者被他们的语言共同体要求能够用说话区别虎和豹；他们并不被要求能够用说话区分榆树和椈树。”他一方面指出成规是词语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的集合，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成规不是分析性的，就是说，说X（某事物）具有其成规包含的某特点，那不是说一切X都有这特点。例如，某只虎失去了一条腿，但它仍然是虎。（看来这里有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成规，普特南提出了“语言义务”说。所谓某词语的成规，指当有人问起这词的意义时，你所知道的、你有义务告诉他的那些东西。如“虎”的成规是：像猫似的，大约尺寸，有黑条纹，黄色，凶残。至于具体词语的成规是什么，他认为这不是哲学的任务，而是语言学的任务。
简单地说，普特南认为词语的意义就是词语的成规，而词语的成规是词语所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的集合而不是全部。哪些本质属性属于词语的成规，取决于语言共同体的最低要求，这种最低要求也是一种“语言义务”。
2．“语言分工”理论
普特南用成规理论说明词语的内涵（即狭义的意义），而用“语言分工”理论说明词语的外
延（即词语的指称）。他的语言分工理论旨在说明词语的外延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确定的。
他用社会的劳动分工来说明语言分工。社会有劳动分工，有的人的“工作”是戴金戒指，有的人是买卖金戒指，还有人是从事识别金戒指真假的工作。戴金戒指的人和买卖金戒指的人不一定能够识别真金。同样，在一个语言共同体内，掌握了“金”这个词的人，不一定能识别真金即不一定知道这个词的外延（指称）。但语言共同体把确定词语外延的工作分配给了说话人的一个子类，即“专家子类”，他们知道词语的指称。所以一般说话人要依靠专家的合作来确定词语的指称。他把这称为“语言分工的普遍性假说”：“每个语言共同体都例示了这种语言分工，也即都至少具有一些词项，它们的有关‘准则’仅为掌握这些词项的一个说话者子类知道，其他说话者对它们的应用有赖于他们和有关子类的说话者之间的一种有结构的合作。”所以，词语的外延，是由语言共同体这个社会集体来确定的。
二、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
克里普克（1941-）是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从批判罗素的专名意义理论出发，提出“因果-历史”指称理论，在西方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使他成为当今西方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克里普克首先对罗素的专名意义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罗素认为，专名有意义和指称，而专名和某些摹状词是同义的（专名是隐蔽的摹状词），专名的意义和指称都可以由相应的摹状词确定。克里普克认为罗素的这种理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必须彻底推翻。他认为罗素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考虑模态问题。
在克里普克之前，奎因就曾对量化模态句的一种推理形式提出怀疑。如：
1．9=太阳系行星的数目。
2．9必然大于7。
3．太阳系行星的数目必然大于7。
这个推理中，前提1、2都是真的，根据莱布尼茨的逻辑替换规律，结论3也应该是真的。但是事实上3是假的。奎因由此反对量化模态逻辑。
其实，这种问题不仅存在于量化的模态句，也存在于非量化的模态句。如：
1．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山大的老师
2．亚里山大的老师必然是老师。
3．亚里士多德必然是老师。
这里的问题在于前提1不是一个必然真理，只是可能的真理。这就涉及专名和摹状词的意义是否相等的问题。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具有摹状词所描述的某种性质，这只是一种偶然性质。如“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山大的老师”，只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种偶然性质而不是其本质性质，所以，摹状词不是专名的同义词。既然专名的意义不能由摹状词决定，那么由什么决定呢？克里普克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决定专名的意义（内涵），因为专名没有意义（内涵），只有指称（外延）。
克里普克还进一步认为，摹状词也不能确定专名的指称。因为专名是“固定标示词”而摹状词不是固定标示词。专名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指称同一对象，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指称同一个人，所以是固定标示词，但是“亚里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可能指称不同的人。
既然专名有指称，而摹状词不能确定专名的指称，那么，专名的指称又是怎么确定的呢。克里普克就此提出了专名的“因果-历史”指称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当人们第一次把某个专名用来指称某个个体时，这个专名的指称对象就确定下来了，然后这个专名传给他人。这样经过多次传递流传下来。在传递过程中，专名的接受者在把握这个专名时，必须与传递给他的那个人指称相同的对象。否则，专名的传递链条就可能中断，造成专名的现代用法可能不同于最初用法的现象。如“圣诞老人”今天的所指，可能就不同于这个专名的最初所指。所以要确定专名的指称，必须要追溯这个交际链条的源头，即专名传递的历史。这个交际链条是一种因果链条，也是一种历史链条。所以他的这种理论称为“因果-历史”理论。
在完成了专名的因果-历史理论的建构之后，克里普克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推广的通名上。
他认为，通名也只有指称而没有意义。（这与普特南的观点不同。）他说，通常认为，通名的定义如“种加属差”定义确定了通名的内涵，并由此确定其外延。这些定义都是一些摹状词。但是他认为，这些摹状词至多只是作为初始命名的手段来确定通名的指称，而不应该看成通名的同义词。因为这些定义不表达必然真理，定义的性质可能后来发现不是真的。如金子后来发现有白的。
他还认为，通名的指称也是因果-历史的传递链条确定的。
第七节意义与使用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哲学家，他是弗雷格和罗素的密友，其哲学思想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绝不只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极富于创造性，开拓性，他在弗雷格和罗素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广阔深刻的语言哲学理论，最终完成了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哲学理论是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真正开端。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奇才，他的哲学史造诣并不很深，知识谈不上渊博，但他有一个天才的哲学头脑。他是弗雷格和罗素的密友，但他的哲学理论不能被弗雷格和罗素理解。当他把他的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寄给弗雷格看后，从弗雷格的回信中，他认为弗雷格“一个字也不懂”。罗素在给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的导论中，极高地评价和详细的介绍了维氏的哲学理论，但维氏却写信给罗素说“我担心你至今尚未真正理解我的主要论点”。（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01）他的著作是最难懂的，他本人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是一大堆短小精悍的格言式的警句，书中有很多常用词都不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意义使用的，但是他既不用定义，也不用具体例子说明。但是他的这部著作及其后期的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被公认为哲学的经典。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前期与后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哲学史上常常说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他前期的语言哲学是人工语言的哲学，后期的哲学是日常语言的哲学。他后期的哲学理论一方面是前期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对于“语言”的本质的追求，犯了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如他的前期理论“语言图像说”，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本质上是用名称来指示实体或对象的东西。“语言用个别词语命名对象，语句是这种名字的组合。”他的前期理论把语言表达式区分为名字和语句，就属于这种语言观。把所有的词看作好像都是对象的名称，就如同认为钱的唯一作用就是买东西一样。实际上语言的词语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命名只是其中的用途之一。而且没有一种用途是所有词语共同的，它们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的，就像家族成员间的相似一样。（当333）而语言的意义（词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某种对象（事物）的名称，而更主要的在于它们的不同的应用。命名并不使语言成为可能，例如光知道棋子的名称，不知道它们的应用——弈棋的规则，还是不会下棋。所以他提出，“一个词在语言中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当340）“不要想，而要看。”（周108）“不必问意义，只要问用法。”（徐烈炯《语义学》78页。）语言中的词语，就像象棋中的一个棋子，我们不会问这个棋子的意义是什么，只会问这个棋子怎么个走法。同样，不要问，这个词语的意义是什么，只要问，这个词语怎样使用。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说有很强的解释力，只要观察一下儿童学习语言的情况、一般人运用语言的情况、研究古代语言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我们对一个词语的意义的了解，就是通过对词语用法的观察得来的。而且意义使用说确实比以前的对象说（指称说）、观念说等都有更强的解释力，不是任何词语都有所指称或表示某种观念，但任何词语都有它的用法。所以使用说能解释任何词语的意义，其他说法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语言的意义在于应用，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把应用分为两个层次：工具和活动。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语言表达式的词语（取代了前期“名字”）和语句。词语相当于工具，词语的功能就像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多种多样。但工具只代表能执行某种功能的能力，语言的应用最根本的是进
行某种活动，而语句就是应用语言的活动。他把这种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语句的每一种应用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与真正的游戏一样，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共同的一致的关系，只有家族相似性。他还列举了语言游戏的15种例子。（当338；周111）游戏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游戏有规则，没有规则，游戏就无法进行。同样，语言游戏之所以能够进行，也是因为有语言游戏的规则，这种规则就是语言的语法。所以他十分重视语法，认为哲学研究归根到底在于语法的研究。而语法规则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具有自足性和任意性，就像游戏规则是约定的，具有自足性、任意性一样。所谓自足性就是指语言的意义、语法规则，就存在于语言运用活动即语言游戏之中，不需要依赖语言以外的东西如思维、客观世界等来解释。“语言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是由词的定义造成的，这些定义属于语法，因此语言是自足和自立的。”“语法规则就像选择一个测量单位那样是任意的。”（当353）所谓任意的，意思是不可论证的。“语法对于任何实在都不是可说明的。是语法规则规定了意义（构成它），因此它们本身不对任何意义负责，在那种程度上它们是任意的。”
指出语言的约定性和任意性，就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这确实抓住了语言的本质。我们今天看来，语言游戏就是言语交际活动，语言的意义、语法规则，都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总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在很多方面说明了语言的本质特征。与以前的各种语言观相比，语言游戏说都更具有说服力。所以这种学说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说”也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看来，词语的意义就是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功能或作用，一个词语或句子的意义，就是它（能够）用来起什么交际作用，有什么交际价值。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x的意思是y”或者“x有y的意思”，可以解释为“x（可以）用来y”或者“x有y的作用”。其中y就是词语的各种交际功能。而词语的交际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指称功能、认知功能、评价功能、使令功能、表情功能、语法功能等等，因而语言的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两个不同的词语或句子，有相同的交际功能，就有相同的意义；有不同的交际功能，就有不同的意义。这种对“意义”的解释可以称为“功能说”，这是我们吸收了各种意义理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说”的长处，并加以修正后提出来的。
维特根斯坦说：“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use）。”他甚至说“不要问意义，只要问用法。”我们所说的“功能”或者“作用”与“用法”基本上是相通的。但是我们用“功能”或“作用”来取代“用法”，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是指词语的使用规则。他把语言活动看作“语言游戏”，词语的意义就是游戏的规则。言语交际像下象棋一样，是一种游戏，词语就像象棋的棋子，而词语的意义就相当于棋子的走法。我们所说的“功能”或“作用”包括使用规则，但主要是指词语的交际价值。规则和价值是有区别的。因为有时词语的使用规则不同并不意味着交际价值不同，反过来，交际价值不同不一定取决于使用规则不同。例如比较下列4种说法：
a.这一规定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欢迎。
b.这一规定受到师生的欢迎。
c.这一规定受到学生和老师的欢迎。
d.*这一规定受到生师的欢迎。
a与b两个句子的交际价值没有什么不同，意义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比较c与d可以看出，“老师”与“师”，“学生”与“生”的使用规则是不同的。而a与c的交际价值有所不同，意义也有所不同。但这并非因为“老师”和“学生”的使用规则不同，因为“老师”和“学生”的语序是自由的。但语序不同导致交际价值不同，也就意味着意义不同，这种差别就是语序意义的差别。简言之，如果把意义解释为用法（使用规则），那么只要语言形式有所不同，意义就不同。而把意义解释为交际价值（作用），那么，只有那些交际价值不同的语言形式才有不同的意义。如“他父亲”和“他的父亲”、“爸爸、妈妈”和“爸爸和妈妈”，按“用法说”，必须说它们有不同的意义，而按我们的“功能说”，则可以认为它们的交际作用相同，因而意义也相同。
其次，用“用法”来解释（置换）“意义”，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太说得通。词语的意义有多种，有语汇意义、语法意义、语用意义等，而“语汇意义”等中的“意义”可以换成“功能”或“作用”，但不太好换成“用法”。用“用法”来解释“意义”，不仅在说明意义的分类时不大说得通，在说明句子的意义特别是语用意义时，也不太说得通。如可以说“这句话的意义（意思）
是什么？”“这句话有两种意义（意思）。”“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义（意思）。”其中“意义”都可换成“（交际）作用”，但不太好换成“用法”。可见“功能”或“作用”与“意义”的互换性更强，意味着它们意思更接近，而“用法”与“意义”的互换性较弱，意味着意思差别较大。所以有人怀疑词语的用法是否都与意义相关。
第三，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唯我论”的哲学观上的。按照“语言唯我论”的思想，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语言是第一性的，语言不依赖思维和实在而存在，语言及其意义不需要思维和实在来解释。语言的意义不是来源于客观实在和思维，而是来源于语言的使用（语言世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严重问题的。不错，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的使用决定的，但是，语言的使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这种性质的认识决定的。语言的意义属于语言世界，但是，语言世界本身又是由客观世界和人们的主观世界决定的。
第三章义素分析
义素分析就是把词语的义项分析为若干义素的组合。义素分析最初是由人类语言学家提出的，他们在调查研究印第安一些部落的亲属词语和亲属系统时，摸索出用义素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这些部落语言中的亲属词语。后来，义素分析作为一种新的语义分析方法，不仅在语义学中得到普遍采用，而且也在语法学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义素分析法不仅用于分析词语的概念意义，也可用于分析词语的附加意义和语法意义。不过，相比之下，对概念意义的分析要相对成熟一些。这里主要谈对概念意义的分析。
第一节义素分析的原则
对词语的概念意义进行分析，就是揭示概念的内涵，给词语下定义。义素分析与一般定义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一般定义只解释个别词语的意义，而义素分析则往往分析一组相关的词语，系统地分析词语的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定义方式，义素分析不仅要遵守定义的原则，还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对等性原则
与一般定义一样，义素分析的结果必须与义项的意义相等，所指范围不能过宽或过窄。如“男人”若分析为[男性、人]，所指范围就过宽，不能区别于“男孩”。“火车”若分析为[用火力推动、在铁轨上运行、挂多节车厢、车]，所指范围就过窄，因为用电力推动的火车未能包括在内。
二、系统性原则
义素分析必须在一定的语义系统中进行。如“叔叔”有两个义项，一个表示亲属称谓，一个表示社交称谓。分析表示亲属称谓的义项时，就必须在亲属称谓系统中，跟“父亲、伯父、舅舅、姑父”等比较；分析表示社交称谓的义项时，就必须在社交称谓系统中，跟“同志、先生、师傅、大爷”等比较。否则就难以准确地分析出义素来。
三、简明性原则
义素分析应力求简明，在明确的前提下，应用尽可能少的义素来揭示词语的语义特征。如“男孩”分析为[男性、未成年的、人]，就能简明地揭示“男孩”的语义特征。如果分析为[男性、未成年的、有高级思维能力的、动物]，[动物]还可再分析为[能运动的、生物]，甚至还可再往下分。这就不符合简明性原则。
第二节义素分析的方法
义素分析有一套基本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一、确定范围
义素分析的第一步，就是找出一组相关的词语，确定比较的范围。确定比较范围时，不能太窄，也不要太宽。一般可以采用从小到大逐步扩大范围的办法，先找关系最密切的词语来比较，不够时再扩大比较的范围，直到能准确揭示各个词语相互区别的语义特征。如要分析“父亲”的义素，首先找出“母亲”来比较，可以得出[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再找出“儿子、女儿”来比较，可以得出[上一辈]和[下一辈]的区别，再找“丈夫、妻子”来比较，可得出[生育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这时，这些词语都能相互区别了，而且也能与其他词语相区别了。
二、比较异同
义素分析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比较词语的异同，抽象出彼此相互区别的特征。比较异同可以采用列表比较的办法：将各个词语竖行排列，将相互之间的异同横行排列。比较时可采用分类的办法，从各种角度分类，抽象出各类之间的异同。如分析表示近亲属关系的词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丈夫、妻子、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就可采用以下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