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民工/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劳动力转移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同时相关政策建议也适用于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一、农民工现状、作用和发展趋势
农民工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走出田间、走出乡村，进入工厂、进入城市，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创造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一）农民工的历史与现状
农民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中国涉及农民工（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三个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了让农村居民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政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转为工人和城市居民。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应提高，城市就业机会没有相应增加，城市食品供应出现短缺。以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
元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农村也丧失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据统计，1983～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新模式。据调查，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农民外出务工就业也出现了新的高潮。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90年代中后期，城市就业面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一些城市对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全国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工短期回流。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2003年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连续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农民外出务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
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有多少？以2004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1.1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8％。农业部根据对1万个农户的跟踪调查，推算出外出农民工约为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县级市和县域）流入农民工的统计，推算出农民工约为9000万人。经过对上述三个部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综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
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二）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轻，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但是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2.以自发性外出为主。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据调查，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的仅占12％。自发性外出主要靠亲友介绍或帮带，就业成本低且成功率高，这也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少、对社会职业中介机构诚信的认同感低有关。近年来，通过政府或中介机构组织和介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逐步增多，但仍然不是主要渠道。
3.以来自中西部地区为主。2004年，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4728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0％；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3161万人，占26.7％。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9省（区、市）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本省（区、市）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占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总量的81％。四川、河南两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均超过了1000万人。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等5个省（市）的外出务工农民占农村劳动力数量的30％以上。
4.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为主。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在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占10.4％，在住宿餐饮业就业的占6.7％，在批发零售业就业的占4.6％。但在不同地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7.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筑业的比重最大，分别为30.1％和37％。
5.以到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就业为主。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容量大、收入高，吸引了大量农民工。2004年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占76％，其中跨省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个省市的占82％，到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超过60％。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在直辖市的占9.6％，约1140万人；在省会城市的占18.5％，约2190万人；在地级市的占34.3％，约4060万人；在县级市的占20.5％，约2420万人；在建制镇的占11.4％，约1350万人。
6.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限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主要特点是职业与身份相分离、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即所谓“亦工亦农、亦城亦乡”。这种“候鸟式”的流动有两种形式：一是“钟摆式”，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二是“兼业式”，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2004年，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约占农民工总量的20％。
（三）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贡献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农民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带动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配置，创造性地把解决“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时代背景下，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农民工为工业增强了竞争力，为城市增加了活力，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农民工不仅实现了增加收入、回馈农村的目标，而且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1.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主渠道。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太少、农业劳动力太多，是农民增收难和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农民外出务工，拓宽了农民就业的渠道，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是近年来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事实充分证明，“输出一个，脱贫一户；输出百个，脱贫一村”。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1997年提高了84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8元，比1997年提高了483元。1997年到2004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5％提高到了34％。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变成了人力资本财富。
2.农民工已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使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这不仅为东部地区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也为其把握机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厂”。根据第五
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农民工已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3.农民工已成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繁荣的生力军。今天的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不断延伸，一个个市场不断扩大，无不凝结着农民工辛勤劳动的汗水。城市中脏、累、苦、险的工作岗位都是农民工在干，他们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据调查，城市环卫工人、家政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有些城市离开农民工可能就会陷于瘫痪。在北京等大城市，一到春节农民工返乡，就会出现家政服务人员严重短缺的现象，城市运行功能和居民生活都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可以说，目前的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要吸纳的主要群体，也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4.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获得的收入，除用于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外，大部分带回了农村。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按年平均就业9个月计，年收入为7000元左右），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90元，平均全年结余35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资金来源，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国家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城市也是农民工的“大学堂”，他们在城市务工增长了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本领，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提升。据专家估计，目前每100个外出农民工就有4人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带回了资金、技术、市场经营观念和现代管理方式，带动了农村各行各业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劳务东进，资金西流”现象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一些
地区，农民工带回的资金总量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这批在发达地区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工返乡后，使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外源力量和造血功能。
5.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促进改革的推动力。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是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通过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冲开城门，大规模、大范围跨区域流动，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挑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管理理念、行为方式也都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发生变革。
（四）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按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达到城市化成熟阶段还需要近30年的时间。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确引导农民工的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农民工发展变化趋势。
1.农民工规模仍会继续扩大，但增速将趋向平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力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一方面，目前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对农民外出务工产生巨大拉力；中国耕地资源少，承载农业劳动力有限，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也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巨大引力。这表明，
无论是劳动力供给状况，还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都预示着农民工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已开始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九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584万人，年均增长1.3％：“十五”前4年（2000～2004年），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433万人，年均增长0.9％，与“九五”相比年均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约150万人，年均增速下降了0.4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2004年农民工总量
比2003年增长3.8％，增幅下降5个百分点；平均年龄28.6岁，比2003年增加了0.4岁。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和农民工增幅下降，预示农民工规模的增速正在趋向平缓，平均年龄的增加也预示着中国劳动人口的青春“红利”正在逐渐消逝，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在较长一个时期内的特征。
2.农民工流向仍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但将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扩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将使大中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产业和劳动力聚集效应。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对高素质劳动力存在巨大需求，今后时期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2004年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农
民工比2003年增加了448万人，增长7.4％，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03年的68％提高到70％；进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占总量的62.4％，比2003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从各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看，经济发展总是沿着一定的梯度递进的。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一种客观要求，技术含量低、土地占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转移。伴随着这种梯度转移，农民工流向也将随之位移。目前这种迹象已经出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使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有所增加。
3.农民工转移仍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为主，但在城镇定居的将逐渐增多。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这种“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农民工在农村都有承包地，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可以避免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流民”现象和类似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将继续存在，大量农民工仍会以流动就业为主。但也要看到，农民工群体流动和不稳定就业，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上看，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一是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据统计，2004年
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占81.3％，比2003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比2002年提高6.4个百分点。二是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据统计，近年来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持续增加，2004年达到2470万人。三是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是为了挣钱，他们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这些新特点，预示着未来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人数将会逐渐增多。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也必将伴随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全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二、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深层次原因
（一）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特别是针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进城务工遭歧视、正当权利受损害，以及就业技
能低、子女上学难等突出问题，开展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专项治理，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增加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投入，积极解决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问题。这些方面的工作，在社会上和农民工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农民工外出就业环境有所好转。但总的看，农民工外出就业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关于农民工的许多政策规定和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劳动环境存在的问题严重。一是工资水平普遍低下，欠薪现象依然存在。这已成为中国分配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农民工工资水平与物价和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有关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的1／10甚至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得多。2亿左右农民工的低工资，导致在国民财富分配中，劳动收入与财政收入、投资收益相比，所占份额明显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近年来工资占GDP 比例不断下降，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拖欠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克扣或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也较为突出。二是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农民工拿着最低的
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尤其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建筑施工作业、井下采掘、有毒有害、餐饮服务、环卫清洁等工作。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三是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作的典型调查，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四是农民工不能平等地获得就业权利和公共就业服务。一些城市以优先保障市民就业为理由，仍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设置门槛和壁垒，使农民工遭受就业歧视。一些企业主为降低人工成本，恶意逃避责任，滥用试用期，把农民工作为廉价的临时工使用，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为12.5％。农民工缺乏劳动就业培训的机会，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十分突出。现行“阳光工程”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尚未外出的农民，城市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对象主要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企业也不愿意对农民工进行在岗和转岗技能培训。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既反映农民工对低收入状况的不满，又折射出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短缺问题。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是工伤保险参保率低，伤残医治赔偿困难。工伤保险是目前惟一对农民工没有制度和政策障碍的保障项目。但据农
业部2005年快速调查，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2.9％，农民工面临巨大劳动安全风险，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二是医疗、养老保险空缺，后顾之忧难以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而基本养老保险由于不能跨地区转移，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例如，东莞市2004年农民工退保40万人次，平均参保时间仅7个月。
农民工虽然眼下吃“青春饭”、养老问题不尖锐，但却把沉重的包袱留给了几十年后的政府、社会和家庭。农民工生病时，由于无法承担城市高额的医疗费用，只能硬挺，或者到游医和其他私人诊所看病，因病重新返贫问题突出。
3.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是农民工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很多地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公立学校仍然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小学每学期收取借读费600～800元，初中每学期收取借读费1000元左右。农民工子弟学校基本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另外，农民工家庭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孩子缺乏良好教育，辍学、失学人数增多。二是居住条件比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根据部分城市调查，在制造业和工矿企业中，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居住拥挤不堪，经常是几十人拥挤在同一个棚屋中，卫生安全条件脏乱差；从事建筑施工工作的，一般居住在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地下室和未竣工的房屋中；大量自找住房的农民工住在相对廉价的“城中村”和郊区农民搭建的棚屋中，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条件很差。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处于“孤岛化”状态，他们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商品，吃最廉价的食物，住最廉价的房子，业余文化生活贫乏
单调。很多农民工长期夫妻分居，有的虽同地打工，但因居住限制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三是未能完全纳入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目前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主要针对本地城镇居民。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和盲区。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即便是在农民工服务工作比较好的上海市，2004年外来儿童的免疫接种率也只有65％，而当地户籍儿童的接种率已达到99％以上。4.农民工维权工作困难重重。一是维权法制不健全。目前，涉及农民工的高发侵权案件，主要是工伤和劳资纠纷。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才能向法院起诉。但现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60日的规定太短，使得众多农民工延误维权的时机。此外，仲裁、诉讼环节过多，必要程序全部走完一般需要1～2年，有的到案件终结时用人单位已不存在或相关责任人已无从查找，迫使农民工到处申诉告状。二是很难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农民工在企业里缺少主人翁的地位，劳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没有得到执行。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很多农民工在企业工作多年，成为技术骨干，但职位很难升迁。一些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把农民工划入另册，与原有的城镇职工待遇差别大，有的还不能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不能行使正常的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作为城镇社区居民的民主权利也难以实现，很多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当地常住人口，但不能参加社区民主选举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三是侵犯人身权利的事时有发生。有些企业对农民工实行“封闭式”管理，限制人身自由，有的采取扣留身份证、搜身检查等非法手段，有的甚至随意体罚、打骂农民工。
5.农民工身份转换难。一是由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农民工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农民工自身也缺乏这个意识。农民工大多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建筑业就业，这些行业的很多就业岗位会随着产业更替和市场周期而频繁流动和变化。另外
一些就业岗位，如某些服务业本身就是非固定、非正规的，需求大时农民工就要迅速增加，而需求急剧下降时他们又不得不返乡。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许多农民工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二是依附于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安排，使得进城农民工只能作为城市的临时暂住人口，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难以成为在城镇中安居乐业的市民。
（二）上述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是当前中国人数最多、社会奉献最大的劳动群体之一，也是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面临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根源。从根本上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种种不平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列在服务对象之外的主要原因。农民工既难以享受城镇职工的待遇，无法成为产业工人的“正规军”，也难以享受当地市民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现行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还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烙印和明显的城市偏向，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之内。
2.现行相关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缺陷。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在劳动保障立法上空白较多，已有的一些法规政策中还存在限制农民工的歧视性条款有待进一步清理，许多法律法规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条款。现行涉及劳动权益保障的具体规定，有的只是部颁规章，立法层次较低；有的没有上位法的依据，处罚条款过轻，不足以阻止企业主的违法侵权行为；特别是有法不依的状况相当严重。《劳动法》、《劳动监察条例》、《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农民
工作为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劳动安全、工伤医疗保险、劳动时间、休假权利和民主权利等都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却存在普遍违法的现象。由于劳动执法体系不健全，执法监察力量严重不足，造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目前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合计为1.7万人，而全国用人单位约2700万户，涉及劳动者3亿人，平均到每名监察人员身上，是1600户用人单位和17000名劳动者。深圳市宝安区现有各类工厂企业22500多家，外来务工人员300多万人，按规定全区需要配备300多名执法监察人员，但目前只有15人。此外，农民工依法维权的组织体系不健全，维权渠道不畅，维权环节复杂，维权成本过高，法律援助不力，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大环境。
3.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机制障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在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住宅建设等方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要，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没有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建立或确定的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及管理重点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特别是一些地方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发展观和偏重于经济增长的干部考核体系等因素影响，只强调亲商、爱商、富商，而忽视亲民、爱民、富民，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向投资者和企业主一边，缺乏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加之一些地方领导往往把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认为提高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会削弱本地的经济竞争力、影响企业发展和外贸出口，所以对一些企业侵害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事情重视不够。
4.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也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因素。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绝大多数外出前不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不熟悉城市生活情况，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中
处于弱势地位，没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农民工自身也往往因为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客观上缺少学习的时间和条件，主观上也往往缺少自学成才、改变命运的意识和动力。尤其是很多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懂得通过合法手段和渠道保护自己，往往都是忍气吞声，有的则采取过激行为。总之，多数农民工自身既缺乏产业工人的意识，也缺乏产业工人必备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素质，与工人阶级新成员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综上所述，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收入低下和权益缺失的状况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不能逐步转化为正规的产业工人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将会延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又要看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必须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
三、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总体思路及目标
（一）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总体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尊重农民的实践和创造，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国农民工问题，涉及几亿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
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涉及几亿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关系到中国工农联盟执政基础的巩固。必须立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思路。
1.坚持统筹城乡就业，把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是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农民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城乡就业矛盾凸显的时期，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扩大就业是中国当前和今后长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从中国城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的供给变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如果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不到消化，“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全面小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在就业问题上，必须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就业计划的考核体系，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实行城乡统筹就业。这就要尽快打破城乡、地区就业壁垒，建立跨地区、跨城乡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真正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2 .坚持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目前，中国近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务工，实现了职业的转变，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
起的巨大成就。坚持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多渠道并举，广开就业门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成功道路。近年来，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异地转移形式，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对中西部地区来讲更是如此。中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就业机会差别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工还会继续主要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但应当看到，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的占到90％。中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数量巨大，不可能都进入大中城市，相当一部分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
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努力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升高，沿海发达地区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虽然这种产业转移还刚刚开始，但一定要充分认识产业转移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地区间合理的产业分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和调节人口流向的重大意义。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将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3.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农民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国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
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近年来，流向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占到了外出农民工的2／3.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新成员和安居乐业的新市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打开城门，疏通农民进城渠道，由限制农民进城转向吸纳农民进城。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中期阶段，适度扩张大城市是适宜的。大城市聚集效应高，就业机会多，中国还会有部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转移。但是，不能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发展大城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不可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城市规模过大，必然带来就业、教育、治安、交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农民流入大城市主要还是以打工为主，真正希望在大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只是少数。考虑到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民工收入低，今后真正能够吸引农民到城市定居的还是各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了促进农民向城镇有序转移，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镇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引导农民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渐次转移。要继续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有重点地发展县域内的中心镇。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建制镇的常住人口已经分别占全国人口的22％、农村人
口的32％。要以现有的县城和少数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切实发挥小
城镇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4.坚持推进城乡配套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体制性障碍。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人口变动特征，就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现在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于是出现了大批农民工。农民工的产生，有历史必然性，又有中国特色，大量农
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中国将长期存在。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将会累积很多矛盾。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不应该继续维护、甚至固化原有的城乡分割体制，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首先应该打破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工同酬同权，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就要求积极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制，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市社会安定和谐与健康发展。
5.坚持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创造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的社会氛围。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已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却与农村有着亲属、土地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联系；他们进入城市就业，但却处于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这种特殊身份和地位，使得他们对城乡社会稳定有着特殊的影响。可以说，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处理得好，国家的稳定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农民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必须坚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约束力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要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形成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要把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的一部分公平对待，取消各种损害其权益的规定，建立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制度。要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