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研究述评
杨华军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0433 浙江万里学院会计系315100)
注：论文来源《会计研究》2007年第1期，个别地方不清晰请翻看原文。【摘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特征。本文系统地评论了会计稳健性研究的最新内容。第一方面为会计稳健性的不同计量方法及各种计量方法之间存在的关系, 第二方面为稳健性
起因的最新研究, 尤其是契约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第三方面为
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 包括会计稳健性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对企
业真实经济活动的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了会计稳健性未来研究的方向。【关键词】会计稳健性稳健性计量稳健性起因经济后果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 又称为谨慎性原则, 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我国会计基本准则规定, 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Devine(1963) , Sterling (1967) 及Staubus (1985) 指出会计的稳健性普遍存在于外部财务报告中。Ball, Kothari和Robin (2000) 与Ball (2001) 都认为与稳健性相关的经济损失或坏消息的及时确认是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特征。李增泉和卢文彬(2003) 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的分析研究首次确认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存在。
虽然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已经由来已久, 但针对稳健性进
行的系统研究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个国家会计准则中越来越多地
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情形下才开始兴起。最早建议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Watts (1993) 。Watts (1993) 认为会计稳健性主要来自于会计的契约作用, 并同时受到管制及法律的影响。企业股东、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重要的契约原因。同
时,Watts也提出了对稳健性进行实证检验的一些方向。但由于稳健性的计量方法没有进展, 在后续几年中一直没有出现系统地检验稳健性的
文献。直到Basu ( 1997) 一文的出现, 这种状况才有了极大的改观, 涌现出了大量的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应该说, 稳健性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 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 第二, 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 第三, 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评论。
二、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的研究
Watts (2003) 总结了稳健性计量的三种方法, 包括反向回归、净
资产基础计量和应计基础计量。本文对于Watts (2003) 已经总结的内
容仅做简要论述, 重点评论稳健性的计量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
Dietrich, Muller和Riedl (2003) 最早对Basu的反向回归方法
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反向回归方法至少有两个方面
的问题。首先, Basu回归中使用内生变量(回报) 作为自变量使结果不
可解释。第二, 由于负回报观察量相对少, 自变量(回报) 的这种截断
导致了稳健性计量中的偏误。Giv2oly, Hayn和Natarajan (2006) 认为Basu的稳健性计量是一种及时性差异计量, 即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反映
好消息更及时的程度。他们表明这种及时性差异计量有严重的计量错误问题, 一些与稳健性不相关的企业信息环境特征影响了及时性差异计量, 比如披露政策、回报计量期间所发生的经济事件等, 在没有控制这些特征的情况下, 及时性差异计量并不能可靠地计量会计稳健性。
Ball和Shivakumar (2005) 也指出了Basu计量存在的一些缺陷。首先, 它无法将盈余中的暂时性收益或损失从应计中的随机误差(比如错
误的存货量) 中分离出来, 也无法从某些盈余管理(比如过度计提准备) 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并且导致收益变动的负序列相关。第二, 模型只能识别暂时性部分的存在性, 而不能识别它们的确认是及
时或不及时的。Basu的相关性检验通过识别是否暂时性盈余部分与同期的股票回报(其作为经济收益和损失的代理) 相关而减轻了这两个缺陷, 但仍无法完全消除。此外, 私有企业没有股票回报, 无法使用Basu模型计量稳健性。为此, 他们利用及时损失确认是通过会计应计实现的观点提出了稳健性计量的另外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为根据权责发生制, 会计稳健性意味着模型(1) 中的α3
应该显著为负:
ΔN It =α0 +α1DΔN It- 1 +α2ΔN It- 1 +α3DΔN It- 1 ×ΔN It- 1 +εt (1)
其中ΔN It 为t年资产收益率减去t - 1年资产收益率, DΔN It - 1为虚拟变量, 如果ΔN It - 1小于0, 则为1, 否则为0。该回归等式的意义在于亏损比盈利更不具有持久性, 更可能反转, 即α3 应该显著
为负。采用变量的变动设定而非水平设定是出于减轻误设和生存偏误的需要。
第二个方法使用应计和现金流之间的关系, 会计稳健性意味着模
型(2) 中的β3 应该显著为负:
ACCt =β0 +β1DCFOt +β2CFOt +β3DCFOt ×CFOt +νt (2) 其中ACCt 为t期应计除以期初总资产; CFOt 为t期经营现金流除
以期初总资产; DCFOt 为一虚拟变量, 当CFOt 小于0时为1, 否则为0。首先, 根据应计与现金流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β2 为负。此外, 该回归的意义在于稳健会计下收益的确认更可能基于实现原则, 而损失则更
及时地得到确认, 因此应计与负经营现金流之间的负相关性更强, 即
β3 显著为负。Ball和Shivakumar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适用非上市公司。同时, 可有效地避免股票价格中的噪音对稳健性计量的影响。从Feltham和Ohlson (1995, 1996) 使用?稳健会计?一词来表示企业权
益的市场价值长期超过其帐面价值后, MTB及其变体就广泛地成为了计
量稳健性的一个方法(如Ahmed, Morton和chaefer (2000) ,Beaver和Ryan ( 2000 ) , Givoly和Hayn ( 2000 ) 以及Stober ( 1996 ) ) 。最近, Pae、Thornton 和Welker(2005) 提出了类似于上述Feltham和Ohlson的?稳健会计?的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概念。Pae、Thornton和Welker使用期初的权益市场价值/权益帐面价值( P /B) 来计量资产负
债表稳健性, 发现盈余稳健性(与及时性差异为同一概念) 和资产负债
表稳健性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同时, 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来自于盈余的应计部分, 而非现金流部分, 这与会计应计导致了会计稳健性
的观点一致。这意味着稳健性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个为会计准则的强制要求, 比如研究开发支出和广告费用的立即费用化。更重要的发现来自于第二个因素, 即随着期初资产负债表稳健性下降, 诉讼风险上升, 会计师会提高确认损失相对于确认收益的及时性。因此, 有了盈余稳健性和期初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负相关。我国学者刘舒文和汪寿阳(2006) 使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了盈余稳健性和资产负债表稳健性负相
关关系确实存在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Roychowdhury和Watts (2006) 则使用简单的权益价值的分解分析了及时性差异和MTB两个稳健性计量
之间的关系。由于会计忽略了经济租金(如增长机会) 的变动, 并以不
对称的方式对可
分离净资产的正负变动做出核算。对于可分离净资产的确认的及时性差异导致了账面净资产的低估。因此,期初权益价值的组成将导致期初MTB 与及时性差异之间的负相关, 即期初MTB越低, 则期间及时性差异越高, 即盈余稳健性越高。由于在短期, 期初MTB与期末MTB正相关, 期初MTB
同时影响短期的及时性差异和期末MTB。因此, 他们认为在短期计量时, 及时性差异和MTB之间是负相关的。而在长期, 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
该分析正好为Pae、Thornton和Welker (2005) 的发现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经济解释, 即期初的资产负债表稳健性会影响该期间的盈余稳健性
的计量。上述研究一致表明, 有必要在度量期间盈余稳健性时考虑期初
的资产负债表稳健性(即期初MTB) , 否则会有遗漏相关变量问题。
此外, Lev和Nissim (2004) 使用财务报告和税收报告中的费用的相对大小作为给定期间盈余下偏的计量。如果财务报告中的费用低于税收报告中的费用, 则企业在费用确认方面是激进, 比例越小则越激进。其中财务报告费用等于收入与税前收益之间的差异, 而税收费用则等
于收入和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应税所得从当期所得税和主导税率中推导出来。这种方法从费用确认角度考察会计稳健性, 但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计量, 有可能稳健性更多表现在收入确认中, 该计量中忽略了这点。
三、会计稳健性产生的原因
Watts (1993) 认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报酬契约与债务契约, 因为稳健性可延迟向股东的支付以确保债权人的利益, 同时
也延迟了基于盈余的报酬的支付, 这确保了股东的利益。在Basu(1997) 之后, 出现的大量稳健性的研究提供的证据使Watts ( 2003) 将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四个方面: 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和税收。
最近出现的稳健性存在的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契约的需求, 其
中债务契约是稳健性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Ball, Robin和Sadka (2006) 在稳健性与权益市场、债务市场之间的国家横截面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债务市场规模解释了稳健性的国家横截面变动, 而权益市场规模则对稳健性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稳健性只对信贷人有利, 对权益市场的股东似乎用处并不大。与Ball, Robin 和Sadka (2006)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Ball和Shivakumar (2005) 发现上市公司比私有企业更稳健。该发现意味着公开权益市场比私有权益市场更需要稳健性, 间接表明股东也从稳健性中受益。Ball和hivakumar 的结果与价值相关性理论相左,因为公开权益市场估价需要的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而非稳健的信息。但最近Peek, Cuijpers和Bui2jink (2006) 认为公司在上市前更多地为关系型融资, 而在上市后转化为更市场化的融资, 在关系融资下信贷人对公司的了解更深, 因此对稳健
性的需求并不高, 而在转化为市场化融资后, 对稳健性的需求提高,
因此公司上市后稳健性程度上升。作者发现了与此一致的证据。这表明股东和信贷人之间的冲突是上市公司和私有企业稳健性差异的一个重
要解释, 这与Ball和Shivakumar所认为的两类企业的稳健性差异来自
于股东对稳健性需求的差异的观点不一致。
但是对于Peek, Cuijpers和Buijink (2006) 的发现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释, 也就是公司上市后所有权更分散, 无法详细地了解公
司内部信息的股东更多了, 股东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所报告的盈余
来做出投资决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稳健性的需求更高了。LaFond (2005) 在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 所有权分散的企业的财务报告更稳健, 集中则更不稳健,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以私下沟通作为信息传递的主导机制的关系基础治理系统降低了对稳健会计信息的需求。在我国的大股东控制体制下, 私下沟通机制也相对重要。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 使用我国数据研究发现了大股东控制权越强,其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的结论, 而大股东董事长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也降低了盈余稳健性。
鉴于大量文献表明, 作为处于转轨体制下的我国的银行债务对企业的约束比较弱, 尤其是国有企业面临的软预算约束, 因此国内不少文献考察了债务及所有权性质对稳健性的影响。孙铮, 刘凤委和汪辉(2005) 使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 债务比重高的企业的稳健性显著地高于债务比重低的企业。同时, 对于国家控股的企业, 债务对稳健性的这种影响显著更小。刘凤委和汪扬(2006) 也有类似的发现。朱凯(2005) 则发现, 在银行贷款比例较低的情况下, 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稳健性显著高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随着银行贷款比例的提高, 两类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银企关系以及银行利益的重要性对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何贤杰、朱红军和陈信元(2006) 进一步发现, 政策性贷款的存在是造成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信贷要求差别的重要原因, 对于没有政府干预或干预较少的贷款, 银行对两类企业会计稳健性的要求没有显著差别。而中央政府提高金融资产质量的政治压力和向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时潜在的政治成本又迫使国有银行为了控制信贷风险而对非国有企业要求过于严格的会计稳健性标准。
最近, 陈旭东和黄登仕(2007) 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的分析发现, 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 盈余没有稳健性。与此相反, 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 盈余具有稳健性。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可能与Peek, Cui2jpers 和Buijink (2006) 的发现存在一致性, 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 企业更多是采用关系型融资(比如债务主要来自于当地的银行) , 因此稳健性需求低。而在企业逐步成长后, 业务区域的扩展导致当地信贷人通过私下沟通来了解借款人信息的难度提高。同时, 知名度的提高导致异地信贷人出现。因此, 债务融资逐步地走向市场化, 信贷人因此提高了对稳健性的需求。
因此, 从上述研究中基本可以确定信贷人对会计稳健性有需求, 但对于是否权益市场中的股东对稳健性也有需求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在管制和诉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方面, Watts (1993, 2003) , Kothar, Lys, Smith和Watts ( 1998)
以及Beaver (1993) 都认为, 由于盈余高估时企业容易被股东诉讼, 稳健性可降低诉讼成本的现值。最近, Huijgen (2003) 比较了英国在美国交叉上市的公司和没有在美国交叉上市公司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有更严格的诉讼威胁及实施体制的美国交叉上市的公司的财务报告更稳健, 并且诉讼是驱动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从管制角度对稳健性的研究集中于会计准则管制。我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对稳健性原则的强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赵春光( 2004) 讨论了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变化趋势, 发现在1999、2000和2001年有所提高。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 使用1993—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 会计稳健性在1998年后逐渐增强, 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具有稳健性。朱茶芬(2006) 也发现, 2001年前后盈余的稳健性和及时性发生了结构性的提升, 说明2001年的准则变革有效改进了盈余质量。但实际上, 李远鹏和李若山(2005) 以及李远鹏( 2006) 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及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稳健性的研究却发现, 很多研究得出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 而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由于退市管制制度导致了亏损时选择稳健, 而在盈利时则不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 也表明, 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所提高的稳健性主要来源于亏损公司?洗大澡?所致。陈旭东和黄登仕( 2006) 使用分量回归进一步确认我国上市公司在盈余高时会增加对好消息的确认, 降低对坏消息的确认, 而在低盈余时则增加坏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好消息的确认。正如牛建军、岳衡和姜国华(2006) 所指出, 我国的稳健性的上升实际上来自于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提高, 而非来自于盈余稳健性的改进。但高质量准则需要的是盈余稳健性(Ball和Shivakumar, 2005) , 上述研究的发现往往是缺乏对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控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研究基
本上表明盈余的质量并不是单独由会计准则本身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制度因素和管理者的动机, 这正是Ball(2000) 对东亚国家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陈少华和王利娜(2006) 也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指出了这点。
四、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
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基本上都出现在Watts (2003) 的综述之后。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 对企业融资成
本的影响, 第二, 对真实投资活动的影响。
Ahmed, Billings, Morton和Stanford2Harris (2002) 发现, 在控制了企业债务成本的其他决定因素后, 会计稳健性与更低的债务成本
相关, 会计稳健性对于减轻债券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及降低企业
的债务成本有重要作用。Zhang (2004) 检验了债务签约过程中会计稳
健性的效率收益, 分析了稳健性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事后和事前收益。Zhang发现, 在借款人面临不利冲击时, 债务协议违反的可能性随
着借款人的稳健性递增, 这与信贷人通过更及时的违约信号而受益的
假设一致。另一方面, 稳健的借款人在取得贷款时以更低的利率而受益, 对于这一假设, 证据表明, 贷款人为更稳健的借款人提供更低利率的
贷款。Moerman (2005)使用独特的二级贷款市场的数据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和财务报告质量如何影响贷款交易的买卖差价。作者发现买卖差价与更高的信息不对称正相关。更重要的是借款人的会计稳健性降低了其对应的贷款交易的买卖差价。这种发现意味着, 更稳健的财务报告降低了与债务协议相关的信息成本, 并提高了二级市场交易的效率。
同时也出现了少部分的稳健性对权益资本市场的影响的证据。Easley和OpHara ( 2004 ) , OpHara(2003) , 以及Leuz和Verrecchia (2004) 表明稳健性可能有助于降低企业特定的无法分散的信息风险,
并因此降低权益资本成本。Francis, LaFond, Olsson和Schipper (2004) 首先进行了检验, 但发现会计稳健性对于权益资本成本无显著影响。Lara, Osma 和Penalva ( 2006 ) 认为Francis, LaFond, Olsson 和Schipper (2004) 的发现受到其稳健性计量方法的影响, 认为Francis, LaFond, Olsson和Schipper的稳健性计量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和稳健性之间的相关性。首先, 十年数据的要求引入生存偏误; 其次, 低观察量; 最后, 得到的十年平均稳健性计量有向下偏误。Lara, Osma和Penalva采用多种计量组合的方法来计量稳健性后发现,
稳健性显示出了与事前资本成本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是文献第一次发现了稳健性在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作用。
稳健性虽然在理论上确实对企业的真实投资活动有影响, 比如如
果企业采用更稳健的会计, 则在评价投资项目时会更多地拒绝差项目, 而将更多的资本配臵到正净现值项目中, 同时能尽早地从损失项目中
撤离出来。但这方面的研究仍极度缺乏。目前的唯一研究为Bushman, Smith和Piotroski (2005) 从国家横截面角度检验了稳健的财务报告体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更稳健的财务报告体
制下, 企业对投资机会下降做出反应的速度更快。同时, 作者发现在所
有权更分散的国家中, 稳健性在约束过度投资中的作用更高, 这意味
着大股东治理和会计治理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国内方面, 王亮飞和潘宁(2006) 认为, 当会计盈余及时性较低时, 股权结构会向更高成本的监督机制调整, 表现为股权集中度变高, 实
证结果支持了这一预期。但这一发现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 即可能是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况下, 导致了低及时性。因为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况下, 不需要通过年报等形式来与股东之间沟通信息, 大股东可通过私下沟
通来了解公司的情况。这正是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 所发现的结论。
五、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会计中稳健性原则的存在由来已久,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
对于该原则的研究多数都是规范性的, 该领域的系统的经验研究出现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尤其是在Watts (1993) 提出了研究议程以
及Basu (1997) 设计出度量稳健性的计量后。最近十年中出现的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基本上确认了稳健性是最重要的会计属性之一。虽然文献普遍发现了稳健性的好处, 但价值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必定需要权衡,
过度的稳健性会损害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这意味着稳健性也是有成本的。最近, 牛建军和王立彦(2006) 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 会计准则质量与稳健性之
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Su (2005) 发现内部人会利用稳健性进行内幕交易, 导致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就是这方面的初步证据。因此, 研究稳健性所带来的成本是有重要意义的, 只有明确稳健性的收益和成本, 我们才能确定最优的稳健性程度。
在我国, 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 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 虽然所有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国际上有了初步的研究, 但对于我国而言, 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殊经济体制使得关于
稳健性的需求和经济后果的研究非常重要, 在需求方面出现了少量的
研究, 但经济后果的研究仍缺乏, 尤其在有证据表明稳健性被滥用的
情况下, 这种研究显得特别重要。此外, 在我国的双重国有所有权体制下,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必定会影响信贷人对借款人企业稳健性的要求,
因此是否信贷人对借款人的稳健性定价是值得考察的问题。最后, 在我国股权分臵的制度环境下, 股票价格未必能充分反映企业好消息和坏
消息, 因此使用Basu模型得出的结果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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