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多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自实行以来，据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
吗？
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
一、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
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
1、理论界的误区
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就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非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是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
搞到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写照，理论界突然找不到屁股来打。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在批判决政失误的时候也把自己的错误也捎带上？
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在于很少有人下到基层，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
2、80年代为什么强调“离土不离乡”
当1984年卖粮难发生以后，1985年农民自发地减少了7000万亩的种粮面积，大规模上了经济作物，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农村经济结构重大调整。这时，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本身就推进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进入城市的要求。于是，在1985－86年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开通城乡的建议。但最终还是强调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厂不进城”。杜老 曾经讲过，当时的中央农研室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的建议，尽管领导也同意考虑，但几乎受到所有城市部门的反对，最后只在1986年的“一号文件” 中写进去一句加了限制条件的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确实是用财政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的全部社会保障，城里人“生老病死有依靠”，使得城市人群基本构成了能够稳定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社会上的刑事发案率也非常低，任何人都怕犯“错误”，因为他的全套保障都在单位，而当时单位的收支又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负责。客观地说，尽管政府维持的只是低水平的保障，但仍然基本能够保证社会安定。
而乡镇企业在创办期间根本离不开农村，其制度本来就不应该同于一般的城市中小企业。因为，当时的基本原材料和主要工业品完全在国家计划控制下，除了依托农村资源开发的（如15小）之外，乡镇企业只能以土地和劳动力换取那些被纳入计划分配体系的城市企业转移初加工或粗加工；无论后来怎样发展，其资本积累也只能来源于土地和当地资源的资本化，以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二、90年代的人口大规模流动
1、为什么打工潮起于1992年
1992年以后中国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去打工，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1993－1994年增加到6000万，到1995－1996年曾经达到约8000万。这主要是因为，1989－1991年农产品的全面卖难，导致了1992年的粮食市场几乎全面放开，农民进城既没有必要
带“粮票”，也不必再“自理口粮”。因此，只要有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当然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首先看需求变化：1992年邓南巡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粗工的需求大幅度增加，1992年经济高涨是以沿海开发区建设为主要动力的，而开发区建设要求“三通一平”，“七通一平”，需要大量粗工去挖土方、盖楼房，修马路，修建电力、电信和给排水的各种渠道。这种客观变化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带动了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同时也引起了各地政府的政策调整。
此外，打工潮和9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农产品卖难有很大的关系。1984年卖粮难引起80年代中期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全面增加，又导致80年代国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同期的“价格闯关”改革，造成在物资相对“短缺”条件下的物价大幅度上涨，政府随即实行“宏观紧缩”、导致城市需求下降，于是，农、林、牧、副、渔等大宗的农产品在90年代初普遍卖难。据当时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统计，1991年十几种主要农产品需求弹性大于1的只有一、两种，其他大部分都在1以下。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恰恰是农产品的充分供应和食品价格下降，把城市财政补贴的食品保障的体系打破了。到1992年年初的时候，全国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县的粮食没放开，猪肉、粮食、油料、棉花等等大宗农产品基本放开了，副食品随之也放开了，粮票和各种票证都逐渐取消了。没有了粮食和副食品票证供应的这个限制条件，1986年一号文件写的那个“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也就没有意义了。
可见，一方面是没有口粮限制，没有副食品供应的限制了；另一方面是农民在农产品卖难的情况下不得不追求非农收入，这才有了农民外出打工导致的大规模流动。因此，是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自发地市场化这种制度改变。
2、加速城市化和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政策为什么提出后又暂停
农民流动的事实，一度推动1993年开始的户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变，那时在政策讨论中就提出不搞身份限制。到1994年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已经写出来了，其基本精神就是改变管理原则，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但为什么那时没有最终变成政府的文件？是因为1994年以后宏观环境变化。
由于1994－1995年再次发生通涨，到1996年的物价指数高达约24％，并且1995－1997年期间政府再次采用传统手段进行了宏观“治理整顿”，本来已经起草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暂时搁置，自由迁徙才重新成为问题。
具体情况是，1994年底这个文件的草稿出来以后，在征求各部委和各地意见的时候又出现难以协调的现实问题：
第一，大城市显然不能完全放开。当时有些大都市为了应对这个文件甚至提出户口迁移要几十万元，而且近郊、远效、城区的户口分别差多少万元。这个费用大致等于每个市民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政府补贴的总额（后来，世界银行曾经测算出城乡差别的修正系数为0.7-0.72）。其他不同规模的城市有不同的“卖户口”价格，各地应对性的地方收费政策已纷纷出台了。对这类差别很大的地方政策是否应该承认，如果承认又该怎样规范？
第二，农民进入城市是否必须放弃在农村的土地权益？理论上是不能在城乡都占有生产资料，事实上却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只是“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进城退了土地，是否能够在城市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保？要让社保覆盖进城农民得增加多少开支？
第三，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出现了新问题：逐年增加的社会犯罪中，流动人口犯罪的比重相当大，从1994年的统计材料看，70%的新增刑事犯罪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因此，应该搞“小城镇、大战略”，还是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允许流动人口自由地向大城市集中？
3、90年代的问题和80年代的问题不一样
首先是宏观制度有重大改变：从1994年开始提出分税制改革以后，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明确的财政自主权以及对不同税种的征收和分成权利。这和过去1983年提出的财政分级承包有重大差别。1994年人们讨论分税制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就指出：各地特别是东、中、西部各个地方的不平衡发展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显化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差别。
此外，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引发的是否开通城乡等讨论，既遇到了重大挑战，也形成新的机遇。因为，90年代后期加快国营企业改革的同时出现了大量职工下岗或者失业，这导致一些城市政府出台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文件。而在同期，也是因为政府财政在赤字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无力承受过去那种补贴负担，于是开始进行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一系列相关改革不仅有利于人口自由迁徙；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着城市化问题的政策讨论。只是这时候的讨论不再是理论上的国民待遇或是权力上是否平等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由于相关问题的复杂性，所以，1995年国家11部委联合提出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框架。UNDP也投资支持小城镇改革发展的试点项目。此时，各部委都进行不同内容的试点。例如公安部门就提出先选择大概100个城镇搞户籍改革试点。
4、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
上文引述80年代时的政策提法，当时就没有人明确反对开通城乡，没有反对应该让农民自由进城，而是各部门提出的实际问题政府决策者解决不了。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农村人口进来以后教育经费谁开支，道路、交通这些增加的开支谁负责？如果公共物品都是财政开支，其经营也是政府补贴的，如果城市人的粮棉油肉菜蛋都是补贴的，新增人口需要增加的开支和补贴从何而来？这些实际问题提出以后，尽管中央农研室提出的建议在80年代还具有显著的“政治正确性”，但解决不了这些现实问题，所以从开通城乡这种理念正确性退下来，变成文件中能够对应解决实际问题的一句话。
综上所述，是1989－1991年农产品的卖难，迫使1992年的农产品市场进一步放开，导致了1993年的户口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后来，随着90年代宏观条件的变化，财政终于保不起城市补贴了，影响开通城乡的体制问题也越来越少了，于是才有现在的户籍改革的重大突破。可见，制度上的变化过程和宏观形势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
四、当前谁可能反对自由迁徙
逻辑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实行家庭承包，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就应该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允许农村人口有自由迁徙权。但从实际上看，80年代的问题是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的问题是90年代的问题，进入了21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原来又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研究不同年代的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相关影响。
1、劳动力市场化流动的问题
结合西部开发大战略，分析完全市场条件下要素的流动，为什么1985年提出的“梯度发展理
论”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为什么东部资本过剩却并不西进、仍然是资源和劳动
力“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曾认为，这些年资本不能西进，是因为完全放开劳动力市场以后，劳动力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极低，那么投资人在东部地区完全可以坐享投资利益。比如在广东，粤北粤西离珠江三角洲都不远，为什么在同一个省内但资本却流不到这些贫困地区？就是因为粤北粤西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到珠江三角洲去。再如，2000年4月我在江西调查的时候也看到，周围是资本密集区，唯独它是“盆底”，为什么，就是因为劳动力可以从外部流入，沿海和大城市的投资人却完全不必支付劳动力流动成本，也不必为打工者支付社保费用；因为外来打工者的社保仍然依托在家乡的土地上。这也是打工者十年工资不变、实际收益下降和劳工待遇难以改善的客观原因之一。
因此，尽管不发达地区提供再好的条件，即使土地不要钱，只要投资者的比较收益仍然高于西部，他
就不愿意“资本西进”。
我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挡住劳动力的流动，当然应该继续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的作用下继续流动——客观上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人们的其他调查也指出，四川、贵州等土地资源短缺的地方，每年有几百个亿的劳动力的打工资金能够回来稳定农村的户营经济。
2、不同地区搞社保制度的利弊问题
现在讨论自由迁徙，问题应该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还不止于税制带来的，更大的不公平还表现为：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必须为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贡献自己得不到的社会保障开支。因为，打工者的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在打工地已经支付掉了，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把那些献出最好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的那部分社会保障支付占有了，用于支付本地人的社会保障开支了。当然发达地区是愿意维持这样的状况以保证自己少支付公共开支，因此，在发达地区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专门账户，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的。
而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账户，肯定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劳动力最好的年龄所支付的社会保障，其实已经被发达地区所占有。劳动力回家乡时不能带走已经交纳的社保基金，尤其是那些已丧失年龄优势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回来以后造成的社会负担，必然由不发达地区承担。
3、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我说，自由迁徙重新写入宪法当然会有阻力，阻力在哪儿，就是在发达地区。因为自由迁徙一旦写入宪法，包括发达地区在内，都应该无条件执行，而且应该根据这个条款来修改中央和各地的相关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企业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所谓“理性经济人”，那他更愿意的就是现在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会源源不断地保证最好的劳动力来让他以最低的工资支付，一旦最好的劳动力所支付的剩余价值被企业占有以后，就让他们走人，然后还会再来一批新的最好劳动力，所以发达地区的企业家恰恰是跟政府的利益高度一致的，他们恰恰不愿意让这些劳工形成利益集团。也许，发达地区当地的劳动者可能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集团，但那个集团是否是主要的利益主体呢？当然不是，因为它并不在政府的利益分配范围内，有必要时政府也许会拿它抵挡一下。
可见，重要的不是宣布自由迁徙是一种宪法权力，要求任何地区的政府和利益集团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是对现实问题的清楚把握和制度条件的理性改变。
温铁军：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 人们大多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自实行以来，据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 为什么？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吗？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一、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 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1、理论界的误区乡镇企 业在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 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就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 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
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是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搞到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写照，理论界突然找不到屁股来打。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在批判决政失误的时候也把自己的错误也捎带上？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在于很少有人下到基层，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2、80年代为什么强调“离土不离乡”当1984年卖粮难发生以后，1985年农民自发地减少了7000万亩的种粮面积，大规模上了经济作物，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农村经济结构重大调整。这时，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本身就推进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进入城市的要求。于是，在1985-86年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开通城乡的建议。但最终还是强调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厂不进城”。杜老曾经讲过，当时的中央农研室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的建议，尽管领导也同意考虑，但几乎受到所有城市部门的反对，最后只在1986年的“一号文件”中写进去一句加了限制条件的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确实是用财政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的全部社会保障，城里人“生老病死有依靠”，使得城市人群基本构成了能够稳定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社会上的刑事发案率也非常低，任何人都怕犯“错误”，因为他的全套保障都在单位，而当时单位的收支又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负责。客观地说，尽管政府维持的只是低水平的保障，但仍然基本能够保证社会安定。而乡镇企业在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作者：温铁军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点击数：更新时间：2011-5-12 今天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第11讲，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大家非常景仰的一位学者，他是多次到我们这里来讲课。温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叫做“告别百年激进”。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温铁军教授，温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二级教授，相当于我们文科中的最高级别教授。他在执教前曾经有过11年的工农经历，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温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国内方面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温老师的讲课。 温铁军： 说到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有点不好意思。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我已经来讲过至少三次了，但还从来没有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任何讲座，主要是自我感觉像传播学门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没有好好做新闻，反而改行做了研究。 今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思考，我们在有关“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讨论中，注意到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目录信息】 绪论 一、什么是政治思潮 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三、学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意义 [思考题] 第一章自由主义 第一节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一、现代自由主义的概况 二、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当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当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特征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评价 一、自由主义对中西方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自由主义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二章保守主义 第一节保守主义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 一、保守主义的概况 二、保守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保守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特征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评价 一、保守主义对中西方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保守主义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三章社会民主主义 第一节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脉络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况 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特征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 一、社会民主主义对中西方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社会民主主义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第四章民族主义 第一节民族主义的理论渊源 第二节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一、民族主义的概况 二、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民族主义的主要流派 二、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理论特征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评价 一、民族主义对中西方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民族主义 [本章小结] [思考题] …… 第五章法西斯主义 第六章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七章生态主义 第八章女权主久 第九章后现代主义 参考书目 主要学术词汇、代表人物中英文对照 谈当代思潮之二：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现在的政府负担已经过重，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在那里运行。实际上，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他们对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十分崇拜，把它完美化了、神秘化了，认为人们只要服从、顺从这种非人力的市场经济力量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 新保守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重要作用。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国家纷纷采取以私有化、改革社会福利为主的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 新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研究了一些重要问题：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新自由主义注重了公平，但失去了自由和效率。它奉行的国家干预政策，力图调节人们收入的差距，得到结果平等，但反过来必然会危及机会平等和人们自由竟争的权利，影响生产效率
自由与劳动——自由六问(之二) 自由与劳动——自由六问(之二)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换言之，作为人的类本质，劳动这种活动本身就应该是“自由”和“自觉”的。但是马克思又说：“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换言之，现实中的劳动恰恰不是“自由”的，而是“不自由”的。没办法，说到自由，就不得不讨论“劳动”。因为，在自由与劳动之间，的确存在着令人万分纠结的关系。我注意到，俞吾金认为，自由不应当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应当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在我看来，俞先生的意思是，自由不应仅仅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内生于人类生存的问题。 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俞先生强调：自由“是以人实际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俞吾金)。在我看来，虽然俞先生对自由的解读颇具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他毕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俞吾金把自由的本体归结为“自由时间”，就是对马克思有关“劳动时间缩短”思想的深刻领悟。正如马克思所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
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尤其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主张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居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22页)马克思的这句话隐含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基础不是丰裕，而是贫困。一旦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一旦社会财富不再建立于贫困的基础之上，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这真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在彻底消除了贫困之后，由于财富的衡量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劳动价值论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赵磊)。问题在于，到那时，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将是什么呢?马克思说：“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马克思的上述看法之所以深刻，就在于这些天才的思想与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的事实是一致的：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呈反比关系。事情越来越清楚：一切自由都是建立在“缩短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闲暇是自由的基础。没有闲暇，一切所谓自由都是挂在嘴上的自由，说说而已，当不得真。不少新自由主义者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当作自由的真谛。其实，这些自由固然是必要的，但它们并非自由的全部内容，更非自由的真谛。
温铁军：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 2012年06月11日 17:1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贫困是相对于发展而言的，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我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渊源来说，它是从
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世界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 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 二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呢？从原来的列强纷争，经济学上可以叫多次博弈，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二战中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的庞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了战后对西欧和日本，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不是后来对日本的雁阵转移。早期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苏联也是两条战线的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这个两翼，就是美国向西欧、日本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输出。 这个输出过程本身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在没有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重工业有一个特点，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且是劳动排斥的。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先发展重工业，会发生什么？于是当中国刚进入“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投资了，所以经济发展停摆。 二战之后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苏联的转移，对东欧相对顺畅，因为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 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的完整。1955年，中国人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完整国家主权有影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专家和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除全盘苏化。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 1956年苏共20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问题，接着中国要按照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后来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当中国人试图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当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看成看家本事的意识形态，能改吗？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的复杂情况？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巨大。 农业集体化向工业化贡献剩余 中国经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反映了几千年农民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中国都不适用。占人口88%的农民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
温铁军：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关于农业现代化，目前出现了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关注。 现在，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特别是在中国，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所以在今天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农业污染不可忽略。 过去，尽管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的现代化，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而如今，这种结合却是创造了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特别是污染问题；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资本追逐利润毫无疑问，但我们很少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的关系。举例来说，中国现在奶产业摧毁性的打击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热钱追求短期回报，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培养，然后再做奶站建设，加工。怎么解决？掐终端。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对外宣传时这就叫农业现代化。但问题是，这个加工车间的产量还不到这家企业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那么余下的90%缺口哪里来？抬价抢奶站的奶源。这样一来整个奶业市场都搞乱了。于是乎大家一起来三聚氰胺造假，奶产业也毁了。这类故事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 第二个资本过剩是产业资本过剩。它比金融资本过剩更早，是在1998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当时的做法是推出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处于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开始频频发生。黄浦江漂猪，它的上游浙江某地，据称年产700万头猪，按最低死亡率3%计算，一年也要有21万头猪死掉，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死猪焚烧问题哪能解决？ 如今，相比全球经济低迷，人们说，我们这边仍旧风景独好。但面对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情况，我实难苟同这种乐观。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够，直到菜贱伤农。 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 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就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然后农村发展，而是合作农业，稳定农村，安全农业。
“自由迁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故而，“自由迁徙”的权利是公民的“生存权”的一部分；而“生存权”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1982年宪法很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仍然将“自由迁徙”视作一种政府可操控的行政权利；具体到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造就了种种福利、待遇差别，没有“迁徙自由”的农民，遂成了这个国家里的“二等公民”，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涵义则是“平等”，没有“迁徙自由”，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又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之“平等”？ 下面扼要谈谈宪法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当年直接导致取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上世纪５０到７０年代导致公民失去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决定性直接因素——粮食紧张的困难已不复存在。现在粮食问题已走到另一极端：存粮过多，有“三年灾荒都不会饿死人”之说，进口粮食为的是品种调剂。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全国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通过市场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提高经济效益。现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形成，主要的障碍在于公民没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受户口制度严格的限制。近２０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人口流动大大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人才流动对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全国人才向东南沿海的流动，就没有特区今日的繁荣。农村劳动力是城市建筑业、服务业的主力。如果没有这些劳动者的支援，那情况是不堪设想的。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对城市ＧＤＰ的的增长作出了极大贡献。例如北京和上海２００３年人均ＧＤＰ已分别达到３４００美元和５０００美元，但这是按本地人口计算的，流动人口未计算在内。而实际上外来人口对北京和上海ＧＤＰ的贡献在２０％左右。 第三、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出路。在我国二元经济－－社会条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农村贫穷，主要穷在缺少资金，缺少知识。农民有了迁徙自由，可以流动，才能为农业发展带来资金和知识。不少媒体报道，当前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中，非农业收入的比重在有的地区达到五六成。有些农民在城市打工积累了资金，学到经营管理经验，增长了知识，就地或者回乡创业，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农民有了居住自由可在城市定居，他们的后代能够接受与城市儿童同样的教育，有利于普遍提高国民包括农民的素质，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第四、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土地资源集中，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入了２１世纪，我国农业还停留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规模细小的自然经济时代。１３亿人口，７０％多搞农业，过多的劳动力密集在狭小的土地上，成为隐性失业者。农村要富必须减少农民，让农民向外转移。农民放弃土地应得到足够的补偿。农民留下土地是集中经营大农业，取得规模效益的必要条件，也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创造条件。 第五、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有利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促进生产发展。自“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就深受市场疲软、消费不旺之苦。国内外都认为中国十多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但这个大市场是个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市场。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增产不增收，负担过多过重，外出谋求发展要受限制，占人口７０％的农民并没有多少现实的购买力。农民有了流动和居住自由，才有可能真正致富，便农村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 第六、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我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为此，我们必须克服劣势，发挥自已的优势，特别要充分发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同时我国还要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者自由地全方位流动，实现与生产资料的最优结合，是增强国力，争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的根本。 三、澄清迁徙自由会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的模糊认识 我国近三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 无不趋向于国家依法规范、社会经济调节、个人自主选择的迁徙自由目标, 迁徙自由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已初步奠定。但也有人担心, 如果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 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一) 实现迁徙自由不会出现农业危机。有人担心, 户口完全放开, 农民都拥到城里来, 农村可能会出现土地弃耕, 农业资源无人开发的现象, 导致农业基础的动摇, 影响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 从1952- 1999 年正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应该是农民、农业劳力逐渐减少的过程, 但四十七年里农民增加45156 万人, 劳力增加2.1459 亿个, 户均耕地下降44%, 劳均耕地减少26%, 人均耕地下降37%, 这表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实在太多了。把户口放开, 让农业剩余的2 亿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 是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的。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户口制度限制,都没有发生农民抛弃农业涌进城里的情况。 (二) 实现迁徙自由不会给城市就业造成负面影响。有人担心, 大多数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低,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户口放开后,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 对城市就业带来负面影响。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 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 其就业总的趋向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 劳动力由第一产
温铁军：合作社的教训和三个基本经验 时间:2011-01-12 23:13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作者:温铁军点击:104 次 ——温铁军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第四期农民合作社交流会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一、我们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幕式致词 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关心乡村建设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首先给大家鼓鼓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的事业肯定是越干越好。 前不久去香港，那些企业家们听了我讲的乡村建设后说，我们得帮你筹点款，把这件好事情办起来。我说，那好，企业家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就得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最近从香港回来以后参加了一个论坛，有一个资产号称多少亿的私人企业家找我说，你这件事情我听了特别有兴趣，你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供点机会。昨天我在清华大学讲课，一个在重庆搞房地产的企业家说他也想学卢作孚，搞乡村建设。在此之前，北京那些全球五百强的外企，一边开财富论坛，一边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把我请去了。你们看看今天来的这些教授们，听听我说的海内外的支持，这个事业不是正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吗？所以，尽管至今还有人说三道四，但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第二个事情，在说之前，请大家跟我一块喊口号，还是两年前的那三个字，“我是人”，喊三遍。什么叫我是人？我们先得会做人，如果还是晏阳初当年批评我们“愚、穷、弱、私”，那就表明我们没有学会做人，而今天，遇到困难了不能害怕，有了问题敢于暴露，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算学会做人。 今天我们开会做什么？大家干了一年的合作社了，这是个“组织锻炼期”。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主观的，有些问题是客观的。这个培训班与以往不一样，这次大家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敢于自
2009年3月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Mar.2009第21卷第2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 niversity of Posts and T 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V ol.21 No.2 关于当前影响我国的四种 社会思潮的剖析和思考3 靳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西方价值观和各种思潮乘虚而入,就目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西方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这些思潮,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8268(2009)022******* 一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我们在改革之初所预期的那样,国民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国在3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刚刚结束的第29届奥运会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最近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神七”飞船,更显示了我们的力量。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30年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和问题。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几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应该从理论上来总结这些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认识。把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发展问题是世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自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世界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这些问题,罗马俱乐部还提出了“增长的极限”,即这种发展已 ? 1 ? 3收稿日期:2008212216 作者简介:靳辉明(19342),男,山西侯马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政治学科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副组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以及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程默：我们怎样失去迁徙自由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就业的权利。居住和迁徙自由是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人权。人类对迁徙自由的追求、奋斗和对该项权利的普遍确认，有着悠久的历史。就其最早的成文法渊源来看，迁徙自由权利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第42条规定："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1791年的《法国宪法》最早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其第1篇第2款规定："各人都有行、止和迁徙的自由。"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宪法普遍对居住和迁徙自由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住和迁徙自由不仅成为各国国内法所普遍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成为国际人权宪章和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都把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作为基本人权予以确认和保障。 一、50年代前半期：法律保护下的自由迁徙状况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了迁徙自由。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把自由迁徙作为人民的11项自由权利之一。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上遵循了上述理念。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做总结报告时强调："户籍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了建国后户籍登记和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目的在于统一此前各地不一致的户籍管理办法，以利于公民身份的证明和治安的维持，适用范围限于城市，没有限制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条款。1951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公安治安工作会议指出："户口工作的任务是......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 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12月，内务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农村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强人口统计工作，并规定农村户口登记由内务部主管，城镇、水上、工矿区、边防要塞区等户口登记由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资料的汇总业务由国家统计局负责。1955年6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把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工作推向全国，以把握人口变动的状况。至此，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趋于完整。该指示对地主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社会群体的户口迁移作了一些限制，但并未限制一般民众的流动和迁徙，只是要求一般民众在迁徙时要转出和转入户口。1956年2月，国务院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统交公安机关负责。3月，全国第一次户口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的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
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 来源：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 几十年的农村实践，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切不可把农村问题仅仅当成是农村的问题” 走遍四十多个国家的农村，他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只要城市化就解决问题” 九亿农民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他的分析 中国经济大讲堂本期主讲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大讲堂，在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之前呢，我想先请各位品尝一些东西，这就是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碟花生，现场有没有谁有兴趣要来品尝一下我手里这盘花生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多人举手，来，你近水楼台先得月。花生怎么样。 观众：味道挺好的，个头小点，跟我小时候吃的花生味道差不多。 主持人：怎么样？好吃吗？ 观众：好吃，非常香。 主持人：好吃吗？ 观众：很香，这么好吃的花生从哪儿来的呀。 主持人：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这么好吃的花生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我想，所有有机会品尝到这个花生的人，包括我也吃了一两个，评语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非常好吃，我在之前打听了一下，这个花生在地里生长的时候，既没有施化肥也没有打农药，用的全是羊粪，应该说它是纯天然的食品。刚才最后的这个女同学问我说是在哪买的，说实话我也很想买，但很抱歉现在这个还没有卖的，这个是新农村建设基地的一些农民朋友特别生产的，也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的嘉宾带到现场要跟大家分享的，究竟新农村建设是怎么一回事，它跟我们九亿农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问号，现在我们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掌声有请。 他，17岁那年插队到了农村，从此他就成了农民最亲密的伙伴。他喝过洋墨水，却选择研究中国最土的问题。他是一个儒雅低调的学者，却在不同场合为农民大声疾呼。他就是温铁军，20年来，他坚持用脚做学问。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田间地头。2003年7月，温铁军与河北翟城村民集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农民建设学院。这个学院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目标是使农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本乡本土，从而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这种实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始。温铁军也因此当选为2003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两年过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验结果究竟怎么样呢？ 主持人：温先生能不能告诉大家，为什么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就选择了新农村建设。 温铁军：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等东亚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谈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从本质上来看，只有将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力三者的内容辨析清楚，才能从根本上厘清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内容。 一、基本权利，认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春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甚至可以说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它将人权具象化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 (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简单来说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当然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换句话而言，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春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回。从整体来看，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改革
人们大多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自实行以来，据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 吗？ 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 一、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 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 1、理论界的误区 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就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非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是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 搞到今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写照，理论界突然找不到屁股来打。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在批判决政失误的时候也把自己的错误也捎带上？ 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在于很少有人下到基层，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 2、80年代为什么强调“离土不离乡” 当1984年卖粮难发生以后，1985年农民自发地减少了7000万亩的种粮面积，大规模上了经济作物，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农村经济结构重大调整。这时，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本身就推进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进入城市的要求。于是，在1985－86年的政策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和开通城乡的建议。但最终还是强调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农民“进厂不进城”。杜老 曾经讲过，当时的中央农研室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的建议，尽管领导也同意考虑，但几乎受到所有城市部门的反对，最后只在1986年的“一号文件” 中写进去一句加了限制条件的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因为，那个时候城里确实是用财政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的全部社会保障，城里人“生老病死有依靠”，使得城市人群基本构成了能够稳定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社会上的刑事发案率也非常低，任何人都怕犯“错误”，因为他的全套保障都在单位，而当时单位的收支又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负责。客观地说，尽管政府维持的只是低水平的保障，但仍然基本能够保证社会安定。 而乡镇企业在创办期间根本离不开农村，其制度本来就不应该同于一般的城市中小企业。因为，当时的基本原材料和主要工业品完全在国家计划控制下，除了依托农村资源开发的（如15小）之外，乡镇企业只能以土地和劳动力换取那些被纳入计划分配体系的城市企业转移初加工或粗加工；无论后来怎样发展，其资本积累也只能来源于土地和当地资源的资本化，以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二、90年代的人口大规模流动 1、为什么打工潮起于1992年 1992年以后中国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去打工，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1993－1994年增加到6000万，到1995－1996年曾经达到约8000万。这主要是因为，1989－1991年农产品的全面卖难，导致了1992年的粮食市场几乎全面放开，农民进城既没有必要
乡村建设学院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10月号“乡村建设”专栏。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平民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平民教育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由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 “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 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生态文明内含着教育的多样性和在地化 在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本是一种有别于、并且超越于近百年来世人追求的传统工
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 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 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集成化和大规模传输的教育模式。 生态文明因其根本内涵是多样性的可持续循环系统，因此，当我们从工业文明时代进步到生态文明时代，就要知道生态文明所要求的教育是什么？当然，符合生态文明的教育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地化的。亦即，生态文明是体现自然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文明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与百年乡村建设密切结合的平民教育在当代的创新，就主要应该是和在地化知识系统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社会参与 式教育相结合的。 中国当前已经把国际社会一般强调的城市化改为“新型城镇化”，这个新战略，本来应该和在地化的平民教育 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样说的原因是其宏观背景，对此，参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人们务必加强学习：这是90年代末 期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战略
3 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 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 乏理论指导的困惑。为了解 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本 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 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 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 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 惑的原因。原来,自己在实 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 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 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 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于 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 信。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 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 给大家批评。 捧读史书,归纳心得,我 把百年来中国人追赶工业化 浪潮,以及先后发生的四次 由政府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 归纳为 一波四折 。 所谓 一波四折 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的中华农业文明史,翻到二十世 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 特殊时刻。但当她想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不仅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不愿意给她改变的机会,列强纷争下的世界割据也没有给后起者留下模仿 空间 。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这个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一、中国的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有鉴于此,我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即为: 洋务运动 及随后的工商业发展;民国初年大局甫定之后的 黄金十年 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
革二十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二、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是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简言之,清朝在安定了二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参见拙文: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七万个地方政府(当时约七万,现在约五万)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由此形成持续二十年的高增长。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 中央与地方关系 这种伪问题的证伪。中央政府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与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确实产生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但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是非对错标准的矛盾。可借鉴比较的是:一九五六年苏共完成工业化转向参与国际交换、而中国仍然在原始积累初期阶段,两党因此必然发生矛盾。 三、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 社会化大生产 ,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真正值得下一代研究和借鉴的是:当年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能否减少? 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必然产生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的内在机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