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被告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件（发回重审部分）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苏越的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旭、李维强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我们详细阅读了全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苏越；今天，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活动，从而对本案事实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为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我们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本案时予以考虑：
第一，关于本案案件定性以及被告人苏越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金额问题
起诉书指控苏越构成犯罪的三个犯罪事实所涉受害人及金额分别是：1、信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怡公司”），涉案金额3700万元，至案发造成该公司损失860万余元；
2、包头兴华信用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担保公司”），涉案金额180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该公司损失1800万元；
3、自然人于中弘，涉案金额25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于中弘损失183万元。
为便于法庭进行审查，我们对以上三笔涉案金额问题分别作出陈述如下：
1、关于信怡公司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认定信怡公司所受损失的金额为86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
证据显示，2008年1月份至6月份期间，苏越以不同名义总共从信怡公司处借得人民币2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折合人民币1746万元，按照1750万元计算。）具体的借款日期和金额分别是：
2008年1月25日500万元，3月12日220万元，3月17日1000万元；3月21日230万元；5月15日250万美金；6月11日1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后一笔，也就是6月11日的1000万元，受害人明确表示这是一笔普通借款，无论是朱雷的证言，还是信怡公司所出具的说明都明确了这一事实，且信怡公司表示将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追讨。当然，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也没有将这1000万元计算在内。检察机关共指控苏越以诈骗方式从信怡公司骗取人民币1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总计3700万元人民币，对这个数字我们不持异议。
那么苏越借款后总计还了多少钱呢？证据显示：苏越以本人名义或通过其他公司共计还款金额为3220万元，分别是：
2008年3月14日，通过太湖传媒公司还款390万元；
2008年5月16日，通过佳艺年华公司还款1200万元；
2008年7月10日，通过世纪恒星公司还款300万元，同一天还通过佳艺年华公司还款50万元；
2008年7月21日，通过太湖传媒北分公司还款750万元；
2008年8月19日、21日，通过佳艺年华公司分两次还款300万元；2008年9月16日、19日，通过北京森海公司分两次还款210万元，2008年9月19日，通过太湖传媒返还现金20万元。
对于以上还款金额，信怡公司实际控制人朱雷在2008年9月25日的证言中予以认可；公安机关于2010年3月24日出具的破案报告书中也有体现。
因此，在借款总额为人民币3700万元，有相关证据显示实际还款金额为3220万元的情况下，起诉书指控涉及信怡公司的经济损失金额为860余万元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经计算（3700万元－3220万元），实际所差金额应为480万元。
但即便是这480万元，辩护人认为也不能直接认定为是苏越给信怡公司造成的损失。在此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信怡公司实际控制人朱雷曾经于2008年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苏越及其掌控的公司归还其借款人民币600万元，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后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31465号民事判决书，全额支持了朱雷的诉讼请求，判令苏越归还朱雷600万元欠款。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辩护人认为，无论这600万元苏越是否已实际归还，但仅就这600万元的财产权利而言，既然信怡公司（朱雷）已经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法律的保护，且事实上也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那么这笔款项就不应再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否则，不但有违案件事实，也对苏越不公平。（注：该案于2012年7月12日审理结束后，经承办法官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调查，这笔钱已经执行、到位归还事主。故，这笔“损失”是不存在的，指控失实）。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检察机关所指控的3700万元数额中，苏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返还了被害人共计3820万元（还款总额3220万元+民事诉讼判令苏越归还的600万元），超付120万元。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苏越给信怡公司造成财产损失860万元的事实。检察机关该项指控中对于信怡公司的损失数额存在计算错误和认识误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恳请法庭能够仔细核算并充分考虑辩护人的意见。
关于涉及信怡公司款项的法律适用问题。
构成合同诈骗罪的首要条件是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其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这一目的是根本，也是界定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来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问题呢？
目前，我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法律依据一般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以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相关规定。上述两个法律文件中都提到对于行为人明知没有归还能力，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产，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这一规定可知，认定“非法占有”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明知没有归还能力”、“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
在此，我们暂不讨论苏越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问题（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进行论述），仅就“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一项来说就已经不能满足定罪条件。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充分论述了苏越已经用不同方式归还了检察机关所指控的全部3700万元欠款。在此情况下，认定苏越对该笔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2、关于兴华担保公司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在涉及兴华担保公司部分的犯罪事实中，检察机关共指控了两笔金额，第一笔是1500万元，对此，我们没有异议；第二笔是2008年10月28日的300万元。对于检察机关认定该300万元借款是犯罪行为，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这300万构成犯罪的理由是“苏越谎称奥组委等单位拖
欠其款项，以公司需要增资才能还款为由，再次与兴华担保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骗取该公司人民币300万元。”
但辩护人通过阅卷注意到，这一说法仅仅来自兴华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史和平一方的陈述，再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我们在会见苏越时曾经仔细询问这一事实，问其借款300万元的目的以及借款后的使用情况。苏越说，因为当时需要对森海担保公司进行增资3000万元，已经通过
兴华担保公司的经理唐金毅联系了几家合作伙伴，其中有一家提出可以向森海公司投资3000万元，但需要苏越提供300万元作为回报。基于
这一前提，苏越又向兴华担保借款300万元，而在此期间提供联系和斡旋的仍然是唐金毅（有关这一事实，我们已经向法庭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唐金毅出庭作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希望法庭能够准许）。但后来，因合作关系没有最终完成，森海公司增资的目的没有达到。
辩护人认为就这300万元款项而言，无论是在借款名义上，还是在借款后初期的用途上，苏越都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借款的实际用途确实是要用于运作森海担保公司增资事宜。苏越的过错，仅
仅是最后将此笔借款挪作他用，未能如期归还。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借款目的和实际用途不符问题，法律并未归结为是犯罪行为。
事实上，史和平在2010年12月27日所作的证言中提到，苏越在2009年7月16日还向他个人借款160万元，借款目的仍然是为公司增资。但对于该笔与前述同样性质的借款，检察机关并未以犯罪进行指控，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在对待以增资为目的借款是否认定为犯罪问题上是有保留的。故，辩护人认为无论是从刑法的谦抑性理论看，还是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出发，将这笔300万元的借款认定为诈骗都缺乏理论依据。基于上述，辩护人认为苏越借兴华担保公司的这300万元不能被认定是犯罪金额。
3、关于于中弘个人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检察机关指控这起犯罪的理由是“苏越以筹借迎奥运巡演资金为由，与于中弘签订多份《借款协议》，骗取于中弘人民币250万元。”证据资料显示，苏越与于中弘共签署过四份《借款协议》，但这四份协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用后一份取代前一份，也就是说在签订第四份借款协议时，前三份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在双方于2008年8月5日签署的第四份协议中，借款内容一项是这样约定的：“为2008年9月25日迎奥运巡回演出大型演唱会筹借资金”。众所周知，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8月8日开幕，8月24日闭幕。那么“2008年9月25日迎奥
运”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对此，任何具有行为能力的正常人都能辨别出来。而对于一个大家都知道虚假的内容又何谈诈骗？正如我提出“明天早上太阳从西方升起”这样一个说法，能够取信于一个正常人吗？显然不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说明于中弘根本不关心苏越借这些钱的目的和用途，关心的仅仅是借出的钱能否及时如数归还。因此，从于中弘的心态来说根本谈不上上当受骗。如果一定要说他感觉受骗了，也仅仅是因为苏越违约未能及时还钱，但这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
因此，辩护人认为把苏越向于中弘借款这一行为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在理由上太过牵强。
综上所述，在犯罪数额方面，辩护人认为苏越为受害人造成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损失仅仅是兴华担保公司的前1500万元。检察机关指控的信怡公司860万元损失并不存在，兴华公司的后300万元、于中弘的183万元不应归入刑法调整范围。
第二，被告人苏越犯罪主观恶性不大，应当有别于其他诈骗犯罪
首先，在苏越的主观意识中并不存在“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问题，他也不是不想还钱。
苏越从2000年左右开始投身商海，先后成立了多家公司、从事文化
产业经营。应当说在开始几年，他的公司经营还是顺风顺水的，但由于苏越缺乏现代商业运作理念以及必要的法律意识，以至于在公司的经营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其所投资拍摄的多部电视剧尚未能得到应得的商业回报。
近年来，苏越致力于自己文化产业梦想，先后投资拍摄并已经播出的电视剧有《武林外传》、《大人物》等多部热播剧。2003年至2006年期间，他应中央电视台个别领导之邀投资拍摄了《金岸》、《遍地英雄》、《为你燃烧》、《好事多多》、《长河东流》等多部电视剧（也正是因为拍摄这些电视剧，才造成了苏越公司的大面积亏损）。但后来因为多方面因素影响，并没有能够及时与央视就这些电视剧的播映权达成协议，以致先期投入的资金不能及时回收，更无利润可谈。但不能说央视没有收购，这些电视剧就没有其他市场，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地方电视台可以接受这些电视剧，仅仅是因为苏越想卖一个好价钱最终并未谈妥。可以说上述电视剧的版权仍然属于苏越的公司所有，也可以说在苏越由于公司亏损而进行大量借款的时候这些电视剧正在待价而沽。粗略计算，这些电视剧仅投资成本就价值上亿元，更不用说其商业价值。据辩护人所知，目前上述几部电视剧在苏越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时间里，已经先后在央视或其他电视台中播出。
2009年底、2010年初的时候，苏越筹资1000万元，以自己经营的北京佳艺年华公司名义收购了无锡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广电
产业投资发展公司持有的无锡太湖传媒文化有限公司60%的股权。股
权转让合同已经签署，970余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已经支付，正在准备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苏越被刑事拘留，以至于股权转让工作功亏一篑。据苏越介绍，这项公司重组工作完成后，将会产生如下几方面影响：一是可以变相弥补债务，已经与被收购的两家原股东达成一致，即苏越拖欠他们的债务免除，这一项大概有几千万元；二是所有由太湖传媒公司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如《金岸》、《好市多多》等）的版权也均归苏越一家所有，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三是苏越已经在与香港、深圳的几家公司商谈，公司重组后，这几家公司将会对太湖传媒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届时该公司的股权价值将会有大幅提升。上述几项内容只要有一项完成，苏越所面临的困境均可得以扭转。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安机关没有给苏越时间。
在此还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苏越进行此项工作时，相关案件债权人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苏越诈骗问题，因此，苏越为积极还清欠款而从事这项股权收购工作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汇报并得到过公安机关的首肯，苏越也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向案件承办人汇报。但就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时，他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在将近完成收购工作的关键时刻，苏越失去人身自由，在客观上使得苏越无法及时清理所欠债务了，以致造成今天的困局。
在我们会见苏越时，他一直在对我们说，由于公司的发展正处于瓶颈阶段，或者说暂时遇到了困难。虽然他确实借了很多钱，但他从来不相
信自己没有能力归还，也从来没有想过不还，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事实上，就在信怡公司2008年7月21日向公安机关举报苏越的当天（苏越本人对此并不知情），苏越还以太湖传媒公司的名义向信怡公司还款750万元，在信怡公司报案后，还还款530万元。
因此，虽然从表象上看，他确实对所借款项不能按时、足额归还，但这并不代表他自己在主观上“明知没有归还能力”，也并不代表他不想归还。其次，苏越通过各种方式所得款项都是用于公司经营，而非用于个人挥霍享受。
在刑事侦查卷宗第五卷以及其他卷宗中，均有大量证据显示苏越所借款项的用途、流向。在这些证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钱都被苏越用在了正常的公司经营以及偿还先前公司的借款上了。苏越个人并没有对这些款项进行丝毫占用；相反，多年来他将自己以及家人的积蓄、房产、汽车等等财产也都搭了进去。
普通诈骗犯罪的被告人在利用非法手段获取财物后，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或者用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或者用来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但反观苏越案件，随着我们对案情的了解，随着我们与苏越本人更多的交流，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苏越从始至终都没有为个人考虑过什么。苏越的涉案金额每一笔都动辄几百、上千万元，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占有，那么他所获取的每一笔款项都足以支付其后半生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拥有国外绿卡，假如真的想“非法占有”这些财产的
话，他早就采取相应措施了。现实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想“非法占有”这些财产，而仅仅是“非法使用”而已。
今天，我们在这里向合议庭提出这些意见，并不是想为苏越所犯罪行进行无原则的开脱，而是想通过陈述这些事实向法庭说明，本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毋庸违言，苏越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其情可悯，其状可怜！我们作为辩护人恳请法庭不要将本案看做一起普通的刑事犯罪，而应当更多地考虑案件本身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三，在量刑方面，苏越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
首先，我们认为苏越没有任何前科劣迹，此次犯罪也带有一定原因的特殊性。具体原因前面已经详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我们认为苏越部分罪行存在“自首情节”，这一点希望能够引起法庭的重视。
根据侦查卷宗材料记载，被告人苏越的到案日期为2010年3月24日，“到案经过”显示为案件承办民警给苏越打电话，要其到公安机关说明问题，在整个过程中苏越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抗拒、阻碍、逃跑等行为。且此时公安机关仅仅掌握信怡公司的举报情况。苏越来到公安机关后随即被刑事拘留。综合苏越的到案经过，辩护人认为，苏越的行为符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第一条第5项之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到案后，苏越认罪态度较好，对自己所犯罪行没有丝毫隐瞒，而且还主动交代了后两起罪行，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卷宗记载，兴华担保公司是在2010年5月20日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举报，而苏越此时已被羁押，对此举报显然是不知情的。在2010年5月28日的讯问中，侦查机关让苏越自己交代还有哪些罪行时，苏越主动交代了兴华担保公司和于中弘这两笔。我们认为，此时公安机关虽然已经接到了举报，但并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苏越的犯罪事实。而苏越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主动交代这些问题，这首先能够反映他的认罪态度是良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犯罪嫌疑人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苏越先是具有“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情节，此后又能“主动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且，该等行为得到公安机关2010年6月24日出具的《呈请破案报告书》中认可。那么按照上述相关法律规定，其后两起罪行应当认定为“自首”。
退一步讲，如果说兴华担保公司这一起是先有举报，再有交代，不能完全符合“自首”规定的话，那么对于中弘的第三起犯罪则完全符合“主动
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因为于中弘根本就没有报案，是苏越主动交代之后侦查机关才向于中弘进行核实了解的。
当然，正如前述，辩护人并不认为苏越借于中弘款项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如果法庭最终不能采纳辩护人的这一意见，我们也恳请法庭在量刑时能够充分考虑他的自首情节。
第三、被害人并未要求严惩苏越，对于被害人的这一态度也希望法庭能够充分考虑。
2011年6月22日，本案原一审承办法官与被害人于中弘有过一次谈话。笔录中法官问于中弘：“你对他（苏越）这个人的行为什么态度呢？”于答：“他是小聪明，大愚昧。我希望法院能判他轻一点，一方面他这人不坏，只是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糊涂，非常差。另一方面他确实有音乐天赋和相关能力，如果让他早点出来的话，我们还能有点希望拿回钱。”法官问：“你对他量刑有什么要求？”于答：“不从法律角度讲，我希望他能越早出来越好。因为他早出来我们能有希望早点拿回钱。”由上述对话可知，作为被害人，他并不希望苏越被重判，而且被害人也承认苏越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些糊涂。我们认为，于中弘的态度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代表其他被害人的态度。毕竟苏越已经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人了，如果像原审一审那样判处其无期徒刑，那么他的后半生很有可能就是在监狱中度过，他欠被害人的巨额钱款也将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归还。
此外，我们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苏越案件发生以后，不但苏越本人多次表示将积极退还所欠债务，苏越的近亲属也在积极帮助苏越还款。尤其是与苏越共同生活多年的安雯女士更是卖掉自己价值千万元以上
的房子帮苏越还债，还在退出演艺圈多年后复出，写书、演出，并将所得款项全部交给法院。。。以弥补苏越对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尽量挽回因苏越罪错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也想提请法庭注意，那就是本案原本应当属于单位犯罪，在追缴违法所得方面，原则上应该只追缴单位资产进行发还。虽然检察机关因个别涉案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未予起诉，但这并不能改变单位犯罪的事实。现在将所有罪责都归结在苏越个人头上，有违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综上，我们认为根据苏越的犯罪情节，法庭是有条件、有理由对其作出从轻判决的。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为便于法庭对苏越犯罪情况作出全面审查、对其作出适合的判决，在结束我们的辩护之前，我们还想向法庭说明一些案外情况。
苏越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优秀的原创音乐家之一，担任过中国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等大量音乐界社会职务，由其创作的《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等歌曲至今流传于华人世界、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还由于其杰出的贡献，他的作品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及政府级许多重要奖项，应该说
苏越在其前半生为我国的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音乐才华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媒体报道所言，苏越是为了实现自己“在中国创办一个产业化的文化企业”的梦想，因经营不善而身陷泥潭，最
终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的，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历了这次沉痛的的教训之后，苏越是能够重新审视自己、正确规划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正如他在原审一审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所讲：“我对不起太多的鼓励我、给我荣誉的社会公众。我犯了错误，自己毁
了前途，给社会抹了黑，但是我的良心没有泯灭，虽然我的事情犯了法，但是我仍然爱这个国家，爱人民，爱这片土地。我希望有机会一直创作下去，写出好的音乐，我相信我的音乐会比我的生命长。希望法庭能够给我机会，让我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去。”
辩护人认为，虽然苏越应该为其所犯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贯主张，与其让苏越在监牢中终老余生，还不如给他一个机会，让其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为人民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以弥补因其罪行而为社会带来的损失。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苏越从轻处罚，不仅仅是苏越本人及辩护人的希望，同时也是被害人的希望，更是所有喜爱音乐的社会公众的希望，也有利于苏越积极归还对被害人的欠款。鉴于此，我们恳请合议庭能够
考虑并采纳我们提出的辩护意见，审慎考量对苏越的刑罚，给苏越一个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陈旭
李维强
2012年7月12日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一、概念上的区别 1、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2、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三、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 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705230515.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经典刑事辩护词——故意杀人案 来源：作者：日期：09-07-06 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我受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朱某委托，作为他的辩护人出庭为他辩护。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辩护词，希望合议庭采纳。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盗窃、敲诈勒索罪均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曾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10月25日作出过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虽然于2009年1月15日被省人民检察院撤消，但从今天庭审控方提供的证据看，本案仍然存在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本案的焦点应该是林某某是否已经死亡并且系被告人所为，正是在这个焦点问题上，控方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了故意杀人、分尸、多次抛尸的行为，但控方没有向法庭提供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抛尸现场、抛尸包装物等构成故意杀人犯罪的基本证据。尽管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曾作过认罪供述，但也作过没有杀人而系林某某自己外出未归的辩解。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明确表示其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系逼供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口供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在认定犯罪的基本直接证据缺失
的情况下，间接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足以得出被害人已经死亡且系被告人所为的唯一结论。但庭审的结果表明，控方提供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的程度。 1、控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一）没有提供尸体、尸块或尸体各部分残骇；没有提供杀人、毁尸工具、运尸工具和运送尸体残骇的包装物；没有提供抛尸现场。 二）现场仅发现少量血迹、少量可疑组织碎屑及一块很小的骨质碎片。涉及这部分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没有在法庭上当庭宣读。在厨房的血迹不能排除切菜时手指受伤流血的可能，在卫生间的血迹不能排除鼻血或妇女经血的可能；在卫生间发现的组织碎屑不能排除系头皮、脚皮等因新陈代谢而产生的正常脱落物；骨质碎片不能确定是何部位，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三）魏某某在2006年11月14日证言中证实：11月11日，也就是林某某“死亡”3日后，魏某某曾收到林某某手机发给她的短信。这短信系谁所打？目前并没有证据排除不是林某某所打的可能性。 四）控方在辩论中认为林某某出走时什么都没带，没有生活来源，两年多没有任何消息，这些都说明她已死亡。辩护人认为这些都只能是猜测、分析、判断，不是证据，不能说明她已经死亡。据报载，某母女二人被某兄弟二人拐卖十年才被发现，佘祥林妻子也是十几年才回，其间同样都是和家里失去联系，从家庭角度看都没有生活来源。因此控方的以上说法不能证明林某某已经死亡。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合同诈骗的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本罪主体应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从该角度讲，我们认为本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一类。单位犯合同诈骗罪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只要符合这两条，就可以认定是单位诈骗。 据此，应分清以下三种情况：1、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其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即属单位诈骗；假冒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和单位不追认的，属个人诈骗；2、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且单位内自然人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的，属单位诈骗；以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诈骗；3、自然人经单位授权在此范围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属单位诈骗；盗用、冒用、伪造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诈骗。对于单位诈骗案件的处罚，在追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对单位判处罚金。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要依承包方式，承包性质以及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具体讲，对于定额上缴承包费，除了上缴一定基数外，其余收益都归承包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属于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如果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个人的, 则应定个人诈骗。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要件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行为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主要表现在：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购销或加工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合同双方恶意串通，利用合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行能力，弄虚
优秀律师事迹材料 优秀律师事迹材料 ： 窦荣刚律师事迹材料 窦荣刚，男，汉族，74年生，山东临朐人。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1998年考取律师资格， 201X年实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号13707201X10281728。从业以来一直执业于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十二年，承办过大量在潍坊市、山东省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 201X年荣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人民网联合举办的“201X年度最佳辩护词”评选优秀奖； 201X年3月被潍坊市司法局授予“201X年度潍坊市优秀律师”；201X年荣获山东省第十三届律师业务理论研讨会（山东律师论坛）论文评比一等奖；201X年荣获山东省首届律师、公诉人辩论赛团体一等奖；201X年被评为潍坊市法律援助优秀个人；201X年度被评为潍坊市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服务百日行活动先进个人。所撰写的有关“律师事务所文化建设”、“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的专业论文多篇在《法制日报》、《律师与法制》、中国律师网等国内权威专业主流媒体上发表，对我国律师行业文化建设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所承办的成功辩护案例一篇在《上海法治报》以整版版面发表，另一篇被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编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辩护业务指导书籍《法庭亮剑——大律师获奖辩护词暨经典刑案评析》一书收录。
一、律师执业方面，坚持刑事辩护专业化方向，努力钻研业务，扎实勤奋工作，以专业主义的辩护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 窦荣刚律师执业以来，一直坚持刑事辩护专业方向，高度重视对刑事法律及相关专业领域知识的学习、研究和积累，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办案实践，凭借较为扎实的专业功底、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辩护工作的高度投入，善于从纷繁的案情中寻找到对委托人最为有利的辩护思路，准确把握辩护要点，并以严密精准的论证说服法庭或检察机关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从而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毒品犯罪、爆炸物品犯罪和其他各种常见、多发刑事犯罪案件辩护工作，先后在十余起刑事案件中为委托人作无罪辩护成功，另有数十起改变罪名、减少罪名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成功辩护案例。尤其在涉及烟花爆竹、黑火药的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爆炸物犯罪；因经营劳务输出、出国留学业务而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等刑事案件辩护领域，均已有多起无罪或重罪名改轻罪名的成功辩护案例，在辩护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专业见解和办案思路，成为该律师办案的特色领域，在全国刑辩律师界居领先地位。目前，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该律师承接办理的刑事案件已从潍坊市扩展到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聊城市、淄博市、枣庄市等多个地市及浙江、湖北、山西、江苏、河北等全国多个省份。 辩护代表案例有： 1、潍坊市坊子区“ 8.28”葛家烟花厂爆炸案（重罪名改轻罪名辩护成功）；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本罪既可以由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因此，只要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合同诈骗，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单位或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二、本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经典案例】危险驾驶罪辩护词 危险驾驶罪辩护词 ==================================================================== == 辩护词审判长:根据法律规定，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陆德强律师担任,,,的辩护人和代理人。我们仔细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研究了,,区人民检察院厦,检刑诉[2011],,号起诉书，多次与被告人交谈，比较清楚地掌握了本案的事实材料。根据公诉人的起诉书和法庭调查，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无可置疑。但是，被告人,,,的有关方面和本案的一些细节，值得提出，以供法庭考虑。一、本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小没有人愿意发生本起案件，一向很少关注新闻时事的被告人根本不知道数月前还是无罪的行为，现在却是犯罪行为了～如果他知晓的，根本不会这样放任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这样做等于让妻儿老小挨饿，所以他根本更加不会愿意从事犯罪行为。案发当晚，被告人陪同远方来的亲友吃宵夜，前后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被告人仅喝一两瓶啤酒，并且也喝了其他饮料，并没有贪酒贪杯。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被告人的酒后开车行为，与普通的醉酒驾车，追求刺激、危害社会的行为是有区别的，被告人是由于一时疏忽和放任，才导致了这起案件的发生，事后也感到极为懊悔并深感自责。二、被告人属于偶犯、初犯。被告人从来就没有饮酒、酗酒的习惯，为人老实本分，事故发生后，被告人,,,积极配合民警调查，并且主动交待案发的整个过程，毫无半点隐瞒、推脱，其悔罪态度良好。三、本案情节极其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根据最高院关于处理危险驾驶罪的指导意见，“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合同诈骗罪起诉书范文 篇一：张某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张某合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受山东舜元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被告人张某辩护。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本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认真阅读了起诉书和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张某，今天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法庭的举证质证，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下面辩护人就被告张某涉案金额及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 减轻处罚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纳。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
元。”诈骗数额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1、本案公诉机关计算的被告人诈骗数额主要是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七五折的总合计算的。在本案中将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不合理，不公平，该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更低于诺基亚市场零售价格。如果不是手机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那么被害人褚四军就不会通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径从不认识的张某这里购买手机，他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从正规手机批发企业，批发到手机。就是因为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远远低 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所以受害人褚四军才从被告人张某这里进货。同样如果按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按七五折计算就扰乱了的诺基亚手机市场经济秩序，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切应当以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计算，而不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张某的诈骗数额。举个例子：在盗窃罪中盗窃的物品不是以销赃价格来认定盗窃数额的，而是以市场评估价格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新解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 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 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 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 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 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 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 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 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 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 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 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
刑事二审辩护词怎么写 无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哪个阶段都可以做出辩护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刑事二审的辩护词。那么大家知道刑事二审辩护词怎么写吗？具体内容，小编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相关文章，将在下文中为您解答。 ▲辩护词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审判决***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与符**相勾结，采取虚报工程款、隐瞒已支付工程款的方法，实施了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在结算工程款时承诺给符**好处费、符**为了得到好处费在工程结算书与还款计划表上签
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关于***是否承诺给符**好处费、符**是否为了得到好处费才在工程结算书与还款计划表上签章的问题，符**的证言自相矛盾，***的供述前后矛盾，并且两人的口供不一致，应当依法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违法采信证据，是错误的。 比如：卷二第81页：符**对梁**送来的结算表看后无异议就在上面做意见并签名盖章;卷二第86页：符**没有详细核实每项工程的情况;卷二第101页：我(符**)没有提出异议就在工程结算表和合同书上签名及盖章;卷二第88页：符**告诉***入账的只有10万元，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当时是忘记了。在还款计划表上签署意见时，认为中医院欠工程款应当借助这个机会要求区政府拨款解决等。卷二第28页：***没有与符**勾结虚报工程款与隐瞒已付的30万元，当时记不清中医院已付30万元给我们这件事;卷二145页：***在要求中医院确认还款计划时，既没有和中医院对账，也没有在公司内部对账等。 不难看出，符**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对工程结算书与还款计划表签章的，并非是***承诺给其好处费、符**为了得到好处费有意与***勾结才签章的。 2、关于工程结算书与司法鉴定结论不一致的问题，***在一审的庭审中已做出明确而合理的解释，一审判决未经调查与核实，违反法定程序片面采信鉴定结论，是错误的。
****抢劫一案一审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同意，指派我们作为其一审辩护律师参加诉讼。庭前辩护人通过查阅卷宗并会见被告人，辩护人了解了基本案情；通过今天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抢劫罪的罪名有异议。从被告当时作案时，虽带了刀，但系水果刀，且未将其拿出，未对被害人人身造成伤害，故认为此案当以抢夺罪处理。 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以下可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1、从被告人犯罪动机上看，被告人是基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到外地打工的，其抢钱财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积攒经营成本。并非是为了挥霍和追求腐化的生活。其主观恶性程度不深，易于改造。 2、从被告人的犯罪手段来看，被告人是在身上经营店铺破产，偶然发现隔壁有人取钱的情况下，一时起兴起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一点与有预谋、有计划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很显然本案被告人系偶犯，社会危害性也较小。 3、从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来看。被告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从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
今天的庭审，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4、被告人在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如数退赃，协助司法机关消除了自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使被害人基本没有受到损失。足以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小、易改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xx酌情减轻处罚。 5、被告人xx在案发前一项遵纪守法，表现良好，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系初犯，改造潜力很大。 综合以上几点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杰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诚恳，一贯表现良好，并且系初犯、偶犯。符合我国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并采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而调动被告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自觉的改过自新，同时也能避免监管场所中罪犯之间交叉感染的弊端，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谢谢 辩护人：****** 律师 二*****年***月***日
辩护词 被告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件（发回重审部分）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苏越的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旭、李维强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我们详细阅读了全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苏越；今天，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活动，从而对本案事实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为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我们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本案时予以考虑： 第一，关于本案案件定性以及被告人苏越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金额问题 起诉书指控苏越构成犯罪的三个犯罪事实所涉受害人及金额分别是：1、信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怡公司”），涉案金额3700万元，至案发造成该公司损失860万余元； 2、包头兴华信用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担保公司”），涉案金额180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该公司损失1800万元； 3、自然人于中弘，涉案金额25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于中弘损失183万元。
为便于法庭进行审查，我们对以上三笔涉案金额问题分别作出陈述如下： 1、关于信怡公司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认定信怡公司所受损失的金额为86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 证据显示，2008年1月份至6月份期间，苏越以不同名义总共从信怡公司处借得人民币2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折合人民币1746万元，按照1750万元计算。）具体的借款日期和金额分别是： 2008年1月25日500万元，3月12日220万元，3月17日1000万元；3月21日230万元；5月15日250万美金；6月11日1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后一笔，也就是6月11日的1000万元，受害人明确表示这是一笔普通借款，无论是朱雷的证言，还是信怡公司所出具的说明都明确了这一事实，且信怡公司表示将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追讨。当然，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也没有将这1000万元计算在内。检察机关共指控苏越以诈骗方式从信怡公司骗取人民币1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总计3700万元人民币，对这个数字我们不持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