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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理解科学的修辞学分析
谭 笑 刘 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发展中遭遇了自身的困境和问题。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资源能够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发挥其功能，为讨论缺失模型、语境模型等理论问题，科学传播、技术的社会责任等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和视角。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 科学修辞学 语境模型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7)02—0044—05
一、公众理解科学的发展和困境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指定成立的调查小组为了科学和社会的普遍利益而进行了公众理解科学的调研，此次调研形成的《博德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简称PUS ）的概念。这份报告中明确了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公众理解科学严重关系到
国家繁荣昌盛、提高公众和个人决策质量以及丰富个人生活〔1〕。虽然此前许多国家都展开了关于公民的科
学态度的调查，但是直到博德默报告才真正较全面地理解并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概念。而它的形成也正式宣告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诞生。这份报告之后于1986年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研究院和英国科学促进会联合组成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了科学家的一个基本职能和一项正式职业。
博德默报告对于“公众”、“理解”、“科学”这三个核心概念都作出了全新阐释。它将公众定义为科学界之外的普通民众，并做出了细化的分类；认为理解不仅包括对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的理解，还应包括对科学方法和应用限度、实际影响、社会后果等的理解；而科学则更广义地包括了除现有的学科领域外的对自然界的系统调查及其知识运用。它突破了原来科学家说着晦涩的行话、而公众停留于认识科学黑箱的外包装上的局面，在科学、科学家、公众三者之间开拓了一条沟通的渠道。
但是在公众理解科学的初期仍然遵循着传统科普的模式，即科学以居高临下的气势向公众灌输。它以公众在科学方面的无知为基本预设，公众个体相对于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总是欠缺科学知识或科学方法，科
学家相对于公众具有一种优越感，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以及协调一致的公关策略，在知与信中侧重信，
〔2〕将公众理解科学大致等同于公众赞赏（appreciate ）、支持科学。而国内的科普情况亦是如此，樊洪业先生的研究总结表明“传统科普”的特点是：“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央集权
〔收稿日期〕2005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谭 笑（1983—）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文化传播。
刘 兵（1958—）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传播。
第二十九卷 总168期
2007 第2期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社会学·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Vol.29,Sum No 168No 2,2007
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3〕这种公众理解科学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学者杜兰特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简单地将公众问题化、科学神圣化，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这个关系中出现问题就是在于公众掌握的科学知识太少，公众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越支持科学就说明“理解”得越好。这个模型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和批判。它塑造了一种错误的科学形象，割裂了科学对公众的意义的语境，对于科学自身的伦理等社会问题也没有涉及。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给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危机事件，典型的有疯牛病、转基因食品等，这些导致了公众开始怀疑科学家和政府的角色，开始对科学的发展更加地不安。2002年2月英国参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做出的题为《科学与社会》的报告集中体现了公众理解科学中另外一个方向：公众对科学的怀疑和不信任。公众不再远离科学，反而对科学有很高的兴趣，但是他们持一种否定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发现科学无论是建制、产生、应用等方面都涉及了许多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因素，不是那么独立或纯粹。因此科学失去了它的权威形象。而在现代大科学的情形下，科学事业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和局限。在这样的新语境下，公众理解科学如何进行新的研究和实践？对于这个问题，科学修辞学给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进路。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开始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研究科学。这两个领域自古希腊以来便被视为两个对立的学科。但是随着科学的神圣形象逐渐被社会学等多种资源解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修辞学引入科学哲学等科学元勘的研究，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分析视角，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修辞学，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同样吸引了修辞学的关注。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中，科学家如何将科学文化传播给公众，公众和科学家如何达成共识，这些都是现实的修辞行为，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在科学修辞学领域中，阿兰·葛洛斯首先最明确地提出了将公众理解科学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兴趣领域。泰勒和齐曼更明确地将修辞研究和公众理解的讨论联系起来，并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另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如科林斯、平奇、洛克）等人则指出公众所缺失的不仅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有社会科学知识。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使用了修辞学上关于受众划分的两个对应概念。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将修辞的受众划分为“技术性”领域（technical sphere）和“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这是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中引用的最早也是最广泛的一对修辞学范畴。这对范畴对于重新认识缺失模型有很大的帮助。
二、对缺失模型的批判
这种结合最初来自法瑞尔（Farrell）和古德莱特（Goodnight）。他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出发，提出了对应的“技术性推理“和“社会性推理”。他们将“技术性推理”定义为“那些专业论坛特色的推论模式，其中的话语由于特定的信息领域功能需要而被编码化，并且依据巧妙程度来评判”。与之对应的是“社会性推理”，它的推论是“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偶然性结合紧缩之后促成的，提倡者的论断实际上附带着相关者的利益，并且根植于有能力的受众一般性认识之上的，”〔4〕也就是强调技术性推理着重于功能性而社会性推理更多的是偶然性。这与古典修辞学中划分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性领域应该是没有修辞的而且应该排斥修辞，因为技术性领域是真理的领域，而修辞仅仅是作为花边点缀在真理之上面向非专业人员、公众和推理方式没有专业训练的人。更准确地说修辞的推理是一种不完整甚至不真实的三段论推理，它没有给出严谨的前提、论证和结果，而是空出一些部分依赖于受众来填补，这一部分正是修辞学大有作为的地方。受众依赖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推理，而这种推理通常呈现一种非常严重的非逻辑特色，日常的谈话中不仅不会严格遵照逻辑的步骤，甚至连语法都不一定符合。亚里士多德正是看到了修辞推理和日常推理的这种特色，才指出将常识作为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划分也就意味着受众相对于专家是缺失的，起码在推理方式和背景知识上是缺失的。这也正是缺失模型的重要前提和主要弊病。
但是修辞学中认为，一位修辞者能够出色地说服受众就在于修辞不止于逻辑，而是要调动更多因素使得受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预期的结论建立起联系。因此这种不完全的三段论式不是一种逻辑推导而是一种意象性的建构。〔5〕也就是说修辞者的任务是要在受众和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之间提供一个链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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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的构成可以非常丰富多元。而受众不接受修辞者的论点并不是必然因为他们本身理解或推理是错误的，有时受众的推理能形成对修辞者的论断的—个严肃的解构和批判，关键原因是这根链条搭建得不够合适。因此，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领域中，科学家对公众的修辞过程中，公众不理解科学并不一定是由于公众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缺失。所以公众理解科学不能如缺失模型仅仅将公众问题化。以阿兰·葛洛斯（Alan Gross）为代表的一批修辞学家倡导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以语境模型取代缺失模型。
三、语境模型的方法论
修辞学最大的特色与优点就在于它将受众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强调一种情境性。在现存最早的关于公众理解也是关于修辞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中就强调了修辞要针对不同的案例和情形，不同的受众进行不同的修辞。他对三种最主要的修辞情境和行为作了区分和说明：情境是庆祝性的，就要应对以词藻华丽式的（epideictic），情境是法律性的，就要应对以辩论式的（forensic），情境是政治性的，就要应对以协商性的（deliberative）。语境模型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它主要是一种案例分析的经验研究方式，强调在案例中分析在具体的场景中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和事件。在语境模型中，修辞和修辞分析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但是相对于缺失模型，语境模型面临着严重的方法论危机。因为缺失模型在杜兰特等学者那里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调研方法和统计分析，是一种非常成熟而正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然而语境模型在方法论上则显得不那么可靠，因为它依赖于具体案例的分析，由于单个案例的结论的相对性，这种方法被认为不能得到普遍的社会科学知识。约翰·斯图亚特·米勒（John Stuart Mill）就明确指出，案例分析的方法不象试验那样可以控制，因此它们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换言之，它们只是累积一个一个的分析结果，而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事实上，语境模型研究方法的一些具体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批评。罗伯特·派恩（Robert Paine）的拉普兰驯鹿牧者的案例〔6〕和温（Wynne）的坎布里羊的案例〔7〕都是对于西欧的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分析，也就是对于同一事件中同一阶级的平行分析，并且都是由于政府对地方性需要的漠视而造成了公众误解科学。但是它们在认识论上却不那么协调，彼此从非常不同的理论出发。派恩研究的案例是在核泄漏事故之后，拉普兰驯鹿牧者和挪威政府都希望减少对驯鹿的辐射污染。一个办法是在动物的嘴里放置化学药筒，一个是选择性饲养。政府的专家担心操作的可能性更加倾向于前者，而牧者则根据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更加倾向于后者。最后的结果是同意了选择性饲养。地方性知识取得了胜利。案例的落脚点在于“两种知识（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竞争”。而温研究的案例是在核泄漏事故之后，为了保证被辐射羊群不进入市场，政府根据专家的研究实施了禁令，但是由于污染没有如专家预期的在短期消失，禁令时间一拖再拖，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使得农民在后来如污染源等问题上失去了对专家的信任，甚至猜疑专家、政府和核工业之间的共谋。案例的落脚点在于分析公众理解科学过程中信任的复杂而多维度的社会基础。这似乎就表明了这样的案例分析缺乏宏观的理论性的探讨，不能得出严密的社会科学知识。
葛洛斯回应了这种批评，〔8〕他引入了亚历山大·乔治的观点，认为案例分析虽然带给我们的是对于事件的细节描述和总结，但是只要对同类的案例进行比较和重构，就能在它们中发现明晰、可检验的命题假设，从这些命题假设出发就能展开理论探讨。这样就带给了案例分析方法一种严密性。葛洛斯对派恩和温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即使它们不是引用的同样的事实，但是它们说服的方式是相同的。派恩的研究中明显没能注意到在他所描述的普遍的不理解和相互不信任中有一件成功的例子：最后牧者选择的方式得到了实施，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达成了公众理解科学的一种成功。拉普兰人选择的是那种他们拥有全部的社会控制以及其应用非常依赖于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方法的有效性上，拉普兰人是信任科学专家的。专家怀疑的是选择性饲养的可行性而不是有效性，这种可行性正是地方性知识所能准确判断的。这种胜利既不是地方性的胜利也不是科学知识的胜利，而是二者结合的产物。这其中存在一个这样的命题假设：将公众理解视为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结合产物和公众对政府专家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而挪威切尔诺贝利政策的整体失败也是由这个假设而得以解释，也就是仅仅将公众理解看作是科学知识的贯彻实际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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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就是公众对政府专家的不信任。温解释英国切尔诺贝利政策的失败同样也是蕴含着这样的命题。正是政府专家忽视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方面才导致了不信任。
因此，语境模型虽然不能达到实验室中的那种严格，但是在认知上是能够得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而语境模型的案例研究模式则正是修辞学分析的重要舞台。
四、对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的解构
首先，修辞学的分析对于处理科学传播中的具体实践有直接的指导评判意义。Macdonald和Silverstone 的《食物的思考》就是研究在展览中传递给观众的科学信息的效果与修辞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中，展览的主题是食物中毒。展览最后带给观众的总体观念是食物的安全问题应该是消费者来负责，而不是生产者和处理者，只要食物是科学和工业的产物，那么它就是安全的，只要它是危险的，那么责任一定在消费者。在整个展览中，除了在第三块展板中以很小的字体中的一段文字提到了工厂的腐坏，没有在食物中毒和驯养动物被养殖、处理或销售的方式之间体现任何的因果联系，暗示给观众的食物中毒的原因是由于洗涤不当而造成的家庭厨具的污染。
在谈到食物中毒的危害性上，展板设计得非常喧闹而且配以与这种氛围相悖的信息。每块展板的顶端都是吓人的骷髅头和交叉的骨头，但是在信息上，第一块展板提到食物中毒的道德问题，却用的是最小的字体，第二块展板展示食物中毒的病因学和症候学，则以不适时宜的漫画卡通形式来表现。在隐藏的概念框架中实际上就将食物中毒和食品制造加工业分离开来。在物理空间上，展板被放置在“食物和身体”和“工厂中的食物”两区之间一个短小的走廊上，占整个展区的不到百分之一，很难吸引到参观者的注意。食品制造过程占了绝大部分的展览空间，而且这些空间都是黄金展区。展览大致的形式类似于大教堂，由两边的神殿簇拥形成两条走道引向中央广场。对展览设计时工作人员的顾虑的追问也证实了这一展出方案的本质。当时，一位团队成员就提出担心将这个展览变成对食品制造业的颂歌，但是在最后定稿的时候，另一位团队成员最后确定了将食物中毒争论边缘化的决定，他指出：“我们毕竟是在科学博物馆里”。最后的展出也正是如此：食品加工业及其所支撑的科学成为了一种值得敬畏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批评和重新审视的社会性产物。〔9〕
展览中同样体现出了设计者希望观众在理解科学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保持被动状态。在展览中唯一一个所谓的“互动”环节中，就是让观众按一下按钮打开在家庭厨具中的污染区域的灯，这也暗示着这些污染源是通过“科学”的力量使之可见的，否则便会成为自然界不可见的规律。
这个案例的分析表明在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中，面向公众的文本中文字和视觉上细微的差别带来的传播效应却是非常不同的。公众理解的“科学”会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景象。而这种修辞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和政治的动力学。由于经济、政治利益传播者们通过反向的修辞技巧的运用造成公众误解科学，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修辞学的文本分析正是能将这种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有利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的良性发展。
五、修辞学分析对社会秩序的解构
修辞学分析不仅能够对于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进行剖析，指出其中传播观念、传播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修辞学通过对公众误解的科学形象的结构，推动现实社会秩序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一领域中，修辞学的分析不仅能在认知上带来社会科学知识，在伦理上它也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因为以语境模型为代表的修辞学分析方法是以具体的案例为基本出发点的，而案例中现实的人在现实的情境中必然是符合着伦理要求来进行自己的选择和判断的。同时，修辞学中包含着协商、辩论的传统，这显然有利于伦理判断。而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都追求严密性而逐渐放弃伦理的应然判断时，显得尤为可贵。
社会学家约翰·伽斯菲尔德的一个案例就很好地证明了修辞在这方面的作用。他在《公共问题文化》中（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10〕用修辞学的方式分析了汽车事故的责任问题。他分析了事故的道德秩序的起源，不仅有伦理和法律责任上的文化因素，有政治和社会需要的因素，另外修辞的运用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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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伽斯菲尔德首先指出汽车事故这个现实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路面交通情况、道路速度限制、汽车的安全性能以及司机的能力。司机的能力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它可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视野不佳、夜间驾驶、雨雪天驾驶、不良的驾车习惯、年龄老化、缺少睡眠，当然也包括服食一些精神类药物和喝酒。但是即使事故中的司机确实喝了酒，也不能那么明确地就判定这起事故就纯粹是由于酒精导致。因为同样是喝酒，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生理、心理反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形下喝酒也会有不同的反应。酒精也许只是一个十分微弱的因素。但是在社会体系中，无论是司法体系还是公众的常识体系中，只要事故中的司机喝了酒，那么事故的原因一般都归于酒精作用，最后事故责任也指向司机。
但是，这样的判定事实上是对其他因素的漠视，而由于这样的漠视，也停止了这样的追问：政府允许在夜间甚至在高速公路旁边进行酒精饮料的消费、甚至提供便利条件是否应该负责?负责汽车安全问题的汽车制造商是否有责任?推而广之，马路修建者、酒精的制造和销售者是否有责任？这些主体都被“醉酒司机”这个主体形象所遮掩，这些“醉酒司机”应该为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的灾难负上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即使是在今天，如果是由于没有安全气囊，由于饮酒驾驶，由于超级高速公路或公路失修造成汽车事故，汽车制造商、售酒商、政府也不会招致任何的责难或承担责任。但是伽斯菲尔德通过分析指出，这其实是一个修辞上的转换——转喻（metonymic），即将原因的一个方面挑出来代表整个原因。在大众媒体中、在日常言谈中，“醉酒司机”也往往被塑造成摇晃着、蹒跚着的搞笑的形象，正是这样令人厌恶而印象深刻的形象加强了转喻的作用。“醉酒司机”仅仅是修辞手段中用于掩饰一种道德关系的最具戏剧化的创造，它将事故责任从汽车工业、酿酒者、酒吧和售酒店主、政府身上转移开了。
伽斯菲尔德的修辞分析充分揭示了在被经济、政治利益以及整个上层建筑强烈捍卫的道德秩序之下，存在着一种修辞行为带来的简单化和扭曲的科学事实建构。这种解构的认识也最终将导致这个冠冕堂皇的秩序的改变。公众将更加理性地、更加全面地认识科学技术，并且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六、小结
将修辞学引入到公众理解科学领域中，不仅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观念，方法论以及模型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修辞学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对于科学传播实践、技术的道德责任等现实问题有着独到的批判眼光和实践推动力。
〔参 考 文 献〕
〔1〕李正伟，刘兵，《对英国有关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份重要报告的简要考察与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vol.19.No．5，May,2003
〔2〕刘华杰，《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02,06
〔3〕转引自刘华杰，《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02,06
〔4〕Farrell,T.B，and G.T.Goodnight，“Accidental rhetoric:The root metaphors of Three Mile Island”.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48，1981．p.271—300
〔5〕Simon Locke，“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A Rhetoric Invention”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V ol.27, No.1.,pp.87—111
〔6〕参见 Paine,R.,“‘Chernobyl’reaches Norway:the accident，science,and the threat to culture knowledge.”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92,1，262
〔7〕参见 Wynne B．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 lay knowledge divide. Lash S，Sizerszynski B，Wynne B. Risk,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Towards a New Ecology．London: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96.65以及刘兵李正伟，《布赖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内省模型》，《科学学研究》，vol.21,No.6,Dec,2003 〔8〕A.G.Gross,“The roles of rhetoric of science”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3,1994,p.3—23
〔9〕转引自 A.G.Gross,“The roles of rhetoric of science”,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3,1994,p.3—23
〔10〕参见 Gusfield,J.,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Drinking Drivivng and the Symbolic Order,198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 胡志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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