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关于新形势下群体性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楚国良 (湘潭市委党校 411100)
【摘要】：最近，网上很流行群体性事件，我也借此，造出了一个词叫“群体性腐败”。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建立，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权利制衡机制不断形成，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集体或私人利益而组成腐败利益集团实施群体性腐败，这种群体性腐败是新形势下腐败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典型案例有北京市的陈希同案、广东湛江的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等，涉案人数多、破坏力强、影响面广。因此，研究群体性腐败的成因特点以及预防与治理对策，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仍是全党同志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群体性腐败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规律,只有深刻剖析其特点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可行的治理对策,充分认识其危害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才能使日趋蔓延的群体性腐败得到遏制,从而推动整个反腐败工作.
关键词：群体性腐败成因危害对策
导语：问责制度与群体性腐败
问责制度是一项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责任追查的制度，它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责任追究，二是责任后果的承担（惩治）。
责任追究制度早已有之，历史上，凡事故或事件发生之后都要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即不仅包括惩治，而且包括问责程序在内的制度）的建立则是在“非典”之后。自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控“非典”不力而被免职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石油集团的“开县井喷”、北京“密云游园踩踏”、吉林“吉林大火”、浙江“海宁火灾”、湖南“嘉禾事件”等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违法事件受到追究，随之一批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被惩治。
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如，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官员问责”制法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该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按照重庆市的这一制度……被责问的情形主要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包括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包括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造成国有资产浪费或资产流失及重大建设
项目发生严重质量问题；不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包括机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工作态度生硬；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包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不讲诚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标的等。”[1]
一时间，“问责”成为热点。媒体惊呼“中国政坛掀起问责风暴”。同时也有人对问责主体、客体和程序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如，“有责必问”的实施并不彻底。并非所有重大安全事故（如煤矿坍塌、爆炸伤亡事故、沉船事故、嘉禾违法拆迁、体彩造假丑闻）都被问责了，而且责任者追究到哪一层次不明，尚未给问责双方充分、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等。[1] 有文章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官员问责”已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但是它“目前尚不成熟，仍期待着制度上的突破“。这种”不成熟“表现为，官员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实施它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责问主体（人民群众）缺位，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惩治措施不到位，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以及问责范围太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往往还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至今尚未真正落实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2]
这些分析值得重视。
问责制度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
1、在实践中，责任追究不彻底
如对于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或重大决策错误，或重大事故、事件的发生，责任追究往往到直接责任人那里便止步，至于“谁提拔的”，“谁考察（考核）的”，“谁投赞成票的”，“谁监督的”，“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阻止）”，“为什么没有人反对”等疑问没有人提出，也不追究。所以，在一个地区或同级岗位的官员的连续落马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如，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阜阳原地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先后垮台（2000，2003，2006），河南省交通厅几任厅长的落马，令人有一种“前赴后继”之觉。
又如，2006年9月湖南郴州发生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等“群蛀”案，该案涉及包括市长、市委宣传部长等几十名官员，及当地政界商界158人。[3]2008年4月该市委书记曾锦春落马，他因9年敛财6800万元而成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在位时卖官，在他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省人事厅厅长后，马德接替其位效仿之，之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
这些现象清楚地表明了对于大案责任追究的不彻底。近年来，安徽省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落马，[3]更是从某个侧面说明这一地区干部队伍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至于“群蛀”现象的不断涌现，更是为人们揭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有人提出要将“群体性腐败”写入刑法中的提议。
“群体性腐败”不是法律概念，而是指由个体结合而成的群体性的腐败形式或现象。它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多样性欺骗性、复杂性。[5]
“群体性腐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法人犯罪，即法人组织的权力运行突破了权力的合理界限，偏离了法的运行轨道，成为谋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如，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或领导行贿，企业偷税漏税；二是“群蛀现象”，即在一个地区或部门出现多个或者单个作案，或者抱团作案的腐败事件。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以来的“群蛀”现象令人惊叹（见表3[3]）。90年代以来“群体腐败”典型案例（表3）(注：因版面原因，无法完整显示表格，故依次案件、年度、发现、波及四项内容列于其下)：
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贿赂窝案 1993 不清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等闽江工程局46名干部（其中党员29人），省及一些地市的银行、城建等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一批包工头。全案查出的违法违纪金额达336万元，其中1万元至10万元的16人，10万元至100万元的6人，100万元以上的1人。
无锡非法集资案 1994 1994年初夏邓斌非法集资引社会性灾难涉及全国12个省市，引发的案中案多达85件，被追究纪律责任的党员干部80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9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9人。
山东泰安案 1994 1994，7，诈骗犯汪德海被依法逮捕引发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公司总经理等大肆收贿索贿。其中，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就达61万余元。
陈希同王宝森案 1995 王宝森自杀引出涉及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市房改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及一些秘书和高干子弟等，该年市纪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级干部6人、副局级干部10人，是上一年度同期六件案件的5.17倍。
安徽明光窝案 1996 不清明光市包括市长、副市长等在内的43名党政机关干部因行贿、受贿、贪污被查处。案犯中党员干部27人，其中科局级干部13人，县处级以上3人。
哈尔滨国际贸易商城行贿案 1998 群众举报 67人被刑事立案，其中局级干部7人，处级
干部13人另外还涉及到94名干部的违纪行为。
厦门特大走私案（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 2000 群众举报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有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5名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辽宁慕马案 2001 群众举报沈阳市物价局局长、市客运集团原总经理等20名局处级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3人。
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卖官案 2003 他案牵出涉案官员多达265名，除了国土资源部部长、省政协主席，省环保局局长等外，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最后只能“抓大放小”，即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
肖占武案 2003 不清除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占武外，涉案人员１０３人，其中牵涉到内蒙古自治区１２个盟市、４０多个旗县区的８０多个税务官员，另涉及肖的女儿、女婿等。
福州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群体性受贿窝串案 2004 不清副所长等１７位民警被判刑，３０人被起诉，其中２８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最高刑期达１１年。
湖南郴州案 2006 群众举报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长、市委宣传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20多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上海社保案 2006 中纪委巡视发现涉及市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社保局局长，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
吴振汉窝案 2006 不清湖南省高级法院人员在拍卖商业城整楼中争利受贿，涉及省高院院长、政治部副主任、副庭长、副局长及长沙中院副院长（买官）、家属等十多人；经二庭2名副庭长、执行局1名副局长及3名执行法官被刑拘。
农行河北邯郸分行窝案 2007 不清挪用、贪污公款5100多万元，涉案人数达10人，除了管库员2名死刑，1名有期徒刑5年外，追究还涉及行长、副行长、纪委书记、资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三级主管等。
在群体性的牟利活动中，看起来公权力的运作不是单纯为某个个人牟利，但是事实上，在群体联合作案的情况下，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后总是能分摊到其中每一个个体成员，个体因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而最终分享到组织“赢利”的一汤半勺。就在散兵状态中作案的个体而言，虽然他没有加入团伙或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只是单枪匹马地悄悄地在某一领域获利，但
是他却因整个群体腐败所烘托的风气而获得了一种安全作案的环境；他可能并未卷入某一案件之中，却很可能在清查这一案件时被牵连出。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含义之一即是指此情景。
“泥”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前腐后继”现象不断，造成某个地区或部门腐败现象“颇为严重”的视觉。它不仅表明该领域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失却，而且意味着该领域内腐败机制的形成。如此彻底清除腐败机制，就成为消除“群蛀”现象和“前腐后继”现象的价值取向。
群体性腐败行为的后果损害了公共利益，置身于腐败群体中的成员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现实中，对于“法人犯罪”的惩治往往以对法人代表的处罚为结果，由于法律上的惩治最终总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群体腐败”案件时，并不是将群体作为犯罪主体来对待，而是分别审理其中所聚合的不同案件，或根据团伙案中每个个体于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起的作用进行处罚。正是这样，欲将“群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都是不可取的。实践中很难操作。
反腐实践表明，“群蛀”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在各种权力的层层袒护下，已有的任何监督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尽管个人品质不好，或有种种腐败迹象的显露，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或许多恶行劣迹甚至已成为社会的公开秘密，其传闻在民间不胫而走，也无济于事，此时即便存在着各种监督制度，也只能是形式的和乏力的。“群蛀”现象暴露出我们某些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监督制度的失却。所以，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对这些年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提高诸如社保基金之类财产管理的透明度，并使日常的监督制度真正的运作起来。
“群蛀”现象的不断发生，使得“一查到底，穷追不舍”精神成为问责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2、责任惩治力度不足、不均，影响了惩治的效果
某些导致多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事故、事件，最后直接责任人没有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或只受到较轻的法律追究，如克拉马依大火事件、密云踩踏事件，程维高腐败案等。
责任追究的过程应规范有序，应该有一整套追究程序。应该建立说理机制，给被追究者有说明情况和为己辩护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查清问题，使责任人心服口服，而且有利于发现隐藏得较深的问题。
同时，责任惩治应严厉。对于违法和犯罪者决不可以党纪代替政纪和司法判决。“官当
抵罪”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的特有现象，现代中国的法治应严格做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目前对于腐败犯罪者的惩治并未始终体现“严”，对于某些腐败犯罪官员的惩治给人以“网开一面”之觉。“死缓”判决频率的较高自然有其深刻意味，它除了表示对积极退还赃款减轻国家财产损失和“有重大立功表现”人员的“从轻”原则外，还表现出我国刑法将向“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过渡。然而，实践中，从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减刑或保外就医——“出狱后东山再起”的服刑前后历程，虽然体现了刑法学上“社会复归论”的精神，但是也使得“严惩”成为一句空话。[1]所以，应慎判无期徒刑和严格执行无期徒刑。
一、群体性腐败的含义及其特征
（一）群体性腐败的含义
群体性腐败是指多人参与，违纪违法地利用公共权力，通过计划、合谋和合作等手段，谋取集体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重复（或无限次）博弈的集体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多人参与。这既包括组织内的成员又包括组织外的成员，这是区别于个体腐败的主要特点。二是利用公共权力。这表明有政府官员的参与或甚至是充当领导。三是行为特征为合谋、共谋和合作。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博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博弈的特点。换言之，他们在考虑私人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增进“集体利益”。四是目的是为集体和个人利益。尽管，腐败集团先要获得集体利益，但最终的目的是私人利益。五是违法违纪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集体寻租行为，因为集体寻租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六是一项重复博弈的集体行动。重复博弈是克服“囚徒困境”和“搭便车”问题重要条件之一，否则集体行动会失败。
（二）群体性腐败的特征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群体性腐败区别于单体腐败的特征有：
一是腐败主体的聚众性。随着社会民主和文明的进步，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规范，许多腐败行为仅仅依赖个人或几个人是很难得以实施的。因此，腐败分子组成腐败利益集团，通过掌握公共权力的腐败成员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减少腐败行为实施的外部阻力，实现群体腐败，达到各个成员获取腐败利益的目的。此外，这种参与人员的聚众性还表现在，它不仅仅涉及到某一个正式组织内部的成员，还涉及到组织外的成员的配合和参加，尤其是权力部门成员与资本部门成员的结合。例如：湛江走私案的涉案人员包括政府官员、
海关官员和境内外走私分子达到近200多人，仅党政机关干部就达115名之多。
二是腐败利益的巨大性。腐败分子为实现群体腐败行为，他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和诱惑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加入腐败利益集团。这样，扩大了成员的腐败集团，为了稳固和相对公平地满足每个参与成员的私利，就必须获取大量的腐败收益来作支撑。然而，要得到大量的腐败收益反过来又必须拉拢和诱惑更多的人员参加群体腐败行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正如Rose-Ackermen(1999) 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腐败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腐败。如上面所提到的湛江走私案，走私集团的涉案金额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涉案的海关人员就达到100多人。为了使海关干部成为他们走私集团的马前卒，走私集团花费巨额资金进行贿赂，仅为获取国家反走私信息，就一次性向海关关长行贿达280万人民币。
三是腐败形式的多样性。目前，群体性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国家财税、集体走私、集体骗逃税、集体贪占国家资产、集体渎职、集体倒卖、集体造假和集体浪费等等，可谓名目繁多，花样翻新。
四是腐败领域的广泛性。群体性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政治以及它们相结合的领域，现已扩展到许多其他的公共权力部门甚至是非赢利性的事业单位如文化、教育、科技、司法、民政等部门。可以说，群体腐败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细胞政治”的条件下，一些部门的少数人员在自己管辖的领域中寻找由于中央政府管制的放松而出现的寻租和腐败机会。比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清水衙门的教育系统，由于教育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性以及近年来人们对教育文凭需求的不断上升，使得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也越来越广阔，群体腐败案件也频频曝光。原广东省高教厅成教处以副处长周之行为首的集体贪污受贿腐败案就是教育系统典型的群体腐败案件。
五是腐败成员的合作性。群体性腐败是一种为达到或实现腐败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要实现集体行动，集团成员就必须合作，否则，集体行动就会失败，腐败利益集体就会土崩瓦解，这也是其区别于个体腐败的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在腐败集团内部由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和机会主义的作祟，存在着非合作博弈倾向或“搭便车”的动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本着集体的共同利益采取合作的态度来进行集体行动的。特别是在首次合作成功以后，由于更大利益的进一步驱动和退出成本的不断上升，使他们之间的合作会持续地进行下去。
六是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一方面，群体性腐败有时并不直接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往往打着为集体谋福利的旗号实施腐败行为，在获得集团利益的同时侵害国家和社会或他人的利
益，这种掩人耳目的腐败行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另一方面，群体性腐败往往密谋策划，组织诡秘，其内部成员因利益均沾而建立攻守同盟，互通信息，互相保护，不易被外界发觉，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七是腐败风险的累积性。腐败是一种违法行为，群体性腐败成员在获得腐败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被查处而受到惩罚的风险，这有别于合法的寻租活动如国外普遍存在的院外活动。群体性腐败又往往不是一次性交易和合作，是多次的交易和合作博弈过程。因此，不但是腐败收益具有累积性，更为重要的是腐败风险也具有累积性，一旦被查处，腐败成员过去的“犯罪”记录会受到数罪并罚的惩处，这就是腐败风险的累积性。现在曝光的许多腐败案件都具有这一特点，如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腐败案和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腐败案，他们的犯罪事实不是在现任领导岗位上发生的，而是在他们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曾经工作的地方黑龙江和辽宁所犯下的。
八是腐败组织的稳定性。尽管，腐败利益集团的成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一般不确定的成员只是一些外围人员，真正核心层的成员通常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一方面是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考虑，因为要形成一个组织严密，具有统一行动的腐败利益集团是需要较长时间的考察、试探、选择和合作过程才能完成的，而组织成员，特别是核心成员（或关键成员）的稳定，可以减少协调成本和运作费用，促使群体腐败协议和行为迅速达成和实施；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群体性腐败具有腐败风险的累积性，核心成员无论是退出，还是继续合作都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前者的风险是由于退出而受到腐败集团内部其他成员或组织纪律的制裁或报复“杀人灭口”等，后者的风险则是罪孽深重，数罪并罚。因此，核心成员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协作，共担风险。这就要求腐败集团的核心成员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二、群体性职务犯罪的成因
群体性职务犯罪是指在同一单位、机构或案件中，拥有公共权力的一些人或集体成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团体成员或个人私利的犯罪行为。通过对此类案件的调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一是经济相对落后。在一些相对贫困县（市），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便滥用手中职权，以找点经费补充办公、差旅经费为由侵吞国有资产，从而走上群体性职务犯罪道路。二是社会分配不公。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较之于商贾巨富，由于
工资收入偏低、福利待遇不高，一些人不甘“清贫”为贪图享乐铤而走险获取不正当利益。三是经济意识冲击。一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履行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认为是一种付出而寻求当事人予以等价的“回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
(二)法制观念淡薄
一些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抱着“别人能捞，我也能捞”的错误心理，将手中权力资本化、商品化，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如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所所长何某、副所长蓝某和黄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便利，通过订购挂历虚开发票、虚拟拨款等手段，违法套取本单位所管理的国有资产23万余元私分给全所职员。
(三)认识上的误区
发生群体性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其单位的负责人和单位职工都是事后才知道他们侵吞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事前均认为是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而且是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人人都有份，不会构成犯罪。某县电业公司虚列无电村工程款42万余元，在春节前以发劳务费、奖金名义集体私分。直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该公司领导干部职工还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四)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
有的检察机关在查办的私分国有资产以及共同贪污等群体性职务犯罪案件中，除了依法追缴非法所得上缴国库外，数额不是很大，影响不是很坏的，能够作不诉的就在检察环节消化掉；数额较大，影响较坏的，就诉到法院。而法院也是能轻判就轻判，首先是考虑免除刑事处分，免不了的即考虑判缓判；数额很大，影响很坏的，法院也只是在最低量判幅度内判决：量刑幅度3至7年的，判3年而不是判7年。打击不力助长了个体性职务犯罪和群体性职务犯罪的发生。
(五)管理制度薄弱
一个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严密或执行不力，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成为引发和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从查处的案件来看，虽然单位内部各方面也有一些规章制度，但大都不完善或形同虚设，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主要表现在小金库仍然屡禁不止，致使单位资金监管失控；财务制度形同虚设，领导个人说了算，资金体外循环现象普遍。近年来，某县所查处的涉嫌群体性职务犯罪的单位，无一不设有小金库。
三、群体性腐败的宗派性危害
原深圳市长许宗衡是倒了，但随着对其案调查的深入，将要逐渐揭露出来的群体性腐败现象，可能会再让国人大大地惊诧一回。
许宗衡在深圳官场16年，特别是当上了深圳市长后，可谓权重一方，百官归附。有消息称，许宗衡已招认曾收受贿赂并供出部分涉贪官员。深圳官场已是人心惶惶，舆论一片哗然。为什么会出现出现“人心惶惶”、“一片哗然”的混乱景象呢？毫无悬念，随着许大市长的倒台，将会牵出一串、拔出一窝大大小小的蛀虫来，该案将会是一件典型的群体腐败案件。可以肯定，这一反腐败成果将会永远地记入史册。但是，兴奋之余，我们有责任冷静下来对群体腐败现象作更深度的思考，我认为，一些群体性腐败不仅仅只是更严重的腐败，这种腐败所具有的明显的宗派色彩，才是其危害社会最毒的毒瘤。
其一，这种腐败源于主官腐败。像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中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可以说，一些主官腐败败露后，往往引起了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其二，这种腐败带有明显的小团体性质。从近年来反贪腐部门所查处的案件看，群体性腐败中的主官总喜欢拉起或大或小的山头，标新自己的旗帜，麾下聚集了一群党羽。他们围着领导搞着小团体，抱成一团称呼自己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胆大包天，且具有主官越大牵连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的特点。其三，这种腐败往往是各种腐败的综合体，其结合着人事组织腐败、机制体制腐败、贪污贿赂腐败等腐败形式，致使制度破坏，队伍混乱，正气不张，邪气盛行，乌烟瘴气，影响恶劣。
被拉上宗派腐败山头的一般是领导身边最亲近的人，如秘书和副手等。因为这些人天天伴在领导的身边，与领导走得最近，对领导的公私活动知根知底，如果不是领导的心腹，不能成为领导的左膀右臂，那领导腐败起来是很危险的。所以贪腐领导一般都会将秘书和副手培养成自己的影子，形成腐败的共同体，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陈良宇就培养了自己的秘书秦裕，二人共荣时，秦裕一路升职，不几年，便拾阶而上，从“上海一秘”升任至宝山区区长，成为一颗璀璨的政治明星。但陈良宇腐败案发后，树倒猢狲散，其腐败山头立刻土崩瓦解，秦裕受到牵连，一审被判无期。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与腐败领导越近亲的人其腐败的危险系数就越高。所以，这些人必须提高警惕！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许宗衡的腐败山头上至少聚着三种人：一是其身边的人。据媒体报道，与许宗衡几乎同时遭调查的正是其“心腹”—一个属于市政府秘书长级的官员。二是其工作圈内层的人。如媒体报道的正在医院接受监察部门“双指”调查的身患重病的女副市长闫小培等。三是其工作圈外层的人。许宗衡的贪腐裙带到底有多长？还会牵涉到那些人？我们不得而知。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个别人的腐败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群体性腐败。带有宗派性质的群体性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直
接动摇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们必须重新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痛下决心将其铲除。
四、预防与治理群体性腐败的对策
江泽民同志指出：“反腐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因此，针对群体腐败的以上特征，我们认为要有效预防与治理群体腐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严格加强对“一把手”的外部监督，防止权力失控
事实表明，失去监督的权力最易产生腐败。公共权力和监督权力的对应设置和协调统一，已成为政治民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则相对公共权力容易膨胀，监督体系也不够完善。要加强对“一把手”的外部监督，应做到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监督制度。要健全制度，使其滥用权力“不能为”；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事前监督与事后惩罚机制，使其“不敢为”；创建适合国情的以俸养廉、以俸养能的从政待遇制度，使其对以权谋私“不必为”；实行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和廉政承诺、廉政情况报告、重大事项报告、离任审计等制度，使“一把手”对腐败“不愿为”。要切实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的监督。同时要把“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列入监督范围。
2、要切实加强对“一把手”身边人的监督。从现在查处的群体腐败大案来看，腐败利益集团的形成往往是从“一把手”身边的人包括秘书、班子成员和亲属等开始的，“一把手”为了保护下属和身边人，同时也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才逐渐成为腐败利益集团的保护伞或龙头老大。因此，一要切实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的监督。重点是加强党内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干部的活动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二要切实加强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领导的秘书和亲属的监督。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因主要领导管理不严、监督不力而导致班子成员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3、切实加强民主监督。民主监督大体有两大支柱：一是通过各种组织机构来监督公共权力；二是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当前，一方面应加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国家检察机关、行政监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对公共权力及其执掌人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加大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遏制群体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二）坚决实行对“一把手”和组织内部重要岗位的轮换制，杜绝分利集体形成
实行岗位轮换制，尽管在行政管理效率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加大重新熟悉工作环境的成本、人员相互协调的成本和加大政策的不连贯性等，但它却是遏制群体腐败最有力的措施之一。长期在一个组织担任“一把手”或在某一重要岗位工作，容易形成分利集团；另一方面，随着对环境的进一步熟悉，也容易利用政策、规章制度的不完善，规避风险。
（三）加大查处惩罚力度，降低腐败的预期收入
查处任何犯罪，总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特别是查处群体腐败这类错综复杂的案件，支付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加大惩罚力度，既对腐败集体、个人能起到警醒和威慑作用，还能警示他人。中央查处胡长青、成克杰和程维高等大案要案，其“威胁置信”的效果是巨大和深远的。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增强威慑力，增加腐败的预期成本，特别是行政与执法部门公务员涉及腐败案件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增加经济处罚力度（包括罚款、没收其财产等）。对各类腐败案件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不仅使腐败者经济受损，而且使其名誉受损，身败名裂。
（四）扩大民主决策范围，形成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提高“合谋”成本。
要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决策和办事的透明度，形成一定的、合理的相互制约（包括领导与下属以及下属与下属之间）机制，增大腐败合谋的交易成本，减少和遏制群体腐败现象的发生。要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各类权力及权力的行使实行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工作程序和议事规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大额资金支出和使用、重要干部任免都必须经过集体充分讨论决定，不得以任何借口搞个人独断专行或少数人说了算。
（五）加强从政道德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江泽民指出：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身教重于言教。因此，必须要把党风廉政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中，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规，结合实际，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地位观等为主题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经常性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明确纪律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法纪意识，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认真履行职责，自觉做到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
（六）建立领导干部个人生活公开化制度，规避以权谋私
领导干部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是一个公众角色，掌握和执行的是公共权力。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乃至个人生活都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建立公开制度，就是要让领导干
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置于社会的“曝光”之中，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在合法范围之外的个人私欲。目前，应建立和完善的领导干部个人生活公开化制度包括：
第一，建立真正的金融实名制度。虽然目前我国银行储蓄采用了实名制度，但并不十分严格。一些腐败分子把腐败谋取的利益以他人之名或通过几个银行分散储蓄存入银行，或以公家的名义存储加以分散、转移，或者变为有价证券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建立金融实名制度，它有利于监督机构了解领导干部的个人资产状况，防止个人资产的非法转移，有利于发现和查处腐败。
第二，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用现金来支付交易的现象大量存在，且金融实名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给“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的监督带来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领导干部申报的自觉性真实性也难以得到实现。为此，有必要完善这项制度，特别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的严格监督和严格处罚。
第三，建立机关管理财务开支项目及数额公开的制度，防止以权谋私、假公济私。
第四，加强对领导干部8小时以外生活的监督。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腐败往往是从8小时以外涉足不良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要加强对他们生活圈、交际圈和娱乐圈的监督，及时提醒，给予告诫，挽救和保护干部。
（七）构建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弱化企业寻租意识，断绝腐败租金来源
过去，由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导致行政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存在体制上的“父子”情结，一些领导干部干预甚至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也正是由于这种“父子”情结的存在，一些企业也想通过种种关系，依附权势，力求在市场经济中采取不公正竞争而获取垄断利润或非法的额外利润。寻租者和被寻租者异乎寻常地“一拍即合”，扰乱了社会的市场经济。因此，只有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减少领导干部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断绝腐败租金的来源。同时，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强企业内部监管，充分发挥职工群众民主监督作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优化管理，遏制企业主要领导人寻租动机。
（八）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垄断权力，减少集体寻租腐败行为
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限制垄断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降低社会集体寻租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途径。要达到这一目的，具体应做到：
第一，减少租金产生的空间。一方面，要缩小政府管制经济领域，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包括政府退出竞争性行业，取消经济垄断，取消不必要的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确保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租金消
散机制，主要包括拍卖机制和招投标制度，以确保由于政府管制所创立的租金收归国有。
第二、增加集体寻租腐败成本。一是扩大潜在利益集团的民主决策范围，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这样可以使集团内部权力得到相互制约。二是，均衡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禀赋，特别是要消除权力与经济的过度结合，这样可以加大集团之间的寻租竞争压力，逐步达到以合理的市场竞争来替代官商结合的以寻租为目的的非生产性竞争。
第三、降低集体寻租腐败的预期收益。要完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新闻等民主监督制度。要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具体有：建立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公开制度、科学与民主的决策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产品的价格听证制度、公务员职业专一和关系回避制度等。同时，还要加大对非法集体寻租腐败的查处力度，以党纪政纪法纪严惩非法设租和寻租活动。
参考文献：
[1]可郭光东：《“问责风暴”背后的制度四问》，《南方周末》 2004年7月8日。
[2]沈小平：《官员问责加大为官风险四大问题亟须制度解决》，“新华网”200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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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郴州市委书记落马波及当地政界商界158人》，“搜狐网”2006年9月4日；《田凤山案》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网站2006年。
[1]李钢：《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9年敛财6800万元》，《广州日报》2008年4月19日。
[3]王石川：《18名县委书记的“倒掉能带来什么”》，《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1日。
[5]关于群体腐败的这些特点可见林喆、嘛长生、蔡雪冰主著：《腐败犯罪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3页。
[3]数据来源：《长沙晚报》1997年5月30日；《陈希同、王宝森惊天大案始末(下)》，“中华网”2000年10月30日；苏杰、榕检：《福州车管所民警群体腐败案透视市17位民警被判刑》，“中共镇坪县纪委监察局网”2004年6月28日；《火箭研究院原院长厉建中被判无期涉案金额1.2亿》，《新京报》2006年3月8日；《受贿相当于300年工资失控的“条”管局长肖占武》，《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7月25日。
[1]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既要严惩腐败犯罪者，在其翻然悔悟之后又要给出路，在
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时尊重其政治权利的享有。
作者介绍：楚国良（1962---），男、湖南湘潭人，1989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经济学讲师，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区域经济，"三农"问题的研究。
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群众性矛盾纠纷事件，它的参加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这类事件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社会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群体性纠纷不断涌现。深入研究分析新时期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寻找妥善处理的办法，已成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一、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新时期下群体性事件可分为城市群体性事件和农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在职工利益受到侵害,企业改制时，职工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保障得不到落实和居民对自己在市政建设中拆迁安臵补偿不满而造成的群体性矛盾。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在由于乱收费使农民负但过重，乡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损害群众利益，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费用没有如期兑付或没有全部兑付到户而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山林、土地权属不清等原因引发的矛盾。其主要特点是：一是聚众性。群体性事件一般是触动相当部分人员的利益而引发，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山林土地纠纷都涉及相当多的人员，一旦他们的利益受损，即使部分人不愿上访闹事，但在其他人的煽动下也随大流，参与上访闹事，因此这些事件都表现人多势众的“聚众性”。二是多元性。群体性事件涉及面比较广，常引发多种利益的矛盾纠合在一起。一般来说都有人操纵，有的是泄私愤，有的是图报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少数人鼓动跟着起哄，有的甚至是在群众中集资形成上访“专业户”，还有的是集资请“代言
人”，使这些纠纷形成多元化。三是突发性。一些纠纷起初是涉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处理过程中极易触动一个地段利益，特别是在信息网络不够健全的地区由于信息不灵，群众纠纷起来后，思想准备不足，感到突然性。四是反复性。群体性纠纷错综复杂，要经过调查，经过研究才能慎重处理。而群众往往等不得，要求当即表态，当即解决问题，以“到市里、省里甚至中央上访”为由进行要挟，重复上访。聚众闹事的方法事实上确实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分群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而一些问题久拖不决，甚至造成长期积压，也是造成群体性事件反复发生，为同一事件反复上访、闹事的重要原因。如近年来二次入伍退伍士兵因对退伍后的待遇不满，曾多次到玉林市、自治区上访。五是针对性和对抗性。当前，群体性事件往往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委和政府，以达到向党委政府施加压力，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解决问题的目的。而群体性事件与一般的个别信访案件不同，参与者情绪激动，带有激烈的对抗性质，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二、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造成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只有认真探究新时期群性事件的成因，才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根据本人在基层工作实践经验，新时期群性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不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单就个案而言，也许行政执法部门并未存在执法过错，但仍然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行政执法部门部分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一、基本定义 在国外，一些学者将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有的学者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通俗地讲，“群体性事件”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 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90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目前，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二、产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 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教育领域腐败问题的原因和治理对策 通常在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在政治经济领域中腐败现象是最为严重而对于教育领域这片的神圣的净土人们很少关注其腐败的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领域的各种腐败、违法问题日益显现，近几年来媒体对教育领域的乱收费、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频频报道，让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教育领域出现的腐败现象。 一、教育领域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教师这个职业被认为是太阳底下最光辉最圣神的职业，教育领域也被人们认为是一块净土。对于腐败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聚集在政治经济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领域的各种腐败、违法问题日益显现，近几年来媒体对教育领域的乱收费、贪污、受贿、师德腐败等问题的频频报道，让人们开始转向了教育领域，教育领域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显现。市民反映最强烈的是教育乱收费，认为教育部门把九年义务教育变成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教育领域腐败是指掌握教育行政权力和教育资源管理与使用的人，进行营私舞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败坏教育声誉、影响教育效果的行为。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利用职权维护和谋取私利。 教育领域腐败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权力腐败、管理腐
败、教学腐败和学术腐败这四个方面：（一）权力腐败。腐败是权力的附庸，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腐败的，腐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必须掌握一定的公共管理权力。二是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而是变为谋取私立的工具。三是权力的使用违背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原则。四是侵占、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教育腐败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腐败。如：网友曝光一农村中学校长受贿账单一位校长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共31次，共计收受贿赂186825元。中国央视教育频道也发过专版，谈及“贪污受贿包情妇，中小学校长趋利致教育腐败”的话题，详述了中小学校长腐败六大案例，其敛财手段和贪腐程度发人深思。2010 年 5 月10 日广东省检察院公布了2009 年十大“典型案件”，其中一例便是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受贿案。2001 年至2008 年，赖来新先后共计受贿66.5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当然，与那些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亿的贪官相比，赖来新受贿金额不大，相对还算“清廉”。然而此案的看点不在这里，而是赖案一发，竟然牵扯出英德市涉嫌收受“劳务费”的98 名中小学校长，他们闻风而动，纷纷自首，成了这十大“典型案件”中位列第二的案例，因而轰动一时。这一系列的案例都是利用这里涉及许多方面，一方面反映了教育领域里的领导人跟行政机关的政府官员一样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尽可能的捞取钱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报告 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的第二单元，要求学员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我结合自身在基层政府工作，需要经常面对群众，解决群众反映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较多接触到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特选取了《亚龙县平息槐树湾水电站被征地农民群体性事件》这个案例，进行评析。 一、案例情况 亚龙县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槐树湾水电站位于其境内的化蝶河上，总投资3.9亿元，由省化蝶河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该电站于2004年6月动工建设，2005年12月投产发电。 槐树湾电站共征用亚龙县土地1242亩，涉及拆迁户45户180人，征地560户2372人。按设计要求于2007年4月11日开闸放水，实施大坝消缺维修工程。然而次日上午，征地农民约80人聚集到电站坝首，阻拦电站检修施工。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征地补偿标准问题上，农民认为政府执行的标准过低。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加安置补助费）应为征地前3年种植业平均亩产值的10-16倍。2003年省政府批准亚龙县土地征地补偿标准为征地前3年种植业平均亩产值的10倍。亚龙县上报“一书四
方案”时2002年种植业产值尚未公布，补偿标准是按省政府公布的亚龙县1999-2001年三年土地平均产值的10倍报批后执行，即一类地（水地）每亩12000元，二类地（旱地）每亩7000元。但电站建设实际征地时间是2003年，此前2000-2002年三年平均产值的10倍为一类地每亩15360元，二类地每亩8000元，形成征地补偿标准前后每亩一类地相差3360元、二类地1000元。 第二，要求解决因电站建设影响其生产生活的问题。电站建设确实影响了一些农户生产生活的水、电、路，存在临时用地恢复困难等问题。 第三，在国家补偿规定之外提出了很多要求。如，要进电站当工人，自己用电要免费，至少要低于正常电价等。 面对如此形势，亚龙县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组成“槐树洼水电站阻工事件”处置小组，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副组长。 2、迅速对阻工事件性质作出判断：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确定了处置的基本方法，即说服教育，疏散疏导，平衡利益，化解矛盾。 3、深刻认识被征地农民阻工事件的复杂性严重性。形成了《阻工事件经济政治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这对以后有针对性制定、实施应对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群体性和并发性。参与的人员复杂，涉及部门行业多主体 成分多元化。有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例如国企下岗失业职工、房屋被拆迁居民、下岗军转干部、清洁工、出租车司机等等，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泛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因而会发生一系列的并发性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例如有因企业的改制、倒闭、兼并、破产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因城市拆建改造、土地征用、水库移民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2、极大的破坏性。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 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3、具有组织性，且组织程度高。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 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 4、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群体性事件的共性都是与权益相关， 有经济利益有民主权利也有自身权益，当这些得不到有效保护和解决时，他们就会在基本上同意偏差思想的支配下聚集在一块并通过偏激的行为来解决，保护其合法权益。 5、具有仿效性和反复性。一些群体性事件始初都只是限于少 数人和小区域，随着事态发展和影响扩大，就会引起周边区域个别与其利益相关或类似的人群的仿效，使事态更加严重。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所以经常反复。 6、事件发展有可预见性和可防性。一般群体性时间都是人民 内部矛盾引发的，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小变大的渐进过程，只要是坚持抓早抓小的原则，加强防范，超前工作，就会把事件扼杀在萌芽中。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社会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拉大。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社会心理及社 会舆论表现出强烈不满情绪。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引起社会摩擦。那么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 现出来。 2．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 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说过：“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改革开放 以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由单一趋于多元。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只要权利不愿尽义务，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 4．群众心里存在着“小事化大，大事闹事”的造势心理。认为闹 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当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个别人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引起政府机关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能尽快解决问题，便聚集起来寻求解决的方法，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5．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地方和 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一部分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6．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和社会管理方式不相适应。我国 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而我们不少党政部门和干部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有时甚至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矛盾激化。 7．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存在问题。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 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畅通，利益被损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来宣泄利益诉求。 中国群体性事件原因与对策 梁云鹏李建波（山东警察学院）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参与的人员复杂，涉及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有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无论是客观数据还是主观感知，都显示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复杂，突发性群体事件不断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主力军，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尽快建立健全预防和调控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运行机制，探索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冲突性质 （下转第25页） 政治 法制经纬23--
国际视野下腐败问题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国际视野下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腐败与反腐败都是世界性难题。美国腐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约翰斯顿提出的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腐败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启示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国际视野下腐败的发生病理 约翰斯顿分析了近百个国家“参与”和“制度”强弱状况的数据组群，根据它们影响力的不同组合研究四种腐败征候群的发生病理。 第一种：权势市场腐败征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具有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以权力为导向的腐败集中在赢得官位和影响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追求财富为导向的腐败把目标锁定在政府的承包合同、政策执行或立法的具体内容上。最明显的特点是有政治影响的富人利益集团主导着权势市场，腐败围绕着利用财富去寻求强大的政治结构中的权势，“金钱政治”被视为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尤其是权势者通过合法的政治献金捐款的方式支持或输送自己的代理人买到通向政府的“接近权”或直接进入政府任职，从而影响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以便获得更多来
自政府的利益输送，即使在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捐款对选举和政府有着太大的影响，政治家们会给予那些向他们捐款的人和集团以特殊照顾，政治已变成了市场的延伸几乎成为共识，使得“本该向公民提供机遇和保障的整个体制已变成一个被财富和权力之间的通谋所腐蚀的权势市场”。 第二种：精英卡特尔腐败征候群。这类腐败发生在经历着激烈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制度化程度相对较弱的民主国家，如意大利、韩国等。这些国家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由精英们结成联盟并组成排他性网络，腐败的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和壮大较高层次精英的网络，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同社会中各种利益的竞争交融在一起，腐败交易不仅发生在政府官员和私有利益、政治领袖与广大支持者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政界、官僚机构和企业界掌握支配权的人物之间。那些予以合作的人可以赢得权力、可以变得富裕，也可以为自身及追随者或者企业减少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那些不予合作的人会受到惩罚或被驱逐出该网络。 第三种：寡头和帮派腐败征候群。这是一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甚至软弱，如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这些国家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精英之间爆发一场混乱的、有时是暴力的争夺，寻求利用人际关系资源（例如大批追随者、一个企业、官场、司法或犯罪组织中各种关系，或一个很有实力的家族）获取财
管理心理学案例详尽分析 管理心理学案例分析 一. 某校决定采用“满勤给奖”制度来加强管理，出满勤的发奖金2０元，如果上课.教研组活动.政治学习一次缺席.两次迟到者，该月就没有奖金。这种办法实行后第一个月效果很好，无人缺席.迟到，教学秩序趋于正常。 两个月后，工作一直认真负责的王老师，因患病请假2天，病未痊愈，就来上班了，却被扣发了当月的奖金；李老师经常是小病大养，自由散漫，实行“满勤给奖”后，人是来了，课也上了，但教学效果差，奖金却照拿；赵老师在月初的第一周就迟到2次，在他看来，一个月的奖金已经没了，于是在后几周的工作就随随便便了，何必准时来上班呢？ 针对上述案例，你对“满勤给奖”的激励方式有何看法？你认为应该怎样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分析（1）满勤给奖”的激励方式对教师不适合。 （2）其主要理由：不符合教师工作的特点和实际。教师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教师工作有松散化和弹性化的特点等。以全勤奖激励教师，不会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3）激励教师应关注教师对职业成就的需要，也就是鼓励教师搞好教学工作本身，而出全勤的教师并不能说明教学工作就是优秀，激励方式要适合教师工作的性质。
（4）本案例是实际应用型的案例，分析思路可以是开放性的。以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等）或学校组织特点等分析都是可以的。但以上的答题要点要包括进去。 二.报载：“欧盟委员会2003年9月8日宣布，欧盟将从本月30日起实行更为严格的烟草警示规定，要求烟草生产厂家用黑色大号字体将警句印刷在白底香烟盒上，警句在烟盒正面所占面积不得少于30%，背面不得少于40%。警句包括：‘吸烟会造成慢性疾病和痛苦死亡’及‘吸烟会引起性无能’等14条”。 你认为这种做法会有效吗？其心理依据是什么？ 分析（1）欧盟对于烟草的警示做法会有效的。 （2）其心理依据主要是：关于态度改变理论中的认知不协调理论。 （3）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要改变人的态度，先要使其产生认知不协调。在烟盒的重要位置明确标明吸烟的危害，就是引起吸烟者认知上的注意，使其认知与以前的认知及行为产生不协调。这样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改变原有态度。不去吸烟或减少吸烟，使其认知与行为协调。 二是不改变态度。但是为吸烟的行为寻找一种辩护理由。 三.某校三位青年教师同时进校任教,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业余时间关系密切，引起学校一些人的议论。一次，学校定于晚上召开全校职工大会，三位青年教师为看一场难得的音乐会，分别请假。这件事使学校领导产生了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学校要形成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变化，使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不建立行之有效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措施机构，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类型、特征及成因，提出更为合理的地方政府应对当前去提醒事件的策略和措施，对于吧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一项崭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目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专家对群体性事件的根源、特征、规律和对策等都做过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本文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研究，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应对措施，从经济、法制、政府建设等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对策研究 1.群体性事件概述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和谐社会的建设包括方方面面，其中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如何构建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进入到学界公认的社会转型期。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社会容易动荡不稳，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大大增加。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发生发展的10余年来，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1993年全国共发生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上升了近10倍。而从2006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又增加了l倍。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有增无减，且参与人数、规模和对抗形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综合矛盾的反映，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1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还有一点需说明，所谓“群体性事件”，必须是3人以上参与，才称之为“群体
新形势下医院药师如何提升药学服务质量 发表时间：2016-06-21T16:53:11.757Z 来源：《心理医生》2015年24期作者：韩冰 [导读] 为医生和护士提供准确的药物咨询，为患者提供优质的用药服务，不断提升药学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合理用药。 韩冰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药剂科黑龙江佳木斯 154002） 【摘要】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药学服务质量已愈发成为医院药师的研究重点，现代药学的发展要求药师时刻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提升医生和患者的合理用药的意识，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医院药师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强与医生、护士以及患者的沟通，定期向患者宣传用药常识，不断提升药学服务质量。 【关键词】医院药师；药学服务质量；用药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R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5）24-0258-02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医院药师的工作重心逐渐转换为患者第一的模式，在该种模式的引导下，如何提升药学服务质量日渐成为国内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医院药师逐渐参与到患者用药方案的制定与疗效评定的工作之中，不仅为医师的用药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指导，也取得了极好的临床疗效。但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本次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提升医院药师的药学服务质量。现综述如下。 1.药学服务的概念 药学服务[1-3]是指药师依靠自己所学的相关知识，让医院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用药等的专业咨询服务。这种服务以患者为中心[4]，涵盖范围较广，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也日渐丰富。并且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愈发深入，药师的职责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已经从最开始的配药工作逐渐转变为参与用药指导和药物疗效评定等全面服务的工作。 2.医院药师提升药学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2.1 提升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医院药师在医院开展药学服务[5]，可以有效的提升医院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有效避免一些药物的过度使用。有关资料表明[6]，我国医院用药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医院抗生素药物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部分疾病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用药存在较大误区，且涉及范围较广。②因我国药企较多，且国内外药品同名称的药物中同种成份的剂量各有不同，尤以复方制剂最为复杂，因而存在各种药物联合使用时，不同药厂生产的药品同种成份剂量存在较大差异，对患者的安全用药产生较大的潜在危害。③临床医生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准确的把握用药剂量，忽视了不同群体的用药特点，致使部分儿童患者用药量过多以及患者出现药物过敏等情况。相比临床医生而言，医院药师更加了解药物的剂量以及用药情况，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更加合理的用药方案。因而在医院开展药学服务，促使医院药师向临床医生提供更加准确的用药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2.2 提升患者用药的安全性 患者每天都要服用一定量的药物，但是多数患者并不了解药品的相关信息以及用药的注意事项，因而存在许多因滥用药物产生药物过敏及抗药性的事件。因而如果医院药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向患者讲述一些基本的用药常识和注意事项，这类事件的发生率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有关研究表明[7]，医院药师在为患者发药时向患者提供该药物的咨询服务，患者药源性疾病的发病率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而医院药师通过向患者提供药学服务，对于患者的用药安全意义重大。 3.医院药师提升药学服务质量的方法 3.1 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随着制药技术的不断成熟，新的药品层出不穷，因而药师应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同时药师还需及时将药物信息存入电脑，方便及时提取数据。 3.2 定期审查处方，降低错误用药事件发生率 药师应加强对医院处方的日常审查，及时发现处方中的用药缺陷并及时纠正，不断提升医生的用药水平。医院药师在对处方进行审查时应注意用药的正确性以及剂量的准确性。若发现用药错误或药量不准确时，应及时与处方医生进行沟通，并督促其及早改正，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药师还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对医院处方情况进行点评，计算并分析用药错误事件发生率，发现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整改意见，不断提升医生的用药水平。 3.3 时常交流沟通，避免不合理用药 医院药师要时常与医生及护士沟通交流，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精神，共同促使用药的正确性。与医生进行沟通时[8]，医院药师应做好协助工作。医生所询问的问题大多局限在药物名称、药价、剂量以及是否纳入医保等基础信息，且多数医生对于非专业用药信息较为陌生。因而医院药师要向医生讲解部分药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药理作用等信息，对于一些特殊药物，医院药师一定要向医生详细介绍该药物的使用剂量和注意事项，避免不合理用药事件的出现。医院药师还可以医生一起科学合理的为患者选择诊治药物，优化患者的用药方案。与护士进行沟通时，医院药师也应做好协助工作。护士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涉及药物的存储、使用方法等有关信息，鉴于此，医院药师要时常向护士讲解药物的温度、分子结构等基础知识，促使护士增强参与药物诊治的能力，可以及时发现患者用药过程中的副反应，保证药物的有效应用。 3.3 培养良好服务态度，提供优质服务 医院药师要时刻以患者为中心，耐心、仔细的向患者讲解药物的相关信息及用药注意事项，并保证时刻面带微笑，给患者带来一种令人信赖的感受。在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同时，为患者提供最为完善和全面的药学服务，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3.4 开展用药咨询，提升用药安全性 医院药师应每隔一段时间为患者开展一期用药指导讲座，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详细介绍一些常用药物的基础信息及用药指导。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医院药师应对其进行重点指导，如有需要可以想其提供一些帮助记忆的图片等信息，保证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医院药师还应加强对于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降低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率，尤其对于一些需要联合用药的患者，应给予较大的关注。
试析贪污腐败的危害与对策一）现象
当贪污受贿“傍”上洗钱…… 二）危害 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 加速道德沦丧。 当今的中国如果用道德沦丧毫不为过，到处是假货，到处是欺骗的陷阱，到处是犯罪，信任出现危机，诚信出现偏差，信仰缺失，办事没有钱寸步难行。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处在道德水准的最低点，一个号称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道德几乎沦落到几乎荡然无存的程度，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如果究其根本，原因在官场的腐败。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单位部门最后终要归于某一级别的党和政府领导和管辖，各级党和政府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是道德的维护者，腐败的官场直接带动和影响其下属和管辖的公民，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如果我们说“一条臭鱼腥一锅汤”，那么作为一方党政领导的贪官，其搞臭的就不是一锅汤，而是一片，后果也极为严重。 （六）贪污受贿是自掘活人墓贪污腐败，只会一步步走向毁灭！
网络群体性事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隔阂,重新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人类从此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生活,成为我们接收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见解的平台。政府则可以通过网络舆论及时了解民情民意,便捷、快速地与公众进行政治沟通。但是,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容易引发冲突,这些冲突必然会在网络有所折射,受网络信息的传播机制及其本身的非理性因素影响,很容易迅速聚集大批网民,导致百万级点击率,最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其后果在于能在很短时间,让大量群众对政府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处置失当,可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冲击,造成社会不和谐。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将是网络时代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考验了新时期政府的管理能力。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其特性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新形式的危机。但是,学术界对此进行研究非常有限,对其概念解释也不是很明确,在此,笔者尝试从其定义开始进行阐释。 要理解网上群体性事件,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一利益群体因某种共同利益关系聚集起来,以各种方式反映利益群体的共同愿望,以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从而获得或保障其共同利益的事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新型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一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场域———网络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对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的一个理论抽象,意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通过聚会、社团、媒体等形式进行自由对话、公共交往、公开表达意见的场域及机制。网络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人们的自由交流和平等沟通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支撑,也为公共领域的重建和结构再造提供了技术基础,进而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网络公共领域为建构虚拟空间中的民主意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人们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地发言、讨论,使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超越现实的民主热情和讨论精神。但是,由于缺少了叙事和传播过程中的权威审查机制,网络叙事本身也就变成消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主体因不断发泄非理性的情感而得到了娱乐,在这种较少体现责任的精神讨论语境中,非理性的精神极易膨胀。所以说,网络公共领域虽因理性的讨论和批判才得以成立,但它本身却无法避免非理性因素的纠结。可见,我国网络公共领域仍处于形成阶段,仍然是一个纠结在理性和非理性、现实和虚拟的矛盾状态中的综合体。
[纪检监察]“微腐败”主要成因及治理对策建议――以XX市为例 为摸清海南省XX市基层“微腐败”主要特点和滋生原因，找准根治药方，20XX年，XX市纪委监察局组成基层“微腐败”治理专题调研组，围绕“贪污、掠夺、挥霍集体资产、资金、资源”、“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扶贫和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办理群众事务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优亲厚友、与民争利”和“漠视群众疾苦、冷硬横推、庸政懒政、失职渎职”等四类“微腐败”问题，对本市基层“微腐败”治理进行深入调研。 一、本市基层“微腐败”的主要特点 调查表明，本市基层“微腐败”有三大特点：一是基层“微腐败”信访量持续高位，查处件数与人数逐年上升，占基层违纪案件总量的比例大。2013一 20XX年，XX市区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基层“微腐败”信访举报599件，年均200件左右，占受理基层信访总量的%；查处基层“微腐败”案件数和人数分别 为22件50人、27件48人、40件82人，三年查处人数占基层违纪查处人数%。二是基层“微腐败”点多面广，集体“三资”和惠民资金是重灾区，窝案串案频发。2013—20XX年，涉及农村集体“三资”和惠民资金方面的基层“微腐败” 案件数分别占到总量的%和%，合计达%。窝案串案数占基层“微腐败”案件总数的%。三是基层“微腐败”以农村尤为突出，镇村干部占绝大多数，一把手占相当比例。2013—20XX年，因基层“微腐败”查处镇干部46人，占总量的为%； 查处村干部121人，占总量的%，合计超过90%；涉及一把手的基层37件，占总量的%。 二、本市基层“微腐败”的主要成因 依照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原则上应经过“四议三公开”民主决策公开程序，即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和决议事项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通过对查处的区村（居）“两委”干部擅自出租集体土地、低价出租集体商铺、违规提取大额现金和多领征地补偿款等四起“微腐败”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基层民主决策程序执行不到位、村务公开基本流于形式、基层党委政府漠视问题、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的全市总体数据分析表明，上述典型案例暴露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基层特别是农村具有普遍性的共性问题。解剖本市查办的53件“微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均未完全执行“四议三公开”制度。从执行议事程序的数据看，完全执行“四议”程序的为0，“四议”中仅村“两委”商议的执行率达到%，村党支部提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率分别为%、%、%，反映当前农村事务管理中，
定义：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 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 数量增多规模扩大：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 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事例2005年06月安徽池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7年01月四川达州发生群体性事件 2007年06月广东河源发生群体性事件
课题名称：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 目录 内容摘要 (1)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述 (2) （一）对群体性事件定义的不同理解 (2) （二）科学界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意义 (2) （三）群体性违法事件的特点 (3)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分析 (4) （一）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4)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分析 (5) 三、预防及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7) （一）发展经济，加快和深化改革，从根本上预防群体性事件 (7) （二）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8) （三）建立健全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力度 (8) （四）因势利导，积极采取措施为社会不满情况提供必要的宣泄渠道 (8) （五）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把矛盾化解纳入法制化轨道，是从制度上拆解群体性时间的重要保障。 (9) （六）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社会管理合力，有效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 (9) （七）建立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 (10) 参考文献 (10)
内容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调整，由此不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主要因素。本文首先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概述，其次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及其社会根源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预防及应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对策，即发展经济，加快和深化改革，从根本上预防群体性时间；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力度；因势利导，积极采取措施为社会不满情况提供必要的宣泄渠道；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把矛盾化解纳入法制化轨道，是从制度上拆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保障；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社会管理合力，有效缓解和清除社会矛盾；建立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性质界定成因和对策
浅谈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成份、经济要素日趋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理念、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腐败现象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当前，如何在科学分析腐败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关键词：腐败反腐倡廉原因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有的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和部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贪污受贿，大肆挥霍国家巨额财富，其手段之猖獗，手法之多样，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的。具体表现为：（一）利用职权，安插亲朋好友、买官、卖官 （二）大肆贪污受贿，挥霍国家巨额资财 二、腐败现象屡屡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败，腐败现象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公务员人数严重超编 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公务员人数每年递增20% ，未来几年将严重超编。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
1比26（那是2005年“两会”时提供的数据，现在肯定要大于这个比值），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二）现存机构的弊端和法制建设的滞后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从我国目前现存机构来看，的确存在党政机构的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行为存在严重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现象。同时在法制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反腐败方面的法规严重滞后，已颁布的法律目前存在着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情况，与反腐倡廉直接有关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脱节。对已查清的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主要是职务较高的人惩处往往打击力度不够，一些贪污受贿动辄数以十万百万的领导干部，从公布的处理结果来看，凡担任过相当一级领导的贪官，几乎都能免予“斩立决”，最终判决往往是死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落到实处。 （三）党风不正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催化剂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当前党风不正主要表现为：第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看不到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第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些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了，他们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这几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大案、要案涉及到我们不少部门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党风不正的确起到了催化的不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