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赤子心 —印尼爱国侨亲、印尼苏钢集团总裁苏用发 苏用发的非凡，贵在深藏。 他从不因功名而骄狂，不因坎坷而颓丧，亦从来不觉得，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便可俯瞰世事、放任享乐。 于是，他的手中总握着书卷，他的心中总牵系着万千同胞。 笃志好学?儒商风范 1947年，苏用发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南安市。 父亲苏锥有，于1937年只身前往印尼谋生；母亲杨柑枝，生于棉兰,是典型的东方温婉女子。在兄弟姐妹七人中，苏用发排行老二，自小他就喜欢听母亲讲古人博学成才的故事，入学后亦发奋刻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并在朗诵、演讲、唱歌、书法等方面表现不俗，被誉为学校的“文艺才子”。 进入中学后，文理兼修的苏用发已精通印尼、中、英三种语言，并尤其偏爱机械制造学科，他觉得，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关联着更幸福的生活，值得潜心钻研。然而1965年爆发的“排华运动”，将本该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打乱了，彼时的印尼，华人大受打压，华文学校被迫解散，不得已，苏用发的大学梦断了。 怨天尤人从来都是最无用的，失学后，他随即进入父亲的企业，白天工作，晚上就自修机械、制造、管理、冶金等专业课程，扎实的语言功底加上可以学以致用的操练环境，他渐趋谙熟了投资经商的种种学问，尤其在冶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后，他常常感叹，或许正是际遇的此番坎坷，才铺就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1969年，苏用发与父亲联手创立了印尼苏钢集团。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只有20多名工人，年产量不过2000吨。势单力薄，困难与挫折总是难免的，每每此时，苏用发总会来到母亲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吃一口母亲做的早点，喝一杯母亲泡的清茶；母亲也不问什么，只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然后，茫然无绪的思路清晰了，举棋不定的方案明确了，对于苏用发而言，母亲更近乎于贴近心灵的精神支撑，几十年后，他笑称自己早已养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习惯。 时光荏苒40载，如今的“苏钢”已发展成为主营钢铁制造并囊括棕榈油生产及出口、船运、饲料及糖果食品制造等多元领域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下设16家企业遍布棉兰与雅加达，其中钢铁厂年产量达50万吨，位居印尼私营钢铁企业第四位；糖果厂日产量100吨，居亚洲第二位；苏钢自行研发生产的合金耐磨钢，年出口量稳居国际市场首位，并两次得到印尼总统苏西洛亲自颁发的“印尼最佳金属出口奖”。 很多外商邀请苏用发跨国投资合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将苏钢集团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投放在印尼，每年创汇近4亿美元。他说，一个企业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而专注，是达成使命的前提。唯一例外的，是与祖籍国的项目合作，比如与陕西省政府签订的钼钢、风力发电、太阳能合作协议，在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1 杜康生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 同样的水平与垂直线条，不同的设计师落笔，格调迥异。有“台湾豪宅王”美誉的杜康生，落笔在图纸，脑中却是对三度空间以及填充此空间的色彩、材质、家具等所有细节的一一定格。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对空间美学的极致演绎，对完美设计的无限追求。这之外，他的作品更传达着对业主的尊重，浑然天成的高质感设计手法，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他也因此赢得台北第一豪宅——“宏盛帝宝”中大多数业主的青睐。 从台北到上海，杜康生的作品让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如今，他正将这样的理念向所有室内空间推展开去，以造福无数追求品质化生活的中国人。“这是我们这一代设计师的使命，通过创造更多美好空间，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让海峡两岸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他说。
2 了杜康生无法逾越的高山。更糟的是，建筑法规必须考高分。对教条极为痛恨的杜康生，说服不了自己去背那些见了就有睡意的法规条文。他说：“考建筑师一般都要上补习班才能考得过，对我这种open-minded（思想开放）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考得过？” 比起考建筑师的种种烦恼，杜康生的乐趣在书本和课堂以外。他喜欢读闲书和杂书，同学们给他送上了“永远的学艺股长”的雅号。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四处做模型比图赚点生活费。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联手在一间大医院建筑比图中得了第一名，拿到了一笔“大钱”，这让他连续一个月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用天天都是阳春面，那样的生活着实欢乐。 到了大四，有教授找他，不是夸赞而是一句“你让我很失望，这四年你在干什么？”杜康生自然清楚老师的心情，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杜康生也知道，他的梦早已经跑到了建筑师之外。艺术是他的天分，更是他的出路。杜康生最感谢老师们让他发现了自己，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 “台湾豪宅王”的新使命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杜康生 在台北的繁华街头，杜康生的巨幅人物海报常常占据显著位置，不必问，某个豪宅项目即将登场。杜康生的高人气，与他“台湾豪宅王”、首屈一指的室内设计大师等赞誉交相呼应。开发商用杜康生的名字为新楼盘宣传造势，这为杜康生个人品牌自然带来好处，但这并不为其所爱。性格低调、内敛、安静的他，只在乎经手作品是否完美。他说：“首先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是本分，其次对业主有没有帮助最重要。我和业主就像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我设计一个作品很畅快、过瘾，业主对我的作品认同、满意，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数十年从容追求，杜康生在奔向空间艺术塑造者这个目标中，成就了自己，更成就着别人。 成名前夜的追梦青年 出身寒门，但绝不能没有梦想。这是杜康生年轻时常常自勉的一句话。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使得杜康生早早有了要当建筑师的心愿。也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个小小心愿显得非常合乎时宜。高考时他的目标是建筑系，之后的结果是考上了中原大学建筑系。中原大学建筑系是台湾第一所开始实施5年学制的建筑系，特别强调建筑设计与绘画方面的训练，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 杜康生说，进了讲堂，他马上发现，他选对了科系。因为同学们视为最痛苦的设计和绘画作业，对他来说却是让人无比亢奋的事情，他可以两三天不睡觉以完成作业，拿出来的作业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教授们对他另眼相看，当面夸赞他是难得的人才。这让杜康生有些飘飘然，一心一意做着建筑大师的美梦。 不过，台湾建筑师考试的难度在世界都排前列，特别是诸如结构力学等工科类考题，几乎成 华商韬略·李壮/文
全球华商名人堂|武钢：三个梦想 素有「中国风谷」之称的达坂城，位于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乌鲁木齐市区86公里，312国道在城中穿过。曾经这只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据城里老人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躲藏的人家。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里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它又因拥有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而备受瞩目。 达坂城的风常年刮不尽，这与新疆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有关，新疆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地处中纬度，冷暖空气活动频繁，风大而多，持续时间长。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但在风能开发者眼中，这里却是最佳的风力发电地区。如今的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当年正是看中了大自然赋予这里的特殊地貌与气候优势，于戈壁荒滩之上筑起一座风电场。
1987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武钢跨入了组建中的新疆风能公司，不久后，他便直接参与了达坂城风电一场的建设施工，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风力发电场。 1989年，武钢和他的团队抓住机遇，利用丹麦政府捐赠的320万美元，购买丹麦Bonus公司13台150KW机组，克服经验缺乏、人员不足、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通过近一年努力，于1989年10月实现了达坂城风电场的并网发电，在当时装机总容量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这也标志着中国风电从试验阶段转入工业化开发阶段。 风电一场建成，武钢从建设者变为风电场场长，面对达坂城取之不尽的风力资源，他和他的团队萌发了最初的创业梦想：在达坂城安装成百上千台的风力发电机。现在看来，这一梦想早已实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金风科技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9GW，装机台数超过14,000台。 而后他又利用一切时间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行业经验，并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意识到，设备价格昂贵、安装维修成本高，也成为产业化运作的瓶颈。时逢上世纪90年代，武钢心里清楚：当时人们对风电用性本来就心存疑虑，如果成本再那么高的话，风电的发展就会更加困难。要在中国做大风电，一定要打破成本太高这一瓶颈。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电设备，才有价格话语权;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机，才可能有大发展的机会。 他告诉自己，用中国人的双手，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风机。
黄红云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从1998年的“金科花园”第一役，到2008年的“成长性TOP10”中西部排名第一、再到2011年的成功上市以及全国化发展与扩张，黄红云率领金科集团在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缔造了一个房地产品牌传奇。 获得卓越事业成就的同时，黄红云更积极担负社会责任。2012年8月28日，黄红云当选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开始在更高和更广层面引领民营经济的发展。 1
高品质地产社会企业家标杆 —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黄红云2013年8月3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重庆共有13家企业上榜，作为“渝派地产”领头羊的金科集团，以营业收入235亿元的业绩，排在全国企业第437位，首次跻身500强之列。 不仅如此，金科还连续五年荣登“中国地产品牌价值10强”榜单。2013年品牌价值达57.07亿元，产品实现了别墅、洋房、高层公寓、商业等全业态覆盖，并已形成王府系列、廊桥系列、东方系列、世界城系列等八大系列产品线。 卓越进阶?地产业态全覆盖 当黄红云1998年从涪陵进入重庆主城区发展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选择，而现在看来，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了。 当时，年纪轻轻的黄红云已经跃升为涪陵当地颇具影响的地产开发商，他带着两个合伙人开着一辆桑塔纳，轰隆隆地驶入重庆城，在江北区租了办公室，悄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红云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就一鸣惊人。他拿下一块位于江北区五黄路片区的土地。当时，这是主城区地产大佬不屑一顾的不毛之地，但黄红云前瞻性地看出这个与重庆CBD解放碑只有一江之隔的地段的光明前景，把身家性命3000万元人民币都投向这里，开发了在主城区的第一个大项目—金科花园，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为黄红云积累到新的财富、人脉以及信誉，也坚定了他在主城区立足发展的信心。他随之成立金科集团，以金科花园的成功经验，乘着直辖的机遇，大步开启在重庆主城区拓荒筑城的步伐，公司也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2003年，金科跻身重庆“地产五强”排名第四位；2005年，金科跻身全国房企50强，位列重庆第二大专业地产企业； 2004年开始，金科着手制定全国发展计划。2006年，集团分别在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并相继在无锡等地获得土地。其间，黄红云还引进了美国嘉迈基金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壮大资金实力。 2008年地产业进入寒冬期，金科集团逆势而上，以“不裁员、不降薪、不降低产品品质”的“三不”政策坚强过冬，并在当年实现100亿元销售任务。 2009年，金科的全国布局开始发力，公司的重庆以外项目销售首次超过本地。也是在这一年，“金科房”成为“中国驰名商标”，金科地产获得“稳健性TOP10”全国前三排行，由此正式迈入中国一流房企行列。 2011年5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准ST东源以新增908498204股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正式进军A股市场。 在推动资本运作、做大做强住宅地产的基础上，金科还在2012年大手笔打造了集团在重庆主城的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也是首个产权式购物中心—金科廊桥天都。2013年，位于重庆主城的另一商业综合体项目—金科时代中心也正式亮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王长怡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学家，国际跨国企业董事长，台湾生技业标杆领导者……集多重角色为一身的王长怡，不但被媒体授予“台湾生技业杰出企业领袖”的称号，更是第一个荣获“美国年度发明家奖”殊荣的华裔女科学家。 自幼立志做科学家的王长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生技领域。如今身为全球免疫学界权威的她，不仅建立了独特的设计型合成肽抗原与免疫原的技术平台，以及全系列蛋白质/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成功开发出针对各类病毒抗体检测的免疫试剂，及具有高免疫性的疫苗及蛋白质药，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由此成为生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企业家。 573
574 物医学公司（United Biomedical，Inc.以下简称UBI）共同合作开发了具以合成肽为基础的创新疫苗，包括猪、牛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公猪去势合成肽疫苗（LHRH vaccine）、猪环状病毒疫苗（PCV vaccine）、猪蓝耳病疫苗（PRRS vaccine）、阿兹海默症治疗性疫苗、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等。 其中，以合成肽为抗原的猪口蹄疫疫苗在2007年于中国上市，去年已占中国口蹄疫疫苗市场35% 以上，已销售超过二十亿剂。另外，阿兹海默症疫苗获“卫生署”许可于2009年在台湾进行首例第一期人体试验，试验数据良好，目前已进入IIa期临床试验。这项试验更打破“卫生署”长期禁忌，让全新生物药品于人类首次在台湾进行人体安全相关的临床试验。这也让联亚成为继美商惠氏药厂之外，第二家研发阿兹海默症预防性疫苗，并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公司。 另外，联亚还拥有UBI授权的抗CD4单株抗体，可运用于艾滋病治疗，自1999年起就开始开发该鼠源单株抗体，至今已将该抗爱滋抗体推展至临床试验IIa期，并获得相当优越的抗病毒效力临床数 生技界女杰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怡 2013年10月，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亚）正式将经营多年的单株抗体事业进行切割，创立联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台塑集团的台塑生医结成联盟，它的成立将台湾从卖知识产权的生技发展思维，转换提升为拥有知识产权创新与产品自主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模式，不仅开创了一个台湾的经济支柱型产业，更让台湾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这只是王长怡的大棋布局中的一小步，从2013年开始，她就启动了一系列产品国际授权合作与事业切割计划，以加速联亚生物制品产品线的商业化。她的愿景，就是开发满足人类与动物医疗需求、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医疗产品，使联亚成为以华人为主、具有国际影响力且永续经营的生物制药集团公司。 历经磨砺 绘制事业版图 30年前，“生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年仅二十多岁的王长怡，在当时就已经确立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并以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专注执著的信念，为台湾乃至世界生技产业的发展作出居功至伟的贡献，她为此也成为名扬世界的科学发明家。 生技产业所需时间极长，投入巨大，却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30年来，王长怡投入的不只是光阴，正如她所说，“这是一项投入我的生命的工作。”她的人生观是“人就是要做具有创造力，具有影响力的事”，而她带领着她的团队，以实际行动及成效证明这决不是一句口号。 目前，由她一手创办的联亚已具备由抗体拟人化、实验室制程开发、分析方法建立、工业制程建立、GMP先导工厂建立、前临床灵长动物试验到人体临床试验等专业技术，并拥有愈百人的研发团队与源源不绝的创新产品线。 经过十余年磨砺，联亚与母公司——联合生
图注：新加坡Bread Talk集团主席郭明忠 餐饮艺术家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陈光 郭明忠喜欢国画，他收藏了很多大家名作，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以前，他梦想成为这些名字中的一员，但生活让他成了街头小食摊贩。 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艺术家的梦想。在餐饮这张宣纸上，他“画”出了会说话的面包，“画”出了全球第一家上市的面包企业，在17个国家“画”上了900家店。 很多人学他，但有点照猫画虎。因为好的画作，求栩栩如生、更求意境；而好的餐饮，按照郭明忠的定义：要好吃、要有个性，还得会和人“交流”，不止是食品，更是潮流生活的方式。 会画画的“街头小贩” 出生在新加坡的郭明忠，小时候家境很清贫，因为家庭原因，他被寄养在阿姨家。 那时候新加坡的经济不好，郭明忠生活的环境更不好。阿姨家里有十几个孩子，人多粮食少，他吃上一顿饱饭的经历屈指可数。“我记得当时多盛一碗饭，也得承受大家的眼光。”郭明忠说。 新加坡每个青年都必须服兵役，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多青年必须到海外，郭明忠因此在台湾的森林里待了5年。
从新兵到士官长，他很快成了团队的“一把手”。带着队伍穿越森林、翻过丘陵，郭明忠遇到了很多挑战，期间，他学会了独当一面，成长很快。 但部队里学的这点本领，退伍后并不能派上用场。那个时候，郭明忠仍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梦想者，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画家。打小，他便喜欢美术，对功课不是很感兴趣，他获得了不少美术方面的奖励，渐渐画出了信心。退伍后，他想继续这个梦想。 攥着父母给的2000新币（约合9200人民币），郭明忠重回台湾，进一步修习美学。进了城市，他才知道这里和森林里不一样，这些渗透着汗水的“盘缠”压根不够看，不过1年的时间，钱便花光了。 “钱没了，直接回国很没有面子，我便想着在台湾做好了再衣锦还乡。”郭明忠回忆说。 求学的第二年，他成了街头买卖人。一个朋友看他有美学的底子，建议他做龙须糖。因为钱不够，租不起店面，郭明忠订了一个花车，自己在车上画了一条龙。 一眼看过去，这个小摊位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似乎很有艺术感。凭借吸引人们的好奇心，郭明忠的“摊贩”事业开了个好头，他的花车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街头做买卖很不容易，刮大风的时候，他做龙须糖做到手流血。一边安抚着排队者的情绪，一边还得眼观四路，看见警察马上开溜。 风里来雨里去，郭明忠坚信自己能做成大事业。一次他去买20台币（约合4元人民币）的自助餐，很垂涎店里的卤肉，便点了一份，算完发现要30台币，而他只有20。老板臭骂了他一顿，说：没钱你学人家点什么？郭明忠看着对方说：有一天我的生意会超越你。 他很快实现了这句“豪言”。街头生意好起来，他去百货商场租了个店面，接着连续开了十多家糖摊。当年轻人对糖摊的兴趣减弱后，他又转卖脆皮冰激凌和南洋美食。现在台湾人吃新马菜、印尼菜，饭后来碗“西米露”之类甜品的习惯，就是郭明忠当年推广开来的。
1 任职巨头医药公司高层期间，他先后主导研发了3款全球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新药，成果领先于业内。创业期间，他以科研创新推动生产，横跨保健品与新药领域，缔造了数个极速增长的传奇。 然而，名誉加身、生活无忧的张念慈却从未驻足，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华人地区推出一款世界级的主流新药。 在之前，没有人达成过这一目标。而现在，张念慈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张念慈 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造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寻找新型抗原?研发抗癌新药 近日，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杂志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刊登了一篇医学论文，该文指出新一代治疗性癌症疫苗Globo H-DT（OBI-833）可以在癌细胞的干细胞上找到Globo抗原，与它结合并将其消灭。这一发现于药物治疗癌症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癌症干细胞如果可以被抗体找到并消灭，那么即使癌细胞发生了转移，其源头也可寻觅，使得治疗更有成效。 该研究成果，不仅将论文撰写方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度，也让其合作方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OBI Pharma,Inc.，以下简称浩鼎）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进一步挖掘后，舆论发现，在癌症主动免疫疗法与Globo-H抗原研究领域，浩鼎已经深耕十余年，其研发成果已近成熟，或将改变癌症药物治疗领域的现有格局。 世界级的市场却没有自行研发获得国际标准认可的新药，一直是大中华地区医药界的憾事。在之前，张念慈的非达霉素（Fidaxomicin，DIFICID）曾有机会改 变这一现状，但市场、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令他却步，并不得不抱憾将项目的研发 移至美国。 如今，手握新型抗癌平台的张念慈卷土重来，要做出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并冀望以自己的成功推动整个大体系的进步与完善。这一次，他立下决心，矢志 不渝。 时至今日，药物治疗癌症技术 已经相对完善，化疗以外的方向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株抗体，标靶并 找到癌细胞，再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 将其消灭。这类方法已有很多成功的 例子，市场上的药物大多归属此类。 另一种方法是不用单株抗体，利用身 体本有的机制创造特殊抗体消灭癌细 胞，称为主动免疫疗法。“单株抗体 已经有十来种成果，但是主动免疫疗 法尽管已经提出了30多年，却还没 有成功的例子。”浩鼎生技创始人、 董事长张念慈介绍说。相较单株抗体 疗法，主动免疫疗法的定位准确度更 高，副作用非常小，能针对细胞的特 异性，实现个性化治疗。 华商韬略·陈光/文 2
曾带领荣利集团问鼎世界最大录像带制造商的卢文端是成功的香港企业家，也是香港与内地社会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他先后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长期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2年12月，卢文端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在更广泛层面服务香港，服务内地，服务香港与内地的更紧密合作。 卢文端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1
谋大业?兼天下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现年65岁的卢文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业，并通过30年的奋斗，将自己创办的录音带 工厂发展成为在中国香港、内地和新加坡拥有生产基地，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市的世界 最具规模与实力的录音、录像带制造商，成为伴随香港经济起飞的最早一批跃上世界产业舞 台中央的国际化企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卢文端将更多精力从商业和创业转移到社会事业上，这让他个人的企 业经营乃至财富积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让他个人的力量在更多更关系大局的领域得到发挥，进而也走上一个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新高度。 矢志拼搏创辉煌 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形容，卢文端算是标准的“富二代”。1948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侨眷家庭的他，祖父与父亲均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当时的商界望族。1954年,年仅6岁的卢文端随母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 父辈的奋斗与成功为卢文端的成长创造了好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奋发进取、干出一番事业的精神和雄心。也正是这种精神，让卢文端坚定信念，要自力更生地创业，实践自己的理想。 告别学业后，卢文端先是在父亲与朋友合开的玩具厂工作，从文员做到工人，工作很辛苦，但极大地锻炼他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亦累积了宝贵的从业经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式录音带开始流行，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经商的卢文端敏锐地窥见商机，决心进入到这个行业创业发展。 打定主意后，卢文端向父亲和叔父借了15万元的资金，然后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并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录音带的工厂。带着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的热情，年轻的卢文端意气风发，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工作，终日以工厂为家，奋斗不息。“好辛苦的，日日在工厂睡觉吃饭，一方面怕亏本，另一方面又怕爸爸和叔父瞧不起，逞强也要挨过去，所以辛苦也要咬紧牙关。”他笑着回忆说，而且强调，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借到的钱是要还的，“他们并没有设期限，但是都很担心我能不能做得到。” 但卢文端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年轻的他不但自信心爆棚，而且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有无穷的动力。在他和一帮年轻伙伴的努力下，1976年，他们成功地建设好了自己的厂房，并用４年时间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卢文端又及时到广东投资发展，克服香港劳动力不足的制约，把握内地发展的机遇。借助内地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香港打下管理和产品技术基础的卢文端，很快就将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到了1983年时，他工厂生产的“荣利”牌录像带、CDR、 DVD、 MD等光盘产品，及代理的外国名牌包括SONG、JVC、SAMSUNG、 LG等，已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在业界小有名气，方才35岁的他也因此被誉为“录像带大王”。 问鼎产业前茅地位之后，卢文端积极引领荣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胡本仁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从黑色到绿色，从高碳到负碳，胡本仁先生的事业格局，在2008年历经了一次重大转型。 此前，他带领自己一手创立的香港长源资源有限公司，通过另辟蹊径的业务模式，不仅成功在中国14个省份，独家代理销售澳洲当时第三大铁矿生产商的铁矿石，而且更创造了中国私营企业成功并购海外上市企业的典范个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开路先锋。 2008年，察觉到由于全球钢铁产能的过剩，必将导致矿产能源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后，胡先生一方面果断淡出铁矿石业务；另一方面开拓以澳洲凯恩斯为全新根据地，首创并大力发展以“高端生态养老”为主题的绿色休闲产业。到2012年将旗下的澳洲上市煤企控股权悉数沽出，同时不断优化集团的财务模型，全面涉足并在财务投资、矿产、养老、农、林、木材加工、保健食品、药食同源类、酒店以及新能源十大产业全面蓬勃发展。
与所有的老三届一样，胡先生说，自己这一代人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难以磨灭的成长历程：“一出生，就解放。背书包，去民办。长身体，闹饥荒。长知识，遇‘文革’。要工作，去下乡。要提拔，讲文凭。工农兵，当填鸭。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当中，特别是在江西插队的经历，更令他深刻体会到何为苦、何为累，甚至，何为惨。不过多年后，他也感念于这段特殊人生经历对心、性、体的磨练：“我相信，再也不会有比那时更难过的日子。所以后来无论遇到何种境况，我都可以无畏前行。” 1971年胡先生作为表现突出的知青。第一批“上调”进江西新余钢铁厂担任炉前工。这是一桩异常辛苦的差事，但胡先生干得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后来，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他转做钳工，并争取到宝贵的学习进修机会，1976年先后前往钢铁厂内部的冶金机械大学、江西工学院进行深造。学成归来，胡先生升任钢铁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后成为分管厂区技术改造的主办科员。当时5万人的大厂，每年4000多万元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费都由他一律统筹。这以后，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对市场高度敏锐的判断力与前瞻性思维，他又开始负责管理钢铁厂的外贸经营活动，由一个人开始从与外贸公司合作，到为工厂拿到中国钢企中第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进出口公司，还参与创立了当时全国钢铁冶金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直到升任厂外办主任，全面负责企业的外经外贸业务。使企 打造“生态养老”第一品牌 ——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 胡先生信奉并恪守tan30°的奋斗哲学，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到二年比上一年更好，但不暴涨，上升曲线温和，恰如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在的斜边向上的坡度。创业17年来，凭借清晰的透视力、快速的应变力以及明确的执行力，他的事业一直依循这种被业内公认为“高难度”的轨迹，稳固攀升。到今年他已“惊回首离天三尺之三”。 从跨过罗湖桥的老知青到私营企业家 位于澳洲东北部的Double Island（双岛），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神秘的小岛。当地土著人传说，那里是控制水元素的彩虹蛇休息的地方。作为凯恩斯的地标之一，Double Island虽然是大堡礁群岛中最接近澳洲大陆的岛屿，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出租形式、针对社会名流与皇室开放的私密之地，布拉德皮特夫妇都曾经在那里度假，也是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在澳洲度蜜月的备选地。2013年，整个凯恩斯都在流传一桩新闻：小岛从当地富豪手中易主了，买下它的是一位中国商人！ 新“岛主”名叫“班尼胡”。他为何要买下这座小岛，又怀揣怎样一幅蓝图呢？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1951年，胡先生出生于中国镇江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经营的“长源行”，是当地米行中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而在他儿时那年，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导向下，胡家的产业悉数公私合营。母亲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生活落差，与父亲离婚，胡先生于是跟随父亲迁往上海生活。 日子从此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父亲早出晚归挣钱养家，胡先生开始学做各种家务，顾好“后方”。8岁时，他已经会生好煤球炉子、熬粥等父亲下班；10岁时，就得在家里洗被子。
1 刘太格曾是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局长及总规划师，他的规划蓝图，伴随并引领新加坡从落寞走向繁荣，并一步步实现“居者有其屋”和“花园城市”的目标。 在融合西方学识与东方实情的基础上，刘太格做出了诸多创新，用可见的成果，详尽诠释了“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这些人所尽知但却难以实现的词汇。 从新加坡到中国，耕耘逾40年的刘太格从未驻足休息。他希望帮助更多城市变得更好， 因为好的城市，才可以为更多人创造好的生活。 刘太格 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主席、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
2 “花园城市”的总规划师 ——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主席、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刘太格 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有自己所恪守的原则，刘太格也不例外。 城市规划上，他重视古建筑与原生地貌，从不为了建设而破坏这些既有特色；为了做好远期规划，他力求获得城市最完善的数据，如果政府或业主方为了赶进度而超度压缩方案筹备期，不能把工作做好，那他只好放弃；他尊重科技，但从不迷信科技，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永远走在科技的前面。建筑设计上，他信奉单体建筑一定要对周围环境产生益处，从不为了形象工程而打破整体的和谐；在他认为不适合放置地标性建筑的地方，他只做背景建筑。 这些原则，在帮助刘太格做出完善规划的同时，也让他失去了许多积攒名誉的机会，但刘太格说：“为了名誉而工作，那样会让人感到痛苦， 而为了合理去工作，则会很快乐，这也是我坚持到今天仍在工作的原因。” 耶鲁大学的奖章学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时值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其国内状况相较现在判若云泥。当时，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是400美元，190万的人口中，有130万住着非常破旧的房子——塑料板当屋顶，三合板当墙壁，不蔽风日、环堵萧然。贫瘠的工业和庞大的失业人数是新加坡落后的主因。 然而，在一代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下，到了1985年，新加坡已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那时，新加坡不仅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更通过合理规划，揭开了繁荣的序章。其国内不仅找不到破旧的房子，更没有穷人聚集区和民族聚集区，整个城市融于一体。直到今天，全球恐怕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程度的融汇，为新加坡新阶段的腾飞扎下了根基。 时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的刘太格，是新加坡这一代开拓者中的代 华商韬略·陈光/文
志 明 1 张 1952年生于马来西亚的张志明是典型的国际经理人。他18岁时到澳大利亚念书，并在那里就业、结婚、生子。之后，先后代表法国安盛集团掌管和整顿其在印尼、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的业务，并代表英国保诚集团巩固其在中国台湾地区市场业务根基。如今，身任荷兰ING亚太区区域总裁的他（现负责中国大陆、香港和韩国业务），说起来是家在香港，但事实上也是经常穿梭世界各地。 如此丰富的国际经历和经验，以及在国际保险金融巨头的历练和高管资历，也让他成为亚洲市场上少有的保险管理专才。
“管理”多元文化 ——荷兰国际集团（ING）保险亚太区区域总裁张志明在《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上，荷兰国际集团（ING）被 排在一个中国人认为吉利的位置上，第8位。 2008年6月，先后在4个国家和地区担任过CEO职务的张志明，发起了人生 新挑战，出任荷兰国际集团(ING)保险亚太区区域总裁，负责大中华区业务。 这已是他在拿到法国安盛集团“退休金”之后，继续登台献技的第二个新舞 台，也可能是他在金融业的最后一站。“正确的决定不留遗憾。期待能帮助 ING在亚洲的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则是他对自己在新舞台的期待。 更换跑道 30岁以前，张志明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进入保险业发展。 18岁到澳洲就读大学时，他学的不是保险，连金融都不是，而是离金融和保险很远的机械工程。获得澳洲墨尔本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后，他进入到澳洲通用汽车工作，负责技术及营销领域，5年时间就升到经理阶层。 在通用汽车，张志明工作了将近10年。但30岁那一年，他希望寻求一点改变，并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进入墨尔本大学念了MBA。他的人生也从此转变。当时，张志明的父亲在马来西亚一家英国公司担任总经理，他是把张志明带出汽车业的关键人物。父亲以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告诉张志明，“如果你要做到CEO，视野就要更开阔一点，而念MBA会对开阔视野有所帮助。” MBA的学习，不但开阔了张志明的视野，也给了他走进更广阔世界之门的通行证，更让他改变了过去“非黑即白”、“保守不多话”的工程师性格，变成一个更适合做CEO的人。“我是年纪越大越开化，年纪越大话越多。”他曾开玩笑说。 读完MBA后，张志明决定告别汽车业。虽然当时他在通用汽车的升迁前景不错，福利也很好，比如拥有公司的配车等等。但因看到汽车行业在澳洲保护色彩很重，而且汽车业管理风格比较保守，成长空间不大，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价值也相对有限，不容易有学新事物的机会等等不利和局限，所以还是决定要去改变。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选择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在个人能力方面能得到更大发挥的保险业。转行的风险很大，“新行业没人认识你，你没经验，为何人家要用你？”而且，转行就要丢掉已在通用汽车累积的一切，“配车，福利都丢掉，换到保险业我没有车，职级也被降低，若无法成功，风险真的很高。”张志明回忆说。 但他义无返顾的转行了。挥别通用汽车之后，张志明进入法国安盛（AXA）保险集团工作。1年内，他就从企划分析升为企划经理，不但找回了经理职位，而且还找回了配车，找回了成功的感觉。 问题解决高手 在位于墨尔本的分公司工作18年后，AXA保险集团给了张志明调派海外担任总经理的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挑战，从此展开亚洲跨国之旅。 “最初，有泰国、新加坡、印尼，三个地方供选择，印尼是底线。”张志明回忆说。后来，他的第一站，就是他的底线。 华商韬略·蒋玮/文 2
1 作为台湾岛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传动系统组件厂商，上银科技将西方人眼里华人根本做不好的滚珠丝杠与直线导轨做到了极致，小到苹果iPhone，大到高铁，“HIWIN inside”打破了西方人的偏见，让欧美日同业都为之敬畏。 上银科技董事长卓永财说，在“进入不难，做好很难”的机械制造业，做成功最关键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创新”，把创新当作使命，实实在在地把它落实在每天的工作中。 卓永财 上银科技（HIWIN）董事长
2 站上世界精密机械之巅的中国工业家——上银科技（HIWIN）董事长卓永财 代表高技术含量的滚珠丝杠，原本只在英美德日等先进国家才能量产。如今执其牛耳者，却是后来者中国台湾。以上银科技为先导型企业,以卓永财为领军人物的台湾精密科技及精密机械产业，历经20年完成了从一无所有到世界一流的跨越，成为世界机械产业东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23年前，上银科技还只是一个滚珠丝杠小厂，籍籍无名，再加上创始人卓永财董事长是从银行直接跳到制造业的，台湾业者几乎都不看好它。而更让业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非科班出身的卓永财，却目标远大,要在素有“工业的心脏”之称的机械工业领域做到世界第一。 不信任和嘲笑跟了卓永财和他的上银科技好几年，直到上银科技靠研发、靠国际资源的有效整合打开国际市场，不太自信的台湾业界才从旁观者变成卓永财的追随者。 如今，重排全球机械制造业座次的卓永财，引领旗下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两大产品跻身世界最前列，丝杠、导轨产品在几年后将是世界第一，产品销售规模可望达到600亿新台币，精密定位平台和冷轧丝杠市场份额如今也遥遥领先世界同行。为了在未来竞争焦点直线电机和工业机器人上也做到世界第一，卓永财预计从2016-2020年在台中5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投入1000亿新台币，建立新生产基地。 挑战世界第一，已经走过古稀的卓永财,雄心壮志依然不亚于当年。
王健林：AMC并购传奇 2010年至2014年，华尔街上演了一出最精彩的并购大戏：大连万达集团全面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王健林取代华尔街巨头成为AMC新东家，就此确立了万达在好莱坞的江湖地位。 时针倒转回2010年初，彼时王健林刚从国内一位银行界朋友那里得到可靠消息：美国和欧洲几个院线公司都在等待出售。对于一直希望能在海外院线收购方面大展拳脚的王健林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太及时。他立即派遣万达投资管理调查小组前往美国和欧洲展开调查。很快，一封关于美国和欧洲几家待售院线的尽调报告就被送到了王健林的办公桌上。他仔细看过尽调报告，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在AMC上，理由只有一个：规模大。 AMC是全美第二大院线，多位于大中城市核心地段，与万达院线的定位类似，且不是上市公司，非常有利于并购操作。但王健林面对的是杠杆收购江湖的一流玩家——阿波罗投资基金、摩根大通投资基金、贝恩资本、凯雷、光谱投资基金。2004年时，AMC就为这五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共同持有，且股份均等。被阿波罗等私募基金收购时，AMC已负债15.07亿美元，但这五家私募基金并没有压低负债率，反而是让AMC 不断发债将雪球滚大，以便将投入的资本金抽出。到2010年年中，AMC的负债增至18.9亿美元。经历了美国电影市场下滑、金融危机，以及管理层与投资机构的冲突之后，这家有80多年历史、在美国排名第二的院线公司，正滑向危险的边缘。 王健林决定亲自跟这些世界顶级交易对手谈判。作为曾经在部队里面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与一流玩家们的过招将成为此次并购战成败的关键——他要么失去一次绝佳的商机，要么一发破的成为战神。 2010年的一天上午，王健林飞往美国，敲开AMC的股东办公室大门。彼时，五家私募股权基金股东正在为AMC上市奔波。其实在与万达谈判之前，五家基金就已经将投入的资金收回，谈判期间基本是“零成本”持股，他们试图让AMC上市套现。这群华尔街金融家的胃口奇大无比，他们收购AMC，就是为了要卖掉它。而此时敲门的不速之客王健林，在他们眼中正是一只来自东方的肥物，自然不肯放过，一开口便要出15亿美元的股权并购价格，这其中还不包括AMC 18.9亿美元的负债。面对对手的狮子大开口，王健林早已做好了“拉锯战”的准备。他一反往常砍伐决断的习惯，以一个放贷员的谨慎和对风险的敬畏，用长达两年的时间与AMC的股东和管理层斡旋和交流。
1 他一出生，就头顶“汤家二少”的光环。他的母亲是“一代侠女”金马影后徐枫，父亲是“浦东开发第一人”汤君年，他所在的“汤臣集团”是最早一批投资内地地产的港资企业，20年深耕上海，与浦东情缘深重。 他的确有资本乐享度日，但却选择提早进入公司为父母分忧——18岁成为集团执行董事，23岁升任副主席。他陪“汤臣一品”走过最艰难的争议岁月；帮母亲构建“汤臣娱乐”的原始雏形；开创“家族式+经理人”的双重经营模式；与母兄带领集团第一次“走出”上海，“走进”天津。 除担任汤臣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外，他还是川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汤臣（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汤臣国际娱乐有限公司董事、百仁基金有限公司副主席。他总记得年幼时，在浦东跟随父母踏足的那片芦苇地。“那是梦开始的地方，我有责任，让梦想生生不息。”他说。 汤珈铖 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
要做第二代企业家 ——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汤珈铖 汤珈铖递过名片来的时候，除了唇角淡淡的微笑，没有太多言辞。他说，他愿意埋头做更多的事，直到有天，连狗仔队都没了捕风捉影的心情，娱乐版 上如果出现自己的名字，理由只有一个——帮助母亲建设汤臣娱乐公司。 “我希望别人介绍我时，那个形容词叫‘企业家’。”他说。 少帅当家 做擅长的事情，通常一开始就得 心应手。 进入汤臣集团那一年，汤珈铖17 岁。这是一个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应 该读书”的年龄，但自16岁起愈发 严重的忧郁症，使他看到一切和“学 校”有关的人或事都会莫名恐慌。医 生说，这种遗传性的病症需要长期治 疗，于是在父亲汤君年、母亲徐枫的 首肯下，汤珈铖放弃学业，花了两个 月时间周游世界，情绪渐渐平复。 既然不适合上学，那就提前上班 吧！汤君年的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 并不算牵强，想来自己也是在差不多的 年纪，与父兄开始在香港打拼，成立了 专营墙纸、窗帘、沙发布的科达公司。 2000年，汤珈铖在汤臣集团获得的第一个职位，是担任父亲 的私人助理。自工作伊始，所有的病都不药而愈。 他坦言，初入公司，并没有怀揣怎样的宏伟目标，只盼能沿 袭父亲专注的工作模式，减轻他的工作量。但事实上，效果远胜 于此。“大家都说，我和父亲的性格、思维方式很像，经常在同 一时间想同一件事，结论也是一样。所以由我经手处理的事情， 父亲几乎都非常满意，这是很大的成就感，我一下找到了人生的 乐趣，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愉快。”汤珈铖说。 2001年，年满18岁的汤珈铖，先后升任为集团内两大上市 公司——川河集团及汤臣集团的董事。那时，汤君年将大部分精 力投放到上海，两家公司的香港业务(包括财务管理)，基本由汤 珈铖全权处理。 账簿上的数字，让他真正开始体会父亲的用心良苦。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和“价值”完全沾不上边，到处 是齐腰高的芦苇，“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此言 不虚。尽管伴随着中央“开发浦东”的高层声音，但当汤君年真 华商韬略·李壮/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