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没有得到重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使得纯粹依靠家庭来保障老年人生活成为不可能。空巢家庭使得老年人与的依靠子女处于长期分离的状况，使其精神生活受到强烈的冲击。新型养老保障制度在老年人精神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这种精神上的失落不是单纯的物质上可以弥补的。解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的问题是“新农保”的一个重要挑战。
3.公平与效率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最难解决的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两个原则的关系已成为很多的政策方案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重视公平，国家加大对低收入农户投保的支持，那就意味着要增加一笔庞大的财政开支。国家财政开支的增加意味着其他方面如基础建设等方面财政开支的缩水，这又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使得效率下降。如果一味重视效率，则会使穷人处于困境，人们普遍感到不公平，影响社会稳定。公平与效率此消彼长，影响发展。
三、政策建议
1.改变基金增值的单一模式，从多方面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中基础基金可用于银行存款等风险较小的投资，而个人账户部分则可适当扩大其投资方式。例如股票和国外投资等。现今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有全国基金会去经营，应当扩大管理的主体，可以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来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还可加快“以土地换保障”方案的实施，这样可以为养老保险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2.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农村老人在经济方面的需求，更需考虑的是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与西方社会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责任这一传统不同，中国人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子女在父母年老时孝敬父母。对中国老人来说，无论从心理上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和习惯养老院式的生活，他们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而非单纯物质上的补足。所以新农保不应只重视收入调节机制，更要关注老年人精神上的需要和满足。
3.公平、效率同时兼顾。虽然公平与效率两者此消彼长，但同时它们也相辅相成，要努力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因为只有经济的发展，政府才会更有能力加强对贫困人群的帮扶投入，使贫富差距缩小；当人们有公平的感觉时，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去回报社会，从而促进效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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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问题的新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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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金花：女，汉族，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2007级本科生在读。（责任编辑晓风）
一、引言
农民工是作为特殊时期，特殊群体的一个身份的代名词。特殊时期是指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特殊群体是指在历史上任何国家
南京市农民工工伤保险调查报告—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胡福光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95）
摘要：“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政府头等急需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伴随着现实的“血和泪”。当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时有发生，工伤保险体系形同虚设。在调查数据基础上，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已经普及工伤保险的今天，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完善农民的工伤保险制度已是当务之急，政府应充分关注影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多重因素，加快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伤保险体系之中，为农民工提供方便、高质量的工伤保险服务。
关键字：农民工；工伤保险；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43（2010）2-23-5
和地区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1]在我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多，使得大量的农民加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因此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2]
农民工工伤保险是指农民工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职业性疾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死亡，在农民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国家和社会为农民工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以保证农民工或其遗属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3]从国家到地方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南京市作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城市之一，交通便利，吸引了近120万农民工来宁就业。[4]虽然根据《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宁劳社工[2006]18号）等相关文件，南京市已经把农民工纳入到工伤保险体系之中，但是由于一系列的主客观原因，大多数的农民工依然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因此在农民工遭受到工伤事故时，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个人的合理损失得不到补偿，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参保的因素，为相关部门履行职能，作出重要决策，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具有现实的意义。
目前，作为预防和补偿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社会保险项目——
—工伤保险对农民工群体的覆盖率较低。《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537万人。[5]农民工大部分在中小型民营企业工作，中小型企业在市场中竞争靠的就是低成本的优势，因此企业为了必要的生存和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就是尽可能地降低劳动成本，因此他们宁愿违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想方设法逃避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以降低劳动成本投入。同时大多数的企业不愿承认和农民工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是松散的，使得政府部门的监管极其困难，因此实际中农民工群体的工伤保险参保率更加低。同时，农民工本身存在着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缺乏。在挣钱的渴望之下，他们不去珍惜他们唯一的生产资料——
—自己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农民工对自己身体、生命的忽视，导致了雇主对他们的忽视。农民工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当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书面证据等原因很容易将他们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当侵害发生时，要么处处忍
让，不作丝毫的反抗；要么走极端，直接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但是，即使制度本身充满着缺陷，权利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而获得的。[6]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和基本信息
本文数据基于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2007届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工伤保险专题调研，劳动与社会保障2007届1班同学参加了此次问卷调查。有效问卷320份，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调查人群为南京市主城区（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农民工。调查地点为玄武区卫岗，后宰门街道，建邺区滨湖街道，白下区淮海路，苜蓿园，瑞金路街道，秦淮区夫子庙街道。问卷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情况，设计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内外因素（保障措施，健康检查，安全教育，不安全隐患，所处主要行业，受教育程度，年龄，月均收入，婚姻，性别），来分析多个元素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的影响程度。
表一显示了被调查者的户籍所在地。江苏籍的农民工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安徽籍，而且江苏籍的农民工大多数来自徐州、宿迁等经济远远落后于南京的苏北地区。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劳动力比较短缺。而相对于苏北地区比较落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苏北的农民工出于地域的优势，更加倾向于往南京市等苏南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安徽省紧邻江苏省，而且南京市到安徽省各地的铁路、公路纵横，交通发达，相比到浙江省的经济距离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因此，安徽籍的农民工占被调查人数的23.125%。(见表一)而且，表一中户籍地人数比例前九位按降序依次为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川，湖南，河北，浙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的距离是影响到农民工选择打工地的因素之一。
表一
数据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7届工伤保险专题调研。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业调查队200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流动就业以男性为主，占66%。在我们调查的320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的比例为53.125%，女性为46.875%，同样也说明男性农民工数量大于女性农民工的数量。（见表二）这个差别表明，从外来农民工进城的比例来看，女性少于男性，也就是男性相对于女性是更敢于拼搏的群体，他们更愿意接受进城的带来的较高收入和承担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这与史清华和张改清2003年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史清华、张改清，2003）。
年龄结构呈年轻化的趋势。40岁以下的人数占样本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处于青壮年（21~30岁）的比例是38.125%。20岁以下的样本比例为7.5%，51岁以上比例为9.375%，大致两者的比值为3:1。（见表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对青壮年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年老的农民工。农村的年轻人对土地的依恋程度大大降低，他们更加倾向于具有较高收入，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城市，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土地上。老年农民工可能出于生理机能的衰退和在城市的无依无靠的缘由，选择了回到农村。
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虽然我国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外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占样本数量的比例高达19.375%，初中的样本比例仅为42.5%。（见表二）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为8.125%。（见表二）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大多数的农民工在没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报酬，才能在城市中生存。
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数为已婚，已婚者的样本比例为63.75%。未婚者的比例为34.374%，两者的比例接近2:1的水平。（见表二）
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成集中趋势。人数比例占前五位的依次是（居民服务业）28.4375%，（住宿和餐饮业）24.375%，（批发和零售业）19.6875%，（建筑安装业）12.8125%，（其他行业）9.375%。该数据说明了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进入门槛不高、技术要求低的第三产业和建筑业。
相对于一些对就职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很少吸纳外地的农民工。交通运输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不到样本的1%。而且较低的文化素质也限制了农民工向高科技、高收入行业的流动。
整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低。南京市2009年的最低月工资为850元。可是850元以下的样本比例为9.375%，接近十分之一。2000元以上的样本比例为18.4375%，因此在调查中，75%以上的农民工的收入在850~2000元。（见表二）虽然收入水平受到样本主体的教育程度的影响，但是政策性的规定最低工资为850元，由数据中可以看出企业存在着非法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
生产活动中存在不安全隐患的样本比例不高。在生产活动中不存在不安全隐患的比例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比例超过2:1。
66.875%的农民工不存在不安全隐患。（见表二）出于此原因，为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倾向于逃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责任。
接受企业安全教育培训的样本比例为48.75%，略低于样本中不参加接受企业安全教育培训的样本比例。（见表二）数据说明了大多数企业忽视对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加大了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
接受企业的健康检查的比例较低。只有49.75%的农民工接受了企业的健康检查，50.25%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劳动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见表二）农民工较低的文化素质，而且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劳动力是其唯一的生产资料。因此健康的身体就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持续生存的保障，也是自己最大的一笔财富。忽视对农民工身体的检查，较低的企业的安全教育培训，大大增加了农民工遭受工伤事故或者职业病的风险。
农民工对企业的安全保障措施满意度的评价较高。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样本比例之和不到20%。（见表二）由于有较高的安全保障措施，降低了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和企业都不愿花费额外的成本去参加工伤保险。
表二
因此，我们假设以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婚姻状况，月收入，农民工所在的行业，企业的保障措施，健康检查次数，企业安全教育，工作中的不安全生产隐患为自变量，来考察影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原因。
本研究可在分析之前作出以下二组预设：
假设1：农民工的自身条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婚姻状况，月收入)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具有相关性；
假设2：农民工所在的行业，企业的保障措施，健康检查次数，企业安全教育，工作中的不安全生产隐患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具有相关性。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引进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等个体因素变量，引进保障措施,健康检查,安全教育,不安全隐患,所处主要行业等企业层面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考察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必要性的问题。
2.数据分析
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关系。Logistic回归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概率（Y=1|x1·x2·x3·x…x i）=exp(β0+β1X1·β2X·2β3X3……βi X i)/[1+exp(β0+β1X1·β·X·2β3X3……βi X i)]本次试验使用的是SPSS statistics17.0软件，试验数据输入软件后，运行结果如下图：
从表四中可以看出，模型的似然卡方比统计量为31.257，自由度为10，对应的回归系数（sig.）为0.01，小于既定的0.05。所以在给定的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有理由拒绝所有回归系数等于0的假设，说明此模型是显著的。
表四中的xi为研究的自变量，B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概率的对数的影响，具体到每个自变量回归系数的作用时，也可以通过对自变量的发生比率(数学表达式为Exp[B])的考察来确定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原发生比带来的变化。
通过以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为因变量，以引进10个自变量，来建立一个Logistic回归模型。其中对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影响大的是：不安全隐患（1.015），安全教育（0.596），健康检查（0.511），婚姻（-0.492），性别（0.305），其他因素的回归系数都不是很显著。
不安全隐患的回归系数为1.015，因此存在着生产安全隐患越多的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概率越大。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几率是在生产中几乎不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几率的2.761倍。企业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优势在于，当本企业的农民工发生安全事故或职业病时，不仅可以使职工获得医疗和经济的补偿，还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化解矛盾。如果企业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企业将直接承担农民工的医疗和经济的补偿，这对企业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额外开支，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可能会拒绝对发生工伤或者职业病的农民工给予补偿。农民工由于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不懂得用相关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会铤而走险，给自身，企业和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根据1995年11月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企业必须开展安全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倡导安全文化，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制度。因此普及基本的安全教育知识，是国家法规对企业的强制要求之一。（表四）数据显示安全教育的回归系数为0.596。因此，越是没有参加过企业的生产安全教育，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越低。《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新职工上岗前必须进行厂级、车间级、班组级的三级安全教育。三级安全教育时间不得少于40学时。但是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表二），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岗位知识，没有受过相应的安全技能培训教育，如果再加上企业逃避安全教育的职责，那么发生工伤保险的几率大大提高。
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存在相反的关系。婚姻的回归系数为-0.492。因此已经成家了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概率很低。我个人认为，对于已经建立了家庭的农民工来说，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工伤保险保障的角色。从经济上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工抵御工伤风险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单身的农民工个体。因此，他们对于企业的工伤保险
的要求不是很高，对于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相应的工伤保险费
的违法行径随意性很强，相关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性别参数也是影响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根据调查的样本数据输入模型后显示，女性参加工伤保险的数量少于男性参加保险的数量。男性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是女性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1.357倍。我个人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工伤保险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如妊娠期，可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企业因此拒绝跟未婚或已婚未生育的签订工伤合同。而且在调查中明显可以看出，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男性农民工。保护自己合法劳动的权益的意识淡薄，对于企业损害自己的违法行为不能有效的识别，并向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企业的违法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三、结论和建议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几乎都是城市居民无法忍受的“脏，乱，差”等相关职业，他们几乎包揽了城市最累最险的工作，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农民工付出巨大的劳动汗水的同时，由于相关工作环境的恶劣，对农民工的身体状况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层出不穷。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是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自身受到的教育水平，年龄，思想观念，婚姻，性别等或者是由于企业的安全教育和生产隐患，健康检查等因素。但是从调查中可以了解到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国家规定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直接面临工伤事故或者职业病的危害，而且当工伤事故或者职业病发生时，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经济补偿。因此，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民工自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作为社会的强势主体，政府和企业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不让农民工“又流血又流泪”。
（—）加强生产安全教育，普及生产安全知识。
政府要广泛宣传相关的劳动保护法律，普及农民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在本人的调查中问及是否参加工伤保险，很多企业的农民工都是一脸茫然，无从回答。因此需要负责该项工作的劳动保障部门在农民工群体中进行必要的广泛宣传，包括代表工人阶层的工会部门也有责任协助进行培训农民工工伤保险相关知识，使其与雇主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时知道要求其为自己办理工伤保险。[7]
提高企业方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意识。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完善安全管理网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民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企业管理者要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民工，安全防护用品发放应同其他工人一视同仁。要在民工中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常识的普及工作，增强民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工伤保险机构可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具备条件的中介机构合作，定期开展对农民工的安全生产培训，使他们掌握基本的工业防卫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工伤保险机构要提取一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用于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和科研工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取新的防护技术和设备，比如鼓励矿山改进生产技术工艺，采取更先进的防尘除尘材料和新设备，减少矿山粉尘污染。最终实现工伤预防——
—减少事故——
—减少工伤赔付——
—降低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率——
—工伤预防的良性循环。[8]
（二）加强政府对企业方的执法和监督的职能，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政府要强化监督执法职能，针对用人单位不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情况，开展专项定期执法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对于不整改者，给予重罚。同时，也可以利用民间维权组织的力量参与政府的执法监督。保证使用人单位做到应保尽保。[9]因此政府应该严格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企业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手续，确定责任人和收益人，强制用人单位为所有被雇佣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该不定时清查用人单位的工资总额和被雇佣的农民工数，并进行工伤保险的调查统计。对于不参保或少缴费的企业不仅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企业的违规成本就大大提高，企业主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自觉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0]
（三）在企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维权组织，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农民工可以在合法，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上，在企业工会的领导下，有效地团结组织起来，成立相关的维权组织，在保护农民工的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借助农民工工会的团体力量，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为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提供法律保障；监督企业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是否符合劳动安全卫生要求，是否具有量化控制指标等等。[11]
(四)企业工会发挥国家法律授予相关的职能，加强对企业损害农民工的权益的监督管理。
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认真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维权系统应根据农民工城市边缘群体特征来建立组织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组织身份监督企业生产，积极参与农民工侵权问题的解决；帮助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处理资方逃避责任所带来的工伤认定和伤残评级问题；帮助农民工启动维权程序，抗拒利益集团对劳动争议时效的利用、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利用等；通过聘请律师，调查取证，寻求法医鉴定，工伤医治，请求赔偿等等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面对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恶意诉讼或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行为；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工伤保险相
关政策咨询，协助经办机构进行工伤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尽可能地节省索赔成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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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福光：（1989-），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研究方向：住房保障，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晓风）
一、问题提出
中国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又称“农民工”，指的是“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群体[1]①，也是指“处于转移、流动中的经济人口”[2]②。自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农民自发进行继而于1979年初以后为中央政府正式认可与肯定③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获得急速增长。一方面，“农村新增资源被配置到原先受压抑的劳动密集部门”[4](P15)，使得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到1989年累计吸纳了9100余万农民转岗就业[5] (P448)；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宪法秩序”[6]
农村外出务工者参加
四项社会保险的现状与对策——
—基于浙、闽、津五市(区)1702个样本的问卷调查
梁雄军刘平青
（台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台州学院经贸管理学院317000）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要：中国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又称“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主要从事着“苦、脏、累、急、难、险”的工作。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现已成为制约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同时，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严重缺失，已经明显影响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并间接引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外部经济失衡”。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福建省和天津市所辖五个市（区）1702名农村外出务工者的问卷调查，在应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统计描述样本总体情况和参加社会保险现状，就农民工参保意愿展开分群差异性比较，对相关社会保险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主要对策建议：各级政府宜切实承担起加快农民工社保制度体系建设的责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工作执法督查力度；各类民营经济组织要切实承担社保建设的制度成本，将员工的社会保险事务办理到位。
关键词：农村外出务工者；社会保险；现状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43（2010）2-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