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类型
指导老师：潘大春学员：袁启凤
摘要：张爱玲是独特的，她的作品是独特的，她笔下的女性更是独特的。她擅长写女性，
女性是其作品关注的焦点。她以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通过塑造心灵蒙蔽的顺从者、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和独立意识的抗争者、戴着黄金枷锁的复仇者四类女性形象，向女性精神世界进行挖掘，展示了她们的痛苦、抗争以及灵魂裂变，也渗透了张爱玲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形象类型
张爱玲是40年代初在上海崛起的一位著名女作家。官宦世家，高门望族。她就是见证繁华辉煌，体验家道中落的亲历者。“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人觉得被时代抛弃了，必然感到惊恐，时代在影子似的往下沉，人必然会滋生飘忽虚无感。①作者传奇的身世，坎坷的人生经历，特定的历史条件，加上文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她把女性化的眼光堂皇地介绍进文学世界。她在新旧中国的阴阳边界上，在新旧中国混影的屏幕背景上为我们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②
一、心灵蒙蔽的顺从者
“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亲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张爱玲对这一类形象的塑造，在她的小说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和曹七巧的两个媳妇;《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孟烟鹂；《花凋》中的川嫦等。
姜长安是一个被封建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典型，小说通过两次“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描写出长安无我的、顺从地受人摆布的形象。她为了维护可怜的自尊而不断的顺从。姜长安在学校丢了枕套、褥单，她母亲“暴跳如雷”、到学校“兴师问罪”。长安第一次以“美丽
而苍凉的手势”牺牲了她读书的机会。她为了顺从母亲的意志，在曹七巧变态的管制下，自然爱情也不会幸福。她在三十岁终于开出了爱情之花，而这也是“她的最初和最爱”。但曹七巧的变态心理使她看不得任何人幸福，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在几经破坏之下，使长安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情，使其成为又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是作为“白玫瑰”，即“贞节的妻子”出现的，她“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相对于佟振保那个辛辣刺激的混血情妇王娇蕊，孟烟鹂淡得如一碗摊凉了的白开水，单调乏味。佟振保不爱她，她只是填补他内心空虚的暂代品。但孟烟鹂爱佟振保，尽管丈夫对她漠视厌弃，她却习惯以他为荣，处处做小伏低讨他欢心。卑弱的女奴意识，令孟烟鹂在婚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她在佟家没有朋友，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底气的不足再加上天生的怯懦，孟烟鹂成为这场无爱的婚姻中的牺牲品：“他在外面嫖，烟鹂绝对不疑心到。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庭，家庭几乎是她们的唯一舞台，她们扮演的只不过是仆役的角色。在家是父亲的仆役，出嫁后是丈夫一家的仆役。丈夫的好恶直接决定着妻妾的命运，决定着她们的物质享受、身份地位等等。这是女人千百年来的悲哀。“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③
《花凋》中的郑川嫦是个美丽安静但并不聪明的女孩，“是没点灯的灯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郑川嫦不受宠，在弱肉强食的家庭小社会中，在剧烈的生活竞争中，她卑弱得近乎虚无地存在着。好不容易熬到几个绝色姊妹们都出嫁了，郑川嫦终于碰到“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她为了他的“有点底子”而爱上了他。而当这一生愿望眼见就要实现时，郑川嫦病倒了。病魔的到来，让她仅有的一点希望变成泡影。在独自面对病魔、面对死神的无奈中，未婚夫“脸上毫无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悦”，两年后便另结新欢。父母各自打着钱的小算盘而不愿花钱为她买药，“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她成了整个家庭的拖累。这世界上“各种愉快”“许多可爱的东西”都与她无关了，“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郑川嫦感到了生命的幻灭，这生命的幻灭不仅来自逃不脱的疾病和死亡的阴影，更来自亲人的冷酷和自私……
她们是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无目的的顺从地受人摆布。她们对幸福的得失不那么强烈。虽然她们也有不满和反抗，但顺从多于反抗，而且反抗受到压制后就不再努力，尽往陷坑里沉，毫无知觉，也不想有知觉。张爱玲把女性的卑琐命运归罪于女性自
身，用这类顺从者悲惨的命运来揭示女性悲剧的内在原因，诉说着她对社会顺从者的强烈不满。
二、自我意识的反抗者
张爱玲丰富的生活经历，显赫的家庭背景，国家、民族、家庭的兴衰变换的时代背景潜意识地激活了她的创作灵感。“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骨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④张爱玲塑造的有较强自我意识的女性，相对于其他女性形象而言，是以反抗者得形象出现的。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
白流苏不是一个甘心受压迫的人，她以实际的行动反抗家人所谓的“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等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她第一次香港之行是一次反叛之旅，是对封建道德的一次反叛。她拒绝了旧派家庭为她安排的守寡生涯，冒险去猎取众人眼中之物-——范柳原。她冲破了封建遗老家庭的束缚，但范柳原游戏的态度令她陷入两难境地。她不能以名门淑女的身份接受一个情妇的地位，第一次的反叛之旅终遭失败。白流苏为了维持身价，回到自己的家。白公馆里等待她的自然是更冷淡的面孔和更难堪的舆论。流言蜚语让她无容身之地，她与她的家庭彻底地恩断义绝了。范柳原发来电报叫她回去，白流苏受着家庭的压力，不得不走上一条做情妇的路。白流苏的反抗是对封建家庭的挑战，但在那个社会她的反抗显得苍白无力。幸运的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正式成了范柳原的妻子，由婚姻的保障进而得到经济上的安全。作者如此细腻的文笔，基于她的生活经历，是作者自己的影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个有上进心，也想“行得正，立得正”的少女。她轻信“虎毒不食子”，以为跟着姑妈不仅能完成学业，还能遇到“白马王子”。为此她不惜串通母亲，联合起来欺瞒她父亲。等她有所醒悟，已是身陷其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豪华、体面、流线型的大洋房里的“家”，貌似高雅、温柔之乡，却是食人的魔窟，骨子里透出森森鬼气。“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而薇龙则自比是《聊斋》中的书生，“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为了求得“饮食”的生存，薇龙被她那荒淫无耻的姑妈作为“男女”调情的色饵，推上情欲的角力场，终于跌入堕落的深渊。⑤“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张爱玲用平静的笔触写出了葛薇龙由反抗到堕落这一过程中内心的体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自觉与无奈。张爱玲的立意不在
平面的道德谴责，亦不是对男人世界的理性批判，而是刻意表现洋场文化怎样使古中国的传统贞女变了节，一个女子怎样受了诱惑而自甘堕落，具有浓厚的文化剖析意味。⑥通过它来审查人性的弱点。葛微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是作者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探求。
这一类人物，她们虽然有反抗意识，但是依然没有摆脱女性的依赖意识，她们依旧没有走出传统女性的弱者怪圈，仍是萎缩、卑弱的，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只停留在形式上做些反抗，就不可能完全摆脱与传统女性相同的古老身份和女奴命运。
三、独立意识的抗争者
这一类形象与那些有着自私、虚荣，有着俗世小小缺点和小小悲观的女性群像有着很大差别，明显带着鲜明的“走进新时代”的味道。如《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和《多少恨》里的虞家茵。尽管她们拼命抗争，尽管她们毫无过错，一切却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新女性，有知识，温柔而坚强，对家人有责任心，对姐姐的经历同情理解。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子，只想靠自己的能力支撑整个家庭，养活一家老小，等家计稍好之后与沈世钧结婚，平淡安稳的过一生。但一切并未能如愿。这个善良、勤恳、与人为善的好人，最后除了抢回自己的亲生儿子外，一无所获。她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反而遭到天“谴”：被姐姐算计，被姐夫强暴，被姐姐姐夫联手幽禁以致怀孕生子……这些近乎荒唐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离奇的发生在曼桢的身上，可以说，她的悲剧主要是由她的姐姐造成的，而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她的亲生母亲。曼桢经历坎坷，与世钧一生相爱却难以结合，同情理解姐姐，却被姐姐设计陷害，为照顾儿子出于无奈嫁于恨之入骨的祝鸿才……作者写曼桢一步步走向泥坑、一错再错的原因：“她究竟是涉世未深，她不知道往往越是残暴的人越是怯懦，越是在得志的时候横行不法的人，越是经不起一点挫折，立刻就矮了一截子，露出一副可怜相。”正是因为善良和软弱使她越陷越深。⑦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坚强乐观、心中有爱的女子，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多少恨》里的虞家茵比顾曼桢要幸运的多，她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同样对爱情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充满着憧憬和向往。因为家庭贫困，无钱求学，不得不出来找事做。经朋友介绍到某工厂厂主夏宗豫家当了家庭教师。在相处中与夏宗豫相知并相爱了。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家茵的父亲，一个“抛妻弃女”的厚颜无耻之徒。年轻
时没有尽半点父亲的责任，老了却处处以父亲自居，把女儿当成摇钱树。家茵和宗豫相恋，他更认为找到了依靠，不时以未来岳父的身份来找宗豫。家茵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更为了道义上的理由——她不想让夏太太像她母亲一样，更不想让小蛮成为第二个虞家茵。几经反复之后，决定舍弃情缘，远走高飞。家茵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抗争者，但她的抗争最终却是以牺牲爱情和幸福为代价。
四、戴着黄金枷锁的复仇者
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里，女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男人实现的，她们的主要心思在男性身上，取悦于男性是她们价值确证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隐含着中国的一句古话——同行生嫉妒。⑧张爱玲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她不过是个可怜的人。”⑨这一类女性主要有《半生缘》里的顾曼璐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她们被金钱侵蚀毒害，成为金钱的奴隶，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望和复仇愿望。
曼璐原是个善良、纯洁的女孩，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不惜牺牲自己。为了不拖累所爱的人，宁愿自己被误解。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孝顺、有良心的人会亲手把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妹妹推进火坑。其内心的扭曲、阴暗让人恐怖。为了讨好、笼络祝鸿才，不惜将自己的亲妹妹送入虎口，将其囚禁，直至小孩出生。以为“有个孩子就好了。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还最好是她妹妹，一来是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到底是自己的妹妹，容易控制些。”想到这，“她不禁微笑。她的微笑里是稍微带着点狞笑的意味的。”当然，她起初为了独立支撑起养活全家老小的重担，年纪轻轻去做舞女，出卖自己，无疑是被环境所迫。但是，在这种环境的浸染之下，她身体和心理上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欲望和恶的东西页一一浮现。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做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描写了曼璐由善良堕落为一个丧尽天良的复仇者的心路历程，批判了旧中国女性自甘为奴的奴性心理，有力地抨击了旧封建礼教思想对人的毒害。
曹七巧本是一个天真泼辣、充满青春活力，对爱情有着强烈梦想的女孩。兄嫂为了省一笔嫁妆，更为了攀高枝，将七巧嫁入姜家，给一个害有骨痨的二少爷做“奶奶”。七巧
的爱情梦从此破灭。她虽然恨她兄嫂，但在封建礼教下，曹七巧只能面对现实。由于出身低微，在姜家，她千方百计地讨好别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却没有丝毫动摇。在这个封建的大家庭中，没有人看得起她，把她当贼防着。为了在这个大家庭中生存下去，她必须和旧封建礼教抗争。曹七巧在奢华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下，精神生活的空虚使其寂寞难耐，以致道德沦丧。七巧的丈夫根本满足不了她，“连我也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小叔子姜季泽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然而，姜季泽虽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他却更愿意花钱在外逍遥快活，而不愿意在家里惹麻烦。七巧正常的性欲无法得到满足，精神无所寄托，这使她感到苦闷。好不容易熬到婆死夫亡，分到了一份虽不公平，但却是她用青春、爱情为代价换来的财产。曹七巧深受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毒害，为了保住这卖身的黄金，曹七巧宁可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也要赶走她所爱的小叔子姜季泽，更可怕的是她变态到要扼杀人性的起码的欲望和一切美满的姻缘。她亲手戕害了自己的媳妇，又让儿子收房的小妾吞生鸦片死去。曹七巧没有觉醒，有的只是彷徨以及变态心理和对旧社会诸多不解和迷茫。对女儿的摧残，是她对这个旧社会制度进行疯狂报复的又一种方式。在她扼杀自己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人的希望。因她的脚是缠过的，就把十三岁的长安的脚也裹了起来；在长安的学校因小事而大吵大闹；千方百计阻止女儿的恋爱。更恶毒的是设圈套，在童世舫面前诽谤自己的女儿，断送了女儿长安的婚事，让这朵少女之花养在家中枯萎。这种病态的复仇，读来令人颤栗。曹七巧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却又导演了儿女不幸的婚姻，她的畸形性格与遭遇使她堕落到万劫不复之境。曹七巧是个悲剧人物，其悲剧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曹七巧的报复行为是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对其生存困境极端叛逆的反抗，是女性压抑和反压抑的典型，是压抑和反抗的变调。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旧中国都市的女奴群像。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我们在阅读她的作品时不难看出她习惯于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心灵蒙蔽的顺从者、自我意识的反抗者、还是独立意识的抗争者、抑或是戴着黄金枷锁的复仇者，无一例外能逃脱悲剧的命运。这虽然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新旧交错的环境，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现代化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是传统的。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反映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固存下来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11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独立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
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他们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脚下。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张爱玲寻求的正是女奴时代谢幕以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对过往深深否定的方式表达着她对明天深深地渴望。12
注释：
①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193页。
②任茹文、王艳：《美丽与苍凉——张爱玲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③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123页。
④任茹文、王艳：《美丽与苍凉——张爱玲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24页。
⑤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第450页。
⑥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第57页。
⑦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第169页。
⑧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第126页。
⑨任茹文、王艳：《美丽与苍凉——张爱玲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7页。
⑩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117页。
11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71页。
12任茹文、王艳：《美丽与苍凉——张爱玲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任茹文、王艳：《美丽与苍凉——张爱玲画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2、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3、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4、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
5、刘川鄂：《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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